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海上维权斗争中海上维权行动应如何发挥其法律效力，是当前亟待研究探讨的现实问题。因此，应做好海上维权的法律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海上维权的法律样式，从其法律价值的角度来解析我国海上维权的特点和规律。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国家海洋权益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国家海洋权益研究论文 篇1：
维护国家海权 建设海洋强国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强调“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这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特征，顺应世界潮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作出的战略抉择。
一、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维护海权
所谓海洋强国，是指拥有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综合性海上力量，能够通过运用其海上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并为本国发展提供强大的战略空间和战略资源的国家。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国家要成为海洋强国，必须具备客观物质条件、进行主观能力建设。海洋强国的客观基础就是自然禀赋。自然禀赋是不可移易的。根据马汉的理论，它包括一个国家所在的地理位置、自然形态、领海面积等。海洋强国的主观基础即是能力建设。包括海洋经济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比重、海洋贸易对一国的影响大小、海洋资源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海洋科技发展程度如何、对世界海洋事务的影响能力、保卫本国海洋权益的海上力量强弱等等。要成为海洋强国必须在所有领域都具有足够能力。这正是英国和美国长期成为世界海洋主导力量的奥秘所在。
中国在自然禀赋方面有着成为海洋强国的基本条件。中国拥有长达1.8万公里的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6000多个岛屿、丰富的海洋资源，辽阔的沿海地区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还有众多的天然良港。中国的海洋地缘位置也相当重要，从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可通往印度洋，从台湾东部沿海地区可直接进入浩淼的太平洋。在海洋能力建设方面，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海洋科学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雪龙”号科考船多次在北极地区进行考察，“蛟龙”号潜水器潜入7000多米深海进行科考。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其中绝大部分依靠海运，中国的造船业在数量上名列世界前茅。但毋庸讳言，中国的海洋能力建设还存在很多不足。目前，海洋经济在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例还很小，到2015年的目标才能达到10%。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才刚刚起步。海洋工业科技方面存在许多瓶颈，比如特殊船舶、材料、设备的制造等。和一些海上邻国还存在海洋权益争端。显然，中国要由海洋大国发展成为海洋强国，必须奋力补齐诸多的能力短板。
所谓海权，即一个国家在海洋空间的能力和影响力。中国的海权，也就是中国研究、开发、利用和一定程度上控制海洋的能力和影响力，或中国拥有与自己的海洋空间利益相适应的能力和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建设海洋强国与发展中国海权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述。前者突出实体，后者着重能力。中国海权是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命脉之所在。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发展中国海权。
随着近年来人口的增加、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开采，海洋成了人类食物和能源、矿产的重要来源。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转变更显迫切，因为中国有着世界最庞大的人口，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总体处于世界较低水平，科学技术较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海洋的依赖程度愈益加深，海洋资源和海上通道已经是国家可持续发展须臾不可离开的战略性空间。这决定了海权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影响。在世界各国都向海洋拓展的当下，面对愈演愈烈的海洋冲突，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确保对海洋资源、能源的正常利用，确保海上航道始终畅通、对外经济联系不被中断，确保必要时能实施有效的海洋控制。
二、中国海权面临严峻形势
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中国虽为海洋大国，海权非但不大，并且还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
一是海洋权益受到侵犯。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国东面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其自然面积总和约为470万平方公里，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和历史上中国对有关海域的权利以及中国的一贯主张，中国可管辖的海域约为300万平方公里。然而，其中大约12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与周边国家存在海上领土争议及海洋权益争议（对岛礁及其相关水域、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海底资源、渔业资源等方面的争议）。在这片辽阔的海洋国土上，中国的岛屿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遭掠夺。
在黄海3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界问题上，中国与韩国存在18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区，围绕苏岩礁的纠纷长期存在。
在东海海域与日本有钓鱼岛争议、油气资源争议。日本违背中日两国关于将钓鱼岛主权暂时搁置的承诺，频频制造事端，妄图侵占钓鱼岛。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的自然延伸，其中应归中国管辖的海域面积为54万平方公里，但是日本却提出按“中间线”原则划分海域，企图扩大其专属经济区，与中国强分大陆架，侵占属于中国的16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
南海是中国最大的海域，有大量的岛礁，探明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南海周边的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多个国家先后侵占近50个岛屿；在我国传统海疆内打井数百口，攫取大量油气资源；掠夺中国海域内的渔业资源，多次强行扣押中国渔船和渔民，严重威胁中国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是国家安全面临威胁。中国虽然是海洋大国，其实却是“有海无洋”，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之外，两条岛链依次排开，中国出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被牢牢锁住。组成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岛屿分别是美国、俄罗斯、日本、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8国的领土，或者为美、俄、日、中国台湾、菲律宾等所实际控制，对中国东南部沿海一带的弧形区域形成战略挤压，而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集中于该地区，两条岛链串起的国家对我国造成直接的安全威胁。
在两条岛链中，第一岛链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尤为重大。作为第一岛链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台湾岛距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近，是中国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天然跳板。目前，由于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国构筑的海防安全线因此留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缺口，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显得尤为突出：不能确保国土、海岸线及领海的安全，如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不能有效地保护和控制自己的全部专属经济区；不能绝对控制台湾海峡；不能确保进入太平洋的宫古海峡尤其是巴士海峡等重要的战略通道；不能不间断地控制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的邻近海域等。台湾岛是中国打破第一岛链封锁，走向太平洋的最为关键的环节。
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海上诸多争议点的存在，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遏制中国的重要砝码。随着国家利益在海洋空间的不断拓展，中国未来的主要安全威胁可能会来自海上。
三是国家发展遭遇遏制。中国崛起是近30年来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事件，它对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疲态渐露，单极霸权加速衰落。尽管美国在亚洲的强大影响与控制仍在，但随着中国在亚洲的强劲崛起，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现实利益、地缘政治及区域主导权方面的碰撞也更加激烈。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向海上拓展，中国将加大发展海权力度，更加重视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海上贸易通道的保护。这必然对海洋强国现有的海上权力造成冲击，这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全球性、地区性和次地区性海洋强国所不愿见到的。它们就遏制中国发展达成了基本战略共识：利用其独一无二的海洋战略优势，阻挠中国统一祖国，阻止中国走向海洋，联合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以“第一、第二岛链”为基础，加紧构筑针对中国的U型包围圈，加大对华遏制力度；日本、韩国不断强化同美国的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印度插手南海问题。东南亚国家，诸如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美国盟友在分享中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允许美国等国家在其领土上的军事存在，从而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海洋地缘政治形势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给中国的国家发展带来了重重阻碍。
三、必须大力加强中国海权建设
海权是海洋强国的基础，没有强大的海权，就没法保障国家的海洋权益。面对中国日益严峻的海上形势，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加强海权建设，保证国家海洋利益。
一是强化国民海洋意识。海洋意识是“一个国家发展海权所需要的精神因素”。中国海洋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对海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未来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系统的理性认识。它是中华民族对海洋在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全人类海洋事业中地位作用的心理倾向和基本认知”。受传统的大陆文明影响，中国整体海洋意识比较薄弱，海权观念淡薄。中国人对于祖先用汗水和生命开垦的陆地国土有深厚的感情，但对海洋国土与海洋权益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对海洋国土的丢失和海洋权益的被侵犯，没有切肤之痛。国人海洋意识的薄弱对维护中国领海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战略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树立新时代的海洋观，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提高国民海洋意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大力加强海洋文化建设，普及海洋知识，提高国民对海洋的感受与认知。必须运用多种方式和渠道对全民进行海洋强国教育，使民众树立现代的、科学的海洋强国观念，积极投身海洋开发和海洋强国的事业中。有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参与，我们的海洋开发和海洋强国战略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和资源产生了日益深厚的依存关系，海洋空间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海洋地位的战略性越来越受到全民族的重视。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关注海洋安全，建设海洋强国。这是中国海洋意识强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发展中国海权的新的起点。随着中国崛起，国民对海洋的关注度也有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民表现出很强的维护海洋权益的意识与激情。
二是确立国家海洋战略。海权是一个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范畴的问题，是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海上部分。当代中国海权是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一部分，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海上安全的手段。国家海洋战略是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海洋战略是国家对海洋方向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法律、文化等各项事务的总体运筹，它是国家海洋观和政府海洋认知程度的根本反映。国家海洋战略派生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海洋发展战略主要表现为国家对海洋经济及其产业发展的总体筹划；海洋安全战略则是国家对其海洋方向安全事务的总体规划和指导，也是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科技等领域在海洋方向安全构想的总和。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分别提出了“实施海洋开发”、“发展海洋产业”、“建设海洋强国”的任务，强调了海洋对中国发展具有的战略意义。国务院先后批准实施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和总体规划。这对中国海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海洋强国思想指导下，我们必须立足实际，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海洋战略。通过大力实施海洋开发，真正实现海洋强国。这是新世纪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实施海洋开发，首先应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我们应对海洋国土进行精确的丈量和测绘，充分调查研究，搞清楚中国管辖海域的基本情况，建立起中国海域完整的数据和信息资料，为中国海洋资源开发、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国防建设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为高效益开发海洋，国家还应进一步加强海洋科技的发展，加强海洋划界、海洋油气勘探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加快中国海洋科技特别是海洋高新技术的发展，为海洋开发和海洋强国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鉴于中国海权现实情况，新世纪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应高度关注“第一岛链”。由于天然的海洋地缘缺陷，“第一岛链”把中国团团困住，严重威胁中国东部安全。随着中国的发展，国家利益必然由近海走向大洋，国家安全边界也随之拓展，客观要求必须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进而将其变为中国保卫东部国土安全的第一防线。只有这样，中国才拥有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战略防御纵深，才能够保卫我国东部国土的安全。
三是发展国家海上力量。国家海上力量是国家海洋战略和海洋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者和保障者，是海权的主要支撑，通常区分为海上军事力量与海上非军事力量两大类。海上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海军。海权的生成对海军有天然的依赖，一个国家的海权状况是其海军战略的直接结果。正如马汉所说：“海军战略的最终目的就是既在和平时期也在战争时期奠定、维护和增强国家的海权。”强大的海军是国家实现海权的实力前提。无强大的海军，便无制海权可言；无制海权，国家的海上利益便会受到威胁，国家的繁荣强盛便得不到保障。海军、海权与国家发展三者之间呈现相互影响的关系。海军建设是海权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国家利益逐渐超出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范围，向海洋、太空、电磁、网络空间扩展和延伸，人民军队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海军作为海上方向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性军种，国家海洋利益拓展到哪里，使命任务就必须延伸到哪里；海上安全和发展空间开拓到哪里，制海能力就必须跟进到哪里。基于国家利益在海洋空间的拓展，海军力量成为维护中国岛屿主权与海洋权益、保卫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决定性力量，同时还是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支持国家政治外交斗争以及维护全球和地区海洋安全的重要力量。
建国至今，我国海军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新的使命任务不相适应，与我国的海洋大国地位不相称，与世界一流的海军强国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要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中国应调整海军战略，变“近海防御”为“远洋防御”，着眼维护中国东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区、专属经济区和海上通道的安全以及海外利益，促进国家统一，履行国际义务。努力建设一支具有强大军事威慑力量的“蓝水”海军，为维护和发展中国海权提供坚强的后盾。2008年12月，中国海军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迈出了第一步。经过数年的护航实践，中国海军的远海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2012年9月25日，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下水服役，随着舰载机的成功起降，“蓝水”海军的身影愈见清晰。随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进一步深化，随着我军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海军必定成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可信可靠的实施者和保障者。■
作者：王娟
国家海洋权益研究论文 篇2：
海上维权的法律认定
摘 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海上维权斗争中海上维权行动应如何发挥其法律效力，是当前亟待研究探讨的现实问题。因此，应做好海上维权的法律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海上维权的法律样式，从其法律价值的角度来解析我国海上维权的特点和规律。
关键词：海上维权；法律审视；法律价值
一、海上维权的法律界定
海上维权行动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在海上维权行动中不仅要严格遵守相关国内法，还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因此以下主要从法律的角度对海上维权的概念、海上维权的特征及海上维权的内容进行解析。
（一）海上维权的概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是这样定义海上维权概念的，即“国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本国法律法规，在海上执法或军事手段维护海上权益的行动。”[1]可以看出，海上维权是指国家在和平时期，军事力量或地方海上执法力量依据其法律职能和授权，在特定海空域保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的法律行动，完成国家赋予的政治、经济、外交或者军事任务；或者是军事力量和地方海上执法力量两者之间相互协调、统一并凝聚成一股维权力量，依据相关法律职能和授权，完成上述相关任务。
海上维权行动的主体是指军事力量、地方海上执法力量或者军地联合海上执法力量；客体是在国家处于和平时期甚至武装冲突期间，以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上交通线安全、打击海上违法犯罪及恐怖主义活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制止和抵御外来入侵等为目的，单独或两者联合在海上进行的海上维权演习、海上执法、海空巡逻警戒、海上搜救以及海洋科考等海上法律行为。在进行海上维权行动时，应严格遵守国际法、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及我国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
（二）海上维权的法律特征
从法理上讲，海上维权行动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组织和实施的活动，是国家外交活动在海上的延伸，涉及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具有显著的法律特征。
海上维权是一项宣示主权的合法行为。海上维权行动是以实际行动来宣示国家对所属海域和岛屿的主权。众所周知，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对此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但是我国合法的海上维权行动常常遭到相关国家的抗议和反对。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司法判例，一个要对其享有主权与管辖权的海域、岛屿和平地行使主权权威，应避免其他国家长期的一贯的抗议或反对[2]。因此，为避免他国对我正常维权行动提出的抗议，我国在对相关海域执行巡航、巡视任务时，应严格遵守与相关国家签署的相关条约、协议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对该国际司法判例反其道而用之，我国应对他国侵占的岛礁及相关海域的不法行为进行长期的、经常性的抗议，占领舆论制高点。更重要的是要付诸实际行动，定期和不定期地派遣军舰或海上执法力量到有争议的海域巡航、巡视，以宣示我国对其拥有主权。
海上维权是一项维护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的合法行为。一个国家对本国所属海洋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因此海洋维权是围绕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展开的，并以国家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为权力基础，以国家总体安全战略和政治、外交大局为核心，以相互协调的国际、国内法律规范为依据，充分考虑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海洋权益保护。我国的海上维权过程中，不仅要遵守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要履行正当的海上维权执法的相关程序，坚决制止他国限制和干涉我在国家主权的海洋空间（包括水面、水下和水面上的空间）的自由活动的一切行动。在立足于维护本国的领海和海上通道的安全的基础上，为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海上维权的内容
在海上维权行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国际、国内有关法律法规。海上维权行动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依照法律和政策管控行动区域。依照法律和政策对海上维权行动区域的综合管控渗透于海上维权的全过程，对海上维权执法能力的形成起着集成和维系作用。海上维权行动涉及的区域性质非常复杂，既有可能是我国管辖的海域，也有可能是国际公海；既可能在海上，也可能在空中；既可以是预先设定的地区，也可以是临时性决定的地区。因此我海上维权行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无论是军方、地方执法机构还是军地联合，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和政策严格管控行动区域，保护区域内的军事利益和民事利益不受他国的侵犯。
二是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置行动对象。海上维权行动依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对行动对象予以合理处置。像海盗等行动对象，执法人员必须提高警惕，切实保护好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如在特定海域发生对维权人员进行攻击，直接危及维权人员人身安全的，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当场予以击毙。对于参与犯罪行动的海盗从犯，也要追究其法律责任，绝不能任由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三是依照法律和政策适当使用武力。现代国际海洋秩序是靠国际法规来维持的，如果不遵守国际法规，就是破坏了国际海洋秩序，不管是哪个国家、法人或者自然人做出了这种行为都应该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我军地联合海上维权行动在执法过程中如碰到这类不遵守国际法律法规，只按自己意志和价值观行事的组织或人，在对其进行口头等非武力方式劝解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适当运用武力迫使其中止违法行为。
二、法律视野中海上维权的样式
通过对海上维权样式的法律审视，充分了解我国海上维权的法律特性，才能为维护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提供针对性的法律服务，而我国海上维权样式所呈现出多维性和广阔性。
（一）海军巡航维权执法的法律审视
海军巡航维权执法，是指海军兵力定期或不定期单独组成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执行维权执法任务的方式。海军无疑是海上维权力量的军事主体。
从法理上讲，我国运用海军巡航维权执法是符合国际法的，是运用国际法国家基本权利中的独立权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海洋利益的具体表现。独立权是国家主权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指的是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国事务而不受外来控制和干涉的权利，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意味着国家行使权力的完全自主性；其次显示出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处理本国事务时不受外来干涉的排他性。在海军维权执法行动中，对外籍船舶进入我国领海的违法行为进行果断制止，否则不仅会使我国海域管辖范围增加不稳定性和危险性因素，破坏国家行使海洋权力的自主性，而且严重影响我海军在主权范围内有效行使管理本国海上事务的职能。此外，海军巡航执法还运用了国家基本权利中的管辖权，国际法把它分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两类。海军对非法进入我国管辖海域的一切“外籍船只”进行驱离的行动是行使国家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管辖领海内发生的事件的一种权利。
（二）地方执法机构海上维权执法的法理审视
我国多年以来地方海上执法主体多元化，形成了 “五龙治海”的混乱格局，导致了海上执法力量分散，各执法主体之间智能重叠、交叉，重复检查、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执法效能不高，维权能力不足等诸多弊端，已经不能适应海洋权益保护、海洋资源管理和海洋治安维护的要求。直到2013年重组国家海洋局，并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地方海上执法才以崭新的姿态走向祖国的万里海疆。虽然地方上还有其他海上执法机构，但中国海警局已然是地方执法主体无疑，因此地方海上执法机构以海警局为核心承担起地方单方面海上执法的主要任务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理论上说，海警是人民警察的一种，海警的海上执法权属于警察执法权，是行政执法权的组成部分。中国海警作为海上武装力量，在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相应修改之前，海上执法时的法律依据仍以2007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为主。地方海上执法力量进行的海上维权行动在遵守相关国内法同时，还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相关国际法，并在法律的框架下对海上犯罪、侵犯我国海洋权益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打击，切实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环境、净化海上治安环境。
（三）军地联合海上维权执法的法理审视
军地联合海上维权作为一项维护祖国海权的执法行动，应通过法制手段进一步规范军地共同执行海上任务的指挥体制、机制和相关活动，使军地联合海上行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握海上行动的主动权。军地联合海上维权执法主要有两种执法模式：
其一，“以地方执法力量维权为主，海军支持为辅”执法模式。在海上维权行动中如果以暴力性更强的海军力量直接和其正面冲突，往往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局面。但是假如以暴力性相对较弱的海警与其正面接触，即以海警维权为主的方式执法，则双方都会有缓冲的余地，不会因一点小摩擦而酿成无可收拾的境地，海警以其暴力性不强且相对温和的海上执法特质避免给我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国际责难舆论，但是暴力性较弱并不代表其完全没有暴力的能力。而运用“以地方执法力量维权为主，海军支持为辅”执法模式可以达到海上执法过程中“进可攻，退可守”的执法效果，并游刃有余地做好执法任务。
其二，“以海军维权为主，地方执法船支为辅”的执法模式。主要指地方执法力量支持作为配合力量随着我海军的军舰（飞机）联合海上（空中）维权成为了紧急状态之下军地联合海上维权的一种可行方案。规范参与海上行动的军地人员的行为使之符合法律要求，在紧急状态下实施以军舰维权为主，海警支持为辅的方案，以赢得国内和国际的广泛支持，通过法律规范军地共同海上行动，使军地执法师出有名，推动海上维权行动的顺利实施，而法律手段强制性、广泛性、深刻性的特点在推动我军地联合海上维权行动各种保障方面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从而提升军地人员的海上执法效果。
三、海上维权的法律价值
海上维权对于维护国家海权，合法谋求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律价值。
（一）海上维权行动促进我国海洋执法力量不断增强
随着海上维权力量的不断增强，海洋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对于海洋和海权等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把握。特别是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吹响了中国“海洋意识”觉醒的号角。目前，我国海上维权行动的逐步展开使我国海上执法力量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我国所管辖的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等“四海”。其中很大部分海域与周边国家存在争议，它们是中国大陆的天然屏障，其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对以上海域的有效维权执法使我国海上维权力量的实践和理论经验不断趋于完善，反过来又促使我海上执法力量不断的增强。
显而易见，① 假如外国籍非军用船舶和军用船舶未经我主管机关批准，擅自进入我国海域，我国海上执法机构，应以事实为根据，以地方执法力量为主导，以军事手段为后盾，以经济、科技和国防为辅助，以法律为准绳，沿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法》等法律法规的轨迹，在海上执法过程中努力维护我国管辖海域的安全、稳定和和谐。海上维权行动，使我海上执法的实践和理论得到不断的发展，并在法律践行有效掌握海权的道路上更好地担负起海上维权的责任。
（二）海上维权行动促进海上执法细则的制定
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加强规划和立法工作是国家需着力推进的一项重点任务，是推进海洋工作顺利有序开展的重要基础。海上维权行动不仅促进了海上执法的稳步推进，也促进了我国海上执法细则的制定和不断完善。
由于一些海洋法律法规制定的时间尚早，其中一部分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新时代下我军地联合海上维权的需要，再加上现代海洋活动情况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征，使继续推动有关海洋法律法规的修订已成为保护我海洋权益的一个重大举措。海上维权行动促进了对《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修订工作的极大展开，同时还有《南极活动管理条例》、《军事用海管理办法》（国家海洋局和总参谋部共同起草）的条文起草工作的顺利进行[3]的同时，使我国相关海洋法律法规特别是海上执法细则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为法律理论和实际难题的进一步突破提供了强大的实践支撑。
（三）海上维权行动推动执法程序不断完善
海上维权行动不断推动执法程序的完善，程序即正义，特别是执法程序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执法效力的强弱。以紧追权为例，海上维权行动在我国海域应对犯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有违法犯罪行为嫌疑的船舶时，紧追权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关于海上执法的法律程序。紧追是指国家的军舰、军用飞机或其他有清楚标志可以识别的为政府服务并特别授权的船舶或飞机，为了实施登临检查或采取其他强制性执法措施而对嫌疑船舶进行的不间断追逐。对有犯罪嫌疑的船舶实施紧追是维护我海域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执法手段。紧追权一般是军舰单独行使或者地方执法船舶单独行使，也可以是军地协同实施紧追的功能，在此协同实施情况下又可以分为先军队后地方或者先地方后军队的紧追法律程序，这可以更大范围、更有效和更有力地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等侵犯我海洋权益的行为，同时在执法程序上从军队或地方纯粹的一方紧追转变成了先军队维权力量实施紧追后地方执法力量跟随或者先地方执法力量实施紧追后军队维权力量跟随这样一种从单一的平面的海上紧追模式向多层次的立体的海上紧追方案过渡的复合式紧追流程，也是对紧追法律程序进行创新的一次有益探索。
因此，我国维权行动在查证、拦截、驱逐、强制改航、登临检查以及押解回港等一系列海上法律行动中推动了此间执法程序制定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165.
[2] 曾皓.论国际司法判例对我军维护海洋权益的启示[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1，（4）：72.
[3]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2013中国海洋发展报告[R].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35.
[责任编辑 李春莲]
作者：李凤图
国家海洋权益研究论文 篇3：
重塑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理论反思
摘 要： 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须以建设海洋强国为根本之着眼点，立足于为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本文分别从治理、发展和维权三大支柱入手，阐述如何革新海洋治理体制机制，建构与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根据“海陆统筹”的原则，充分认识“区域主义路径”“整合性路径”“功能性路径”的各自特点与优势，形成一个体系合理、结构科学、内容完备、国内治理与国际协作均衡、统合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具有前瞻性的海洋法律体系。
关键词： 海陆统筹；区域主义路径；整合性路径；功能性路径
一、引 言
在我国全面走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一个体系合理、结构科学、内容完备、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具有前瞻性的海洋法律体系，是“提高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法制基石。{1}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机遇期，同时改革也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诸多社会矛盾凸显。中央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海洋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同样离不开完善的海洋法律体系。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关系到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安全和沿海地区社会稳定。在海洋领域全面推进依法治海、加快建设法治海洋，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保证。
由于我国海洋立法起步晚，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体系不完备，许多方面没有立法，有的法律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缺少基本的共识和缺乏必要的反思。对于“海陆并立说”“海陆统筹说”“海洋区域进路说”“海洋功能进路说”等理论{2}及其利弊、优劣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海洋法律体系重构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相关理论、具体方法和可能路径，以期能够抛砖引玉。
二、 塑造当代海洋法律体系的主要理论
1.“海陆并立”说与“海陆统筹”说
“海陆并立”说认为，相对于陆地上的“陆法”体系，海洋上应该也有一个“海法”体系。该种学说的核心是：海法体系而非“陆法”体系在海上的延伸，有其自身的特征，正像“水球的游戏规则与篮球的游戏规则不可能一样”，海上活动因其有别于陆上社会、经济活动应当有其自身的规则体系。{3}有学者认为，“海法体系包括七大门类：海商法、海上劳动法、海上国际法、海上刑法、海上行政法、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海上程序法。其中，海商法包括船舶物权法、海上运输合同法、海上保险法、海事法，以及船舶融资、建造与买卖法等；海上劳动法包括船员法、STCW 公约、海事劳工公约等；海上国际法包括海洋法（内水、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国际航行海峡） 、海上战争法、海事国际私法； 海上刑法包括海盗罪、暴力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罪、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罪、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罪、海上战争罪、海上贩毒走私、海上交通肇事罪、海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罪名；海上行政法包括船舶管理法、船员管理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上运输（企业） 管理法、港口法、航标法、航道管理法、引航法、渔业行政法、海洋行政法等；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包括渔业法、海洋矿产资源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海上程序法包括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仲裁程序法、其他程序法等。”{4}“海陆并立”说的优点在于凸显了海上活动的特殊性，并根据这种特殊性去设计、安排相关的海洋法律制度；缺点在于忽略了“海陆统筹”，过分强调海法的特殊性，可能会人为地造成制度的割裂，甚至会导致“海法”的自我边缘化。
不可否认，涉海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有其特殊性，但是许多规则与陆上活动的法律体系有共性。比如，在国家大力倡议 “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其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強调“互联互通”建设，如果人为地将海上交通运输制度与陆上运输制度割裂开来，形成许多制度断层，不利于实现互联互通的目标。其次，任何国家的立法资源都是稀缺的，相对陆上的法律体系，再构建一整套完全独立的海上法律体系，似乎也并不现实。即便在海洋国家，似乎也无这样的先例。中国作为一个“海陆复合型”大国，按照“海陆统筹”的原则，完善海洋法律制度有其必然性。
但是必须指出，依照“海陆统筹”的原则来完善海洋立法，并不必然意味着海法可以被“陆法”所统筹兼并，特别是在我国投资、侨民遍布海外，经济发展也十分依赖货物的出口、资源及能源的进口的现实状况下，海上通道、海洋资源对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5}“海陆统筹”不仅仅体现在涉海的立法当中，而是在我国所有立法活动中，都应当纳入海洋的视角、互联互通的视角。事实上，当代海洋治理中强调整合性管理以及生态系统为导向的治理，更是将海陆统筹推到一个更高视域之下。{6}
2.“海洋区域进路”立法学说
现代海洋法将全球的海洋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和类型，沿海国根据其对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不同的海域范围享有其权利范围，对这些不同的海洋区域制定相应的国内法。比如我国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带有显著区域特色的立法。
“海洋区域进路”（ocean zoning approach）立法说的优点是根据国家对于其管辖海域的权限范围以及大小，制定相关海洋活动的准则，而且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各类制度比较吻合，也是比较普遍的海洋立法模式。但是，问题在于，海洋自身是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海水具有流动性，海洋环境是一个流动的整体，譬如对海洋局部环境的破坏必然会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海洋环境污染会在自然的作用下逐渐扩散蔓延，不受人为的政治和法律界限所限制。反过来，海洋整体环境的退化也必然造成局部海洋环境保护的努力难见成效。{7}其次，海洋区域立法事实上是一种陆权立法模式的延伸，出发点是明确不同主体的空间权利范围，确定“群己”界限。这从本质上与海洋本身具有的沟通性、开放性是有一定区隔的。{8}比如，以这种思维确定海洋行政区划，就会产生涉海行业、部门或地区之间争海域、争空间、争岸线、争滩涂、争资源等冲突。例如，上海与浙江的洋山港之争，某种意义就是陆权思维的行政区划制度所造成。
3.功能主义的立法学说
功能主义的立法进路（ocean functional approach）是依照海洋对于人类有哪些功能，再根据这些功能进行分门别类，譬如：“港口航运功能区、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功能区、矿产资源功能区、旅游功能区、海水资源利用功能区、海洋能利用功能区、工程用海功能区、海洋保护功能区、特殊利用区和保留区等”，{9}并根据这些不同的功能分别立法，“港口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渔业法”“海洋资源法”“海洋旅游休闲法”，诸如此类。如果立法部门能够根据海域的区位条件、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开发保护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海洋功能标准，将海域划分为不同使用类型和不同环境质量要求的功能区，用以控制和引导海域的使用方向，是能够有助于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10}
但是，如果仅仅从相关部门的自身利益出发，那么这种条状分割、部门导向的立法模式可能造成过分关注自身的特殊性，而忽略海洋利用的整体性与协调性。所以，海洋立法过程当中，应当对海陆空间布局进行全面优化调整，打破行政界线对海陆产业协调发展的制约。{11}
三、现存海洋法律体系的主要缺陷以及重塑的必要性
我国现有的海洋法律基本上是以部门立法、功能主义进路为主，以区域性立法进路为辅的方式。条块分割比较严重，缺乏海洋不同利用方式之间的功能协调，兼容性较差。现存的海洋法律体系包括海洋综合类法律、海洋生态与环境保护法律、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法律、海洋运输、海事、海商类法律、海洋科学研究以及其他涉海法律。海洋法律体系具有明显的陆权导向以及自生自发的色彩。
首先，现有的海洋法律体系是在缺乏统一规划的情况下，由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立法所自然形成的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外部结构缺乏合理性和逻辑关系，既存在利益重叠，又存在规制真空；内部缺乏法学理论支撑，立法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其次，现有涉海相关法律受制于传统陆权思维，造成我国海洋法律边缘性和从属性，缺乏体系性和科学性，难以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和建设海洋强国的需求。在国家提出“海陆统筹”的大战略背景之下，重新审视海洋法律体系，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现有海洋法律在诸多方面不能满足国家今天的发展需要。
第三，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与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差较大。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现有法律在以往社会实践中已经发现了大量的问题，需要对其中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在海洋领域全面推进依法治海、加快建设法治海洋，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根本保证。
最后，完善海洋法律体系也是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海洋游戏规则，提高自身软实力与话语权，保障国家海洋权益的需要。当今世界即将迎来第三次贸易革命，海洋治理、海洋开发与利用，特别是以海上运输为核心的国际运输，都将面临着一场革命。这为我国海洋法律的发展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宝贵的机遇。{12}
四、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着眼点与相关路径
对建设海洋强国的举措，中央作了相关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的要求。{13}所以，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须以建设海洋强国为根本之着眼点，立足于为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分别从治理、发展和维权三大视角，建构与完善海洋法律体系、革新海洋治理体制机制。
海洋法律体系是否适应我国国情，是否能够满足我国海洋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日新月异的需求，是否促进并提升国家海洋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否能够引领国际海洋游戏规则的发展，是否能够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强大法治保障，是判断我国海洋法律体系是否完善的重要指标。
1.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需求
近代以来，我国所受的挑战主要来自海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快速发展也主要获益于对外开放国家战略。海洋曾经是梦魇，也是希望。海洋是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更是交通的要津、资源的宝库与财富的渊薮。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必须立足于我国的海洋基本国情，即同时是海洋利用大国与海洋地理相对不利国这一事实，我国在“用海”与“护海”上存在着比较突出和尖锐的矛盾。{14}
我国尽管是一个海陆兼备大国，既有辽阔的陆土，也有宽广的海洋。但事实上，我国管辖海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海区存在争议。而国土面积与我国差不多的美国，其所拥有专属经济区（EEZ）大约为1135万平方公里。一些欧洲国家由于殖民历史所带来的红利，还保有海外领地，使得他们也有非常宽广的管辖海域，比如法国的专属经济区面积约为1104万平方公里，英国约为681万平方公里。相比之下，即便按照300万平方公里计算，我国的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大约排在全球第15位。如果按照人均所拥有的海域面积，我国几乎处于末位，与内陆国相差无几。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捉襟见肘的海洋资源存在较大的矛盾。完善我國海洋法律体系不能忽视这个基本国情。
迄今，我国依托雄厚的外汇储备以及快速发展的海洋科技，已经日益成为新兴的海洋利用大国。无论在海工装备、渔业、港口、造船、海洋石油能源开发、海盐及海洋化工、海水淡化以及综合利用等领域均处于世界前列或者快速发展状况，如何保证全球海洋资源的自由开放，能够最大程度为我所用，是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必须考量的因素。{15}
2.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必须立足于提升我国海洋治理的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16}可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的法治化，意味着要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通过各项改革举措，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17}加快健全完善海洋法律体系，促进海洋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各项管理职能，规范权力运行，实现廉洁勤政、权威高效的管理机制，是实现我国海洋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
3.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必须立足于维护和拓展我国海洋权益
我国是传统的陆权国家，由于长期缺乏海洋意识，海洋建设起步较晚，加之各种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原因，海洋权益面临着多重挑战。我国海上岛礁众多，分布范围广泛，但实际控制的较少，相当一部分被他国侵占。海域划界久拖不决，海域空间受到挤压。海洋资源遭受掠夺性开发，海洋经济权益损失严重。区域外大国插手我国周边海洋事务，海上安全权益受到威胁。完善海洋法律体系须立足于维护和拓展我国海洋权益，为我国海洋维权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譬如，我国岛屿专门立法滞后，造成了行使司法、行政管辖的模糊地带，有关部门对此理解不一，外交部门与实际执法部门就经常产生争议，造成执法维权没有法律依据，巡航管辖海域范围不明确，不利于落实实际管控，亟待通过立法加以明确。再譬如，海警局成立后，我国海上执法力量已形成合力，但是由于缺少“海警法”，磨合中的海警局实质上仍然是一锅“夹生饭”。海洋问题回归法治，执法维权前提是有法可依。我国现行的海洋行为准则多为各种条例、办法和规章，法律条文长期空缺，不利于海洋维权。
4.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必须立足于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提升我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海外利益遍及全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笔者曾经指出，“国际规则制定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影响到中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对海洋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并已形成了高度依赖海洋的开放型经济。海洋的战略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对于政治、军事、外交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对海洋利用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但既存的国际海洋规则大多是由西方海洋强国所确立的，中国如何实现深度分享国际海洋规则制定权，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实现伟大复兴都必然有重大的影响。随着陆地资源的日益枯竭，海洋的能源、资源、航行、安全等价值日益突出，世界各国对于海洋的争夺逐渐趋于白热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向海洋拓展生存空间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关键。”{18}如何站在全人类和平与互利的高度，如何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角，着眼全球海洋秩序的发展走向，探索与完善新型的海洋治理模式，使得中国深度参与并分享规则制定话语权，也是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總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19}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必须与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相适应，与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身份相匹配，同时又要立足于引领未来全球海洋法律发展，积极承担相关国际义务，提供与自身实力相称的海洋公共产品，提升我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5.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必须妥善处理履行国际公约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之间的关系
我国参加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诸多涉及国际海洋治理的国际公约，如何将公约的规定落实到我国国内海洋立法当中，使得国内法与国际公约相容，是我国享有的权利，也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全面梳理我国作为船旗国、港口国、沿海国等不同国家属性在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他国管辖海域等不同区域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全面比较当前我国海洋立法现状与国际公约赋予的权利，为我国维护海洋权益，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提供针对性的立法工作建议。但是，必须指出履行国际公约不是一项机械工作，有责任、有承担，也有解释、有创造性。目前，我国对于国际公约，特别是对于海洋法公约研究和解释能力滞后，话语权很弱，不利于海洋法公约客观公正的执行，无故提高了我国的履约成本，甚至损毁了国家声誉，亟需加强研究，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6.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必须立足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处理好批判、借鉴与发展的关系
研究国外有关情况并借鉴一些国家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我国在完善海洋法律体系上少走弯路。譬如，许多国家在海洋管理与执法体制上仍采用分散管理模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与我国的情况类似？建设海洋综合管理与执法体制的必要性是什么？通过比较，鉴别到底哪些制度设定值得我们参考，以及如何吸收、借鉴这些经验等等，从而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海洋管理法律体系。需要注意的是，海洋强国的法律体系的确可能具有很多优势，但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制度优势是经过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与社会磨合的产物，也是一种与他们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我们在借鉴时，应当以“是否合适”作为尺度，在认知和接受上保持反思和批判的理论品格。
五、结语
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应当根据“海陆统筹”的原则，充分认识“区域主义路径”“整合性路径”“功能性路径”的各自特点与优势，在海洋维权立法上重点采用区域主义路径，在海洋治理立法上应用整合性路径，而在海洋产业立法上则发挥功能性路径的优势。
在具体的进路上，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应当考虑以海洋基本法为基础核心，以海洋产业相关法律、海洋治理相关法律、海洋维权相关法律为三大支柱，形成一个公、私法律兼备，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国内治理与国际协作统合的完备体系。海洋产业相关法律体系包括促进航运业发展、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海洋能源（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海底采矿发展、海洋装备产业发展以及海洋科学研究与海洋产业发展的法律群。海洋治理相关法律则涉及海上通航治理法律、海洋环境与资源治理、海岸带治理法律、海洋信息与数据治理以及海上治安与刑事违法行为的治理等公法体系。海洋维权相关法律将涵盖我国岛礁主权与近海权益维护的法律保障、极地海域海洋权益的拓展、我国在国家管辖外海域以及国际海底区域的权益拓展、我国在他国家管辖海域的权益拓展、国家战略海运计划法律保障、全球战略港口计划法律保障以及海上军民融合法律制度等方面。从实现海上互联互通、管控海上风险以及海洋维权与维稳角度设计海洋行业交易规则、海洋产业促进规则、行政监管规则以及司法适用规则。最终目的是逐步形成适应我国发展战略需求，并能够引领未来世界发展，公正高效、科学合理的海洋法律体系。
注释：
{1} 2013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海洋强国建设作出了系统论述，对海洋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們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对海洋强国的内涵，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这些阐述对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人民日报 》，2013年8月1日 01 版。
{2} Halpern B S， Walbridge S， Selkoe K A， et al. A global map of human impact on marine ecosystems[J]. Science， 2008， 319（5865）： 948-952.
{3} 司玉琢：《面向海洋世纪 确立海法研究体系》，《 中国海商法年刊》 2010年第2期。
{4} 汤喆峰，司玉琢：《论中国海法体系及其建构》，《中国海商法研究》 2013年第3期。
{5} 郑志华：《中国崛起与海洋秩序的建构--包容性海洋秩序论纲》，《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5年第3期。
{6} Young O R， Osherenko G， Ekstrom J， et al. Solving the crisis in ocean governance： place-based management of marine ecosystems[J].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7， 49（4）： 20-32.
{7} Halpern B S， Walbridge S， Selkoe K A， et al. A global map of human impact on marine ecosystems[J]. Science， 2008， 319（5865）： 948-952.
{8} Sivas D A， Caldwell M R. New Vision for California Ocean Governance： Comprehensive Ecosystem-Based Marine Zoning， A[J]. Stan. Envtl. LJ， 2008， 27： 209.
{9} 2012年3月3日，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对我国管辖海域未来10年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做出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http：//www.soa.gov.cn/zwgk/fwjgwywj/gwyfgwj/201211/t20121105_5255.html，2016年11月14日最后访问。
{10} Douvere F， Ehler C N. New perspectives on sea use management： initial findings from European experience with marine spatial plann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9， 90（1）： 77-88.
{11} Sivas D A， Caldwell M R. New Vision for California Ocean Governance： Comprehensive Ecosystem-Based Marine Zoning， A[J]. Stan. Envtl. LJ， 2008， 27： 209.
{12} 赵劲松、刘仝保、王志飞：《引领国际海洋游戏规则》，《经济》2016年第1期。
{13} 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人民日报 》，2013年8月1日 01 版。
{14}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http：//www.gov.cn/zwgk/2013-01/17/content_2314162.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1月14日。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海洋局在2016年2月18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将在海洋矿产资源开发、海水综合利用等领域紧密合作，共同致力于提高我国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供给质量和水平。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http：//theory.people.com.cn/GB/68294/391839/index.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1月14日。
{17} 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光明日报 》2013年11月15日01 版。
{18} 郑志华，“2014：探索中国特色海洋新秩序之路”，《法制日报》2015年02月17日10版。
{19}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1月14日。
作者：范金林 郑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