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

第一篇：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

(十一)

贵阳市乌当中学 高力超

别了，亲人，别了，祖国! 我开始了我去保加利亚的旅程。

在飞机上我与一个前往英国的年轻中国朋友聊了起来。他家是广西的，可能以前在婚姻上有点坎坷，不过我们很聊得来，我给他打打气，鼓鼓生活的勇气。

在空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坐得也很无聊，不过一直很兴奋，因为我第一次坐飞机。因为我即将到国外，一切似乎对我来说都很新鲜。飞机里面以及外面对我来说都是那么好奇。我不时地往机窗外看着，我已经在腾云驾雾了，就像在云中坐汽车一样。呵呵，不过不一样的是，感觉非常的平稳。飞机一路经过了蒙古、俄罗斯这块世界第一的大片土地，乌克兰、匈牙利最后到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历时近10个小时。

飞机在快要到维也纳机场的时候，我看见下面的确与国内不一样，看上去很美，星光一片，色彩斑斓，一道道金光划破长空。

本来是到了维也纳马上转到索菲亚的航班，没想到我们这趟飞机在北京时就晚了，所以当我们到达维也纳机场的时候，去索菲亚的7点过钟的那趟航班已经不能乘坐了。哎，我们飞机上的乘客都很遗憾，特别是那些要赶往英国的学生们也被耽误了。

下机以后我们来到了维也纳机场大厅，我们便排着队办理转机手续，有一个绅士的态度还行，能够懂得汉语，我顺利地办理了第二天的飞机，是早上十点钟的。

之后我们只得在机场里呆着，等候第二天早上十点钟的航班了。其他学生及乘客可能时间也是早上的。

因为航班的延误，所以按照惯例奥方必须负责提供我们的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餐。当我们向机场的负责人说起有关事情时，奥方很恼火，后来警方手里拿着枪指着我们示意我们不要再做要求了，他们也不喜欢说英语的人，当时感觉好恐怖的。我主动和一位警察打招呼，他则回答：No English，我简直是无语。我们就这样心里一直不好受，在候机厅的边上坐着，歇着。我仍然没有睡意，因为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心里老惦记着。我们进退两难，不能出机场，因为没有入境的资格。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外国哦，所以找toilet也很搞笑的，他们那里的toilet很干净，你无法想想国外的toilet是什么样的。这里的toilet一律是马桶式的，提供卫生纸，还有烘干机在门边。呵呵，进去以后出来我就找不到方位了，因为在国外，我什么都是第一次，这跟国内有很大的区别哦，再说你的专注外界的英文，如果遇到当地语言就会有理解的麻烦。。

我们在过道就这样落难地度过了一个难眠的以及难忘的夜晚。第二天早上，我们终于力争而得到了免费的早餐。反正西方的早餐内容就是够呛的，当时我还不习惯。面包、咖啡、牛奶等，不过我们由于太哦啦，还是把所要的食品吃了个饱，然后就各自说goodbye之后就去自己乘机的候机厅等候了。

在我等候飞机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美女拿着一张表格微笑地用奥地利式的英文来请我填写一个问卷调查表。呵呵，全英文的哦，没有难住我这个当时当了22年的英语教师。本来我想在满意栏里填入一般的，但考虑我当时还没有归宿的着落，我还是填了个很好，尽管昨天他们的态度。你看国外的航空事业就是靠这样生存的哦。

只是广播英文开始通知到索菲亚的航班开始登机了，没有多少乘客，我在队伍的前面，因为我很早就在那里啦。我们验了票，一走进机场的门，就上了一辆专用公共汽车把我们送往这架飞机下面。呵呵，离开了奥地利的维也纳——音乐之都(当时出现这么个小插曲，还有些舍不得呢!)，我开始了前往保加利亚索菲亚(我今后一年的目的地)的行程，估计需要两个半小时。

国外的天空感觉有些不同。也许是我们就在空中的缘故吧，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稀奇的!

天是那么蔚蓝蓝一片，但不是有白白的云朵出现，我们恰似悟空腾云驾雾一样，一路荡悠悠的。我心里不断地在思考着、想着……..，眼睛不时地注视着窗外。

第二篇：我国税收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制改革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本文对三个阶段税制改革进行回顾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税制改革有五大成功经验：税制改革必须有理论突破为先导、税制改革中必须考虑财政可承受能力、税制改革要走渐进式道路、税制改革要与国企改革协调推进、税制改革中要强化税收的调控功能。结合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际税制改革潮流，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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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制度;经验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8)10―0053―04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税收制度先后经历几次大的调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本文在对三十年税制改革历程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三十年税制改革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评价改革得失，探讨新时期的税制改革方向和完善思路。

一、三十年税制改革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税制改革进程可划分为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

(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可分为涉外税制的建立、两步“利改税”方案的实施和1984年工商税制改革。

1.1978年至1982年的涉外税制改革。1978年至1982年是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起步时期，从思想上、理论上为税制改革的推进做了大量突破性工作，为税制改革的推进打下理论基础。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需要，五届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形成一套大体适用的涉外税收制度。

2.1983年第一步“利改税”方案。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将建国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改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缴纳利润、国家不能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禁区，成为国家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3.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方案实施和工商税制改革。为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10月起在全国实施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发布关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等一系列行政法规，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此后，国务院又陆续发布关于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特别消费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筵席税等税收的法规。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将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至此，我国工商税制共有37个税种。这些税种按照经济性质和作用大致可分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和行为税类、资源税类、特定目的税类、涉外税类、农业税类七大类。总之，这一时期全面改革了工商税制，建立了涉外税制，彻底摒弃“非税论”和“税收无用论”的观点，恢复和开征了一些新税种，使我国税制逐步转化为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日益加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后，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的要求，1994年我国启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力度最强的工商税制改革。

(1)全面改革流转税。以实行规范化的增值税为核心，相应设置消费税、营业税，建立新的流转税课税体系。对外资企业停止征收原工商统一税，实行新的流转税制。

(2)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取消原来分别设置的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同时，国营企业不再执行企业承包上缴所得税的包干制。

(3)统一个人所得税。取消原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对个人收入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统一实行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

(4)调整、撤并和开征其他一些税种。调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烧油特别税、奖金和工资调节税;开征土地增值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盐税并入资源税，特别消费税并入消费税。改革后的我国税制，税种设置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3个，初步实现了税制的简化、规范和高效统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1994年的工商税制改革初步确定了市场经济下我国税收制度的基本格局，在此后的十几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又推行以费改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增值税的转型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

1.稳步推动“费改税”改革，将一些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项目转化为税收。2000年10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征收车辆购置税，取消了车辆购置附加费。同时，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决定从2000年开始在农村开展税费改革，根据“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对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行了调整，明确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2006年3月14日，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

2.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结束了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对内外资分立的局面，逐步建立起一个规范、统

一、公平、透明的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3.对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的改革。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取代了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此外，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也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次修改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也纳

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范围，同时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提高了税额标准;2006年4月28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对烟叶的收购实行20%的比例税率。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税种设置进一步减少为19个，税制更加规范和统一。

二、三十年来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一)税收制度改革的推进必须有理论突破作为先导。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其征税依据、征税对象、征税标准、税率高低等课税要素的确定，均需要有理论作为支撑。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关系认知，形成了国营企业只能上缴利润、不能上缴税收的做法，也就形成了“税收无用论”的理论观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国家和国营(有)企业关系认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了税制改革的理论突破。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出资者的两种身份和两种权力，从而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两步“利改税”方案的实施，确定以所得税形式处理国家与国营(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使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并且统一了税法，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为多种经济主体的发展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条件。

(二)税收制度改革中必须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在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税制改革必须考虑到财政可承受能力，税制改革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对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改革尚未创造出新增利益之前，改革的成本只能由财政来负担。另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因。无论从改革，还是从发展、稳定的角度看，税制改革不能弱化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税收制度改革必须走渐进式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了优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税前扣除标准，这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和国内投资环境的逐步完善，为使内、外资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推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成为必然。同时，为减少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吸引外资的负面影响，在税制改革过程中也坚持了渐进式改革原则，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给予五年的缓冲期。

(四)税收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税制改革必须以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的变革为前提，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定位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税收在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时的形式。同时，税制改革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正是1994年税制改革初步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后，才有了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税种收入的规范化划分。

(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市场经济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指令性计划对经济的干预，这就要求强化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通过优惠税率、税收减免、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来贯彻政府的调控意图，根据客观经济形势变化和国际税制改革的潮流，适时调整我国的税种结构，开征新的税种或取消不合时宜的税种，优化税制结构，强化税收对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功能。

三、税收制度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的法治化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为防止政府公权对私人产权的肆意侵犯，民主国家一般均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即“有税必须立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的原则，并且这一原则大都写入了宪法。而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条款仅为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找不到关于纳税人权利的相关规定。从理论上讲，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和税收程序法的基本方面，均由立法机关立法，税收征管程序中的具体问题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从我国目前各税种的法律层次来看，大多数是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

(二)税收调控经济的功能还比较弱。我国现行税制体系格局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确立起来的，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而税收在发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收入分配、促进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调控经济过热或过冷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目前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仍为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税收在引导企业技术升级、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仍有缺陷。

四、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税制改革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就必须贯彻“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原则，建立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制度，构建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及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有利于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税收制度。

(二)税制改革与法治化建设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和立足点，要求有健全的税法体系：税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并接受行政司法机关和社会监督，纳税人能够依法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税制改革必须坚持法治化原则，纳税人、税收行政机关都要服从于法，法外无税。推进税法体系建设，积极参与税制改革、税收立法调研，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三)逐步推进主体税种和地方税体系建设的改革。继续推进增值税转型，力争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在转型的同时，要推进增值税的“扩容”，即把有条件实施增值税的营业税税目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稳步推进营业税改革，适度调整部分营业税税目的税率和计税依据，消除重复征税的问题。全面贯彻落实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和办法。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全面总结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试点工作经验，继续研究完善物业税改革方案及其配套措施。以开征物业税等为契机，研究构建持续稳定增长的地方税体系，以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事权相一56一统一，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更好地配合并促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四)强化税收调控功能，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制体系。第一，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促进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税收制度体系。一方面完善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促进自主知识产权研发应用的税收政策，另一方面加大对高科技产业、涉农产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税收支持力度，建立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鼓励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和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第二，建立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体系。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推进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同时继续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大对高消费行为的税收调节力度;针对收入存量，则要完善财产税制，加大对个人存量财富的调节力度。积极鼓励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通过加强对“第三次分配”的税收引导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第三，建立促进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在所得税、流转税的改革方面，进一步突出对环境保护、能源节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引导，形成全方位、多环节促进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税制体系。第四，建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在继续完善促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税收政策及继续深入推进区域性优惠政策向产业性优惠政策转移的同时，针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完善相应的区域性税收政策。区域协调发展还要求我们完善增值税、所得税等一些主要税种的收入归属机制，妥善处理区域间税收分配关系，保障区域间合理的财政利益。

(责任编辑：闫春英)

第三篇：改革开放三十年征文：回顾伟大进程,谱写崭新篇章

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伟大进程，展示巨大成就，总结成功经验，必将有助于我们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中国，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1978年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一份生死文书引发了中国改革的先声。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推动着世界经济快速向前发展。其实，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甚远，面对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果敢地面对现实，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的话振聋发聩，为中国指出了一条明路。

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以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那时候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神州大地一片新潮，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瞬间。然而，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却彪炳千秋。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国内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78年的1%到2000年的5%以上。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了，国际地位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各项事业都蓬勃发展了。

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我们既要看到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必须看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还不成熟、不完善，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产生新矛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仍然要依赖于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上的发言指出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而看不到前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能因为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而动摇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而要把改革创新的精神贯彻到治国执政的各个环节，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冲破一切束缚科学发展的做法和条条框框，革除一切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弊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向体制改革创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巨大动力。

我们在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要着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稳定性。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问题。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改革的面越来越宽，牵扯的利益矛盾越来越复杂，群众要求共享改革成果的期望越来越强烈，对各项改革措施协调配合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把继续深化改革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地统一起来，善于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格局进行是思考和展开，作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改革决策，努力使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互衔接，相互配套，形成合力。

回顾改革开开放的30年成就，令人鼓舞;展望改革开放的美好未来，催人奋进。只要我们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旗帜，努力在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就一定能够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必将成为光辉的现实!

第四篇：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发展趋势展望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也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存在着两种改革思路的争论：一种是从宏观体制改革入手，即所谓先按照一定的目标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体制，然后再“开闸放水”;另一种则是从改革微观机制的企业改革入手，即“企业本位论”的思想。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决定》肯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开启了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航程。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都清晰地体现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历次党中央的决议，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国有企业改革也因此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0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使国有小企业转换机制，焕发了勃勃生机与活力，也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了脱困目标，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使一些大型骨干企业真正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开始担负起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任，并逐步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取得与最初的改革思路设计密不可分。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3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回顾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之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展望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一)扩权让利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采取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而统收统支的分配关系又限制了对企业和职工的激励，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甚至停滞不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最初的改革思路是要通过“放权让利”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在这种背景下，四川省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试点。随后，国务院于1979年7月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五个文件，肯定了四川省放权让利的改革经验，并对扩权的主要内容、让利(利润留成)的方式等作出了规定，使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式踏上了漫漫征途。 以扩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改革，虽然从微观层面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带来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但是只负盈不负亏的“利润留成”在宏观层面上却给国家财政收入计划的完成带来了一定困难。为此，在总结山东等地试行利润(亏损)包干和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经验基础上，1981年10月国务院转发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在国家给予企业自主权同时，要求企业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经济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改善。 由于实行经济责任制产生的部门、行业各方利益的冲突难以协调，以及政府与企业讨价还价产生极高的交易成本等原因，经济责任制又逐步被利改税政策所取代。1983年和1984年先后进行了两步利改税。与此同时，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改革继续进行，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给予企业10项经营自主权。两步利改税进一步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对于提高企业积极性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时的“利改税”并不能保证企业在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下进行生产经营，企业的激励机制问题仍然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有企业对行政机关的行政依赖和软预算约束问题依然存在，企业仍然无法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二)承包经营责任制与“两权分离”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增加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加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为此就要确定国家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正确关系，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时通过政企职责分开，使政府正确发挥管理经济的职能。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法人地位。自此，“两权分离”成为了改革的主要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出现了对承包经营制、租赁制、股份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等各种形式的探索。

经营承包责任制曾经是探索“两权分离”的主要形式。承包经营责任制推动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然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承包制具有本质性缺陷，仍存在产权关系不清等问题，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同时它还带来了经营者(承包者)的短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已经形成的体制，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从利润留成、经济责任制、两步利改税到承包责任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要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层面进行，更需要在微观层面上对企业运营机制进行改革。

1992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提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点就是落实企业自主权。转换经营机制，跳出过去改革总是围绕“利润分配”的传统思维，准确地把握企业改革的关键问题。然而，在我国原有体制下实行转换经营机制，又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须进行许多方面深入而系统的改革。

在改革进行到关键的时刻，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随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自此，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 尽管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了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的基本精神，同时1993年《公司法》也已颁布，但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试点才基本完成。以制度创新为特征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改革的步履异常艰难。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国有企业开始按照《公司法》要求进行规范的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

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特别指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除极少数必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公司”，要求“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提出“国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概念，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在《决定》精神指引下，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开始着力进行规范的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积极推进主辅分离、改制重组和主业整体上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

(四)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开始至今，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完善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国家所有、分级行使出资人职责”的改革思想，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的新阶段。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要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终于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决定》中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是仍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2008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企业国有资产法》，为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问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供了法律保证。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经验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

三十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扩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等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和重大进展。

首先，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股份制和上市公司已经成为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财产组织形式，并初步构建了比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其次，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取得重要成果。按照“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实施了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分类改革、部分垄断行业改革和国有大型企业的战略重组，使国有经济从某些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同时，向一些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大企业集中。 再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适合国情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确立了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从制度上初步解决了所有者缺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等问题。新通过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为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和国有资本预算制度、有效保护和管理国有资产提供了法律保障。

最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成效体现在国有企业数量显著减少的同时，资产规模大幅增加，经济效益和运行质量显着提高，活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8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实现利润1.62万亿元，同比增长31.6%;上缴税金1.5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 首先，把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同时又不断地推进各项专业经济体制，如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等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又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制度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局部修正和改良，而不可能取得制度上的创新。

其次，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方面，三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证明，以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微观机制入手，逐步建立市场经济微观主体为基础，推动宏观环境改善和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道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再次，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延续了渐进式改革的总体思路，即先易后难、先增量、后存量，先实践试点、后政策推广，先地方试点、后全面铺开，先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改革分配关系和提供激励、后进行制度创新，先在竞争性领域、后垄断行业等等。这种渐进式路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

三、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展望

今后一个时期(指2020年以前，下同)，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将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七大”的重要部署继续推向前进，改革重点将是在实行分类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国有大型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深化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最终实现以混合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发展。

(一)关于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分类改革

党的“十五大”以后的改革实践证明，对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和国有中小型企业分别设定不同的改革目标并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是完全正确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也是未来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并不是所有的国有大型骨干企业都能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前存在而且未来也将保留一定数量的国有独资公司，而国有独资公司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制企业，它存在着固有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很难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未来我国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必须进行分类改革。

对国有大型骨干企业进行分类改革，关键是要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准确而合理的确定国有独资企业的范围。《公司法》中所指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一般应该包括那些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军工企业、战略物资储备企业以及某些自然垄断和重要的基础设施企业、提供公共产品与劳务的公共企业等。除此以外的企业，一般都应在股权多元化、分散化、合理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二)关于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改革的总趋势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将在分类改革基础上，继续减少国有独资企业，特别是减少竞争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对已经实现股权多元化的企业，要按照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实现企业股权结构的合理化、分散化;进一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各有关机构的产生机制和权责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规范母子公司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做强做大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提高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竞争力;稳步推进集团公司主业整体上市，加快集团存续企业公司制改革，妥善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三)关于深化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需要对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即通过贯彻落实《反垄断法》打破经济垄断;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需要，逐步打破行政垄断;在对自然垄断行业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某些产业链或生产环节，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加强网络垄断环节的监管力度;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和改革的手段，逐步解决我国的垄断问题。

(四)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建立与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近期《企业国有资产法》的通过为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为了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未来国资委可以按照有效履行出资人的要求设立若干个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并使这些经营管理公司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国有资产出资机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被投资企业的三层次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按资本管理原则逐级行使所有权管理，按投资领域和基本功能分类管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要构建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国资委在对经营管理公司进行管理时，应采取直接任免公司领导人，决定其薪酬;对公司领导人有业绩要求，进行业绩考评;审批公司的重大经营和财务计划及投资计划等方式进行管理。

此外，在建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时，还应考虑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对于一些特大型国有企业可以由国资委直接进行所有权管理;第二，实行政资分开，对分布在竞争领域里的国有资产，其资本回报目标或财务目标是衡量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是否有效的关键;第三，对经营管理公司进行分类管理，对有可能变为战略控制型的经营管理公司，支持其通过1～3年的资产重组完成公司转型，对中长期看也只宜作为股权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公司，明确其只作为股权资本进行运作。

(五)关于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发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今后，我国的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将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平台，以混合所有制为主要形式进入一个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当前，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正从各自发展开始转向优势互补和统一协调发展。越来越多的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以股份制，特别是上市公司为载体，实现了更高层次上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在新的历史阶段，顺应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必须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打破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股权结构单一和不合理的格局，积极深化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整体上市，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

第五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保险业与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具体到保险，从某种角度讲，它是我国保险业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实验田”，许多改革创新的措施与方法都是在这里实验成功之后推向全国，为我国保险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

业紧紧抓住深圳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有利时机，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行业之一，在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目前深圳保险业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础薄弱、覆盖面不够、功能作用发挥不充分，还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大做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圳保险业的主要战略目标。

一、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深圳保险业起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1年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宝安县支行设立保险代理处，同年11月代理处改为宝安县办事处。1953年11月，人保广东省分公司将该办事处升格为宝安县支公司。1958年，全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这一机构被撤销。从此，深圳保险业进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阶段。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深圳保险业才得以恢复，并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发展时期。在29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圳保险业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创下了诸多国内第一，在深圳金融业改革创新和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程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曾在《保险业创新与发展》一书序言中指出：“深圳保险业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前沿阵地。从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至今的20多年间，深圳保险事业走的就是一条改革创新、持续发展之路，而且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从改革开放至今，深圳保险市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全面恢复阶段(1979年-1992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南巡讲话)

1979年-1992年是深圳特区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深圳特区的开创时期，深圳保险业也正是恢复于这一开创时期。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改革创新的标志性事件包括：深圳的保险市场率先对外开放，中国第一家专业性寿险公司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先后在深圳成立。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1979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作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同年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从1980年起恢复已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当月，人保广东省分公司在深圳设立支公司，保险业务开始全面复苏。1980年，全市累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28.7万元。1982年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设立分公司，香港民安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从法律意义上看，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进入大陆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相比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1992年进驻上海市场，深圳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早了整整10年。1984年2月，人保深圳支公司升格为分公司。1988年3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专业性寿险公司。同年5月，平安保险公司成立，这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人保多年来独家经营保险的体制。1992年6月，平安保险公司改制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由地方性公司拓展为全国性综合保险公司。1992年12月，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标志着深圳保险业“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已经形成。到1992年末，全市累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16.71亿元。

这一阶段，我国的保险法制建设也逐步加强，1982年开始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对财产保险合同作出专门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与保险有关的法律规定。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保险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对规范保险经营、促进保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初步发展阶段(1992年-200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至党的“十六大”召开)

从1992年深圳保险市场“三足鼎立”格局确立开始，深圳保险业从垄断走向竞争，从混业走向分业，从幼稚走向成熟，开始真正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改革创新的标志性事件包括：第一份个人寿险保单诞生，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专业化经营体制创新，保险中介机构出现。

1993年4月，深圳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成立，同年7月签发了深圳市第一份个人寿险保单。1996年，人保投资的寿险公司实行专业化经营改制，分别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1996年7月，以华安

财产保险公司在深圳成立。2000年1月，美国国际集团下属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和美亚保险公司两家外资保险深圳分公司开业。2000年7月，华泰保险深圳分公司成立。2000年9月，中国再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截至2002年底，深圳共有保险总公司5家，经营性保险分公司17家。同时，这一时期深圳在全国率先成立了7家保险代理、保险经纪和保险公

估等保险中介公司。深圳市保险行业组织也于1996年开始实体化运作，积极发挥作用。深圳保险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到2002年末，全市保费收入突破60亿元。10年间全市保费收入增长了2.94倍。

十年间，整个保险业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也对保险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进入有法可依、依法管理阶段。同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保险司，具体负责保险监督管理工作，深圳分行也设立了保险科，增加了专职保险监管人员，保险监管工作得到加强。1998年11月，根据改革金融体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依法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2001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深圳市相继设立了31个地方派驻机构，全国保险监督组织体系初步形成，保险监督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科学跨越式发展阶段(2002年-2007年，从党的十六大至国务院23号文件发布及贯彻落实)

这五年，是深圳保险业蓬勃发展、实现重大跨越的五年。深圳保险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市场体系建设为基础，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强化监管、防范风险为保障，以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为目标，开创了深圳保险业科学跨越式发展的崭新局面。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的标志性事件包括：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机制建立、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地位的确立、深圳市政府《关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创建全国保险业创新发展实验区的若干意见》的出台。

2003年，深圳市政府制定颁布了《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金融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设立了市金融发展专项基金，专门组成了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开辟了为金融业提供便利直通车服务的绿色通道。市政府对保险业尤为关注，2004年专门制定了《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建立了推动保险业创新发展的协调机制，成立了以深圳市市领导牵头、各相关部门组成的“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小组”。只要有需要，领导协调小组就可以召集会议，保险业创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都可以纳入到这个日常机制中加以解决，这在全国是首创的。市政府在不同层面上，多次召开协调会，解决保险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加大对保险业的扶持力度，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006年3月，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对深圳保险工作作出专门指示，要求深圳保险业“在全国保险业领先、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同年5月，中国保监会与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共同把深圳建设成为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2007年8月，2007年8月，许宗衡市长、陈应春副市长率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深圳保监局调研，深入研究制约保险业发展的问题，明确了进一步推动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全力为保险企业排忧解难。同年，市政府相继下发了支持责任保险发展、加强保险宣传的若干个重要文件。各区政府、各部门与保险业的沟通也更加紧密顺畅，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和对保险业的关心、参与程度不断加强。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深圳保险业开始走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截至2007年底，深圳市场共有各类保险公司52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173家、兼业保险中介机构3231家，全市实现保费收入183.70亿元。5年间全市保费收入增长了1.8倍，累计保费总收入595.3亿元。

深圳保险业恢复和发展29年来的历程，是特区经济金融发展史在保险业的缩影。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为深圳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力地推动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深圳保险业29年来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0%。保险业的各项体制改革、经营主体数量的增加以及业务的快速增长等，都充分表明深圳保险业开始走向成熟，市场因素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运作开始与国际保险市场规则接轨，所有这些，标志着深圳已经成为国内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二、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市场发展及主要特点

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也为深圳保险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保险市场由人保广东省分公司深圳支公司一家经营，全部保费收入只有28.7万元。到2007年末，深圳各类保险公司达到52家，总资产达到371亿元(不含总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83.70亿元，市场规模增长6万多倍。深圳已逐步成为国内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深圳保险业沿着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保监会所确立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路线，开拓创新、奋力拼搏，走出了一条符合深圳实际、又好又快发展的道路，保费收入平稳增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较好地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保险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一)业务持续平稳增长，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深圳保险业从2002年以来始终保持高位增长，年均增长率达23%，高出本市生产总值增幅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增长水平3个百分点(参见图1)。保费收入连续实现每年一个台阶，2005年突破100亿元大关，2007年保费收入达到183.70亿元，是2002年的近3倍。五年来保费规模稳居全国大中城市第4位，与全国相比，深圳市场增长情况在之间表现出了持续稳定性，增幅基本保持在15%-30%之间，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参见图2)。保费收入在全国的份额由2002年的2.16%上升到2.61%。保险深度由2002年的2.22%上升到2.72%，保险密度由1352元/人上升到2132元/人。2007年，深圳保费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2个百分点，高于深圳市gdp增长水平22.2个百分点，较深圳2006年增幅提高10个百分点，保费收入在全国的排名比2006年上升了3位。寿险市场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个百分点(参见图3)。产险市场增速创下5年来的最高水平，较2006年高出1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参见图4)。

(二)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机构数量迅速增加，由2002年的29家增加到2007年的225家，机构增加数量超过了以往20多年的总和。尤其是深圳启动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以来，随着市政府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措施不断出台与深化，深圳市场对保险机构的吸引力更是与日俱增，2007年新增保险公司10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38家，是深圳保险业历史上新增保险机构数量最多的一年(参见图5)。截至2007年底，深圳市场共有各类保险公司52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173家、兼业保险中介机构3231家(参见图6)，形成了涵盖国有、股份制、外资保险公司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门类齐全的市场组织体系，并呈现出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公司、再保险公司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市场格局。

(三)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业务品质进一步提升

2002年以来，深圳各保险公司积极稳妥地推进业务结构调整，创新保险产品。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和责任保险发展较快。意外险业务占比由2002年的2.64%上升到2007年的3.63%，健康险业务占比由2002年的2.18%上升到2007年的6.20%。产险中非车险业务的占比达到32.68%，比全国高出3.82个百分点，其中责任险保费已占到产险市场总保费的3.95%，成为产险市场第三大险种(参见图

7、图8)。寿险中期缴业务占比逐年提高，由2002年的50%提高到2007年的70%，比全国高出20个百分点，其中新单期缴保费占比达40%，比全国高出20个百分点，表现出较强的可持续发展性。

(四)保险中介发展领先，市场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专业中介经历一段基本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时期，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2007年，通过保险中介渠道实现的保费收入为124.35亿元，是2002年的3.6倍;占保费总收入的比例达到67.69%，比2002年提高15个百分点，有力推动了保险公司营销模式的转变。保险公估公司实现公估费收入3.2亿元，是2002年的10倍，占全国公估费收入40%;车险公估费收入占到全国的60%以上，70%以上的车险理赔工作都是由保险公估公司完成。全国排名前10位的公估公司有5家在深圳(参见表1)。营销员队伍稳步发展，目前达到2.8万人，是2002年的2.8倍，成为保险市场稳步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外资保险发展迅速，对外开放成效显著

深圳外资保险经营主体由2002年的4家增至目前的12家。外资公司保费收入从2002年的3.7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1.99亿元，年均保费增长率达53.53%(参见图9)。2007年深圳外资公司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04.37%，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4个百分点。外资公司市场份额由2002年的5.7%增加到2007年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其中，外资寿险公司市场份额达29%，比全国高出21个百分点，深圳已成为全国外资寿险市场份额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保险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中外资公司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促进了深圳保险业经营理念、管理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力地推动了深圳保险业向国际化方向迈进。

(六)保险功能不断增强，服务和谐社会能力显著提高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业累计为深圳经济建设提供了30万亿元的风险保障，服务企业超过2.6万家，其中为各类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50亿元。支持对外贸易和投资30亿美元。为2000多万人次提供人身保险保障。五年累计赔款和给付支出130亿元。2006年推出校方责任保险，2007年推出医疗责任保险、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五年来累计推出责任保险产品120多个。2006年深圳保险业与交管局共同推出道路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压力、提升城市交通文明水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宽，保险已逐步成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持投资、扩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

(七)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司管控能力显著提高

2002年以来，深圳各保险公司积极深化改革，在经营方式、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顺利完成了分业经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深圳分公司按照总公司股份制改革和境外上市的要求，顺利完成了体制和机制改革。资本市场和战略投资者对上市保险公司的压力逐步转化为保险公司深化改革的动力，促进保险公司不断改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通过五年来的改革，大多数公司逐步建立起较为规范的公司管理架构和内控制度，有11家公司成为境内外上市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八)行业创新成效显著，发展活力不断提高

2002年以来，各保险公司充分发挥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体制优势、地方政府支持保险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优势，以及基层公司贴近市场、熟悉业务、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束缚，加快创新步伐，行业创新成效显著。2006年推出校方责任保险，2007年推出医疗责任保险、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五年来累计推出责任保险产品120多个。2007年全行业共推出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305项，比2006年增长了60%。自2005年以来，共有45家次寿险分公司、产险分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在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深圳市保险创新发展领先企业”称号(参见表2)。同时，平安保险(集团)的平安后援集中项目、平安产险的车险全国通赔直赔服务和万里通紧急医疗服务、平安人寿的外汇保险产品、中国人保的医疗执业责任保险、中国人寿的国寿通电子商务平台和“美满人生”保险产品、民太安保险公估公司的汽车配件信息暨汽车配件报价系统和汽车保险理赔服务管理系统分别荣获市政府颁发的金融创新奖(参见表3)。各公司在产品、服务、经营模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不仅增强了自身的持续发展能力，也为全国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九)保险市场秩序明显好转，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增强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深圳保险市场已基本建立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内控和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体系。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深圳保监局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行政，依法监管，维护公司正当权益;行业自律不断加强，同业公会服务会员公司的意识提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建立了保险中介行业自律组织;企业内控建设水平提高，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能力增强;保险宣传和诚信建设进一步推进，行业形象不断改善。通过全行业的共同努力，深圳保险市场运行平稳、健康、有序。

(十)外部条件不断优化，发展环境进入最好时期

五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出台支持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文件近30个，市领导对保险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和专门召开协调会议50多次(参见表4)。2006年中国保监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把深圳确定为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随后市政府专门成立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各区政府相继建立与保险业的联席会议机制。社会各界对保险业的关注和支持程度越来越大。营销员的社保和税负问题、医疗责任保险和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政府推动问题、保险宣传进社区障碍问题等一些制约保险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深圳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

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业每一次发展进步，都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尤其是与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一方面，深圳的改革开放为深圳保险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1980年至2007年，全市gdp年均增长33.62%。2007年，深圳gdp突破跨越6000亿元大关，达到6765亿元，财政收入达277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2875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连续15年保持全国第一。全市高科技产品总值7500亿元，金融业总资产2.8万亿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2110万标箱，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高科技、金融、物流和文化为支柱的四大产业。全市人均gdp为10628美元，首次跨越1万美元的“发达”状态标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开始更多地追求安定和谐的生活品质。政府实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以提升民生净福利为核心，全面构建和谐社会。这直接激发了全社会巨大的保险需求，为深圳保险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另一方面，深圳保险业自身的改革开放为行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通过企业制度改革，大多数公司逐步建立起较为规范的公司管理架构和内控制度，形成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市场取向改革，逐步建立了竞争有序的保险市场体系，市场主体开拓创新、自强自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得到锻炼提升，在竞争浪潮中成长出了一批优秀企业。通过监管制度改革，监管效能不断提升，为保险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全面对外开放，形成了中外保险公司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启示：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深圳保险业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就难以获得如此广阔的发展空间;没有自身的改革开放，深圳保险业就难以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活力，就难以取得今天的成绩。

三、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是深圳保险业的必然选择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重大而关键的抉择，改革开放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前，深圳保险业站在了新起点，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向未来，深圳保险业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业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正迎来新一轮的高潮，以地铁轨道交通工程、大运会建设工程、深圳港区新建和扩建工程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以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重点的产业结构优化不断升级，以户籍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农民工保险保障制度改革等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工作不断推进，以加快深港澳合作、实施“走出去”战略为突破口的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深化，支撑保险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市场需求不断增强。保险作为“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更加主动地承担起行业的历史使命，更加全面地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为促进和维护地方经济社会稳定服务。

(二)推进保险业的改革开放，是提升行业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内在需要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深圳保险业取得了明显成绩，但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保险的覆盖面与渗透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保险服务的水平与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保险业市场化程度与深圳整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风险管控水平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监管水平与新形势和保监会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纵观当前深圳保险业所面临的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要求，“深圳的保险业不能用一般水准要求自己，而是要力争向发达国家的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应当用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保险发展水准要求自己，在速度、效益、诚信和规范经营等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力争做中国保险又好又快发展的典范，发挥好排头兵和领头羊的作用。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做全国保险业的排头兵”。深圳保险业实现这一要求，必须更加全面深入地进行改革开放：要克服自满情绪，居安思危、居安思进、居安思变;要克服小富即安思想，志存高远、追求超越、永争第一;要克服狭隘视野，瞄准国际一流水平，以世界眼光思考和谋划发展蓝图，实现在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上更大的科学跨越式发展。

四、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深圳保险业的改革开放

深圳保险业坚持深化改革，努力扩大开放，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政府推动为助力、以自主创新为重点，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为探索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道路探关闯路。总体目标是：按照在全国保险业领先、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的要求，建设一个市场体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保险业。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加快深圳保险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从市场局部开放到全面对外开放，从单一服务功能向多重功能转变，从相对独立发展向与外界联系更加紧密转变，努力使深圳成为各类保险机构的聚集中心、强有力的保险市场辐射中心、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创新中心、保险产品的研发中心、保险人才的培养输送中心、保险资金的运用中心，全面提高深圳保险业在全国范围的竞争力。立足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借鉴成熟保险市场经验，努力在速度、效益、诚信和规范经营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根据上述目标，深圳保险业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深圳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优势，发扬敢想、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争取在发展水平、创新活力、服务能力、市场体系、管理水平、诚信规范、监管水平、队伍素质等方面在全国保险业处于领先地位、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充分利用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的优势地位，努力实现深圳保险业的跨越式快速发展，推动深圳保险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体内容包括:

(一)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发展水平领先。

坚持科学发展，正确处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实现发展速度与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统一。力争未来五年保费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本市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合理调整业务结构，满足深圳经济社会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切实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稳步提高经营效益，增强保险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创新活力领先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束缚，加快创新步伐，用创新来推动各项工作。充分发挥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体制优势，地方政府支持保险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优势，以及基层公司贴近市场、熟悉业务、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主动向总公司提出创新方面的需求和建议，争取更多的创新在深圳先行先试,努力使深圳成为全国保险业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和“示范区”。创新保险产品，开发更多具有深圳区域特色、适销对路的保险新产品。创新销售渠道，探索与银行、中介公司之间一对一的排他性营销合作模式，积极拓展电子商务、电话营销、门店直销等销售方式。创新保险服务，推进保险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提高保险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服务能力领先

突出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紧贴深圳经济社会特点以及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切实把行业、公司自身的发展融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不断提高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支持深圳企业“走出去”战略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提升保险服务的国际化水平，为跨国企业、国际化人士提供保险服务，支持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发展各类责任保险，发挥保险辅助社会管理的作用;发展个人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企业年金，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服务和谐深圳建设。发展为高科技产业、各类创新活动提供风险保障的产品，支持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四)不断完善市场分工结构，实现市场体系领先

借鉴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顺应保险市场分工的专业化趋势,进一步优化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和再保险公司等主体之间的梯次专业分工结构，完善各类主体之间以技术、业务、人才等为纽带的专业协作机制，努力形成充满活力、功能互补、多元发展、门类齐全、国内领先的市场组织体系。发挥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各自的专业优势，走展业、理赔外包的保险业务经营模式。加强再保险公司的技术输出，为直保公司产品开发、风险管控提供支持。争取政策扶持出口信用保险的力度，促进出口信用保险的更快发展。积极发展养老保险、健康保险、汽车保险、银行保险等专业性保险公司，丰富市场组织体系。

(五)切实改善市场经营环境，实现诚信规范领先

多措并举，综合治理市场不诚信、不规范行为，努力在全行业形成诚信守信和规范经营的浩然正气。坚持以效益为导向，倡导成本与规则约束下的理性公平竞争，塑造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的健康保险文化。加强对基层单位和关键岗位人员的管理，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加强从业人员保险法规培训和保险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诚实守信和依法经营意识。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形成专业化的产、寿、中介行业组织，更好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大力推进保险宣传进社区活动，提高公众保险意识，树立行业诚信形象。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强化市场约束。依法查处扰乱市场秩序以及损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保险机构，加大失信、违规成本，创造出一个“诚信规范受益，失信违规受惩”的氛围和环境，让违法违规、欺诈误导、弄虚作假者无地立足。

(六)大力加强内部管控力度，实现管理水平领先

加强深港保险业以及深圳中、外资保险公司之间的交流，借鉴国际保险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提高内控建设水平，确保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强化制度执行力，确保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建立和完善内控责任追究制度，强化高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责任，以及公司对下属机构和营销人员的管控责任。建立内部稽核和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内控评价机制，不断推动内控制度的完善。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中的积极作用。

(七)努力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实现监管水平领先

结合深圳经济社会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特点，借鉴成熟保险市场的监管经验，探索有效监管方式和方法，确保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充分展现出改革开放前沿保险市场的朝气和活力。更新监管理念，尊重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时，不断加强市场调控，确保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创新监管模式，建立信访投诉处理、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联动机制，切实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问题通报制度,把政府监管、法人管控、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改善发展环境，充分利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机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努力营造有利于保险业发展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

(八)积极实施人才兴业战略，实现队伍素质领先

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不断加强保险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能力，打造以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保险营销人才和监管人才为主体高素质人才队伍，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落实好市政府的保险人才支持政策，发挥毗邻香港的优势，大力引进人才，把境内外优秀人才吸引和聚集到深圳保险业改革发展的事业中来。整合行业资源、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培养人才。优化人才资源配置，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探索和建立保险人才流动的行业管理制度，鼓励保险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营造宽松的人才成长与交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