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决策政治基础论文

摘要：探究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是一个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的理论基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构建了一个民族地区制度因素指标体系和理论模型。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决策政治基础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经济决策政治基础论文 篇1：

如何构建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四十个年头，中国正走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新思维、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新学术而且能够产生新思维、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新学术的时代。
田国强。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符合世界潮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这是一个摆在中国社会科学学人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破解需要综合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重构与理论探索。

其中，经济学作为与中国改革发展最为密切、现实指导意义最强的学科，在推动构建中国学派方面尤其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中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推动政治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构建。

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实中也存在一种排斥一切、唯我独尊的极端倾向，这非常不利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及其对构建中国学派的推动。
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

政治经济学本意是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体制机制转型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门学科。然而，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这个基本点，许多支持改革的理论、举措和实践及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纳入进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甚至一些人将其对立起来，认为是西方的东西，让学者、从事政策研究者和领导谈改革、提建议、给举措时难以思想解放，而是战战兢兢，缩手缩脚。

如果这也是西方的东西，那也是西化，许多改革建议和举措，回头来看，尽管有许多不足，但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呢？这说不通。

之所以如此，是不少人以传统书本教条和不合时宜的旧理念为据，用主观意识裁判现实，不能理解甚至误解中央的大政方针和许多改革举措（如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等等），乃至产生抵触情绪，将社会主义的国体与改革开放的国策对立起来，造成了人们思想、理念上的很大困惑，难以形成上下一致共识，从而会严重地影响中央的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和改革举措的落地，甚至动辄上纲上线，使得许多政府官员不敢主动作为和担当，学术探讨难以深入，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将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弄不好会严重影响到实现中央宏伟愿景目标的大局。

与此同时，如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言，中国的经济学科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学科，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在包容性、规范性、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离这些标准差得更远，远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对解决现实问题、时代性问题（如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有些研究的结论甚至是与改革开放的国策没有较好地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有时代性，要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个定义下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可以纳入进来，这样更有利于思想解放，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之外。

在笔者看来，凡从中国国情（特别是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大优势，也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出发，并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也就是实事求是，存在决定意识），采用规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严谨内在逻辑的推理和论证（不见得是数学模型）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当然，尽管属于同一范畴，也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论和结论。这不奇怪，即使现代经济学也有许多针锋相对的理论，比如有赞成凯恩斯理论，也有否定凯恩斯理论的理论，有赞成中国改革的，也有不赞成（或不支持）的。

这样界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可形成最大公约数，国内外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可以纳入这一学科体系，从而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更有利于解放思想，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外。这将有助于加快推进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构建进程。
理论同源

经济学最早是研究如何管理家庭财富的，然后扩展到如何管理国家财富，最后从管理财富到创造财富，这就牵涉到制度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政治经济学自此就慢慢衍生了，所以，它主要是谈制度、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思想宝藏，它既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泉，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它们都要研究制度问题，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呢？当代的现代经济学可不是像不少人所理解的那样，把现代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大多数学经济学的人只学到新古典为止），它其实早已远远超出了新古典范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都是从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相容的，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方式和经济问题所处的时间阶段也不太一样。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动态、宏观、长远地考虑问题;而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思想觉悟有限的情况下，考虑现阶段人们具体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从而，两者都需要研究，不能将国体和国策对立起来。中国的国家体制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能发挥明确指导作用;而中国的基本国策是改革开放，提升综合国力，为此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让政府发挥好的、恰当而不是更多的作用，现代经济学能发挥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按照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运行发展，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固有的客观规律。笔者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现代经济学中也得到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按照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动、发展，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个体（无论是个人、单位、国家）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是当前两个最大客观现实，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否则，中国就不要搞改革开放了。如何实事求是地应对这两大现实，采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是现代经济学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和主题，提出的各种激励机制就是辩证法的典型应用。

同时，如同中共十九大指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现代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现代经济学中的机制设计理论为例，其激励相容思想就是最典型的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运动规律。

一方面，它承认个体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认为经济行为人在自利倾向下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做出利己而不利他的活动，对整体福利的改进形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它认为制度、机制是可以设计、可以调整的，通过适当制度（游戏规则）的设计（当然前提是充分考虑各类约束条件，如国情）可以将具有自利倾向的不同个体导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激励相容的核心思想，要激励对方说真话。而现在假大空、放空话、空对空，文件空转的现象太多了。邓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构建各种激励机制，以此搞活经济。

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能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甚至将其对立起来，那就说明这个学科还很不成熟，就没有生命力。与此同时，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总的方向应该都是朝着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等方面发展进步。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离这些标准还很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也是如此。尽管其经济思想很有洞见，有人批评它的原因，就是它的许多假设既没有理论证明也没有通过实验得到验证，并且没有一个基本的哈耶克定理能够阐明他的批判，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所言。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超越了仅靠经济学直觉来产生思想的阶段，从经济学直觉到数理模型方法的严谨化、科学化提升，再到严格理论的通俗化、一般化，在后一阶段同样可以产生深刻思想。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科近些年来在程恩富、马艳等教授的带领下，在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同时，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还需要在体系化、标准化方面着力，否则就不能有大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起反作用。比如，你一谈改革开放，他就说你搞什么休克疗法。
如何衡量好的政治经济学和差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必須在约束条件下做事，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些约束条件。研究中国问题要充分考虑的约束条件之一就是中国特色或国情，就是我们在研究任何一项改革和提出应对或解决方案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等，包括国情。

衡量什么是好的政治经济学和差的政治经济学，应有其标准。这很重要，因为经济学是外部性特强的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正或负外部性。不像医生，医术不好，受损只是个人，而经济理论一旦用错，影响和危及的不仅是个体，甚至是整个国家层面的发展，必须要有严谨性、科学性，知道其理论边界和适应范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成其为一门科学，必须在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等方面下大功夫，在问题导向和学术基质方面取得良好平衡。现在不少所谓“问题导向”的研究，缺乏学术性、专业性或思想性，甚至没有内在逻辑性。

如何应对个体在通常情况下的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两大客观现实，以此解决信息、激励及效率问题，与现代经济学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提供两类经济理论：基准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在基本、基础性制度选择方面起到求真、明道的导向和指向作用。通俗地说，就跟最好的比，向最好的学，才有可能做得更好。这就是基准理论导向、取向及建立基准点的核心思想和具体运用。相对实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其前提假设更为接近现实，是对基准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在应对现实具体问题起到务实、优化的应用和操作作用。这样，前者基本理论更注重目标，旨在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方向性问题;而后者则更注重过程，旨在解决如何做，怎么做，能不能做，如何做才是最优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中有许多基准理论，它严格证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在个体逐利和信息完备前提下竞争自由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普适性（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唯一性（经济核极限定理）、公正性（公正定理）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经济核定理）。有了这样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人们就可以对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作出评估比较，才知道现实的市场和理想状态下的市场的差距有多大。这些结果对当下激烈争论到底是有为还是有限政府，国企还是民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不要坚持等基本问题，对中国方向性改革的指导作用毫无疑问异常重大。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选择经济体制，到底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相反，是让市场还是让由政府决定资源配置？不能把改革开放中的许多举措动不动地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国情对立起来，否则无法解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政治上也没有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实践和实际相结合，而不是将其对立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需要发展源发于中国的基准理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各种现有基准理论前提假设的放松，以及对于描述性理论的规范化，不断发展出新的更加贴近现实的第二类经济理论。由上述这两类理论组成的新政治经济学，应是一个具有相当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处于动态发展中的学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既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学科领域，从而被外界接受。

这将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其洞察力、解释力、逻辑推断和预测力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中国的经济实践更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丰富的现实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处于不断构建之中，只有进一步在规范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导向下，从体系结构、核心价值、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实践功能等维度，聚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学科体系构建等方面不断创新和集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成其为一门科学。

中国从大国到强国必然要经过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包括学术话语权，千万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我们要善于和擅长用国际同行的语言和学术规范，来研究和讲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故事，才能为世界所普遍接受和认可。最近正在由南京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创办的英文刊物China Political Economy（《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和国际化。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过程

基于以上认知，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路径有三个：

一是基于中國经济的改革深化和转型发展，提炼升华具有理论创新价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学注入中国元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经验，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各种理论，包括如何成功变革，避免失败让中国能长治久安的综合治理的中国改革理论。这些理论成果显然属于笔者前面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二是以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推动经济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尤其是要推动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目前中国很多经济研究还停留在对策应用研究或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性成果，纯理论、公理性理论方面的贡献严重不足，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方面严重滞后于世界先进国家，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短板和遗憾。那些基础性的、原创性的，具有共性的经济学理论和工具方法的研究和创新，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其重要作用在于它们中的一些理论，如消费者选择理论、厂商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而另外一些理论，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则为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是对人类知识大厦的添砖加瓦，不应主观附加意识形态色彩而对其予以排斥。

三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充分挖掘和现代阐释，为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补上中国篇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许多现代经济学所论及的思想，我们先哲们早已论述到，这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古今中外语言的隔阂、中国经济学术发育的迟滞、话语体系的不兼容，再加上传统经济思想主要是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没有给出结论成立的范围或边界条件，没有建立严格内在逻辑分析，很少被外人所知，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认知总体还非常片面。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只追求独特性而忽视一般性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也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包容性的学科学术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熔铸于一炉，取长补短、相互印证，共同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中国梦，服务于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获得规则制定权，而不是盲目地制造不同学科之间的对立、壁垒。

任何成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提炼和升华，都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经济理论要具备指导意义，就必须要经过反复不断的检验，才能成为可以具有解释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理论雄心，以理论求真、实践务实的态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推动政治经济学及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的构建。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作者：田国强

经济决策政治基础论文 篇2：

改革开放后新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摘要：探究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是一个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的理论基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构建了一个民族地区制度因素指标体系和理论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因素，特别是经济制度因素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政治制度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明显。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一是不遗余力地推进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一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二是继续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治理法治化这一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难点;三是高度重视非正式制度改革这一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

关键词：新疆;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源泉已成为共识。但是，这一理论适用于世界多数国家、全国整体和国内部分省份，并不意味着对民族地区同样适用。这是因为，我国民族地区有着和东中部其他省份不完全相同的政治、经济、地理、制度、文化等环境和因素，适用于国家整体的经济理论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民族地区，或者说，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否依赖于制度的保障，制度因素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小，是不是具有决定性，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探究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和因素是一个颇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然而，在国内经济研究领域和民族经济研究领域，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研究并不是很受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鲜见，在倡导和推进各区域均衡发展，使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本文旨在借助概要梳理制度变迁理论，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来探究新疆地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通过构建民族地区制度因素指标体系和理论模型，进而提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具体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研究基础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经济学家从未停止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探讨。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三种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以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增加自然资源、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就能够导致经济增长，并认为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经济增长理论兴起，这一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它将知识和人力资源引进经济增长模式，说明了经济长期稳定均衡增长的源泉。但是这一理论忽视了社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用历史与经济相结合的研究向人们表明：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并不是由技术革命导致的，技术革命只不过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或一个结果，是制度的变迁为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制度是一种稀缺要素，当经济增长存在制度瓶颈时，制度变迁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12

目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新制度经济学派通过大量实证提出了“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詹姆斯·A·道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源条件差、收入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也不是人口太多、缺乏外援，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2]3威廉·伯恩斯坦也指出：“繁荣是制度性的，在某个社会框架下人们对商业交易的思索、操作和相互影响，决定着经济增长。”[3]7国外新制度经济学新近研究成果表明，制度作为一种经济基础设施是决定经济主体是否愿意投资于资本、技能以及经济长期发展所需技术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制度经济学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也诞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陈志武（2008）通过分析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的发展历程，发现“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并非‘先决条件’。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也更‘值钱’。”[4]刘传江、周玲（2003）通过研究也发现，尽管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不仅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而且也涉及到经济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问题，涉及到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乃至人们的观念问题，但对其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问题。综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人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不同的经济体制就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因此，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必然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5]

随后中国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国内。王艾青（2009）立足中国实际，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超稳定结构，由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构成的经济基础、封建皇权与科举制度构成的政治结构、封建王权思想与儒家思想构成的意识形态，相互配合，曾延续了2000多年。这种超稳定结构规定了这种制度本身的激励水平与交易成本，同时内在缺陷也存在其中。最主要的是这种制度规定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分配不公平性，这种不公平限制了经济增长，并激励农民不断进行制度变迁的努力，努力的期望结果是“耕者有其田”。他进而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开始的，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成本，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6]王树春等（1999）则对比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制度效应：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了停滞，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而其体制改革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形式仍然属于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并且使体制改革呈现出渐进性和在一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滞后性的两个特征。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将逐步转变，最终建立起具有内在制度创新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迁转变为自发性制度变迁模式，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7]傅晓霞、吴利学（2002）通过分析市场化和开放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验证了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之一的观点。[8]胡树林（2004）以西部为例，也发现西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借助制度与创新这一粘合剂促成生产要素、企业与产业的联动运转，从而形成合理的、高度化的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制度安排决定着西部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强烈地影响着西部经济的增长与发展。[9]张梅（2008）通过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研究后也发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既不能忽视技术进步，更应该强调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作用。[10]

然而，制度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的总称，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呢，或者说，哪些方面的制度才是对经济增长产生实实在在影响的制度呢？这是最近几年来国内制度经济学家们重点关注的问题。王洪庆、朱荣林（2004）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在河南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体制变革对河南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是促进河南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11]张跃平（2008）总结分析国内外经济增长中的制度绩效实证研究成果后认为，产权制度、契约制度、政府与市场相互协调关系等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12]李延凯、韩廷春（2009）基于中心城市层面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厘清了上述观点，他提出：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存在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提高经济市场化运作水平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保证，对外开放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13]戚文海（2010）以俄罗斯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体制变迁、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是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14]闫茂旭（2013）则专门探讨了干部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说，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主题进行了干部制度改革，建立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和年龄梯队结构，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选拔和异地交流制度，并将干部“下管一级”制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包干化”结合在一起，为地方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性动力和能力。计量研究结果表明，新时期以来的干部制度变迁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及问题都与干部制度密切相关。[15]

在认真梳理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刘玉珂、邝湘敏（2012）通过构建一个制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并以湖南省为例，对不同的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综合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16]与此同时，雷韵等（2012）放眼全国，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角度运用中国1990～2009年的统计数据全面的衡量了期间的制度因素，研究也发现，由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所构成的正式制度在制度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因素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制度因素不仅仅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对基本生产要素发生作用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7]

综合国内有关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脉络来看，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四大主要制度因素有望成为共识，现有研究成果对于经济增长制度因素的阐释也都在这一构架之内。这意味着，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四个纬度研究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源泉具有一定理论基础，本文也将根据这一推理展开接下来的论述和实证。

二、指标体系构建

客观来讲，国内特别是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实证研究成果之所以较为鲜见，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国情的特殊性，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较国外更为复杂，因而对各项制度因素进行精确和详细分解有一定理论上的困难;二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等也是制约这一实证研究客观因素。在以上双重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实证研究故而难之又难。为克服这一难题，本文拟从尝试构建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指标体系入手，接着通过回归分析，开展下面的研究。

在这里，本文借鉴了雷韵等（2012）的分析框架[17]：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经济制度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了一套可以起到“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制度框架;市场经济是一个法治经济，而法律制度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公平提供了一种法律规范;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都是处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下，政治制度的健康运行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市场经济还是信用经济，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规范了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有效的非正式制度为正式制度的成功发挥作用提供了催化剂的作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通过产权的明晰和界定，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劳动和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的性质、管理的激励、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在既遵从现有理论成果，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前提下，本文拟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来对民族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假设：制度主要由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4个一级指标组成，经济制度可具体划分为4个二级指标，分别是产权指数、市场化指数、对外开放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政治制度可具体划分为3个二级指标，分别是选举民主指数、协商民主指数和工会保护指数;法律制度可具体划分为3个二级指标，分别是民事诉讼代理指数、刑事诉讼及代理指数、非诉讼法律事务件数指数;非正式制度则由意识形态指数一个二级指标构成，用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来代替，理由是非正式制度难以衡量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形成关键在于人们知识的学习，而知识的学习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通过接受教育所获得的，因而用每万人中大学生数来量化非正式制度并非不可取。其中，第一个二级指标又分别由1到3个三级指标所构成（具体见表1）。

表1  民族地区制度评价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上评价体系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权重各为0.5，因此，正式制度中为一项三级指标的权重仅为0.05。本文之所以作如上设计，主要是因为，在包括新疆在内的民族地区，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很好建立起来，传统民族文化、宗教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较东中部地区仍然很大。当然，以上权重分配也只是一种理论性的尝试，目前很难做到精确无误。

三、实证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是经济分析和科学论证的结果。这个结论是建立在科学、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已为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者所认同。因此，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制度变量引入C-D模型来开展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78年至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经济、法律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数据，时间跨度为35年。数据来源于《新疆50年》和根据历年《新疆统计年鉴》整理得来，除法律制度相关数据部分缺失外，其他数据均相对完整。从图1可以看出，在过去的35年间，新疆不论是政治、经济、法律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进步。其中，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进步非常明显，这也和人们的感官认识十分相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呈现出一定的跳跃特性，但从近30年来看，两者也获得了比较稳定的进步，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正在朝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方向稳步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内部各项具体统计指标的不可比性，图1在某种程度上仅具有表征意义，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统计意义，只能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制度变迁的方向性特征，不能准确说明变迁的具体程度。

图1  1978年至2012年新疆制度变迁示意图

（二）模型构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本文构建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函数模型如下：

式中，G代表地区生产总值，L代表劳动存量，I代表制度变迁，A、a、b、c为参数。将函数自变量和因变量取对数后得：

其中，I分别表示的是经济制度（Ie）、政治制度（Ip）、法律制度（Il）、正式制度（If）、非正式制度（Iu）和合成的制度因素（I），而G指历年新疆生产总值，K指历年资本形成率，L指历年城乡就业总人数的增长率。本文通过Eviews6.0得出了如表2的回归结果，模型1至模型10分别表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经济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政治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法律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制度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

表2  回归结果

（三）结果分析

首先，从制度因素总体来看，新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显著，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正式制度中，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也和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此外，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正向的，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和成熟，政治民主程度的提高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增长。与之相比，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明确，这可能是因为，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间接的，才使结果中的系数出现了负数。

其次，从逐一制度因素的单独作用来看，只有模型1、模型4、模型5、模型6和模型10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同样对经济增长存在影响;相比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确切和直接。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单独将法律制度纳入模型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确，但当将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合并起来考虑时，法律制度变量又通过了T检验，而政治制度不论是单独纳入模型还是和非正式制度合并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没有通过检验，这又说明，政治制度虽然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新疆政治领域制度改革和法治层面的进步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导致这些原本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没有及时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最后，从模型1-10全面来看，尽管就业增长率因素（L）全部通过了检验，但资本形成率因此（K）无一通过检验，这不仅和人们的通常认识不符，也和之前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相悖。这可能是因为，在包括新疆在内的民族地区，由于金融体系发展相对落后，无论商业银行体系还是现有的股票市场都还不具备良性资本结构的特征，致使民族地区没能够有效地将货币资源分配到最有利于提高资本形成率、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培育新兴企业和具有抗风险能力的领域和行业中去，因此就造成资本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无能为力。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门研究，因此不再主观推断。总而言之，仅就新疆来看，制度因素，尤其是经济制度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由于我国五大民族自治区的共性远远大于个性，因此本文认为基于新疆的结论也能够适用于其他民族自治区。

四、结论和建议

在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时，是否应当考虑制度因素？这已经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答案十分肯定。研究结果表示，制度变迁对改革开放后新疆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寓示着，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在新疆和民族地区的实践也是十分成功的，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稳步深入推进，新疆和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也在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在促进新疆经济增长中虽然也发挥出了一定作用，但和经济制度相比，政治和法律制度方面的进步还不是十分明确，基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民主化和基于地区治理上的依法治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也给新疆和民族地区在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机遇和空间。为此，本文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一）不遗余力地推进经济制度改革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利好政策和推进东中西部均衡发展的总体思路，将包括新疆在内的民族地区发展纳入全国经济大版图进行考虑，具体到新疆而言，应着重利用好独特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在新丝绸之路和中亚经贸往来中的桥头堡作用，将新疆打造成大中亚的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新疆和广大民族地区应以大力发展金融业为重点，进一步扩大资本规模，进一步释放资本活力，进一步激发资本潜能，让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实实在在的应有作用。

（二）继续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治理法治化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难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和广大民族地区在政治民主化和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其民主和法治进程还远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没能够较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求，不得不说，这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短板之一。为此，新疆和广大民族地区应继续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地区治理的比例和积极性，并为他们参与地区政权、地方治理和政治协商创造良好的条件;应不断普及法律教育，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通过依法治理地方事务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树立良好的榜样。

（三）高度重视非正式制度改革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相比东部和中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地处相对偏远，多以“小聚居”形式存在，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非正式制度甚至比正式制度更能够发挥作用，这种格局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解决的。因此，重视和改革非正式制度，成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独有一面。具体来说，就是应以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中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和教育质量为重点，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提高他们的自我谋生和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提高他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发展经济的能力，提高他们参与地方事务的能力，提高他们融入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能力，从而并最终服务于地区经济增长和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当然，本文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内，许多有价值的数据短时间内无从获得或者没有办法获得，而且，时间跨度仅30多年，相对较短，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另外，民族地区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研究还有许多可以挖掘的地方，本文受篇幅的限制和作用水平有限，没能够一一道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针对这些弊端，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步解决，使理论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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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跃平（1961-），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地区经济制度研究。

徐光木（1980-），男，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地区经济制度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

作者：张跃平 徐光木

经济决策政治基础论文 篇3：

区域主义：概念、类型及发展脉络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主义已经和全球化并行成为世界两大主要趋势之一。本文着重对区域主义的概念、类型及其发展脉络等三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概念上，主要有经济说、政治说、主观建构说和综合说四种关于区域主义的观点；在类型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区域主义分为刚性区域主义和软性区域主义，正式区域主义和非正式区域主义，封闭区域主义和开放区域主义，经济区域主义、政治区域主义、安全区域主义和货币区域主义；在发展脉络上，区域主义发展可以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20世纪50～60年代和20世纪80～90年代四个阶段。

关键词：区域主义；概念；类型；发展脉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以区域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政治和安全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现象，区域主义已经和全球化并行成为世界两大主要趋势之一。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尤其当中国于1996年建立上海五国机制、于200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以后，区域主义研究开始在中国国际政治领域、国际经济研究领域中异军突起，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本文着重对区域主义的概念、类型及其发展脉络等三个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一、概念

区域主义无论是在不同的学科之间，还是在同一学科内部都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区域主义有着不同理解，从目前来看主要有经济说、政治说、主观建构说和综合说四种观点。

1.经济说。经济说对区域主义及其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着重进行了分析。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和雷蒙·万里尼（Raimo Vayrynen）为主要代表。巴格沃蒂认为区域主义是一组国家之间的最惠贸易协定，基于贸易转移的主导性影响，区域主义会产生贸易保护主义，甚至战争，是通往全球贸易体系的绊脚石，会延缓全球贸易体系的进程。[1]雷蒙·万里尼（Raimo Vayrynen）则认为巴格沃蒂的观点仅仅涉及商品贸易领域，只是浅层面上的区域合作，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社会现实的需要。在此背景下，雷蒙·万里尼进一步发展了巴格沃蒂的观点，认为区域主义还包括国内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合作，突出强调了正式机制的作用。另外，雷蒙·万里尼在区域主义和全球贸易体系之间的关系上也与巴格沃蒂的观点相左。他认为，缺乏足够的现实数据证明区域贸易协定能够削弱多边贸易协定；相反，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区域贸易协定能和多边贸易协定兼容，甚至为其铺路，会促进多边贸易协定的开放性。[2]不过，经济说忽视了政治因素在区域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以下四个问题上——区域贸易协定起起伏伏的原因；国家为什么采取区域贸易战略，而不是依赖单边或多边路径；选择区域贸易协定伙伴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区域主义的政治影响是什么——经济说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2.政治说。经济说未能解决的问题，政治说给出了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政治说主要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两个角度对以上四个问题提供了关键性解释。

在国际政治中，区域主义一般涉及通过正式制度而达成的政治协商，这种协商往往发生在地理位置临近而互动密切的国家之间。[3]卢光盛在《地区主义与东盟经济合作》一书中分别从国家在区域主义中的角色、区域主义各行为体的动机和区域主义的理想预期形态三个方面对区域主义研究中的“七种意象”（分别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新葛兰西主义的世界秩序方法、全球主义、区域治理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权力、制度和结构是影响区域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变量。[4]在国际政治与区域主义的关系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霸权与区域主义的关系。一般认为，霸权与区域主义既存在相一致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霸权试图控制、引导或利用区域主义，使区域主义不能够冲击、挑战霸权的全球或区域利益。区域主义则是为了提高本区域的治理水平和能力，构建与本区域的特点和目标相对称的区域秩序，这种区域秩序不可避免地会冲击霸权在本区域内的既得利益和现有秩序。霸权与区域主义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二者之间持续的互动。卡赞斯坦在《区域构成的世界：美国治下的亚欧》[5]一书中，以“地域为基础的知识”援引现实，利用自由/现实/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将美国霸权与亚欧的区域秩序联系在一起。他的核心论断是：世界政治正在被可渗透的区域和美国霸权之间的互动所塑造，由于美国霸权的存在，亚欧美并不是有凝聚力的三边集团。美国在“由区域构成的多孔世界”中发挥核心作用，德国和日本分别是欧亚的核心国家，他们在各自的区域之内支持美国的霸权利益和权力存在。关于霸权与区域主义的关系，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2]霸权在世界上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能够自然而然地转化成区域领导力。一方面，由于区域的庞大、不规则和行政管理上的复杂性，如果不以强有力的组织和资源作为基础，霸权是无法成功控制这些区域的。另一方面，在后冷战国际体系中，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或其他政治原因，区域对外部干预和危机处理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主要大国都没有表现出全部承担管理这些区域危机的责任和强烈意愿。

国内政治则强调一个国家是否选择加入区域贸易协定取决于该国政策制定者和利益集团的偏好，以及国内政治体制的本质。我们以北美自贸区的批准为例来详细说明国内利益集团与国内政策决定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对建立北美自贸区的不同态度，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可以分为不同的派别，有的为了保护本国市场，不愿对墨西哥开放，有的基于墨西哥市场的巨大吸引力而愿意向墨西哥开放。因此，在批准北美自贸区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美国政策决策者（国会及国会议员）进行游说。支持建立北美自贸区的利益集团要想取得成功，不仅需要全力应对反对者，还需要得到来自白宫支持者的协助，只有这样才能在批准建立北美自贸区上占有主动地位。在墨西哥方面，具有改革思维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更加愿意加入北美自贸区，而具有保守思维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则反对加入。前者为了能够成功加入北美自贸区，开始重新建构墨西哥国内经济政策，将所有的改革措施整合成一揽子协议，而这些措施受到后者强烈反对，并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阻挠改革和加入北美自贸区。[2]另外，国内政治体制的本质在关于区域主义的讨论中也很重要。区域主义可能在民主环境下发展得更好，因为公民社会发展程度和法治程度都比较高，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体现出了民主和贸易之间的强大的正向关联性，而民主的缺失也阻碍了阿拉伯国家的区域主义的发展。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东南亚并不完全是民主国家，其区域主义发展得也很快、很好。[6]

3.主观建构说。受国际政治领域建构主义学说的影响，有关主观建构说的研究近些年来不断出现，成为解释区域主义的一种新的路径方法。这种观点认为，区域主义是区域成员国拥有的区域认同的具体反映。坎姆卢克斯（Camroux）认为，区域主义在本质上是主观的，是一组规范、价值、目标、观点，表示不同程度的身份及其建构。[7]卡尼瑟卡·贾亚苏里亚（Kanishka Jayasuriya）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区域主义是由语言和政治论述塑造的一组认知实践，它通过概念、比喻来决定区域是如何被定义的，它界定哪些行为体应该在区域内部，哪些行为体应该被排除在外，所以，它能产生一个区域实体和区域身份。[8]

4.综合说。综合说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代表性的观点，它是一些学者为了弥补经济说、政治说和主观建构说等各自的缺点而将三者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有的学者也称其为“折中说”。舒尔茨（Schulz）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区域主义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表示正式的、往往是由国家主导的计划、过程，或者是一组规范、价值、目标、观点，或者是一种国际秩序或社会的类型，它是带有一定目的的政治、经济或安全合作进程。”[9]所以，我们应当对区域主义采取一种折中的、多维度的视角。罗伯特·吉尔平也比较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应当采用折中的方式去了解和认识区域主义，“要对如此多种多样的和范围广泛的现象做出普遍适用的解释或建立一种通用的理论，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采用折中的方法才是合理的，理应重视很多因素。”[10]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对区域主义的理解比较倾向于第四种观点，即“综合说”。前三种关于区域主义的观点要么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要么过于强调政治因素的影响，要么过于强调主观心理的影响，这些观点是片面的，过于强调彼此观点之间的分歧，不利于正确、全面地认识区域主义。我们应当以务实的态度来理解区域主义，应当将前三种观点进行“互补性融合”，[11]从而很好地解决区域主义的概念问题。

二、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区域主义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1.根据主导行为体的不同，分为刚性区域主义和软性区域主义。[12]刚性区域主义强调国家行为体的主导作用，而软性区域主义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主导作用。从历史上看，刚性区域主义仍然是历史主流，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家一直就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区域主义也是国家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目前的区域主义发展进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国家利益开展起来的。软性区域主义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和作用。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环保组织甚至个人等等。软性区域主义是在冷战结束后最近二十多年来才开始崭露头角的，它的出现是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密不可分的，就像赫尔伯特·迪特根所说的那样，“全球化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性”，“社会的世界开始取代国家的世界”，“东西方的冲突的结束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存在的价值”。[13]正是这三个原因使得国家行为体在区域主义中的地位不断下滑，而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相对上升。现在来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开始在国家主导的制度框架内外运行。例如，跨国商业集团不仅在全球层面，而且在区域层面开展经济活动。同样，公民社会在区域主义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就像在世界范围出现的跨国行为者网络和公民社会区域化进程中所体现的那样。

2.根据运行方式的不同，分为正式区域主义和非正式区域主义。正式区域主义主张采用成熟的、健全的、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制度化框架来推动区域主义的发展。以欧盟为例，这些制度化框架在组织结构上主要包括欧洲联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主要机构，这些机构分别掌管管理、行政、司法等执行权力，具有相对独立的职权范围，最重要的是，欧盟的法律要高于成员国的国内法，这是欧盟的正式区域主义的最大特点所在。非正式区域主义则比较松散、对成员国的约束力也相对较小，以东亚区域主义为主要代表，目前东亚的主要区域组织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东盟-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晤等，相比欧盟的“委员会”、“议会”、“法院”等高制度化层次，东亚也只是“论坛”、“非正式会晤”、“会议”等低制度化层次。

3.根据开放与否，分为封闭区域主义和开放区域主义。根据封闭程度的不同，封闭区域主义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等不同形式。然而，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封闭区域主义，较强的排他性与对外歧视性都是其基本特征。从历史上看，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欧洲区域主义是封闭区域主义的典型代表，当时的区域主义采取的是“以邻为壑”和“贸易转移”的带有强烈歧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是这种封闭区域主义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的蔓延，从而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之后的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也是封闭区域主义的典型代表，只不过其封闭程度相对于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封闭区域主义较低。开放区域主义是在1992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大会上正式提出的一个概念，在1995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上被纳入行动议程，其主张以广泛的非歧视性作为区域合作的基本原则，更加符合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14]

4.根据影响的不同，区域主义可以分为有利的（benign）区域主义和恶意的（malign）区域主义。有利的区域主义是指建立在平等互惠、自愿、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区域协定，以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欧盟为主要代表；恶意的区域主义，是建立在强国的霸权统治之下的，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都试图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签订一种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的、对弱国带有歧视性的贸易和金融协议，这种协议只对霸权国家（即德国和日本自身）有利。[15]

5.根据内容的不同，分为经济区域主义、政治区域主义、安全区域主义和货币区域主义。经济区域主义是指一些地理位置上接壤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在理论上主要有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以及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等五个阶段；在实践上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强调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生产和供应网络，以社会为中心，如东亚；一种是拥有正式制度内容的区域一体化计划，以国家为中心，如欧盟。经济区域主义常常以最惠贸易协定为主要形式，这种最惠贸易协定可能同时存在于以在非经济领域实现合作为目标的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定期磋商会晤中。所以说，经济区域主义也可能存在于非经济合作中。

政治区域主义是指为了解决区域各国共同面临的区域性问题或区域性冲突而采取的区域政治安排。在政治区域主义中，关键议题是区域稳定性、成员的安全、对当前全球秩序的贡献，以及成员国与全球体系的关系。政治区域主义意味着区域性问题或区域性冲突无法依靠一个国家来解决，即使这个国家是霸权国也不能单独解决所有的问题。政治区域主义要求建立区域性的政治协商机制，使得区域各国都有机会参与到区域性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来。目前，这种政治区域主义的主要代表有欧盟、东盟和非盟等政治性区域组织。政治区域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区域主义与主权、政治区域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区域是否已经成为一种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国际行为体，是否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以超越主权，超越民族国家。目前来看，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但是其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国家主权正在越来越多地向政治性区域组织转移。如果政治性区域组织能够代表走向联合的区域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并能协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么就像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哈斯所说的那样，“在日益增长的功能性机构的好处面前，政治精英会将政治忠诚转移到超国家机构上面，将原来对祖国的忠诚转变为对功能性组织的效忠。”[16]

安全区域主义是一个近些年才出现的新概念，目前学术界并没有针对安全区域主义的来源、形式和影响进行充分研究。一般而言，安全区域主义是解决区域各国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实现区域和平与发展的一种有效的区域安全安排。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军事集团和安全同盟，这种区域安全类型往往有一个核心国家，其他国家处于从属地位，主要有冷战时期的北约、华约、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还有目前的美日、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另一种是建立在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的新型区域安全类型，主要有集体安全机制、相对和平区、合作安全对话、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等，近些年来在东亚新出现的“合作安全”以及欧安组织就是这种新型区域安全类型的良好例证。安全区域主义也具有两面性：既可以是解决区域内安全困境的有效方式，也能够成为构建区域堡垒，应对区域外安全挑战的手段。

货币区域主义是近些年在学术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它实质上是经济区域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观点，本文在这里将其单列出来。“货币区域主义”一词是德国学者迪特尔（Dieter）最先提出来的，他将货币区域主义分为区域流通基金、区域货币体系、经济与货币联盟以及政治联盟四个阶段。货币区域主义与经济区域主义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前两个阶段上，货币区域主义的前两个阶段主要是货币和汇率方面的，没有涉及其他的经济合作内容，如商品贸易、资本流动等，后两个阶段与经济区域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另外，在实践上，欧盟的货币区域主义实践可以算是成功的，东亚货币主义实践原本是比较落后的，但在经历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重创性影响之后，也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东亚货币区域主义的前景将更为光明。

三、发展脉络

关于区域主义的发展脉络有“三段说”、“四段说”和“六段说”等三种观点。综合这三种观点，本文以为，区域主义主要有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主要与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出现相关，由于主要发生在欧洲，因此只是一个“欧洲现象”。1860年，法国和英国签订以自由贸易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为基础的通商条约。1880年，荷兰与法国也签订了以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为基础的双边通商条约——柯布登-切维勒尔条约。一直到20世纪初，英国已经与46个国家、德国已经与30个国家、法国已经与20多个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17]这被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称为“渐进的双边主义时代”。

2.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由于一战的爆发，英国所主导的金本位制终结，1933年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的失败更是说明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已经终结，而后来的世界霸主接替者——美国在当时还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实力，在这种背景下，以贸易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贸易歧视为主要特征的区域主义正式走上国际舞台。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分别建立起以本国为核心的关税同盟，英国于1932年建立了英联邦，法国于1928年建立关税同盟，美国也与大多数拉美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除此之外，其他小国为了能够在大国林立的世界中求得生存，相互之间也签订了一些经济协定，比如，1934年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签订了贸易优惠区协议。[18]这种以大国为核心、相互敌视和竞争、“以邻为壑”的恶意区域主义导致世界贸易大幅度下滑，贸易冲突不断增多，这是导致二战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19]

3.第三阶段：20世纪50～60年代。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欧洲经济区域主义初步取得成功。随着经济区域主义的顺利开启和成功推进，世界其他区域如北美、南美以及亚洲也有各种经济区域主义的构想。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以联邦主义理论、功能主义理论、新功能主义理论和沟通主义理论为主要代表的理论学者都开始乐观地认为，区域主义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过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区域主义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顺利实现。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衰退使得以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区域主义走向衰落。就连曾经对区域一体化充满信心的区域一体化理论鼻祖厄恩斯特·哈斯本人也不得不在1975年宣称放弃新功能主义，而代之以一般性的跨国主义和相互依存理论。[20]

4.第四阶段：20世纪80～90年代。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国际政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主导国际政治长达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也瞬间崩塌。在这种大变革的背景下，区域主义再次显现出其强大的力量，主要表现为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欧共体升级成为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在这段时间顺势建立。这种以区域为单位，以区域内部整合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为主要特点的新区域主义发展起来。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与以前的“旧”区域主义相比，新区域主义不仅超越简单的经济区域主义层面，而且还真正具有全球政治的意味。在经济方面，签订优惠贸易协定的国家相当广泛，以至于当前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国际贸易都是发生在签订优惠贸易协定的国家中，几乎所有国家都至少加入一个优惠贸易协定。区域主义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学术界关于经济区域主义产生原因及其影响的广泛而持久的研究兴趣。另外，当前的区域主义可能正在一种新的区域政治背景下，以不断增多的、在区域层面的、跨越相互联系的多重领域（安全、发展、贸易、环境、文化等等）的行为体（国家和非国家）为主要特征。所以说，这一阶段的新区域主义浪潮的特征比前三次更加难以把握和总结。

四、结语

总的来说，通过对区域主义的概念、类型和发展脉络的条分缕析，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准确地理解区域主义，特别是可以总结出关于区域主义研究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区域主义越来越与全球政治的转变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是研究区域主义的队伍不断壮大，既包括只对特定的自然地理区域感兴趣的学者，也包括只在某个单一领域（如政治、经济、安全、文化或环境等）范围内研究的学者。此外，国际上关于区域主义的研究，也可以对中国区域主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实践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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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在亮　王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