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历史进程分析论文

摘要：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与毛泽东思想明确区分开来，有利于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周期性、阶段性与逻辑层次性。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发展，总体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时代转折，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国化历史进程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中国化历史进程分析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启示

摘要：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系统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启示，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中国化”可能导致“非马化”；必须始终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在“相结合”上下大功夫，在要不要“相结合”的问题解决后，如何“相结合”就是一个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必须对中国的实际有一个全面而动态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不断以发展的眼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必须高度重视新的实践经验，不断把新的实践经验理论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不竭的思想原料；必须要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只有理论上的不停顿，才能确保政治上的冷静与清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启示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所有问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的探索和发展过程，有过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两大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理论意义，鉴于对这诸多问题，学术界、理论界已有较深入而全面的探讨，本文单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启示试论之，但愿能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提供借鉴。

一、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中国化”，这样的“中国化”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迷失方向，终将走向“非马化”。这就要求共产党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信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经过社会主义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最精华的东西，尽管这一崇高理想的实现需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长期奋斗，但这个信念丝毫不能动摇。我们之所以坚信这个科学预见，是因为这个结论是马、恩通过总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而得出的，是科学而令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人信服的。当然，实现这一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的途径可以有多种选择。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87年的历史进程中，尽管有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过两大理论成果，不断有理论创新，但与每次理论创新相关联的每次党章的修订，党的性质、指导思想、根本宗旨及终极目标都没有改变，只是在指导思想上相应地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2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修改)为例，其《总纲》开宗明义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总纲》第三自然段又进一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就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永恒的追求，任何理论创新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前提；假如丢掉了这个前提，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还言何“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给我们的首要启示。

当然，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实践征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开放性特点要求共产党人用这个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理论，而不是生吞活剥，死搬硬套，持教条主义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曲折的时候，毛泽东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事业的理论准备不足，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但是光靠现成的东西很不够，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写出新的著作，创造新的理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内思想斗争的焦点，实际上就是怎样看待毛泽东个人的言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两个凡是”是用静止的、僵化的眼光看待毛泽东的言论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些都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江泽民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列一起，强调“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胡锦涛在2006年7月25日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学习中国革命史首先要注意学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中国社会的特点，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学习他们善于把党和人民取得的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发展理论的创新精神；学习他们运用民族语言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回答和阐明中国革命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理论方法。”

二、必须始终坚持反对教条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一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所谓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概念化、抽象化，左一个经典著作，右一个金科玉律，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盲目照抄照搬老祖宗。所谓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具体条件和历史任务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既尊重老祖宗但又不迷信老祖宗，在坚持老祖宗的前提下不断超越老祖宗。一定意义上说，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态度决

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充满斗争的思想过程。只有打倒了教条主义及其学风上的表现形式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因此，能否在始终坚持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形成和牢牢地确立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能否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键所在，也是能否打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通道的关键所在。

第一，反对教条主义，必须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断，是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首要依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二版序言》中多次将马克思和他创立的学说称为“我们这一世界观”。认为他们创立的现代唯物主义“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他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列宁说得更明确：“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完全离开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基本点。他们不是首先把它当作“世界观”对待，而认为它是先哲早已准备好的“锦囊”，是包容天下一切学科知识的总库，是百科辞典或日用大全之类的东西，要求马克思主义超前提供创造新世界过程中的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的现成答案。而当他们发现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自己所期待的答案秘本时，又深觉失望，反而诿过于马克思主义，责怪马克思主义“空白”过多，“缺陷”严重，或轻言断定马克思主义“失灵”、“过时”，或为了“填空白”、“补缺陷”，竟把一些错误观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犯了前一错误；“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干了许多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事。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与实用主义的歪曲，仍是今天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障碍。破除这两大障碍的有效方法是而且只能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反对教条主义。

第二，反对教条主义，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理论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应采取科学的方法，最主要的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和方法。这要求我们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密切注视时代风云变幻，缜密地考察客观现实复杂多变的形势，认真地倾听实践的呼声。要像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强调的那样：针对实际，首先要针对新的实际；分析现实，首先要分析活的现实；要善于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行动上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要勇于和善于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规定符合实际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这就告诉我们，在历史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要始终如一地坚持正在变为实践的、由实践赋予活力的、由实践检验并加以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坚定而彻底地反对一切抽象公式和教条方法，决不承认绝对适应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公式和结论，必须是而且只能按其精神实质办事。

其次，必须用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发展的科学体系，发展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在实践当中去丰富它，发展它，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事实上，这样做，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试想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发展，就会停滞，就会僵化，还言何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反对教条主义，必须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必须联系人们的思想实际。因为作为无产阶级思想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要学习它和掌握它，就必须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努力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正确的立场，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是不可能正确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样也不可能正确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客观真理，至多只能记住它的一些词句，了解它的一些皮毛，而不能掌握其精神实质。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当自己的立场、世界观问题完全解决了，才能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确立自己的立场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过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必须在“相结合”上下大功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为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使它在中国具体化，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它在中国民族化，赋予它以中国作风和特点，必须在“结合”上下大功夫。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因素：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二是共产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传人中国的。事实上，那时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二大后又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犯过三次“左”的错误，其表现形式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挫折。于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由初步探索进入到自觉追求的阶段。

从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虽然共产国际在事实上影响着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并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和组织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试图通过中心城市起义夺取政权，结果均遭失败。这时，毛泽东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武装起义的失败教训，率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

的新道路。

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人从此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庄严号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

很遗憾，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虽然又发出了“第二次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号召，但结合的实践搞得很不好，结果犯了冒进、“大跃进”等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的错误，在理论上逐渐形成一套“左”的理论和政策，进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重提“第二次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改革开放30年来“新时期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快速发展”。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在要不要“相结合”的问题解决后，如何“相结合”就是一个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下的功夫不到，那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必须在“相结合”上下大功夫这一点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启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进程留下的一个重要教训。

四、必须对中国“实际”有全面和动态的把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分析具体情况，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阶段，较早提出实事求是思想的是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和他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两篇著作中，首先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但是，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以及他在实际上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当时并没有被党中央的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甚至被“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追求阶段，毛泽东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科学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把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提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赋予它以科学的含义和科学理论的形态，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简明概括。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前提是必须懂得什么是“实际”?

首先，“实际”是客观的。坚持从实际出发，就要真正承认客观事实，尊重客观事实，忠于客观事实，对客观事实决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如果客观事实被随意加上了主观臆想的成分，或者被某些主观因素所歪曲或剪裁，就不可能真正从实际出发，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实际”是全面的。坚持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全面看问题，从事实的全部情况出发，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把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不同的侧面和片断，以及个别的实例，联系起来，综合起来，作全面的整体的考察，以便尽量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联系环节。虽然我们不可能全部做到，但只有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才可能避免犯错误和出现片面性，至少能把错误和片面性降到最低程度。

再次，“实际”是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从实际出发，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表现，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我们看事物必须看到它的实质，把它的现象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分析的方法。反之，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只有克服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最后，“实际”是不断变化的。从实际出发，就要从不断变化着的客观情况出发，对客观事物做动态的观察。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使之符合于既定的客观实际，“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发生变化，就会使自己落后于现实，就不能做到真正从实际出发，也就不能引导革命顺利发展。

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出发，这既是实事求是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又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情况，才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才能够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五、必须高度重视新的实践经验

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经验是正确认识的归纳和总结；实践无止境，认识无终极，经验无穷尽。新实践是针对历史实践而言的，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即将做的事情。因此，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求我们正确看待过去的历史实践，而且也必然要求我们正确对待新的实践经验，进而不断推动经验升华和理论创新。胡锦涛在2003年7月1日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学习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并努力在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胡锦涛还指出，当前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务必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两方面都取得新的成效。为此，他提出做到“三个结合”，首要的根本的是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善于总结历史实

践，归纳历史经验，尤其要重视新的实践，不断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否则，就不能推进新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面对新实践和新探索，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有这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这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新实践的不断开展为条件进行理论创新，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更谈不上发展和创新，与时俱进的品质就难以体现。

重视新的实践同样需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人民民主进程。因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特别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只有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从多个层次、多个领域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才能切实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能使广大人民心悦诚服地投入到新的社会实践中来，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如同邓小平所言：“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如果民主不彻底、不到位，甚或流于形式以至搞假民主，广大人民心里肯定不高兴、不服气，他们只能同党和政府貌合神离，离心离德，积极参与新的社会实践的动力还言何之有?那么，对新的社会实践而言，执政的共产党只有切实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才能动员广大人民敢说、敢为、敢创。这样，广大民众参与新的实践的行动才勇跃，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也才有可能被反映、吸收到党的理论和纲领中来。因此，在新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发扬民主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样，对理论工作者和学术探讨者亦然，因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能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还因为谁都承认，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本来就是复杂劳动。这样，在理论工作者中充分发扬民主，鼓励学术探讨和理论创新意义就更加深远。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恒而艰巨的主题，不可能一劳永逸。不这样认识，就会陷入新的教条主义。这是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昭示了这一点。江泽民在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事实上，这既是党的历史的基本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付诸实践的过程，也就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在坚持和发展的辩证法中不断前进的进程，进程的实质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在理论上不断创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要求，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再次表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永葆青春。

第二，实践和理论不可分离的关系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是充满了强大生命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存在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本国实际问题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依赖和不可分割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辩证过程。一方面，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盲目的实践是注定要失败的；另一方面，理论也离不开实践，正确理论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实践不仅是理论产生的源泉、发展的动力、检验的标准，更是理论的归宿和目的。时代不断前进，社会总要发展，实践永无止境。那么，实践和理论的辩证统一也是不断前进上升的矛盾运动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发展在理论上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实践上也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实现这一基本原则关键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践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亦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进程。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性也说明了这一点。历史实践证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创新是相当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需要有坚定的、正确的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立场；需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需要有一种广阔的胸怀和世界的眼光；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还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同时，无论中国的发展还是时代的发展，还有许多没有被认识的必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而且也必将面临许多不可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新课题或高难度课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理论上的忧患意识，因为只有理论上的忧患意识才能确保政治上的清醒，进而增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和坚韧性，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上永不懈怠。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这又一次昭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会枯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会停滞，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　陈　萍]

作者：陈答才

中国化历史进程分析论文 篇2：

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摘 要：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与毛泽东思想明确区分开来，有利于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周期性、阶段性与逻辑层次性。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发展，总体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时代转折，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明确地概括为一个理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与毛泽东思想明确区分开来。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和指导思想的科学总结。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利于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周期性、阶段性与逻辑层次性，有利于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的整体联系。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发展，从总体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时代转折，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都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转变过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最初试图采取俄国革命的方式，先发动城市武装起义，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经过数次失败，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中国革命不可能采取俄国革命的方式，而必须寻找自己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经过长期斗争，终于取得了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中国同样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为榜样，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以后，尽管毛泽东不断强调要“以苏为戒”，提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1]23的时代任务，试图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但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的限制，毛泽东无论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上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方面，都没有能够超越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最终却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误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没有突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定框架，正如中国革命早期没有突破 “城市武装起义”这一俄国革命模式一样。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感慨地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2]172通过总结建国2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逐步打破了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等各种教条，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其他体制，逐步实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转变。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下述论断的深远意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正式提出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经过此后十多年的实践检验和理论探索，江泽民将之概括为邓小平理论，随后他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此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最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3]3-22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前后相继地不断实现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正如有学者强调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立并逐步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4]38-41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转变过程一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转变过程。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毛泽东思想是前一次历史转变的思想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后一次历史转变的思想成果，其精神实质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理论原则的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3-22因此，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统一性和指导思想的整体性，有利于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周期性，有利于整体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

二

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发展，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连续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阶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拨乱反正、重新确立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其理论起点的。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拨极‘左’思想路线之乱，返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正”，使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一方面致力于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另一方面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5]43-44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没有丢掉马克思、列宁，也没有丢掉毛泽东，而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进毛泽东所奠定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毛泽东思想不仅有其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而且有其毋庸置疑的当代意义。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文中强调说：“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5]300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一样，党的十七大报告同样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连续性：“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3]3-22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深刻把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继承了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形成了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高度和境界。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发展，深刻阐明了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自我更新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3]3-22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高度自觉地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从革命到建设、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等相互促成的历史性转折。因此，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发展，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转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阶段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就，生动地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内蕴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深厚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291反过来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292江泽民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6]282-283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这种高度自觉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才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都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智慧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历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发展阶段，今后必将还有新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方面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及其指导思想的整体性，具有开放的未来视野，另一方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阶段性，具有明确的历史视野。

三

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内在逻辑。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呈现出发展的周期性和阶段性。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然具有不同的主题、重点和具体形态。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分别形成和发展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之间是一种“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同时也必须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及其逻辑层次。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内容上看，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不同的主题和重点。列宁说：“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最近的直接行动任务也有过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7]22-23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主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其重点是确立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成功地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主题是，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中国社会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认识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重点是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和步骤等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功地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共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实现和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就其思想主题而言，毛泽东思想主要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层次上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层次是毛泽东思想的当代化。

就第一个层次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一次完成，而只能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逐步地分阶段、分重点地去完成。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8]149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现实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内容并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特定内容和特定形式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需要回到毛泽东，需要回到列宁，也需要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层次地确认其思想归属和理论依据，并根据实践需要汲取不同的理论资源，同时为了避免造成理论内容与理论重点的混淆以及缩小理论选择的可能空间，需要将之与毛泽东思想明确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要继承毛泽东思想但更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与时代任务之间的内在联系。

就第二个层次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是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起来，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7]25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必须不断深刻反映时代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努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邓小平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14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能停止在既有水平上，而必须携带其历史成果，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可以现成地享用的财富，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发展的动态过程，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不断结合起来并实现理论创新的历史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发展作出系统的自我阐明。

参考文献：

[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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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毅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J]. 求是，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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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列宁全集：第1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李美华

From Mao Zedong Thoughts to Socialism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NGWen-bin

（The Research Center of Mao Zedong Thought,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作者：王文兵

中国化历史进程分析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力”机制运行规律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是其内外部影响因子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从物理学“力”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影响因子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间的相互作用,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机制的运行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及其内外部正负影响因子共处于一个封闭循环的生态链上,三者总体上处于稳定态势,但各自的力量并不均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核心,内外部正负影响因子是其影响力,内外部影响因子作用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大致从总体趋向上形成正方向的“合力”,驱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力”的相互作用;“力”的制衡;运行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实践相结合,以不断实现其中国化、本土化的历史性飞跃并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实际、中国传统文化及时代特征等作为外部的影响“力”,以“合力”的形式作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能否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能否实现新的历史的飞跃,取决于这一合“力”的大小、性质及方向。科学地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力”机制运行规律,实现“力”的有效制衡,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力”的阐述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影响其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可以看作是促进、延缓或者阻碍性质的“力”。促进性质的“力”是正方向的“力”,延缓或阻碍性质的“力”是负方向的“力”。这些“力”的大小、强度、性质、地位等都有着差异,而且在不同时期表现也不同。

1.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特性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包括两个层次含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基础、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变。摒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发展理论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在社会发展的同时,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具有创新精神和意识,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模型,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历史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马克思主义学说发源于欧洲,列宁首开先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成果——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都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

2.外部动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及中国国情实际

恩格斯曾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也要与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和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与我国的国情、时代特征和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当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时,它不是完全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消融,也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孤立、甚至各自排斥发展,而是呈现一种良性的相互促进融合。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始终保留自己的立场原则,但是也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另一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的国情实际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作为一种新的现象、新的知识,也吸引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要求有新的理论指导,中国人民渴望新的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没有的。凡是优秀的部分都可以借鉴发展,同时它又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出来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经验。

3.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历史飞跃都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带领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贯彻到生产力发展的领域,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系列伟大实践,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在中国人民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找到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新时期新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中,进一步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力”的相互作用

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有施力体必有受力体,同时,施力体必然同时受到受力体的反作用力。我们把施力体所发出的力叫作用力,受力体的反馈作用叫反作用力。一句话,“力”是成对出现的,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这叫力的相互性。

1.正向的“力”促进受“力”体的发展,受“力”体的反作用“力”带来良性的循环发展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实践活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一种施“力”,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是受“力”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进行施“力”,这些实践包括革命与建设。正确的革命与建设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实际、时代特征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飞跃,形成了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施力体党领导下的伟大实践也发生着反作用“力”,形成反馈性的新的伟大精

神作用“力”:一是通过自身的变化及实践的检验反馈到施“力”体,呈现出施“力”的基本状况;二是以“力”的形式反作用于施“力”体,正确的实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形成的新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促进实践的不断深入形成良性循环,对实践形成巨大的指导作用。

2.反向的“力”延缓甚至阻碍受“力”体的成长,受“力”体的反作用加剧了恶性发展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的实践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错误。主要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教条主义轻视实践、割裂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从“力”的角度来看,教条主义的思想及应用是一种施“力”,并且是一个负方向的“力”(消极性质)。在教条主义的施“力”下,受“力”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遭遇到阻“力”,出现延缓。以至于在理论、实践上出现了一些错误。同时由于理论发展的延误及方向上的偏差,以至于这种停滞不前或者出现错误的倾向的理论则反过来给人们的实践带来负面效应。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力”的制衡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影响其发展的”力”是多方面的,各个“力”的大小、强度、性质、方向都有极大差异,并在不同阶段扮演不同角色。正方向的“力”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力”,负方向的“力”则相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取决于各个正方向“力”的合“力”。因此,当正方向的“力”占据优势的时候,“合力”则显现正方向“力”的趋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当负方向的“力”占据优势的时候,则起阻碍作用。

1.坚持正向“力”作用,避免负向“力”的发生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条主义、左倾、右倾的等错误思潮都属于负方向的“力”,这些负方向的“力”延缓甚至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比如,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尽管这在当时短时期有它的必要性,但当实践发生变化后,苏联模式中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随着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健全,它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的障碍。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教条主义斗争中形成的。反对教条主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是正确认清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正确的,但是把它们直接移植到中国当前的建设中来,则会出现“水土不服”。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但是要发挥其效应,还需要与具体实际结合,坚持与时俱进。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活动及其效果客观具备了对教条主义的证伪作用,可为反对教条主义提供根本前提;实践,是证伪教条主义的根本手段和唯一正确标准。

2.利用积极的反馈和反作用“力”来促进正向“力”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其持续、快速而健康的发展,关键在于有一整套的良性发展机制,否则就会陷入非良性运行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后继者以前者为基础并发展前者。在这个过程中,前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这一新成果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对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具有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就是一个反作用力。正是反作用力的推动促进了新的理论成果的出现。新的理论成果又反过来继续推动新的发展,形成良性的循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生命力,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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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浩斌,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研究述评[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1-4

责任编辑:丛　琮

作者：郭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