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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就业政策论文范文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上）
编者按: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各种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与天津财经大学组成了经济政策协调研究课题组进行了专题研究｡我们将从本期起分三期刊载｡
摘 要: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通过判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只依靠一项或两项经济政策不可能实现调控目标,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从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及其前言,对当今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政策协调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政策协调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政策协调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现｡
从内部经济运行状况来讲,目前最为突出的,是流动性过剩问题和消费与投资关系失调问题;从外部经济运行状况来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对外贸易带来的巨额顺差,使人民币受到来自外汇市场和外国政府两方面的升值压力;低价促贸政策,也引来许多国家的反倾销起诉,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国经济蒙受损失的金额也越来越大｡此外,中国经济还存在产业结构落后､经济效率低下等众多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看,现在的中国经济可谓“内忧外患”,经济增长进入到了关键时期｡
对上述问题做一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些问题环环相扣,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流动性过剩让人们想到外汇占款过多,而外汇占款过多是由中国僵硬的汇率制度和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引发的;但是如果放开人民币汇率,将会有众多的外贸企业倒闭｡如此看来,似乎中国经济走入了一个死循环｡那么,如何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避免像日本那样因为结构改革而失去十年增长,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及时､稳健地完成经济改革等,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政府与市场谁更会走向失灵,在理论界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统一答案;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困难,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却是十分必要的｡面对上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或一､两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协调各种经济政策工具和手段,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宏观调控中二者的协调配合一直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国际收支形势的改变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逐步完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将产生直接影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政策,相互之间存在诸多结合部;而这些结合部,正是经济运行中的关键环节,对经济协调､健康运行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课题组将致力于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发挥作用的相互结合部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努力寻找各项政策间的协调配合模式以及各项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具体协调方式｡希望这种探讨和研究,能够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以及与之相关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对于充分发挥各项政策作用,减少政策摩擦,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等,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和依据,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微薄之力｡
二､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
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都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因此,在同时使用这些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并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这也是前人在研究经济政策相互协调问题时,十分重视的｡
(一) 国外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成果
经济政策协调这一问题,最早是由新古典综合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最初只涉及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问题;后来,经过长期的探索,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配合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并逐步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若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做一归纳,可发现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如何协调,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如何协调｡
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
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协调的研究中,新古典综合派最早提出了在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经济调节过程中,应当辅之以必要的货币政策手段的观点,显然,他们的分析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展开的｡
20世纪60年代,Robert Mundell和Marcus Fleming相继发表文章,在IS-LM模型的基础上加入BP曲线,即国际收支平衡线,将原模型扩展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模型｡该模型的政策意义相当明显,用IS代表财政政策,LM曲线代表货币政策,BP曲线代表汇率政策,通过曲线的移动即可分析出适宜的政策搭配｡
伴随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有关政策协调问题的探讨也开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展开｡但是,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必然要求在中央银行之外再加入一个财政政策制定的主体,这样,将使模型变得非常复杂,所以一直没能深入下去｡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也就是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 以及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所提出的模型｡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模型于1995年提出,他们研究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将私人部门效用､资产市场和商品市场调整速度差异结合在一起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设计了相应的模型,其特点是将私人部门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引入模型｡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模型建于1987,虽然在他们的模型中假设货币当局是唯一的政策制定者,但是该模型中确实已包含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的内容｡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人们又发现统一的货币当局(如欧洲中央银行)与各国财政当局之间的协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并越来越重要,因此,现在人们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也愈益集中在这两个机构的协调方面;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很难独立运行,因而各国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也受到高度重视并推动国际政策协调理论得以蓬勃发展｡
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的研究
我们知道,现代经济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运行的｡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同时存在内部和外部两个均衡,而这两个均衡之间是有冲突的｡因此,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时,必然会考虑到汇率制度因素｡最早描述内外均衡冲突的是英国的J. Meade｡他在1951年出版的《国家收支》一书中率先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内外均衡矛盾的问题,即所谓的“Meade冲突”｡Meade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一国干预经济的政策只能通过调节总需求达到目的,这便可能会出现内外均衡顾此失彼的局面;他列举了内部经济状况与外部经济状况的不同组合,其中经济衰退 / 国际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 / 国际收支顺差两种组合存在内外均衡的冲突,扩大总需求将进一步恶化国际收入,而实行紧缩的政策将进一步增加国际收支顺差｡
在Meade之后,Jan Tinbergen和R. Mundell先后提出了对内外均衡冲突进行政策协调的原则｡荷兰经济学家Tinbergen认为,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必须至少有N个线形无关的政策工具;如果把内外均衡算作两个独立的政策目标,那么仅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通过改变支出增减来影响经济)是不够的,还需要其它的政策工具｡美国经济学家R. Mundell则提出了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Mundell假设不同的经济政策是由不同的主体做出的,他的结论是,如果每一个政策工具被合理的指派给某一个政策目标,在目标偏离最优水平时按规则加以调控,那么即使是各经济政策分别由不同主体控制的分散决策情形下,最优目标仍有可能实现｡Mundell认为应当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而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除了使用政策搭配来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原则之外,Mundell和T. Swan还各自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搭配建议｡
3.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协调的研究
在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搭配方面,做出贡献的学者及其成果主要有:Brander和Spencer(1995)率先对战略性促进出口的政策进行了研究;Collie(1994)认为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展开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会因外国政府的出口补贴而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Dixit和Grossman认为如果诸如技术人员等共同要素投入各垄断性出口产业,则对共同要素的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其价格上升,可能抵消个别产业的成本削减(1986);Eaton和Grossman(1987)认为,企业针对其他企业产量的变化做出调整的方式不同,使得贸易政策介入的方式也不相同;Marukusen和Venables认为,如果本国企业向国内供给时边际成本递增,则促进出口的政策是不利的;Brander和Spence(1981)和Ito(1988)对战略性的国内产业保护政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二)国内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政策的协调主要由政府部门通过各种计划来完成,所以,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伴随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以及市场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再加上对外经济开放进程的逐步加快,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重要从而也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颇多｡所以,中国国内对政策协调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之后进行的｡
在国内对政策协调问题的研究方面,总的看来,我国学者主要以问题导向分析居多,并且大多侧重于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蔡一珍和郑榕(1999)利用IS-LM模型分析了不同汇率制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使用Swan图解分析了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除此之外,还比较了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不同,汇率政策可以采取本币升贴水的措施,财政政策则可以采取进口补贴､进口税,出口补贴､出口税的方式,两种政策的不同取决于进口国或出口国进口需求弹性的不同｡郑超愚和陈景耀(2000)根据郑超愚(1996)的结构主义模型(由汇率制度､利率政策和通货膨胀外部响应方程组成)揭示了非均衡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扩张性操作的外部约束,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实际贬值是通过通货紧缩途径实现的,并提出在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采取适应财政政策的货币供应管理模式｡刘尚希和焦建国(2000)从中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这一特点出发,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出发点应当是总量平衡和资本积累｡王勇(2002)归纳了本外币政策协调即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的六个层次,最低级的是信息交换,即独立决策的各国政府相互交流自己的政策信息,避免误判;第二个层次是危机处理,指各国在危机之后进行共同的政策协调以处理危机带来的不良后果;第三个层次是避免共享目标变量的冲突,避免为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相互恶意竞争;第四个层次是合作确定中介目标,是说各国在调整可能对国外产生影响的国内经济变量时,要进行相互协调以避免溢出效应;第五个层次是部分协调,指不同国家就国内经济的某个部分目标或工具进行协调;第六个层次是全面协调,顾名思义,即将不同国家所有主要政策目标和工具都纳入协调范围,从而获取政策协调的收益｡范志勇(2005)通过理论模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政府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汇率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的替代取决于政府福利函数对两种政策的敏感程度和产出对两种政策的弹性,而他在实证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对产出短期波动的影响大于汇率政策,时滞也更短｡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注重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相互协调以外的包括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制度因素在内的共同协调的分析和研究｡任碧云(2005)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国际收支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确定和维持造成很大冲击,所以为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资金和经济的内外协调,既要保证国际贸易和国内货币供求之间的均衡,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内资金供求的均衡,还要充分利用调整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政策与工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中国货币､资金与经济的内外协调运行的四点主张,即:调整贸易战略,改善国际收支结构;改革汇率制度,促进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的协调;合理引进外资,促进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促进资本输出,大力鼓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龙小海,叶子荣和张吕(2006)在IS-LM模型中加入制度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函数,制度变迁进程,政府管制力度;并假定由于中国市场化不完全,IS和LM曲线之间存在同步移动的关系｡在利用修正后的IS-LM曲线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利率政策要与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相配合,才能尽快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而由于中国现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不顺畅,所以货币政策还需要有财政政策的配合｡
三､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实践
(一)美国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由于美国市场经济发达,市场机制和体系完善,政策传导机制健全,所以,美国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工具､手段的运用,就能够对经济运行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政府也就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来实施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而且,美国的实践,也充分地验证了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就在新古典综合派学说的指导下,执行以财政政策为主､辅以货币政策的政策搭配;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是美国经济一直稳定增长至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
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局面,当时执政的Carter政府(1977—1981)和1981年以后执政的Reagan政府,实行的基本都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在收到了比较好的抑制失业效果的同时,也使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为了应对由通货膨胀带来的公众不满,美联储从1979年10月开始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说,美国政府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基本实施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增快,而且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佳话,也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政策取向中,财政预算盈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迹象｡2001年刚上台不久的George W. Bush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于2003年5月通过了总额达3300亿美元的减税案;美联储也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开始连续12次降息｡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好转,生产率节节攀升,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使得美国陷入“双赤字”的境地｡2004年,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又开始显现,于是,美联储从2004年6月开始至今,又已经连续17次加息,使基准利率由1%升至了5.25%;2006年8月8日和9月22日召开的两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也都作出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决定｡
(二)中东欧国家转轨时期政策协调的实践
中东欧国家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之一是高通货膨胀,它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并严重地影响了经济转轨的进程｡所以,治理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就成为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
中东欧国家部分政党和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引起通货膨胀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控制货币供给总量和货币流通量就成为克服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基本出发点｡那么,运用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控制住货币供给总量和货币流通量呢?中东欧国家主要运用了以下政策｡
1.运用财政政策调节｡首先,实行严格限制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政策｡中东欧国家以强制手段对国家财政预算进行了结构性改革,实行了大幅度缩减国家行政开支､停止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取消出口补贴等措施;其次,实行严格限制国家投资的政策,以抑制过高的投资需求;第三,实行严格遵守计划预算赤字､禁止以印刷钞票填补预算赤字等硬预算政策;第四,提高税率,取消税收优惠｡
2.运用货币政策调节｡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1)政府与中央银行共同确定发行货币量的原则,并使其符合反通货膨胀的要求;(2)不允许国家银行以发放无息贷款方式填补国家财政预算赤字;(3)国家银行取消优惠贷款;(4)调整法定储备率(或称法定金准备比率);(5)公开市场业务;(6)提高贴现率;(7)调整银行存款利率;(8)大幅度提高银行贷款利率;(9)提高抵押贷款利率;(10)商业银行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存款量;(11)控制外商短期存款流入｡
3.实行市场汇率机制,本国货币自由兑换｡为抑制通货膨胀､调整国内价格体系､增加美元储备､坚挺本国货币,一些中东欧国家在9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统一的､浮动的市场外汇汇率,建立起本国银行之间的外汇市场｡即使在90年代初没有实行市场汇率机制的国家也大幅度提高了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正式汇率,缩小正式汇率与美元在自由市场汇率之间的差别｡
此外,中东欧国家还通过增加商品市场供给､进一步调整价格体制等手段配合上述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三)日本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迅速实现经济的重建,日本采取了“双松”的经济政策｡具体体现为: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转移支付,减免税收,同时实行“贷款额度优先”政策,对重点行业提供优惠贷款｡“双松”的经济政策使战后的日本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也陷入“滞胀”之中｡面对“滞胀”,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了“双紧”的政策搭配来治理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得到一定遏制之后,马上采取“双松”的政策搭配治理经济的停滞不前｡“双紧”+ “双松”的政策搭配,使日本经济再次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并一直保持到上世纪90年代｡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陷入深刻的衰退之中,日本银行不得不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同时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当扩张的财政政策引致严重的财政赤字时,日本政府又被迫放弃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此举使得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在整个90年代由于一直拿不出立竿见影的好办法,草率的数次更改政策方向,直到小泉内阁上台,决心进行结构改革以后,日本的经济政策才趋于稳定,但财政政策已经基本失去杠杆作用｡2003年下半年开始,受来自中国的进口需求强劲增长的刺激,日本经济出现复苏现象,内需保持持续增长,通货紧缩缓解,出口增长较为强劲,就业形势也有所好转｡2006年7月14日,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决定放弃实行了5年零4个月的零利率政策,日本进入紧缩货币政策时期｡
(四)德国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1990年,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顺利合并,实现了德国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国民经济,实施了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前东德地区的基础设施投以大量资金,并对前东德地区居民给予了数额庞大的转移支付｡与此同时,德意志银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利率水平上升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此之后,德意志银行继续保持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对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提出批评｡这种政策搭配,使德国多年来保持了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同时也产生了贸易赤字,并且充分就业的压力也较大｡
欧元的诞生给各成员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带来历史性的转变,维持欧元币值稳定成为最重要的目标｡为此,各国将货币政策主权让度到欧洲中央银行并由它制定欧元区货币政策;各成员国丧失货币政策主权后,财政政策自然上升到更重要的地位｡ 但是,欧盟对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也有所限制, 1997年欧盟通过的 《稳定与增长公约》 规定: 欧元区成员国公共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其GDP的3%, 国债不得超过其GDP的60 %,否则将受到严厉制裁｡
公约签订后,德国的财政发展大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年到2000年),德国为欧元的诞生以最后“冲刺”的态势把赤字比率降到了公约的标准;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德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大,财政政策面临严峻挑战｡根据黄立华(2006)的分析,德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财政收支不平衡,赤字超过条约规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诉求与降低赤字的迫切任务之间存在矛盾;欧盟经济政策趋同与德国经济景气之间不相吻合｡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两德统一的后遗症至今仍旧影响德国的赤字水平;高税收面临减税压力,而联邦政府减税后短期内扩大赤字,长期增长效应又不明显;社会保障支出压力过大,政府财政支出难以削减;失业问题严重,劳动力市场缺乏活力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德国政府近年来在积极致力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税收制度､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政策协调等各项经济政策操作层面的改革和配合｡
课题组组长:吴盼文 任碧云
课题组成员:曹元芳 王越凤 吴 超 郭 昱
(责任编辑 刘 洋)
作者：经济政策协调研究课题组
第二篇：中国就业政策选择
中国在工业化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和劳动力供求矛盾，这将使中国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异常艰巨。
2002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1.34亿人，占全部人口的10%，到2050年龄人口达到4.37亿人，占总人口的30%。
同时，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数量庞大，需要得到政府的就业援助和社会救济。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较好地解决了70年代末的“待业”高峰和90年代末的体制性失业(“下岗”)高峰。2001年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问题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们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解决就业与失业问题的基本经验，对加入WTO之后中国就业政策的选择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解决就业与治理失业基本经验
1.加强劳动力市场法制建设
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进行了劳动制度的改革与劳动力市场法制建设。1980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开辟了多渠道就业的新格局。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颁布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劳动力市场体系，促使就业、用工、工资等方面的市场化，并提出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1994年7月，八届人大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是我国颁布的第一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法，成为规范新型劳动关系的基本法规。90年代中后期劳动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法规转向“再就业”和建立失业保险及社会保障制度。2000年12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作为《劳动法》的配套法规，用来规范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按照劳动就业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逐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2.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发展
随着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劳动计划管理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增量的劳动力逐步开始借助市场机制进行配置，而存量劳动力中也有一部分开始流动起来。乡镇企业与城镇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使中国劳动力市场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发育起来。在存量劳动力即实行劳动计划管理的国有经济部门及城镇集体经济部门中，随着劳动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力配置的市场机制也开始形成。目前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主体已经确立，供求双方择业和用工的自由度正在加强，劳动工资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化、社会化、非正规就业化等多元化就业的格局已经形成，劳动力市场作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本机制和基础地位已经确立。90年代后期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上升到70%~80%。
3.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解决“体制性”失业高峰
随着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导致了企业隐性失业显性化和5000多万职工下岗、失业。由于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承受如此剧烈的体制性失业高峰，只好保留“下岗”职工的劳动关系，缓解体制性失业的公开化和社会化。与此同时，对下岗职工实施“再就业工程”，综合运用政策扶持和各种就业服务手段，依靠政府、企业、社会以及失业职工和富余职工的共同努力，帮助企业妥善安置和分流企业富余职工，促进失业职工和富余职工尽可能实现再就业。从1993年到1996年10月，500多万失业下岗职工参加了再就业工程，243万人实现了再就业。从1998年到2000年，全国累计2300万国企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中心，陆续有1650万人离开中心，其中88%实现了再就业。2001年有227万人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大约为30%。
4.加快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实行劳动保障，不承认失业，没有失业保险制度。大批下岗失业人员的出现，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为了配合劳动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国务院1986年颁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但是保险范围比较窄。1993年国务院发布《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把保障范围扩大到所有国有企业职工。1999年国务院颁布《城镇职工失业保险条例》，使失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2001年底达到10355万人，失业保险交费率也从1993年的0.6%~1%提高到3%(单位缴2%、个人缴1%)。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同时，中国对传统养老、医疗和救济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全国城镇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1年有1123万低于城镇最低收入标准的居民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大部分是下岗、失业人员。
5.实施积极劳动政策建立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
中国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开始把劳动力市场建设的重点放到实施与完善积极劳动政策方面，作为我国扩大就业、治理失业的基本手段。自2000年开始，中国在部分城市进行积极劳动政策试点。积极劳动政策的重点，一是实施“再就业援助行动”，包括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就业信息、技能培训、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生活援助等，二是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已在62个试点城市提供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和工资指导信息，三是将加快建立和完善街道、社区就业服务网络和公开就业服务制度，直接承担对街道失业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6.建立劳动预备制度和职业教育培训制度
中国一方面劳动力总量严重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劳动者职业技能总体水平偏低。中国从业人员的84%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高级技工仅占技术工人总数的3.5%。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要求和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国际竞争，中国从1999年开始建立劳动预备制度，对初、高中毕业生实行3年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一方面是为了延缓他们加入劳动队伍的时间，适当减少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是强化他们的劳动技能和职业素质。除了加强就业前培训外，中国政府还采取一定措施，加强在职职工培训、就业培训，整体推进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促进职业培训面向市场需求，提高中国从业人员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
加入WTO后就业与失业新特点
1、加入WTO对中国就业的总体影响：结构影响大于数量影响，长远影响大于短期影响
中国加入WTO之后几年内中国就业格局尤其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总量变动不大。从劳动力需求方面看，既有吸收劳动力的产业部门，也有排挤劳动力的部门。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加入WTO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将保持增长趋势，也可以吸收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加入WTO会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冲击，国有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还会下降。加入WTO对我国工业就业结构的影响将大于就业量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现有经济格局将面临重组，结构调整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动。加入WTO之后能够增加工业就业的部门，一般来说主要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如纺织、轻工、服装等行业。但也不能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出口量对就业增长的作用估计得过于乐观，同时不能忽视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发展带来的就业量的增长。另外，加入WTO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对工业就业量及工业就业结构的影响：一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将不断扩大，二是工业劳动力市场的上层即人才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三是经济的全球化使劳动力市场的国际标准(如劳动工资基准、劳动保护基准、社会保障基准、“人权”基准等)成为影响中国工业劳动力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
2、从业人员数量增长与结构转换从同步化逐步转变为结构转换为主
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80%左右的就业参与率为中国提供了庞大的从业人员队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就业增长与就业结构调整具有很大的同步性。一方面，从业人员持续增加。中国从业人员总数从1980年的4.24亿人增加到2001年的73025万人。另一方面，从业人员的结构变动迅速：(1)快速城市化使城镇从业人员的数量与比重不断上升，乡村从业人员数量的主体地位依然稳固。从1980年到2001年，中国城镇从业人员总量从10525万人增加到23940万人，增长1.27倍，年均增长3.98%。乡村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但总量仍在增长，保持着在中国从业人员中的主导地位，目前中国的城镇就业还不到全国就业总量的1/3。(2)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均呈增长态势，但第一产业比重迅速下降，由1980年的68.7%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第二产业比重(22%左右)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3)随着过剩经济时代的来临，第一产业和一般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资金技术密集行业和新型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快速增长。(4)全国工业部门从业人员基本保持稳定，但是90年代中期之后城市正规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从业人员剧烈下降。(5)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城镇集体单位从业人员迅速减少，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要载体。城镇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就业形式日益多元化。1996~2000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由11244万人下降到8102万人，减少3142万人;城镇集体单位从业人员从3016万人减少到1499万人，减少1517万人。从1998年到2001年底，全国国有企业累计有2550万职工下岗，有1700万人实现“再就业”。
从总体上看，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中国从业人员总量还将持续增长，但就业增长速度将逐步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业人员年均增长为4.2%，90年代年均增长1%。今后就业增长大约在不会超过1%。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并日益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就业结构转换的频率将进一步加大。
3、城乡就业机会同步稀缺就业压力增大而城镇失业出现了类似发达国家的一些新特点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村地区存在为数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城镇企业“冗员”大量释放出来，变成公开失业。每年新成长的数百万城乡劳动力需要寻找就业岗位。这些因素使中国面临着持久的就业压力和失业问题。同时，7%到10%左右的城镇真实失业率，使新成长的城镇劳动力(主要是大中专毕业生和初高中毕业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就业压力。
90年代中后期城镇失业主要表现为体制性失业(城镇职工“下岗”)，而且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部门。目前城镇失业出现了失业时间长期化、失业年龄年轻化和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失业人群等新特点。一是中长期失业增加。2000年上海市有28%的失业人员失业在2年以上。二是从业人员尤其是求职人员总体上看技能低、素质差的状况比较突出。但近年来高学历失业现象日益普遍，目前全国有30万大中专毕业生甚至部分毕业研究生处于无业状态。三是青年失业现象日益突出。一方面相当数量的职业高中、中专、技工学校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下岗向失业的并轨，青年失业现象重新回归和增多。这些现象在发达国家比较突出，中国在发展初期面临着如何克服长期失业、青年失业和高学历失业的新问题。
4、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和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的长期存在，加大了失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难度与负担
中国在工业化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和劳动力供求矛盾，这将使中国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异常艰巨。2002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1.34亿人，占全部人口的10%(与世界平均数一样)，到2050年老龄人口将达到4.37亿人，占总人口的30%(世界平均为21%)。同时，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数量庞大，需要得到政府的就业援助和社会救济。
促进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对策建议
1.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就业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型的中小企业、同时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等，广辟就业领域、就业门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随着中国“入世”，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与大力发展国际劳务输出，也应当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
2.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
中国解决就业压力必须把提高劳动者素质放到首位，要更加重视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一方面，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加大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发挥基础教育、正规教育、社会力量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的作用，积极落实后备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另一方面，企业要树立继续培训员工的意识，建立健全培训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全面提升工业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
3.继续深化劳动制度改革，培育和健全就业服务体系
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还很不完善，就业培训针对性差、就业信息不畅通、职业介绍和中介机构混乱、劳动力法规不健全而且难以贯彻落实。中国要抓住“入世”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趋势，大力发展公共就业服务，逐步建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规范发展职业介绍、劳务派遣、劳动保障事务代理、职业咨询指导、就业信息服务、职业培训，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为劳动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全方位就业服务。
4.促进失业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与积极劳动政策的有机结合，通过扩大就业保障治理失业，减轻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与负担
针对我国劳动力数量众多和就业压力巨大的客观现实，仅靠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难以解决就业问题，这就需要把发展积极劳动政策作为促进就业的主要手段。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进行了积极劳动政策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要继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同时通过大力实施积极劳动政策扩大就业，使积极就业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成为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双保险”。
5.建立适合国情与国际经验的就业管理指标体系和失业预警制度
面对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与失业问题，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就业管理的宏观指标管理应着眼于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城镇地区建立适合国情与国际经验的就业管理指标体系和失业预警制度，使城市就业不断增长，失业率相对稳定，在完善劳动力市场法制和失业统计信息制度的基础上，使城镇公开失业率尽可能控制在警戒线(10%)以内，保持劳动力市场的平稳运行。
作者：王延中
第三篇：论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背景及就业政策
【摘要】 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逐步推进，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速变缓，使得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在新的就业环境下，通过对就业政策进行分析，以期对未来的就业工作提供指导性意见。
【关键词】 金融危机；就业背景；就业政策
一、大学生的就业背景发生变化的主要表现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大幅增加，数量呈跳跃式增长，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则比较缓慢或与往年持平。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表明：2000～201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已经从106万增加到652万，毕业生的急剧增加导致大学生就业由原来的“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
1．国际、国内的形势加大了大学生就业的难度。从国际形势看，国际贸易摩擦影响就业。我国已进入国际贸易摩擦高发期，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已从发达国家扩大到发展中国家，产品从纺织品扩大到电子、五金和机电产品，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导致许多出口行业的经济不能高速发展，使得这些行业对于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大幅下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11届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从国内形势看，自2006年起全国16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达到高峰，新增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新增就业岗位，高校逐年扩招的不利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大学生就业市场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
2．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从地区分布看，东部省市吸纳了全国50%以上的高校毕业生，西部省区接收高校毕业生的比例不足20%，东部需求旺盛、西部需求不足和“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依然存在。从学历层次看，高职高专毕业生仍然是就业的难点。从学科专业看，工科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专业就业形势较好，一些文科专业就业困难。专业趋同现象和学校的知名度，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就业形势的变化，结构性矛盾已经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但短期内这一矛盾将仍然存在。
3．新的就业环境下四种毕业生成为就业的难点。（1）偏远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增大。由于就业的学生不断增多，用人单位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越来越向重点大学集中、向研究生集中，偏远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也越来越大。（2）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过多的强调工作经验的重要性，不愿意招聘应届毕业生。我国的教育体制多是按照一种模式培养人才，专业设置脱离社会需求，不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再加上下岗失业人员、中学毕业生、农民工等的抢占和挤压，一些低端岗位被多方占领，加剧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度。（3）专业相同的人多，热门专业人才过剩。近年来，一些工科院校和具有专业特色的学校追求综合发展，纷纷上马热门专业，致使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2011年这一现象将更加明显。（4）受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大量中小企业受挫，金融部门最不乐观，银行、证券等行业处于低谷，可以预见，经济、管理类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加大。
二、国家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大学生积极就业
1．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这里的基层主要指的是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的基层单位。一方面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基层干部的管理素质；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导向来分流一部分大学生，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种的就业可能与就业道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推动毕业生到农村就业。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农村经济建设的步伐，“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的提出，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大学生就业创造了新的环境与机遇。高校连续扩招的背景下，城市吸纳人才的能力已经远远不能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大学生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推动了人才由城市向农村的回流，既是增加新农村建设人力资源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也是建立大学生资源流向农村的一个有效的长效机制。具有同样性质的政策还有几项，比如党政机关录用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增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应主要面向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考招聘，择优录取；鼓励各类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事业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的，政府有关部门要为其提供便利等。从这些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在引导大学生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应把择业面放得更宽一些，把目光放远一些。对于毕业生来讲，留在大城市，有一份理想的稳定的工作，仍然是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期待，但是目前的就业状况是我们势必要选择一个曲折的择业过程，国家也正是通过一些后续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大学生，鼓励引导毕业生走上择业的多样化道路。
2．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如果说以上政策是国家给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则是主张大学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具体政策有：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国家在一年内免征其登记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时在现有渠道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与其它工作的工作环境相比，自主创业是充满风险且比较辛苦的，大学毕业后又自谋职业，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传统观念的国家中，还没有大范围地被认可，稳定和有保障的工作依然是多数毕业生及其家人的心理期待。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的整体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以及社会上成功的个人奋斗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了自主创业。经验的不足也是必然的，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配套政策给予帮助和扶持。国家提供的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信心和勇气，打消目前还存留在多数人心中的犹疑和偏见，创造百花齐放的就业前景。
3．高校及政府部门为暂时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提供便利。毕业生户口和人事档案保留在学校两年并免收服务费用；毕业半年以上未能就业的毕业生，可持学校证明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城市或是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失业登记，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街道劳动保障机构应免费为其提供就业服务；对特别困难的毕业生实施低保救助等等。这些政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就业难的状况，但也能从思想上情感上来减压，为一时还未就业的大学生提供一个缓冲的宽松环境，让他们在就业前减少因经济压力、生活问题等带来的不安和困扰，全身心地投入到求职择业的努力中去。
上述这些政策可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分流和减压。一方面为大学生尽可能地提供多种就业的便利与可能，另一方面从实质上和心理上都给予减压。如果要解决就业难的根本问题，就必须从宏观和长远考虑：一要加大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模、专业设置和就业状况的统筹力度；加强对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树立正确择业观和创业观教育；进一步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领导等等。这几项可以说是从长远和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就业难的问题，不管是促进高校建设及面对市场的专业设置还是培养大学生的就业意识，这些都是“远虑”的体现，使国家、学校、个人都能真正培养一种面向市场、面对未来的竞争意识。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国家的就业政策也会在各个方面逐渐跟上实际的需要，切实落实已经出台的关于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同时继续完善政策框架，在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可能的同时，建立健全毕业生的就业服务体系。在目前国家普及高等教育的大形势下，国家这些政策说到底只是一种引导性政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将会是今后一段时间所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作为高校来讲，要切实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和就业意识，加快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我们的大学生则需要在学业、能力、实践、意识等方方面面全方位地迎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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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2009：3
[3]罗燕.非正规就业的经济学分析[C].人力资源论文集．2006（8）
作者：冯建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