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规划的特色农业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人们对高弹性的享受性消费需求增加，对愉悦身心和短期休闲度假的需求日益增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都市游、近郊游等短途游成为主流，环城游憩发展迅速。本文梳理了国内相关文献，分析了环城游憩带的概念、游憩行为、游憩资源及成熟度，得出环城游憩带研究现状。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产品规划的特色农业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产品规划的特色农业研究论文 篇1：

黄河口旅游目的地构建研究

【摘要】黄河入海口正在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特吸引力的新兴旅游目的地，但是对于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问题在理论研究上一直未能引起关注，在实践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对有关黄河口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简单梳理，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剖析，提出现阶段黄河口旅游的发展应提高到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的高度，推进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品牌化，深入挖掘黄河口文化内涵，优化产品（线路）设计，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

【关键词】黄河口；旅游目的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东营入海，不仅造就了这片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而且造就了黄河口 独特的旅游资源，而正是这些独特的旅游资源，正在使黄河口摆脱“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特吸引力的新兴旅游目的地。因此，依据旅游目的地有关理论，加强对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研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打造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是黄河口旅游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关于旅游目的地的界定

旅游目的地是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概念，是国内外旅游地理研究者在旅游系统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与旅游客源地相对应的概念，这些观点基本构筑了旅游系统由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连接体构成的主体框架②。这种旅游系统结构的主流观点也影响到一部分从经济角度出发对旅游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如张辉（2002）提出，旅游经济是由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中间连接体构成的哑铃经济体系[1]。

国外对旅游目的地概念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从概念界定上来看，国外对于旅游目的地概念主要是描述性定义，所做的界定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从旅游者角度所做的界定；第二个角度是从旅游供给者的角度出发所做的界定[2]。在国内，对于旅游目的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目的地形象、营销、管理及旅游对目的地影响等方面，同国外研究相类似，对旅游目的地概念的研究相对较少。

根据保继刚和楚义芳的观点，旅游目的地定义为“一定地理空间上的旅游资源同旅游专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其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成为旅游者停留和活动的目的地，即旅游地。旅游地在不同情况下，有时又被称为旅游目的地，或旅游胜地[3]。”

张辉（2002）认为，旅游目的地是拥有特定性质的旅游资源，具备了一定旅游吸引力，能够吸引一定规模数量的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特定区域[4]。

吴必虎（2001）认为旅游目的地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是指某个特定功能的旅游胜地，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首都的重要城市，甚至可以泛指整个国家[5]。早在1995年，他就指出，在中国，旅游目的地的演化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它们多数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的文化沉积[6]。而这些沉积的文化内涵，在目的地开发中，以资源文化内涵外化的方式提供给旅游者并使其得到文化上的体验（马波，1998）[5]。

魏小安（2002）采用引申定义的方式，将旅游目的地定义为：能够使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并追求旅游动机实现的各类空间要素的总和[7]。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概念界定差别不大，唯一需注意的是目的地文化是否归入旅游目的地概念体系中，对此吴必虎等诸多学者则鲜明指出对旅游目的地界定应注意其在较长历史时期所形成文化沉积因素，这种观点与后来区域旅游规划中出现的“文脉”或“地格”③（placeeality）分析思想应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旅游目的地概念是否应纳入目的地文化，可以从旅游活动与文化的关系来考究，目前对于“文化是旅游的本质”这一命题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相当一致的，同时从旅游发展史看出，各时期的旅游活动虽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主题倾向，但在本质上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追求的是文化享受，即经济是旅游的表象，文化才是旅游的本质。因此对于在旅游活动中发挥拉动作用、充当消费对象、享受对象的旅游目的地文化理应纳入旅游目的地研究和概念界定的范畴，从这一层涵义而言，吴必虎对旅游目的地界定是较为科学和全面的。

二、黄河口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评价与分析

作为一般规律，国内旅游研究往往滞后于旅游实践的发展，这一点在黄河口旅游发展中也有体现，目前对于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因此在目的地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诸多问题。

（一）相关文献与科研成果

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以入海口地区为主体，辅以油田景观、生态农业景观等，是黄河口旅游资源的精华所在，也是东营市旅游开发的重点区域。就旅游规划而言，近十年关于该区的相关规划主要有七个④，纵观黄河口旅游的相关规划，基本上通过对黄河口原生湿地资源状况的客观分析评价，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提出了黄河口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思路，构建了黄河口旅游发展的区划以及产品规划框架，成为了黄河口旅游发展的理论支持和操作指南，也正是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黄河口旅游发展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就黄河口旅游发展相关科研成果而言，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2002-2012）近十年中黄河口旅游发展相关研究的检索，共检索到有效论文23篇（较具代表性的如表1），其中对于黄河口旅游发展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资源保护与开发（18篇，占78%）、客源市场的分析与开拓（2篇，占8.7%）、地域文化研究（3篇，占13.3%）三个方向，其中近五年内（2007-2012年）发表的共17篇，占论文总数74%，说明黄河口旅游产业的发展，已经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点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黄河口旅游发展有力的理论支撑。

通过以上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得出目前对于黄河口旅游研究研究存在的三个问题：

1.当前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进行的，从旅游目的地建设角度对黄河口旅游发展所做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

2.当前研究仍然停留在资源分析及对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层次，虽然已经有学者对于地域文化（黄河口文化）进行研究，但篇数较少，说明对于黄河口旅游发展的深度研究不足；

3.对于黄河口旅游的研究基本处于静态研究状态，没有从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产品升级换代等动态角度对黄河口旅游发展进行分析和思考。

（二）黄河口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实践评价

黄河口拥有世界级的旅游资源，但是并非世界级的资源就对应着世界级的产品和旅游目的地，这里面涉及如何转化的问题。就当前黄河口旅游发展的实践分析，其“资源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产品优势”，在产品类型、线路总体设计、配套设施建设、游行比等方面存在问题。

1.地标区建设滞后。地标区是旅游地中唯其独有的、逐渐成为其标志的形象特征所在的区域，往往是地方文脉的集中体现，标志性产品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和象征，代表着旅游过程的高潮，两者在市场宣传特别是在旅游过程体验设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地标区的建设一直是黄河口旅游发展的一个难题和关键问题，在黄河口旅游产品开发上缺少类似青岛栈桥这样的标志性旅游产品，游程开始后到底高潮在哪，最佳的拍照地点在哪，到哪个地方能证明到过黄河入海口，这一系列关键点都缺乏科学的设计和安排，给人的感觉整个游览过程平铺直叙，没有使人眼前一亮或为之心动的感觉，更没有高潮而言，不会给游客留下太深的印象，满意度不高。

在以往的规划中，有的认为保护区内的大汶流鸟类驯养救护中心应设计为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内的地标区，笔者认为不妥，因为其本身缺乏黄河口地域文化符号。目前来看，由同济大学设计的黄河口游客综合服务中心-----生态之盒在颜色设计、外观、形象设计上，可以作为黄河口旅游的地标区进行打造和宣传。

2.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从旅游目的地发展的角度分析，“黄河口”的旅游吸引力不仅仅源于其自然禀赋，而且还在于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但目前黄河口旅游产品无论在类型还是形式上都较为单一。

首先从产品类型分析，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主要以自然生态资源为主，景观质量季节差异极大，旅游淡旺季矛盾突出，工业、人文旅游产品等产品类型尚未形成系列，最为关键的是在目的地线路设计中缺乏对于地域文化（黄河口文化）展示的产品和载体，缺少文化元素，仅仅依靠这种自然生态观光型旅游产品组合是不能满足目的地发展需要的。

从旅游产品形式分析，在新的市场发展趋势下，旅游产品层次应更强调享受性质和体验特征，但目前黄河口旅游产品仍以观光产品为主，停留在资源展示层面，体验、参与项目缺乏，尚不能满足游客需求多层次、多样化的要求；同时观光旅游产品也存在诸多问题，仍然处于初级开发水平，高质量的观光旅游产品应突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知识性和享受性，这几方面在黄河口观光旅游产品开发中都没有充分得到体现。

3.配套设施问题。从整体产品的角度进行分析，旅游产品是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产品，传统的观点认为主要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配套设施建设的滞后直接影响旅游产品的质量。随着黄河入海口旅游南线道路的建设，黄河口旅游交通瓶颈基本解决，2012年黄河口旅游区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的完善，使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旺季购票拥挤、停车场、中午用餐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但问题依然存在，突出的还是“吃”的问题，这个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吃饱的问题，即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以主打产品黄河入海口旅游南线（大汶流入海口景区）为例，一般的游程安排上午入海口景区，游览活动一般在中午基本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午就餐问题，景区服务中心价格偏高，对于大众旅游者是不适合的⑤；景区外是距大汶流管理站大约半小时车程的黄河口镇，黄河口镇是按照主题城镇的立意规划建设的，其建筑、餐厅装饰、就餐桌椅与餐具较具特色，但是突出的问题是规模不够，旺季接待能力不足。其二是吃好的问题，即地方特色美食。目前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孤岛鲜鱼汤，但是从大汶流入海口景区至就餐地点需一小时时间，店面普遍存在档次不高、服务质量较低的问题，同时由于品牌整合与规范管理力度不够，存在良莠不齐的局面。

4.旅游线路行游比不合理。国内外发展实践说明，一个成熟的旅游目的地一般都拥有自己的主打线路（产品），并且其线路（产品）在游览时间长短、旅游项目的多少、花在旅途上的时间、花费比值的多少等方面都有合理的搭配。

黄河口旅游在这一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作为主打产品，大汶流入海口景区主要景点的游览一般在4小时左右，而周边相邻区域尚未开发出在档次上、类型上与入海口产品相匹配、互补形成合力的辅助产品（如石油工业旅游产品尚未形成系列），较多的产品仍然处于待开发或零散的资源展示状态，主打线路在游览时间安排上不充裕。从主要客源市场分析，省内主要客源发生地如青岛、济南、潍坊等地至黄河口一般需要3-4小时左右，而作为国内三大客源产生地之一的京津地区一般需要6-7小时以上，旅途时间与游览时间相比较，行游比不合理。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旅游目的地，如果主打线路旅游时间安排不充裕、行游比不合理，游客一般很少选择将其作为过夜游目的地和首选目的地，并且对产品的评价和旅游效果会大打折扣，更不利于客源市场的培育。

三、目的地建设对策与措施

关于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演进过程，公认并广泛应用的是巴特勒（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虽然自提出之后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一理论有过争论和质疑，认为这一理论只是一个哲学层面上的命题，实践中没有一个旅游地的发展轨迹与巴特勒的曲线基本相符（阎友兵，2007）[8]，但在实践中当一旅游地完全不受外部环境异常因素影响时，决定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还是旅游地吸引力的变化（余书伟，1997）[9]，因此综合判断，黄河口旅游地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针对目前现状和问题，建议目的地建设方面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一）系统规划，明确建设目标

目前黄河口旅游发展的关键不再仅仅是资源开发的问题，而是“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系统问题，包括现有产品优化升级、产品类型丰富创新、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旅游线路的再设计、旅游服务队伍建设、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创新、旅游行业管理体制的完善等。所以各级管理机构首先应统一认识，将思想认识提升到建设一流目的地建设的思路上来，依据目的地建设的有关理论和发展规律，制定系统的目的地建设规划；其次要有明确的目标，基本要实现近期目标（1-5年内）建设国内成熟旅游目的地，远期目标（15-20年）打造世界一流、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旅游目的地。

（二）科学定位，推进“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品牌化

在旅游经济体系中，营销是旅游目的地建设和发展链条的终点，也是目的地进一步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魏小安，2002）[7]，旅游目的地品牌化是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的集合，即通过创建名称、标志、徽标、文字标识或者其他图表，以识别和区分旅游目的地的一系列活动[10]。该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旅游目的地营销、旅游目的地形象建设以来，已经成为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热点话题，品牌化也成为当前旅游目的地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力途径。

1.明确主题，科学定位。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应明确“黄河口”品牌（口号）的基本定位，在旅游目的地宣传、营销中强调“黄河口”湿地资源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两个主题。因为这一品牌（口号）不仅能体现目的地的历史、社会、地理和文化价值的独特性，区别于其他目的地，而且能够彰显目的地的独特文化元素，创造品牌个性。

综观国内相关研究，一般对于主题定位口号解释与应用都强调了从供给角度设计的目的地形象（目的地向市场推出的自我形象），即“投射形象（Projected Image）”，对旅游者心目中所持有的目的地形象即“接收形象（Received Image）”则未给予应有关注[11]。所以在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对“黄河口”这一品牌（口号）推出后的调研，调查这一品牌（口号）在客源市场的知名度与熟悉度，了解“投射形象”和“接收形象”是否一致，努力实现二者的协调统一。

2.整合品牌元素，塑造“黄河口”品牌。一般而言，一个成功的旅游目的地品牌的影响力来源于其品牌名称、主题口号、标志和商标元素传递信息的一致性。因此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在明确“黄河口”品牌的基本定位基础上，要深化“黄河从这里入海、石油之城、生态之城”的宣传，做好标志性产品或地标区的打造，因为作为地域文化符号的载体，地标建筑是建设一个成功的旅游目的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新建成的黄河口游客综合服务中心----生态之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黄河口的地域文化，可以作为黄河口地标性的建筑打造。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在认识上要明确把生态之盒作为黄河口旅游的地标性建筑；二是在行动上，在目的地市场营销中，要通过各类媒体的多层次展示，把生态之盒作为黄河口目的地形象的一个符号来进行宣传。

（三）深度挖掘，创新文化旅游产品

文化是旅游的本质，黄河口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千古母亲河伟大的归结之处……一个让人激动的地方。[12]”黄河口旅游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湿地生态资源优势，更大的优势在于其文化优势，这是黄河口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必不可少的催化剂，也是关系黄河口旅游深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13]。

1.准确进行文化定位，实现观光产品的优化升级。目前对于黄河口的旅游规划和产品设计，还仅仅停留在自然资源的简单利用上，产品以一般性观光游览产品为主，类型单一。所以今后发展应定位于对“黄河口”这一地域文化和地理符号的挖掘，充分利用黄河口这一独一无二的优势，转变开发思路，努力促进地域文化在产品层面的展示度，在观光旅游线路（产品）设计中融入黄河口文化元素，实现目前观光产品的优化升级。

2.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开发“黄河口”文化主题产品。黄河口文化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具有主题恒定和地域嬗变的双重特征[13]。应该加强对于黄河口文化的研究，深层次挖掘黄河口文化内涵，开发诸如羊皮筏子漂流等具有黄河流域传统文化符号、游客参与性强的文化产品系列，开发黄河口文化乐园、黄河文化博物馆、黄河口主题公园等产品，探索黄河口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转化的方式和途径，加快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发展的步伐。

（四）大胆创新，优化线路组合

旅游线路的设计应当遵循市场性原则、特色性原则、效益型原则、季节性原则、网络性原则[14]。目前应尽快完善黄河口主打旅游线路，加大辅助线路的开发力度，优化线路组合，构建多主题、多形式、多层次的旅游线路体系。

1.完善入海口主打旅游线路。为解决目前黄河口旅游产品及线路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尽快完善大汶流入海口旅游这一主打产品，对策是精心设计诸如深圳东部华侨城的“天禅”、桂林阳朔“印象·刘三姐”、“云南印象”、“魅力湘西”等以“黄河口”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旅游演艺产品⑥，剧场选址就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附近（可以优先考虑设在大汶流管理区西门），这样游客在上午游完入海口后下午欣赏地域文化演出，不仅解决目前主打线路时间短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原生态湿地产品中融入文化元素，使黄河口主打线路更完善，旅游者经历更完整，对黄河口的体验更深入。

2.合理设计游览线路， 构建多层次旅游线路体系。在完善大汶流入海口线路基础上，加大对石油工业旅游、孙子文化旅游、黄河口农业旅游、西马楼海上体验游、神仙沟“梦里水乡”游、“刘集—渤海垦区”红色旅游等产品的开发力度，设计主题鲜明、游客参与、形式多样的多类型的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旅游线路，使其成为黄河入海口旅游主打产品的必要补充，形成完善的旅游目的地产品体系。

（五） 精心组织，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发展成熟度的重要标志，是旅游目的地功能完善的重要方面。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目的就是发挥目的地的综合优势，变单纯的以旅游景点为主要内容的资源竞争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竞争[15]，因此，黄河口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就成为当前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1.理念上提高认识。在内容上，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旅游公共交通服务、旅游公共信息服务、旅游公共安全服务、旅游公共环境服务、旅游公共救助服务等五大方面内容[15]，它不等同于旅游经营性服务，而是更强调社会公益性质，以满足旅游者对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为主要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在深度上，旅游公共服务不仅仅提供旅游咨询服务、旅游投诉处理服务，而是应符合国际旅游公共服务的标准和惯例。

2.体制上要有创新。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涉及交通、城管、建设、卫生、公安等多个部门，仅仅依靠旅游主管部门难以有效实施，这就要求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在体制上必须创新，如成立由市领导亲自参与的“旅游目的地建设领导小组”，使各部门统一认识、达成共识、统一协调、有效组织、共同推进，促进黄河口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3.方式上灵活多样。参照国内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应在政府主导下，推动企业多种方式参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企业参与市场运营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参与的内容可整体、可部分，有些项目也可以完全市场化运作，前提是不影响旅游公共服务的公益性质。

4.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以人为本、方便游客”的原则，各项建设要充分考虑游客的需求，精心设计，细化服务；二是可持续发展原则，这是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建设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黄河口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一旦受损很难恢复，所以在实践中不但加强服务人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和教育，而且还要注意对游客行为的教育和引导，更要在各种细小环节如垃圾箱的配备、环保警示牌设置、垃圾回收和处理、进入景区车辆的限制等方面综合考虑。

四、结束语

黄河口拥有着世界级的自然旅游资源，这种资源禀赋决定着黄河口有潜力成长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因此加强对处于发展初期的黄河口旅游目的地的理论研究，探索适合黄河口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模式和途径，解决在目的地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瓶颈，对于建设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注释】

关于黄河口地域概念的界定因历史上黄河“善淤、善决、善徙”而导致其河口的变迁极为复杂，在研究中一般认为黄河口就是黄河三角洲的代称，但是黄河三角洲按其形成年代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黄河三角洲，出于具体研究的需要，同时因近代黄河三角洲90%以上地域在东营市行政辖区之内，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以东营市行政区划范围来界定黄河口。

Gunn1972年提出的旅游功能系统模型、Mill、Morrison1985年提出的模型以及Leiper提出的旅游系统模型和吴必虎提出的旅游系统概念模型，基本构筑了旅游系统由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连接体构成的主体框架。

③“文脉”或“地格”是指旅游目的地所具有的自身独特的地方特征，类似于人格的养成过程，既有先天的基础，又有后天的涵育。先天的基础就是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后天的涵育相当于人类的历史文化作用。引自：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205

④七个规划分别为：《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2001.11）、《黄河口湿地生态旅游示范区总体规划》（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系，2001.12）、《东营市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青岛大学旅游学院，2004.4； 2009年进行了二期升级规划）、《黄河入海口风景区概念性规划及部分重点区域控制性规划》（北京达沃斯巅峰旅游规划设计院，2006）、《垦利县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南开大学旅游学系，2007）和对《黄河口文化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07）、《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纲要》（山东省林业检测规划院，2008）。

⑤黄河口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与发展，大众旅游市场是主体市场，所以这一关键问题应尽快解决。

⑥所谓旅游演艺产品是指旅游景区现场进行的各种表演活动，以及在旅游地其他演出场所内进行的，以表现该地区历史文化或民俗风情为主要内容，且以旅游者为主要欣赏者的表演、演出活动等。李幼常.浅谈旅游演艺兴旺的原因，中国旅游报，2007—4—2，5.

【参考文献】

[1]张辉.旅游经济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64.

[2]钟行明，喻学才.国外旅游目的地研究综述——基于Tourism Management 近10 年文章[J].旅游科学，2005，19（3）：2.

[3]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78.

[4]张辉.旅游经济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64 .

[5]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229.

[6]吴必虎，刘筱娟.中国山地旅游区的文化沉积问题：试论文化地貌学，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委员会编：《地貌·环境·发展》，260-263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7]魏小安.旅游目的地发展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2-3.

[8]阎友兵.旅游的生命周期理论辨析[J].旅游学刊，2001，16（6）：54.

[9] 余书炜.“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综论[J]，旅游学刊，1997，（1）：32-37.

[10] Blain C， Levy S E， Ritchie J R B. Destination branding： insights and practices from destin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5，43：328-338.引自：刘丽娟，李天元.国外旅游目的地品牌化研究现状与分析[J].人文地理，2012，124（2）：27.

[11]李天元，曲颖.旅游目的地定位主题口号设计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基于品牌要素视角的分析[J].人文地理，2010，113（3）：115.

[12] 2006年9月2日余秋雨参加2006垦利黄河口文化旅游节高层论坛，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讲——余秋雨，山东之旅让人激动[N].济南.大众日报，2006-9-8.

[13]李万立.黄河口文化内涵界定与解读[J].旅游世界·旅游发展研究，2012，4：43-46.

[14] 罗兹柏，张述林.中国旅游地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15] 王信章.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与旅游目的地建设[J]，旅游学刊，2012，（1）：6-7.

作者：李万立

产品规划的特色农业研究论文 篇2：

休闲体验需求提升背景下环城游憩带研究综述

摘 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人们对高弹性的享受性消费需求增加，对愉悦身心和短期休闲度假的需求日益增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都市游、近郊游等短途游成为主流，环城游憩发展迅速。本文梳理了国内相关文献，分析了环城游憩带的概念、游憩行为、游憩资源及成熟度，得出环城游憩带研究现状。

关键词：环城游憩带;游憩行为;游憩资源;成熟度

本文索引：赵思齐，刘欢.<标题>[J].商展经济，2022（03）072-075.

国民旅游需求增长，旅游不再仅是追求好山好水好风光，更多的是追求放松地度过闲暇时间，享受自由时光。受新冠疫情影响，都市游、近郊游持续升温，自然生态、近郊乡村深受游客青睐。脱贫攻坚进程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壮大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特色产业，促进了环城游憩空间的发展。同时，环城游憩带的发展，为城郊地区带来人力、财力、物力，促进了城郊地区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概念的提出

环城游憩带实际上是一种位于城市郊区的游憩活动空间。国内外对环城游憩区域的研究起源于对城市近郊区的关注，我国对于城市郊区的研究起步较晚。

20世纪80年代初，在前苏联，每个周末都有很多市民前往郊区的度假村和观光园。Gunn在系统分析城市土地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将城市周围地区土地按照距城市的远近划分为都市带、郊区带、乡村带等。Edward将大阪郊区的游憩空间从游客的角度划分为旅游同心圆地带，分别为市中心区域、半日游、一日游和隔夜旅游带[1]。

我国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影响，城市和乡村分隔明显，结合部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东部地区城市的扩张，城乡出现融合态势。1995年实行周末双休日制度以来，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城市居民的时尚选择。人们的休闲游憩活动行为正在从过去闲暇时间分散的、不同的活动空间走向综合的、设施集中的活动空间[2]。邹积林（1990）结合地方性应用区划的基本思想，提出圆环状结构划分，更符合旅游活动的实际[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春晓（1997）等都开始对城市郊区县域的旅游规划、开发与管理进行研究[4]。城市化的发展给市民带来了便利的交通，便捷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市民带来方便的同时，生活垃圾、废气废水等污染了生活环境;私家车数量增多、公共设施不断建设，挤占了城市生活休闲空间，对旅游资源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影响了旅游资源质量，不利于城市游憩地的产生，旅游投资者便把目光聚焦到城市郊区，促进了城郊地区游憩带的形成与发展。

吴必虎等提出在城市郊区开发建设为城市居民提供用于休闲娱乐的游憩设施、场所和公共空间构成环城市游憩活动频发地带，简称“环城游憩带”[5]。之后，学者多基于这一概念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环城游憩带的概念也在不断完善。

2 游憩行为研究

研究环城游憩带游憩者的游憩行为，意义在于把握客源市场的运动特征，为游憩资源开发利用、游憩产品规划设计提供依据。

对于游客出行距离的选择，吴必虎认为，在游客空间移动规律的影响下，超过50%的城市居民优先选择在距市中心50km的范围内组织游憩活动。在对西安、成都、长春和上海4个城市居民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虽然各城市在城市区位、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总体上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闲出游市场随距离增加而衰减[6]。粟路军、许春晓（2008）通过调查长沙市居民对游憩距离的选择发现，游客心目中环城游憩活动的理想距离是城市周边1～2小时车程可达的200km的范围[7]。

市民对不同产品类型游憩地的选择偏好是不同的。李红超（2006）研究济南环城游憩带时发现，市民近郊出游和自然风景游览占绝对优势[8]。无论哪个年龄层次，都偏好自然风景类目的地。年纪较大的旅游者偏好文物古迹类旅游景点。年龄越大，对娱乐游戏类的景点偏好越低[9]。市民选择到城市郊区的游憩带旅游，不仅受出行距离的影响，还为了缓解工作的压力，缓解紧绷的状态，找一个机会与家人或亲朋好友拓展兴趣，促进关系的融洽，接触自然，感受生活的美好，这与旅游的本质特征一致[10]。

3 游憩资源研究

3.1 游憩资源评价

对环城游憩带游憩资源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以充分了解游憩资源情况，为环城游憩资源的合理规划与开发提供借鉴。

王红兰等（2007）以城市环城游憩带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用层次分析法对其作了定量分析，从而得到每个景点的权重，再用模糊记分法给每个景点打分，最后通过综合评价方法得到城市环城游憩带各个旅游资源的综合得分情况，并根据得分结果和实际情况对旅游资源进行分级，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环城游憩带发展格局及政策建议[11]。冯晓华、虞静峰（2011）依据《国家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标准》，结合乌鲁木齐市游憩地的开发现状，先对游憩地进行分类，再对各类型游憩地进行评价，结果发现乌鲁木齐市拥有较为齐全的游憩地类型，游憩资源丰富，发展环城游憩带的旅游资源禀赋较高，具有一定的优势[12]。

3.2 游憩地类型

游憩地是市民进行环城游憩的基础。凡是能夠对人产生吸引力的东西，凡是和人们的游憩活动产生联系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游憩地。

杨新军、刘军民（2001）总结近年来我国大城市郊区的旅游开发状况，提出城市郊区主要旅游目的地类型是旅游度假区、主题公园、乡村度假休闲旅游和产业旅游[13]。张红（2004）将所有游憩地根据其商业程度结合游憩功能划分为商业性和公益性两种游憩地类型[14]。苏平等（2004）根据旅游地的资源属性和旅游活动的性质将旅游地分为9种类型，将北京市旅游地归并为自然观光、人文观光、人工娱乐和运动休闲四种旅游地类型[15]。安颖（2008）综合考虑城市游憩地的发展现状，增加了民俗体验游憩地[16]。李俊纳（2011）按现代旅游产业资源分类方法，将旅游资源划分为观光型旅游资源、度假型旅游资源、生态型旅游资源和专项旅游资源[17]。李瑞（2015）结合南阳市的地形地貌特征和自然人文资源条件，把环城游憩带资源分为四类[18]。王庆伟（2004）以满足客源市场需求的相关旅游基础条件为依据，将旅游地划分为旅游度假风景地、乡村民族民俗旅游地、文化遗址旅游地、产业旅游地、城市休闲公园五类[19]。不同城市的旅游发展状况各有不同，学者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不同，游憩地划分的依据就会有所不同，游憩地就有不同的划分结果。

3.3 游憩地空间结构特征

运用空间结构、计量地理学及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研究环城游憩地空间结构特征，发现不同类型的游憩地，由于旅游活动特征、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投资规模、人均消费等方面的差异，在空间结构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吴必虎（2001）研究上海环城游憩带发现，环城游憩带的区位不完全受行政界线的制约，有时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环城游憩带。城市居民在环城游憩带的游憩活动随距离的增加频率逐渐降低，在旅游资源基础条件好的地区及交通干线游憩频率较高[20]。学者研究发现，北京等城市环城游憩带人工娱乐型游憩地距城市中心最近，自然观光型游憩地距城市中心最远。但长沙不同类型游憩地则呈现与北京不同的圈层分布特征，长沙休闲度假类游憩地距市中心最近，人工娱乐类游憩地距市中心最远，历史古迹类游憩地和自然景观类游憩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介于两者之间[21]。自然观光类游憩地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依托现有的自然资源，受资源分布影响，自然观光类游憩地的空间离散指数小。人文观光类游憩地的形成主要依托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或产生的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旅游资源，人文观光旅游地的空间离散指数大。

李江敏等（2009）研究武汉市环城游憩地的空间演变，发现在环城游憩带发展初期，最先被投资开发的是资源基础条件好、交通便利的游憩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不断建设的交通线路将游憩地连接在一起，使多处游憩地呈现轴状联动发展。随着交通轴线周边游憩地的不断发展，周边地区被带动起来，周边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游憩地或次级游憩地也被带动发展起来，最终呈现游憩地的团块状发展，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22]。

4 成熟度研究

环城游憩带内众多游憩地在经历各自的生命周期，它们的发展变化共同决定着环城游憩带的发展阶段。借鉴成熟度的概念，科学选定一系列的指标构建评价体系，确定环城游憩带不同区域游憩地的发展状况，从而为游憩地当地政府部门及旅游管理部门对旅游规划的制定及相关政策的颁布提供参考，为旅游投资者的决策提供依据。

杨紫英（2009）建立了城市環城游憩带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体系包含评价总目标、评价准则层及指标层。将环城游憩带按成熟度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近成熟期和成熟期四个发展阶段。北京市环城游憩带距市中心距离越远，游憩空间成熟度越低，表现出明显的距离约束[23]。杨利、李娜妮（2018）构建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发现长沙市环城游憩带缺乏处于成熟阶段及不成熟阶段的环城游憩带[24]。针对环城游憩带成熟度的现状，采取相应的措施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5 发展环城游憩带的意义

随着环城游憩带的发展，游憩地当地的旅游产品不断丰富，扩大了旅游容量，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时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挥积极作用[25]。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为城乡结合区、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旅游业的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城游憩带的发展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有力支撑。城镇化为环城游憩带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和资金保障，促进环城游憩带的形成和发展。同时，环城游憩带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结合地区及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城郊地区带来了人力、财力和物力，促进环城游憩带和城镇化的共同发展[26]。畅通国内大循环，健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机制，促进城乡区域良性互动，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环城游憩带的发展建设，有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6 结语

国内对环城游憩带的研究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环城游憩带的主要客源是城市居民，基于人口学特征调查研究城市居民的游憩需求与旅游行为特征，对其目的地选择要求进行了研究。了解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城市居民的游憩需求有何不同，针对游憩者需求的差异性，结合游憩地的资源特性及供给的针对性，设计合理有效的营销策略，为旅游投资者选择游憩地类型提供参考。二是研究对象从大城市的环城游憩带发展到对中小城市环城游憩带的研究，采用定量的方法，选取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判定环城游憩带所处的发展阶段。选取一定的标准，对游憩资源进行分类，研究不同产品类型的空间结构特征。三是研究城市的环城游憩带，在分析游憩资源的基础上，对环城游憩带的项目开发提出建议。

受新冠疫情影响，城郊游、乡村游等环城游憩越来越受到城市居民的欢迎，对环城游憩带的研究，对于合理配置城市游憩空间，整合跨区域资源要素，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现有的对环城游憩带的研究包含对游憩地、游憩资源及游憩者方面的研究，但多是研究某一年份的特征，环城游憩带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游憩需求的变化，也会呈现不同的发展特征，因此可以继续研究环城游憩带的动态发展演变规律。

参考文献

安艺.西安市环城游憩带旅游地空间布局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

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邹积林.旅游区划问题探讨：以成都地区为例[J].旅游学刊，1990，5（2）：26-28+55.

许春晓.欠发达地区周末度假旅游开发初步研究[J].经济地理，1997（3）：68-71+67.

吴必虎.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J].地理学报，1997，52（2）：97-102.

吴必虎，方芳.上海市民近程出游力与目的地选择评价研究[J].人文地理，1997，12（1）：17-22.

粟路军，许春晓.城市居民环城游憩距离选择的实证研究：以长沙市为例[J].旅游科学，2008，22（1）：34-39.

李红超.环城游憩带旅游开发研究：以济南为例[D].济南：山东大学，2006.

吴必虎，唐俊雅.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選择行为研究[J].地理学报，1997，52（2）：97-103.

胡勇.南京市环城游憩带旅游开发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

王红兰，李平.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济南市环城游憩带旅游资源的评价[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 28（3）：279-282.

冯晓华，虞静峰.少数民族地区大城市环城游憩带旅游资源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 27（8）：750-752.

杨新军，刘军民.城市旅游开发中的产品类型与空间格局[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1（2）：179-184.

张红.大城市环城游憩带旅游开发与土地利用研究：以西安市为例[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4.

苏平，党宁，吴必虎.北京环城游憩带旅游地类型与空间结构特征[J].地理研究，2004（3）：403-410.

安颖.基于GIS的环城游憩带微观格局研究：以北京市为例[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8.

李俊纳.城乡统筹背景下长春市环城游憩带开发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1.

李瑞.南阳市环城游憩带游憩资源类型及其评价[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14（12）：47-55.

王庆伟.长春郊区游憩景观空间结构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4.

吴必虎.大城市环城游憩带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地理科学，2001，21（4）：354-359.

杨利，马湘恋.长沙市环城游憩带空间结构特征[J].经济地理，2015，35（10）：218-224.

李江敏，李志飞，郑姿.“两型社会”土地优化利用：环城游憩带的路径[J].理论月刊，2009（10）：39-41.

杨紫英.北京环城游憩带成熟度评价模式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9.

杨利，李娜妮.新一线城市环城游憩带成熟度实证研究：以长沙为例[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3）：47-80+87.

乔海燕.论环城游憩带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97-99.

郑文.城镇化与环城游憩带互动关系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2.

作者：赵思齐 刘欢

产品规划的特色农业研究论文 篇3：

海峡西岸经济区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区域三螺旋合作

摘要:本文首先对大学一企业一政府区域三螺旋空间运行过程进行了理论探讨,在此基础上,尝试着从政府、三螺旋竞争性企业、创业型大学这3个区域合作方角度,探讨它们在孕育海峡西岸经济区特色产业集群过程中,彼此之间互动影响而逐步形成区域三螺旋合作,进而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成为竞争性区域。

关键词:海峡西岸经济区　区域三螺旋　特色产业集群　三螺旋竞争性企业　创业型大学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区域正由地理、政治和文化实体转变为由企业、大学和政府部门网络组成的三螺旋创新空间,即区域空间由一系列政治组织、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组成,它们一起合作改善区域创新条件,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区域三螺旋。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实现两岸要素资源优化整合的先行先试区域,通过开展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区域三螺旋合作,逐步孕育形成区域特色产业集群,进而催化形成独特的竞争性区域特质。

一、大学-企业-政府区域三螺旋空间运行过程

(一)三螺旋创新模式的内涵

三螺旋初始概念来源于古代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当时人们发明了一种三螺旋状的提水螺旋,用来把水从低处提到高处,成为灌溉巴比伦公共农场和“空中花园”的农业水力系统创新的基础(Dalleyet aI,,2003)。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亨利·埃茨科威兹教授将三螺旋物理创新加以社会化引申提炼,提出三螺旋创新模式(埃茨科威兹,2005),即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在创新过程中密切合作、相互作用,在保持自身的独立身份和原有作用的同时都表现出另外两方的某些能力。在三方相互联系和作用中,代表这三方的机构范围的每个螺线都获得更大的能力进一步相互作用和合作,支持在其他螺线里产生的创新,由此形成持续创新流而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大学、产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改善区域创新条件的关键。产业、政府、大学都是三螺旋的重要成员,其中,产业是生产场所;政府是合同关系的来源,并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和交换;大学则作为新知识新技术的来源,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当这三个机构范围都起其他机构范围的作用同时而保留自身独特身份时,每个机构的功能就得以放大。具体而言,大学将知识资本化作为学术目标,通过鼓励起源于大学学术研究的新公司的形成,起到了产业的作用;公司为了提高技术层次而对员工开展培训,并通过合作经营来分享知识,具有大学的某些特征;政府充当公共风险投资者的同时仍继续进行常规的工作。

(二)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

伴随着知识成为新产品开发和形成未来产品开发基础结构的更重要因素的同时,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不断增加。创业行动不仅是产业领域形成公司的个体活动,不仅有个体的创业行动,还有组织的创业行动。创业者不仅是公司,也包括大学和政府组织。由大学、产业和政府相互作用形成的三螺旋已成为孵化器、科技园和风险投资公司等创设的平台。而且,大学和其他知识生产机构性能的不断加强,成为基于智力资本以某种形式更新旧经济或创造新经济活动战略的组成部分,其范围从政府、大学与产业实验室的研发活动扩展到现有产业的缄默知识的产生。而当知识的新交叉充满现有产业和新旧知识的各种结合成为公司形成的基础时,大学和其他知识生产机构将取代产业成为核心螺旋线。之后,政府与产业介入支持大学的发展,共同建立加速新知识生产的大学研究中心,由此,大学将从产业、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以进一步增强其传统的科学研究能力。

(三)区域三螺旋空间

由一系列政治组织、产业实体和大学机构共同合作改善区域创新条件,彼此相互作用而形成区域三螺旋。区域三螺旋相互作用主要发生于一系列知识空间、趋同空间和创新空间中,这三个空间彼此重叠和交叉。(表1)

其中,创新活动的初始阶段通常由相关研发活动组成的知识空间而创造。知识空间以“临界质量”的形式为区域发展提供建筑材料。在地方区域里,这种“临界质量”的可达性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Casas ela J,1999);趋同空间是把区域内具有不同组织背景与观念的各种创新活动组织到一起的中立场所,体现为相关参与者在一起工作的过程,包括头脑风暴、问题分析和计划形成等活动。根据对本区域知识来源的分析,人们了解它们所具有的创新潜力。来自大学、产业和政府等方面的人们被组织在一起,进行调研与讨论等活动,最终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与新战略。通过创造趋同空间,将具有不同机构范围背景的人们集中在一起,参与讨论并产生创新项目、行动计划或发展战略,可以使知识空间由潜在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源泉。此外,让这些有着不同背景的活动者共同参与战略评论和计划形成过程,可以使利用各种所需的资源实施计划成为可能;创新空间作为填补资助创新活动的缺口,创造努力实现趋同空间所确定的战略目标的新组织机制。在这三个空间相互作用形成区域三螺旋空间中,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得以孕育形成(图1)。

(四)孵化器推动区域三螺旋空间的创新孵化

孵化器源自技术发明到创新过程系统化的公私兴趣汇合,如寻求发展其创新想法的发明者和与其核心竞争力不直接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推动区域发展的大学等,在原有产业基础上,通过大学孵化器的发展更系统地组织源自大学研究的高技术新企业的开发。现代大学企业孵化器将大学与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成为培育高技术新企业发展的支撑结构,以及作为致力于科学发明应用和大学研究商业化的金融支持的一系列复杂组织创新组成部分。主要有工业研究实验室、技术转移机构和风险投资企业。当前,各地区科学技术发展已日益嵌入到大学一企业一政府三螺旋相互作用关系之中,大学、政府和企业3个范围的机构都在偏离其传统作用而起混合作用,产生了诸如企业家型学者、学者型企业家以及政府企业式发展战略等混合现象。而孵化器成为推动大学一企业一政府三者关系内在化的组织,推动这三方相互作用并为这些混合作用提供发展空间。在孵化器内的企业之间,孵化器与其他机构之间的网络都拥有提高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发明活动速率的潜力。

孵化器已进化为多功能和创业教育实体,具有研究和教学的双重身份,是横跨大学、企业和政府网络的组成部分。大学孵化器通过前向线性模式,即企业基于对大学研究的商业潜力的认识,和后向线性模式,即企业立足于大学对产业领域的研究兴趣,以及该地区拥有公共支撑服务和更容易邻近大学里的设备、教职员工和学生等来创建高新技术企业。由此,创业型大学里的孵化器通过孵化新的研究中心和

企业增强了大学自身的科研实力。孵化器里的企业和依托的大学里的科研人员以及公共研究实验室开展合作,导致新的研究项目和新的合作研究中心通过这些合作得以有效组织起来。

二、政府营造孕育特色产业集群的区域三螺旋支撑环境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以各种形式参与各个层次的区域合作,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黄绍臻,2009)。1980年代以来,顺应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迅猛,两岸经济的互补性和依存度不断提高,海峡两岸的经济整合已成为大势所趋(王勇,2009)。与此同时,海峡西岸经济区在发挥对台“五缘”优势的基础上已成为实现两岸要素资源优化整合的先行先试区域(见图2)。由此,基于区域比较优势而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开展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区域三螺旋合作,有助于实现海峡西岸和海峡东岸资源的优化配置,培育区域竞争性企业,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特色产业集群的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进而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竞争能力。

(一)“创新政府”为三螺旋企业的初期发展提供风险资本扶持

中小企业是海峡西岸经济区技术创新的主体。由于当地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缺乏雄厚资金和技术基础支持的制肘,从而企业R&D投入相对不足。为此,地方政府可通过为其提供贷款保证、各种政府基金中介等,帮助解决当地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资金瓶颈,同时带动海峡西岸经济区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促进企业融资的多元化(赵林海、陈首哲,2007)。为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要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宽松的宏观环境。其中,在法律环境上,海峡西岸经济区各级政府要尽快出台有关的政策法规,将风险投资事业纳入法律保障之下。同时不断规范风险投资的投资行为,切实保护创新者、创业及风险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政策环境上,要制定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财税、金融、土地、人才、户籍、企业登记等优惠政策。同时在产业政策上要完全放开投资限制,要“放大促小”,特别是要成立中小企业创业促进中心,赋予其应有的责、权、利,促进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型高新企业超常规发展。

另一方面,要创造能容纳多元投资主体的通畅的资本进入渠道,加大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投入力度。海峡西岸经济区各级政府应尽快成立政策性风险投资种子基金,每年将一部分财政经费投入到种子基金。种子基金重点要建立起创新企业的孵化器功能,为创业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与管理咨询,侧重进行风险投资的前期投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地区发展高新技术的重点领域,确定相应的R&D项目以纳入地区预算中重点资助。对于预期有较大潜在市场价值的研究成果提供创办资金,帮助其进行技术开发和推向市场。对可产生重大技术突破而风险大的R&D项目,由各地区政府出面承担风险,予以阶段性资助。并且要向科研人员提供资助,鼓励其从事与企业发展相关的R&D工作。同时,改组纯国有性质的各种投资公司,剥离不良资产,盘活存量,吸收民间资本参与,在此基础上组建新的投资公司进而改组为风险投资基金。

第三,要打造足够承载风险投资发展的坚实企业基础,为台湾地区风险投资进入创造条件。立足于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以福建省为主体中小企业多的优势,加快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对现存的高科技企业实行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模式的产权改造。通过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基于未来的合作共谋发展,用市场机制和市场原则来筛选高科技企业,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为台湾地区风险投资进入创造条件。

第四,应优化台商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增加对风险投资者的优惠,对现行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进行整合,加大建立统一的鼓励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同时,要促进产业集聚,增强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和辐射带动力,综合利用海峡西岸港口优势和对台合作交流优势,吸引台湾地区的风险投资,加快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二)政府明晰知识产权分配和建立合法技术转移体系推动产学双螺旋合作

海峡西岸经济区以福建省为主体首先要通过立法为区域产学研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从而有力的推动当地特色产业的快速集聚和迅猛发展。其次,通过和企业建立起高效的官产学合作体制,共同分担R&D投入资金,推动大学及研究机构与企业开展互惠的合作,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同时,海峡西岸经济区各级地方政府要对本地区主要研究院所进行重组和整合,以发挥学科问的关联效应和集聚效应,从而进一步提高区域研发竞争力,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特色产业集群的孕育或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此外,各地区政府还应通过提供一系列技术合作项目和区域开发项目招标和R&D资金支持来催生地区产学研合作,由此,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及相关集群的孕育形成。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相关技术标准制定方面,为企业提供扶持和帮助,并根据市场需要,鼓励产业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加大R&D力度,进一步加快有关标准和规范的制定,为两岸业界标准合作和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当前,以福建省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应与台湾共同研究制定高精确度和高稳定性的计量标准,重点研究领域的技术标准,完善认证许可体系和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实现海峡两岸规格的相通和共同的技术标准,从而实现海峡西岸经济区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王勇,2010)。与此同时,海峡两岸还应共同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加强两岸的科技产业合作。

(三)政府通过自上而下计划体系调控孕育特色产业集群的三螺旋环境

海峡西岸经济区各级地方政府首先要通过制定详细的集群规划来增强本地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然后,根据当地优势,通过为产业培育孵化器或发展平台,为企业提供研发资金支持、完善基础设施、建立咨询和研究服务机构等,推动集群的快速发展。其次,海峡西岸经济区各级地方政府应通过国家基金组织为企业提供投资、建立企业协会、优先支持产学研合作项目等措施,极大地推动集群内各要素的合作。其中,各种企业协会将增强集群内部各要素间的合作,使教育与企业需求相结合,促进研究成果的快速转移,将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再者,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要保证政府政策信息顺利到达需要了解这些信息的企业中,促进建立集群内企业的供应联系,帮助建立集群内部企业的学习链,加快知识在集群内扩散,促进整个集群的升级,做好集群内各种信息收集和评价工作,尽量少干预企业事务,做好集群的外部宣

传工作,吸引外部投资。此外,海峡西岸经济区各级地方政府还应通过完善公共设施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进入环境,推动企业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通过统一部署、规划新兴产业发展,以及进一步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和创设专业技术集群发展空间来系统地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特色产业集群的孕育成型。

三、三螺旋竞争性企业主导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一)三螺旋竞争性企业引领海峡西岸经济区原创技术R&D

三螺旋竞争性企业是地区工业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具备原创技术研发和工程化、商业化所高度依赖的坚实技术基础,可为创造性科学研究提供巨额的R&D资金投入,同时可以承担相应的高研发风险。而且,由于R&D的内部化,大型跨国企业既具备了强大的R&D能力,拥有大量专职R&D科学家与工程师,又使原创技术能在企业内部得以快速广泛地传播与应用,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三螺旋竞争性企业对于通过相互专业能力的结合来开发和创造新的交叉知识,以更新自身核心能力和创造新的核心能力的需求能推动大量相关企业在空间上集聚而结成“知识联盟”。此外,竞争性企业是产业集群R&D投入的主体,其R&D资金实力雄厚,R&D人员规模大。其R&D机构遍布全球,可高效整合利用全球R&D资源,保持其R&D成果的国际领先。闽台高科技企业通过股权参与和契约联合结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企业战略合作联盟。企业战略联盟通过共同R&D、技术交换、供应合同、平衡投资、单项技术转让等使闽台企业可以相互学习交流先进技术,提高企业的R&D能力,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有效地降低闽台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使闽台中小企业能摆脱企业生产规模的限制,有效解决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制约因素,有助于闽台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渠道。

(二)三螺旋竞争性企业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产学研合作的深入开展

三螺旋竞争性企业为了保持其在前沿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充分挖掘本地区的研发资源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为了提高新技术研究成果产业转化效率,提升产品竞争力,三螺旋竞争性企业进一步细化产业分工,吸引各生产环节的中小企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位于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冠捷电子(福建)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第一大、全球第二大显示器生产企业,与之配套的中华映管历经两次增资发展,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管生产企业,为所在地的马尾开发区引来10多家外商投资的配套协作企业及数十家相关的台湾电子厂商落户,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与此同时,冠捷电子作为福清融侨电子基地的龙头,不仅带动了本基地配套产业发展,而且也带动了全省计算机整机产业和一大批电子元器件产业的发展,其辐射效应吸引和带动了更多的关联厂商来闽投资。台资企业不仅吸引台湾的配套企业在福建聚集,而且通过自身的增资扩产和吸引一些外国企业,在福建形成产业链。其中,华映光电带动了韩国LG荫罩、日本JVC偏转线圈、日本NEG玻壳等配套项目落户马尾开发区,形成以华映光电为龙头的电子产业链,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将突破100亿元,马尾电子信息基地也将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管生产基地之一;以合资企业为龙头的东南汽车公司成为福建省机械行业产业集聚度最高、产业链最长的行业(凌玉章,2006)。东南汽车公司吸引了35家台湾中华汽车公司的配套零部件中小企业跨海来到东南汽车周边安家落户,建设形成占地2900多亩、总投资达2,7亿美元的东南汽车城。东南汽车公司与其配套厂家关系紧密,其零部件的供应除了发动机之外,80%都来自东南汽车城内的配套零部件中小企业,二者组成了汽车城内一个完整的产业供应链,形成了企业间垂直系列化或产业供应链关系。如今,以东南汽车为龙头引导的下游产业蓬勃发展,在福建省形成了52家配套厂的产业聚集效应,累计实现投资超过30亿元。该公司由东南汽车和110余家多层次的零部件配套企业组成,其中,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有47家,已形成年产包括轿车和轻型客车在内的汽车12万辆以及主要零部件的生产能力。由此,以海峡西岸经济区三螺旋竞争性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为主导势必催生出区域紧密联系的产学研合作体系。闽台高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根据各自的优势,建立产学研联合科技创新体制,有效解决科技链与产业链脱节的状况,促进科研成果迅速市场化。同时,扩大信息传递密度与速度,降低单个企业的技术R&D风险,促进原始性创新、合作创新与集成创新,实现闽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企业竞争力。

(三)三螺旋竞争性企业带动海峡西岸经济区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

三螺旋竞争性企业具有产业技术水平高、管理水平先进、高素质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因此,其他企业为吸收竞争性企业的技术溢出和管理经验,或吸引其人才,一般将区位选择在其周围。此外,三螺旋竞争性企业产业链长,为其提供产品R&D、零部件生产、营销服务的上下游企业多,各企业也集聚在竞争性企业的研发中心周围,形成产业集聚区。近年来,以台资企业为骨干的电子、机械、石化三大产业已成为福建的三大主导产业,聚集效应不断显现,产业链不断延伸。电子行业以冠捷电子、厦华电子为龙头,形成华映光电、韩国LG、日本NEC、JVD等一大批配套企业;机械行业以东南汽车、金龙汽车为龙头,带动台湾近百家配套厂商落户福建;石化能源行业的龙头企业厦门翔鹭集团、华阳电业等多年跻身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五百强行列。2007年以来,以台塑、台玻、友达光电、东元电机等为主体的台湾石化、钢铁、机械等重化工产业和信息、生物制药、环保等新兴产业及生产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的台湾知名企业纷纷来闽投资,加速推动了闽台的产业对接(邓利娟、石正方,2008)。目前,福州和厦门的海沧、杏林、集美四个台商投资区业已成为两岸产业对接的集中示范区和大陆台资企业最为密集的区域。台商平均投资规模已增至250万美元以上,台湾岛内百大企业中已有35家落户福建,如台塑、大同、裕隆、统一、台泥、六合、太平洋电线电缆等集团企业陆续到福建投资,华阳电业、冠捷电子、华映光电、东南汽车、金龙客车、灿坤电器、翔鹭化纤、正新橡胶、清禄鞋业、三丰鞋业等台资企业已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相关产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闽台产业分工与合作正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拓展,形成东南汽车、华映光电、翔鹭化纤、华阳电业等产业关联度强的大型台资产业集群。基于此,福建已初步形成以华映、冠捷、友达光电等为主体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东南汽车为典型的机械产业集群,以翔鹭石化、

正新橡胶等为代表的石油化工产业集群。

四、创业型大学以推进区域三螺旋提升特色产业集群竞争力

(一)创业型大学吸引科学园集聚或搭建科学园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官产学合作

创业型大学是大学-产业-政府之间形成的区域三螺旋发展的驱动力,它由四大支撑要素构成:学术带头人能形成和实施自己的战略构想;具有通过授予专利、颁发许可和孵化等方式进行技术转移的组织能力;在管理人员、广大师生中普遍存在创业精神;能对包括大学建筑物等物质财产和来源于研究的知识产权等大学资源进行合法控制。创业型大学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1)知识资本化;(2)与产业和政府的相互依存性;(3)相对独立性;(4)混合形成性,它只有形成研究中心、孵化器、科技园等混成组织形式才能实现与产业、政府相互依存而又保持自身独立的地位:(5)自我反应性,创业型大学内部始终保持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和发展之中,以应对与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化。

目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大学不论公立或私立大学,都具有某些产业功能,与政府、产业互动形成典型的“官产学”三螺旋互动。与此同时,大学又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和特征,可以是创新的组织者、主体和参与者,即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是官产学三螺旋模式的推进器,它通过为企业做咨询和直接创建新企业等形式服务于产业,通过承接政府重大研究项目来为政府服务。创业型大学不仅可以在三螺旋空间中的知识空间形成中起作用,而且还会促成趋同空间和创新空间的形成,成为创新行为的组织者和主体。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已形成了较完善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其中,厦门大学产业孵化器、厦门软件园、翔安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都分布于厦门大学或其分校区周边。这些企业孵化器或科学园为园区的企业提供人才、培训、研究和咨询等服务。园区企业则赋予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以极大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厦门大学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使其研究成果始终保持较前沿的国际水平。

(二)创业型大学研究人员为海峡西岸经济区企业提供R&D咨询服务

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创业型大学及其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与当地企业签订科研咨询信息服务合同或直接转聘到企业,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服务。这一方面为企业解决了关键技术瓶颈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引导该地区的创业型大学及研究机构从事企业所要求开发的技术攻关难题。而且,对于地区政府不提供融资支持的研究项目,主要由企业来给予创业型大学及研究机构以资金支持,这样,企业就拥有了对这些研究成果及前期关联成果的知情权。例如,台资福建士兴钢铁公司技术R&D长期依赖台湾母公司,无力进行新产品开发。通过与福州大学土木建筑设计院进行合作,联合开发出新型钢架结构技术,有效解决了企业的技术难题,开发出了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产品,使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目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创业型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企业提供的研究咨询服务多为应用型研究,并且这种研究主要服务于企业的开发要求。与此同时,研究人员通过与企业开展研发咨询项目合作,能产生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此外,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创业型大学及研究机构下设的研究咨询服务中心(R&D)主要从事企业所要求的战略性技术专利(Strategic know-how)研究,这些研究项目主要基于该技术开发的未来市场需求,产业发展路径和关键性“背景信息”。而企业在和研究咨询服务中心开展研究合同洽谈前,首先有对新技术开发的远见,同时,充分考虑技术开发成本和风险的分担对研究咨询服务合作进展的影响。其次,预先设计好产品开发规划蓝图。最后,对开发出技术所拥有的竞争性边际效应充分定量分析。随着研究咨询服务的开展,企业对技术开发前景的判断及对开发成本和风险的分析会主导研究机构的技术开发取向,但研究机构对技术开发市场需求的科学实证很大程度上会修正企业对技术开发的最初设想,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其产品规划蓝图。而企业对开发出技术所拥有的竞争性边际效应的定量分析会驱动研究机构尽可能的发掘其拥有的关键性“背景信息”,从而提高技术开发的实效(图3)。创业型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向企业提供R&D咨询服务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创新成果的快速商业化,同时还使生产服务型企业发展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创新生产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合作方。

(三)创业型大学技术转移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三螺旋高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形成

近年来,海峡西岸经济区通过创业型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技术转移,逐步培育形成众多三螺旋高新技术创新企业,主要体现为研究人员在直接创办企业孵化器的同时,促进科技衍生型企业的形成,其成长过程与海峡西岸经济区产学研合作的一般阶段模式相适应(图4)。总的来看,其技术转移有两类主要途径:一是非商业性质的技术转移,主要包括通过人才培养实现的技术转移,通过论文发表实现的技术转移,以及通过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实现的技术转移;二是商业性质的技术转移,包括技术许可和衍生企业两种方式。技术许可是将科研成果直接转让给现有企业进行商业化开发;衍生企业方式则是基于科研院所科技成果,通过创办新企业直接对成果进行商业开发(杨德林、邹毅,2003)。研究人员创办的企业孵化器是新生中小企业聚集的共享服务系统空间。它通过提供R&D、生产、经营场地,通讯、网络与办公等方面的共享设施,系统的培训和咨询,政策、融资、法律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支持,降低创业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通过允许创业型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学生设立企业孵化器来为新兴企业提供设备、材料和项目开展前提等帮助,推动三螺旋高科技企业的最终形成。这类孵化器关注大学的科研成果,并且通过孵化器吸引更多的科研项目和高级研究人才。目前,厦门翔安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已初步形成“一区多园”规模(郭伟,2007),构成了一个孵化基地——留学人员创业园,三个综合园区——火炬园、火炬(翔安)产业区、同集园,三个专业园区——软件园、信息光电园、北大生物园的发展格局,已成功培育出一大批技术创新水平高、产业化前景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并培育出福建省第一家在海外主板上市的留学人员高新技术企业。

五、小　结

大学-企业-政府在空间运行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由一系列知识空间、趋同空间和创新空间组成的区域三螺旋空间,进而孕育形成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海峡西岸经济区特色产业集群的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是由创新政府、三螺旋竞争性企业、创业型大学这3个区域主要发展推动要素互动而形成的区域三螺旋空间内培育的过程。其中,在特色产业集群萌芽孕育阶段,主要由创新政府通过对中小企业初期发展提供风险资本扶持、明晰知识产权分配和合法技术转移体系来推动产学研合作,以及制订鼓励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等来营造完善的区域三螺旋支撑环境;随着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的渐趋成型和不断发展,推动区域三螺旋运行的主力由创新政府转移到三螺旋竞争性企业,依托三螺旋竞争性企业对区域原创技术研发的引领,以及该企业对其产业链中的各生产环节的前向拉动和后向牵引作用而带动一系列相关企业在其邻近范围集聚,形成集聚放大效应,从而有效的带动特色产业集群的外延规模不断扩大;当特色产业集群日益迈向成熟阶段,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支撑要素流向知识、技术等无形资源,区域三螺旋的驱动力也顺势落脚至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和相关科研机构内的研究人员在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等配套服务,以及直接或间接开展技术转移衍生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吸引科学园在其周围集聚或主动创建科学园来推动官产学合同式合作。与此同时,在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的驱动下,海峡西岸经济区将逐步成长为拥有独特“地方品质”的竞争性区域。

责任编辑:尚可

作者：王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