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高三

误读高三（通用11篇）

篇1：误读高三

孔子《论语》误读？悟读？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说”和“乐”在这里和现代文不同，都是通假字，“说”“乐”都通“悦”。据说二者字义还有差别，“说”指的是内心的愉悦和满足，而“乐”是表现在外的快乐、喜悦。古人写错字也太离谱了，错得还十分有理。

三个句子构成的排比句，能没有递进的意思吗？第一句讲学习之道，第二句讲求学之道，第三句讲的是为学之道。学习到的知识寻找时机去使用，在运用中获得提升和更深的理解，这种愉悦和满足是渐次获得的，有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一份快乐是淡而弥久。朋友从远方来，应该不是为了享受你的招待，而是为了与你共同探讨学习，在交流的碰撞中彼此收获，那种快乐自然要发自内心，溢于言表。越是远方的朋友，学习背景不同，受到的同一种文化的影响不同，在思维上应该能发生更多的碰撞，产生更多思维的火花，所以朋友还是远方的好啊。做学问，总是会有学问上的意见相左，或者理论分歧，不因为这种分歧而厌恨、生气，孔子已经能达到有容乃大的境界，这样的人当然是君子，有德行的人，伟大的人。

学习有三种途径吧：实践-学而时习，交流-有朋自远方来，包容-人不知而不愠。快乐和平静的态度更是学习必不可少的积极情绪。

篇2：误读高三

10%的人第二次看《三国演义》觉得司马懿比诸葛亮还要厉害

1%的人第三次看《三国演义》觉得鲁肃比司马懿，诸葛亮更厉害

0.01%的人第四次看《三国演义》觉得郭嘉才是天下第一谋士

为什么???

诸葛亮――-锦囊妙计+事必躬亲，最后累死五丈原o并把蜀国国力耗尽，是最无能管理者的代表。

司马懿――-深藏野心的鬼才，有宏观大局思想又能沉稳实干的将领。司马懿死守长安而不进攻，一面壮大自己的兵力o一面拖垮蜀国的经济，终于打败诸葛亮，为三国归晋打下坚实的基础。

鲁肃――――-高瞻远瞩仁义好施的扛鼎之奇才。 孙权评鲁肃二快一短o一快是大略帝王之术o二快是赤壁主战o一短是劝孙权借G州o刘备o其实这一短才是鲁肃最长。孙权恨刘备不讲信义o若不是鲁肃从中劝导o孙权早就攻打刘备了。兵书说”用兵之人,修道保法能为不败之政”o又fs”会用兵的人o战胜而无智名o无勇功。”这正是鲁肃的写照。鲁肃表面上看起砥狡匠3)o当吴国统帅七年并]有立下任何战功。公元2o鲁肃死。赡旰螬o蚊砂滓露山o击败关羽r再三年o陆d大败刘备。表面上看起愆o鲁肃似乎还不如蚊珊吐竭d。其实o我们都只看到小聪明而看不到大智慧;早先于诸葛亮隆中对之前七年o鲁肃就已对孙权分析天下大局荨K说的热萸『煤吐≈卸韵嗤。鲁肃要孙权把G州借o刘备o让关羽在L江北岸(G州)守住魏o而自己却在刘备的后方(湖南)专心练兵，

这也正是鲁肃的大智慧。鲁肃在世能S持三国鼎立的局势，鲁肃一死，吴国就攻打蜀国，三国鼎立的局势立刻土崩瓦解，这正是鲁肃是扛鼎之奇才的原因。

郭嘉――――-洞穿人心用兵如神的旷世奇才。三国时期，各路诸侯割据一隅，并无鲸吞四海之志。在这种情况下，郭嘉对一个个敌手心理状态的准确判断，便常常成了曹操获胜的关键。1，当曹操正担心自己不具备与袁绍抗衡的能力之时，郭嘉提出了著名的“十胜十败”之说。他一连举出十条理由，以证明“公有十胜，绍有十败。”郭嘉的分析很具说服力，不但振作了曹军将士的斗志，更助曹操拟定了远期和近期的作战目标。同时，郭嘉也正式确立了自己在曹操军事智能团中的核心地位。曹操采纳郭嘉之谋，擒杀吕布，败袁绍，巧取二袁，奇袭乌桓一战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兵贵神速、奇兵制胜”的经典战例。郭嘉在曹操集团中的重要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生前郭嘉帮助曹操统一了北方：在曹操先后剿灭吕布、袁绍及其余部的战斗中，郭嘉居功至伟。郭嘉死后，曹操除在西北与马腾、韩遂等草寇型军阀的战争中取得一些战绩外，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2赤壁之战后，更留下一个天下三分的无奈结局。对此曹操本人亦深有体会，不然他不会在赤壁战败后的退却路上，发出这样一声孤猿泣血般的哀叹：“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惜哉奉孝!痛哉奉孝!哀哉奉孝!

篇3：莫让“误读”伤了心

多名业内专家表示, 同一种添加剂被用于工业品和食品很正常, 但工业级添加剂和食品级添加剂在纯度和杂质含量上往往会有很大区别。目前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规定面粉可以使用偶氮甲酰胺, 限量为45mg/kg。因此只要面粉中的添加量不超过该水平, 不会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损害。

至此, 这一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也成为了又一起食品安全“乌龙”事件, 而整个事件的缘起就是误读。回顾以往的食品安全事件, 很多为误读造成, 例如新西兰奶粉检出双氰胺, 实际是使用含双氰胺的肥料造成的微量残留, 不构成健康风险;“镉大米”是因为在受镉污染的土壤上种植的大米, 或使用这种大米制作米制品导致的镉超标问题, 不是非法添加;而“美素”奶粉疑云, 事实上是一起在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中典型的知假造假的违法犯罪行为等等。

处于互联网时代的今天, 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 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有些问题其实本不存在, 但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 让消费者无从辨别信息的真伪, 导致消费者“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于是未经证实的信息一传十、十传百, 很容易引起恐慌。如何避免误读事件的产生呢?专家认为, 政府监管部门、科普组织都应加强与公众间的风险交流, 适时释疑解惑, 才能逐步消除公众的焦虑。

篇4：误读高三

怎样看待“混乱”的日本政坛

怎样看待菅直人的新内阁,日本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所谓的“草根首相”呢?

我认为这是民主党“新政”破产的结果,当时民主党的目的是要应付将要到来的7月参院的选举(在前不久的参院选举中,民主党最终还是铩羽而归)。虽然这个选举不能决定民主党政府的去留,但却是民意的反映。过去几届首相也是如此,他们有的在大选前逃跑,有的在大选之后被推翻。在鸠山下台前,民主党政权的支持率已经从70%跌至不足20%。

作为一把手的总理因为支持率不到20%弃甲而逃,而同样是民主党的二把手一接棒支持率却上升到60%,是个很不可理喻的现象,这其实和媒体的舆论诱导有关。为了面对大选,新首相菅直人的做法和自民党时代新首相上台时的做法如出一辙,就是以“人心一新”为标榜。由于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已经成为“腐败”的代名词,谁跟小泽在一起,谁就倒霉,所以首先要 “去小泽化”。与此同时,民主党也模仿自民党派阀政治的游戏规则,采取不同派阀轮流坐庄的办法。田中派不行了,就由三木派或其他的派系出面顶上,制造“清新”的形象。当然,这需要媒体的相互配合才能达到。

不管自民党还是民主党,党内都有大大小小的派阀。大派阀财大气粗,起着支配作用。小派阀不大被财界看好。但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大派阀不方便出面掌权时,相对廉洁的小派阀就可以倚小卖小,从中取利。当派阀游戏玩不下去的时候,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让小泉纯一郎之类的人物上台。小泉的做法是以“摧毁自民党”为旗号,而达到“曲线救党”的目的。中国国内可能把小泉看得太重,我一向认为小泉不是一股政治力量,充其量只能说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小丑演员。

今天执政的民主党是个相对年轻的政党,但一掌权了也向自民党学习。菅直人一上台就采取“去小泽化”的策略。小泽也模仿自民党的手法,要我“暂时休息”,我就“暂时休息”,静观其变。但这种假戏有时也会真做,如此,小泽的大权可能就将真的旁落。小泽是个老政客,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因此在民主党党首选举时,他非正式支持樽床伸二这个无名小卒。樽床不是小泽的亲信或大将,却得了129票,原因是小泽要间接警告菅直人不要做得太过分。也就是说,“反小泽”、“去小泽化”说说可以,却不能太过认真。

对菅直人来说,怎样重整日本经济,摆脱债台高筑的财政困境是当务之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民主党不得不部分修正 “选举至上”的政治纲领,要问财源了,甚至主张增加消费税。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经济大国中国,无论谁当政都会十分重视。不管喜欢或不喜欢,当政者谁也不能像小泉时代那样胡闹。在小泉政权后期,《读卖新闻》的会长兼主笔渡边恒雄曾讲过几句话,要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渡边这样表态,与其说是为了对中国表示友好,或者说是要反思历史,不如说是自知闹下去日本的日子不会好过。对于菅直人的新内阁派经济界人士担任驻华大使,让中日混血儿女议员莲舫出任大臣,一些媒体给予过多的掌声,但认真分析,日本也许有外交上的考虑,但没有必要过多解读,过多的解读其实只是一厢情愿,也与事实不符。

继承“鸠山路线”意味着什么

菅直人除了要处理好党内问题和内政之外,还得应对一些外交事务。首先是日美关系。鸠山时代日美关系不是很好,实际上鸠山并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摆出姿态,表示要争取较为“对等”的地位,但美国已经受不了,具体体现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战后日本保守派骨子里无时不刻不想推行其独立自主外交,只是限于实力对比而不得不采取卧薪尝胆的策略。鸠山的祖父鸠山一郎从一开始就主张修宪。这也表明搞独立自主外交不等于是开明或“亲中国”。何况鸠山对美姿态是随时随地准备妥协的。不过,白宫并不接受鸠山部分的妥协,而是要其彻底妥协,鸠山只好在彻底妥协后挂冠而去。对于鸠山的妥协路线,菅直人上台后全盘接受了。可以预见,他今后将会少谈不现实的“中美日正三角关系”。其实所谓“正三角关系”,以现阶段来说,是不现实的。只要美日安保条约这个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存在一天,美日联合对付中国就是个既定的政策,并不以任何人一厢情愿的解读为转移。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虽隐隐约约含有不希望美国插手的念头,但更多的想法是:亚洲我就是老大,我要当亚洲的代言人。所以,“东亚共同体”的提法不等于“亲亚洲”或“亲华”,日本方面是故意做出一个姿态——美国乎?亚洲乎?好像很为难,其实一点儿都不为难。

有关菅直人的对华态度,不少媒体都在大谈首相如何“草根”,有些甚至因菅直人学生时代比较激进的言行把他定位为“左派”,并等同于对华友好。菅直人一上台,就有个别中国媒体说首相对中国特别友好,而且反对“台独”,这其实是一个误报。菅直人和鸠山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都有负面的记录。菅直人在2002年到上海开会时,就公开要求中国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接着,还率领九人代表团到台湾与民进党交流,并准备见陈水扁,据说是见了李登辉。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部分中国的媒体的第一反应完全不提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当然,就像最近的几届首相一样,菅直人对华将会采取务实态度,不会像小泉那样极端。现在有不少人把日本首相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作为衡量其对华友好与否的标准,其实这是完全被动的思维,中了某些日本政客的圈套。实际上应将不参拜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在政治军事方面,菅直人将会继承鸠山路线。最近以来,为了转移国内的视线,日本政府和媒体总在谈论“中国威胁论”,遇到问题,又把朝鲜推在前面,骂朝鲜时,日本主流媒体都不会放过指责中国的机会。另外,针对东海油气田问题,日本态度也变得非常强硬。在“春晓”油气田开发问题上,日本已很少提及“春晓”是谁的领土了。可见,继承鸠山路线并不一定就是中日“和谐”。

大众媒体:配合“派阀政治”游戏,维护现有体制

说到日本媒体与政界关系十分密切,有人会说你看日本的媒体不是经常批评政府吗?而且很多政权就是被他们搞垮的。有报道称“日本传媒扳倒多位首相”,好像日本媒体的力量很大,当政者不听话就要倒霉,日本媒体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而实际上,所谓“日本媒体经常扳倒首相”只说对了一半,很多媒体在政权即将倒台时的确都会对当权者大批特批。但回过头来看,这些后来被狠批的首相们当初是怎样产生的?安倍上台的时候日本媒体都在歌颂他——因为他有前首相(也是甲级战犯)岸信介优质的遗传因子,出身豪门;福田、麻生上台初期,其支持率也非常高;刚刚下台的民主党鸠山上台时,还被喻为引发了“地壳变动”,但仅仅只有八个月,媒体对鸠山就从一片赞好声变成了群体落井下石。何以如此,这得先了解日本媒体的特征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日本的舆论诱导有三大法宝。首先是“划一性”。 这跟日本独特的记者俱乐部制度有关。用中国国内比较相近的字眼来说,就是“统一口径”。其次是“集中豪雨”式的报道,也就是铺天盖地式的报道。每当一件事情发生,日本报纸的第一、二、三、四版等以及电视频道全部都聚焦这一个话题。日本学界对日本有没有所谓Quality Paper (高级报纸)一直都有争论。《朝日新闻》是不是高级报纸?《日本经济新闻》是不是高级报纸?不少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为什么?高级报纸从传统的定义来说——当然是西方的观点,比如《The Times》、《New York Times》等,这些报纸发行量有限,其版面基本固定,在限定的版面中以报道政治、经济为主,它不会对诸如绑票案等连续几天渲染。而发行量动辄数百万的日本报纸每天都会重复渲染,最突出的是有关中国的“毒饺子事件”,那时各大报一连二十多天都在重复报道和追踪,电视更不用说了,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同一个镜头,反复出现。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铺天盖地的报道有不少是以激情、煽情的手法(日本舆论诱导的另一法宝)开展的。

而当这三大法宝同时使用时,日本国内就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共识。从这个角度看,日本首相人气之升降与日本传媒的报道不无关系。

日本的媒体经常批评政府、财界和官僚(公务员),如此看来,媒体相对政、官、商,好像是在扮演监督者或者类似法官的角色。媒体也常常说,都是你们三者(政、官、商)建立的“铁三角关系”,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

实际上是不是如此呢?一名记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实际上不是“铁三角”,而是“铁四角”。笔者在学生时代也曾在日本的大报实习过,并跟日本的报界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认为日本的传媒、日本的记者实际上跟官方关系很近,说形影不离也不为过。日本媒体的自我定位不在于袒护哪一个政治家,而在于维护现有体制。不能让体制出现混乱,即配合“派阀政治”游戏,不断制造“新期待”。也就是说,不是体制出了问题,而是头面人物欠佳,只要换一个首相换张脸孔就行了。换一个首相的作用就是让大家消消气,然后再回到以前的老路上。新内阁(自民党、民主党亦然)都喜欢标榜“人心一新”,只要人换了,大家就不再追究过去的责任了,虽然偶尔还会提及一下,但大家只看面孔,你看这个人多帅、多“草根”,再也不谈金钱丑闻,天大的事也就告一个段落了。

中国媒体对日报道的倾向与偏差

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媒体的对日报道相对单纯。一件事情发生,与其说先交代问题的来龙去脉,不如说更急于定性,即贴上“友好”或“非友好”的标签。

不久前,我看到一家报纸的大标题写道:“日本首相不当亲华派”。我不禁要问,日本有过“亲华派”的首相吗?田中角荣是“亲华派”吗?福田康夫是“亲华派”吗?我认为这样的词很容易引起误解,建议尽量避免使用。

再就是中国的对日报道受到固定观念与逻辑的束缚。其中最典型的是“一小撮”论。我上世纪六十年代从新加坡到日本留学,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日本国内反战(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声音十分洪亮,是时代的潮流,当时公开提出修改和平宪法的的确是“一小撮”。“一小撮”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算正确,但是到了“总保守化”的今天,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还在一厢情愿地谈论“一小撮”,是不现实的。另外,所谓“左派”、“右派”的简单划分逻辑,也应该结束了。最典型的例子,是把《朝日新闻》视为“左派”报纸。事实上,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向来都不认为《朝日新闻》是左派或“亲华”报纸。上世纪60年代,《朝日新闻》曾被美国的日本专家,也就是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戴上红色帽子,其实一点儿都不准确。《朝日新闻》内部虽然有一些开明人士,但《朝日新闻》从来不是左派或“亲华”报纸。这些固有观念我想有必要改变。

还有,就是中国媒体似乎有报喜不报忧和过于重视日本政坛人物起落的惰性报道倾向。曾经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只有对日工作而没有客观的对日研究。因此主张从日本输入“客观”的日本学研究给中国。我个人认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方面可能有时的确过于急躁,每当日本政坛发生变化时,与其说是关注其今后的政策走向,不如说是更关心谁会当选下一届首相,多少还停留在依靠人脉的思维上。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某些专家上述的评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认真分析,日本方面对华研究也不是就真的那么客观或单纯,准确地说,日本方面对华研究也许做的更加高明、更加细致些,其中也有不少实际上是为了对中工作而展开的对华研究。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于日本的政局及派阀游戏,我们有必要透过现象认清其本质。当日本媒体配合政局制造“人心一新”的假象时,外国媒体(包括中国媒体)可以站得高一些,远一些,客观报道,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寻求更加接近事实的分析,而不被日本传媒铺天盖地的造势所诱导。

篇5：被误读的端午

刘石林，副研究馆员，普任汨罗市屈原纪念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近，致力于屈原在汨罗的研究。 刘老先生认为端午节随中华50文明起源，它本是“祭龙的日子”。因为在占代，五月江河涨水，人们不能解释这种自然现象，就以为是龙在操纵，而农作物的丰收与否主要取决于天气，于是人们就把希望寄托在龙的身上，在五月来祭奠龙，祈祷一年风调雨顺和行舟安全。开始并不是定于五月初五进行祭奠，而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当初有5个以龙为图腾的部落就统一了五月的第五个日子为祭祀日;当初还有一个数字崇拜的原固在里面，人们崇拜“1、3、5、7、9”如“正月正(春节)、三月三、七月七(七夕)、九月九(重阳)”，就像现在有些人崇拜“6、8”一样。 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被秦扣留，后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不愿屈服的屈原再次被逐，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于农历五月初五自沉汨罗江，以身殉自己的政治理想。刘老认为，屈原选择这一天投江，是有几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因为端午是古代水乡祭龙的节日，也是楚人最看重的一个节日，是一个吉日。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摄提贞于盂陬兮，唯庚寅吾以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为自己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的吉日而终生自豪，当然也要选择―个言日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圆满而辉煌的句号(乘龙升于天国)。 节日习俗献给屈原 屈原投江以后，原来端午节庆丰收、祭祖先(龙)等最初的意义和挂艾叶、划龙舟的古俗，都渐渐让位于对他的悼念。也就是说，人们把这个节日和节日里所有的习俗献给了屈原，以表达对他的崇敬，从而使人们对自然的崇拜赋予了人文的底蕴;也使一个带有强烈原始章味的节日，从此附载了一份沉重的心思。 古文献中最早有龙舟记载的是公元前3一 2，相当于战国中期的《穆天子传》所记载时期。关于龙舟竞渡的起源，传说纷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源于纪念屈原。刘老先生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在此之前，龙舟只局限于水上交通工具。屈原含恨抱石自沉汨罗江后，楚人怜之，纷纷驾船争逐于江上相救，从而形成于帆竞发的场面。随着历史推移，龙舟竞渡逐渐从民间地方习俗演变成具有官方色彩的专业竞技活动，形成有章法、有规范的龙舟体育文化，并蔓延到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 至于端午挂艾叶、菖蒲、喝雄黄酒的来历，刘老先生认为，古代医药不发达，全靠一些中草药治病救人，而五月刚好是中草药最茂盛、药力最佳的时期，捣艾叶、挂菖蒲、唱雄黄酒又是其中比较普通的，所以一直沿用下来，寄托人们希望一年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美好心愿。后来之所以与屈原联系起来就得赞叹前人的想象力了，他们把艾叶想象成屈原的打妖鞭、菖蒲想象成屈原的斩妖剑，可以除妖辟邪，说明屈原是正气的化身。 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还把端年节吃粽子的习俗与屈原联系起来。粽子本是先民举行祭龙典礼的主要祭品。人们将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棕叶) 里，往水里扔，给龙吃，自己也吃。传说屈原投江以后，汩罗江两岸的乡民，为了防止蚊龙和鱼虾吞吃屈原的尸体，便把粽子大量抛入汩罗江中。固传说屈原不愿粽子被蚊龙所食遂托梦提示，人们才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做成后来的粽子样。

[被误读的端午]

篇6：提醒:教师不要误读“中职生”

调查显示，教师中认可“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中职学校‘差生多’”的占80.70%，只有19.30%的教师表示“不同意”。教师认为学生“差”的理由，排在第1位的是“学习习惯差”，第2位是“行为习惯差”，第3位是“学习基础差”。

有66%的校长认为，所谓“差生”，只是目前“选拔性升学制度下”形成的一个“客观事实”，19.6%的校长将“差生”的说法归结为“技能型人才社会地位不高的必然评价”。

调查分析了“差生”观点形成的原因：随着高校扩招，中学生更多选择上普通高中然后报考大学，报考中职相对减少，致使中职录取分数总体上走低，生源质量下降;从中职毕业生的大部分就业岗位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看，属于相对低收入行列。对此，不少专家指出，我国传统的选拔性知识考试，以语言能力和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为标准。用这样的考试为依据，来判断“好生”或“差生”，显然以偏概全。另外，人才市场供求规律的作用，政府对高技能人才的积极评价导向，必将逐渐改变轻视技能型工作的传统观念，中职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在收入报酬和社会地位上也在向上提升。

篇7：文化预设与翻译的误读

由于不同民族语言中文化预设的差异,以及理解的历史性,使得误读成为翻译之必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源语文化预设的茫然无觉会导致无意误读.有意误读则是译语文化预设与源语文预设碰撞后所产生的扭曲与变形.我们认为这种有意误读不仅是译者对源语文化预设所做的个人选择,同时也是译者所处时代两种文化张力斗争的结果,因而也是一个时代的选择的侧影.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同一源语文化预设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记录了两种文化从冲撞、矛盾、抵触到相互理解、相互借鉴以及到相互尊重、相互融合的交流过程.因此,误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性,我们应从文化交流的目的.出发,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翻译中的误读,正确评价译文,从而提高翻译批评的质量.

作 者：夏锡华 XIA Xi-hua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56 刊 名：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7 34(3)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文化预设   翻译   误读   翻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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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雷雨》误读成因试探

七十多年以来, 在《雷雨》的接受史中, 人们对作品的内容、主旨的理解纷争迭起, 对主要人物的分析也莫衷一是。这一方面源于《雷雨》本身内涵的丰富性, 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不同时代语境的变迁。就拿几部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来说, 1953年8月出版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筚路蓝缕的奠基之作。在书中, 他评价《雷雨》是“写一个绅商家庭的悲剧”, 这一悲剧是由“一种社会制度的残酷”所造成的。但王瑶先生马上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结论和《雷雨》原作在内容上的不协调性, 于是他这样解释道:“《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于现实意义的”, “但作者处理这题材的时候, 却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境, 认为‘宇宙里斗争的残酷与冷酷’只是‘自然的法则’, 而他所要表现的, ‘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 结果主题就被他的‘憧憬’所歪曲了”, “冲淡了这个悲剧的社会性质”。[1]王瑶先生的上述观点影响了上个世纪整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一观点, 或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左”倾。有的干脆就认为《雷雨》是“暴露大家庭罪恶的一个社会剧”, [2]有的认为剧本“描绘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图景, 对于走向没落和灭亡的阶级给予了有力地揭露和抨击”, [3]“暴露了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4]

以上这些从社会学层面对《雷雨》所进行的解读, 自然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 即如何看待剧中主要人物周朴园。在以前的大学文科教学中, 人们习惯地把周朴园界定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 着重强调他身上的封建性特征, 以此论证在中国反封建的必要性。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 人们又把他界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 认为他集资产阶级的自私、冷酷、虚伪于一身, 他的下场就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灭亡。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所侧重, 但反映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趋向却是一致的, 都是立足于政治的角度, 并以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为其特征, 对相当复杂的文学对象进行了简约化处理。这是不符合作家的创作意图的。曹禺在1935年2月答复日本留学生的信时说:

我写的是一首诗, 一首叙事诗, 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 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 (如罢工……) , 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5]

这篇发表于《杂文》月刊题为《〈雷雨〉的写作》的文章, 是曹禺先生最早的一篇公开谈论《雷雨》创作的文字记录, 当时尚无过多的社会政治的干预, 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这对于后来的治史者来说, 是一份很珍贵的历史资料。但为什么文学史家无视于作家的坦言直白, 仍然偏执地在作品中寻求泛政治化的“微言大义”呢?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 当时的时代语境造成了大家只愿意接受剧作中与时代主流思潮相一致的地方, 例如剧作中社会的、现实的、政治的内容;而对于上述方面交融为一体的另一重要方面, 例如对人性的关注, 对人的命运的探索, 特别是打破常规的、突破传统的、个人的天才创造, 则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第二, 编者、导演对《雷雨》的删改。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出版的《雷雨》剧本都不经作者的同意, 删去了序幕和尾声。导演在排演《雷雨》的时候也删去了序幕和尾声, 以致在二三十年间, 中国一般的观众和读者都没有看到过完整的《雷雨》。作家曾经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他认为最能体现自己创作主旨的是序幕和尾声。序幕和尾声被删掉以后, 就导致了后来人们仅仅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作品。于是, 《雷雨》的人文特征被遮蔽了, 它成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形象读本。这就造成了文学史家和作家各执一词的现象, 在《雷雨》的接受史上也形成了《雷雨》的解读和《雷雨》的原创意图互相矛盾的状况。

总而言之, “误读”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况:一是合情合理的“自然误读”。这涉及到时代话语背景的影响, 也关联到剧作者与接受者的差异而产生的审美距离, 是值得肯定与认可的。一是随心所欲的妄意曲解。这是剧作者本人所不能容忍的, 是被模式化了的框架图解, 也是应该继续探讨和商榷的。

参考文献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上册) , 新文艺出版社, 1953年版, 第272页。

[2]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 作家出版社, 1957年版, 第282页。

[3][4]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二册)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第183、185页。

篇9：“误读”的意义

我们须明白，布鲁姆所谓的“误读”决非是否定和推翻意义上的误读，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其含义很像我们常说的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实我国历史上就有一个有关误读的“郢书燕说”的故事，燕相若为诗人，毫无疑问会被布鲁姆封为“强者诗人”的，因为他的误读最能见出其创造性。

当然，把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与一般的继承发展之说等同起来，无疑大大削减了布鲁姆理论的超前性和深刻内涵。布鲁姆所谓的误读乃是诗人为其作品获得意义的唯一方式，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因素。就语言本身而论，它表现为对前一文本所作的转喻式的修正。批评家若要想找出文本的意义并对之作出价值判断，就必须考察这一文本与其前驱文本的种种修正关系，而不是像新批评派那样，把目光局限于所谓具有自足性的孤立的文本上。“让我们放弃那种企图把一首孤立的诗当作一个自在实体去‘理解’的徒劳吧。”布鲁姆强调，被新批评派神化了的文本应当而且必然为影响所取代。

为了具体考察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种种影响关系，布鲁姆进一步提出了“修正比”(rivisionary ratio)的概念。实际上，《影响的焦虑》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对六种修正比的阐述组成的。这六种修正比构成了布鲁姆所谓的“对偶式批评”的基本框架。其中主要的修正比是“克里纳门”。这个词取自古罗马诗人兼哲学家卢克莱修，指原子在直线下落过程中因其在轨道上发生的改向，而衍生出自然界的多样性。就诗的影响而论，“克里纳门”指新人对前驱诗的一种误读方式。“一个诗人从他的前驱‘偏移’开去，即通过误读前驱的诗篇，以引起相对于这首诗的‘克里纳门’，这在诗人本身的诗篇里体现为一种矫正运动。这种矫正似乎在说：前驱的诗方向端正不偏不倚地到达了某一点，但到了这一点之后本应‘偏移’，且应沿着新诗运行的方向偏移。”第二种修正比为“苔瑟拉”。这个词取自古代秘教的祭祀仪式，指一种再认的凭证。例如一口小锅的一块碎片，它能同这口锅的其他碎片一起重新拼合成这口锅。这块碎片就具有对原来的那只锅从结构和意义上进行整合的功能。这种整合是以对偶的方式完成的。布鲁姆说：“迟来的诗人提供出其想像力告诉他能使原来‘被截短了的’前驱诗歌和前驱诗人得以完整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完成式’的误读程度不逊于修正式转向。”余下四种分别为克诺西斯、魔鬼化、阿斯克西斯和阿波弗里达斯，这些问题说来甚繁，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述。

布鲁姆一再呼吁，批评不应该永远停留在价值判断的阶段，而应当成为一种确定意义的行动。上述六种修正比为他倡导的那种以确定作品之意义为主要目的的批评提供了具体的方法。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在这种批评中据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重要地位，不但一部作品的意义只有从它与其前驱之关系中得到阐释，而且“只有翻开一位前驱者的诗篇才能找到这位后来诗人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布鲁姆对划孤立文本为牢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确有一定突破，在他的批评理论中表现了较强的历史意识。但是他心目中的历史依然是一种很有选择性的历史。他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可以说根本沒有把横向的时代、社会诸因素考虑在内，刚跨出孤立的文本，又掉进更大的同样孤立的文本之中。美国批评家多诺霍(DenisDonoghue)在《狂言乱语》一书中对布鲁姆批评理论的评价可说是一语中的，“布鲁姆把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学史看成是一个故事，一个孤立的故事，一场发生在父与子、神与准神之间的争斗。……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说的是儿子怎样通过弑父的行为幸存下来并长大成人。这是个神话故事，无头无尾，根本没有涉及时代、历史、社会、伦理道德等。”布鲁姆这种片面的历史观一俟在以后的著述中搀入宗教神秘论时，就使其批评理论变得更加虚无玄奥。

篇10：有多少营销谋略被误读？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渠道定位决定价格定位！”

“营销就是要不断地去创新！”

……

如果你听到有人在激情地引述这些营销谋略时，你绝对提不出任何异议来，这些营销谋略经常被我们在实践中运用并受益匪浅，但是，如果你深入到某些企业的内部，身临其境地仔细分析其营销的环境时，你也许会不禁感慨：有多少营销谋略被我们误读？

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食文不化、一知半解，不深刻体会营销的实质，不认真分析营销环境，只是机械地照搬营销理论，把企业当成试验田，常常广种薄收，给企业带来不可限量的损失。

且让我们回放一则案例，来看看营销理论究竟怎样被误读。

一、营销背景描述

某知名日化企业，走的是商超终端渠道，在渠道创新念头的驱使下，着手发展专卖店渠道，并为此成立了直营公司（独立人马独立经营）。凭借较高的品牌知名度，招商工作还算顺利，短短一年时间内就发展了近千家专卖店。但是由于没有针对专卖店渠道规划专卖产品，导致竞争首先在公司内部两类渠道之间展开。专卖店也没有其他的服务手段来提升产品附加价值，价格自然就成为竞争的主旋律。在销售政策层面上商超渠道更有优势，能获得更高的促销费率。这是一场不对等的竞争，专卖店完全处于弱势的地位。专卖店“营运成本/品牌”的比值较高，必须保证一定的利润空间，无法同商超进行价格竞争，结果只能是专卖店的客流持续下降，赢利能力持续走低，到了举步维艰、岌岌可危、频临倒闭的边缘。

此外，为商超渠道而设计的财务和营销管理模式，也被强行套用在分公司头上，使得分公司规范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一只兔子却被要求按照骆驼的习性来生活，就是它的真实写照。

二、直营公司的自救之路

一年后，为了拯救专卖店，征得总部同意后，直营公司拟开发专卖产品以规辟价格竞争，增强专卖店的赢利能力。新产品的规划过程中，直营公司做出四大决策：

1、创新产品概念，创意出能震撼消费者的品牌名称、利益点和广告口号。该企业曾是概念战的受益者，创新产品概念正是这一思维的惯性延续。

2、价格定位在中高端，逼近玉兰油和雅芳。决策者认为，专卖店渠道和拟进入的专柜、化妆精品店渠道更适合高价位、高附加值的产品，现有的产品价格偏低，也是专卖店利润偏低的原因之一。

3、进行渠道突破。新产品不仅限于专卖店渠道，还要向商场专柜和化妆品精品店领域发展。决策者认为，这不仅是战略发展的需要，也是达成年度销售任务的手段之一。

4、选择广州市场作为新渠道突破口，针对新渠道，营销手段上采取的是“集中优势资源，做区域市场强势品牌”、“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略，

决策者认为，新渠道网点较专卖店密集，便于资源集中，并提出目标口号是：“颠覆玉兰油，做区域市场第一”。

三、透视策略与营销环境的错位点

从数学角度上来看，所谓营销实质上就是根据现实条件并利用相关理论或经验来求解的过程。现实条件中，一些是显性条件，而一些是隐性的限制条件，是求证的陷阱，因此，我们需要多角度思维，将思想的野马规范在适合的跑道上来。而上述决策者的思维显然是单向思维，简单地利用显性的条件和相关经验直接得出结论，而忽视了隐性的限制条件，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比如，在产品开发决策上其推理过程为：

已知：专卖店缺乏能带来利润的专卖产品；

根据下述经验：高价位能带来高利润；专卖店适合高价位产品；好的产品概念更能打动消费者；

结论：所以要深度创意开发出高端价位产品。

这一推理过程显然没有考虑时间、专卖店现状、现有惯性消费群体等隐性条件的制约。

让我们根据市场环境来逐一分析其策略的失误之处。

1、创新产品概念――时机把握上的失策

创新产品概念在化妆品行业的确很重要，概念将市场细分地更清晰、更专业，但是对于直营公司来说，创新产品概念在时机上则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专卖店现状已非常不容乐观，像一个亟待输血的病人，时间就是生命，当务之急是选对血型输血，而不必苛求高贵的血统。而创新产品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充足的时间是基本保证，苦苦追求概念的“惊为天人”而错过市场时机则是得不偿失。古人云：将将争机。速度才是NO.1。况且，概念早已从“神坛”上走下来，消费者对概念的感觉越来越迟钝。

缺乏足够的资源去推广概念也是重要的制约条件。直营公司微薄的推广费用，连浪花都溅不起，遑谈消费教育？好的创意为大企业做嫁衣在行业内早不足为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负离子直发”等概念的创始者都是寂寂无名的企业。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跟进才是的最佳选择，消费教育由别人来完成，你只需坐享其成。

2、高端价格定位，渠道领域扩张――忽略隐性限制条件

专卖店渠道和高端价位产品并不是一一映射关系，也就是说专卖店可以有但不唯有高端价位产品，也应有中低价位产品。目前专卖店经营的就是中低价位产品，已形成大量忠诚稳定的消费群，她们消费力有限却是专卖店生意的重要支撑。专卖店在生意过程中已基本上过滤掉了高收入人群，推出高端产品，将面对高收入者不进门，现有群体不消费的尴尬局面。这一步跨得太大，有摔跤的危险。况且即便是高端人群进了门，短时间内能否接受？现在的专卖店嗷嗷待哺，没有时间没有耐心去培育这个市场了，新产品不马上被接受就意味着专卖店要饿肚子。我们知道，老顾客的销售额贡献在通常在80%以上，优先满足老顾客才是产品开发的明智之举。因此，现有消费群体决定了推出专卖产品的目的是逐步替代原无利润产品，而不是以高端产品来进行价格结构的补充，价格结构补充是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是直营公司缺乏做高端的资源条件，虽顶着集团的光环，却没有集团的资源支持。从低到高的价格推进策略本身难度较大，决策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风险。

篇11：一首被误读了千年的诗歌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主题商榷 甘肃泾川一中 史靖宝 邮编：744300 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李白被赐金放还，由长安返回东鲁家园，次年再度踏上漫游的旅途。《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在李白即将离开东鲁南下越中时所做。诗题一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

在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这首诗的“解题”部分，关于这首诗的主题是这样表述的：表现了作者鄙弃尘俗，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的思想。在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对这首诗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解读是：梦境的自由美好，更加强了他对现实中权贵人物的憎恶和反抗。餐霞饮露的求仙生活是他所神往的，但是他也很明白这种生活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排遣忧愁的手段。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把这首诗的主题概述为：诗中表现了诗人耻事权贵，向往仙境，以求解脱的思想感情。马茂元、赵昌平选注的《唐诗三百首新编》在对这首诗的注解中写道：篇末揭示诗旨，表现了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中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李白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点亮了全诗的主题：对于名山仙境的向往，是出之于对权贵的抗争，它唱出封建社会中多少怀才不遇的人的心声。综合以上诸家观点，比较一致的看法都是这首诗表达了李白蔑视权贵的思想。

我认为，这首诗并非表达了李白蔑视权贵的思想。把“安能摧眉

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看作是李白直抒胸臆的蔑视权贵，是大错特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表达的是李白仕途的失意和对前途的渺茫之感，是挤不进仕途的遮羞布。

仔细分析，凡是持李白“蔑视权贵”观点的人的依据无非有二：一是篇末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是认为诗中梦境象征了李白三年的长安朝廷生活。

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看作是李白直抒胸臆的内心独白，必须要明确的是，这“权贵”指什么人？是地方官僚、朝中大臣，还是唐玄宗及其身边人？自然，地方官僚在李白眼里是不屑一顾的，他们也不可能让李白“摧眉折腰”，因为连唐玄宗对李白都是恩爱有加的。说到朝中大臣对李白的排挤，散见于各类文选注释和文学史评述，但是均不得佐实。李白是经道士吴筠引荐于唐玄宗的，贺知章读了他的诗称李白为“谪仙人”，唐玄宗因而授予李白供奉翰林。按理说，翰林一职在朝廷中与权臣们是没有大的政治利害纷争的，李白受朝廷大臣的排挤应属无稽之谈。更何况李白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只有他瞧不起人，没有人瞧不起他。关于李白在长安的生活，民间野史倒是记载了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种种故事。即使传闻李白惹恼了杨贵妃，那也需要她向唐玄宗吹风才能报复李白。可以说，除了唐玄宗，没有人能让李白“摧眉折腰”。

可见，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是针对唐玄宗的，就是专为他被逐出长安而言的。毋庸臵疑，李白是被唐玄宗赐金放还、逐出长安的。这“权贵”指的就是唐玄宗。“折腰”系陶渊明“吾岂能为五

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典故。难道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指的是他不肯依从唐玄宗？古代皇帝贵为天子，相信在李白心中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然而，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中的愤懑不平之气显而易见，名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实则为“安能摧眉折腰事皇帝”。李白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来，但是矛头还是直接对准了唐玄宗。可是李白即使胆子再大，他也不敢造反。无奈之下，他不得已才唱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被逐出长安，对年逾不惑的李白而言，失望乃至绝望，痛苦自不待言。就好比今天被炒了鱿鱼的工人，背起铺盖卷，跺跺脚，咬牙切齿地朝着老板恶狠狠地吼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样，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完全是出于一种任侠使气的行为。

原因是李白怎样才能“开心颜”呢？众所周知，真正能使李白“开心颜”的或许就是他那不着边际的梦想，即辅佐帝王，建功立业，成就威名。因此，不难理解，李白对唐玄宗的不满也就在于自己的才干未能施展，而被逐出长安，也就意味着李白的人生理想化为了永远的泡影，因为这毕竟是他同唐代最高统治者之间的最高级别的对话。

以上是就诗句进行的分析，下面结合诗篇进行剖析。首章诗人就拿传说中的海外仙山瀛洲的虚无缥缈来衬托天姥山的真实可见，天姥山的高大雄伟超过了五岳、赤城山和天台山。不过这些都是越人的传言，而越地就是李白将要造访的目的地。奇怪的是，李白此时身在东

鲁，还未进入越地。所谓越人的传闻，要么是以前的道听途说，要么是越中有人传信邀请李白了。也就是说，本诗是李白还未到越地就事先对越地进行的一次梦中的漫游。因此，首章诗既可看作是诗人入梦的缘由，还可看作是对诗题“别东鲁诸公”的解释。为什么离开东鲁？按诗中李白的说法，应该是越中有人邀请他了。第二章诗人叙述、描写了梦游的经历。

梦境的开始部分，诗人写了从东鲁夜里飞渡镜湖，到达剡溪，攀登天姥山的情景。静谧的月夜，雄伟的山景，诗人的感受却是“渌水荡漾清猿啼”“迷花倚石忽已暝”。“猿啼”使人忧。从“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到“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可见时间的跨度相当大。有人甚至不能接受刚写了黎明就写傍晚，故此把“瞑”理解为诗人因看山景时间长而眼花、昏暗。我认为大谬特谬。诗人此时已是登临山巅，而且他眼里所见的是自然风光，自然风光是怡神养眼的，不可能会像细如蚊足的汉字，使人看久了会眼花缭乱的。我认为时间上的大起大落，恰好表明诗人感情上的大喜大悲，与“渌水荡漾清猿啼”的矛盾是一致的。诗中提到的谢灵运是一位贵族后代，早年热衷于政治权势，后来被贬为永嘉太守，为了排遣政治上的不满情绪，他到处寻奇访胜，沉迷于山水，最终被杀。有意思的还有李白梦中登天姥山时所穿的谢灵运的木屐。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这是谢灵运特制的登山木鞋。鞋底装有活动的锯齿，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故此我认为，梦境就是对越中山色所做的一次谢灵运式的漫游，是诗人长安失败生活之后所做的退隐举措。“半壁见海日，空中

闻天鸡”，除了点明时间，写出天姥山的高峻之外，“天鸡”在《述异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则鸣，天下之鸡皆随之鸣。”“日”，在古代多被用来比喻天子。这种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景象也正是李白心中固有的夙愿。

在梦境的发展部分，诗人写了山景幻为仙境。山景幻为仙境的过程分上下两个层次。下有“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水澹澹兮生烟”“丘峦崩摧”，上有“云青青兮欲雨”“裂缺霹雳”，犹如盘古开天辟地，在山崩地裂、电闪雷鸣中，仙境出现了。与前一部分登山时的宁静轻快不同，这一部分气氛异常激烈紧张，使人目眩神迷，惊讶莫测。有人认为这一部分写得阴森恐怖，象征朝廷的黑暗，或暗示了李白在朝廷中遭排挤和伴君如伴虎的痛苦经历。对此，我不敢苟同。象征朝廷，那应该是天府仙境才行，此时“洞天石扉”还未开启。我认为，这部分激烈紧张的抒情，恰好是李白对自己被逐出长安不满情绪的酣畅淋漓的宣泄，就好比人们登山到旷野里抒发压抑之气时的怒吼一样。感情的波澜起伏，梦境的瑰丽雄奇，正是李白浪漫诗歌的精华所在。

在梦境的高潮部分，诗人写了神仙的到来。天空是且深且远，宫阙是日月照耀，众神仙腾云驾雾，驱虎逐鸾，纷至沓来，可是高潮就此戛然而止，留给人无尽的遐想：众神仙都到了，接下来出场的应该是天帝，他为什么没有到场？为什么欢乐的聚会没有了？给人感觉美梦刚刚开始，在好梦还想继续的时候，出人意料的是梦境突然结束了。

这种巨大的失落感正是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核心。在第二章的结尾部分，诗人写了梦醒的现实。

诗的第三章，诗人写了梦醒后的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世间行乐亦如此”是承接梦游发出的，这与首章越人口中神奇的天姥山大相径庭，与第二章梦境中与仙人相会的戛然而止则是一致的。“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感慨，是诗人对四十年人生尤其是三年长安生活的失意慨叹，还是诗人对即将南下越中及今后渺茫人生的不可预知的无奈？抑或都有吧。“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既让我们想到诗题中的“吟留别”，又让我们想到诗人梦中见到的谢灵运与他的木屐，难怪“渌水荡漾清猿啼”呢？三年的长安经历，谢灵运的前车之鉴，使得诗人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在彷徨与无奈中犹豫不定。虽然他已过了游玩的年纪，但他还是选择了南下越中的漫游之路。此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并非是他在权贵与山水之间做出的一个简单的选择，这分明是痛苦的呐喊。李白的生活中离不开权贵，梦境中群仙列队等候玉帝的幻灭，正是李白渴望再次见到皇帝可是又不可能的心结所在。这个心愿的不能实现，使他选择了南下而不是北上，选择了山水而不是权贵。好比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一样，李白此时求的也是一种心理的解脱与平衡。

综合以上分析，虽然李白在诗中将自己个性化的情绪宣扬到了极致，但是全诗的感情基调仍是忧郁低沉的。长安失意，对李白的打击是沉重的。梦境中不光有他长安生活的阴影，也有他此番南下越中时 的深重的忧虑。因此，把梦境单纯理解成对李白长安朝廷生活的象征是极不准确的。

再结合诗题“梦游天姥”来看，李白梦游天姥山是对未来南下越中退隐生活的预测，退隐对李白而言是痛苦的，是不得已的选择。梦境中的长安朝廷生活，则是李白对过去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了他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人的生活中，未来比过去更重要。所以，把“梦游天姥”理解成“梦游长安”既不现实，也不切合题目。作为一首送别诗，本诗抒感慨，没有叙别意，是有诗人的难言之隐的。这也正是本诗采用梦游写法的根本原因所在。人，始终处于过去与未来的现实交汇点上。作为人，必须要向人澄清的是自己“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东鲁作为李白的第二故乡，亲人的关怀自在情理之中。可是，李白如何向好心人提及自己被逐出长安的伤心往事，就地谋个一官半职又不是他的所愿，南下越中又前途渺茫，无奈之下，为了安慰东鲁父老，李白只能托梦明志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梦游天姥吟留别》并非表达了诗人蔑视权贵的思想，梦境中有他过去长安朝廷生活的影子和对未来南下越中日子的忧虑，是在继续依附权贵与退隐山水之间做出的无奈选择，是英雄末路、怀才不遇、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的无助，是抱负落空、退一步“海阔天空”时的怅惘与迷茫，是失意时痛苦绝望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