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实体经济论文

IMF在4月9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3.5%下调至3.3%，为金融危机以来新低。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3.6%，与该组织2019年1月发布的预期一致。中国经济2019年一季度数据公布在即。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资本市场实体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资本市场实体经济论文 篇1：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摘 要：资本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当前经济动能转换关键期，建设完善资本市场、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文章从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实现路径为切入点，剖析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现状，并通过对海外成熟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分析，总结出可借鉴的经验。最后对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资本市场 实体经济 服务 对策建议

资本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到2020年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资本市场的地位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提升资本市场实力、发挥好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有助于拓宽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助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在当前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建设完善资本市场、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现阶段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现状分析

（一）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现状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主要通过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多样化资本市场工具这一路径实现。

1.资本市场顶层设计。从2004年国务院推出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到201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再到2019年证监会召开的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会，对未来资本市场顶层设计的路线图进行了勾画。监管不断聚焦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与修订，以增量改革作为引领，加快存量调整优化，从顶层设计出发，全面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2.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自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来，我国已基本形成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组成的场内市场和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组成的场外市场，充分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以及不同风险状况企业的融资需求。

（1）场内市场。场内市场由主板、创业板及科创板市场组成，整体呈现出倒金字塔结构。截至2021年6月，A股市场共有上市公司4373家，主板、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公司分别3095家、977家、301家;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为91.3万亿，其中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总市值分别为73.3万亿、13.1万亿、4.9万亿。

（2）场外市场。场外市场由新三板市场和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组成，与场内市场较高的上市门槛相比，场外市场挂牌门槛低，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对场内市场服务大中型企业的格局形成了有效补充。

截至2021年6月，新三板市场共有7472家挂牌公司，其中基础层6145家，创新层1272家，精选层55家。目前我国共有35个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11万家。

3.多样化资本市场工具。资本市场对服务实体经济除了反映在不断強化的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和逐渐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之外，还表现为多样化的资本市场工具。目前来看，主要的资本市场工具包括私募股权投资、股票和债券等标准化融资工具、股权质押融资以及并购重组等，分别满足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截至2021年6月，A股市场IPO融资规模达到3.88万亿;截至2021年5月，债券市场存量余额为122.2万亿;截至2021年6月，A股全市场质押股数为4608.32亿股，占总股本的6.36%，质押股票总市值达到4.2万亿;2020年至今全市场共完成98起定增重组，涉及交易金额2935亿元。

（二）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不足

1.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仍有待进一步优化。尽管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但市场结构均衡度不高、差异化上市标准尚不明显、转板对接机制不通畅以及退出制度力度较有限等问题仍然存在，这导致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被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也未能有效对接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受到制约。

（1）资本市场结构均衡度不高。当前我国股权融资市场呈倒金字塔式结构，服务大型成熟企业的主板市场规模最大，服务中小企业的中小板、创业板规模远小于主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和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流动性不高、融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各板块规模呈递减的趋势，整体市场结构并不均衡。截至2021年6月，A股主板上市公司总市值为73.3万亿，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80%，创业板、科创板上市公司合计总市值仅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20%。在倒金字塔式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下，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所能获取的资源十分有限，融资需求也未能得到满足，资本市场资金融通的功能也未能充分发挥。

（2）差异化上市标准尚不明显。境外成熟资本市场上市条件多由财务标准和非财务标准共同组成，其中财务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设置多套财务标准供发行人选择，非财务方面对股权集中度、持股比例、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问题均提出具体要求，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方式发行。而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下，不同板块的发行上市条件差异不大，上市标准较为单一，特别是场内市场上市门槛较高，中小微企业很难达到上市标准。

（3）转板对接机制尚不通畅。境外成熟市场中，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内部不同板块间均建立了有效的转板对接机制。以美国为例，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相互联通，NASDAQ上市公司可以退市到OTCBB或OTC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的股票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也可转移到NASDAQ市场;场内市场不同板块间也相互联通，纽交所和NASDAQ上市公司可以进行内部转板。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各板块之间的对接机制并不通畅，仅新三板市场承接了一部分A股的退市功能，与美国场内、场外以及场内市场各板块之间有效的转板对接机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4）退市制度实施力度较有限。从境外成熟资本市场来看，纽交所、NASDAQ、伦交所的退市公司数量均高于IPO数量，形成了“有进有退，进退有序”的内部循环机制，有助于推动优秀的上市公司快速成长、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但我国上市公司退出渠道尚不通畅，尽管2018年以来A股市场退市制度执行力度趋于严格，但退市公司数量仍远低于IPO数量，且退市案例多为财务指标强制退市，与境外成熟资本市场相比，存在标准较为单一、渠道不够丰富、相关配套法规不够完善等问题。据统计，纽交所和NASDAQ市场退市率分别在6%和8%左右，而截至2021年6月，A股市场累计有138只股票退市，仅占A股全部上市公司的3%。

2.新三板市场和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发展缓慢。新三板市场和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均定位于服务中小微企业，是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重要抓手，但当前二者发展较为缓慢，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具体来看，新三板市场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新三板市场股票交易不活跃、市场流动性不高、价格发现功能较弱，这导致新三板市场融资功能发挥不充分。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方面，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政策定位等因素的影响，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发展不均衡。多数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仍处于创新探索时期，部分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存在融资服务能力不足、尚未建立通畅的转板机制、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运作不规范等现象，对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服务中小微企业形成了一定制约。

3.投资者结构不均衡，缺乏长期稳定资金来源。近年来，A股市场加速引入境外长线资金及社保、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去散户化”进程稳步推进。但对比境外成熟资本市场来看，A股市场机构投资者实力仍然较为薄弱，市场中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较为匮乏。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境外资金占比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日本、韩国等市场外资持股比例均在30%以上，美国市场外资持股比例也在15%左右，均远高于A股市场的2.8%;二是境内保险公司、公募基金、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保险公司、公募基金、养老金的合计持股市值占GDP比重约为3.0%，而日本、韩国分别为25.5%和36.9%。

二、成熟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经验借鉴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融资主要包括两种模式：直接融资主导和间接融资主导，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选择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直接融资为主，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是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间接融资为主。从发展过程来看，美国是高度市场化国家，资本市场成熟，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对于新兴产业更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市场的优胜劣汰也更具竞争性。二战以来，美国通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实现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产业升级，摆脱制造业由盛转衰的困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日本通过政策引导和主银行制度，支持第二产业的升级，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下，日本的银行为重工业企业提供了资金，推动日本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带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进一步聚焦制造业升级，难以调转方向实现第三产业的升级，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投资基金等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得日本未能跟上美国等国家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的潮流，仍囿于制造业升级中，勉力寻求突破。从发达国家目前的经验来看，资本市场融资伴随实体经济发展升级的左右，而且从美国和日本的对比来看，直接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更有效率。基于此，对美国在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出美国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的有效的做法，用以借鉴。

美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实现两者正向共振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二战起，资本市场就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美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有效做法主要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和引入长期稳定资金。

（一）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对于一般成熟行业的企业，有相匹配全国性市场纽交所，对于不同于常规行业新兴行业的公司，有相匹配的纳斯达克，包含全球精选、全球和小型资本市场，多层次的上市制度也为实体经济融资提供更多包容性。纳斯达克作为美国传统资本市场的有效补充，发展成熟，平台庞大，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是国际性流动性整合配置中心，其中纳斯达克小额资本市场是对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极大的支持。美国还具有发达的区域性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等，场外还有柜台交易系统、粉单市场和地方柜台，以及股权投资基金、互联网融资、众筹融资等多元融资层次。而且从数量上美国资本市场形成正金字塔结构，与实体经济不同规模主体数量分布相匹配。

（二）发展股权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在政府的立法支持、并购浪潮的兴起以及合伙企业制的完善下，发展迅速，包括私募投资（PE）、创业投资（VC）等。1958年，美国设立了金融投资公司，主要是服务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兴行业小企业融资，如苹果等最初都是得到小企业投资公司对于其发展初期资金上面的支持，才进而发展壮大。从设立以来，美国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已经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相当规模的支持，服务对象近10万家，融资金额高达上百亿美元。政府主导的特殊的私募投资基金SBIC计划，相当于是政府引导社会资本，通过杠杆机制支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致力于中小企业投融资，为中小企业提供杠杆资金，支持其流动性用以发展。

（三）引入长期稳定资金

美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还在于政府引入稳定长期资金的支持，如：养老金计划、政府资金支持。长期稳定的資金，能实现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投资期限的匹配。资本市场的成熟发展离不开长期稳定的资金，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美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者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以401（K）为代表的养老金制度使得美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资金以长期稳定为主，目的以配置为主。实现资本市场投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期限相契合，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发力空间，可以考虑从资本市场建设和证券中介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两个维度出发，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一）资本市场建设

1.强化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也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二者相辅相成、形成良性互动。建议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夯实资本市场根基、强化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全面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加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联动，增强资本市场改革的精准性与协同性，顺应当前国家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对重点战略新兴产业适度地在政策和资源上进行倾斜，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能。

2.优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议进一步优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形成层次分明、有效竞争、差异化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打造各细分板块的特色化、优势化业务，加强不同市场板块之间的互补性与协同性，充分满足处于不同成长阶段实体企业的融资需求。提高各板块内部分层的精细化程度，实现不同融资需求与细分市场板块的精准匹配。加强不同板块间竞争的有效性，倒逼各市场板块实现制度创新和效率提升。

建议提升新三板市场和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的战略定位。打造新三板特色优势，使其发展成为服务中小创新创业企业的专业化平台，与主板市场形成差异化发展，同时与创业板、科创板市场形成对接，更加深度地融入我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加强新三板市场和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互动，提升新三板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改善当前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高的现象。加快推进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完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的制度体系，提高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对中小微企业的吸引力，拓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建立区域股权市场与新三板、主板市场的转板联通机制，完善区域股权市场退市制度，构建“有进有退、进退有序”的循环机制。

3.加强转板对接机制的建设。建议加强不同板块之间转板对接机制的建设，在场内与场外市场以及场内市场不同板块之间建立通畅的转板对接制度，建立“能上能下”的板块联动机制。积极探索新三板挂牌公司到场内交易所市场上市的直接转板上市制度，进一步完善市场功能。强化新三板市场与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的合作机制，提高场外市场不同板块之间的联动。

4.引入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建议进一步优化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加大力度培育机构投资者队伍。大力发展天使投资、VC、PE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拓宽私募股权基金的资金来源，创新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方式，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经济领域初创期实体企业的能力。进一步扩大机构投资者的规模，积极鼓励社保、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拓宽A股市场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市场参与主体

1.加速企业并购重组，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并购重组在促进要素升级、实现规模效应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重组后的企业在人力资源、核心技术、管理方式等方面将实现大幅提升，并进一步带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同时，并购重组还可以推动产业整合、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从美国经济发展史来看，美国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五次企业并购重组大潮，这与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券商可通过担任财务顾问的方式深度参与并购重组，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2.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实现实体经济价值增值。当前实体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对间接融资依赖程度高于直接融资、对短期流动性债务依赖程度高于长期债务。主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处于初级的阶段，实体经济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证券中介机构应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多样化资本市场工具的功能，帮助实体企业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对间接融资的依赖，推动实体经济价值提升。同时，积极协助实体企业优化股东治理结构，引导实体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治理机制专业化。

参考文献：

[1] 陈舜.证券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J].银行家，2019（07）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重点”课题组，李伟，张军扩，等.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J].发展研究，2019，（03）：6-15.

[3] 海通证券.资本市场如何助推产业升级——美国案例及其启示[R].中国证券，2019（07）：55-62.

[4] 梁云凤，郭迎峰，胡一鸣.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全球化，2019（06）：47-57.

[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课题组，麻晓勇.产业结构演变对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研究[R].创新与发展：中国证券业2018年论文集（上册）中国证券业协会专题资料汇编，2019-07.

[6] 荀玉根.融资方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对美国、日本、中国的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9.

（作者单位：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南京 210019）

（责编：纪毅）

作者：周旭

资本市场实体经济论文 篇2：

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性之道

IMF在4月9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3.5%下调至3.3%，为金融危机以来新低。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3.6%，与该组织2019年1月发布的预期一致。

中国经济2019年一季度数据公布在即。根据《证券市场周刊》1月进行的“远见杯”调查，参与机构对2019年中国GDP增速预测中值为6.3%，比2018年实际值低0.4个百分点。

不过，尽管依据预测数据来看，目前经济增长仍处在下行趋势当中，但是政府对信用扩张的政策组合拳初步见效，更重要的是，春节假期错位效应提升了一季度的经济读数，社会融资规模在年初扩大，PMI数据也小有改善。然而，在经济下行的周期与结构性因素并存的压力之下，让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尽快且可持续地保持通畅仍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中期任务。

作为精准支持信贷需求、盘活存量资产的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工具尚未在人民银行社会融资当中单独统计，但其已经在2018年7月纳入社会融资规模当中的其他项目，反映出这一市场在为实体经济提供越来越大的支持作用。

Wind数据显示，资产证券化发行占 2018 年中国债务资本市场新发行总量的4.6%，高于 2017年的3.7%。截至2018年3月末，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存量总额为人民币2.71万亿元，是目前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资产证券化市场，仅次于美国。

资产证券化为中国实体经济提供的債务融资份额继续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等消费者债务为基础资产的结构性融资交易的增长。

根据评级机构穆迪的统计，中国和美国RMBS目前表现强劲。2015-2018年发行的中国RMBS的累计违约率在0.20%-0.65%之间。2010年之后，美国优等大额房贷和信用风险转移 （Credit Risk Transfer） 交易的逾期90天以上比率未超过0.30%。

不过，在经济危机的期间，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表现可以有很大的变化。在经济危机时，美国优等大额房贷交易的逾期90天以上比率达到11%，而累计损失率达到3%。

在过去一年中，资产证券化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等消费者债务的融资占比有所提高，但对公司贷款提供的融资份额却有所回落。随着中国经济逐渐从出口导向型和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型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国内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为内需提供融资支持的资产证券化也将反映出这一趋势。

穆迪结构融资部高级副总裁郑志杰指出，资产证券化具有帮助企业优化资产负债表和改善资产流动性的作用，对一些较难获取银行信贷的民营企业来说，通过资产证券化开拓新的融资渠道的作用越发明显。

另一个在2019年大放异彩的工具是地方债。首先，地方债作为财政政策的筹资工具，能够直接支持财政支出。2019年一季度地方债通过银行柜台渠道发行的反响较好，通过柜台发行也改善了地方债市场的流动性。其次，地方债直接面向居民部门发行，不占用银行的资金和资本，使得银行能够将资源用于信贷投放，因此，地方债的柜台发行后续发展空间很大。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股票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其融资功能向来受到各方的重视。要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创新之路，债务融资是不能够满足实体经济的全部需求的，需要发展壮大股权融资。而且，在股票市场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过程当中，包括注册制在内地部分先试先行的改革措施可以通过科创板来实践，因此，这也是支持实体经济兼顾改革的一例。

列举上述资本市场的工具是为了揭示，满足中国经济的融资需求可以而且应当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并且已经体现在政府与市场主体的行动当中，“大水漫灌”支持实体经济或已成为过去式。

作者：魏枫凌

资本市场实体经济论文 篇3：

资本市场泡沫与实体经济过热是两回事

魏教授，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魏杰：2007年的情况是历年来没有出现过的。具体来说就是宏观上总需求膨胀所反应出来的价格跟历年不太一样。以往的价格主要反应在这两种价格上：一个是消费品价格，就是我们讲的物价了，即CPL；另一个是投资品的价格。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投资品价格涨得比较快，所以很担心所谓经济的波动。

但是，2007年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了物价上涨和投资品价格上涨，资产价格涨得也很快。在我们国家，资产价格主要包括两种，一个是股票价格，一个是房地产价格。2007年以来，资产价格也就是股价和房价涨得非常快，并且与前几年不同的是，资产价格的上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有不少人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有点“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魏杰：应该说不能叫经济过热，我一直反对用“经济过热”这个词。

那您认为应该如何定义“过热”呢?

魏杰：我们一般讲总需求膨胀的时候，衡量标准就是价格。价格如果涨得太快的话，就认为是总需求膨胀了。如果价格跌得很厉害的话，就是总需求不足。那么，这个价格体系，在国际上来讲分三种：一个是消费品价格，就是我们讲的CPl。第二种价格就是投资品的价格，像钢铁、水泥、铝合金等等。第三种价格就是资产的价格、在中国主要是房地产和股票。

实际上这个价格体系告诉人们三种信号：如果是消费品价格涨得太快的话，可能就会是通货膨胀；如果是投资品价格涨得太快的话，可能经济过热；如果是资产价格涨得太快的话，可能会出现泡沫。

从目前的情况看，准确地讲，投资品价格涨得不是太厉害，现在价格的上涨主要表现在资产价格上，以股市和房地产为代表，它们的价格涨得非常快。因此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应该是防止泡沫，而不是所谓的经济过热。

从中国的历史情况来看，90年代初的时候是通货膨胀，也就是消费品价格上涨。从1998年以后，消费品价格一直就比较低，CPL差不多一直在4％以下。自从2003年以后，投资品价格开始上涨，而且涨得很快，政府担心经济过热，调控了两次。

到2007年上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资产价格涨得很快。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担心泡沫，因此就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通常的办法是采取央行的货币政策，像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等，这些政策会相继出台。

但是，目前出现了这种情况：央行一加息，股市就涨了；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股市还是涨。

从效果来看，这些货币政策好像对资产价格上涨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它对实物经济有很大影响。一旦加息，正常的实物经济就会很麻烦，因为资金价格就会上涨。本来要对付的是资产价格，结果对资产价格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反而使得实物经济的运转很困难。因为收缩货币使得正常的生产企业从银行贷不出钱来了，同时，由于连续的加息，资金价格也提高了，这样一来，企业就会有一点恐慌。

您与企业家打交道比较多，在您平时与他们的交谈中也能感觉到企业的这种扭曲吗?

魏杰：是的。这种感觉在2007年上半年还没有这么强烈。因为当时我们的货币政策不是非常紧缩的，但是随着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像股市和房市涨得越来越快，因此货币政策就不断地紧缩，到后来影响到了实物经济。虽然实物经济不参与股市，但是货币政策一旦收缩所有人就都贷不到钱了。同时利率也涨了，贷款的成本也提高了，这就有一点难受了。

最近有很多企业都反映说，我既没有炒股，也不是上市公司，但是我却贷不到钱了，而且我的资金价格也涨了。于是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资产价格涨得那么厉害，股市火热，一方面又是实物经济的企业贷不到钱了，因此企业的感觉就比较混乱。

现在银行也紧张了，银行之间都互相拆借，都没有钱了。因为一旦紧缩货币之后，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资产价格涨得非常快，人们担心泡沫，一方面实物经济又感到资金紧张，同时资金价格太高。而从价格体系看，现在三种价格都在涨，一个是消费品价格涨得很快，一个是投资品价格涨得很快，一个是资产价格涨得很快。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会发现，目前投资品价格的涨幅还没有超过2003年的水平，不是太厉害。消费品价格虽然涨得很快，但是消费品价格是结构性上涨，很快就会回落了。

因此，目前的形势不是经济过热，而是要防止资产泡沫。如果判断是经济过热的话，那实物经济就更惨了。所以现在应该把目标主要放在资产价格上。这样就不一定要采取紧缩货币的政策，可以采取搞股市扩容等方式，让更多企业上市，来缓解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趋势。

您对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猪肉价格上涨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魏杰：我觉得猪肉价格应该涨，这是恢复性上涨。不仅猪肉价格应该涨，整个消费品价格都应该涨。从这个方面来看，企业界没有什么太大反应。老百姓的反应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您觉得目前股市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魏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比如说顺差很大，股价就必然会涨，因为顺差过大导致央行大量的发行人民币，结果钱出来都去股市了。另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GDP被低估了，我估计积累到现在可能被低估了五、六万个亿。目前我们算GDP的最佳办法是收入法，就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再加上居民收入，这三种收入的统计不太准确，基本上是只能少不会多，而且长期曝光不了，也不知道它在哪里。现在股市一下子涨起来以后，这些钱全部冲到股市上去了。这两股力量冲向股市之后，资产价格不可能低，现在五千点，我预计很快就会到六千点了。

前几天我去实地感受了一下。到了商业银行的门口，发现买基金的人是人山人海。一天700个亿的基金，半天就卖完了。这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因此可见现在钱实在是太多了。钱多，个人当然不能买投资品了，只能投资到资产上，因此资产价格就涨得很快。

所以，对2007年的经济形势，我们不能去判断是不是经济过热，而是说目前资产价格在高价位运行，人们担心的是泡沫的问题。

会不会出现泡沫是您目前最大的担忧吗?

魏杰：是的，我认为从目前看这个问题可能很难解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出在资产价格这方面，因此调控政策要针对资产价格。比如说现在房价涨得很快，就应该适当降低买房人的需求，把买房人的贷款收缩，那么他们的需求就下来了。

又比如现在大家都要买股票，

但是没有这么多股票买，股价就上去了。那我们采取股市扩容的政策不就可以了吗?如果总是紧缩货币的话，是会影响实物经济的。

我一直反对2007年提通货膨胀压力和经济过热压力，这两个不是现在的主要问题。如果判断有失误，就会误导大家，都在说过热，其实很多人没有弄清这个概念。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个学者把这个问题写的很清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要靠悟的。

您所强调的这种感悟来源于哪方面，是不是经常深入经济生活?

魏杰：那倒不是，实际上就是不要忘记这些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理论和规律，大家都应该懂的。比如说价格体系，我们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实际上最基础的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而衡量这两者关系的指标就是价格体系，所以要分析宏观经济，那就要看价格体系，这就是信号。从价格体系来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您认为中国经济这样的快速发展势头，能够持续多少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魏杰：中国的快速发展能持续多长时间，现在还预期不到，但是未来1O年中国经济不会出太大的问题，还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全体中国人要过富裕的生活，这是支撑中国近30年经济高增长的原动力。今天，先富起来的只是少数，还有1O亿多的人仍然拥有追逐创新和致富的欲望，这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不会出大问题并持续高增长的基础。

当然，仅有原动力，而不去营造好的体制、好的国际环境，持续高增长的可能并不会转化为现实。要将可能转化为成功，能否将经济利益原则而非行政原则贯彻到生活中的每个部分，至关重要。总之，高增长不会停止，但这种较高的增长需要一些条件的支持，还需做一些工作。

是什么因素让您对中国经济未来1O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如此乐观?

魏杰：因为支持中国经济这些年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没有出现问题。什么是支持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这种动力通俗来说，就是全体人民要过富裕的生活。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把人们致富的愿望给激发出来并充分地调动了起来，正是这种愿望进发了强大的经济活力，导致了中国将近30年的高速发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涉及到方方面面，例如推进市场经济等等，但其核心内容是强调激励和效率，从而激发了人们追求致富和创新的巨大欲望，这种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巨大的活力。

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一部分人富裕了起来。于是，就有人质疑现在人们的致富欲望会不会已经降低了，或者说，发展的动力是否出现了不足。我觉得不会，因为在过去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真正富裕起来的人在全国人民中所占的比例还不高。假设，已经先富起来的有1亿人，而且这部分人的致富欲望已经不强烈了，但是，他们所占我们总人口的比例还不足十分之一，也就是，中国还有12亿人这么庞大的群体并没有富裕起来，没有达到他们追求富裕的目标，正是这些人仍然拥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动力，所以中国经济发展才不会停滞，也就是说，这种欲望和动力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我曾经跟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讲，你们可别小看中国，如果中国有3亿人的生活水平跟你们美国一样了，那么，中国的国力至少是在经济规模上就跟美国差不多了，不过，即使是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发展，不会停滞，因为我们还有庞大的需要致富的人群呢，因而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因为3亿人的富有而停止致富，而是仍然会有强大的致富动力，从而经济还会有强大的推动力。

如果研究美国和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当一个社会致富欲望降低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增长速度降低的时候。在人们大规模进入中产阶级以后，整个社会的仓0新和致富的欲望就会降低，从而导致整个经济发展丧失了动力。

中国虽然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而使一些人富了起来了，但大部分人并没有进入中产阶级，因而致富欲望所形成的经济动力还会较长时期存在。我们觉得致富欲望的冲动，在未来十年内不会改变，因而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正是我们判断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除了人们创新、致富，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个原动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魏杰：当然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条件，包括好的体制、好的国际环境，等等。因此，如何创造出并做好这些配套条件，就是我们保证持续增长要着重做的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完善这种新体制。巩固和完善新体制比大规模改革传统体制更难。因为，在新体制的巩固和完善的时期，人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怀念旧体制，似乎旧体制更好。例如，我们遇到房价高而有些人买不起房子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就想到福利分房的时代，似乎由政府分配房子更公平，等等。总之，我们要看到原动力不变下的改革的压力。

反思中国30年改革，有种观点认为现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太和谐的问题大都来自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要不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对此您怎么看?

魏杰：不能说这个思路完全不对，因为我们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建立在高消耗资源和危及环境的基础上的，我们需要调整，而且要下大力气调整。但是，这里有一个着力点的选择问题。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在高速发展之后要对增长本身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要很好解决其他困难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要调整的并不是增长本身，而是增长方式，特别是要解决增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有些困难可能原来都不是什么问题，比如，大家提到的环境问题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就存在，但过去并没有成为阻碍我们发展的最主要问题，但现在则成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说到底，解决这些所谓的问题，就是给过去高速增长的体制增加更高的安全系数、增加一些保险的力量，使发展更有质量和水平，更加稳定与和谐，实现社会、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不是不发展，和谐社会也不是说要恢复到传统体制，而是说在新的条件下，要把更新的体制创造出来，经济发展要更有质量和升华，而不是要放慢增长。

比如说，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人们形容中国经济有问题的口头语了，但是，大家并没有仔细地分析其中有哪些差距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而又有哪些差距是合理从而需要大力推动的，没有这些仔细的分析，仅仅泛泛地议论和讨论，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

举一个简单例子。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就不能跟一个拥有大量资产的企业老板来对比，因为，普

通劳动者只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劳动这个要素的收入，而老板除了劳动收入以外，还有来自法人财产一一企业的收入，但那部分法人财产的收入是不能都算到老板的个人收入中的。如果这都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收入的差距就大得无法计算了。为什么不能计算在老板个人收入中?因为企业法人收入不是个人收入。

实际上，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那部分法人财产的收入是不同于一般劳动收入的。一个企业老总可能有几个亿的资产，你不能拿这个有几个亿财产的人和没有财产的人来进行收入比较，因为，企业的法人财产主要是为社会服务的，为社会创造就业和税收，企业法人财产是不能简单地变成自然人财产的，要变成个人财产时，将有大量的个人所得税要上，因而实际上往往是不可能都变成自然人收入的。不考虑或考虑不到这些，就很难说清楚收入差距问题。

总之，要正确分析一些问题。同时，在已经有了差距的这个时候，就要研究和讨论这个体系发展中相关的配套问题，比如，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支持。如果害怕人们对强势阶层有看法，那就应该去注意解决弱势阶层遇到的问题，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体制建设。

也就是说，不要光去批评新体制中的那些不合理的东西，而忽略了应该主要做的配套体系的建立，更不能把由于忽略而导致的弱势阶层受损而转由放弃那些合理的东西来补偿，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改革不配套而否认改革方向，甚至试图放弃改革中正确的作法。

中国近30年改革，新体制框架已建立起来，但人们接受新体制的能力还很差。新体制的特点就是差异化。新体制的磨合期是很重要的，要全面地认识新体制，要保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磨合期中能顺利进行，使新体制能得以巩固和完善。

从目前各项改革的情况看，您认为未来改革的着力点是什么?哪些改革会对企业的影响比较大?

魏杰：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新体制的萌芽和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人们对它的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可能还有问题。新体制还要巩固和完善。举一个例子，最近，一些记者经常打电话总问我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企业经营者拿高薪到底合理不合理?为什么他们能拿那么高的薪水?过去我们讲，管理层的收入为普通工人的3，5倍为佳，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学界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感到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经营管理层拥有高薪这是很正常的，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但是为什么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反而成了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接受新体制的能力还很差。

最近的访谈中，有些企业家感觉到现在做企业心里很不踏实了，企业经营环境是不是有些变了，继续将企业做大做强的信心和热情有些不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魏杰：是的，这个倾向值得我们注意，它反映了人们对于新体制的认可程度和接受能力还没有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要求。

其实，企业经营管理层拿高薪这个问题非常简单：第一条，只要是股东愿意给就是合理的，因为这反映了股东的意愿，否则，如果股东不愿意给而你却拿高薪，那就是贪污或者侵吞了。第二条，股东为什么愿意给呢?这肯定是因为经营管理层给这个企业带来了比这个薪酬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发展。如果以上这两条成立，那么你就不用管拿高薪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对一个非常正常的问题，看法上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魏杰：这是因为人们把均等当作公平，无法承受差异。但问题是新体制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和人的差异，单位和单位的差异。如果没有了这种差异，那就是以往的大锅饭体制。因此，可以说，新体制的特点就是差异化。然而，正是这种差异化，与人们内心的均贫富的均等化观念相对立了。差异化与均等化出现了尖锐的矛盾。

正是从人们广泛地拒绝差异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新体制的认可还没有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程度。在新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实现人们全部接受新体制的磨合期还没有度过。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新体制被中止和扰乱的可能，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么就很难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因此，新体制的磨合期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时期中旧体制的恢复固然不可能，但旧体制的某些原则会发生作用，从而使新体制发生扭曲，甚至失灵。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是极大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全面地认识新体制，从思维到行为都要全面接受和认同新体制。比如，对于在前面提到的关于企业老总拿高薪的问题，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他们为什么要拿而且能拿高薪的理由所在，讲清楚新体制并不是在收入上人人均等，而是有差异的，甚至差异还很大。

又例如，现在人们往往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似乎注重效率就不会关注公平，给效率戴上不公平的帽子，我们对于这种观点要给以应有的说明，要说明效率并不危及公平，无效率的公平能叫公平吗?

因此，应该让人们全面认识新体制。如果新体制能真正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人们从思想和行为上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新准则、到了那时候，就没有上述那样的质疑企业经营管理层收入高的合理性的问题了。

只有当这个新的体制初步建立和运转起来了，大家才可以比较具体地感受到新体制了，当然，麻烦也就往往会随之而来了，问题也就多了起来。

正是考虑到这种阶段性的特点及人们对新体制的不同感受，我对中国改革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回潮存有担心，因为现在确实存在着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基础。而改革一旦回潮，经济就很难持续增长。因此，关键是要保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磨合期中能顺利进行，使新体制能得以巩固和完善。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