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农村经济论文

摘要：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嬗变经历了一个个阵痛的过程。从传统文化中的臣民思想，渐变到了“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阶段，又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孕育了自治精神和自治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培植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一种政治冷漠或政治狂热都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政治心理农村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政治心理农村经济论文 篇1：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研究

摘 要：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农民现代化进程关系着城镇化进程的质量。文章从农村基层民主中窥视当下农民政治心理类型，分析农民由传统心理向现代心理过渡的现代化过程。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政治心理现代化 现代农民

文献标识码：A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对于农村的影响愈发深远，并使得农民在心理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城市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现代性的不断增长，其本质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其目的是要造福百姓，富裕农民。而农民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参与者，其政治心理也随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并突出表现在中国基层民主政治活动中。

一、新型城镇化与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化

“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这是一句意蕴无穷的真言，读不懂农民的现代化之路，也就读不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新型城镇化提出以人为本作为根本宗旨，正是在读懂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前提下提出的正确的发展战略。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以国民心理现代化为基础的，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化，现代农民的成长，对于建设我国新型城镇化、政治现代化尤其是基层政治稳定和发展意义深远。

1.农民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在人口上的红利，同时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纵观国内外城镇化历程，无不伴随着城市的扩张，城镇人口的增加。为满足工业化社会大生产，数以万计的农民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土地，成为了产业工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容例外。我国城镇化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0年代中期至2000年，政府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镇的发展道路。这个阶段的主张造成了中小城市发展迅速，市区周边的大量农村地区被城市化，成为城郊区甚至城中村，大量农民涌入城市。（2）2001-2005年，政府强调兼顾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解除了对于大城市的发展限制，允许并支持农民工进城务工，推动了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亿万农民工正式成为城市中重要的一股社会力量。（3）2006年至今，政府主张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样，从地域上和发展局面上，我国已开始形成一张将全国广大临近城镇地区包围在内的城镇化大网，将农村城镇化带到了一个新高度，由点到面，由近及远，广大农村人口将就近集中城镇化，依赖地区优势城镇化，为城镇化带来人口上的红利。

2.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是充分挖掘人的主体作用的基础，是新型城镇化的社会文化保障。近城镇农民作为最易涉入城镇化，也是涉入最深的社会群体， 必须发挥好其在城镇化建设中的能动作用，培养正确的政治心理，规范其参与行为，引导其积极有效地参与城镇化生活，才能保证我国基层政治发展的稳定与和谐。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不仅是对我国农民长久保留的传统政治心理进行的正确调适， 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自身去粗取精的过程，这不仅可以有效规避传统文化中的缺陷，形成良好的中国现代文化氛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且可为建设新型城镇化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藉由推动农民的政治心理和谐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

3.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有助于农民致富， 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经济基础。自从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不断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新农村建设已经使农村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他们仍然背负着沉重的经济社会压力，并且与真正的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解决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既要靠党和政府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农民本身也要培育现代化的政治心理，充分表达其利益、期望、诉求、热情，一起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夯实。

二、农民的政治心理类型

政治心理作为政治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指社会环境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影响个体和群体的结果，它主要研究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政治心理的实质，政治心理的类型，其中政治动机、政治人格、政治态度是其最重要的三大研究内容。农民的政治心理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背景下，在其所处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政治行为的心理取向，是农民政治行为的准备状态，是其政治行为动机、政治人格、政治态度的综合表达。

临近城镇的农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下最明显的标示，我们通过观察分析中国基层民主政治运作中这部分农民的政治心理类型，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趋势，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典型的心理类型：以人情伦理为原则的乡土心理和以利益权衡为原则的理性心理。

正如费孝通所见，中国农村社会是典型的差序格局，维系其社会结构的是人情伦理，我们将其称之为熟人社会，而今大部分农民仍然将农村视为人情社会。在乡土社会中，农民常讲“大家是老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说那么多？”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并不是重视契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是对一种行为规范的熟悉和认同，在这里笔者称之为伦理正义。简而言之，在熟人社会中，村民与村民之间是相互了解的，谁的才干如何，品质好与坏，全村人都了然于心。进一步讲，因为大家彼此熟识，信用就极易生成，村里也就有了自己的村规民约，没有谁敢越出这种信用和规范，否则他会受到其他村民（熟人社会）强有力的惩罚，甚至赶出村庄，而一旦村民离开自己的村庄，也就成为了流浪者。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也存在部分农民认为农村早已经不是熟人社会了，人与人之间变得也来越陌生，人情在变淡，农民像不认识了一样。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产生的新的社会意识，也是对传统农村的文化认同提出的挑战。有农民说：“选举就是有钱人当选，我们就等着分钱就行。”“现在的人只认钱，即便是亲兄弟也能闹翻家”，这些话掺杂着极端歪曲民主政治活动的行为意向，如贿选行为，但是透过这些现象可以发现，很多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乡土人，他们在考虑经济收支，把民主选举当做是市场行为，形成了自己狭隘的市场选举观，他们在村民交往过程中选择经济理性原则，权衡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收益与成本，并据此做出各种交易活动。在基层民主选举中，虽然长期存在大量的贿选现象，但是通过学者们近几年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也有很多农民，尤其是有在外打工经历的农民，在看待自己的选举权时表示：“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就要去积极享用”，“选我们的代表人物嘛，带全村人致富呢嘛，我们有义务去投票选举。”农民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权利义务意识觉醒，这也是现代理性人区别于传统农民的突出特征。

三、基层民主选举活动中的政治心理分析

经过学者们的经验研究，基层民主选举中农民的心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

1.政治冷漠心理。政治冷漠是指政治人对自己的政治生活表现冷淡，不愿意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很少关心公众利益。这表现在农村选举中，就是村民对于投票选举没有热情，不参加投票。

2.趋利心理。经济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农民以经济利益为原则，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以收获最大的经济利益为投票原则。我国基层民主选举中常常出现的贿选就是趋利心理的集中体现。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为了竞选成功，就通过各种方式拉票，贿选自然就成为最直接的拉票方式。村民的投票在此时就不再是整个农村社区的集体利益、未来发展，而是投票选举中所要进行的个人预期和收益计算，农民在权衡利益得失中等待投票。甚至因为贿选，部分农民可以因此放弃投票权利和选民资格。

3.随大流心理。随大流心理是指政治行为人通过策略选择和计算，无论对错，主动选择多数人群体，这也是中国农民的一种中庸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

4.当家人心理。当家人心理是指政治行为人具有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政治心理，他们将自己看作是民主政治活动中的主人，认为自己当家做主人是理所应当的。在基层民主选举中，部分农民对于农村社区的各项政治活动有积极正面的认识，他们非常看重自己手中的选票，权利意识凸显。

四、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过程

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过程，其实质是农民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过程。

传统农民心理与现代农民心理。传统农民心理是建立在传统社会基础之上的心理状态，农民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仍然是传统的人情社会，个体以关系、人情依附、伦理正义为行为导向和价值判断标准。中国经过2000年的封建统治，传统意识长久难消，即便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很多农民仍然没有政治参与的意识。而传统文化的认同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讲求“人情伦理”和“礼义廉耻”，血缘家族关系和天然义务成为规范其行为的最高准则，同时宗法制度也赋予了每一个人归属感和相互帮助的便利，这也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在农村选举中，人们各处寻找关系，各处可见证关系。如果我们将关系由近及远展开分析，那就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周围画圈，波纹涟漪般向外扩散，最亲近的便是三代以内的亲戚，之后是从小玩大的朋友，再远一点是这个农村社会中与自己说的上话的人，即话语圈，类似于信息分享群，最后便是与自己没关系的普通农民，用农民的话说就是“说不上话的人”。这样一圈一圈的远近关系，决定着每个人参与政治选择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倾向，同时政治热情也会随着关系的远近而由近至远。现代农民心理则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政治心理，每一个政治行为主体被认为是理性的，重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拥有参与意识、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具有一定的个体、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照意识，具有平等、自由、公平的价值追求。

现代农民的现代性表现在个体上即具备现代公民心理，在我国新型现代化进程中，那就是传统心理向现代心理的转换。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的心理类型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兼具传统与现代心理因素，这也正是我国农民处于政治心理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但是从学者们的各项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民的主体性日益突出，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越是城镇化进程快的地方，农民的经济理性越发突出，而个体考虑人情依附和宗族关系越发薄弱，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公平正义，不断获取自己的民主权利，积极地参与到民主选举当中，有责任有序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不断走向现代农民。

参考文献：

[1] 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2] 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 张翠梅.公民身份认同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4] 李冰.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公民认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5] 林少敏，吉青.乡村社会对村民选举的回应———对影响村民参与选举的因素的考量[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简介：李同和，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行政管理，研究方向：政治心理、政治文化。）

（责编：贾伟）

作者：李同和

政治心理农村经济论文 篇2：

自治与变迁：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的历史图像与反思

摘要：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嬗变经历了一个个阵痛的过程。从传统文化中的臣民思想，渐变到了“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阶段，又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孕育了自治精神和自治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培植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一种政治冷漠或政治狂热都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农民；政治心理；村民自治；社会变迁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整体变迁。在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职业分化、农村社会的流动、农村现代化、村庄自治等鲜明主题织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村庄社会的画卷。然而，作为表象的存在这些画卷无法客观地描绘出村庄主体的精神图景与心理变动机制，特别是农民政治心理的嬗变过程。“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要对农民的政治心理嬗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就必须对中国乡村民主进程有一个全景式鸟瞰，才能认识到传统文化因素在农民政治心理变化中的作用以及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会通。

一、“臣民意识”与政治生存伦理

农民政治心理是农民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在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信仰与价值、政治制度与现象、政治行为与生活的心理取向，是农民作出参与或不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的心理势能状态或者准备状态。

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使农民在潜意识状态下形成了“臣民意识”和低限度的政治生存伦理，它对于农民形成现代政治人格具有很强的抵触作用，因此，分析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心理就成为研究的前提和关键。

农民的传统政治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依附权威的政治心理

由于农耕文明在中国存在的时间较长，农民对于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就像孟德拉斯所说的那样：“农民在内心深处坚信，他的土地是独特的，因为他是惟一了解、爱恋和拥有它的人。认识、爱恋和占有，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即使在农业劳动者以理性的和经济的方式对待土地资本的时候，他依然对土地保持着深厚的情感，在内心把土地和他的家庭以及职业视为一体，也就是把土地和他自己视为一体。”这种生存理性使农民具有很强的政治依附心理，他们习惯于被动地受人支配，而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这种依赖心理反映在社会现实中就是“清官”、“明君”思想和“长老统治”思想。一方面，土地的碎片化耕作使农民处于一种分散的态势，缺乏政治主体意识。当农民在无力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的时候，总是企盼有“明君”和“清官”的出现，希望皇帝轻徭薄赋、清官为民请命。另一方面，“明君”和“清官”的人数毕竟有限，而农民对于宗族和家族等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联结的区域共同体的政治认同要高于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于是，作为传统礼俗执行者的族长的权力要强于家长，各房共同制定的“族规”的力量要强于家庭内部的权力。族长往往是由家族中具有一定势力的、辈分较高的长者担任，所以又可称之为长老统治。实际上，长老统治是父权制向社会的一种延伸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俗和纲常关系导致了农民个体在精神和行为上的萎缩，扼杀了社会发展前进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保守、封闭、内耗的政治态度

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网络，很容易使农民产生保守、封闭、内耗的政治态度。保守和封闭主要表现在农民碰到自己熟悉的人如家人、族人、同乡的人或熟人时能够比较容易地表现自身，而对陌生人则表现出一种排斥和警觉。个体互动的保守性、封闭性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因循守旧、盲目排斥外来的、先进的政治文化；而且，它还会造成农民群体相互内耗，无法超脱日常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他们的人际关系表面上平和舒缓，实际上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相互内耗使农民关注于眼前的利益与利益争斗，使现代民主意识的培育缺乏土壤和有效机制，无法有效地组织农民去抗争。

第三，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理念

在传统社会里，乡村与国家治理的理念是人治的理念，它主要体现在礼治和德治上。礼治，就是把调整社会等级、尊卑和长幼有序的规范制度化，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谋求国家与民众的政治统一性。德治则是用儒家的伦理学说来规范人际关系、人伦关系，通过道德的内省与反思实现个人的理想，从而维持政治社会的良性运转。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社会是“融国家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确为中国的事实”。“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改造，是形著与社会礼俗，不形著与国家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由社会演成的习俗，靠此习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

这种重礼治轻法治的政治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导致理性政治组织的退化，产生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在乡村政治事务的管理上就更多的表现为人情关系和无“讼”关系。

第四，低限度的政治生存伦理

传统宗法社会里的农民奉行“缴了皇粮一身轻”的政治格言，对皇权的合法性基础具有一种不容怀疑的政治倾向。只有在失去土地，社会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的时期，农民才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挑战皇权。在起义的过程中，产生了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叛思想、钟相、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均平思想、“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免赋思想、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政治大同理想。但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不是失败，就是被封建地主阶级利用，被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农民的政治反抗只是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

二、“革命意识”与群体本位心理

从1920年代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农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传统农民的政治心理开始发生变化，并具有了一些现代意识。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农业经济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培育了中国农民强烈的“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革命意识”的主题就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要用暴力手段，采取“零和”博弈的方法，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被视为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与“革命意识”

相对应的就是群体本位心理，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每一个个体却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土改中的政治认同、经济合作化运动中的政治信任、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狂热和政治怀疑。

第一，土地改革时期的政治认同

土地改革是共产党人实现其“耕者有其田”政治理想的有效途径。通过土地改革，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在农村很快地建立了起来，也为党的政策在农村顺利地贯彻奠定了基础。“千载难逢的土改，是农村的暴风骤雨，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它使饥肠辘辘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自此，衣衫褴褛的农民从心理认定，跟着共产党走就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共产党在贫苦农民中的威信如日中天。党无论采取怎样的步骤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开始往往都是一呼百应。”这一时期，农民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同时也要看到，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农民要求绝对平均的倾向。通过对阶级成分的划分，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失去了作为群体和个体的原有人格特征。

第二，农业合作化初期到中期的政治信任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为了迅速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在农村开始施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很快地过渡到了较大的经济合作组织。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党和政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确是一种积极和进步的选择，反映了广大农民特别是许多贫苦农民的愿望与要求，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因而，农民对国家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度进一步增强。

第三，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狂热和政治怀疑

到人民公社时期，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重新回归集体。在“命令经济”的条件下，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难以生成，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的进程受到阻滞。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组织，控制了农村几乎全部的资源。在超强的政治与行政手段的控制下，集体的活动空间成为农民个人的全部活动空间。农民的政治热情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出现了对政治领袖人物的狂热的盲目崇拜。

但是，主观上的良好愿望违背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到了人民公社后期，农民感受到了自身生存的困难，开始对体制产生了某种政治怀疑。对此，农民采取发泄不满的方式，就是减少他们投入集体生产的劳动数量。所谓“下地一大片，回家一条线，做活互相看，争分轰轰乱”，“出工鹭鸶探雪，收工流星赶月”，“干农活李逵说苦，争工分武松打虎”，“喊破了嗓子砸碎了钟，社员就是不出工”，以及“一队的钟，二队的哨；三队的铁轨，四队的号；五队的队长满街跑，六队的干部挨门叫；一天到晚挺热闹，就是社员喊不到”等民间谚语，就是这种发泄方式的写照。但是这种消极的发泄与表达，并没有使自己获得心理上的真正解脱，农民积极的政治心理最终演变为一种消极和被动的心理。

三、“民主意识”与现代政治理性

改革开放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国家权力收缩，在农村产生了许多“真空地带”，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农村自发地形成了一些自治性的组织，用以管理农村的公共事务。在此背景下，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民自治组织对于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自主意识和现代性人格，对于构建新型的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

“有效的民主制度依赖于个人在地方上参与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发展出控制政治事务的某种意识”。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了农民的权利意识，改变了农民以往单纯依靠权威的依附心理，农民开始主动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他们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主要表现在村委会选举和村庄事务的管理上。在村委会的选举上，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农民的参与已不再是过去的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或惧于某种权威的被动型参与，而是平等政治主体之间的一种对话。在村庄事务的管理上，也表现出了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的发展。

第二，政治民主意识不断提高

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农民现有的文化知识还不足以产生现代民主，但是村庄已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和自治实践足以为他们提供培育民主意识的土壤。普通农民可能不会了解到国家制度层面的民主规划，可他对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部知识是理解的。同时，村民自治所赖以存在的土壤还是过去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它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通过村民自治，农民培育了自己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技能，隶属意识和依附心理开始被打破。同时，国家从立法上对村民自治权利的确认和规定，使农民的民主意识有了法律保障。农民由传统的缺乏主体意识，盲目崇拜权威的个体，成长为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

第三，法治意识不断强化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传统农村社会重人治轻法治。随着社会变迁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农民的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从立法意识来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表现了法律内容本身对村民主体自由和自主精神的尊重，它充分反映了社会的民主取向和村民的自治精神、村民的个体权利。农民根据法律可以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使农民在享受立法和决策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政治信任感，提高了法律意识。当然，也有部分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采取了极端的方式，通过非法的集体行动来抗击非法的执法行为。但这并不妨碍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开始诉诸法律、走上法庭。而且，农民也不乏运用法律手段争取和维护权益的合法行为：如上访、写匿名信、游行等等。这些行为表明，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过程中，法治意识开始具备并逐步得以强化。

四、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的反思

(一)培育农民的民主理念需要一个过程

现代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精神。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历程与西方式民主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村民自治一般被理解为国家的一项德政，这就决定了农村缺乏形成民主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和土壤。实际上，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民主选举在潜意识中仍然保留着对过去政治形态的某种依恋，所以，培养乡村民主理念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执政者层面来看，要为村庄民主进程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示范。尽管村民自治已经有20多年的历程，但是相当多的村庄自治推行的速度较为缓慢。村民自治能否进展得顺利，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政府的推动。只有执政者把自己对民主的理解、认识、价值判断和心理倾向注入到农村政策的实践中去，形成对整个农村社会的示范作用，才能逐步培养起农民的民主精神。另一方面，从农民的层面来看，农民要有意识的培养自己

的民主意识。农民只有从心理上认识到通过民主和平等的政治对话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才会自觉运用现代政治理性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二)发展乡村自治文化需要创新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分析公民文化时认为，“第一，公民文化出现于西方，它是政治发展的渐进结果——相对地和平与自由。第二，它在融合中发展：新的态度模式没有取代旧的模式，而是与它们融合起来。这种历史发展的模式有利于公民文化的形成，其道理是明显的。它是中和的政治文化，它有政治问题的意识，但这些问题对普通人而言不是最突出的；它有政治参与，但参与不是很强烈的”。中国乡村的自治不是内生的，而是在外部力量的强干扰下形成的。因此，自治文化缺乏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要发展乡村自治文化就必须在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会通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吸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以往研究农民传统政治心理的成果，都集中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上，如叶笑云对“农民双重政治心理”的解读，郭玉兰的“十大文化心理研究”等。但是，“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在采取不摧毁传统的方式下实现。传统的调整、持续与建构可以整合在同一过程之中。破坏传统不仅未必意味着现代化的必然实现，相反却可能导致价值体系的解构和文化认同的失落，损害到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既然农民对待传统政治文化的态度将会影响现代政治心理的生长速度，所以应该吸收儒家的民本思想、礼治思想、求治思想以及伦理教化思想。通过法治和德治两种途径来重塑中国农民的现代政治品格。

2、借鉴现代西方政治自治的精神

虽然西方国家的乡镇自治制度是西方国家在自治过程中形成的，但其所培育的自治精神和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习西方的政治文化，必须避免“虚无主义”和“拜物教”两种倾向。“虚无主义”倾向对西方的自治制度持盲目排斥的态度，认为自我的或本土的是最好的，最终导致闭目塞听，不利于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形成；“拜物教”倾向则放弃本国既有的政治文化资源，完全接受西方现行的一些政治制度实践，最终导致丧失自我。因此，任何一种政治冷漠或政治狂热都将严重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三)农民现代政治心理的形成需要力量整合

中国农民现代政治理性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能脱离其他要素而孤立地发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应当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从而为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转变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应当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提高农民自我组织的能力，真正实现“乡政村治”；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应当加强农村社区的建设，以农村社会的制度创新为契机，重构国家与农民的现代契约关系；从文化角度来看，应当加强农民的民主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鼓励和支持农民通过法律去维护自身的权利。

本文责任编辑：李　树

作者：王琪瑛

政治心理农村经济论文 篇3：

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路径选择

摘要：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湛层民主制度、小农经济特征和宗法家族制结构残留四个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一种内容上多元融合、主体上多元冲突和地域上多元差异的多元并存的政治文化格局。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可以通过经济奠基、制度训练、媒介引导、教育培训、家庭培养五条途径实现。

关键词：农村；政治文化；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学者的普遍认可和称赞。但不可否认，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也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当前农村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理念的摩擦和碰撞，基层民主制度缺乏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土壤。而特定的政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保持民主政体有效运行的一般动力来源”。因此，加强对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进行现代性转换，实现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对于推进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生成土壤

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产生的，都是基于特定的政治社会生活而产生的。因此探讨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不能不从农村社会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与发展人手，从这种政治文化的成长土壤中寻找其生成原因。归纳起来，影响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现状的有以下四个主要因子：

1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自1978年始，我国展开了一场旨在矫正计划经济缺陷的体制改革。改革以改变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为起点，逐步形成了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制度的推行使农民成为土地“承包”契约的当事人。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农村社会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纯的农耕产业正在向农工商多元产业过渡；阶层间合理分化促成的地位差异正取代行政强制与血缘纽带的聚合功能；经济生活多样化与社会流动的增长正突破原来封闭的格局；丰富的生活和多重的角色经验正瓦解着礼俗性的基础，使村民的经济、政治、文化观念日渐更新，以能力、财富、地位为标准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这一系列社会政治变迁都给农村的政治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农民的政治认知、情感和态度等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市场经济的运作理念和逻辑也依靠雄厚的物质力量慢慢渗透到人们的行为之中，促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政治文化逐步解体和以民主、平等、自由等为精神核心的现代政治观念的日益兴起。

2　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制度发展空间，村民自治制度开始逐步在广大农村生长、壮大。1980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的宜山、罗城两县一些农村的农民自发组建了一种全新的管理组织——村民委员会。与此同时，其他省份的一些农村地区也陆续出现了类似的管理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为后来村民委员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总结了这些地方的发展经验，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从而揭开了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序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各地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广大农村群众积极参与、勇于实践，广泛进行各种民主制度和体制的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民主制度的发展保证了农村群众基本民主权利的实现，大大地推动了农村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以至于到90年代中期，不少研究人士看到村民自治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而惊呼：中国农村出现了静悄悄的民主化“革命”。

20多年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会的政治关系。而“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农村基层民主“这个实践过程早已超出了单纯的村民自治，最主要的是对农民的思想启蒙，在农村引入了民主理念”。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深入发展，不仅深刻地变革着农村社会的政治秩序；而且从根本上触及到农村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不可避免地使得农村政治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

3　小农经济特征的客观存在。通过建国以来多次的农村改造，小农经济在我国已失去其生存的社会土壤。但由于农村社会变化的滞后性，小农经济的特征在农村的表现仍十分突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民，依然在四个方面保留着小农经济的特点：一是各农户主要与土地相交换。这就是说，以家庭劳力与承包土地为主的自然经济占据很重的比例，而且各农户从事农业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粮食自给。二是利用血缘和情感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他们利用人情关系和礼尚往来维持一个非市场性质的物质和劳务交换网络。三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传统农民只有和周围市场相交换的经验，从来没有和国内大市场相交换的经验。四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分散经营的农民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观上无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识，这就决定了农民只能依赖于别人来认识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个“别人”，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地方政府的官员。这是中国农民的“清官”意识和“为民做主”意识根深蒂固的最为深刻的根源。

4　宗法家族制结构的残留。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它是一种以宗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具有牢固的宗法家族制的历史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之所以能保持着一种相对自治地位，就在于基层的社会结构保持了这样一种基于宗法家族的社会结构。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前。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原有的家族因被政府视为封建统治的残余而不断受到批判与扫荡。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更是极大地冲击了农村社会的宗法家族结构。然而，这种冲击是相当表面化的，因为“宗族的生存依据与人们的居住条件、日常生活过程的亲属联系、由传统造成的心理习惯以及宗教需要有关”。作为一种组织和结构的宗法家族制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基于血缘和文化的宗法家族关系的解体。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对具有几千年历史渊源和经济基础的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变更和消灭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原有人民公社体制已然解体，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单位重新确立，广大农村社会的宗族势力重新抬头，重修家谱、重建祠堂之风日盛。当然，在此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表明以宗族为本位的传统社会结构的重新确立。

二、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结构特点

正如阿尔蒙德所言：“所有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都是混合的，不过每个政治体系中各种政治文化所占的相对地位和混合程度各有不同而已。”对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政治文化的多样化更是其应有之义和基本景观。在当代中国的农村社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基层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结构不断地发生变迁

与分化，基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地域等要素的影响，农村政治文化结构必然形成一种多元并存的基本格局。根据农村政治文化的生成土壤和结构性状，本文认为，农村社会这种多元并存的政治文化呈现出以下三个主要的结构特征：

1　内容上的多元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原有的农村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解体，在新时期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的持续冲击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的革命化传统逐步走向世俗化，原有的核心价值观念被抛弃。但由于新体制在很多方面实际上保留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要素，使得潜存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开始出现回复，尽管表现形态不一。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扩大和世界联系的加强，农村政治文化逐渐从政治操纵、控制下解放出来，文化环境越来越宽松，大量的西方文化也不断传人中国，开始以强者之势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渗透，对农村原有政治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农村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各种传统政治文化的残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外来西方政治文化的某些因素在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系统内处于一种多元互动的局面，并且日益呈现一种相互交叉融合的趋势。

2　主体上的多元冲突。“由于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都是由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所构成的。这些次级组织在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会形成特殊的政治价值和心理倾向，这些特殊的政治价值和心理倾向，在文化学上被称为亚文化系统。”这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文化体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基层民主化进程的双重影响下，原先相对封闭统一的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与分化，单一性社会结构已为多元化的新社会结构所取代。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作为单一农业生产者的农民阶级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这些不同的农民群体和阶层，由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体验，也产生了相对不同的政治文化认知，整个农村社会也因此形成了多元并存碰撞的政治文化局面。

根据学界一般分类，我们可以按村民在村庄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将当前农村村民分为以下三类主体，即在村庄治理中影响力较大的村庄精英、游离于乡村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群体和常住村庄的普通村民。从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政治文化特征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保守观念，如“权威崇拜”、“官本位”、“与世无争”等思想，对于广大常住村庄的普通村民来说，具有较强亲和性与可接受性，他们大多数人只懂得消极地服从，对政治活动关心不够。而村庄精英相对有着较高的政治认知，也有着较高的民主政治意识，他们是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的承载主体。而那些游离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群体的情况则更为特殊，“他们不仅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时间移民，而且也是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空间移民。”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生活体验使得他们接受的信息和异质性的文明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这也使得政治文化的异质性特征在他们身上特别明显。当然，他们对于农村政治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带回了不同于农村传统政治文化的多元的政治文化体验。正是由于各种政治主体所附带政治文化的差异性，使得农村的政治文化受到各种文化交叉影响，形成了农村政治文化的主体多元性。

3　地域上的多元差异。众多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呈现出层次化特征，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的村民的政治文化也相当先进，并不比城市居民滞后多少。”在沿海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我们看到农民非常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出现了在选举时期流动人口大量返乡参加选举的案例。而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说，村民自治不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加上农民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建设，仅有的一些关于村民自治的认知还是通过村干部有选择性的宣传及外流民工带回的一些打工所在地的经验和见解所得，导致当地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相对较低。至于那些经济严重落后地区的群众，更是“根本无法获知参加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进行有效率的组织，并接触他们的代表”，这使当地的民主建设举步维艰。由此可见，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带来各地区间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结构也呈现出一种区域多元差异局面。

三、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就现阶段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而言，其现代化的实现不仅依赖于政治文化自身的改造，还需要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保障和支撑。在笔者看来，可从以下五方面着力进行：

1　经济奠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政治文化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个社会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是随着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相应的，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其经济力量和经济地位成正比例关系，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呈正相关态势。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诸多因素也逐步成长，农民的权利意识也有了较大的提升。与此同时，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为农民提供了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农村基层民主的基础随之得到较大充实。leant沪宁所说：“真正能够动摇村落家族文化的应该是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变革。强制手段引发的只是外部变革，这种变革难以成为深刻的巩固的变革。”因此，农村政治文化的建设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健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农村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全面的变化，为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准备充分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2制度实践：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增强农村群众的民主训练。政治文化并不是人脑的主观产物，它是社会实践的客观产物。只有经历了政治制度实践，政治文化才能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这正如迈克尔·罗斯金所说，“无论一个公民在学校里受到多么积极的有关政治体系看法的教育，只要他遭到了警察的骚扰，福利机构的冷漠或者是被不公正地征了税，他就不可能对政府当局表现出很大的热情。”㈣m没有良好政治生活的经历和相关经验的积累，政治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由此可见，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反过来政治制度对政治文化建设也会产生反作用。因此，改革和完善农村政治体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不仅有利于从制度上消除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

3　媒介引导：强化媒体的宣传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传播。在现代社会，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工具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它们不仅在传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而且在改造政治文化、引导社会政治方向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学者周晓虹给予过充分肯定，他通过对农村的实证调查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和普及，整个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社会化模式，使得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的主流价值观和法制意识得以广泛传播，增强了他们对国家的关心和参与意识；同时也改变了农民原先传统的面对面的、直接的交往方式；最后，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即通过‘示范效应’，进步、富裕、文明和民主的现代社会为农民提供了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外部世界的精彩刺激了农民彻底改变自己家乡、改变国家面貌的决心。”基于上述理由，宣传舆论部门应充分发挥其政治导向功能，与各有关业务部门积极配合，广泛宣传，使民主管理的基本思想、内容和基本知识深入农村千家万户，以强大的舆论力量调动农村群众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增强其主体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其议事能力和水平，从而为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4　教育培训：加快农村科教事业的发展，为政治文化现代化创造社会条件。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由此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统治下形成的“依附心理”、“人伦思想”、“小农意识”牢固地积淀在农民的内心深处。改变这种社会现实，需要我们大力推进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农村群众的文化素质。首先要加强学校教育，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新公民。有学者曾经说过，“大规模的复杂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个人属性能比他所受到的教育更能一贯地、强有力地预言他的态度、价值和行为”。当前农村政治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次，加强农村群众教育培训。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努力提高农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使他们了解村民自治的正式结构以及了解村民自治运作的重要性，逐步了解民主参与和民主责任的明确规范，培养个人的民主参与素质和技能，从而使村民由民主的“看客”转变为民主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传播者，并进一步为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赢得群众基础和素质保障。

5　家庭培养：确立全新的家庭文化，培养农村群众的现代意识。家庭正是一个人最初的、影响最为直接的政治社会化媒介，不同的家庭文化和家庭风格会养成儿童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并对其一生的政治态度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学者坎贝尔等人所做的意向调查表明，孩子有关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与父母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追随父母的相关性甚至是一致性比例高达70-80％。在中国，家庭教化这种文化传播渠道仍是农村社会中的一种主要教化方式。而那种建立在浓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并得到现实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的家庭文化虽然正在走向消解，但其核心观念并没有从人们脑海中消失，并对于农民最初政治人格的塑造、人生观的形成以及基本政治生活规范的获得等方面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更令人堪忧的是，当前乡村常态化的家庭结构是隔代的祖孙二代生活在一起，而有一定文化一定见识的父母都远离家庭去打工，代际间的隔阂以及老年人现有的知识结构难以承担起对新生代的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因此，如何确立新的家庭结构，改变传统的家庭文化，也成为改造农村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责任编缉：孙巍】

作者：罗 亮 时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