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士绅阶层作为中国宪制进程推动者的历史局限性

2022-09-10

一、中国士绅阶层的起源

士绅指的是取得为官资格的知识分子或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 他们在野, 可是朝中有人, 他们没有政权, 可是却有势力 (这种势力就叫政治免疫性) 。 (1) 他们是封建解体, 大一统皇权确立之后, 中国传统社会所特具的一群人物。

在中国早期的封建制度权力架构中, 政权并不是集中在最高的王手中, 国王与贵族以一种层层重叠的权力金字塔的形式分享着国家政权, 他们在一定的政权范围之内, 各层有各层的政权, 王奈何不得侯, 侯也奈何不得公。秦统一六国之后, 这种传统的权力金字塔被专制皇权所取代, 皇帝成为了政权的独占者。处于专制皇权统治下的人民没有权利只有义务, 于是苛政便伴随着皇权的逐渐强化日益频发。对于不同的被统治者来讲, 承受这种苛政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越是经济基础薄弱的人越是承受不了要钱要物的征发, 一旦走投无路便会动造反之念。可是经济基础较稳固的人家也有不利之处, 因为一旦统治者择肥而噬, 他们的处境往往更加难堪, 受家室之累的他们连造反的路子都没有了, 因此如何免受苛政的叨扰是富裕之家的家主们苦思冥想以求解决的问题。所幸的是, 专制皇权还有一个漏洞, 那就是天子不能一手经管天下, 他需要官僚的辅助。当官不但可以光耀门楣, 带来富贵。还可以使自己的家族享有特权, 免受苛政之扰。于是择优良子弟出仕, 便成了殷实之家的不二之选 (2) 。

就这样士绅阶层与传统的专制皇权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凭借着自己手中的特权士绅阶层可以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中不劳而获且免受苛政的侵袭, 而为他们提供特权保障的恰恰就是专制皇权, 因此在专制皇权尚能保障他们特权的时候士绅阶层是坚定的保守力量。

二、中国士绅阶层的知识结构和社会作用

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知道事物是怎么样的, 我们称之为自然知识。一类是知道应当怎么去处理事物我们称之为规范知识。换言之, 自然知识就是农圃百工所赖以为生的知识, 用普通的话说就是利用自然来生产的知识, 它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规范知识则是劳心者治人的工具, 它调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 被社会所认可的规范知识很大程度上就是科举取士考察的内容。 (3) 当人们在运用自然知识的时候, 有可能正确, 有可能错误。如果错误我们自然而然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因而也就不需要另外的力量来防止人们不遵守正确的自然知识。规范知识则不然, 违反规范知识虽然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但是其造成的结果不容易见到, 而且对某些个人来讲往往还是有利的。因此在“皇权不下县”的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中生活的民众必须自主地树立某种权威对违反规范知识的人进行制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4) 又因为能够惩治违反规范知识的人必然是通晓规范知识的人, 所以规范知识就带来了威权。

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中, 能通晓规范知识的人大都是士绅。起初规范知识并不为少数人把持, 但是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复杂, 去古如日远。口口相传的规范产生了“证实”的问题, 于是文献资料就成了定纷止争的标准, 而要想考据文献资料识文断字是最起码的要求。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在学习上需要很长的时间, 若不常常用很容易忘记。文言文的句法和白话文不同, 会说话不一定就看得懂文章。因此这类文字不是任何人都有学习的机会的, 没有长期的闲暇是做不成读书人的。 (5) 而在中国古代享有长期闲暇的人只有被农民供养的士绅, 所以通晓规范知识的人通常也就大都在这一阶层中产生, 即便有寒门子弟靠着自己的努力掌握了规范知识, 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影响下, 也会很快地完成向传统士绅阶层的转化。

总之, 一个靠特权供养的人不必有生产所需的知识, 他只需要有规范知识来护卫自己的特权也就够了。而与自然知识关系密切的农圃百工, 必须时刻不停地辛勤劳作根本没有财力和精力去学习识文断字的技能, 自此由知识导致的社会分化在中国彻底形成。中国的士绅———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精英阶层, 就是这样一群掌控社会威权、通晓规范知识却不懂自然知识的人。

三、中国士绅阶层不能推动中国宪制良性发展的原因

宪制归根结底是国家政治法律现代化的产物, 是国家治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要求一个强有力的富有现代性的精英群体去推动。具体到清末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宪制经验、需要学习西方的国家, 中国的宪制推动者主要面临两个任务即:在思想层面上, 学习、引进、传播西方的宪制思想;在行动层面上, 推动国家的制度转型。

要想成为推动一个国家宪制进程的精英阶层, 自身富有的现代性因素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清末富有现代性的社会阶层除了士绅阶层外, 还包括新兴的学生群体与近代化都市中的商人群体。清末的学生群体刚刚出世, 充满朝气与活力, 但除与“绅界”交叉的那部分学绅外, 他们在清末的社会中既缺乏根基, 也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与阅历, 难以骤然担负起掌握政权的重任。受欧风美雨的影响, 商人在清末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地提升,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 但商人传统的自卑心理及注重眼前利益的习性, 使得他们无法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作出深入的思考。加之清末中国近代经济成分微弱, 新式商人的势力有限, 他们必须借助“绅商”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言人方能在所在的行业中顺利发展。可以说, 清末中国仍是“绅之时代”。无论是最初引进宪法思想的王滔、郑观应还是主张“开绅智、兴绅权”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无一例外的出身于中国的士绅阶层, 可以说清末中国士绅是宪制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如前所述, 中国的士绅阶层是与专制皇权有着紧密联系, 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具有威望, 但是只通晓规范知识而不懂自然知识的群体, 由这样的社会阶层去推动中国的宪制进程, 其消极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一) 由士绅阶层推动中国宪制发展在思想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1.传统的知识结构使中国的士绅阶层难以真正理解西方的政治文明

如前所述, 中国的士绅阶层通晓的是规范知识而对自然知识却知之甚少。可是包含宪制在内的西方文明却恰恰是以自然知识为中心的。宪法是以限制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为宗旨的法律。最初的宪法性文件起源于英国, 其目的是对王权的限制。欧洲中世纪的英国国王与中国皇帝一样, 总是希望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为自己的统治正名。中国的帝王称自己是“真龙天子“, 英国国王宣称自己的权力来自于神的授予, 即所谓的“君权神授”。所不同的是, 在中国天的代言人与世俗世界的统治者是同一的, 只有皇帝才能践行天意、替天行道。而在西方, 世俗社会的统治者和与神的代言人是分开的, 王权之上还有个教权。在教权鼎盛的年代, 教会甚至可以决定国王的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西方的王权是来源于教权的, 一旦教权受到打击王权也会失稳, 因为没有授权人自然也就没有了被授权人。虽然在西方教会丧失统治地位之前, 英国的王权也受到过国贵族的制约, 但是英国真正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则是在教权衰落之后的事情, 造成这一结果恰恰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西方人思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日心说的提出, 人们开始认识到《圣经》当中有许多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记载, 教会的权威受到了社会各方的质疑。另一方面, 伴随着一些列的科学发现, 人类个体的价值得到尊重, 人的自信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人的理性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人坚信没有什么是自己运用理性所解决不了的, 于是他们开始勇于尝试各个方面的创新, 其中就包括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层面。

综上所述, 清末知识分子要接受和应对的恰恰就是他们外行的那一套。因此,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吸纳西学时只能着重于纯粹的理论部分。穆勒、亚当斯密、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名著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严复的译本, 但是这些理论是立基于西洋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士绅阶层很难从书本上体会到这种文化底蕴。这也就是晚清引进宪制思想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宪制对于国家的种种裨益, 但是却没有对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脱节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的原因, 同时也是士绅阶层误读对宪制价值的根本所在。

2.儒家正统文化影响士绅阶层吸收西方宪制文明的积极性

士绅阶层背负的规范知识, 即正统儒家文化也是他们在清末推进宪制进程的一大制约因素, 儒家文化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不适用于近代社会, 在近代它往往成为反对变革的思想武器, 因而在近代历史上, 儒学几乎成为保守主义的同义词。然而在清末的中国, 文化传统之所以成为开明士绅推动宪制的重要障碍, 不在于儒家学说本身, 而在于与专制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相联的文化政治一体化结构, 在这种一体化的结构之下, 儒学不只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 而且也是以发挥多方面功能的万能的工具, 对士绅而言, 儒学成为他们全部生活的凭借, 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 (6) 这样就使这个传统时代的士绅阶层变成一个固步自封的封闭的群体, 在与近代文明对阵时, 越来越显露其弊端。直到科举制度废除这一僵死的文化政治结构才被打破, 士绅群体也才能心无旁骛地迈出走向近代化的步履。但无论是通过接受再教育的方式, 还是通过后期社会化经验去学习西方, 中国的士绅群体要完成向现代性精英阶层的转化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难以一蹴而就。民主与科学远远还未能取代他们头脑中的三纲五常。接受近代知识被认为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首位实质性的步骤”。晚清的士绅受制于儒家文化的影响, 不可避免地会对西方的政治文明产生抵触情绪。

(二) 由士绅阶层推动中国宪制发展在行动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1.士绅阶层内部分化导致行动力量削弱

在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下, 士绅群体有相同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 也有大体相同的利益与社会关注倾向, 它的稳定与整合是一个王朝得以安享统治权的必要条件。但是伴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 士绅群体内部逐渐分化为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开明士绅和抱残守缺、不求变革的顽固派士绅两派, 士绅群体内部原有的内部凝聚力不复存在。他们既不可能像太平天国时期一样, 联合组织团练, 来对抗革命以维护朝廷和自身的利益, 也不可能在新的社会变革中协调一致, 与近代化的变革势力趋同。势单力薄的立宪派士绅与顽固派士绅之间的相互争端进一步削弱了近代化精英集团的力量, 使他们无法像日本明治时代掌握明治政权的“藩阀”一样, 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改造旧的政治制度, 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近代化。

2.与专制皇权的联系限制了士绅阶层推动宪制发展的范围和成效

晚清的开明士绅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 一方面他们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 具有现代性的进步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与专制皇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7) 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 绅权与皇权是一个对立统一体, 二者既存在相互冲突与制约, 又相互结合与依存, 皇权依赖士绅的向心力与支持才得以维持, 绅权也依赖皇权的权威生存发展。这种相互制约与依存的结构适宜于传统时代的守成, 却不利于近代的变革。清末的改革士绅限于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只有在专制政权有进步倾向之时, 才会有革新的举措。

四、结语

在宪制发展的初期阶段, 一个整合的强有力的近代化精英群体是不可或缺的, 日本明治时代的宪制进程避免了大的政治动荡与分裂, 一定程度上即可归功于以“藩阀”为核心的维新士族的作用。与日本明治时代的情形相反, 中国在宪制发展的初期所面临的窘境, 与中国宪制进程初期的推动者———士绅阶层不无关系。而如何反思清末士绅阶层作为宪制推动者的历史局限性, 推动中国宪制的发展是当代宪法人必须研究和思考的课题。

摘要：清末的士绅阶层是中国宪制发展初期的主力推动者, 他们的利弊得失对当代中国的宪制进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传统士绅阶层的源起、中国士绅的社会作用和知识结构及中国士绅阶层不能推动中国宪制良性发展的原因三个方面入手, 试图对清末中国士绅阶层作为中国宪制进程推动者的局限性这一问题做出简要的分析,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宪制发展阻力重重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而中国清末士绅作为中国宪制进程的首批推动者对中国的宪制发展施加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关键词：中国宪制进程,清末,士绅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