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新闻学误读管理论文

陈娜：刘老师好，首先，能否请您谈谈您的家庭背景、早年的求学经历以及大学刚毕业时的经历？刘建明：尽管我在新中国长大，但我的人生有过煎熬的岁月。1942年我出生在辽宁营口市，四岁时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幼年丧母，贫穷、没有家庭欢乐，更没有父爱母爱和儿时的文化熏陶，使我从小养成孤独寡言的性格。直到解放后我才能吃饱饭，家里的日子稍有好转。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文化新闻学误读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文化新闻学误读管理论文 篇1：

英国媒介教育的学术地形图

近些年来，在英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不断增长，一些最吸引中国留学生的高校如帝国理工学院、南安普顿大学、华威大学、拉夫堡大学等，在读中国留学生比例均超过了5%。除最受欢迎的理工、经济和金融专业之外，与媒介有关的专业也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主要选择之一。英国的媒介产业发达，媒介教育历史悠久、独具特色，同时，这个专业相对来说入学门槛较低，成为中国留学生首选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英国大学也是中国媒介研究学界的重要参考对象。随着双方交流日益频繁，英国媒介教育的部分专业、学制、教学方法等被逐步引入。然而，中国学界对于英国媒介研究和媒介教育的特殊性仍存在一些普遍的误读和忽视，由此也造成了一系列争论。例如，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研究等同于美国的传播学，是同一学术领域的两个名字，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也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研究是批判式的，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是行政管理式的，两者水火不容。再比如，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教育是新闻职业培训的高端延伸；也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教育是纯粹理论性、批判性的，与媒介实践相去甚远。这些观点往往从当前的本土框架出发，忽略了一个学术领域和教育领域发展所依存的特殊历史与社会情境，未免对英国媒介研究与媒介教育做出了简单化的判断。

实际上，欲描绘英国媒介教育的学术地形图，必须对这个国家的整体思想状况与社会状况进入深度理解。本文限于篇幅，仅对其历史进行浮光掠影的描绘，望能述其大概。简言之，英国媒介教育与其整体思想和教育状况紧密契合，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工业文明和社会激进革命、自由主义和社会公共服务、殖民主义传统和多元文化社会的矛盾进程中，呈现出一种多重建构的结果；与美国为代表的媒介学术传统不同，它的新闻学长期处于半缺席的状态，文化研究成为主导性思想潮流，学术界限较为模糊，批判理论和成人教育成为特色。

一个学术领域的命名

如果说，在中国大学中常见的“传播学”（Communication Science或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一术语主要来自于美国式的学术界定，那么英国大学里更常见的是“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这一称谓。命名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策略。“媒介研究”与我们通常所见的传播学有所关联，实际上却是建立在不同基础上的另一种知识体系。在英语中，“传播”是个广义的词汇，用以指代各类象征性转换。在英国大学的学术话语中，它主要与语言学研究和人际传播研究相关，相关研究的主要传统来自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与之对应，媒体研究是对以某种形式借助媒介开展的人类传播活动进行研究。它侧重研究的是电影、电视、广播、电脑等为核心的传播活动。因此，在美国大学的传播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言语传播、修辞研究，极少出现在英国大学的媒介研究传统之中。

在英国社会的普遍认识中，媒体属于大众文化，与文学为代表的高雅文化泾渭分明。因此，传统的学术体系之中往往会轻视媒体，把电视、音乐、电影当作消遣，而并不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或教育的分内之事。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至今都没有媒介研究这一专业，由此可见一斑。在创建初期，媒介研究与传统学科的关系一直不洽，直至今日仍是如此。这是当前媒体研究状况的重要一面。

英国传统的历史建构

1919年至1939年期间，伦敦大学曾开设过新闻学的培训，但由于二战的原因，早期的新闻学高等教育无疾而终。直至1960年前后，正规的涉及新闻、传播与媒介的高等教育才重新展开。当时也恰是英国高等教育蓬勃发育的新高峰。

之前，英国的大学体系规模很小，极其精英化，大学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极是屈指可数的传统大学如剑桥和牛津等，另一极则是一系列城市大学，最早于19世纪在伦敦出现，随后兴起于其他的大型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里兹、利物浦等。此外，英国大学教育还出现了较低一级，被称为技术学院，它们是由地方政府出资的教育机构，主要颁发职业证书。

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被改变了。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剑桥、牛津依然作为旗帜高高飘扬。与此同时，一方面政府大规模新建了相当数量的大学；另一方面，技术学院以传统大学为模板，开始设置各类学位课程。英国式的媒体研究和媒体教育，正是在这个年代作为一个严肃的学科应运而生的。它最开始并不是出现在剑桥、牛津等全国性大学，而是出现在地方大学；并不是出现在传统大学，而是出现在技术学院。这多少反映了这个新学科在当时学术体制中的地位。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非传统学科建制的，是跨学科的，很难将它纳入基于单一学科建立起来的传统大学的系科划分体系，很难给媒体研究找个安身之所。然而这也为媒体研究带来了独特的风格与特色。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传统大学并没有给媒体研究一席之地，因此，地方大学成为了媒体研究的桥头堡。20世纪60年代，在传统的大学中只有三个为媒体研究设立了科系、提供了容身之所，而它们是地方大学：里兹大学、莱斯特大学和伯明翰大学。

媒体研究的历史流变

在里兹大学，麦奎因开创了在政治传播中媒体作用的研究，并创建了电视研究中心。在莱斯特大学则创办了传播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主要由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构成，更关注为机构与工业实体的媒体组织；他们更关心媒体机构的内部，并以媒体生产的民族志研究为主要研究手段，其核心的议题是记者如何工作，到底什么是新闻，电视剧如何构成象征。最后一个地方，则是赫赫有名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由霍加特创建、并由霍尔发扬光大的这个中心，开创了文化研究的传统。这个中心的大部分学者拥有文学背景，他们既关心文本中蕴涵的意义，也关心社会团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当今学术界不少独当一面的媒体研究学者都来自于此。有趣的是，这三个机构都只有研究生课程。

里兹大学的电视研究中心、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以及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均更具人文学科导向、偏重学术研究而非实务训练。如果说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创立是英国媒体研究的第一波，那么，这个学科的第二波则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教授媒体本科课程有关，与所谓的技术学院有关。以新闻实务为主并授予本科学位的新闻科系是1971年在威尔士的卡迪夫大学开设的。而最早的媒体研究本科学位教育则出现在中伦敦技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威斯敏斯特大学。这些大学也被称做新大学，虽然早就存在，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发展。媒体研究拓展的第三波出现在20世纪末，由于媒介产业的蓬勃兴起，媒介教育获得重视，几乎所有英国大学都开设了相关的专业。

缺席的新闻学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历史上来看，新闻学在英国的学科体系之中长期缺席，而新闻教育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所谓“学徒制”的方式进行传承。虽然自由主义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多半都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最重要的阵地英国发展起来的，但在英国的大学体系之中，新闻学一直没有容身之所。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英国的传播与媒体实务教育虽然有一些先期性的工作，但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进程后，新闻教育并没有获得长足的进步，而长期以来，新闻职业培训是以非学位教育的形式存在的。

英国拥有BBC、《泰晤士报》这样一系列重量级的媒体机构，是造成新闻学在学术界长期缺席的原因之一。这些大型媒体机构自身就有完备的内部培训机制，所以也没有必要接收学院体系里的新闻学子，而更倾向于招募有更广泛学科背景者，在机构内部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就可以上岗。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记者，要么获得一个其他专业的学位，如英语、政治、历史等，然后想方设法在英国广播公司或是知名报社找到一份工作；要么在地方性媒体打拼然后逐步提升到全国性媒体工作。但近些年来，情况也开始发生改变，美国传播学的传统和注重实践的新闻学课程也开始陆续出现在英国校园。

批判理论的现实关怀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英国媒介教育中的成人教育。这个特色主要是来自于英国式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思想。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这个潮流，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间蔓延到全球知识领域，成为媒体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话的重要阵地。虽然这个中心的后身——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系——于2002年被校方撤销，但是其形成的研究潮流却不仅在金史密斯学院等地继续发扬光大，而且拓展至纽约、悉尼、香港、上海，遍及世界各地。

有意思的是，该研究潮流的早期重要人物，如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人，都曾涉足成人教育，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为工人阶级文化素养教育的一部分加以贯彻，而同时也使得学术和教育成为政治思想的实践。斯图亚特·霍尔在离开伯明翰大学后，专门任职英国开放大学的教授，而这是一所致力于成人教育的高校。1977年10月，英国卸任首相爱德华·希斯访问中国，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希斯就向邓小平介绍了英国的开放大学，它利用广播电视等大众化媒介来开展成人教育，在当时是世界性的创举。邓小平决定借鉴英国的做法，这促成了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的重新建立。霍尔在开放大学研究与教育不仅致力于发展学术成果，同时致力于将其扎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大众的文化实践当中。2011年，金史密斯学院在斯考特·拉什领导下的文化研究中心，宣布将其研究生课程向社会公众开放，可谓继承了这一理想。虽然对象、内容、力度、目标均有不同，但文化研究对成人教育的重视，与中国学界目前关注的热点之一——媒介素养，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方面摆脱了实务训练而专注于理论拓展，另一方面又将学术教育返归到社会大众的素质培养和日常实践，从象牙塔到起居室，英国的媒体研究与媒介教育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策略和学术方向。

中国情境下的反思

中国学界试图以自己心目中的新闻学或是传播学的模板去对接英国的学术机制，而两者往往很难契合。正如前述，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下，诸多的英国高校中，以新闻学命名的科系并不算多，而冠以传播学之名的学科往往又会与媒体研究或是文化研究并列。因此，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学科本身并非与生俱来，更不是一成不变。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一个标准模式。学科的形成往往是与社会变迁互动进行的，是包括学术政治在内的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当中国传播学界面向世界获取学术资源之时，我们应时时警醒，理解一个学术领域的特定历史变迁、社会情境、学科建制和政治策略，由此方能反观自身，理解中国的传播与媒介研究所面临的境况与议题，寻求发展之路。

（章戈浩：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体与文化分析博士；张磊：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访问学者）

作者：章戈浩 张磊

文化新闻学误读管理论文 篇2：

执着与勤奋的新闻学探索者

陈娜：刘老师好，首先，能否请您谈谈您的家庭背景、早年的求学经历以及大学刚毕业时的经历？

刘建明：尽管我在新中国长大，但我的人生有过煎熬的岁月。1942年我出生在辽宁营口市，四岁时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幼年丧母，贫穷、没有家庭欢乐，更没有父爱母爱和儿时的文化熏陶，使我从小养成孤独寡言的性格。直到解放后我才能吃饱饭，家里的日子稍有好转。苦难的童年总是在我心里抹不掉，我总想，不能让不幸再降临头上，于是立志改变人生，所以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阶段的学习不敢懈怠，常常想一些苦点子锻炼意志。

1960年，我考入辽宁师范大学（当时称辽宁师范学院），读的俄语专业，选修英语与日语。老师中有几位饱学之士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们讲课旁征博引，妙语连珠，逻辑严密，使我对学问、读书、写作发生了兴趣。大学期间，我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西方哲学、经济学与政治理论家的著作，积累了一些理论知识和逻辑思维，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了自己的思考。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丹东市第一中学教书。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后又被抽调到“四清”工作队在农村搞“四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又回到中学，如火如荼的大批判冲击了一切角落，学校更是重灾区。1970年学校革委会把我遣送到农村。我在农村白天干活，晚上在陋屋中读书、练习写文章，一晃三年过去了，1973年才回到城市的中学教书。

当“四人帮”倒台后，批判他们的极左路线活动掀起高潮，我几乎每周都写出一篇文章，刊登或播出在《丹东日报》《辽宁日报》的理论版、丹东广播电台的理论学习节目和一些杂志上，做了几个新闻单位的通讯员。1977年末，我调进丹东广播电台当了理论节目编辑和文教记者，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

陈娜：您曾经做过丹东广播电台的记者和广播电视局局长，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先后两次走出丹东，进京求学？人到中年弃官不做，远离妻儿潜心钻研，您的这份人生抉择又是否遇到过艰辛或困扰？

刘建明：从事新闻工作后，特别是做了基层新闻单位的领导，我深感有关新闻工作的学识和理论修养严重欠缺，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任何书籍可读，零星的文章又十分空洞、直白，我想掌握新闻学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学术体系，遇到了困难。同时，我感到，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新闻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理论体系，基本属于学术空白。我想到权威学府深造，一方面想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想做出自己的探索，于是我先后两次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的研究生，读了硕士读博士，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陈娜：是什么样的契机和渊源让您走进了舆论学与媒介批评学的“学术荒原”去开疆拓土？

刘建明：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期间，我读了很多书，有关新闻学及其相关的近万册书籍都粗读了一遍，对个别著作做了精读。我发现舆论学和媒介批评学两个领域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现象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评价问题，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能够加深对新闻理论的理解，有助于指导新闻报道的运作。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征得导师甘惜分教授的同意，着手研究舆论学课题，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舆论现象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

当开始研究舆论现象时，不得不首先对社会流行意见和人们日常的言谈做些观察和思考，自然就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舆论批判。那时处处都有舆论混战，每次政治批判都伴随舆论狂涛，舆论阴谋和舆论攻击在人们心灵中发生震撼。舆论和人心的同构制衡着社会变动，牵动每个人的思想变化。在一个没有舆论学熏陶的国度，不仅假话盛行，而且言论陷害被视为“政治义愤”，诚实的语言可能给人带来悲剧。这样，舆论岂不是需要研究一下吗？我思考着这类现象，为舆论利器的社会效应感到吃惊，也为新闻理论的贫乏和舆论学的缺位深感遗憾。就这样，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写作，我于1986年出版了《基础舆论学》一书。

陈娜：在中国舆论学领域，您不仅先走了一步，而且迈出了一大步，先后出版了八部著作，您能简要地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是否一帆风顺？您的研究成果究竟产生了哪些社会价值？

刘建明：1981年我在读硕士时，就在《新闻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舆论学初探》一文，今天读起来发现有许多幼稚和不准确的结论。我的舆论学观点是一步步发展的，是个不断探讨、不断演进的过程，无论《当代舆论学》《社会舆论原理》还是《天理民心》和《穿越舆论隧道》的出版，都经受了曲折苦思和意识危机的折磨。有些问题很敏感，提不提出来研究？我从邓小平著作中找到了解放思想的勇气。

我的研究成果，只是个人对学理的孜孜追求，对学界和业界是否有裨益，我个人无法评价。但有十多篇文章给予肯定，被引用的论断有几千篇次，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界也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些论著填补了空白。某些好友告诉我，我的成果对国家决策及其社会机制变革的借鉴意义，远远大于对学界的辐射。从1987年开始我在论著中就强调民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对民意的概念、性质和量化做出界定。我在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舆论形态》一书中提出尊重民意是人民政府和先进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此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欣慰的是，1998年中共中央终于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尊重民意”的观点，2003年在十六大报告中又以整个段落强调遵循民意的理念，我的研究至少体现了治国方针。

1998年出版的《天理民心》一书，是我在199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舆论学：中国的社会舆论与舆论制度》的国家课题删节稿，对1949年后50多年我国意识形态与新闻报道中的正误和得失进行了总结，揭示了我国上层建筑、思想建设和社会舆论的关系和表现形式。有人对这本书持批评意见，是因为它提出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当时人们还不理解，总是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无限优越”的观念来判断问题，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需要社会和谐来克服政府体制、经济制度和人们道德上的不足。该书提出的“从舆论和谐达到社会和谐”的舆论机制（《天理民心》7-10页）、倡导“公正、公平、正义的道德舆论”（《天理民心》307-308页）、建立“社会痛苦指数、社会挫折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骚动指数”的预警体系（《天理民心》433页）等重大课题，当时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但后来和今天的国家治理政策表明，这些研究成果对政府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娜：您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媒介批评的研究专著，您那本《媒介批评通论》在十年后（2012年）又出版了第二版，此外您还相继带领团队（研究生）撰写了《西方媒介批评史》和《中国媒介批评史》，可以说您在中国媒介批评研究方面已经史论兼备。这种学术“拓荒”的意义受到了新闻传播评论者的肯定。那么，同为媒介批评和舆论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这二者在您学术思想体系中存在什么逻辑关系？

刘建明：媒介批评是媒介的“医生”，是对媒介的评价，更是对媒介“病态”的医治。一个健康的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媒介批评。但我国的媒介批评比较肤浅，最广泛的批评活动是作品评价，比如每年开展的好新闻评选活动，而理论批评、体制批评、媒介市场批评就很少。业界和学者们对作品的评价往往缺少科学的操作规范和健全的评价标准。在2000年前后，西方媒介批判学派的著作和观点被大量引进，但有些学者把这些观点视为媒介批评学，把它同媒介批判理论画了等号，这就在逻辑上混淆了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确实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我想把这二者区分开来。正是以上两种动机，促使我着手媒介批评的研究，把新闻与传播理论的疆域向这个领域扩展。

媒介批评研究的对象是人们如何批评媒介，批评的规则、标准和方法是什么，西方的媒介批判理论的着眼点则是如何看待、认识媒介，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就是说，媒介批评学不单研究专家、业界和政府对媒介的批评，还包括广大受众对媒介的评价，后者主要通过社会舆论反映出来。媒介批评学在一定程度上渗透舆论现象和舆论规则，但它和舆论学并不是相互依存、各为其机理的学科。舆论学不仅是一门新闻传播学科，也是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市场调查学的子类，覆盖的社会研究领域更为广泛。

陈娜：您能否谈谈甘惜分先生对您的影响，以及在您的学术人生中，还有哪些人和事曾经对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的两个阶段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建明：到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硕士、博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甘惜分教授1981年出版的《新闻学基础理论》一书，甘老师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和犀利的文笔，这本书奠定了我的党报理论知识。如果我要写有关党报理论的文章，除了阅读党的新闻工作文件外，还要认真读一读这本书。此外，甘老师的为人和治学态度对我的影响很大。

甘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他指导我们的学业，启发我们积极思考，自由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独立研究问题。在思想修养方面，他总是告诫我们老老实实做人，激励我们忠于祖国和人民，也尽量帮助我们解决自身的一些困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人品正直，没有任何市侩习气，敢于说真话，不顾个人的得失而建言献策。

这里不能不谈及我的硕士生导师何梓华教授。他是我新闻学理论的引路人，1979年我刚入学读硕士时，对新闻理论一窍不通，何老师的理论课我在不同课堂上连续听了三遍。当时没有教材，这三遍课我把他讲授的内容全部记录了下来，等于手里有了一部他的讲稿。何老师的讲课和讲稿注重知识，甘老师的那本书则注重理论，充满思辨。后来我多次反复研读何老师的授课记录稿，这对我后来写作《宏观新闻学》一书帮助很大。

陈娜：学界有些人认为，您在学术上经常提出一些预见性的观点，能否举例说明您提出的学说预见是否被实践所证实？还有人说，您的学术观点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不盲从、不迷信，敢于直面真理、挑战陈见，并且您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性和前瞻性。您认为这种能力源自哪里？

刘建明：这些问题都有挑战性，但也是搞学问的人难以回避的。就是说，社会不断发展，学者将面对种种新的研究课题，在学术上不能及时提出新的见解、预言事变的走向，一味地重复落后于时代、脱离实际的理论，学术就一钱不值了。任何真正的学问都有科学的预见性，否则就称不起探索。

但预见不仅要有理论根据，而且要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随着我国加入世贸谈判获得进展，从1999年到2000年国内新闻学界和业界突然出现“传媒入世”的热潮，发表了几百篇文章预测传媒作为文化产业也要加入世贸：外国和港澳电视台要在我国落地几十个频道，外国电视节目将进入千家万户，外国传媒大亨将到我国来创办报刊和出版社，或投资、兼并我国媒体。一时说得神乎其神。我在《新闻记者》杂志2002年第2期发表了《传媒入世的杜撰》一文，不赞成这种望风捕影的观点和炒作。《传媒入世的杜撰》一文指出：“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就外国媒体准入和中国媒体进入外国新闻市场没有任何谈判和协议。即使在未来数年，某些西方传媒准许在中国大陆开放，也不是我国加入世贸的承诺。”“笔者不反对媒体开放，而是反对弱者向强者奉送财富的开放，反对外国新闻集团垄断中国新闻市场和广告市场的开放。”文章发表后就出来了几篇文章和我辩论，认为传媒入世势在必行，否则就是鸵鸟政策。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五年过去了，十年也过去了，直到今天传媒也没有入世。

我们对媒体和新闻现象的研究，需要认真考察客观实际，了解我国的新闻政策，对理论判断的合理性与后果要做出多种考量。我从事了五年的新闻工作，算是有点实践体验，这对研究新闻学理论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养成看问题要尊重实际，看问题的角度要全面，看问题的出发点要遵循党的新闻政策和国家利益。我的学术观点对实践不一定都有指导性，但很少盲从，不迷信，倒是真话，我更喜欢挑战陈见，提出过一些批判性和前瞻性的结论。我认为，搞学问就要有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一股热情，能不能发现真理又当别论。国家把我们培养成教授，让我们教书育人，就是要探索真理，把有用的知识和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告诉学生和广大读者。从小范围说，这是为了提升传媒理论的科学化;从大范围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道，这就是我追求前瞻性学术探索的动力源泉。

陈娜：您上面说到的例子涉及学术争鸣问题，不知您如何看待学术争鸣，能否结合您的亲身经历谈谈看法？

刘建明：学术争鸣是件好事，没有争鸣的学术是死学术，是停滞的学术。学术争鸣不仅能活跃学术空气，而且能给学术界提供新思想，得到一种新观点而茅塞顿开。但也有不好的争鸣，提出的反对意见没有很好地思考，对争鸣的问题根本不了解，也不查阅文献和调查，就随便做出结论，结果漏洞百出。更坏的学术争鸣是意气用事，与我不同者必黑，往往夹杂一些不雅的言辞。

我写过一些带有争鸣性的文章，有的是应约稿而为，有的是主动写的。但不管哪种情况，只有重要的理论分歧、对重要情况和发展趋势做出误判或把基本知识搞错了，有贻误读者的后果，我才拿出争鸣文字。究竟我争鸣得对不对，最终由实践和多数人是否赞成来评判，不能自恃高明。对一般不同观点的文章，我不会与之争鸣，应允许有各家的看法，学术有派是正常的。

写争鸣文章是件严肃的事，不仅对反驳的观点要有充足的理论、知识和事实根据，而且在逻辑上能经得起推敲;对涉及的概念要搞清楚，不能有任何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这就需要认真阅读、研究与之争鸣的文章，找到它的错误之处，否则就会破绽百出。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时，我应约发表过一篇《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一文，与我争鸣的人并没有认真阅读全文，把原理和理论两个概念完全混为一谈，认为像张闻天、陆定一、胡乔木这样一些党报理论家谈的都是宣传理论，他们怎么能提出传播理论问题呢？并得出宣传理论绝不是传播理论，党报只能满足党的需要，不可能满足受众需要的论断。他忘记了传播学的鼻祖之一拉斯韦尔就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技巧的，也忘记了党的需要就是人民的需要这一根本原理（如果二者不一致，是违反党的政策和纲领造成的）。他更忘记了连孔子、柏拉图等古代学者都提出了一些传播思想而受到当代学者的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怎么就提不出某些传播学论断呢？他还把知识沟和信息沟、把关原理和把关行为视为同一种东西。尽管我的文章引用了张闻天、胡乔木等人的具体论述，但争鸣者根本不顾及这些论述而自说自话。

写争鸣文章一定要尊重科学，注意逻辑，同时也要照应对方文章发表的目的与环境。在纪念陆定一发表《关于我们新闻学的基本观点》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发表了《陆定一的历史遗产》一文，后刊登在《新闻大学》上。有人在网上发表批驳文章说，陆定一在1957年整过人，你的文章只说他好的一面，这是违背事实的，也是一种不老实的态度。这种争鸣实在可笑，我不得不在同一个网站上发表反驳文章正告：中国有句古训，对逝者不言其过，要求在纪念会上批评逝者的过错是不道德的。看来，搞学问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占有全面的资料，弄清每个概念的来龙去脉，还要有宽容精神和道德修养。

陈娜：上世纪80年代您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国际关系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两座知名学府的执教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是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刘建明：我在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九年，虽然担任国际新闻系主任，但我的精力主要用在治学和授课上，我也要求系里的其他老师都要把教书治学作为第一要务，其他事情再重要也处于从属地位。国际关系学院对教员管理相对宽松，领导很开明，向来要求教师要务正业，只要做好科研和教书育人工作就称职，这对我投入学术研究极其有利。

1995年我调入清华大学，兼任中文系副主任，主管新闻专业，我继续秉承科研为先的想法，在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时就主动辞掉了行政职务，利用清华大学图书馆历史藏书浩瀚的优越条件，加强对各门学科的知识储备。学术视野宽广，才会有新发现，不断跟踪学科前沿，才能落实教书育人的职责。清华大学更为重视教学，新闻学院是新建立的科研教学单位，校方为其确定了“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教学方针。可是，拿什么“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只能拿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才能把教学方针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的大量著作和几百篇学术论文大都是在清华大学在职工作的14年中完成的。

陈娜：作为20世纪40年代生人，您如何评价新中国这一代新闻学者的学术使命与学术责任？您如何看待这一代新闻学者的集体学术特征？

刘建明：我国新一代的新闻学者总体素质较高，要好于我们那一代人，所处的宽松政治环境更是我们那一代人无法获得的。许多人都很努力，富有进取心，学术成果累累，特别是在引进西方传播学方面有贡献。但很多人缺乏新闻工作实践的体验，对我国的新闻体制和演变的过程不熟悉，对新闻学研究不够深入，甚至对新闻理论不感兴趣。一些学者用传播学理论代替新闻理论，有些院系没有把新闻采访、编辑、写作的研究和教学提到重要位置，培养出来的人才到新闻单位上路慢，同现实的新闻工作需要有很大差距。这都需要我们深思，要想方设法改进我们的科研和教学。

西方传播学有些原理适用于新闻学，因为它本身就来自新闻学。比如议程设置理论，首先由李普曼在研究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时提出了理论雏形，1968年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对总统大选中的新闻报道进行定量研究，看到媒体议程同公众议程的相关性，于1972年提出了议程设置的概念。但大量传播学原理不能说明新闻规律，新闻学包含更多的人文因素和政治倾向，依赖所谓“中性”的传播学的“客观分析”，难以对许多政治新闻做出解释，注定产生严重的误导。

另一个令人遗憾的是，对新闻理论的研究忽视严谨的科学性，往往不在科学层面推演理论的逻辑关系，例如因果关系、条件关系、概念延至关系、结论推导关系等。这就不成其为理论科学，很难培养人们的新闻思维和认识新闻现象的深度。新闻理论，无疑研究的是理论问题，由一系列概念、原理、论断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以科学论证确立新闻实践及实践方式的理性。理论论著没有提出理论问题，没有严密的论证，只是罗列简单的现象，正是新闻理论同其他社会科学的主要差距。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真正的新闻理论究竟来自何处？答案很简单，正确的理论来自新闻工作实践，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来自文件和西方传播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作为党报工作和现今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不是新闻理论的源头。“理论来自实践”这个唯一源头，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说得非常清楚。

陈娜：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理论教学，对培养高水平的记者占有首要地位，掌握新闻理论也是做好采访、写作和编辑工作的必要条件。新闻官员只有掌握正确的新闻理论，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新闻政策，对媒体实施有效而科学的管理。您对新闻理论都做出过哪些探索，有什么成果，能否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呢？

刘建明：实际上我的很大精力都用在新闻理论研究上，我也总想在新时期政治与思想环境更加宽松的条件下写出一本像样的新闻理论著作，这方面的探索大体有以下几个设想：（1）用绝大多数篇幅研究新闻学的普遍原理和一般规律，把党的新闻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确定为一章的容量;（2）把新闻法治和新闻管理纳入研究视野，这是以往“新闻理论”和“新闻概论”的教材从没有系统研究过的内容;（3）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使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意识形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指导，互联网已成为强势媒体，新闻理论应当体现时代、意识形态的进步和传播工具的新变革;（4）新闻理论不仅要研究新闻运作的规则和规律，而且要探索记者观察和解释事件的法则、方法，指导记者正确观察世界和阐释世界;（5）厘清每一个概念的内涵和来源，归纳、界定知识单元和体系，确定应有的原理，并做出论证。

1991年我出版了《宏观新闻学》，我的设想初步贯彻在了这本书中，但还不全面，特别是第2、3条没有体现。该书强调了宣传、新闻的阶级性和新闻没有商品性，这是不适当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新闻理论教学有严格的政治要求，也只能如此。1999年我又出版了《现代新闻理论》一书，更多体现了上述设想，复旦大学徐培汀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20世纪的新闻学与传播学》（166-168页）一书中认为：“刘建明的新闻思想，集中体现在《宏观新闻学》和《现代新闻理论》两本著作中……他创立了新的新闻理论体系。”2003年我出版了《当代新闻学原理》一书，全面体现了我的上述设想，对记者如何认识和阐述当代事件也做了深入探讨。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2005年又出了修订版。

此外，我还出版了《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新闻学前沿》《新闻学概论》《科技新闻传播理论》《新闻发布概论》等。这些著作力求从新闻宣传实践和受众需要中印证或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从全球化和人类文化发展方向探索新闻报道的规则，也试图在新闻研究的理论化方面做出尝试。

陈娜：您的新闻理论成果如此宽泛、丰富，而且重视社会发展新趋势对媒介和新闻报道的影响，确实难得。今天看来，传播的全球化和文化、经济全球化一样，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前景，先进文化及其相关报道会不断扩大传播空间，您对西方的新闻理论是否有研究？

刘建明：今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出版我的《当代西方新闻理论》一书，就21世纪新闻学的前沿理论做出全面的引证和介绍，对观察和思考当前中外新闻现象有重要价值。在现实与历史语境下，该书重点引介了国内鲜为人知的200多位西方新闻学者的最新观点和73位著名学者的学术身份，力求呈现西方当代新闻理论的原貌。在第一章介绍了西方新闻理论的新兴学派，第二章就介绍了当代西方新闻理论在全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提出的新观点，此后八章陆续演绎了新的理论和学说架构，许多新的概念在我国新闻界鲜为人知。

我认为，我们正在亲历全球化，新闻传播早已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令许多经济或文化屏障爆裂，强悍冲击了广阔的传播场域。西方对新闻法则的新发现，深入到技术魔力与传统观念的崩塌地带，闪烁着激浊扬清的锋芒。但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媒介体系自身也在重新整合和巨变。回顾一下历史，所有新闻媒介可分为感官互动控制和线性字语控制两类，由低级符号表达向视像表达演进。在网络时代，人类进入媒介化社会，新闻媒介成为社会的路标和窗口，沿着新闻同质化、碎片化，传播人性化，媒介全球化，媒介融合和大数据驱动五个路径向前发展。西方新闻的四种民主模式正在遭遇挫折，媒体与新闻已不是西方民主的保障，对新闻媒体的分析要有全新的视角。

陈娜：您从1985年读博士开始，到现在已经出版了35本著作，还有500多篇文章，科研工作量这么大，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辛苦！更不容易的是，您的成果几乎都是别人没有或很少研究的领域。您的钻研精神体现了执着的探索、刻苦勤奋和博览群书的孜孜追求，这也使您有了宽广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对许多问题都有通达的领悟。不仅如此，网上还可以经常看到您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和经济学的文章，都是针对现实紧迫问题的独家之见。不知您的这股干劲来自何处？

刘建明：我是2009年退休的。作为一名学者，实际是退职没退休，离岗没离位，有许多问题正在研究，约稿也多，为国家的振兴和民族复兴做点工作也是一种快乐。国家培养了我，我应当回报，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学术和社会思潮方面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为各级干部的培训工作讲讲课，为国家的学术和思想建设出点力。这确实需要不断勤奋的学习，刻苦、执着的钻研，否则拿不出东西来。人云亦云地贩卖别人的东西和旧知识，我深感味同嚼蜡，不愿意这样做，好在各个领域都有大量误读误解和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有人去澄清。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郑 艳

作者：陈娜

文化新闻学误读管理论文 篇3：

哲思浸润学术人生

蔡铭泽的气质里流淌着浓郁的古典气息，这固然与他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并且饱读国学经典不无关联，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志趣、雅好与他在人生经历中淬炼出的胸襟情怀不谋而合。

从钟灵毓秀的三湘大地，到吐纳恢宏的首善京畿，再到务实勤谨的岭南重镇，善于参悟天人之道的蔡铭泽汲取了每一处的慧根，一路跋涉一路心血地形成了自己的风骨。作为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早年的亲传弟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广东省引进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以及百年名校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蔡铭泽的学术人生中写满了颇多“敢为天下先”的故事。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苦读出身的湘籍学者在他掩藏不住的才情与才干中，却一面有着尽心竭力、不甘人后的执着个性，一面又有着处下不争、急流勇退的人生哲学。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开疆拓土，建章立制;致虚守静，功成不居——无论为人、为学，还是处世、行事，蔡铭泽怀揣着举轻若重的入世抱负，又洋溢着举重若轻的出世情结，既含藏内敛、缜密周详，又潇洒有度、吞吐自如。几十年光阴斗转，从当年农耕山水中的贫苦少年到如今名气斐然的知名学者，蔡铭泽每一步的进退取舍都流淌着某种深邃的哲思。柴米油盐酱醋茶，道德文章天地心，无论拿起还是放下，他虔诚地继承着耕读文化的精髓，不失本色却又早已升华腾挪。

一、“读书，让我在逆境中还有美好的向往”

“我的家乡在湖南省岳阳县的黄金乡书稼冲，这里是湖南省岳阳县、华容县和湖北省监利县两省三县交界的一片丘陵地带，周围就是洞庭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我的历代祖辈都是读书人，父母在家乡务农，家里有兄弟姊妹六个，我排行老三。我母亲去世比较早，父亲一个人养活我们六兄妹很不容易，家里条件一直比较困难。”蔡铭泽的回忆从清苦的童年开始。

“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是教书先生，但是这段经历却成了他的历史问题，解放后受到了政治上的压迫，被划为了‘二十一种人’。那时候的我很喜欢读书，人也很聪明，但是这种家庭情况，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存在读了小学能不能上初中、上了初中能不能继续读高中的这些问题。我父亲虽然不是受冲击的主要对象，但是每次开批斗会时，我都是下面的观众，那种滋味很难受，我就是在这种充满压力的环境中长大的。”蔡铭泽说，“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不但读得进去，而且很用功，觉得读书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家里虽然兄弟姐妹很多，条件不太好，但是家人始终支持我读下去。”蔡铭泽回忆说，他虽然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但是始终坚信学习文化知识一定是有用的，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一直没有放下过书本，直到命运为他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1974年，高中毕业后的蔡铭泽先是回老家种了两年田，而后又顶着各种压力辗转华容县做起了民办教师，正是1977年的恢复高考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其实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那一届我就考上了，当时报的是武汉大学，分数还很高。但是那时候没有经验也不懂事，去县城体检时，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颠了几十里山路，结果造成胃下垂，最后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取消了录取资格。”蔡铭泽不无遗憾地说道，“好在只过了半年，1978年我又参加了第二次高考。”经过上一次的教训，这一回蔡铭泽更加注意了。“第二年我又考得很好，这次体检我就专门乘汽车提前到县城去做准备。体检顺利过关后，我被湘潭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录取了。”谈起报考湘潭大学的原因，蔡铭泽记忆犹新，“到湘潭大学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是我有位堂兄在湘潭大学教书，他向我推荐了湘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湘潭是毛主席的故乡，当时湘潭大学又刚刚恢复创办不久，教育部号召集中力量办湘大，全国好多优秀的图书资源和师资队伍都集中到湘潭大学来了。另外，中共党史专业在当时是个时髦的专业，只有两所大学开设了，一所是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就是湘潭大学。在那个年代，感觉学好了党史，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所以我就主动填写了这个专业。”

蔡铭泽继续说道：“进入大学之后，我读书很用功，可惜那时候条件不是太好，有时连教材都没有，就全凭自己的兴趣钻研问题。读本科时，我就开始发表论文了，在1980年10月19日的《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3000字的《邓中夏和早期工人运动》，还拿了30块钱的稿费，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蔡铭泽不无自豪，“1982年大学毕业后，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就留校教书了。那时候有两条出路都是不错的，一个是出去做官，一个就是留在高校。我一直没有当官的念头，就选择了后者”。

事实上，留校后的蔡铭泽依旧没有停止向上追求的脚步。“我读本科的时候，在班上就一直是起领头作用的。后来我也不断上进，1984年考取了湘潭大學的硕士研究生。我的导师是从武汉大学调过来的曹木青老师，他学问做得很不错，我就跟着他研究陈独秀，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向导》周报的研究。”如其所言，从80年代初开始，蔡铭泽就一直致力于对陈独秀和《向导》周报的钻研，并陆续在《湘潭大学学报》《党史研究资料》《新闻研究资料》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也正是因为如此，原本攻读中共党史专业的蔡铭泽于冥冥中渐渐转向了新闻史的学术领地。“因为《向导》周报是个文化史的问题，既属于中共党史的研究范畴，也属于党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范畴，就这样我转到新闻史这方面来了。”

令人敬佩的是，在早年的求学生涯中，蔡铭泽就养成了勤学苦读的习惯，即便是放假期间，他仍然乐此不疲地流连于图书馆、资料室，一字一句地研读文献史料，一笔一画地誊抄年谱档案。而回忆起那段艰苦攀爬的成长岁月，蔡铭泽感慨颇深：“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想要完全跳出来，是不大容易的。但是在个人与时代的分合变迁之中，每个人的命运实际上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变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我觉得对青年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现在看来，我已经从当年一个地道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着独立看法的人，曾经那么艰苦的环境都坚持过来了，我也没有感到多少的困难。就是因为读书，让我在逆境中还有一种美好的向往，在逆境中仍然能向上发展，向外发展。好书好字好文章，向善向上向天然，这或许对当代青年人有所启示。所以，经受了苦难也不要记恨，反而需要感恩，因为这才是一种超脱。”

二、“人大的优良传统我都记在心中”

1987年，作为湘潭大学青年教师的蔡铭泽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业，而不久后，这位一直没有停止追求步伐的年轻人又迈上了一个新的人生台阶。

“1990年我考取了方汉奇老师的博士生。”蔡铭泽回忆道，“到方老师那里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1987年我到北京去查阅资料，在西单的一个旧书店买了一套书，就是方汉奇老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册，我现在都还记得花了七毛九分钱。买回来之后认真拜读了，感觉方老师文笔很好，史料也很扎实。我这个人喜欢抄书，所以就把方老师这本書上写得最好的部分，甚至是整个章节、整个框架，都用很好的本子抄了两大本。他70多万字的书，我大概抄了10多万字。”正是因为这场书缘，对方汉奇先生甚是敬佩的蔡铭泽决定给他写一封信以表达自己的敬意。“后来我就贸然给方老师写了封信，没想到的是，方老师不仅收到了这封信，而且很快又给我写了封非常客气的回信，并且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再后来，我又对方老师表示希望能够继续跟着他做研究，方老师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也是继续鼓励我。就这样，1990年，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老师的博士生。所以说，第一次去北京，买到方老师的书，给方老师写信，和方老师结缘，搞新闻史，考新闻学博士，这些都是偶然因素促成的。”蔡铭泽笑道。

进入人民大学之后，蔡铭泽在方汉奇先生的指导下，转而开始对国民党报刊展开了研究。“这个题目是方老师给我点的，因为他知道我的史料功夫比较好，但是这个选题不好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党报涉及面很大，范围很广;另一方面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来研究国民党党报，的确有难度。”从中共党史到国民党报刊，蔡铭泽接下了一份知难而上的挑战。“做学问我是主张下苦功的。为了研究国民党的报纸，我在北京图书馆看了一年的资料，把北京图书馆能够找到的所有国民党的报纸都看过了，甚至看到眼睛充血。我那时一看到有价值的材料，眼睛就亮了，觉都不用睡了，做了将近80万字的笔记，所以写起论文来的时候就很轻松。后来台湾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人家认为还是有点价值的。”蔡铭泽不掩欣慰。

1993年，博士如期毕业的蔡铭泽以优异的学业成绩留在了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新闻学的教研生涯。“我在人大教新闻史，也协助带研究生，当时我已经发表一二十篇文章了。北京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我爱人和小孩的户口都进了北京，那时候是很不容易的。我住在人大的筒子楼，经常看到万里无云的蓝天，心情是很好的。”他回忆说。然而，在北京正式落户一年半的蔡铭泽，却因为种种原因，很快又携妻女转而南下，来到了从此扎根驻足的羊城广州。

“到广州来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不久，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广东的发展很快。我当时有一个标准，要流动就一定要往有高速公路的地方流动。因为高速公路代表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实力和领时代之先的风气，当时全国有高速公路的地方还不多，北京也没有完全搞起来。再加上广州这边正在招聘人才，一拨一拨的人涌过来，我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觉得在这边发展很不错。”蔡铭泽坦言，“其实我也是舍不得离开北京的，但当时职称问题、爱人的工作问题，还有住房问题等很多现实问题都摆在眼前，我广州的朋友看到我这个情况后，劝我还是赶快过来。”

作为广东省引进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初来广州的蔡铭泽逐渐找到了施展才干的平台，他于1994年起任教广州师范学院，并于1995年4月起担任广州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我为什么能在广州师院干得很好呢，除了这边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人大带给我的财富。我在人民大学经过了5年的学习，人大的优良传统我都记在心中。老师们之间不搞矛盾，不搞派系斗争，大家扎扎实实做学问，彼此都很谦和，让我知道了什么叫‘以事业为重’。我做系主任也是做到尽可能地关心大家，团结大家，不争名利，容得下人，一碗水端平，这些都是人大给我的。”就这样，任职广州师范学院后的蔡铭泽不仅担负起了更加多元的身份，并且遵守着自己的行事思路。“我办事是很认真的，要么不做，要做就全身心地投入把它做好，这样大家也很服气。”从组建专业化教师团队，到确立广播电视特色化发展目标，再到建章立制完善教学管理，蔡铭泽在广州师范学院度过了充实且忙碌的5年。

1999年，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平台，蔡铭泽再次从广州师范学院调任到了暨南大学，并且在这里继续开创起风生水起的事业。“到暨大任教还是因为希望学科建设的成就能再高一点。我作为人民大学的一个博士，广东省当时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新闻学的博士，为广州师院新闻传播专业的建设尽了力。暨南大学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博士点，但我到这里来至少还可以带研究生。我想要继续发展，留在广州师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蔡铭泽并不讳言。尽管从广州师院调往暨南大学的过程中，蔡铭泽经历了一段尴尬的过渡时期，但最终还是顺利完成调任并于2001年出任暨南大学新闻学系主任。

“2001年我担任了暨南大学新闻学系主任，也是从学科建设开始抓起：第一是要把新闻学系升级为新闻传播学院，第二就是要申报博士点。”作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蔡铭泽对暨大新闻教育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2001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升格为新闻与传播学院;2003年，暨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同时成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重点学科;2005年，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蔡铭泽不仅实现了当初上任时树立的战略目标，更重要的是，他带领团队奠定了暨南大学在整个华南地区新闻教育领域的翘楚地位。“我的想法就是先把架子搭起来，把目标树起来，让大家都有事做，不要互相整人。我搭下的架子就是新闻与传播学院，树立的目标就是申报博士点，并且使老的矛盾不激化，新的矛盾不产生，学院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处理问题公道和气。到2005年的时候，学院的发展态势就很好了，也为现在的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对于这份事业，蔡铭泽问心无愧。

三、“要将新闻史当作思想史来研究”

作为史学背景出身的新闻学者，蔡铭泽对新闻史研究有着自己独到的建树与见解。从1998年生平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至今，他独著或参撰了逾百万字的史论著述，其中既包含专题性的报刊史研究，也不乏通史、简史及地方史志。而对于历史学与新闻学这两个学科领域的迥异与关联，蔡铭泽的一番解读玩味颇深：“应该说，它们是一个专门之学和通用之学的关系。新闻学是专门之学，历史学是通用之学。我觉得一个学者，既要有自己精深的专业研究方向，也要有宽厚的通学研究背景。所以，方老师讲得很经典，他说新闻史本身就是一门历史科学，历史学包含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新闻史是包含在文化史中间的一种专门史。因此我是这样认为的，你要用历史学的视野来考察新闻史，这样它才具有史学价值。但是，如果你仅仅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历史来研究，那又体现不出新闻史的特色，因此我们研究新闻史，一定要研究那些新闻业务背后的东西，而不能流于表面，不能只关心表面报道了什么，起了什么作用，要深入地对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人际关系等去做思考和挖掘。”

蔡铭泽强调：“更重要的是，要将新闻史当作思想史来研究，要在一种理念的指导下去研究问题，要站在整个社会宏观背景的洪流中去研究问题，要看到我们研究的不仅是客观呈现的新闻史，还有值得我们反观的那些研究新闻史的人，包括研究者本身的动机、意念及其社会群类都需要被考虑到。”蔡铭泽说：“很多人做历史研究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歌功颂德、求得生存。所以我觉得历史研究至少需要从三个层面来挖掘，包括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

“所以，任何一门学问都需要一种哲理性、思辨性的东西来作为统率。通过史料，还必须得出一些新的发现，产生新的思辨，并且这种哲理性、思辨性的东西还不能局限于书本本身，要有穿越时空的意义，它不仅是针对现在，也不仅是针对某些专业人士，它还要对后代多多少少有些贡献，这样才有意义。”蔡铭泽饶有兴致地补充道，“所以我现在就发现了很多事情的精妙之处。比如我写书法，就发现了其中的音韵之美，我能感到字在起舞，音乐在起伏，由此我的思想、思路、思维也在跳舞，这是一种非常欢快愉悦的感觉。其实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一种不受任何压抑的状态，思想可以自由飞翔，这样才能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当然，这还需要一个悟性，需要对现实有一定超脱的感知能力。”

说到这里，蔡铭泽流露出了悲欣交集的感慨。“和前一代人相比，我们的知识基础没有他们好，因为他们在解放以前接受了正规的国学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学问基础。虽然他们命运多舛，遭遇政治运动不断，但毕竟基础是扎实的。作为前辈，他们尽到了他们的责任，并且个别优秀的人物还是很有成就的，比如说方汉奇老师、甘惜分老师。那么和下一代人相比，我们也是有很多不足的，主要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社会动荡太多，沒有好好读书，这是时代和社会造成的。但是你们这一代人就不一样了，你们生长在改革开放以后，享受到知识的开放、传播的开放、思维的活跃，你们要比我们强。我们这代人是被方老师那代人教育出来的，而你们这代人又是被我们教育出来的，我们在这中间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所以我更希望下一代人里能够出现一批真正的学者，希望我们这代人能够渐渐被你们这代人所超越，包括在思辨性、哲理性方面。”

然而，蔡铭泽也不无隐忧地谈道，“但是下一代人动不动就是西方的东西，对我们中国的国学和国情了解得还是很有欠缺。有些盲目崇洋媚外的人，习惯把西方的东西生搬硬套进来，甚至对中国的古典文化还存在一种误读和误导，这都是一种悲剧。所以我认为，只有能够穿越时空、横亘古今的人与思想才具有真正的穿透力和生命力”。

说到这里，蔡铭泽聊起了他熟读深谙的《老子》中的精髓，“《老子》第四十八章有一句话最能够反映整个艺术创作、学问之道和民族精神的真谛。原话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说，我们得到的信息、追求的知识和学问应该越多越好，但是要想体现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就需要不断地抽象、概括。我们现在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太浮躁了，追求的东西太多，物质诱惑的东西太多，各种势力的影响太强，真正称得上精髓的东西却少之又少”。蔡铭泽感慨道：“所以老子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只有遵循规律做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

四、“智慧化生存，艺术化生活”

蔡铭泽对中国道家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热爱，其浸染之深除了对他的学术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影响到了他的行政与行事之道。在担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期间，蔡铭泽利用短短6年的时间，带领这个学术团队开创了广东省新闻教育的一个个新高，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业绩。然而，抱雄守雌、为而不恃，关于在行政岗位上功成身退的抉择，蔡铭泽有着自己的考量。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感到自己做出的贡献并不多。但是我认认真真做过学问，认认真真干过行政，现在我认认真真地过着艺术化的生活，这样的人，我想还不是很多。所以我虽然是平庸的，但却是个有特点的人。暨南大学从引进我以来，我都是辛苦做事，对得起她的。当我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学院管理上的时候，我的风格是平平稳稳、逍遥自在的。尽管外人看起来我很洒脱、很轻松，但是对于方向性的发展，对于每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力量的配置、利益的保证、关系的协调，我都会花费很多的心血。所以那时候我晚上睡觉总是不太好，睡得不踏实。”蔡铭泽笑道，“我的态度是，老师们都能晋升职称，行政人员都能得到发展，我就好开心。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发展得很好，而至于我个人，没有太多的追求。”蔡铭泽淡淡地说：“我学过《老子》《易经》，对生活有自己的哲学思考。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如果再继续下去，往往难以抑制自己。我不跟老师们争名争利，这也是人大留给我的传统。再一个，我按照天道而行，相信每个人的发展经历和发展阶段都是不一样的，该做事时要做事，该奋斗时要奋斗，但该收敛时要收敛，要遵循规律，把握好放和收。另外，我的祖先和家风对我的影响也很深，就是对做学问比较认真，对当官比较淡泊，该做就做，急流勇退，这也是中国历代圣贤的一个聪明的选择。”

说到这里，蔡铭泽也不无自豪，“做院长的时候，我习惯把大量事务性工作上升到理性层面再把它沉淀下来，并且仍然不断有学术文章发表，我不希望自己碌碌无为。不当院长了，我还有我的追求，就是写书法。我想用精妙绝伦的小楷把我写得最好、最经典的文章全部用宣纸誊抄出来，等将来再出版。我想，这些事情都不是当校长或者当院长就可以做到的”。他毫不遮掩自己的真性情，“我就是干我喜欢的事情，能协作的，我就与人为善，不愿协作的，我就旁观，把自己事做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在总结自己卸任院长之后的生活状态时，蔡铭泽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十个字：“智慧化生存，艺术化生活。”他解释道：“在当下这个社会里生存是非常不容易的，發展空间的有限和各种竞争的挤压，那是多么厉害。所以我们身处其中就需要学会‘智慧化生存’，要能压抑自己的欲望。而至于‘艺术化生活’，就是要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求所成。无所求，方能有所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对自己也是如此，做任何事情，不去想要得到什么好处，比如（不要想）写字就一定要成为书法家，做行政就一定要当大官，做学问就要早点评教授。求的东西如果太多，得到的东西肯定会更少。人一定是要凭着一种兴趣，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才能让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精神自由地发展。正是因为你无所求，才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就成就（了）自己，而精心设计好的一切，往往会出现问题。”

就像一位哲人一样，蔡铭泽的精神深处有着比他的学问和功业更高明的智慧，这或许就是他一直看重与追求的哲理与思辨。他似乎永远保持着两个自己：一个是在经验的世界里无怨无悔地耕耘劳作，一个是在超验的世界里时时刻刻地感悟反思。作为当代中国新闻学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之一，蔡铭泽看重与在意的远不是一些具象的执念，他时刻都在思考着，如何让聆听者能够从对眼前事物执迷锁闭的情境中超脱出来。他的言谈哲思萦绕，他的书法精妙粲然，在哲思空间和艺术园地中，蔡铭泽流露出迥异于同时代学者的精神气质与个性魅力，并据此，在这块喧闹繁华的热土中维护着一份独有的宁静。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莫思思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张红玲

作者：陈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