社区就业理论政策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因此，高校不仅要在教育理念上进行更新，而且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低碳行为。培育低碳消费理念、培养环境居民和社区居民、绿色化就业、创建绿色大学，是低碳经济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区就业理论政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区就业理论政策研究论文 篇1：

再就业视角下的社区就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失业和下岗问题日益严重。从2003年起，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0%以上，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在800万以上。但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是把那些到就业服务机构求职登记的无工作人员纳入统计范围，没有去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失业人员则被排除在外。因此，“城镇失业率”反应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肯定低估真实的失业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地方统计局合作于2001年在全国5大城市福州、上海、沈阳、武汉和西安进行了劳动力抽样调查，并在2002年又进行了一次专门的失业率调查。按照国际上关于就业和失业的定义，2002年末，5城市的总体失业率为14.3%；武汉失业率最高达22.3%，沈阳失业率为17.6%，西安失业率为16.5%，福州失业率为12.3%，上海失业率最低，但也达到8.9%。” 一旦失业率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这是一个为事实所证明的结论。例如，在1994年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就由于失业率达到了10.4%（非官方的估计数字为13%左右）而发生过多次的罢工和抗议行为。失业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失业再就业问题必将是一个长期的显性社会问题。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个人的生存、发展以及家庭生活的质量，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而作为解决严重失业问题的一种可行途径，以社区为基础、以灵活性为主要特征的社区就业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逐步发展起来。

一、社区就业：概念性的框架

社区就业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欧美国家不同的时间内社区就业的侧重点不同，先后产生了三种对“社区就业”的不同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凡是在地域范围内的就业均可以称为社区就业，这也是最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进入60年代，欧美国家逐步从贫困的角度来审视社区就业，按照劳动经济学中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将其定义为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的劳动市场就业。70年代后，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认为社区就业是那些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支持服务。

国内学者对于社区概念的界定也有着各自的看法。代表性的有：

（1）杨宜勇指出，社区就业是不同于政府就业和传统单位就业的一种就业方式。社区就业把扩大就业与社区服务结合起来,依托社区阵地,发动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化服务,向社区要岗位,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和方便。服务社区和社区服务的组织由劳动者自发或者自愿组成是社区就业的两个必备特征（杨宜勇,2002）。

（2）张卫认为社区就业是指以街道、社区居委会为依托,把就业与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发动和组织下岗、失业人员以个人或组织起来的方式,向社区要岗位的一种就业形式（张卫，2002）。

（3）岳健能和房尚文从社区就业的目标、目的、物质和劳动力来源等方面来解释社区部门的就业。指出，中国的城市社区就业，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劳动力来源，以服务社区建设为主要目标，利用社区自身的资源优势，为社区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消费而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依托基层社区组织而实现的就业。(岳健能、房尚文，2002)

（4）刘继同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劳动部门形成了社区就业的四种截然不同的界定取向。分别是：妥善安置分流破产企业职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和确保基本生活的界定取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社区服务经济，多渠道、多形式开发社区就业岗位的界定取向；深化社区体制改革，强化社区管理和发展社区服务，全面推进社区建设的界定取向；积极开发社区岗位，促进各类劣势群体再就业和将就业服务向社区延伸的界定取向。他认为这些界定取向并无明显的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它们并存共生，相互交织。（刘继同，2004）

（5）任远从行政层级、服务对象、就业组织、管理主体、就业者主体、服务内容等多个角度对我国的社区就业进行了界定。他认为：a.从行政层级上看，社区就业是街道或居民委员会直接解决的，在社区层面上运行的就业活动；b.从服务对象看，社区就业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生活服务和社区内其他实体提供辅助服务的经济活动；c.从就业组织看，社区就业中存在政府的管理和调节，但不是各级政府直接管理和直接提供的就业，而是个人、团体及各种社会经济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运行的经济服务。d.从管理主体看，社区就业主要是一种非正规部门就业，涉及城建、卫生、公安、工商、税务、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多部门的综合管理；e.从就业者主体看，社区就业不仅包括本地失业下岗劳动者，同时包括外来人口，社区创业者，老年退休人口和各种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队伍；f.从服务内容看，社区就业主要包括便民利民服务、社区家居服务、社区公益服务和社区管理服务四类(任远，2005)。

由于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在我国，社区就业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范畴，其内涵和边界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尽管如此，学术界还是就有关社区就业的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社区就业是一种积极的就业形态，它在解决失业和扩大就业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社区就业必须依托于社区，向社区要岗位。社区就业的发展是对“回归社区”、“依托社区”理念的最好诠释。笔者认为，任远给出的社区就业的概念是综合而全面的。他从多个角度对社区就业进行解析，很好地诠释了社区就业“综合性、灵活性、福利性与盈利性相统一”的特性，有助于人们更好的把握社区就业的内涵和特点，形成有关社区就业的概念性的框架。

二、社区就业：功能的分析

社区就业的兴起与发展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和社区的发展需要 共同推动的结果。作为一种积极的就业形态，社区就业既弥补了现有劳动力市场的种种不足，使劳动力市场更加富有弹性，创造出多层次的劳动需求，同时又满足了社会转型、城市、社区和人的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社区就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业功能

从服务内容上看，社区就业包含社区内的保安、保绿、保洁，各种维修服务、生活用品销售、餐饮服务等社区性服务；也包括社区内的流动摊贩、自我雇佣以及个体和家庭型经营等等。这些活动涉及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一定意义上讲，社区服务业是一种供给性的消费。完善的供给可以推动更大的消费需求。因此，随着社区服务业发展的不断完善，社区就业将会表现出巨大的就业吸纳能力。这已经得到了有关调查数据的支持。2001年，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和联合国开发署进行的四城市再就业调查指出，在测算8种主要的社区就业服务项目的情况下，全国32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43个人口在50-100万的大城市，可提供的社区就业岗位至少在1500万个以上。复旦课题组2003年的调查则从支付能力的需求角度推算出全国城市当前实际存在的社区就业岗位为1080万个。

从社区就业的特征来看，社区就业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就业的特征，如，需要投资少、起步门槛低、技术含量不高等等。可见，对处于“就业难”窘境中的年龄偏大、传统技能单一、文化水平不高的失业人群来说，社区就业是一种理想的可行的就业途径。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也指出，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看，就业岗位的主要增长点是第三产业，重点在社区服务业。社区服务业的发展为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推动再就业的主攻方向应放在发展社区服务业上。

（二）稳定功能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垂直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统包一切，单位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功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单位制逐渐解体，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能逐渐被剥离出来并回归社会。笔者在进行“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及再就业状况调查” 的问卷调查过程中发现，下岗失业人员虽已不再认为下岗失业意味着天塌地陷，甚至已经对下岗失业麻木，觉得再正常不过、无所谓，但是他们对于现实往往会流露出种种不适和不满，并且相对剥离感严重。其中有64%的调查者认为其失业是因为单位客观原因，51.2%的调查者觉得与失业前相比，其失业后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是体制的受害者，失业并不是出于自身能力的不足。没有工作，缺乏收入来源的失业人群给社区带入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如何吸收、消化、安置因“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原因被“整体”排斥到社会中的失业人员，便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社区就业恰恰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途径。在社区就业不仅可以增加失业人群的收入，改善其生活条件，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交流、沟通机会，有助于其自身心理的调节、减少相对剥离感。与单纯的“输血性”救助相比，社区就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稳定。社区就业实际上充当了社会的“安全阀”。

（三）社会化功能

对于失业人群来说，失业给他们带来了经济、社会关系、社会资源以及文化上的贫乏[14]。长期的经济上的贫困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始终徘徊在低层次上。他们处于被排斥或自我排斥的状态之中，与主流社会脱离，与所居住的社区隔绝，单纯的以家庭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意味着与社会或他人交流机会的减少，也妨害了他们获得就业的信息和机会，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实现再就业的可能性。社区就业可以成为失业人群融入社区的入口，帮助他们更多的参与各项公共事务，增强其与社区成员的沟通能力。另外，社区就业能够在帮助他们获得稳定的低收入的同时，使他们通过对社区事务的参与，重建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重获生活的信心，完成了心理状态的重塑。然后，进一步通过社区就业过程中的各种培训活动，更新自我观念，获得市场需要的技能，全面的提高了自己的素质，完成再社会化。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179

[2]张树华.私有化：是福？是祸？——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41

[3] 刘继同. 就业福利：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J].欧洲研究，2002（5）

[4] 杨宜勇.中国城市就业的新空间——21世纪中国社区就业的前景、瓶颈及对策[J].江海学刊，2002(2)

[5] 张卫. 21世纪初我国弱势群体社区就业战略对策研究[J].学海，2002（5）

[6]岳健能、房尚文.城市社区就业：背景、问题与对策[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2（4）

[7]刘继同.中国社区就业概念界定与现代就业政策框架[J].云南社会科学，2004（4）

[8][11] 任远、陈琰.社区发育与社区就业：影响社区就业的因素及社会政策的研究[J].复旦学报，2005（2）

[9][10]杨宜勇.我国社区就业发展状况调查[J].经济学家，2001（3）

[12]张左已.以创新精神推动社区就业事业[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6）

[13] 童星、陈新颜.现代社会的“安全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升社区服务功能[J].南京社会科学，2001（S1）

[14] 杨团.社区公共服务社：消除边缘性的社会政策研究与应用[J].江苏社会科学，2002

作者：路　遥

社区就业理论政策研究论文 篇2：

低碳经济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摘    要：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因此，高校不仅要在教育理念上进行更新，而且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低碳行为。培育低碳消费理念、培养环境居民和社区居民、绿色化就业、创建绿色大学，是低碳经济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低碳经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课题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而低碳经济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那么，在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高等教育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如何树立低碳消费理念？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大学生如何养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消费行为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如何培养环境居民和社区居民理念？作为社区的成员，无论在宿舍、校园，还是毕业后的居住区，大学生作为社区的居民享有社区自治的权利，同时负有关注和参与社区发展的义务。通过社区居民理念的培养，大学生成为社区的一分子，把社区作为自己的家园，关注社区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并积极参与社区的建设，这是气候变化约束条件下亟待解决的课题。三是经济方式的转变对大学生就业会不会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大学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高校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低碳消费理念的培育

社会个体的消费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社会行为？我们往往看到消费是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个人的消费是基于自己的收入水平、消费偏好、产品价格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综合选择。个人消费什么产品、消费多少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并且，个人消费自己偏好的产品对其他人并没有产生负性的外部影响。这种理念和行为方式是经典消费者行为经济理论的基础。但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个人的消费行为和偏好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具有社会意义，具有鲜明的外部性。这种个人消费行为的社会意义源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公共产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个人消费产品的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经济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正是这些无数社会个体排放的温室气体的积聚，导致全球气温的提高和气候变化的加剧，给社会成员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和生命健康的损害。

对于大学生来说，低碳消费的理念和行为的培养尤为重要。因为大学生在正处于心智可塑阶段，低碳消费理念的教育可以加强大学生对气候变化和碳约束的关注，进而加强对理性消费行为的理解，并将低碳消费的理念贯穿到大学生自己的日常行为中。低碳经济要求人们转变对“现代化生活方式”含义的片面理解，越盖越高的摩天大楼、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越来越高能耗的能源消费不是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对高耗能、高排放生活方式的依赖不仅会引发身体疾病，而且会导致精神活动的空虚和孤独。

具体而言，低碳消费的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者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理，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社会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应当注意的是，低碳消费理念和行为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自觉地、有意识地培养。

二、环境居民和社区居民的培养

环境居民和社区居民的理念是指居住在特定区域内的社会成员是该社区内不可分割的一分子，承担保护社区环境的义务，积极地参与当地社区的环境保护，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可持续性。大学生生活在相对集中化的社区内，有的高校已经开始探索社区学院的培养机制。在集中化的大学宿舍区内，大学生通过自治性组织积极行动起来，把宿舍区看着自己的家，这样才能有意识地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在环境居民和社区居民理念下，应当扩大吸收大学生的自愿性参与，培养大学生的环境居民意识。

对大学生居民和社区居民理念培养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后勤管理社会化服务。有的高校宿舍管理和教室卫生清洁服务已经由专门的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经营，环境卫生服务已经商业化。这种社会化的服务虽然方便了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但是不利于学生行为的培养。在社会化服务体制下，学生极易形成依赖心理，学生的自觉性没有得到积极调动。在无约束的环境下，学生会在无形中养成懒散、追求奢侈等不良的行为习惯。

尽管学生的居住社区会发生变化，但是良好的行为习惯就是在社区居民的培养下逐渐养成的。这种大学生环境居民和社区居民意识和行为的养成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学生宿舍区和学习区的环境保护中，如何处理好学生的志愿活动和高校后勤社会化服务的关系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之处，实则涉及高校管理的基本理念和体制。

三、就业的绿色化

《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不是我们从父辈那承来的，而是从子孙后代那里借用。这个论断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破坏的严峻性。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改变人类的消费行为和生产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大学生最现实的挑战就是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我们可以看一组数字。2009年2月和6月，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制定了《美国复兴与投资法案》和《美国清洁与能源法案》。根据美国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投资清洁能源的经济利益》的研究报告，这些投资每年将会增加25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也会导致近80万传统能源领域的失业，但每年可净增就业岗位近170万个，即绿色就业岗位。

从上述数字的变化可以看出，气候变化的解决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大学生就业方向和职位选择有重大影响。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定义，绿色工作指那些可以减少企业和经济部门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又符合“体面劳动”标准的工作。作为一个庞大人口而生态环境脆弱的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非常敏感，全球变暖同时威胁到国家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就业战略提供了双赢的解决方案，以实现经济增长、创造工作岗位、就业保障和保护环境的宏伟目标。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实现劳动力市场的积极转型。

那么，如何扩大绿色就业岗位呢？这需要高校、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一系列的条件。就高校而言，应当对大学生职业规划进行及时指导，以及绿色就业的技术教育和培训。在专业课和公共选修课程中增加绿色就业的内容。重要的是，大学还会积极地与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进行沟通和合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我国高校而言，应当积极与国际劳工组织进行战略合作。至目前，国际劳工组织已经与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的政策研究和实践项目。同时，国际劳工组织还提供了一些培训课程，我国大学应当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对企业而言，企业应当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积极地进行技术化改造，扩大绿色就业机会。政府出台优惠的政策，鼓励社会成员从事绿色职业，并对特定的环保行业和岗位提供政府补贴资助。

四、绿色大学的实践

绿色大学一词在国际间的共同意义是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为愿景的各类活动，代表了高等教育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应负的重要责任。我国的部分高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了绿色大学的建设，在绿色教育、绿色科技和绿色校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绿色教育、绿色科技和绿色校园的有机结合，不仅有效地实现了生态理念塑造和行为培养的结合，而且有机地实现了生态环境和生态主体的结合。尤其是每一位学生对绿色校园的亲历参与，对生态理念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锻炼机会，将永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观念融入大学教育中，充分发挥大学教育的功能。

为了促进绿色大学的发展，有的高校内部设立了独立的机构负责绿色大学的建设和实施。如清华大学设立了绿色大学建设领导小组和绿色大学办公室，专门负责绿色大学的实施机制。为了更好地吸引外部智力因素和专家力量，清华大学还设立了专家委员会。在其他高校，也存在类似的机构设置。另外，绿色大学建设的实施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对学生低碳行为的培养，一些学生自治性的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自治性学生社团的辐射作用在校园生态氛围的塑造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自治性社团积极开拓校外的合作，建立了形式多样的绿色学生社团联盟，不仅扩大了其在校园的影响力，而且在社团之间相互交流经验和技术信息，提高社团组织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李元.“低碳经济时代”的挑战与未来思考模式的变革——哥本哈根会议的绿色革命[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62.

[2]陈柳钦.低碳消费一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5-20.

作者：黄平

社区就业理论政策研究论文 篇3：

钟摆式发展：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及其影响因素

摘 要：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规模出发，提出社工钟摆式发展观点，并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数据考察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无论是总量还是每万人拥有社会工作者人数均有所下降，凸显社区社会工作者人数的钟摆式发展效应。进一步采用泊松分布统计分析可知：一是社会工作者发展地区不均衡性有所缓解；二是社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数量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具有显著正效应，社区经济结构也会影响社区社会工作者专职人数；三是社区主任的任职时间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具有正效应；四是社区治安恶化提高了对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需求。据此，建议加大对发展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提高现有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质量；增设社会工作岗位；提高社区管理者对社区专职社会工作的认识。

关键词：钟摆；社区；社会工作者；人数；CLDS

■ 基金课题：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的评价与比较研究：政府购买模式的视角”（2018WTSCX151）；东莞理工学院青年创新团队项目“大数据与公共政策研究团队”（TDQN2019014）；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政校行企合作项目“东莞市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及评估”（政201724）。

一、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社工从业人数规模是反映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发展的重要指标。从宏观层面来看，自2006年中央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宏伟蓝图以来，社工发展形成燎原之势，迅速从东部席卷中西部，社工人数持续增加，2016年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长到70多万人，①“十二五”期间全国平均每年培训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达 30万人次。②2017年全国事业单位、城乡社区及其他相关组织已开发社会工作岗位超过20万个。③从微观层面来看，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社工则在社会治理中被寄予厚望，社区理所当然成为社工从业人员开展服务的落脚点，社区范围所及，便是社工服務所达之处。社工与社区的关系已成鱼水之情，越来越多的地区将社工进驻社区视为社会服务的指标，如2016年民政部等印发的《全国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提出每个城乡社区至少配备1名社区社会工作者，2018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办法》要求确保每个社区（村）至少有1名定点联系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浙江台州明确要求每个社区将配备6至12名专职社工，④长沙为每个社区（村）配备物业专职社工。⑤上述发展态势无不显示社会工作发展的“春天”俨然已经到来。从社区专职社工人数出发有助于考察社区对于社工的专业吸纳，一是专职社工人数规模反映出社区与社工关系的变化，社区中专职社工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工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背景下，社区的专职社工人数越多，则意味着资源的投入在增加。二是在数字化管理的背景下，评价社工的人数有利于评价社区的专业力量，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重点从社区层面探讨社区专职社工从业人数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大规模的村居调查问卷研究社区专职社工人数近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社区在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社区成为吸纳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场所，本研究以“社区社会工作者人数”作为关键因素考察社区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关系。社区是指具有地域性的利益共同体。社区既在解决贫困、犯罪、边缘群体、社会福利等方面扮演增强社会公平的角色，[1]也是一种公共联系的纽带。对于社会工作者服务而言，社区是社会工作者开展服务的落脚点，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的人数集中体现了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水平。同时，社区意味着一种结构，而社区服务的开展是否受到社区结构的影响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现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梳理相关文献。

一是从社会工作与社区的关系来看，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只有通过渗透到社区方能不断推动社区服务专业化，从社会工作的岗位分布来看，广泛分布在民政、劳动、卫生、司法等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数量多于其他部门岗位社会工作者而呈现出不均衡性，[2]对此，研究者围绕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的角色与定位已展开广泛讨论，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工作者的伙伴关系角色体现为社会工作者要与政府合作解决困难群体生活方面的问题。[3]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社会工作者能否被吸纳到社区治理过程中受到社区权力关系的限制，[4]在实践方面，从近年来自上而下推动的“三社联动”来看，“社区”作为关键要素重塑了地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格局，[5]这意味着社会工作与社区在相互影响，特别是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开展服务从始至终都离不开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的接纳，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工作人员合作能决定专业社会工作嵌入的程度。[6]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来看，社会工作扎根社区，与社区居民共同解决生计、生活与生态问题本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7]纵览社会工作者的发展与服务实践，不难发现社会工作者与社区的关系不论如何变化，社会工作唯有下沉到社区方能施展拳脚。正如部分学者所强调的“社区应成为社会工作有效实践的核心元素”，[8]社会工作嵌入社区是社会工作者发展的必然之路，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社区的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可能存在差异，从社区的结构出发有助于部分回答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成因。

二是从社会工作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来看，社区如何看待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定位是影响社会工作者人数的重要因素，部分研究认为社区其他营利及非营利组织直接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会不同程度稀释居委会的权力，[9]另外一些研究则强调居委会始终在社区中占据核心地位，居委会工作者作为管理者“精英”作用突出。[10]总体来看，社会工作机构与居委会的权力关系呈现冲突与合作并存，[11]社会工作机构与社区居委会合作关系的形成受到理性选择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共同影响，[12]社会工作机构与居委会形成一种“有边界合作”关系，[13]周永康基于重庆的研究重点探讨社会工作者如何与村官互动，发现社会工作者运用“非正式”的方式有助于打开工作局面，[14]同时社会工作者直面社区管理者，社会组织“进社区”不仅满足制度环境的合法性要求，还需得到包括居委会在内相关群体的认可与支持，[15]甚至社会工作机构是否能够承接到项目也取决于机构与街道和社区工作站的关系好坏，[16]居委会书记或主任成为社区权力的核心，其权力的来源是职位而非个人，[17]因此，社会工作能否获得社区的青睐，在某种意义上与社区居委会密切相关，社会工作能否回归到社区也取决于社区书记的个人特质，由此可知，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社区管理者的个人偏好。

三是从社会工作进驻社区的方式来看，目前大致主要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社区可自己购买社会工作者岗位，负责支付该派遣人员的岗位费用和管理费用，选择该方式突出了社区的自主性。第二种是社区上级部门购买社会工作者服务，以岗位社会工作或者项目社会工作的形式，按照社区需要分配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开展服务。从社会工作实践来看，社会工作者存在社区低覆盖与社会低参与等问题长期悬而未决，[18]社区无社会工作者犹如“巧妇无米”之困，因此，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的人数成为考察社会工作在地化的重要途径，在社会工作者人数呈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在社区是如何变化的值得深思。

综上所述，在各方的共同推动下，社会工作在社区扎根生长，已成为社区治理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则成为衡量社区服务的重要指标，虽然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数量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充满不确定性，但目前鲜有研究关注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情况。以往的研究未能将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与其他岗位社会工作者加以区分，亦未能深入探究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多寡对于社会工作服务的广度与深度的影响。笔者认为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会受到宏观政策与地方经济条件等各方面的制约，与此同时，不同社区是否会影响到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也有待进一步检验。从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可知，一方面，社会工作者总人数不断增长，为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队伍输入人才；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的高流失率也让社会工作从业人数在持续变化，我们称这种社会工作者人数的增长与萎缩为社会工作钟摆式发展。钟摆式现象多指经济政策不断在不同模式间剧烈摇摆或人口流动的轨迹，[19]所谓社会工作的钟摆式发展是指在国家大力发展社会工作者的背景下，社会工作者总人数围绕着一个中心值在一定范围内左右摆动，社会工作发展呈现不充分与不均衡等特征，据此，我们提出社会工作钟摆式发展的相关研究假设。

第一，社会工作鐘摆式发展意味着社会工作从业人数会有增有减，各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社会工作从业人数持续上升，但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在全国不同地区具有非均衡性，从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社区在专职社会工作服务方面明显要早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普及性与可及性更高，这意味着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存在地区不均衡性。据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H1：东中西部社区在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假设可以操作化为2个具体研究假设。

H1a：东部地区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多于中部地区。

H1b：东部地区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多于西部地区。

第二，社会工作钟摆式发展表明不同社区对于社会工作的发展的重要性认识有所差异。长期以来，社会工作服务主要通过政府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无论是岗位社会工作、社会服务项目、居家养老服务、社区综合服务和残疾人康复就业服务等都是进驻社区。众所周知，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是社区人口，当社区中的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特殊弱势群体人数越多，则对于社会工作的服务需求越突出，此时，社区人口结构对于发展社会工作者具有内生动力，从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出发，重点选取社区人口结构五个方面的指标。据此，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H2：社区人口结构对于社区社会工作从业人数具有显著影响。该研究假设可以操作化为5个具体研究假设。

H2a：社区总人数越多，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H2b：社区流动人口数越多，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H2c：社区残疾人数越多，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H2d：社区精神病人数越多，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H2e：社区老龄化越严重，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第三，从社会工作服务发展历程来看，经济条件是影响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为何社会工作最先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兴起，社区的运营条件越好，越能为社会工作提供服务条件。特别是部分社区除了提供服务场地、承担水电费之外，甚至出资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这说明社区经济条件对于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社区的经济结构对于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具有重要影响。据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H3：社区经济结构对于社区社会工作从业人数具有显著影响。该研究假设可以操作化为5个具体研究假设。

H3a：社区人均年收入越高，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H3b：社区工业人口占比越高，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H3c：社区服务人口占比越高，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H3d：社区办公面积越大，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H3e：社区办公经费越多，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第四，社会工作钟摆式发展意味着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受到社区关键力量的影响，甚至出现“新官不理旧政”的现象，社区主任作为社区的权力精英，对社会工作机构入驻社区的态度与信任直接影响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社区主任等管理者对于社会组织在社区工作中的认知了解与支持情况也会影响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同时社区也会针对社会工作进行考核。在党建引领的背景下，社区书记的职责之一涉及指导社区管理与服务。因此，我们认为社区主任的个人特征可能会影响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据此，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H4：社区主任情况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社区主任的年龄、教育、上任时间、政治面貌等会影响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

第五，社会工作钟摆式发展以满足社区需求为基础，社区服务是社会工作服务走向系统化、专业化、网络化的的必然选择，社会工作服务是社区服务中重要的角色，是为了解决社区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存在。因此，如果社区公共问题越突出，则对社会工作的需求越多。据此，提出第五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H5：治安问题越突出的社区，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数据分别是“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该调查样本覆盖了我国29个省市，其中，2014年调查共完成396份村居社区问卷，2016年共完成401份村居社区问卷。问卷内容涉及劳动力结构、劳动力迁移、宗族、土地与经济、社区环境与设施、社区治理等内容。在调查问卷中专门设置问题询问社区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人员情况，本研究以此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stata14.0。

（二）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

国内常见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较少涉及社会工作者方面的调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村居问卷中则有专门针对社会工作者方面的问题，通过询问村/社区有多少专职社会工作者（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劳动保障、残障康复、优抚安置、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司法矫治等社会服务机构中，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获取这一变量。需要特别指出，此处所指的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是扎根社区从事社会服务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涵盖了岗位与项目社会工作等。

2. 自变量

本研究从社区出发考察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研究的自变量共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东中西部划分，社区人口结构，社区经济结构（含社区硬件与经费），社区主任情况，社区公共问题等，具体问题及选型如下。

（1） 东中西部划分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国家统计局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个经济带，其中东部省市社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中部省市社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等，西部（含东北）省市社区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①

（2） 社区人口变量

由于社区的存在总是离不开一定的人群，社区的人口结构会影响社区的发展，本研究的社区人口变量共有5个，一是当前社区实际居住总人口数量。二是上一年社区死亡人口数量，属于连续性变量。三是当前实际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中，60岁以上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该变量可以反映社区的老龄化程度。四是居住在本社区的残疾人数量。五是居住在社区的精神病患者数量。残疾人与精神病人属于弱势群体。

（3） 社区经济变量

所谓社区经济是指社区的现代化与经济富裕程度，一般体现为社区的产业结构与社区收入与经费支出，社区经济变量共6个，一是上一年社区集体财政收入，该变量反映社区的经济实力。二是社区产业结构，包括社区15—64岁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比例，从事工业的比例，从事服务业的比例。三是社区硬件设施与办公经费，硬件主要指社区办公面积，社区经费指上一年社区办公经费。

（4） 社区主任情况

社区主任情况包括社区主任的性别、年龄、上任时间、任期年限、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户籍是否在社区，是否住在社区等。其中性别分为男与女，教育程度转换成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分为中共党员与群众。

（5） 社区公共问题

社区中共同生活的人们由于某些共同的利益，面临共同的问题。社区公共问题较多，其中治安问题首当其冲，因此，在调查问卷中设置社区治安状况问题，可将选项分为“很好”“较好”“一般”“不太好”“很差”。在统计分析时分别编码为5、4、3、2、1。

由于CLDS2014与CLDS2016调查数据在大部分问题上保持一致，仅有少部分问题有所调整，我们在统计分析时进行对照研究。

（三） 统计方法

鉴于因变量“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为计数变量（event count variable），在統计方法上宜选用泊松分布进行分析，Poisson模型是一个非线性模型，估计事件发生的次数，跟自变量x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而从模型设定可以看出，ln（μ）跟自变量x之间是线性关系。

本研究选用的主要变量如表1所示。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 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发展现状

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是衡量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指标。基于2014年与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调查数据可初步得出三个方面的认知。

一是从拥有专职社会工作者的社区占比来看，2014年调查问卷显示，在390个受访的社区中，283个社区没有社会工作者，占比为72.56%，107个社区有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占比为27.44%。2016年调查问卷显示，在397个受访社区中，293个社区没有社会工作者，占比为73.8%，仅有104个社区拥有专职社会工作人员，占比为26.2%。这说明拥有专职社会工作者的社区占比有所下降。

二是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规模来看，2014年调查的107个社区共有社会工作者792名，2016年调查的104个社区共有社会工作者641名。这说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出现下降。

三是从均值来看，2014年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均值为2.03。2016年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均值为1.6名。从社区每万人拥有社会工作者人数来看，2014年受访社区每万人社会工作者人数为1.84，2016年受访社区每万人社会工作者人数为1.78人。

由此可知，多个指标均显示，从2014年到2016年，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出现明显的下降，出现上述变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既包括社区公共服务需求的变化，也与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变更以及社会工作队伍的高流失率密不可分。

（二） 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影响因素，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出发，我们分别以2014年与2016年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为因变量建立泊松分布模型，在模型中分别添加东中西部变量、社区人口结构、社区经济结构、社区主任情况以及社区治安等变量，相关输出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模型（1）与模型（2）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模型（1）的虚拟判定系数R2为44%，模型（2）的虚拟判定系数R2为44.8%。两者较为接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模型的稳健性。

具体来看，在模型（1）中，东中西部变量在统计上显著，相对于东部地区社区而言，中部地区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是东部地区的3%（e-3.637）。⑥相对于东部地区社区而言，西部地区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是东部地区的1%（e-4.915）。即在2014年，东部地区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明显要多于中西部地区社区，因此，研究假设H1a与H1b被统计结果所支持。

在社区人口结构变量方面，仅社区残疾人数变量在统计上显著，社区残疾人数每增加1人，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提高1%（e0.00529）。因此，研究假设H2c被统计结果所支持，研究假设H2a、H2b、H2d与H2e未被统计结果所支持。

在社区经济结构变量方面，社区人均年收入变量在统计上显著，社区人均年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下降1%（e-0.000 655）。社区工业人口占比变量在统计上显著，社区工业人口占比每提高一个单位，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下降2%（e-0.017 5）。社区服务人口占比变量在统计上显著，社区工业人口占比每提高1个单位，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提高2%（e0.018 1）。社区办公经费变量在统计上显著，社区办公经费每增加1个单位，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提高万分之一（e0.000 106）。研究假设H3c与H3e被统计结果所支持，研究假设H3a、H3b与H3d未被统计结果所支持。

在社区主任情况变量方面，社区主任的性别、上任时间、户籍是否在社区、是否居住在社区等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年龄、受教育程度与政治身份在统计上显著。社区主任年龄每增加1岁，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下降10%（e-0.102）。社区主任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下降25%（e-0.282）。相对于群众，社区主任为中共党员的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是社区主任为群众的1.09倍（e0.736）。研究假设H3被统计结果部分所支持。

在社区治安方面，该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研究假设H5未被统计结果所支持。

在模型（2）中，2016年东中西部社区在专职社工人数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研究假设H1a与H1b未被统计结果所支持。这说明相对于2014年，全国各地的社工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在社区人口结构方面，社区总人口、社区流动人口数与社区残疾人数等变量在统计上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区总人数每增加1个单位，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提高万分之三（e0.000 273）。社区流动人口数每增加1个单位，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下降万分之三（e-0.000 314）。社区残疾人数每增加1個单位，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提高千分之七（e0.007 06）。研究假设H2a、H2c被统计结果所支持，研究假设H2b、H2d与H2e未被统计结果所支持。

在社区经济结构方面，仅社区工业人口占比与社区办公面积在统计上显著。社区工业人口占比每增加1个单位，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提高2%（e0.016 5）。社区办公面积每增加1个单位，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提高万分之四（e0.000 388）。研究假设H3b与H2d被统计结果所支持，研究假设H3a、H3c与H3e未被统计结果所支持。

在社区主任情况方面，社区主任的年龄、上任时间与受教育年限等变量在社区在统计上显著，社区主任年龄每增加1岁，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提高10%（e0.097 1）。社区主任上任时间每增加1年，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下降22%（e-0.251）。社区主任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提高29%（e0.257）。研究假设H3被统计结果部分所支持。

社区治安变量在统计上显著。社区治安状况每增加1个等级，则社区专职社工人数提高66%（e0.509）。研究假设H5被统计结果所支持。

五、结论与启示

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是衡量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的重要指标，将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纳入研究视野，是从量化的角度审视社会工作者专业化与职业化的重要途径。基于CLDS2014与CLDS2016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从2014年到2016年，我国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无论是总量还是每万人拥有社会工作者人数均有所下降，折射出社区专职社会工作发展遭遇的瓶颈，也是社会工作钟摆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出发，通过引入“钟摆式发展”研究视角，考察社会工作者整体数量上升背景下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变化。进一步统计分析可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一是经过多年的发展，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有所下降，意味着社会工作从过“热”逐步回归到理性，社会工作发展从片面追求规模效应转向服务质量。二是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社区社会工作发展迅速，迎头追赶，2014年东部地区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明显要高于中西部社区，到2016年这一现象不复存在，说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不均衡性现象有所缓解。三是2016年随着社区总人口数量的攀升，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也在相应增加，而社区残疾人数量始终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具有正效应，凸显了社区社会工作者发展的精准化。四是社区经济结构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数量具有显著影响，2014年社区服务人口占比越高，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2014年社区工业人口与服务人口占比越高，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少，2016年这一现象发生扭转，社区工业人口占比越高，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说明社区工业人口对于社会工作服务需求更突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传统农业结构的瓦解催生社区问题的出现，亟待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介入，同时社区办公面积与办公经费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在不同年份分别具有正向作用，说明社区投入的增加有助于提高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规模。五是社区主任的年龄、教育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检验了社区主任确实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六是社区治安恶化提高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规模，即治安状况越差，则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越多。

上述研究結论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社会工作的钟摆式发展意味着社会工作走上职业化专业化道路需要克服众多挑战，在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有所萎缩的背景下，建设社区专职社会工作队伍，建议从社区为本进行改进，一是保持东中西部地区社会工作队伍的协调发展，加大对社会工作发展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从社区人口结构出发，开发更多的社区专职社会工作岗位满足社区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二是加强现有社会工作队伍建设，提高社区专职社会工作服务质量。三是从社区转型出发，增加社区投入，以社区特殊服务对象为依据，在城乡社区明确和增设一批社会工作岗位。四是通过培训等方式提升社区主任等社区管理者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的认识，为社区专职社会工作开展服务提供良好的条件。

本研究在揭示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也存在不足。其主要表现为影响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因素是社区结构、政府部门政策支持以及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共同作用，本研究仅关注社区层面的因素，仅能部分解释社会工作的钟摆式发展，也期待更多这方面的探讨。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文责自负。）

Pendulum Development： The Number of Community Full-Time Social Work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LDS2014 and CLDS2016 Data

YU Tieshan

（School of law and social work，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China）

Key words： Pendulum； community； social workers； number； CLDS

作者：于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