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进程研究论文

最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可喜的进步：除传统的阶级斗争史观外，现代化史观(以罗荣渠教授为代表)、整体史观(以吴于廑教授为代表)、全球史观(以刘新成教授为代表)、文明史，观(以刘宗绪教授为代表)等新世界史观，与时而兴，硕果累累。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世界历史进程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世界历史进程研究论文 篇1：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摘要]近年来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持续、高度关注。本文通过对CNKI中1993～2009年以“世界一流大学”为主题公开发表文章的实证分析，深入探讨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为更好地推动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　CNKI　实证分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无疑，重点高校特别是“985”高校义迎来了一个新的战略起点，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而要实现这个规划目标，不仅需要国家各部门、重点高校的切实努力，而且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战略指导。本文对我国1993～2009年间CNKI检索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实证分析，深入探讨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理论研究的状况、问题与对策，期待对重点高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一、统计的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中国引文数据库CNKI。以“世界一流大学”为论文题目检索词，从1993年第一篇相关论文出现到2009年底共有718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517篇、相关新闻报道183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7篇、会议论文11篇。经筛选整理，最后得到与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287篇。

1　文献的时间分布

国内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始于1993年，但最初的研究比较薄弱，成果不多。1993年至2009年，共发表718篇，年均约42.2篇。纵观整个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3～1998年)为研究的起步阶段。1993年，原国家教委颁布《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正式设立“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由设想转为现实。这一阶段的研究文献较少，6年共计发表27篇。第二阶段(1999～2003年)为迅速发展阶段。1998年，国家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要“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1999年上半年教育部决定重点建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9所高校，使其迈向世界知名大学行列。至此，我国正式拉开了“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帷幕。为了进一步巩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果，各相关领域也都开始积极探索和研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文献量快速上升，5年共有文献270篇，是前一阶段的15.4倍。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为稳步探索阶段。这几年的研究文献数量保持稳定，其中2004～2009年，研究文献总数达到421篇。

2　刊载期刊分析

对287篇论文来源进行分析，共得出134种来源期刊，载文量在3篇及3篇以上的期刊有24种。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有17种，CSSCI来源期刊有16种。刊载量最大的期刊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排名前24位的期刊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载文总数为137篇，占载文量总数的47.7％；CSSCI来源期刊的相关学术论文数达到总数的40.2％。这说明，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学术论文来源相对集中，且质量都较高。

3　作者产量分析

在287篇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论文中，发表2篇及2篇以上的作者有44位，表明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有些学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这对促进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研究非常有益。但大部分作者都只发表过1篇相关文章，这说明在这个领域研究的核心学者还比较少，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更是少见。

4　研究机构的省际分布

对研究机构的省际分布进行分析可知，北京市分别有“211”和“985”高校24所、8所，相关学术论文84篇，居全国第一位：江苏省、上海市、湖北省等“211”和“985”高校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论文发表量也位居全国前列。从课题成果数量看，在287篇学术论文中，涉及教育部、省市课题的论文共21篇，其中北京市7篇，居全国第一；湖北省3篇，次之；广东省、福建省各2篇，位居第三。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地区高校对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较为关注，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实力和一批研究成果。

5　研究热点分析

对论文的影响力进行分析，有助于让研究人员清楚这个学科理论基础的强弱，而论文的引用率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根据287篇学术论文中较高引用率(20次以上)的排行情况可知，在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中，涉及对外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规律和特征研究的有6篇，涉及到外国的建设经验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启示的文章有3篇，说明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进程中，我国还处于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初级阶段，在建设理念上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研究中定性与思辨的方法占主要地位，定量与实证的方法总量较少，其中感悟性思辨又是重中之重，实验和观察法基本上没有，说明我国学者在研究世界一流大学时方法较为单一，以思辨为主，缺少实证调查，研究结论的主观性太强，科学性和可信度不高。

二、思考与建议

1　要进一步加强创新理论和创新政策研究，更好地为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无疑需要强有力的创新理论支持和创新政策引导，但研究发现在此方面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还很多。从研究成果的数量看，从1993年第一篇“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论文出现以来，每年的学术论文都有增加，特别是“985工程”启动以来，学术界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建没问题的研究热度持续上升，研究成果显著增长。但由于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时间不长，研究文献数量还不是很多，尤其是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偏少，整体研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1993～2009年CNKI检索期刊中高等教育类的文献共有493 137条之多，而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论文仅有718篇，占0.15％。显然，对于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来说，如此小规模的理论研究成果难以显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从作者的数量看，虽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作者为数不少，但研究人员较为分散，大家、名家不多，而具有教育家战略思维、彰显中国风格、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则更加欠缺。换言之，我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创新理论研究在发展进步，但仍不成熟，可拓展空间还很大，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还很多，研究队伍还需要不断壮大。未来十年，随着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步伐的加快，重点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创新理论支撑和创新战略指导，因此，加强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系统性创新理论和创新政策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2　要善于把国际经验研究与一流大学建设相结合，多

学科、多视角、多纬度地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道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需要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一流大学建设的经验，更需要结合中国历史、制度和实际开展研究，大胆探索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特色化建设之路，其中要特别强化多学科、多视角、多纬度的创新性理论研究。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问题和内容较多，不仅涉及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内涵、标准，还包括具体的建设途径和方法等。从研究的角度看，一些学者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将国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案例引进国内，但大部分研究是介绍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经验，缺少阐释“中国式道路”的创新性研究。从文献统计情况看，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重复现象时有发生，研究集中于一般性概念解释及综合性改革建议，而对于改进措施，大多停留于对师资、课程建设等表面或浅层次问题的分析上，研究成果缺乏创新性、时代性、针对性、特色性。从研究方法看，已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多偏向或侧重于定性研究、感悟性研究、思辨性研究，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多数研究结果不具普遍性，可行性、操作性不强。从学科角度看，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开展研究的较少，绝大多数研究属于教育学领域，使得研究结论过于单一、雷同。正如潘懋元教授所指出的，现在的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单凭普通教育学的方法和理论已不能满足研究需要，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势在必行。因此，我国学术界要高度重视从多学科角度来思考和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问题。

3　重点高校要大力加强自身战略和建设策略研究，要善于把自身建设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科学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我国的重点大学，特别是“985”高校承担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重任。这些高校，一方面要大胆探索和实践，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战略和创新政策研究，要善于走科学发展、特色发展之路。显然，在国际一流大学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那种指望和依靠他国或别人的理论研究来指导自身的建设，既有损尊严，也不合时宜，更难以产生实际效果。通过对多产作者的身份分析可知，这些作者大多为高校行政领导或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这两类群体的研究相互配合，形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行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该研究领域的多产作者过少，一定程度上表明还没有形成稳定的高端研究团体，研究呈“散点状态”，且大部分研究只停留于表层，真正深入研究的高水平学者并不多。第二，不少高校行政领导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经验基础之上的，缺少客观数据的支持；一部分专业人员的研究只是建立在吸收外国经验的基础上，缺乏研究数据的对比分析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透彻了解，实践指导意义并不大。第三，研究群体地域分布不均。目前世界一流大学相关论文大多分布在“985”和“211”高校云集的几个省、市、自治区，但一些少量分布有“985”和“211”高校的省市却鲜见研究成果。显然，这不利于当地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因此，重点高校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加强理论研究，尤其要善于把自身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层次，以巩固自身的建设经验和成果。可以说，这不仅是重点高校科学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我国高校参与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徐辉，季诚钧，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4，(1)

[2]潘懋元，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刘新才)

作者：彭维娜 耿有权

世界历史进程研究论文 篇2：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野

最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可喜的进步：除传统的阶级斗争史观外，现代化史观(以罗荣渠教授为代表)、整体史观(以吴于廑教授为代表)、全球史观(以刘新成教授为代表)、文明史，观(以刘宗绪教授为代表)等新世界史观，与时而兴，硕果累累。

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生前兢兢业业于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不仅通过创设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国家重大项目和编纂《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著书立说(最有代表性的是《现代化新论》)，开创了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而且还在北大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专事现代化史研究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的作者董正华教授，就是罗先生的得意门生。

关于作者与罗先生的学术之缘，本书“后记”有动人的叙述：“世界现代化进程’是由罗荣渠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制开设的一门课程。1996年罗先生不幸去世以后，由笔者不自量力将其接下，作为专业选修课给历史系本科高年级同学讲授，也曾尝试以此为题开设全校通选课。现在形成的这15个专题，是多年来师生交流、教学相长的结果……在本书之前，已经有多种论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专著和教材问世。专著中最有开拓性的，是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这也是笔者在讲课和编写本书时所依据的基本著作……本书作为专题课教材……主要侧重从现代化的基本载体——民族国家的角度，分析先后卷入世界现代化三次大浪潮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尝试总结其经验教训，也注意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争鸣、农业农民与乡村社会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由来与新趋势等比较专门的问题”。

本书第一、二讲探讨了现代化史观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作为一位博览群书、好学慎思的学者，董正华教授发表过《透视东亚奇迹》等多种高水平论著，故在阐释现代化理论与方法时，不仅精到恰切，而且深入浅出。董教授从罗先生把现代化界定为“从18世纪后半期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现代性的发展进程”这一论断出发，对现代化的内涵与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现代与现代性、现代世界形成的动因与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加以论述，着重探讨了罗先生的以一元多线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从一元多线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世界历史，认为“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追寻现代工业文明，是‘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现代化，“侧重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侧重对既往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样一个特点也正是它的长处，可以弥补社会科学相关研究的不足”。比如，按照阶级斗争史观，仅仅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视野，难以解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间的制衡与力量消长、不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人与生态的变化等。董教授认为，与专门的社会发展研究、经济发展研究及政治发展研究有区别，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中国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不同，以一元多线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武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中国的史学新范式。关于这一点，本书总结道：“现代化研究虽然与其他范式(革命史、整体史等等)有剪不断的关系，但已经有其独立的品格，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有特色的概念和论说系统，例如：对‘现代’和‘现代化’的重新界定、‘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现代化的世界性和世界现代化三次大浪潮说，等等。其中，一元多线史观是建构这一新现代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基础。在史料处理上，它比先前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为主线的史学涉及的范围广泛，开拓了诸如现代化的起源与动力、阻力与中断、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研究等许多新领域，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并由此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在‘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这一特定主题上有共同或至少相近的旨趣、信念、价值标准、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共同体’。”

面对新世纪的现代化研究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董教授有相当强烈的学术自觉精神：现代化研究“需要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的知识冒险精神和高度自省的态度，而不能‘无知无畏’，或者靠堆砌一些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的概念术语来冒充学术研究”。我和董教授认识、交往长达1／4世纪了，深知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不过这些反思确实是相当有针对性的。这些年来，随着“现代化热”而出现了一批以“现代化研究”为名的著作，或者大而无当，或者华而不实，既不关心也不汲取国内国际的相关学术成果，如董教授所批评的，“无知无畏”，动辄声称创立什么新体系或新理论，不仅于严肃的研究无补，而且还带坏了学风文凤。这是值得警惕的。“现代化研究不仅应当有对现代化中断、挫折与失败的总结，也应当包括对‘现代化’本身的批评和反思，甚至包括对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整理和研究。当然，只有研究现代化才能批评、‘反思’现代化，反过来说，也只有‘超越’现代化才能真正理解现代化。”

本书第三至十二讲，立足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这一宏观视野，按时段和主题，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分别探讨了17世纪的荷兰与西欧“早期现代化”、英国工业革命与第一次世界现代化浪潮、科技进步与持续的工业革命、卷入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的德国与俄罗斯、美国道路与“美国世纪”、拉丁美洲现代化的曲折道路、日本的崛起与沉沦、东亚跨世纪变革与重新崛起、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以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来龙去脉。这些问题在一般的世界近现代史课程的讲授中也会涉及，但把这些问题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学科框架，往往会有新见解。其中，对于荷兰、拉丁美洲和土耳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东亚跨世纪变革与重新崛起的总结，无论是立意、立论还是解释，都比以往的同类教科书有很大进步。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问题边界和知识局限出发。本书没有以专题论述非洲、大洋洲和南亚地区的现代变革，作者意识到这是本书“明显的缺憾”。但是，这比起某些作者的不懂装懂、胡编乱造，显然是一种理性而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对于世界多数地区和国家，现代化迄今仍然是未竟的事业。全世界几百个国家、几十亿人口一齐涌上越来越拥挤不堪的现代化快车道，结局究竟如何，仍然难以预料。这势必影响到对既有世界现代化进程各个面相的分析和评论。现代化的这一性质使得对它的研究很难‘盖棺论定’，而有待于不断深入的跟踪探讨。”

本书第十三到十五讲，分专题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争鸣、农业和农民与乡村社会的转型、全球化的由来与当代发展的新趋势。如果再有专章论述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也正是罗荣渠先生晚年研究的学术重心)，恐怕就更是锦上添花了。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了，中国的现代转型与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作为出自中国学者手笔的现代化史论著，如果对于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图景加以描绘与理论升华，那么《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一书就更加别有新意了。

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之一。这套书无论是主题拟定、作者遴选还是内容写作、推广发行，都是近年来业内相当成功的范例。不久前揭晓的首次评选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普及奖，在十种获奖的著作中，该书系即占其中的两种，也是一个很好的旁证。

作者：杨玉圣

世界历史进程研究论文 篇3：

中俄关系70年的当代意义

【内容提要】中俄建交70周年具有深刻的当代意义。当代中俄关系之所以成为现行国际政治的典范，不只由于中俄关系强劲的内生动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还在于两国在近百年世界历史进程的宏大背景中有着共同或相近的历史经历。正因为如此，中俄关系为深化对世界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认识提供了启示，深化了对东西方关系百年巨变范式的进一步理解。同时，由于中俄都是海陆地缘政治大国，两国的长期合作揭示了地缘政治之于国际关系的内在关联性。中俄关系以及两国在所参与的“现代性”争议进程中均体现出对当今世界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力。

【关键词】中俄关系;当代意义;地缘政治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8.001

中国和俄罗斯（苏联）建交70年来，伴随着二战后世界风云变幻，经历了冷战结束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转型的重大考验，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的巨变，双方关系已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具有强劲“内生动力”和高度成熟的一组大国关系，并且势将成为推动未来国际局势稳定发展的关键角色。但是，中俄关系越是显示重要影响，越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就越需要对这一组双边关系的涵义进行深入阐发和体认。只有这样，才能在舆论高度多样化的当今世界，使中俄关系真正起到既稳定和谐又革故更新的作用。

建交70年的中俄关系

堪称当代国际关系的典范

中俄关系之所以堪称国际关系的典范，有着多重含义。中俄之间立足于“和而不同”的伙伴关系认知，内生动力引领之下坚实的双边、区域和全球合作，以及高层紧密互动下的互信构建，这些都为当代国际政治提供着重要启示。

第一，近百年来中俄（苏）有着共同和相近的历史经历。无论是中国以“俄”为师的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并肩战斗，都为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流与合作打下了无比深厚的基础。冷战终结之后的改革转型以及世纪之交中俄两国共同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成为两国内外发展的共同背景。但是，中俄两国毕竟都是历史悠久且各具独特风貌的文明古国，即使近百年来是在为共同理想而奋斗，双方也都有基于自身国情的重大选择。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作为大国的中俄有着共同的原则立场，但是毕竟两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各有所异，具体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中俄关系堪称典范的理由，一方面在于两国基于共同背景和经历形成的共同原则立场，而另一方面则在于更为可贵的高度互相尊重、和而不同、紧密合作和互通有无。这是70年来中俄双方对于相互关系不平凡发展历程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俄两国都从相互关系成长中深刻体悟到：在当前高度多样化的国际社会，对于多样性的尊重乃是国际社会和睦相处的基本准则。[1]在尊重多样性基础上所形成的国家间关系，比仅仅强调共同而排他的理念，以及自认为永远高于、优于他人社会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间关系，显然更具普遍性，也因此更具典型意义。

第二，中俄关系不仅在双边层面，而且在全球和地区事务层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正如201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所指出的那样：中俄关系具有巨大的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双方一致同意，将政治合作、安全合作、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国际协作作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点领域。[2]同时，中俄通过在地区层面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层面推进金砖国家合作，坚定不移地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秩序。相比美国特朗普政府处处以美国利益为先和欧盟国家遭逢“脱欧”与“民粹”风潮而难以自拔，中俄两国立场顺应大势、富于远见、公正合理且兼顾各方利益，明显为稳定时局、寻求共识提供了保障。不言而喻，这将是今后国际发展的新范例。

第三，两国政治高层之间全面而密切、坦诚而有效的直接交往，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重要引领和铺垫。特别是每逢重要时刻的高层互访，不仅为推动双边关系，也为当今条件下如何着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范例。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正当欧美国家以抵制方式打压俄罗斯之际，习近平主席毅然前往祝贺，表达了对俄罗斯追求大国复兴抱负的高度尊重。而普京总统连续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显示出他对中俄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关切。同时，在两国高层的推动之下，中俄双方的制度化沟通与交往富有成效地实现了求同存异与合作共赢。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曾发表的一份题为《中俄关系：大国关系的新模式》的研究报告指出：“中俄两国以高超的政治能力，付出巨大努力去经营双边关系。他们采取务实、内部协调的方式去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并且在公开声明中侧重于强调双边关系的正面进展。”[3]

中俄关系为深化对世界历史

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认识提供启示

中俄关系70年所走过的道路，尤其是中俄关系的当前态势，与人们正热议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究竟是仅仅以西欧为中心，还是相当长时间存在着西欧的、东亚的及西欧與东亚之间的欧亚地区的不同历史发展模式。至少欧亚大陆上存在着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民主和法制为导向的欧洲历史模式，西欧与东亚两大板块之间的蒙元帝国及其后续俄罗斯帝国模式，以及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模式这样三种历史体系。近二三十年来关于内亚史[4]、蒙元史、欧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尽管其中争议纷呈，但主要凸显的是对西方垄断的线性世界历史话语体系的不满。笔者认为，在充分肯定欧洲迄今为止在历史上居主导地位这一客观事实的同时，还须强调西欧话语体系需要通过其他历史模式——比如东亚模式和欧亚文明接合部的俄罗斯帝国模式的丰富和补充，才能真正地体现世界历史进程中客观存在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丰富复杂的辩证关系。不言而喻，这场关于世界历史进程问题的争论，将会深刻影响人们对当下和未来国际进程的话语和认知。

第二，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东西方曾存在过的不同区域国际模式。16—17世纪西欧构建的民族国家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毋庸置疑開启了一个带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世界进程。但近年来学者们提出：建立民族国家体系虽然的确是历史进步，但是伴随着群雄崛起，欧洲各国间的战争连绵不断且遗患无穷，甚至最后未能避免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5]如果单从国家间关系的战争与和平这个方面来看，相比之下亚洲的民族国家化虽然晚了近四百年，但一直到19世纪晚期都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国家间关系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排他式、歧视性、厚此薄彼的态度来看待东西方曾存在过的不同区域国际模式。

第三，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非西欧的国家治理模式。四五百年前的中国与俄国还不是西欧式的民族国家，但1689年中俄两大帝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在欧洲一片战乱局面之下，反而使得在中俄接壤的欧亚大片土地上保持了近乎两百年来之不易的和平，并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晚期之前。这证明西欧模式尚未主导欧亚大陆核心地带和东亚地区之时，非西欧的治理模式在欧亚大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由此观之，中俄建交70年的成就并非偶然，而是有着相当深厚的历史底蕴铺垫。

从世界历史多样性和统一性视角来观察中俄关系，所获得的启示在于：在肯定世界历史一般进程意义的前提之下，中俄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独特性、主体性及中俄相互关系的历史地位，是个需要大力发掘其内涵与意义的话题。以多样性来丰富普遍性，而不是以普遍性否定多样性;反之，不能简单地以地域独特性来否认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性，这是中俄关系乃至两国生存与发展的思想根基所在。

中俄关系的当代进程

折射东西方关系的百年范式巨变

在当前有关中俄关系的讨论中，部分舆论依然停留在20世纪80—90年代“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命题，忽略了东西方关系百年巨变的实质乃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安全与文化关系全面沿革的深刻转折。

两次世界大战和此前1904—1905年日俄战争表明，20世纪的亚洲始终没有逃脱西方强加的战争厄运。[6]甚至在二战结束、西方各国彼此息兵止战和休养生息后，亚洲范围内仍然连续出现了几场大战，如朝鲜战争以及两场印度支那战争。[7]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西方列强之间的和平要靠在东方战场上的搏杀才能得以维持。[8]

冷战后期，历史轨迹出现倒转：欧洲冷战对抗还在紧张持续，但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此后中国与日本以及很多西方国家之间恢复关系，大大提前了冷战在亚洲终结的进程。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列强在欧洲的和平要靠在亚洲的搏杀来维持，那么这一时期西方世界的秩序则需要靠在亚洲的缓和来维持。换言之，冷战真正结束，在欧洲一直到1989—1991年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才出现，但在亚洲冷战终结整整提前了20年。

此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政治经济转型席卷全球。亚洲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与更多受西方影响、被称为“休克疗法式”改革的苏联模式转型相比，出现了很不一样的结果。前者相对稳健，关注改革与传统的衔接，而后者比较激进，出现了颠覆性的革命。这两场转型的进程与结果差异，引发了对西方倡导的转型模式的全面反思。这一反思也成为21世纪以来亚洲国家强调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劲而持续的思想动力。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西方发展轨迹的分野更加清晰：西方世界面临重大的内部动荡。几百年来曾经一直是推动西方发展和进步的基本结构性因素出现逆转：民主遭遇了民粹的挑战;开放受到了难民潮的冲击;西方赖以发展的实证主义传统出现了“后真相”“后事实”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捣乱，乃至于出现“以撒谎、造谣、欺骗为荣耀”的无耻之谈。[9]不争的事实是，亚洲始终维持较高速度增长，基本社会制度在渐进性改革的同时，没发生类似“脱欧”、难民潮这样的跨区域社会动荡，也没有发生像乌克兰战争这样的重大地缘政治冲突。可以预见，这样的发展势头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可见，东西方关系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领域均已发生巨变，并以中国崛起、俄罗斯反思和西方相对受挫为标志。中俄关系的发展，在历史大潮浩浩荡荡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有着深刻逻辑涵义，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包括疑虑）为转移。

从海陆地缘政治对峙与连接

看中俄长期合作的高度必要性

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方法和认知工具的地缘政治，其主要内容指的是国家间政治与战略缘起于各国政治在不同地理空间背景下的相互关系及其配置运作。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这部经典著作中曾经深刻揭示了作为海洋帝国代表的英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实质。[10]20世纪晚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最为受人关注的“年鉴学派”也曾以强调地理、文明等长时段因素而著称于世。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普京曾多次说过地缘政治要比意识形态来得更为深刻。[11]这是俄罗斯在抛弃意识形态立场后依然遭西方无情打压，痛定思痛之后的切肤之感。

第一，目前东西方不同的地缘政治格局，既源自于俄罗斯对自身与西方关系的反思，也受益于中俄关系的定力，预设着未来中俄的基本发展路径。北约东扩、欧盟东扩，曾使原本想接近西方的俄罗斯不堪承受压力，欧洲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地缘冲突与对抗。亚洲也曾借鉴欧洲进程，推进地区合作，但没有搞欧盟式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界限的一体化。因此，亚洲虽有诸多复杂矛盾和纠纷，但始终没出现北约东扩本身和俄罗斯对其反弹的大规模地缘政治界限的变动。这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友好合作的巨大定力、本地域文明传统的顽强作用之下，亚洲取得发展机遇极其重要的地缘文明与政治背景。

第二，欧洲冷战全面终结后，包括作为冷战标志的东西德实现统一，但在亚洲的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却始终残留着两个因冷战分裂而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这一事态表明：大陆地缘政治与海洋地缘政治之间的对峙几乎是一个永恒话题。海洋地缘政治的空间不连续性特征，不但使其可免于像大陆各政治单位之间那样的相互扰动的弊端，而且会始终利用这一弊端力图打破大陆空间连续性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以避免大陆政治合作对海洋霸权的潜在威胁。当然，这也会在大陆各方的统一与合作之中打进锲子以图分化。

第三，中国不会重蹈列强争霸的地缘政治模式。中国客观上作为介于海洋地缘政治与大陆地缘政治之间的政治大国，有必要反制两种地缘政治逻辑对抗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介乎大陆和海洋文明之间的空间优势，以及包容务实与意识形态超越性，连接东西两端，寻求合作机遇，迟缓和消弭冲突与对峙。“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此种空间逻辑的一种反映。所以，在这样客观的地缘政治逻辑之下，中俄两国不仅有巨大的合作空间，而且还有以中俄合作为基础进一步寻求更大空间范围大国合作的逻辑可能。

中俄关系关于尚未最终解决的“现代性”争议

中俄关系70年的发展，不仅在国际政治领域，而且在现代性问题领域，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含义的话题。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有关现代性问题的谈论和争议乃是学术界影响最为广泛且直接作用于国内国际思想发展的重要命题。当时的一个基本取向是把欧美视为“现代”的标杆，把尚未达到欧美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视为向以欧美为标志的现代性的过渡。一切非西方国家必须经过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称的“祛巫”过程才能进入“现代”状态。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学说对于推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曾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它并非是认知的终端。

冷战终结之后，西方意识形态强劲引领之下一个更大规模的“祛巫”过程在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及众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加以推广。然而，事与愿违，以“休克疗法式”推广新自由主义转型模式的企图，遭遇了并非具备欧美文明历史条件的国家和地区现实与传统不同程度的反弹，在俄罗斯等传统大国则出现全面逆转。于是，以“现代”取代“前现代”的线性进步主义模式，迅速地被“多元现代性”范式所取代。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的初期，世界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多元性”甚至“多极性”话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潮流也因之成为推动沿革的巨大动力。但是，这同样也不是“现代性”问题辩论的终点。

当下的挑战在于，虽然简单地以西化的“现代”取代发展中和转型中地区的“前现代”线性思维的弊端明显，但如果仅仅是以“多样性”“多元性”甚至“多极性”来取代“现代—前现代”范式，而忽略了必要的革故更新，一个缺乏现代性支撑的“多样性”进程是否也存在问题？在东西方力量对比还没有发生根本性逆转、在西方还具有相当雄厚优势的情况下，是否也有可能导致误判和不必要的对抗？

所以，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方“现代性”思考中曾被大大忽略的广义“安全”问题登堂入室——在人类自身生存问题都遭到严重威胁的局面下，“安全”无疑成为当今国际关切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中俄合作的深层次且非常现实的背景。可见，如何将“现代—前现代”“多元现代性”推进到当下的构建“安全、多元、可持续的现代性”的新高度，已成为推进中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前提。[12]

当前，东西方力量对比虽发生重大转折，但是依然处于长期胶着状态，而且传统的西方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存与创新能力。当世界历史进程中有关普遍性和特殊性两者之间何者更为重要的争论也尚未得出最终结论的时刻，对中俄关系发展路径的把握乃是一个将理论与实践相互紧密连接的十分重要的问题领域：从“现代性”问题高度反观中俄关系发展的意义，发掘其内在的思想动力，坚决推进和深化中俄关系;同时从战略和政策运作的实施过程中，恰如其分地把握分寸，使之成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社会稳定进步的一块难以撼动的基石。

总之，中俄关系的发展需要得到思想理论界坚定不移的支持，思想理论界本身也能够从中俄关系实践中获得灵感和啟示。在当前中俄关系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同时，将中俄关系的发展脉络与思想含义作深入梳理，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也合乎当下诠释国际事务之所需。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终身教授）

（责任编辑：甘冲）

[1] 对多样性的尊重具体表现为对各国文明传统、社会制度选择、独立自主主权的尊重。

[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606/c1001-31123545.html。

[3] Samuel Charp， John Drennan， Pierre Noel， “Russia and 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2017， pp.2-3.

[4] 内亚史研究是当代历史学界的一个专业研究门类。“内亚”的具体指向众说纷纭，比如分别被理解为“中部亚洲”“中央亚洲”“中央欧亚”“北部欧亚”等地域。当代史学争议中，较多被用来指称坐落于欧亚大陆西部的欧洲和东亚之间的广大区域。1940年拉铁摩尔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一书是以“内亚”作为关键范畴而得以较广泛传播的早期著作。

[5] Peter H. Wilson， The Thirty Years War-Europe’s Traged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751.

[6] 日俄战争可悲地发生在中国国土上，又有美国等列强干预，史称第0次世界大战。

[7] 两场印支战争：第一场是指1946—1954年之间，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特别是以越南为主的反法战争。第二次是指1961—1973年之间在越南的抗美援越战争。

[8] 日内瓦高等国际研究院相兰欣教授于2002—2005年在华东师大的有关国际政治的历次讲演中，多次讲到了西方列强通过在亚洲竞争来维持在欧洲的和平的思想。

[9] 《于人谈“契约”，于己忙“弃约”——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真面目》，http：//usa.people.com.cn/n1/2019/0610/c241376-31127880.html。

[10]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11] 冯绍雷：《“能级非对称”下，中美俄三国如何“演义”》，https：//wenhui.whb.cn/third/yidian/201901/09/235134.html？yidian_docid=0L2mtkLK。

[12] 童世骏：《中国发展的最新主题是为人类作较大的贡献》，https：//www.guancha.cn/TongShiJun/2016_10_06_376251.shtml。

作者：冯绍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