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研究论文

[摘要]国有企业泛行政化，已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深层障碍之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去行政化”。本文揭示了国有企业泛行政化的主要表现，包括企业及其企业家的行政级别化、“商而优则仕”现象、“旋转门”现象、企业间“高管对调”现象、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和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研究论文 篇1：

扎实做好政策法规工作 助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

2015年主要工作

2015年，政策法规司在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两大战略，自觉践行“三严三实”，着力落实当前重点任务，着眼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全面推动体制改革、政策研究、法律制度建设和依法行政，为部党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参考，为行业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一、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一）创新机制，加强改革工作统筹。围绕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各项改革任务，印发部年度改革总台帐，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健全改革联络员制度，有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对出台6个月以上的重点改革举措落实情况开展了专题评估，井向中央改革办提交评估报告。

（二）突出特点，推动关键环节改革。一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组织清理不利于民间资本投资的规定，落实优化兼并重组市场环境政策，稳步推进民间资本进入电信领域。二是深化重点行业改革。启动铁塔公司资产交接工作，全面放开电子商务外资股比限制；加1央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完善军民信息交流平台。三是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全程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及系列配套文件出台，配合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混合所有制、重点行业管理体制等相关改革。

（三）把握重点，深化改革问题研究。以创新行业管理方式、优化创新创业环境、通信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为重点，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市场化改革课题研究。组织完成关于挖掘消费潜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专题研究。

（四）以点带面，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支持电子、通信等行业和浙江、江苏等地区推进企、Ik社会责任建设，组织开展行业和区域经验交流，推动产业界与有关国际组织、海峡两岸开展交流合作。指导中国工业企业履责星级榜评选发布，以绿色制造、质量品牌和安全生产为重点，推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效能和水平。

二、切实抓好重大问题研究

（一）加强统筹，组织重大课题研究。组织开展部重大课题研究工作，完成2014年研究成果选编，组织遴选2015年度重大研究选题并推动实施。完成“国家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总体研究”，推进“推动工业人文发展提升软实力的途径与对策研究”重大课题。

（二）积极建言，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结合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向部党组上报了关于借力跨境电商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小微企业划型标准、产能国际合作、共享经济以及大企业“双创”等重大政策建议。围绕部领导重大关切，研究形成了低速电动车发展政策、ppp模式等专题参阅材料。针对制造强国建设等重大议题，为有关新常态下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制造走出去及加陕形成制造业发展新动能等理论文稿做好研究支撑。

（三）完善机制，加强政策研究体系建设。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软课题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完成2015年部软课题项目立项审核工作，推动2014年度研究成果共享。编辑刊发18期《研究与参考》，举办2期政策研究培训研讨班和多次课题研讨座谈会，不断提高政策研究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加强与地方、外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推动形成政策研究工作合力。

三、加快推进法律制度建设

（一）重点突破，推进法律法规立法。《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取得突破性进展，立法审查工作全面完成井报请国务院审议。推动《电信法》列入国家相关立法计划，组织修改完善《电信法（草案）》。报请国务院审议《原干能法（送审稿）》，稳步推进《稀有金属管理条例》立法。配合做好《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电子签名法（修订）》、《刑法修正案（九）》等立法工作。

（二）服务行业，组织做好规章制定工作。组织开展规章清理，公布了《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对民爆销售许可、电子认证服务等规章进行了修改；提请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定》。

（三）严格把关，做好过路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审查。组织审查了百余件过路法规，充分反映行业意见；对近300件规范性文件和其他重要文件进行了合法性审核，促进依法履行管理职责；组织做好组部以来规范性文件公开工作，向社会公布了我部现行有效的239件规范性文件目录。

（四）立足全局，做好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研究出台我部关于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的贯彻落实方案；系统梳理国内外工业管理法律法规；组织研究网络安全、工业产品质量管理、通信产品标准符合性认定等重点问题并提出法律建议。

四、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一）简政放权，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2015年继续取消、下放和调整5项行政审批项目，使我部行政审批项目减少近一半。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面清理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完成工商登记“先照后证”改革相关工作。

（二）完善制度，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行为。出台了《行政审批事项服务指南》、《行政审批事项审查工作细则》，制定了《行政审批事项受理单文书示范文本》，以制度化、标准化促进规范化；制定了“一个窗口”受理“三步走”工作方案并推动实施；组织开展相关国务院文件清理工作。

（三）注重服务，探索事中事后监管。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制定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提出后续管理措施；推动在部门户网站公布行政许可结果、服务指南、咨询和投诉电话等，更好服务行政相对人。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四）依法行政，扎实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在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数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做到事前做好预案，事中稳妥处理，事后关注动态，全部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结案件。组织旁听一审行政案件，召开行政复议案例分析会，通过以案说法，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举办2期通信行政执法人员培训班，完成省通信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件的更换工作。

2016年工作思路

“十三五”开局之年，政策法规司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积极服务于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着眼整体推进抓好重点突破、着眼长远目标抓好年度任务，切实推动改革红利释放、加强领导决策支撑、加快法律制度完善、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为工业和信息化事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法规保障。

一、深化体制改革，优化发展环境

一是抓好改革工作统筹。履行好部改革办职责，充分发挥牵头司局的作用，确保完成中央部署的各项改革任务。加强对全系统改革工作指导。二是抓好重点改革推进。组织研究提出改革中长期规划落实方案（2016）并推动落实；加强改革重点问题精准化研究，及时提出破除体制障碍的改革建议；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动释放改革红利。三是抓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深入研究制造强国战略背景下，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措施；推广企业责任建设试点行业和试点地区工作经验；加强仓业社会责任交流和合作。

二、加强政策研究，服务科学决策

一是统筹重大课题研究。组织提出2016年部重大软课题研究项目建议并推动实施，按时完成2015年重大课题研究任务并推动成果应用。二是提高重大建议质量。围绕中心，深入调研，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和重大政策建议，更好支撑部党组决策和部重点工作。认真做好综合性理论性文稿和重要材料起草工作。三是完善软课题研究管理机制。做好2016年部一般软课题项目立项审核和2015年研究成果共享工作。开展优秀研究成果评选活动，促进提高课题质量和水平。继续加强部省联动，深化与部内外研究机构的合作，不断提升政策研究服务中心工作的能力。

三、加快重点立法，提供制度保障

一是统筹规划工业通信业立法工作。研究提出中长期工业立法建议，组织开展“中国制造201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配套立法研究。二是集中力量推进重点立法。积极做好《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提请国务院审议相关工作，以及《条例》颁布后立法宣贯和培训等工作。组织做好稀有金属管理和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的研究起草，配合做好《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推动电信法、电信设施保护条例立法。三是组织做好规章立法。加快互联网域名、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边境地区地面无线电业务频率国际协调、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等规章立法，指导做好相关规章研究起草工作。四是注重立法机制建设。加强与业务司局沟通交流，完善部省立法联动机制，注重发挥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作用，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加强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的沟通，积极反映行业的制度诉求。

四、加强执法监督，推进依法行政

一是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围绕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2的目标要求，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配合做好对中央设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工作，加快职能转变；推动创新管理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二是加强规范与服务。有序推进行政审批“一个窗口”受理工作，加大行政审批相关信息的公开力度，探索为企业和群众主动推送政务服务，配合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市场主体诚信档案。三是切实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制定完善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规则，加强法制工作队伍建设，提升全系统依法行政水平。

作者：李巍

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研究论文 篇2：

国企改革需要“去行政化”

[摘要] 国有企业泛行政化，已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深层障碍之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去行政化”。本文揭示了国有企业泛行政化的主要表现，包括企业及其企业家的行政级别化、“商而优则仕”现象、“旋转门”现象、企业间“高管对调”现象、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和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等。建议尽快取消国企及其高管的行政级别，真正落实政企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改革，强化企业自主权，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完善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约束机制，打破行政性垄断，不断弱化“官本位”观念，形成创富文化。

[关键词] 国有企业 去行政化 垄断 旋转门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研究”（13AJY012）；北京市高等学校“长城学者”培养计划项目“中国垄断行业的竞争化改造研究”（CIT&TCD20130330）。

[作者简介] 戚聿东（1966 — ），吉林东丰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企业管理。

改革开放以后，沿着放权让利、制度创新和战略重组的思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最近10年来，在政府“抓大放小”以及国有企业战略重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现象又有所抬头，企业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有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有企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这就要求继续按照政企分开的思路，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从根本上消解国有企业的泛行政化现象。

一、 国有企业泛行政化的主要表现

企业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运行主体，政府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宏观调控主体。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直接出资的企业，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与其他一般企业只在于委托人的性质不同，其他并无太多特殊之处。《公司法》和《企业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已经对国有企业运行作了基本规范，但因为改革不到位，使得改革中途的国有企业出现了泛行政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企业行政级别化

中国国有企业按照政府序列的行政级别，呈现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和县属企业四级，中央企业有正部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四个系列，省属企业有副厅级、正处级、副处级三个系列，市属企业和县属企业依次类推。中央企业因为出资人的不同，行政级别上略有差异。财政部为出资人的中央企业一般为正部级企业，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信集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企业多为副部级和正厅级。垄断行业和重要竞争性行业的中央企业多为副部级，多一半的中央企业为正厅级。由于国有企业基本为多法人联合体的企业集团，企业集团分为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等层级，正式的企业行政级别只是针对母公司或集团公司而言，企业集团内部依据层级地位套用相应的行政级别。

（二） 企业家的行政级别化

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化，意味着企业家自然就享有行政级别。按照干部任命权限，国有企业集团母公司层面的正职领导人，包括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一般由上级党委任命，组织部负责考核。对于副职高管，一般由国资委任命并负责考核。文化国有企业，中央层面由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各省或由新成立的文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资委）履行出资者职责，文化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级别与国资委直属的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大体一样。

（三） “商而优则仕”现象

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及其企业家的行政级别化，国有企业家比起民营企业家多了一个“出口选项”，即国有企业家较为广泛地存在“商而优则仕”现象。相反，一些民营企业家，无论业绩多么突出，都不可能从体制外直接转为体制内的政府官员，最多只能取得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等象征社会地位的“政治身份”。

（四）“旋转门”现象

由于国有企业被视同政府行政系列，国有企业家不仅“商而优则仕”，而且政府官员也可以“仕而优则商”。而且很多情况下，国有企业成为政府官员晋升机制中的“中转站”，或对即将退休的政府官员理想安排的“归宿点”。于是，在国有企业家“商而优则仕”现象的同时，“仕而优则商”和“仕无途回企”现象也渐渐成为一种现象，国外称之为“旋转门”（Revolving door）现象。如2010年，电信业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的比例，中国电信为41%，中国移动为33%，中国联通为32%。在石油业，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的比例为43%，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为47%，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为9%①。在各个国有企业所在行业，“旋转门”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五） 企业间“高管对调”现象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对手之间，高管之间是不可能“对调”或“互换”的，但在国有企业体系中，这种“对调”或“互换”现象却成为家常便饭，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垄断行业国企中，当竞争对手为争夺市场份额而打得不可开交时，突然一纸调令，双方或多方之间的高管来了个“对调”。在反垄断法中，这种“对调”无异于“人事合谋”，但在行政化的国有企业中，党委、政府或国资委“老板”有权决定国有企业家的“人事安排”，国有企业家也只能必须服从行政命令。在石油、航空、冶金、电子等诸多行业都出现过同行不同企业之间的高管对调现象。

（六） 资源配置的行政化

在中国经济体中，企业被人为划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板块，形成了无所不在的“双轨制”。在资源配置上，国有企业在土地占有、财政投资与补贴、贷款、资源占有、公司上市、利润分配等方面都享有无可比拟的“政策偏饭”，使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身份不对等，竞争不公平，绩效不可比。2012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上榜85家，其中78家为国有企业，7家为民营企业。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合计4328亿元，不及中移动、中石油、国家电网、中石化、中海油、神华6家央企的净利润总和，甚至很多年份不如中移动和中石油两家央企的净利润合计②。民企成为国企的剩余，民企只能在国有企业“制高点”之外去“捡剩”。如此强政府、强国有、强垄断的发展模式，造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挤出效应越来越明显，包括政府对市场的挤出，国有对民营的挤出，中央对地方的挤出以及垄断对竞争的挤出。在政府规模和职能不断扩张、市场半径趋于缩小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控制力不断强化，民营经济举步维艰，很多省份和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56132亿元，地方本级收入61077亿元；中央企业营业总收入260559亿元，地方国有企业为163211亿元；中央企业利润总额15045亿元，地方国有企业为6914亿元①。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地方国企，多属行政垄断行业，石油、电力、电信、银行、建筑、汽车、钢铁、电子、煤炭等行业基本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孵化器。行政垄断行业中的“巨无霸”式国有企业集团，基本上都是靠行政手段重组“装筐”而成。例如，中央企业从2003年的196家已经重组为目前的113家，完全是依靠行政手段“拉郎配”的结果，所减少的央企成了另一家央企的全资总公司，从一级央企看，数量减少了，但二级央企数量没有变化，而且这种央企重组在市场上具有反竞争的效果。地方国有企业的重组情况及其后果也大都如此。

（七） 行政性垄断严重

行政性垄断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行业保护主义，二是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由来已久，当代多以行业垄断结构和地方垄断行为形式出现。目前中国垄断行业营业收入约占GDP的40%，国有独资、独治、独占、独享的“四独”现象严重，投资、价格等行为受政府规制，各种垄断行为较为严重，《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本应禁止一切垄断现象。但在中国，国有企业垄断结构却被赋予了“豁免权”，如中国《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 国务院国资委据此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国有经济的绝对控制力，同时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基础性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过于“网开一面”，使得无论是垄断行业还是竞争性行业的重要骨干企业都成为《反垄断法》的“法外之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格格不入。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块块经济”或“诸侯经济”。政府部门经常限制外地产品的进入，限制本地重要资源的外卖，要求行政区域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买”。不管是地方保护主义性质的“块块垄断”，还是行业主管部门壁垒森严的“条条垄断”，本质上都是一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

二、 国有企业“去行政化”的政策建议

国有企业泛行政化，有认识上的原因，有体制上的因素，还有政策执行力的问题。就现行体制来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完善定型，改革仍在半途，双轨制并存交缠。特别是近10年来，市场化改革有所停滞，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有所倒退。国有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行政化资源配置和行政垄断，使得国有企业行政化不但没有弱化取消，反而在新形势下得以强化，使得中央早已决定的取消国有企业及其领导人的行政级别工作一拖再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然如此，国有企业“去行政化”便具有了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尽快取消国企及其高管的行政级别

改变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行政附属物的地位，切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附属关系，首当其冲就是尽快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以及企业家的相应级别。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已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2000年，原国家经贸委发布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明确规定，企业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实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管理办法。遗憾的是，这些重要制度性规定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意在取消国有企业及其高管的行政级别，制度依据十分明确，今后只是执行和落实的问题。

（二）深入贯彻《公司法》，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产生机制

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形成健全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机制，包括“三会一层”的治理架构和工作机制。《公司法》已经赋予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企业高管各自的权利，董事、监事、高管的产生，需要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执行。实施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需要在法律地位上确立“企业本位论”。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行为主体，与政府没有行政依附关系，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出资者，国有企业具有法人财产权，二者是委托代理关系。政府需要按照《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程序行使委托者的职权，不可越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直接任命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上级党委只能直接任命公司的党委书记，至于党委书记作为高管能否当选董事、进而兼任董事长，应该完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当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否决了党委书记的董事资格后，或者当董事会否决了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的选举，上级党委应该充分尊重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合法选择。鉴于现实中的股东大会往往“程序重于内容”和“形式重于实质”，因此需要特别加强董事会对选聘职业经理人及其薪酬事项的决定性作用，使得董事会成为公司与政府的有效“隔离带”。

（三）深化行政审批制改革，强化企业自主权

确保企业在法治下享有常态下的自主权，特别是享有投资自主权，应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经过六轮审批制改革，目前中央仍有15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地方政府还有1.7万个①。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把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即将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2013年将取消、下放和转出涉及企业的投资核准事项40多项。今后应该继续以减少行政审批为突破口，进一步简政放权，凡是市场能够有效调节、企业能够自主决定、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坚决取消审批。在投资管理上，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范围，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不断取消政府行政审批权，使得政府手中掌握的“自由裁量权”和“职务消费额”空间不断趋小。应该保留“退出通道”，政府官员可通过参加“公聘”而成为企业管理者甚至高管，党和政府不应再直接任命国企高管。

（四）打破行政性垄断

国企高管的薪酬之所以受到政府的“上限”管制，因为国企相当于“准政府”，国有企业家相当于“准官员”，而且多数国企都身处垄断行业，在竞争不充分的市场中，能够安享垄断者的平静生活，能够坐享“垄断利润”。目前，垄断行业改革严重滞后，垄断行业收入普遍严重高于竞争性行业，成为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来源之一。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连续提出的深化改革的政治任务，遗憾的是，垄断行业改革实际进展非常缓慢，大大滞后于竞争性行业的改革。在这种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提出，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实行网运分离，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在打破垄断、放松管制的改革趋势下，对垄断行业进行竞争化改造，不断强化竞争机制，相竞而进，相争而奇，化腐朽为神奇，不仅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解决与垄断相关的各类“行政化”问题。鉴于垄断行业改革内容的复杂性和繁重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十二五”期间，可不赋予垄断行业改革以更多的内容，建议从竞争化改造入手，尽可能将“寄生”在自然垄断业务中的竞争性业务剥离，倒逼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在产权、治理、价格、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对于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形形色色的行政性垄断行为，可运用《反垄断法》加以约束。

（五）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

外国国有企业“少而精”，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主导，性质上多为特殊法人，故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及其董事长普遍被纳入政府公务员系列。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众多，经济地位重要，截至2011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为14.47万户，其中中央企业113户。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占全社会工商企业的35%和43%，在21个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中，国有资本比重超过50%①。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性质上不可能为特殊法人，只能作为一般法人。但与普通公司、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性质的一般法人又有很大的区别，不可能完全实行完全相同的薪酬决定机制，现实中总是要受到政府的“上限”管制。建立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以后，国有企业可以以绩效工资制为主，对高管实行包括基本工资、职务补贴、效益奖金、股票期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企业家从总体上将会成为社会最富裕的阶层，企业家“转政”的机会成本就会越来越大，这有助于从经济根源上扭转国有企业家的“转政”趋势。当然，国有企业家如果愿意真心从政，政府应该保留“进入通道”，完全可以参加各级党委和政府各个层次的官员“公选”，党和政府对此不应加以限制。

（六） 不断弱化“官本位”观念，塑造创富文化

国企行政化是“官本位”现象的一种体现，取消国企及其领导的行政级别，需要在观念上、文化上和物质利益上不断弱化“官本位”现象。弱化乃至打破“官本位”，关键在于党和政府的认识和决心。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规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此需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简政放权，还权于企，重塑法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在契约社会中，政府法人和企业法人具有平等地位。在法治状态下，对政府来讲，法不授权不可为；对企业来讲，法不禁止即可为。在媒体宣传报道上，要多多宣传介绍企业家的创富故事，使企业家、创业家成为社会令人羡慕的创富阶层。只有市场经济的深入实践，才有助于缓解甚至消除日趋严重的“官本位”现象，使得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各得其所。

[参考文献]

[1]蒋一苇.企业本位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2]张卓元、郑海航.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金碚.中国国有企业发展道路[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4]戚聿东.垄断行业改革报告[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5]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与破除[DB].2012-08，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Article.asp？ArticleID=3345.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作者：戚聿东

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研究论文 篇3：

从浙江实践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内容提要：目前浙江国有经济呈现出比重低、总量大、布局与结构合理，效益良好和增量活跃等特点，已从改革初期的国有经济小省跃变为国有经济大省，总量和运营效率、效益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形成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局面。这对国企改革是有启示意义的。

一、浙江国有企业改革历程

浙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有经济比重迅速下降并因此带动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集体经济增长显著，其比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第二个阶段贯穿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进一步下降，集体经济比重则出现大幅的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迅速上升；第三个阶段从本世纪初到现在，国有经济比重变化相对平稳，保持在20%以上的水平小幅波动，集体经济比重下降而带动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从低于50%的水平稳步攀升到70%的水平。

1.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第一阶段。这段时期里，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38.6%下降为1990年的28.4%，下降了10.2个百分点。而同期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94.3%下降为1990年的81.5%，下降了12.8%。浙江国有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在公有制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浙江集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55.7%，国有经济比重却仅为38.6%，后一比重在当时的全国各省市区中是最低的。20世纪80年代，在浙江个体私营经济起步发展之前，集体经济作为非国有经济的主体，迅速壮大。

2.国有经济比重进一步下降的第二阶段。这段时期里，浙江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呈稳步下降态势，总共下降了7.5个百分点，降至20.9%的水平。同期，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迅速下降，降到2000年的52.9%，比1990年下降了28.6个百分点。这期间，浙江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主要是通过集体经济比重的迅速下降，国有经济的进一步下降及个体私营经济比重的迅速上升来实现的。

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在以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普通机构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为代表的劳动与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占居主导地位。同时，国有制企业加快改制，在“九五”末、“十五”初，浙江国有企业改制面已经达到95%以上。

3.国有经济比重相对稳定的第三阶段。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上，呈现小幅上下波动的发展态势。在2001年和2002年，国有经济比重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上升态势，这主要是受重工业化的变化趋向的影响。2003年，非公有制经济出现了加速增长的发展态势。2004年，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后，国有经济比重有所降低。同期，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加速下降，五年时间里下降了24.4个百分点，降至28.5%的水平，大致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相当。

另据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末，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实收资本总额为11367.9亿元，其中，由国家投入的资本2707.78亿元，占23.8%；国有企业的资产数量占全部企业资产总量的25.93%。这也基本验证了如下的判断，即：目前浙江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应该在25%~30%的范围内，国有经济比重低一些，约在20%的水平。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0.2%的水平，集体企业比重已经下降到5%以下的水平。

预计今后一段时期，浙江国有经济比重将继续在国民经济20%左右的较窄范围内波动，存在小幅下降的可能，而集体经济比重会继续下降。在总体上，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将呈现出进一步提高的发展趋势。

二、浙江国有企业的发展特点

浙江国有企业呈现出比重低、总量大，布局与结构合理，效益良好和增量活跃的特点。

1.国有企业经济比重在全国处于最低水平。根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有关数据测算，2004年底，浙江国有企业在企业数、就业人数和营业收入三项指标上占全部企业的比重分别为1.81%、3.74%和8.42%，这三项比重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均列居倒数第1位。

2.国有企业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居于前列。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2004年，浙江的国有企业户数在全国排名居11位，但国有企业的资产、净资产、国有资产总量和营业收入几项指标在全国各省市中都位居前4名、5名之列。

3.国有企业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居支配地位。浙江省统计局第一次普查数据显示：2004年底，浙江国有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为9927个，其中13.37%集中在第二产业，这些企业中又有近30%的企业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带有自然垄断性的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包括烟草、石油、钢铁、电力、自来水等行业。而从全国看，有19.77%的企业集中在第二产业，其中只有15%的企业分布在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大多数企业集中在第三产业。

4.国有资产加快向关键行业、重点地区和大企业集中。在浙江，伴随国有企业布局的调整，国有资产日益向关键行业、重点地区和大企业集中。从行业分布情况看，浙江国有资产总量大部分集中在第三产业。2004年，浙江第三产业国有资产占全省国有资产总量的比重为72.69%。

5.效益良好且增量活跃。目前，浙江国有经济运营效益在全国各省市中居于前列。浙江国有企业的净利润为116.3亿元，仅次于上海和广东，在全国排名位居第3位；盈利面为64.4%，全国排名位居第2位，净资产利润率高达11.4%，在全国排名第2位；人均税利水平在全国各省市中遥遥领先，达到了8万元/人以上的较高水平，是不少省市的2~4倍。

浙江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存量部分的自然增长，还表现为新创设的国有经济非常活跃。数据显示，2004年，浙江的“筹建国有控股企业数”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前茅，与北京并列第一位，占当年全国筹建国有企业总数的比重超过8%。

三、浙江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浙江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5点。

1.抢抓机遇，先人一步，放手改革。

2.坚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浙江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将产权制度改革和转换职工劳动关系、建立新型劳动关系作为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的工作突破口，操作中，这两项制度改革又有“两个坚持”或“双到位”之称。从浙江的实践看，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这两个原则贯彻执行得比较彻底，也比较顺利，负面问题少。因此“退出”得比较成功。

3.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发展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带动作用。

数据显示，1998年是浙江国有企业改制的高峰期，这一年，仅个体私营经济就解决了全省1/4的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民营企业发展带动国有企业改革，浙江优势明显。

4．实现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从全国看，浙江的情况非常具有代表性，即：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普遍较低，但国有经济的总量较大；而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较低的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普遍较高，但国有经济的总量反而来得小。一方面，各地区国有经济比重的高低往往与当地经济发达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在浙江及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山东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全国过半数的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又集聚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国有经济总量及其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有经济的总量指标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居前。

5．关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理顺管辖权限，实现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全覆盖”，是今后一段时期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重要内容。除传统的国有资产外，有两类国有资产正在成为日后国有资产监管的重点一是“非转经资产”，指的是国有事业单位拥有的名义上是“非经营性”但实际上能够带来经营性收益的资产。浙江一些地区的国资部门，正在尝试理清分布在各个行政主管部门中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包括那些处于“非转经”状态中的国有资产，并逐步将它们的运营与管理统一纳入到国资委的监管范围；二是地方政府直接投资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类公司由当地政府直接运营管理，其行政级别与当地国资部门处于同一水平，难以被纳入国资部门的监管范围，因而成为国资运营与监管的难点。

四、从浙江实践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浙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发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研究浙江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情况及浙江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和把握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国有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

1.围绕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情况的争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曾经在我国经济中占居主体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目前，国有经济仍然在公有制经济中占较大比重。

学术界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情况的评价，有所共识，但也存在明显的认识分歧。共识表现为，但凡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者，基本认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有经济实施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及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代表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分歧集中为三点：一是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是不是太快，会不会超出客观的经济与社会承受能力的判断；二是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范围是不是太宽，会不会逾越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底线的判断；三是对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使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降到多么低的水平为恰当的判断。

围绕这三个问题，研究者们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极端的批评者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抱持悲观论调。他们中的一派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太快、范围太宽，现阶段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处于极低的水平，远远背离了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客观要求；另一派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太慢，范围太窄，现阶段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仍然处于太高的水平，大大抑制了市场经济的活力。改革的支持者们保持乐观态度，他们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正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采用了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整个国有企业改革从国有小企业向国有大中型企业、从竞争性领域向非竞争性领域、从市场经济体系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向市场经济体系相对欠发达的地区逐步推进，大体上维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取得了显著成就。

2．浙江实践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本文以浙江为例，探讨了浙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有关情况。总体看来，迄今为止，浙江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是符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的，其改革实践有力支持了乐观派的判断，而批驳了悲观派的观点。一方面，浙江国有经济比重一直处于全国最低的水平，但这并没有影响浙江的国有经济在战略性、关键性、基础性和公益性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浙江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非但没有导致浙江的经济社会运行轨道偏离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不良后果，反而有助于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运行的经济基础，带动了国有经济向正确的方向改革与发展；另一方面，浙江作为国内市场经济体系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国有经济比重并没有像一些学者主张的那样，一降再降，朝全面从各个经济领域退出的方向发展，而是相对稳定在20％这样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上。这表明，国有经济在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中起到的许多作用，尚无法为其他制度安排所替代。

浙江国有经济的改革实践表明，首先，我国现行基本经济制度所要求的“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正在通过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关键性、基础性、公益性领域发挥主导性作用及股份制等其他经济形式在其他领域的发展壮大来体现；其次，国有企业制度既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也是政府参与和影响经济社会活动的诸多宏观经济政策与技术手段中的一种，国有企业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可以由其他的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及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来替代实现第三，在具体实践中，并不存在一种普适的或最优的国有经济比重，恰当的国有经济比重是因地制宜的。它既要与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相称，服务于特定时期的国家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任务的需要，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效率及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育程度的影响。

浙江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所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条件的基础上的。在浙江，政府职能转变得较彻底，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好，创造了充分活跃的经济环境，国有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及运营效率相对较高。正是因为这些前提条件的存在，才使得浙江在国有经济比重迅速下降的同时，不断孕育出新生力量来替代国有企业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曾经担当的角色和所起到的作用，实现了改革与发展的平衡。

在我国的其他地区，尚不具备上述条件中的很多内容，如果不深究原由而照搬浙江经验的模式，将会走向实践误区。浙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还有其诸多的特殊性。比如说，浙江国有工业不发达，那些国有工业发达地区显然不太适合直接以浙江的水平为其当前改革的目标；再如，浙江的商贸服务业非常发达，这和当地的重商文化传统关系紧密，显而易见，这种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也不是其他地区能够简单地模仿和移植的。我们必须看到，各地区在国有企业改革初始条件上的这些差异，决定了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完全以浙江的模式为其改革目标。

从全国情况看，我国是一个经济转轨国家，多种经济因素与社会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非常需要根据整个国家在经济社会特定阶段的发展任务的要求，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我国又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可能举国上下采取整齐划一的工作举措。具体到每个地区，国有经济在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应该随该地区在特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条件不同而有必要的动态变化的实践空间。

总之，浙江国有经济的改革路径，代表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未来方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由此而武断地运用浙江经验去指导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全部实践。应该看到，在浙江这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成熟、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国有经济可以仅在关键性、基础性领域占居主体地位，并因此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出先导性和支撑性的作用。而在那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欠成熟、欠完善的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国有经济仍然需要通过维持自身在更为广泛的重要领域的占优地位和主体地位，来发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作者：余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