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发展统计特征试析论文

[摘要]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需要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精准扶贫脱贫强调精确识别、精准帮扶和精确管理，与大数据技术与平台展现出的综合分析能力、动态监管能力和数据互通共享能力的特征高度契合。同时，作为国家重点综合治理项目，精准扶贫能够集中展现出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水平。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地方经济发展统计特征试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地方经济发展统计特征试析论文 篇1：

汉英英汉交替传译中的口语性/书面性偏移

摘 要：论文旨在对汉英和英汉交替传译的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现象进行描述性研究。首先基于吉尔（Gile）的精力分配模式做出假设，汉语为母语者，汉英传译比英汉传译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亦即英汉传译比汉英传译口语性偏移更显著。然后确定衡量口语性/书面性特征的10项参数，以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的转写稿为例，通过对各参数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分析，描述交传方向性与口语性/书面性偏移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证实了假设。为进一步探究其原因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上分别用吉尔的精力分配模式和顺应论等理论给出可能的解释。

关键词：交替传译；方向性；口语性/书面性偏移；描述性研究

1. 文献综述

1.1 相关研究综述

口语性特别强调即席发言的意义，是口译的一个本质特征。口语性/书面性偏移这一现象由Shlesinger （1989）首次提出。口语性偏移是指译语的口语性特征比原语更显著，而书面性偏移则是指译语的书面性特征比原语更显著。本文将口语性-书面性偏移视作一个连续体，也就是说书面性偏移增强就意味着口语性偏移减弱。Shlesinger （1989）通过实证研究考察并发现英语-希伯来语同声传译过程中，口语-书面语连续体的幅度变窄。该结果表明同声传译的过程会改变一篇讲话的口语程度，也就是说同声传译会将一篇口语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书面，将书面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口语，缩短其在口语-书面语连续体上的变化幅度。鲍刚（2005）也曾探讨过口译的口语性，他的论点和Shlesinger的口译“中和作用”（equalizing effect）有类似的地方，但没有对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作出区分。北京外国语大学周亚楠（2014）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振兴（2015）的硕士学位论文通过分析不同语料，研究了在英汉同声传译中，口译对译语语篇口语性特征和书面性特征的影响，得出了与Shlesinger类似的结论。

既然同传可以使篇章的书面性/口语性发生偏移，那么笔者借此提出问题：对于交替传译来说，是否存在类似的偏移现象？导致偏移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对此，洪磊，王斌华（2011）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汉英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描述性研究》的论文，论述了汉英交替传译中出现的偏移现象，得出的结论表明交替传译中也存在与同声传译中相一致的偏移趋势，并在结语中提出可以就不同口译方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交替传译录音转写稿为案例，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的偏移与其方向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性研究，并探讨导致此种偏移的可能原因。

1.2 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分析使用的参数

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首先需要确定衡量篇章口语性/书面性的特征参数。Shlesinger （1989）选择了四个参数作为衡量篇章口语性的基础，即计划程度（degree of planning）、共享的内容和知识（shared content and knowledge）、词汇（lexis）和参与程度（degree of involvement）。Shlesinger （1989）提出的参数一是计划程度，一般情况下书面语中高于口语，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书面语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更高且书面语中不流畅的地方较少，而口语不流畅的地方则较多。参数二是共享的内容和知识，口语的理解对语境承载的背景知识的依赖性更大，而书面语的理解对语境中的背景知识的依赖性相对较小。参数三是词汇，一些词汇口语性较强，多在口语中出现，而另一些词汇则书面性较强，多出现在书面语中，这些词汇的使用，可以增强或减弱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在分析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时也应当加以考虑。参数四是参与程度，如果一个语篇越是强调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其口语性就越强。

而洪磊，王斌华（2011）则选取了十个汉、英语共有的、较有代表性的口语/书面语特征作为衡量篇章口语性的标准。他们将这些特征分为两大类：语言表达类和语法类。表达类的口语性特征包括有：有声停顿（filled pauses）；更正（correction）；冗余啰嗦（redundancy）；语气助词（modal particles）。语法类特征包括名词化（nominalization），从属连词（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并列连词（coordinating conjunction），句子结构破碎（broken sentences），插入语（parentheses）和语法错误（grammatical mistakes）。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以及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现场真实语料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交替传译录音转写材料进行案例分析。交替传译中既有汉英方向的传译，也有英汉方向的传译。译员是中国人，为汉语母语者，是一名职业译员。本文参考相关文献，列出了10项与口语性、书面性相关的特征，并将它们用作研究中衡量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程度的标准。统计这10项标准在交替传译原文和译文的出现频次，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各项标准在译文与原文中出现的频次，从频次变化的显著与否可以看出英汉交替传译和汉英交替传译中分别出现的口语性或书面性偏移，以期探讨交替传译方向性与书面性/口语性偏移间的关系。

3. 语篇口语性/书面性分析使用的参数

以下10个参数为本研究所选取的作为衡量语篇口语/书面性的标准：有声停顿、更正、冗余、语气助词、名词化、从属连词、并列连词、句子结构破碎、词汇和语法错误。

Shlesinger提到的四大参数包含的内容较多，很难进行量化。另外，各参数之间也存在重叠。不过可以在各大参数的基础上细化成具体的可以量化的参数。洪磊、王斌华（2011）选取的参数是英、汉语中共有的，易量化分析，而且与本文研究的问题相呼应。他们选取的10个参数作为衡量语篇口语/书面性的标准，是英汉语中共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笔者旨在研究交替传译方向性与偏移现象之间的关系，选择的参数应兼顾中英文各自的特点。因此，综合Shlesinger与洪磊、王斌华提出的参数得出本文的10个语篇口语/书面性的衡量标准。

对这些衡量标准做进一步概念阐述。有声停顿，通常被视为言语产出过程中不流畅的一种表现，如：“um”，“那个”等。更正，是因为口译员在很快的时间内作出的反应可能出现偏差，此时译员便会改口进行更正。如：“It helps you to help us to..”冗余啰嗦，是当译员想要获取更多思考或反应时间采取的一种方法或导致的结果。如：“Mr. Salami has made it very clear.”语气助词，译员在口语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语气助词，以表达他们的心情或态度，如“oh”， “呢”等。名词化，书面语中大量的名词化使得书面语具有比口语更高的词汇密度。比如说，“congratulate”通过名词化，可以变得更加书面，即“extend my congratulation to you.”从属连词，一篇明显书面化的讲话通常含有许多从属连词，其作用是使得句子结构更加清晰有条理。常见的从属连词包括“since”， “因为”，“就像”等。并列连词，口语中大多的句子都是由“and”，“so”等并列连词连接起来的，在限时的压力下，大多的讲话人在口语都会更多地使用并列连词连接句子。句子结构破碎和语法错误均是衡量篇章口语性的重要指标。词汇，一些词汇具有较强的口语色彩，而另一些词汇则具有较强的书面色彩，这些词汇的使用，可以增强或减弱语篇的口语性。“拿任何一种语言的书面语和口语来比较，书面语总是更精密更丰富的。”（胡明揚，1957：27）所以，书面语要求在恰当传递信息的基础上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而且表达手段更加丰富多样。如：相比于“告诉大家”，“透露给大家”书面性更强些。

本文将以上述特征参数作为衡量标准，通过统计比较各个特征参数在原文和译文中出现频次的分布，考察交替传译过程中译语较源语口语性/书面性是否发生偏移。在这10项特征中，名词化，从属连词和词汇（主要指书面词汇）体现书面性，其他7个特征都是口语性的特征。按方向性分为汉英和英汉交替传译两组，译语与源语相比，如果口语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增加，书面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减少，就意味着交传使篇章的口语性增强，发生了口语性偏移；而如果书面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增加，口语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减少，就意味着篇章的书面性增强，发生了书面性偏移。

4. 交替传译中语篇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实证研究

4.1 研究假设

Gile （1995）提出的认知负荷模型或称为精力分配模式（An Effort Model），最初是针对同声传译提出来的，之后才发展出交传中的精力分配模式。交传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理解阶段，也就是听和记笔记，精力分配模式可表示为Interpreting = L + N + M + C. 二是言语产出阶段，模式为Interpreting = Rem + Read + P + C. 当处理能力（Processing Capacity）中听和分析所需的精力增加时，就需要减少笔记量以腾出足够的精力。也就是说，在进行交传时，每一阶段每一环节的精力分配都会影响到口译效果。总结以上两个阶段的精力分配模式并进行简化可以得出一个公式： Interpretation = L + M + P + C. 其中L指聆听并分析的精力；M是记忆精力；P是产出精力；C是协调精力。延续以上思路，比较交替传译中英译汉和汉译英两个口译方向，基于以上提出的10个标准，根据Gile提出的精力分配模式，以汉语为母语者聆听汉语，听取，分析并记忆汉语时分配的精力较少，便可以花费更多的精力在产出和协调上。因此可假设同样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在汉译英时可以花费多一些精力修饰自己的语言使其变得更书面。反过来说，在英译汉时，目的语与源语相比变得更口语。总结一下就是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4.2 案例分析

用于本研究的案例为2000年在广东举办的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录音的转写稿。笔者转写时根据本研究特点，尽量还原录音的原貌，把讲话者和译员的语气词都进行了一定形式的标注，以便在分析时能够顺利完整地提取出具有书面性或口语性特征的参数，在进行案例分析时也可以清楚地发现各类偏移现象形成的原因。本文所分析的转写稿一共约20个交替传译模块，每个传译模块均包括发言人和专业译员的讲话。这20个传译模块中，11个为汉译英方向，8个为英译汉方向，一共7000多词。

4.2.1 汉译英

交替传译汉译英方向一共分析11个模块。统计了上述10个口语/书面性特征在原文和译文中分别出现的频次后，得出结果如下：

表1 汉英传译口语/书面性特征参数频次变化①

类别

频次 源语 目标语 偏移趋势 显著水平（P）

有声停顿 67 6 0.000

更正 10 29 0.002

冗余啰嗦 10 10 =

语气助词 25 1 0.000

名词化 4 7 0.366

从属连词 5 8 0.405

并列连词 7 31 0.000

句子结构破碎 5 0

书面词汇 1 4 0.180

语法错误 7 20 0.012

各项口语性/书面性特征在原文中的出现频次和译文中的出现频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从更正，并列连词和语法错误这三个特征来看，译文比原文口语性增强，而且变化也比较明显。而从剩下的特征来看，几乎都显示译文比原文的书面性增强，以有声停顿，语气助词两个特征最为明显。这样一来，整个篇章的口语性/书面性偏移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许多。从某些特征来看，结论符合之前的假设，以汉语为母语者，目的语与源语相比有书面性偏移。而从另外的一些特征来看，目的语与源语相比有口语性偏移。但是，如果将这些特征分成口语性特征和书面性特征两组，且考虑到各参数偏移的显著水平（P<0.05）的话，书面性特征包括名词化、从属连词和书面词汇，三者偏移均不显著。其余为口语性特征，偏移显著的特征参数在源语中频次之和为116，译语频次之和为87。结果表明，汉英传译方向译语较源语书面性增强，发生了书面性偏移。

接着笔者对偏移显著的一些特征参数进行实例分析：有声停顿，语气助词，并列连词。如：

（1）那么也想请王岐山副省长介绍一下广东省在开展这项合作方面做了哪些准备？

And the next question is to Vice Governor Wang Qishan on the Guangdong side， what preparation has Guangdong done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ject for the re-organisation fund？

有声停顿这一特征的书面性偏移最为显著，从（1）中来看，是由于源语中有声停顿非常密集，讲话人即兴发言中带有很多的有声停顿如“那么”等，而译语则尽量避免这种有声停顿。源语的有声停顿“那么”有时也会由译语中的“And”代替，and在本文被归类到并列连词，因此并列连词这一口语性参数的频次增加，减弱整体的书面性偏移。事实上，有声停顿“那么”和并列连词and起着相似的作用，那就是缓和说话速度，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再如：

（2）那么，因为这个um人数呢，我们去年呢，是20位，今年是25位。

We notice that last year there are 20 people advisors， right now the advisory board has been enlarged to 25.

大量语气助词“呢”出现在（2）中文发言中，译语则几乎完全避免了语气助词的出现，使得译语听起来更加顺畅一些。因此，结果使得口语性特征频次减少，出现书面性偏移。其中原因可能是译员为了避开发言人不好的说话习惯，将语气助词剔除，使译语听起来顺畅流利，更容易让听众接受。虽然英语中也有相应的语气助词，如“oh”，“uh”等，但是中文原文中的语气助词主要起到舒缓语气，给说话者提供思考时间和引出话题的作用，译员在翻译时只需要达到促进双方交流这一目的即可。如果译员将这些语气助词一一对应翻译过来，将会耽误很长的时间，在口译活动中，译员应该在促进双方交流的基础上尽可能节省时间。

4.2.2 英译汉

汉译英一共分析8个模块。统计了上述十个口语/书面性特征在原文和译文中分别出现的频次后，得出结果如下：

表2 英汉传译口语/书面性特征参数频次变化②

类别

频次 源语 目标语 偏移趋势 显著水平（P）

有声停顿 34 30 0.617

更正 6 7 0.782

冗余啰嗦 4 5 0.739

语气助词 2 74 0.000

名词化 4 4 =

从属连词 13 3 0.012

并列连词 23 5 0.001

句子结构破碎 2 2 =

书面词汇 5 3 0.480

语法错误 8 4 0.248

同样地，各项口语性/书面性特征在原文中的出现频次和译文中的出现频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有三个特征显示译语相比于源语有书面性偏移，两个特征显示无偏移，五个特征显示具有口语性偏移。整体来说，偏移现象比较复杂。但是，笔者同样将其分成两组进行分析，即书面性特征和口语性特征。就书面特征而言，偏移显著参数（P<0.05）在源语中频次总和为13，译语中频次总和为3。就口语特征来说，源语频次总和是25，译语频次总和为79。结果均表明英汉传译方向译语较源语口语性增强，发生口语性偏移。

接着笔者对偏移最显著的特征进行具体例句分析：语气助词。如：

（3）a. Over the past year， um we have worked with the province.

一年来呢我们与广东省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b. We have had meetings with the Guangdong Development Bank.

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项目呢重组基金呢是跟发展广东省发展银行做的。

（3）a和b中，英文发言中几乎没有语气助词，而汉译中则出现了大量的“呢”，这也说明之前发言人说话时带有很多语气助词并不是发言人的个人原因，而是有章可循的，这一现象可以用汉语独有的特点进行分析，因为汉语与英语不同，其表达人际关系的手段更加丰富，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语气助词的使用，语气助词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人际关系。在此汉语译文例句中，可以发现“呢”的频繁使用有其特点，即“呢”一般用于不同的意群之间，因为这样能够让听众更清楚发言人想要传达的信息，更好地促进发言人，译员和听众的人际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何译语较源语发生了口语性偏移。值得注意的是，源语和译语中出现的有声停顿“um”次数相当。这样一来，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汉译的口语性偏移。

对偏移较为显著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从属连词。如：

（4）As province described its plans， um we have a variety of di-laboratory scientists um visit the province and went into collaboration with people in university and in industry.

同时呢我们也协助了广东省的一些项目跟计划，我们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有许多名科学家呢来了广东进行考察，他们与这里的大学和企业进行了合作。

（4）原文中使用的从属连词在译文中并没有直接翻出来，译员根据自己理解的语境意义将其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没有拘泥源语的句式，所以从属连词这一特征减弱。此外，鉴于中英两种语言的区别，英文是一种形合的语言，依靠逻辑联结词形成篇章，而中文是意合的语言，从属连词使用频次较少。原文的主语只有一个，而译语三个主语，可以明显感觉到其口语性偏移。

4.3 研究结果

从以上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研究结果与之前的假设相符。微观上看，本文所选择的10个参数在原文和译文中出现频次发生的偏移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并不是全部往同一个方向偏移。不过总体上来说，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进行汉英交替传译时，译语较源语有书面性偏移；进行英汉交替传译时，译语较源语有口语性偏移。谈到交替传译的方向性与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关系，可以总结出，在书面性-口语性连续体上，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5. 对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现象的归因分析

结合之前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解释以上研究结果。宏观上来看，上文研究假设中采用了Gile的精力分配模式，因此笔者试着用该理论解释偏移的原因。从精力分配模式出发推导出，以汉语为母语者聆听汉语，记忆汉语时分配的精力较少，便可以花费更多的精力在产出和协调上。因此同样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在汉译英时可以修饰一下自己的语言使其变得更书面。反过来说，在英译汉时同理，目的语与源语相比变得更口语。总结一下就是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微观上来看，分析中提到汉译英中有声停顿在源语中特别多而在译语中几乎没有，或者说是转化成了and这个并列连词。该现象仍然可以用精力分配模式解释：有声停顿与and都能够减慢语速，以提供更多的精力用于产出。译员通过增强译文的口语性特征以获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分析中还提到，汉英交替传译中，语气助词“呢”在源语中普遍存在，而译语中几乎没有语气助词，此现象可以顺应论解释。Verschueren（2000）认为，使用语言就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顺应性就是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源语中的语气助词如果照搬到译语中会影响对话的流畅性，不通顺的口译令听众感到费解。而且，语气助词对发言人来说有舒缓语气，争取更多思考时间和引出话题等作用，而译员需要考虑的是促进双方交流，则不用依靠英语语气助词来达到这些目的。综上，译语将语气助词这一口语特征弱化了。另一方面，英译汉中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语气助词和从属连词，英语中无语气助词，而汉语中聚集了大量的“呢”。同时，汉译英中汉语源语也存在大量的语气助词“呢”。从属连词在英文原文中使用较多，而在中文译文中这一特征弱化了。因此，这些现象可以用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别来解释。王力（ 1984： 310 ）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提出意合和形合两个概念：“中国语里多用意合法，联结成分并非必要；西方多用形合法，联结成分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不可少的。”也就是说，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但这不是说汉语没有形合，汉语中有的一些形合手段在英语中是没有的，如：汉语中的语音重叠和语气词等。因此英语中较少有各种语气词，而汉语口语中就特别容易带入语气词，从而增强其汉语的口语性。此外，英语更多用语言形式手段显性地连接起来，汉语则倾向于通过逻辑关联和意义关联进行连接。因此英语中的从属连词较多，而汉语中这一特征减弱，从而增强汉语的口语性。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对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口译语料所做的个案分析，在对转写稿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交替传译方向性与的口语/书面语偏移现象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表明，在书面性-口语性连续体上，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笔者试着用Gile的精力分配模式，Verschueren的顺应论，和王力的形合意合理论来解释该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基于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提出了创新性的不同见解。Shlesinger （1989）以及中国的一些学者都曾证明，同声传译会将一篇口语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书面，将书面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口语。洪磊，王斌华（2011）将这一结论拓展到了汉英交替传译中，证明该结论依然适用。但是前人的研究都是基于口译单向的研究，也许是限于时间与精力的原因，没有对口译的方向性与书面性/口语性偏移现象联系起来分析。本研究着眼于交传的方向性与偏移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了其中的规律，希望能对口译研究有一定的贡献，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探索，但是分析的案例有限，需要今后大规模现场语料的描述性研究加以进一步论证该结论。此外，分析的角度可以更加多样化，就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现象，可以研究对除交替传译以外的其他类型的翻译。就交替传译方向性而言，可以探究交替传译的方向性与某些特殊现象间的关系。研究的方向有很多，这需要我们留心观察，增强对问题的敏感性，以获取更加好的视角。

参 考 文 献

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ǎchhacker， Franz.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M]. London： Routeldge， 2004.

Shlesinger， M.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s a Factor in Effecting Shifts in the Position of Texts on the Oral-Literate Continuum [D]. Tel Aviv University， 1989.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鲍 刚.口译理论概述[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波赫哈克.口译研究概论[M]. 仲伟合等（译）.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荣 波.口译方向性对译语非流利产出的影响[J]. 现代外语，2013，（2）： 198-205.

洪 磊、王斌华.汉英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描述性研究—以两场记者会现场口译为案例[J].中国翻译，2011，（2）： 73-77.

胡岑卉.Gile 的认知负荷模型对口译质量研究的启示—以物流口译为例[J].长沙大学学报，2014，（2）： 88-90.

胡明揚.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关系[J]. 教学与研究，1957，（2）： 27-30.

门冬梅、王一龙.语气助词“呢”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研究[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82-86.

王 力.中国语法理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王振兴.英汉同声传译中的口语性/书面性偏移—以联合国会议口译为例[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5.

徐 珺.汉英语篇意合与形合的文化阐释[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 26-29.

周亚楠.英汉同声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

A Descriptive Study of Orality/Literacy Shift in Chinese-English and English-Chinese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Based on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D Province

DENG Shuhui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Key words： CI； directionality； orality/literacy shift； a descriptive study

作者简介：邓淑慧，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通讯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邮编510420

E-mail：dengshuhui2015@163.com

（责任编辑：胡德香）

作者：邓淑慧

地方经济发展统计特征试析论文 篇2：

大数据推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

[摘 要]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需要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精准扶贫脱贫强调精确识别、精准帮扶和精确管理，与大数据技术与平台展现出的综合分析能力、动态监管能力和数据互通共享能力的特征高度契合。同时，作为国家重点综合治理项目，精准扶贫能够集中展现出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水平。文章通过选取贵州运用大数据推动精准扶贫治理创新的案例，分析在精准扶贫中对大数据运用的成效以及待完善之处，以此为借鉴提出对地方政府利用大数据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和综合治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政府治理能力；政府治理体系；大数据；精准扶贫

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当下我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政府结合社会发展趋势推进治理创新。“治理创新”既包括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思维的转变，还包括政府治理手段、治理工具的更新迭代。当今世界正处于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以其规模性（volume）、多样性（variety）、高速性（velocity）和可变性（variability）等特点，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且推动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与发展。大数据技术的革命性，突出表现在其衍生产品，如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

文章通过文献研究、专题研究部分在大数据平台公开的相关文献以及贵州运用大数据推进精准扶贫的政策举措与经验的相关资料，总结分析当下学者在大数据与政府治理领域的研究成果，以精准扶贫这一微观领域为例，通过分析地方政府在运用大数据推动精准扶贫脱贫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在大数据的有效收集与充分利用等环节所存在的不足和亟待完善的问题。推而广之，借鉴运用大数据提高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的质量和功效，从微观视角上升到宏观层面，最终对于地方政府如何充分运用大数据来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文獻综述

随着我国互联网与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大数据运用也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大数据给政府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同时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也倒逼政府公共治理的改革与转型。许阳和王程程（2018年）通过收集知网等数据库的文献，并且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分析表明，在关于地方政府利用大数据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领域方面，多数学者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在实证研究方面相对较少。在学科类别方面，对于大数据的研究具有学科交叉性，包括但不限于公共行政学、图书情报档案学、政治学、经济学、工学等学科。在研究领域方面，特别是在地方政府运用大数据进行治理的具体领域层面，通过检索研究关键高频词，发现在电子政务、数据开放、智慧城市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受到的关注较多。曾经处于边缘地带的研究领域，例如大数据在政府精准扶贫应用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

具体到地方政府在精准扶贫运用大数据方面的研究层面，可以划分为数据思维和具体实践两个方面[1]。在数据思维研究方面，邓瑞强、曹国庆等人（2015年）基于大数据思维，运用着眼于预测的效果思维与关联分析，并且在经济新常态下对于精准扶贫的辩证性理解和大数据的支持机制作出新的探讨[2]；在具体实践方面，由于贵州和甘肃两省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精准扶贫方面已经有所成就，汪磊、许鹿、汪霞等人（2017年）以这两个省份为例，基于大数据技术耦合机制，对于如何减少精准扶贫过程中信息不对称，以及如何提高扶贫的精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绩效改革也是政府治理改革的重点[3]。而在精准扶贫的绩效管理中，杜永红（2015年）对于政府精准扶贫绩效评估进行研究，旨在利用大数据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评估体系，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引入评估机制，完善评估审计，健全大数据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助力精准扶贫[4]。

综上所述，在大数据应用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热点研究方面，精准扶贫等领域已成为当前学者持续的研究热点。大数据的运用贯穿扶贫思维、扶贫实践以及后期绩效管理，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扶贫对于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在关于地方政府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扶贫的研究方面，大多数文献主要局限于精准扶贫这一具体的领域，尚未对地方政府这一治理主体做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大数据运用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创新的关联性方面，众多研究报告尚未聚焦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宏观层面，因而，对于如何运用大数据来积极推进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现实指导性不够。

二、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环境与条件

（一）大数据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

我国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关键时期，推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是必然要求。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与发展，具体可划分为两个方面：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是地方政府运用制度管理地方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事务的能力。

1.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的数据运用

（1）大数据的思维模式提供创新路径

一般来说，大数据思维包含定量思维、相关思维与试验思维。在定量思维方面，“一切皆可测”，地方政府对于获得的所有信息都能形成大数据；在相关思维方面，“一切皆可连”，地方政府对于收集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信息，通过分析其内在关联性，找出其背后所蕴含的逻辑；在试验思维方面，“一切皆可试”，地方政府对于所获取信息，依照前期分析，制定地方政府治理的相关战略。这种遵循从描述到预测最后到事实的逻辑思维，是地方政府在传统治理思维的框架与实践中所欠缺的，也是在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在各个方面治理都能够运用的思维模式[5]。

（2）大数据的相关技术提供创新基础

大数据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数据泛滥。大数据相关技术能够帮助地方政府开发数据获取软件、设计编写用于分析的算法，提升地方政府部门数据挖掘获取、数据筛选以及数据利用的效率，从而减少数据信息的重复利用和资源浪费。此外，大数据技术是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以及数据共享机制构建的强大支持。

（3）大数据的专业人才支持提供创新活力

在公共管理领域，传统单一的管理型人才队伍已经无法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变革，公共管理领域的变革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因此，现代化数据人才和跨专业跨部门复合型人才是政府治理改革的积极因素，也是推动政府从传统型治理到现代化治理的主要推手。

（4）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提供创新契机

目前我国在数据利用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尤其是在数据公开共享的实施中，相关规定的法律法规保障尚未充分到位；对于如何规范数据开放，我国相关规定还存在不尽完善的地方。以问题为导向，这些问题在客观上倒逼政府职能部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2.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层面的数据运用

（1）大数据的发展推动政府建立数据开放机制

相比传统的开放与沟通，大数据的流通具有即时性和壁垒少等优点。政府数据开放与沟通机制不仅能够应用在政府部门内部的信息开放流通，提高各部门协同治理的效率，而且还能运用在政府和企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提高信息开发与传输的效率，畅通信息交换渠道，减少数据交易成本，从而推动社会各界动态协同治理体系的建设。为了更好地促进数据开放与交换，地方政府还需要提升运用相应法律法规的能力，妥善处理大数据背景下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规范数据交换，保障隐私安全[6]。

（2）大数据的运用助力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改革

大数据技术能够推动绩效指标的量化分析、降低实行实时动态监控的门槛与成本，促进绩效考核由目标考核到全景考核的转变，从而提高绩效考核的客观性与公平性，助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优化与改革。

（二）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与扶贫机制的关联分析

我们选择精准扶贫作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典型案例分析的理由：精准扶贫既是党和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部分。精准扶贫需要精确识别、精准帮扶和精确管理，在当今大数据的运用与治理融合的过程中，大数据平台越来越展现出综合分析能力、动态监管能力和数据互通共享方面的優越性，这与精准扶贫的要求高度契合。在规律发现和预测分析领域数据的开发、时序跟踪、关联分析、网络聚类方面的数据技术应用日益成熟发展，并且主要集中于数据管理系统。依托大数据平台，通过构建扶贫信息库，科学分析致贫因子，完善动态监督机制，合理地预测精准扶贫脱贫的成效以及提供相关技术支持，能够极大地提高精准扶贫的质量与效益。显而易见，大数据环境下的精准扶贫机制的创新，实质上也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体系的创新。

三、大数据在地方政府治理领域的运用实践—--以精准扶贫为例

（一）大数据在精准扶贫领域的运用状况

由于在大数据精准扶贫领域的应用方面，贵州省走在全国的前列，文章在探讨大数据在精准扶贫领域的运用现状方面，以贵州扶贫领域作为样本，引用相关文献资料。2015年贵州省率先建成全国第一个省级数据集成开放共享的云计算平台——“云上贵州”平台。2016年贵州省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大扶贫”的战略部署。贵州省以“大数据”驱动“大扶贫”，实现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扶贫动态实时监督、扶贫数据监测和基于扶贫数据的决策，有效提升扶贫的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精确度，从而提升扶贫的成效[7]。

1.依靠大数据平台推动精准识贫的认定

贵州省利用“扶贫云”大数据平台，打通各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数据共享壁垒，部分数据已实现和国家部委的交换互通，为精准扶贫提供大数据参考。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广泛收集，经过客观分析和综合评估，依据数据及分析结果筛查和认定贫困人口，并且将其纳入贫困人口信息库。同时对脱贫人口实行动态监测，确保扶贫功效和质量。

2.利用大数据平台推动资源的精准配置

贵州省通过对全省全方位、全周期采集各个部门的大数据，精准识别致贫因子。通过完整收集采集数据，具体分析贫困人口所处地区资源的优劣，结合帮扶对象的多样化需求，公平公正合理配置当地扶贫资源，实行扶贫资源的精准投放。

3.利用大数据平台推进扶贫动态的监测

贵州省通过数据实时收集与动态分析，实现了对贫困对象，扶贫资源配置以及监管的动态化监测。对于扶贫资源的利用状况实行动态监测，实时跟踪，推动扶贫资源的动态配置，制定精准的扶贫政策与对策，从而达到实现差异化的精准帮扶的目的[8]。

4.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扶贫功效的提升

在推动大数据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贵州省实现了扶贫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优化提升与重构，率先实现了扶贫的精准化、高效化。

（二）大数据运行实践存在的不足之处

贵州省在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扶贫方面的率先尝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从大数据库的构建与平台的充分运用，以及功能优势的极致发挥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和提升空间。

1.在数据挖掘方面存在成本过高的问题

数据收集自动化程度低，信息获取成本过高，信息库建设不够全面完整。此外，地方政府与社会部门、企业彼此之间信息渠道缺乏充分的畅通，由于缺乏长期有效的第三方数据信息交换平台，从而导致数据交换的成本过高。

2.在数据分析人才方面存在不足的问题

由于缺乏足够规模的相应分析人才和计算技术人才，不同区域、不同部门的专业分析人才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贵州省在进行扶贫数据相关分析时，主要采取的是折线图、直方图和回归分析法等统计学方法，未能完全满足对现有数据进行进一步深度或精度分析能力的广泛需求。

3.在数据运用方面面临“孤岛效应”问题

相关资料显示，相比于全国的其他省份来说，贵州省在各级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之间通过“扶贫云”已经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了数据信息的部门互通与上下联动，贵州省在内部数据整合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是，贵州省在外部数据整合与效率方面，由于目前所掌握的数据精算与算法还存在亟待完善与改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与市场主体和社会经济实体之间的数据交换，尚未达到实行全面有效整合的理想要求。贵州省数据运行在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换还不够畅通，数据信息库还不够完善完备，因而，市场机制和社会资源进行扶贫项目的设计与开发尚未得到充分利用[9]。

四、结论和建议

基于前文对于精准扶贫领域地方政府对于大数据治理运用的分析，借鉴得知，若要提升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大数据治理的创新功效，则需要地方政府从治理体系（即数据开放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即数据思维与技术运用）两个方面的创新进行思考。

（一）以大数据推动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内生发展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同时也是完成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发展与提升的核心驱动因素。地方政府需要在转换大数据思维方面做出抉择，需要在提升大数据运用能力方面加大重点投入。

1.培育大数据治理思维，形成科学治理方式

地方政府需要改变以往单纯地利用经验和在不完全不充分的数据信息环境下进行治理的模式，需要通过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大数据，培育运用数据思维进行治理的能力。面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需要运用定量思维收集数据，利用相关思维分析数据，寻找数据的内在逻辑关联，并且利用这种基于客观联系而非主观经验做出科学的判断与预测，最终利用实验思维制定相关政策，结合地域实际，增强政策与决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2.培养大数据技术人才，提高数据运用效益

提升地方政府運用大数据进行治理能力的障碍不仅包括传统的治理思维，还包括相关技术的缺乏与大数据人才的缺失。大数据技术的复杂性与对相关专业技术人才需求的迫切性，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创新提供了新的严峻挑战。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大数据相关技术的研发以及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一是要加大对数据相关技术研发和相关设施的投入。相关设施包括：支持数据获取、分析与利用的软件设施，能够维持数据运行的相关硬件设施。二是要加大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经济与人文环境，尖端技术与人才资源的掌控程度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高等教育资源、尖端人才资源、科学研究资源相对薄弱。通常而论，地方政府若要确保大数据高效稳健运用，需要培养出一支既能精通大数据技术，同时又能够熟练运用大数据精心管理的复合型高质量人才稳定队伍。在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地域优势与实际情况，通过与相关企业和高校进行合作，整合各方面的人才资源，形成政、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育机制；在技术人才引进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激励措施和政策优惠措施，引入大数据专业技术型人才与复合型人才进入政府职能部门就职，助力地方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10]。

（二）以大数据推动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治理模式，革故鼎新，以适应当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管理挑战；地方政府需要对传统模式及时进行创新变革，与时俱进，以适应大数据时代对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出的高新要求。

1.打造统一数据系统平台，创新发展绩效考核机制

一是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需要整合、重组原有的数据平台，打破单个平台设置的壁垒，打造统一开放的平台，促进行政区域所辖各部门之间数据的衔接与串联，提高数据开放与运营的效益。二是完善统一的机制规定。既包括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体制，还包括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相关规定。在数据开放共享的规定方面，必须明确相关标准和要求，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数据开放共享，并非所有数据都不加筛选地开放，而是开放与地方政府工作和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数据。因此，数据开放的内容和格式需要进行严格的规范与限定；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制定隐私保护规定和措施，并且出台配套措施及实施相应的法律惩戒措施，确保公众隐私以及避免政府机关机密数据的泄露与非法利用，最大限度减少数据泄露的损失，维护公众对于政府部门数据利用的威信，促进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进展。三是利用大数据创新绩效考核体系，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大数据的科学合理运用能够弥补传统绩效考核体系存在的不足，能够为地方政府绩效体系的优化与重构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大数据机制通过收集到无筛选、全面而客观的原始数据，从而能够由原本的目标评估转变为全景评估。由于在利用大数据进行绩效评价时受外界的干预较少，几乎不受评价者的主观因素制约，绩效考核结果显得更加客观公正[11]。

2.建立动态协同治理体系，畅通信息开放流通渠道

地方政府为了确保数据资源效用的最大化，需要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建立动态协同治理体系，畅通信息开放与共享的流通渠道。一是对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重新进行科学的分类与整合，构建地方政府内部协同治理体系，打破部门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壁垒。地方政府通过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对各部门之间的数据进行充分开发，在新的治理体系中畅通部门彼此之间的信息，推动大数据资源共享。二是构建地方政府与外界公众、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治理体系，打破原有的数据壁垒，推动政府部门数据采集与数据路径的开放共享，充分利用社会各界力量推动数据共同治理，以此推动政府治理创新成本的节约与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变革，从而提升地方政府的协同治理能力[12]。

参考文献：

[1]许阳，王程程.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J].电子政务，2018（11）：101-112.

[2]郑瑞强，曹国庆.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5（08）：163-168.

[3]汪磊，许鹿，汪霞.大数据驱动下精准扶贫运行机制的耦合性分析及其机制创新—--基于贵州、甘肃的案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7，14（03）：135-143+159-160.

[4]杜永红.大数据背景下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研究[J].求实，2018（02）：87-96+112.

[5]石火学，潘晨.大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变革[J].电子政务，2018（12）：112-120.

[6]陈升，刘泽.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以精准扶贫为例[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6）：15.

[7]曾盛聪，卞思瑶.走向大数据治理：地方治理的政策工具创新趋势——基于多个经验性案例的考察[J].社会主义研究，2018（05）：86-95.

[8]章昌平，林涛.“生境”仿真：以贫困人口为中心的大数据关联整合与精准扶贫[J].公共管理学报，2017，14（03）：124-134+153+159.

[9]莫光辉，张玉雪.大数据背景下的精准扶贫模式创新路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十[J].理论与改革，2017（01）：119-124.

[10]莫光辉.大数据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应用及实践创新[J].求实，2016（10）：87-96.

[11]严俊乾.“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J].现代经济信息，2016（01）：35-36.

[12]陈之常.应用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5（02）：38-42.

作者：彭珮文

地方经济发展统计特征试析论文 篇3：

明代土地数据登记制度研究

内容提要 在以往明代土地数据研究中，对洪武二十六年土地登记数据的解释，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认为是管理体系不同引起的，另一种则认为是定位错误。本文从登记制度和定量分析两方面入手发现，洪武二十六年河南土地数据是合理的，从而否定了定位错误说。该研究对深入认识文献土地数据的性质，及其在土地利用定量分析中的应用方式等，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洪武二十六年 土地数据 管理体系 河南

〔

明清数据无论在登记制度还是数据使用上，都具有一定的继承性，然而，洪武二十六年（1393）异常突兀的登记数据，时至今日仍是一个谜。因此，明晰历史时期中国官方土地数据的特征，是合理评价、使用文献土地数据资料的首要课题。

一、洪武二十六年土地登记数据及相关研究进展

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官方田土数据850万顷，是明王朝历代全国性田地统计中的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一数据不仅与洪武十四年（1381）的366万顷、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387万顷、弘治十五年（1502）的420万顷、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436万顷，以及万历六年（1578）的701万顷不仅不相匹配，而且也似乎不能反映明王朝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其中对洪武二十六年田土数据系统影响最大，令人费解的是当时的湖广、河南、广东及凤阳府的田土登记数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4－338页。为此，近一个世纪以来，洪武二十六年数据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对这一记载于《万历会典》，源自洪武二十六年刊行的《诸司职掌》的天下田土数据的解释，时至今日，在历史学界仍限于肯定和怀疑两种推测两类倾向。一是以顾诚为代表的明代土地数据分属于不同管理统计体系说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一是以林金树、张德信为代表的持不同意见观点及定位错误论林金树、张德信：《明初军屯数额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林金树、张德信：《关于明代田土管理系统问题》,《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顾诚认为：明朝土地数据之所以在记载上有两个相差较大数字的原因是，这两个数字来自两个系统的不同计算方法。一个是仅限于隶属于户部管理的行政系统的数字，另一个是包括了行政、军事两大系统在内的综合数字。其中军事系统的数字，系以卫所为基层单位，暨汇总于军事系统的都司、五军都督而统计出来的。张海瀛的山西案例研究不仅为对这一解释提供了系统而完整的史料依据，而且印证了全国的地亩总额亦是户部管辖的官民田土加上五军都督府管辖的都司卫所屯田，再加上王府庄田的总和这一论断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出版社，1993年；张海瀛：《明代山西万历清丈与地亩、税粮总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

张海瀛所著《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一书，全部影印了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执政时，山西清丈土地清册，并清楚的展示了山西布政司管辖的府、州、县的土地数字和山西都司管辖的卫所的土地数字。这两个大系统的具体内容中，包括了前面的行政系统和后面的军事系统。该清丈册籍是由山西巡抚主持开造的，巡抚有权节制都、布、按三司，布政使司和都指挥司，分别编制了所属州县、卫所的田地册籍，已成不容质疑的事实；曹树基从人口角度，以数量实证方式支持军事、行政两个土地管理系统的同时，并对土地统计误差的原因提出了新的可能的解释曹树基：《对明代初年田土数据的新认识：兼论明初边卫所辖的民藉人口》，《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吴晗尽管没有对洪武二十六年数据给予细致的解释，也认为洪武二十四年和二十六年的380余万顷和850余万顷，都是可靠的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年的3期，第63页。日本学者清水泰次认为，《明实录》所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0万余顷是田、地数，而《大明会典》等书记载的850万余顷，指的是田、土、山、荡等四类土地总数〔日〕清水泰次：《明代田土的估计》，《食货》半月刊，第3卷第10期。田培栋在赞同清水泰次解释之余，强调在明代经济史研究中，绝对不能把“田土”与耕地等概念弄混淆田培栋：《明代耕地面积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并对宋元明初田土的内涵、其统计方法，及《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数字来源给予了考证田培栋：《明初耕地数额考察》，《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王兴亚在对河南田土数字多一个“一”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统计数字与统计土地类型之间的差异王兴亚：《明初河南耕地面积辨正》，《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郑克晟则认为，《诸司职掌》所载的土地数据未必是误记，但不限于单一耕地数据，而是多种类别土地数据的总和郑克晟：《试析明初田土数字增长之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梁方仲却强调，“造成明代册籍登记数字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地亩法不同的关系”B11B1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8、337、338页。栾成显虽然没有找到证明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所载数据的直接可信依据，但指出洪武二十六年数据可能属于另一个登记系统，不能轻易否定栾成显：《明初人口数值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然而，日本北海道大学藤井宏则认为，清水泰次的解释不甚确切。他以明代方志为基础指出，弘治十五年（1502）所汇总的田地数，也包含了“田、地、山、荡”，并肯定洪武时期汇总的田地登记数据中有两个统计体系，一个是赋役黄册上的征收田赋的田地额数，一个是兼顾“赋田”以外荒芜土地的登记数据，认为洪武二十六年的田土数据，是记载上的错误B11。

以林金树、张德信为代表的不同观点，则从一些制度上，对顾诚的土地不同登记系统提出了质疑。在对洪武二十六年土地统计数据的解释方面，1956年杨开道在《明代户口土地统计正误》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定位错误说B12。他认为，在洪武二十六年全国850余万顷土地面积中，湖广布政司项下的220万余顷是定位错误，虚增10倍，应修改为22万余顷；河南布政司项下的140余万顷，则是多写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00万顷，仅此两项“错误”就应该从850余万顷中减去300万顷，实际田地总数应为从850万顷中，减去湖广、河南册籍讹误所得之数。马小鹤等则从田土与税粮的相关性入手，认为该年的田土数据确实是一个错误马小鹤、赵元信：《明代耕地面积析疑》，《复旦学报》，1980年第6期。何炳棣在缺乏有力论证的基础上，接受定位错误说，同时盛赞藤井“功夫最深，见解正确”〔美〕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下）》，《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151页。；对此，珀金斯予以接受〔美〕帕金斯：《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樊树志亦认为可信樊树志：《万历清丈述论：兼论明代耕地面积统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王其榘也在认定《诸司职掌》错误的基础上，认为当年田土面积应该是四亿多亩王其榘：《明初全国土田面积考察》，《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39-148页。其后，彭雨新以明清两朝实录为依据，认为洪武二十六年的激增是由湖广、河南等地方官员虚报垦额，以图邀功免罪所致彭雨新：《明清两代田地、人口、赋额的增长趋势》，《文史知识》1993年第7期，第102-105页。；马雪芹也先后两次撰文，认为洪武二十六年河南田地数据不能反映垦殖的客观情况，并将该年河南田土数据修订为275481顷，全国耕地总数修订为481.3万顷马雪芹：《河南省洪武二十六年耕地面积数字考实》，《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

马雪芹：《对明初全国田土数字的再认识》，《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高寿仙虽然注意到数据一致性，然而，在没有明晰等级数据性质、特征、功能、边界变化等基础上，得到洪武末期耕地460余万顷的结论高寿仙：《明代田土数额的再考察》，《明清论丛》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157－173。，既不能从制度史方面，将明代土地数据研究推进一步，也缺少必要的科学性检测。另外，定位错误说的论证过程及其佐证因素的不确定性，如人口数据的引用，使论证结果无法摆脱估计、甚至臆断成分。

两种倾向尽管在制度研究上，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能够拿出进一步令人信服的证据，只是在缺少必要的基本数据的情况下的制度上的推论与推测，也无法提供起码的验证手段，致使这一问题迄今为止仍是一桩待解之谜。因此，欲充分解读洪武二十六年登记数据的价值，就必须在理清土地登记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必要的定量分析，唯有如此，才能揭示登记数据的性质与功能，并将其合理的运用于土地科学研究之中。为此，本文在对登记数据特征的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时期土地登记数据序列一致性原则，试图通过对河南土地数据的定量分析，对河南洪武二十六年登记数据赋予新的解释。

二、明清土地数据的性质

历史统计数据与统计制度关系密不可分，只有将统计数据与统计制度结合起来，才能客观的诠释历史时期土地数据的意义及其功能。所以，合理地评价登记数据的性质、登记方式及其可靠性，是充分使用文献土地数据的先决条件。对于土地数据的性质问题，梁方仲早已给予了关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7页。，其后，何炳棣明确的指出，中国明清时期文献中的土地单位“亩”是一种纳税单位，不可以作为耕地面积计量的单位来看〔美〕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3期。

〔美〕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年，第117－159页。潘?、唐世儒根据地方档案的研究，也再度雄辩的证明了中国官方的“亩”并非真实的亩，而是为了纳税的方便，由各种方法折算得来的潘?、唐世儒：《获鹿县编审册研究》，《清史研究集》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1页。因此，欲考察官方数据的可信度，就必须从地方性传统土地统计数据的性质及其土地清丈原则、登记系统着手。由于纳税单位与实际土地丈量数据登记之间存在差异性，以及统计数据使用相同的计量单位——顷亩，所以，清册中纳税单位与土地清丈数据相混记的现象相当普遍；此外，受土地肥瘠、生产力等因素影响，同样数量的土地在不同地点，由于承担不同的税率，因而，在土地丈量中，土地通常按照生产力或土地类型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为上、中、下三则，即所谓的“三等九则”，征收赋税时，或依据不同土地等则，科以不同税率，实行等级纳税，或将三等九则，依照不同的折亩率，将其转换为划一税率的简便易行的纳税单位。这一纳税方式的变化，在明清相当流行，而且在地方册籍中通常不注明大小亩情形，甚至在一些地区以至于“习而相忘”〔清〕张鸿烈：《折亩说》，乾隆《淮安府志》卷12《田赋》。咸丰二年重刊本。成文影印方志。如万历《罗山县志》，除登记田土数据外，既没指出登记的数据是纳税单位、耕地，还是所有土地，更没有记载税亩与实亩之间单位区别，而康熙《罗山县志》在沿袭前志的基础上，专文补充道：“汝阳为本郡首邑，步弓五尺，以二百四十步为耕获一私亩，以三亩六分为行粮一公亩”万历《罗山县志》卷1《田赋·桑田》；康熙《罗山县志》卷3《食货志·田赋》，见《时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3、261-263页。；扶沟县，“定制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买卖地亩准此上册，征收则为三亩七分六厘五毫为一亩”光绪《扶沟县志》卷6《赋役志·田赋》，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成文方志471册。；商城县万历十年（1582）《丈量则例碑》也特别申明：“因山高地瘠，田地硗薄。虽有上中下三等，以小亩二亩五分折一大亩摊派元额地粮，总撒相符”嘉庆《商城县志》卷4《食货志·田赋》，嘉庆八年(1803)刻本，成文方志影印468册。；康熙《新郑县志》说，嘉靖十年（1531）丈地均粮，不问山河沟涧，定为勘、颇、平、走四色，每颇地1.26274亩折勘地一亩，每平沙地3.38亩折勘地一亩，每走沙地6.76亩折勘地一亩等登记方法康熙《新郑县志》卷1《田赋志·田土》，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成文方志。；武陟县，田地丈量240步一亩，纳税登记时，平沙地480步一亩，沙地720步一亩道光《武陟县志》卷13《田赋志·田赋》，道光九年(1829)刻本，成文方志481册。显而易见，实际清丈数据与纳税单位两种登记体系，是通过亩制内涵的变革，体现于册籍之中的。册籍数据虽确保了纳税单位的完整性，但却失去了土地类型与实际登记数据的原貌。所以，今天所看到的土地登记数据，具有一定相对隐蔽性。同时，从例证中也可以同时看到，一些地方的纳税面积并非纯粹的耕地面积，而是一定行政区管辖范围内，承担赋税的不同类型的土地面积，包括山、塘、荡等，即土地资源数据，所不同的是，在土地登记记录中，为了纳税的方便，这些不同种类的土地数据大都依据一定的税率被折算成了划一的纳税单位。可见，文献中的土地单位“亩”，与实际土地丈量数据的计量单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定量关系。尽管纳税单位与实际丈量数据都以“亩”作为计量单位，但内涵有着质的区别。这种丈量土地用小弓，纳税用大弓，区分土地资源数据与纳税单位的登记特征，即是所谓的“以大亩正派该小亩，取合原额之数”，“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下行正派则用小亩”《续文献通考》卷2。所以，王士性说：“其（中州）田土甚宽，有二亩、三亩作一亩，名为大亩，二百四十弓为小亩”〔明〕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7年，第36页。；顾炎武亦有“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杞地独小粮独重”之叹〔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0《地亩大小》。清沿明制，明代的这种土地登记关系，无论在丈量弓尺上，还是亩制的换算上均被全盘接受、应用。尽管清初也曾一度试图通过登记弓尺划一的方式，将土地资源数据与纳税单位相分离，以便掌握帝国实有耕地数，然而，迫于陈规，不得不在乾隆十五年（1750）以“毋庸再议”告终《清朝文献通考》卷4。从现象上看，明清时期登记数据偏低的根本原因是折亩纳税引起的，而实质则是两种不同性质、功能的登记体系所决定的傅辉：《亩制差异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41-150页。弄清了明清时期河南土地的性质及其特征，再看嘉靖土地丈量以前，河南土地数据的登记特征。

查阅明代方志发现嘉靖《鲁山县志》卷2《田赋》，嘉靖《夏邑县志》卷3《田赋》，嘉靖《兰阳县志》卷2《税粮》，嘉靖《鄢陵县志》卷3《田赋》，嘉靖《尉氏县志》卷1《田土》。天一阁藏明代方志。，嘉靖之前的土地登记不仅分为起科地和不起科地两类，而且实行夏秋两税制，其中有些县的不起科土地面积甚至超过起科面积，如鲁山县。由于政府所关心的是纳税数据，因此，不起科土地失载现象异常明显，而汇总于清册的数据通常仅是一定辖区内政府控制的每年承担地税的面积，它可能包涵了夏、秋两季的起科与不起科面积，这一面积比实际控制的耕地面积要大许多。不起科面积不仅在实际土地登记中占据了一定重要比例，而出于统计数据功能考虑，通常未被记入纳税清册。至此，对嘉靖以前登记数据可有如下粗略认识：官方土地数据由夏秋两季起科与不起科两部分构成，由于登记数据职能差异，不起科土地面积通常在登记中被忽略；夏、秋土地的分记，意味着登记数据是播种面积，即夏、秋面积之和是复种面积而非实际耕地面积。如将夏、秋两类土地相加，势必比官方实际控制的耕地面积要大。这是有导致册籍数据较实际耕地面积不一致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对洪武二十六年河南土地数据的新论证

究竟洪武二十六年数据是统计数据管理体系问题，还是定位错误，双方似乎都没有拿出令人绝对信服的理由。事实上，将其归于定位错误，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为土地数据的多寡直接与赋税的多少相联系，若是定位错误，那么为何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后来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及《明史》等书，均照抄了这一数据？假使是定位错误，河南、湖广等地方官员又岂能面对数十倍的土地虚增而长期保持沉默，此外，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纠正及其相关补救，也不会不在明代，甚至清初的相关文献中得到记载。既然这一数据能与有明一代其他数据共存，也就必有其合理性存在的一面。这也许正是景泰六年（1455）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英宗实录》卷254，丙申。，及成化、弘治年间的邱浚《明经世文编》卷72《足国用议》。，以至嘉靖八年（1529）的霍韬均无疑问《霍文敏公文集》卷3《上修书疏》。，更无其他相关疑问资料出现的原因吧。所以，所谓的定位错误也只能是一类主观臆断罢了。至于统计数据隶属不同管理体系观点，也只是停留在单一制度上的考察，仍未能够有更强有力的定量分析证据。这或许正是这一问题长期悬而未解的原因所在。

为了考察洪武二十六年河南土地数据的真伪，我们不妨可以通过清代数据与洪武二十六年数据之间的序列比较予以论证。从上文土地登记制度知，清代以万历为“原额”，土地制度不仅沿袭了明代，而且登记方式等在地方志中有着详细的记录。查阅地方志可以发现，乾隆中、后期，河南待垦土地的复垦任务基本完成，很多州县的赋税已经恢复或达到了“原额”，选择这一时段，可以避免定额赋税对耕地数据评估的影响。因此，若利用各个县级纳税单位与实际清丈数据之间的折亩关系，“复原”后的“耕地面积”能与洪武二十六年数据存在较高相关度，那么，就能够对洪武二十六年数据予以新的诠释。明代地方志中卫所土地和藩王土地登记很少，清朝定鼎后，以历来被认为是比较彻底的万历数据为“原额”的同时，卫所土地不仅划归地方州县，而且明藩王膳田也在康熙八年（1669）年以后相继改为更名田，就地起科。这一数据消除了有关明代数据隐匿、漏登等因素造成的登记不完整的影响。所以，若能使重建后的清代数据与洪武二十六年相一致，那么就可以认定洪武数据的可靠性。另外，明清时期，河南政区，除彰德府属磁州与直隶大名府属?县、滑县、内黄相调整外，相对稳定，从而保证了研究区统计数据与面积的相对一致性。

从清代方志中可以发现，尽管河南县级单位土地登记折亩纳税现象相当普遍，而在豫西诸县的土地登记中，却更多的使用三等九则的土地登记方式，执行级差地租纳税制。这种登记方式所记载的土地面积仅仅是政府控制的纳税面积，因此，存在较多的不起科面积。这既是导致这些地方登记面积偏低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全省数据实亩数据与税亩相混的原因之一。在折亩纳税区，卫所屯田与更名田通常执行标准地亩（240步弓一亩），在清代土地登记中，卫所、更名地通常按民地标准折合成纳税数据。如陕州，“查本州民地原系七百二十步为一亩，卫地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民国《陕县志》卷7《财政·田赋》，民国二十五年(1936)开封铅印本，成文影印本114册。；陈州，“新收汝宁府代征外郡更名原额小地一百二十三顷九十九亩全熟，比照民田起科，查民田三百六十弓一亩，更名地二百四十弓一亩，折大弓地八十二顷六十六亩”康熙《开封府志》卷14《田赋》，同治二年(1863)补刻本，成文影印本。；汝阳县“更名成熟小地四百一十六顷一十亩八分，比照民田一例起科，查民田八百六十四弓一亩，该折大弓地一百一十五顷五十八亩五分”康熙《汝阳县志》卷4《食货志·田亩》，康熙二十九年(1690)刻本，成文影印本。；鹿邑县，“民田六百步为一亩，更名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光绪《鹿邑县志》卷6《民赋考·田赋（上）》，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成文影印本。；宁陵县，“又收睢州更名原额小地柒顷五亩肆分。查民田肆百捌拾步为壹亩，更名贰百肆拾步为壹亩”，“又收考城县狮子庄原额更名小地叁顷柒拾壹亩贰分。查民田陆百步为壹亩，更名贰百肆拾步为壹亩，该折大地壹顷肆拾捌亩肆分捌厘，比照民地则例，折算起科”光绪《宁陵县志》卷4《田赋志 征解》，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超星图书馆，成文影印本。从这些数据登记信息中，可以提取实际清丈面积与纳税单位之间的折亩率。鉴于一些地方，纳税单位是通过清丈后的三等九则，换算到的折亩率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如荥阳县，“上则：每地一亩折行粮上地九分五厘六毫四丝。中则：每地一亩折行粮上地七分七厘。下则：每地一亩折行粮上地五分五厘，递降以致一分，且有不及一分者，盖下则之地，万有不齐，故不能拘定一律，地愈降则愈轻，仍不失则壤成赋，任土作贡耳”民国《续荥阳县志》卷4《食货志·地亩·课别》。民国十三年(1924)河南商务印刷所铅印本，成文影印本。；密县，嘉靖清丈中地2.5亩折上地一亩，下地7亩折上地一亩嘉庆《密县志》卷10《田赋志》，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成文影印本。；武安县，清初原额上中下地折一等上地，中地每1.5亩折上地一亩，下地每3.0亩折上地一亩乾隆《武安县志》卷9《赋役·地亩》，乾隆四年(1739)刻本，成文影印本。；孟县，嘉靖清丈一等地以240步为一亩，其余各等则分别以1.2，1.6，2.5，3.5亩折合为一亩民国《孟县志》卷4《财赋》，民国二十一年(1932)刊本，成文影印本。太康县“原额一则中，比照民地六百八十四步为一亩”民国《太康县志》卷3《政务志·田赋增减》，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成文影印本。尽管平均折亩率的提取因采用了中位数法，难免对重建数据与实际丈量数据之间引起一定的误差，然而，由于研究具有宏观性，可以忽略该误差对整体研究产生的影响程度。关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河南土地数据的重建方法与可靠性分析已有详细论证傅辉：《清代河南土地数据重建与可靠性分析》，（待刊稿）。，现将各州县重建后的耕地面积，以府、州为单位罗列如下（见表1）。

表1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降河南府州“耕地面积”序列

资料来源：乾隆《续河南通志》卷26《食货志·田赋》；河南省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河南省统计局编印：《1953年河南省统计资料汇编》。

表2明代河南土地登记变化趋势

由表1知，重建后的土地面积123722289亩，按照每清亩等于0.9216市亩，换算得114022462市亩，重建数据与现代统计数据相匹配，从而证明了这一重建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全省修订数据与纳税单位之间，存在着大致1.692486倍的平均折亩系数。然而对照表2又可发现，乾隆三十五年（1770）数据尚未达到万历六年（1578）数据，更低于清初“原额”，如果用清初“原额”乘以平均折亩系数，得到的重建数据为1614935顷，可见，重建后的清初、乾隆数据与洪武二十六年（1393）数据分别相差＋16.5万顷（165465亩）和－21万顷（21224693亩）。洪武二十六年数据恰位于万历“原额”与土地复垦期的乾隆数据之间，从而论证了洪武二十六年数据与实际土地数据之间的正相关特征，因此，洪武二十六年河南数据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根据，也是值得信赖的。

四、对洪武二十六年河南土地数据的评述

上述登记制度、登记特征及其定量考证，再次让顾诚关于“全国土地是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理”的论点，在河南得到证实。事实上，明代田土隶属不同管理体系，在地方志中常有记载，如新安县，在田赋记载中说：“按旧志专言民地，府志则兼言民卫地”民国《新安县志》卷3《财赋·地丁》，民国二十八年(1939)石印本。洪武二十六年河南土地数据之所以高于明清任何时段，则是因为登记数据性质、统计数据管理机制等与其他年代登记数据的差异所致。首先，尽管实际丈量数据是纳税单位的基础，而明王朝所关心的是承担赋税的面积，由于明代非常重视明初的“原额”，所以纳税单位的登记大都与原额不会有太大的偏离，这是有明一代，除洪武二十六年外，其他年份官方数据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其次，河南曾是元末明初最严重的兵燹区之一，明王朝定国伊始，为了鼓励复垦，曾多次出台垦荒政策，如《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说：“（太祖）又以中原田多荒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令山东、河南地方额外荒土，任民尽力开垦，永不起科”。这一垦荒措施的实施，致使有大量不起科土地未能记入纳税土地清册或记录缺失。这是册籍数据不完整的又一重要原因。再次，在土地登记方面，受“原额”观念影响，新丈土地登记以折亩形式，换算成纳税单位，从而确保了“原额”的相对稳定性，这是在明清土地数据中出现的大、小亩，大地、小地等纳税单位与丈量单位计量区别的原因所在。如万历十年（1582）商水县《清丈地亩申文》即有详细记载乾隆《商水县志》卷4《田赋志·地亩》，乾隆四十八年增刻本。

由于政府关心的是纳税单位，所以土地清丈数据一般未能完整记录于纳税清册之中。河南洪武二十六年土地数据高出以后历年统计年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记录的是辖区所有的土地清丈数据，其中包涵了隶属于不同管理系统的土地面积及其起科与不起科面积，甚至在某些地区还含盖了山、塘、湖、荡等承担所有承担地税的不同土地类型的清丈面积。它不是通常记录于官方文献中的纳税单位，而是该年政府掌握的可利用土地资源面积。这说明洪武二十六年河南呈报的土地登记数据，除部分州县包括了一些山、塘等面积外，是完整的，基本上反映了政府实控的纳税土地的状况。但这并不等于说，今天看到的数据就也一定是准确的，它只是反映这一登记数据的趋势合理的一面。该年土地登记相当完整是一回事，在史料中，没有完整的登记制度及其详细登记说明记载是另一回事。它并不影响时人对登记数据的理解，所以，基于这一认识，对不同时期出现的奇特的土地数据现象，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决不能凭空否定或推测。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土地数据不仅存在两个管理体系，而且拥有两个登记体系，即一个是用于实际土地丈量的土地登记体系，其中，在一些地方包括了山、塘、湖、荡等多种土地类型，这种登记应该称之为承担地税的土地资源调查数据；一个是用于纳税的官方册籍数据，它是官方征税的依据，是由土地资源调查数据，通过一定的折亩关系登载于册籍之中的，也就是所谓的纳税单位，所不同的是受登记数据性质与功能限制，土地资源数据很少完整的保存于文献之中。

五、结语

在历代土地利用计量分析中，必须将登记制度与计量分析有机的结合起来综合考察。上述研究发现，《诸司职掌》记载的洪武二十六年河南土地数据是可靠的。这一定量分析表明，洪武二十六年数据属于实际丈量的土地数据，当然，并非纯粹的耕地，在一些地区的统计数据中，囊括了耕地、山、塘、湖、荡等多种承担纳税面积的土地资源调查数据，它包括了行政和军事两大土地统计体系，从而实证了顾诚两大管理体系的观点。该实证启示我们，明代土地数据登记中存在两个统计体系。一个是按照标准地亩丈量得到的原始的实际土地清丈数据，它包涵了耕地、山塘等多种类型的土地面积，因此，应该称之土地资源调查数据；一个是用于征收地税的纳税单位，它以土地资源调查数据为蓝本，通常以折亩的方式被换算成纳税单位，并登录于官方文献之中，实质上，是从属于不同登记范畴的数据。由于受到统计数据功能制约，土地资源数据通常在文献中被忽略，唯有纳税单位被传承下来；再者，由于纳税单位使用了与土地资源调查数据相同的计量单位——顷亩，所以，纳税单位往往被误作为实际耕地面积使用，这正是以往一些相关计量研究中，直接应用文献中所谓的“耕地面积”，而得出与实际垦殖率情况大相径庭的原因所在。因此，涉及到历代土地利用等相关土地数据研究时，从地方性登记制度入手，区分登记数据的性质、特征，继以合理的定量分析，是合理使用历史数据的先决条件。本文研究仅限于河南，对于洪武二十六年湖广、凤阳等地的数据原因是否与河南完全类似，尚需依据区域登记数据特征，通过相关实证研究，故暂不予评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助理编辑：黄晓军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傅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