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与统计关系协调试析论文

【摘要】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北部湾经济圈建设进程的加快,区域内的会计协调也应随之启动,否则将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中国-东盟自贸区各个国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会计差异巨大。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在会计体制上进行协调成为必然。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会计与统计关系协调试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会计与统计关系协调试析论文 篇1：

实施新会计准则效率性分析：从文化视角的思考

摘要：上市公司于2007年1月1日实施新会计准则，是为适应我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从上市公司公布的中报看，对于新会计准则执行的效率性问题，众说纷纭。文章基于文化视角，研究文化因素与会计准则执行之间的关系，即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不能忽视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旨在创建优秀的会计文化氛围，为提高我国会计准则执行的效率性寻求一种思路。

关键词：文化视角；实施会计准则；效率；措施

一、文化视角与实施会计准则

行为是文化的函数，人的任何行为都要受文化因素的制约，文化的导向功能决定着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相应的行为。我国《辞海》关于文化是这样解释的：“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会计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文明的一部分，同样生存于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化环境因素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的发展。所以会计准则作为会计活动的抽象和概括，也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文化是一个社会、民族长期积存的精神财富，它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因素。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其文化环境，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形成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以其特有的语言文字描述和传播会计信息，按照其道德规范及习惯进行会计处理，总之是汲取社会文化的养分来形成这个社会的会计文化。虽然，人们很早就提出了文化与会计的联系，但对于文化因素对会计影响的系统研究却相对较少，最早将民族文化与会计制度联系起来，做出较具体解释的是英国学者格雷（Gray）提出的理论模式。格雷以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层面”（1984年霍夫斯蒂德根据一项对53个国家IBM员工进行的问卷调查后，用统计的方法从以下层面归纳出不同地区和民族的人们的文化取向。利己主义相对于集体主义；大跨度的权力结构相对于小跨度的权力结构；强避免不确定性取向相对于弱避免取向；阳刚相对于阴柔）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四维的会计价值观理论，即职业化与法律管制、统一性与灵活性、稳健主义与乐观主义及保密与透明。

（一）职业化与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 vs. Statutory Control）

格雷认为：职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倾向于由会计职业团体或其他独立机构来制定会计准则并对其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管，不主张政府过多干预，鼓励会计人员对发生经济业务的性质，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独立判断；而职业化程度低的社会则倾向于用规范化的法律条文规定会计处理的方法和程序。在这样的社会中，强调会计人员应遵循法规，其可供选择的空间相对较小。将“职业化与法律管制”同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层面”理论联系可以发现，个人主义意识强的社会比较注重个人努力，比较尊重个人职业判断，因此会计职业团体往往较发达。权距小的社会由于等级观念较模糊，强调平等与参与，大多不喜欢政府以法规形式干预企业的会计活动，因此职业化程度往往较高。在规避不确定性程度低的社会中，人们比较能从容应付风险因素和陌生事物，不喜欢用僵硬的教条作为行为规范，因此也会有较高的会计专业意识。

（二）统一性与灵活性（Uniformity vs. Flexibility）

格雷认为：一般情况下，个人意识较低或集体意识较高的社会倾向于推行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企业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监管。因为集体主义强调整体利益，硬性规定有关会计程序与方法，可以减少解释准则或自由选择引起的争议。权距大的社会，等级观念强，人们较倾向于服从权威，较愿意接受教条式的会计规定。规避不确定性意识高的社会为减少或避免未来可能引起的疑虑或争议，往往由政府在会计准则中作详细明确的规定，统一实施，以此来保障公共利益。

（三）稳健主义与乐观主义（Conservatism vs. Optimism）

格雷认为：针对面对风险或不确定性因素时，对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对收入、费用确认方法的选择，稳健主义倾向于以悲观谨慎的态度对待可能发生的事项，从而导致资产低估，利润低估；乐观主义则反之。一般来说，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越高，出于对风险的厌恶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事项时，往往会做出悲观的预测及选择保守的会计处理方法，以避免实际结果不如想象中乐观所需承担的后果。

（四）保密与透明（Secrecy vs. Transparency）

格雷认为：针对企业到底应披露多少会计信息，保密性倾向于把企业的财务信息作为商业秘密来处理，仅对于企业经营、资金筹集等有密切关系的信息进行公开披露；透明性则倾向于采用透明的、开放式的、对社会公众负责的方法公开披露企业的财务信息。集体意识强的社会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权距大的社会倾向于尊重与服从长官意识，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充分披露企业信息的意愿相对较弱。因为被保护的是有权势者及有财富者的利益，披露太多信息被视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

二、我国文化特征对新会计准则实施的影响

以社会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会计准则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会计除了利用专业知识处理经济业务外，还牵涉到人为因素，包括企业管理层和会计人员的主观意识。如企业资产计价方法的选择是人为的、费用摊销期限的确定是人为的等等。而这种主观判断又受沿袭至今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这种社会价值观对会计准则的执行具有必然的影响。

（一）我国文化特征

1、推崇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我国社会文化比较显著的特征。集体主义强调集体的利益，重共性而轻个性，鼓励个人遵守集体的规范，强调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利益、成就和价值是通过集体的利益、成就和价值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重视家庭的伦理道德、强调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提倡中庸之道，我国文化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尊敬师长、尊老爱幼、忠于民族、热爱国家等优良传统。

2、权力距离大。由于我国是刚刚步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社会法制程度相对较低，政府对各项社会活动的干预较多，人们的选择余地较小，对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较低。

3、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较高。传统的中国对风险、新生事物和未来的态度比较消极，回避风险的现象较为常见，常常不能容忍个人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因此，往往是循规蹈矩，不鼓励创新、冒险和自我表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是这种观念的表现。

4、柔性社会明显。传统的中国观念中，鼓励人们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关心，提倡共同富裕和助人为乐，思想意识上比较同情弱者，回避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改革开放后，这一柔性倾向有所改善，公平合理的竞争得到了认可，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也被普遍接受。

（二）我国会计准则执行的效率性分析

1、职业化水平对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效率性分析。我国会计的职业化水平相对偏低，会计职业管理是由财政部来具体负责的，我国的会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也是由财政部会计司来负责制定、颁布和解释。会计人员的一切会计活动只能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所以无论是会计执业的自我约束能力，还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均差距较大。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具体准则中许多业务都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具有很强的职业判断能力，如企业采用销售折让方式销售，准则规定只能采用总价法，待销售折让实现时折让部分列入“财务费用”，如该笔业务是跨年度的，销售额又较大，对当年的企业所得税税负影响就很大（特别是本年度盈利，下年度亏损），这时会计会很无奈，导致投机取巧；又如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需同时满足5个条件，其中“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对债务企业财务状况的判断是很困难，特别是由于市场变化无常，突发事件多，再加上债务企业有意隐瞒，给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带来诸多不变。因此，具体准则的许多硬性规定使会计人员在实际会计处理中很难合理、准确地把握和运用其职业判断能力，这些对会计信息的质量将会产生影响，削弱了会计准则的效率性。

2、高度统一性对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效率性分析。我国会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均为财政部制定和颁布，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这与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由财政部在制定和解释会计准则，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可能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协调。我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以集权的等级管理结构维系政治、经济与人际关系，反映到会计准则中，就要求不同企业都要服从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给企业留下因地制宜进行会计处理的余地就较少。而企业在处理具体经济业务时就会遵循博弈原则，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甚至会扭曲具体准则。这种现象在上市公司中已比比皆是，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企业的需求。所以由于会计准则的高度统一，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会计准则的效率性。如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借款费用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等业务的选择及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范围的规定等，就可能影响企业披露会计信息的质量。

3、稳健性对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效率性分析。会计人员偏好稳健还是乐观不仅会影响到会计准则的制定，而且会计对会计准则执行时会计政策的选择影响将更加明显。亘古以来国人信奉的“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观念，均反映出中国人偏好稳健而非乐观的文化特征。因此，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会计方法的选择时，稳健性原则是与我国的文化特征相呼应的。所以执行会计准则时，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会低估资产和收益，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降低了新准则实施的效率性。如《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段的支出作为期间费用处理，开发阶段的支出满足一定条件的列入无形资产成本。其实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支出在实际操作时是很难划分的，企业基于稳健角度考虑，全部作为研究阶段支出列入期间费用，为以后的盈利埋下伏笔。所以这种稳健原则对实施新准则的效率性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4、透明性对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效率性分析。中华文化较为含蓄、神秘和束缚较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对会计信息披露要求的表现最为明显，我国新会计准则要求披露的事项较少甚至没有。如《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规定融资租赁的确认标准共有5项，只要满足其中1项或数项标准即可确认，而不是同时满足。这样一来，企业在确定一项业务是经营租赁还是融资租赁时，通过改变租赁期限或租金的支付等租赁合同条款就能调整租赁业务的性质，从而改变了一些相关的财务指标。融资租赁业务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长期负债，而经营租赁业务则没有。我国具体准则对经营租赁的披露没有要求（承租人），如果企业有意隐瞒，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不加以披露，投资者、债权人在决策时就会被误导。

三、创建优秀会计文化环境，提高会计准则实施效率性

会计准则体系的发展应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相适应，同时，良好的文化环境将为会计准则体系的有效执行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文化可以通过3个途径提升准则执行效率：一是文化减少了成员预期的不确定性，有利于个体专用性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控制机制，文化补充了正式控制制度，可以减少监督成本；三是文化可以改变成员的偏好函数，使成员趋向组织的共同目标，而恰恰是这种归属感降低了组织运行中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成本。下文就与提高新会计准则执行的效率性的相关文化环境的建设谈几点建议：

（一）加强企业管理层和会计人员的文化建设，是提高会计准则执行效率的根本保证

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会计文化建设的核心。管理层在执行会计准则过程中，其行为偏差来自委托代理关系，加强管理层的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纪律教育，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管理层因激励或制衡所引起的会计造假动机。在现代企业制度架构下，虽然会计人员只是具体会计政策的执行人，但会计人员也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行为方式。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经济也迅猛发展，在人们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个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也向各个领域蔓延，在会计领域的经济类案件时有发生，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所以应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诚信建设，是提高会计准则执行效率的关键

注册会计师对会计准则的执行情况起监督和指导的作用，所以注册会计师执业是否诚信自律，直接关系到会计准则执行的效率性。一方面加大宣传诚信教育力度，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在注册会计师行业逐步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另一方面应通过立法和制度的建设，建立规范的行业诚信档案和信用惩戒机制，及时对违规执业的注册会计师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三）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是提高会计准则执行效率的必要补充

会计文化的建设和会计文化环境的改善需要发挥会计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产生和谐向上的文化氛围。因此，应以美化、净化、知识化、人性化为目标，为会计人员提供一个优雅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树立一种尊重会计、尊重会计人、尊重会计工作的良好氛围。这样，不仅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对良好人格的塑造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诱发会计人的爱国热情和自律意识，提醒会计人时刻牢记自己的岗位职责和职业道德，有利于保障会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会计准则、规范的顺利实施。

四、结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对人的行为规范及价值取向的一个潜移默化的思维定式，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易动摇的。文化对于会计准则这一制度安排的影响是普遍的、基础的，它既可能产生正向作用，也可能产生反向作用，只要正确引导、循序渐进，努力营造优秀的会计文化环境，使新会计准则在我国资本市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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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相直.文化对会计的影响：以理论研究为中心[J].会计研究,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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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开瑞.会计文化与会计改革[J].交通财会,2000(3).

8、徐虹,林钟高.会计准则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福建行政学院会计系）

作者：缪匡华

会计与统计关系协调试析论文 篇2：

中越会计规范体制的比较分析

【摘要】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北部湾经济圈建设进程的加快,区域内的会计协调也应随之启动,否则将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中国-东盟自贸区各个国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会计差异巨大。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在会计体制上进行协调成为必然。会计规范体制是会计体制的基础,对越南和中国的会计规范体制进行比较分析,对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合作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部湾经济圈;会计体制; 会计规范体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区域合作时代的到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逐步形成,其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自2002年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项目,之后我国批准实施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北部湾经济区与东盟各国,尤其是越南的合作。中国与越南的贸易、投资十分活跃,贸易和投资额快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越两国于2006年签订了关于开展“两廊一圈”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越南提出要发挥其区位优势和东盟面向中国的“桥头堡”作用,利用这一合作机制,有效地推进泛北部湾的合作,共同把本区域打造成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极;越南必将成为我国未来重要的经济战略伙伴。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是各国经济交流的重要媒介,区域合作必然带来全球的会计趋同,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中越两国的会计标准、会计实务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加强对越南会计体制的研究很有必要。

会计规范体制是会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的各种会计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包括会计法律、会计行政法规、会计地方性法规、会计准则以及规章制度等,是反映着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一个良好健全的法规体系,可以保护和发展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同样,会计处理各种经济业务事项也必须要有约束力的规范,这是包括国家在内的各方面利益关系者的客观要求。可以说,会计规范体制是会计体制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基础,也是会计体制借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

一、越南的会计规范体制

越南的会计规范体制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越南的《会计法》,第二层次为《会计准则》,第三层次是各种具体的会计制度。

(一) 会计法

越南的《会计法》脱胎于其原来的《会计与统计法令》。1988年5月,为实现越南党和国家关于建设市场经济的革新路线,越南颁布了《会计和统计法令》,经过15年的实施,《会计和统计法令》在统一管理几乎所有领域的生产、经营、财政收支和各使用财政的会计方面发挥作用,满足了国家检查、控制和宏观管理的要求,加强了国家财政管理和基层财政管理的质量。

但是,在社会经济朝着现代化、工业化方向发展和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背景下,《会计和统计法令》也暴露出许多不足。随着国际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加强,有关会计领域的法律不完整,与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需要不相适应,不能保证管理效果,不能与现行的法律系统配合,阻碍了开放和一体化,这些弊病都要求越南从法律框架到组织实施会计工作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因此分离《会计与统计法》中与会计领域相关的部分,提升成为独立的《会计法》在当前和将来都是必要的。在此背景下,2003年6月17日,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十一届国会3次会议上国会通过的《会计法》的相关项目,规定的《会计法》实施效力和指导实施办法,并规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生效。它的出台,标志着时隔16年,独立的会计法律的形成和完善,是越南会计的一次大变革。

提升为独立的《会计法》后,其内容主要包括7章65 条:第一章为一般性规定,共16条;规定调整范围、法律的适用对象、主要的会计任务、要求原则、会计对象、会计标准和会计的其他一般性问题。第二章为会计工作内容,共计31条规定;规定所有会计单位必须执行的会计工作内容,包括:会计凭证,账簿,会计账目,财务报告,会计监督,资产盘点、保管,保存会计资料的规定,以及在资料遗失或损毁情况下的会计工作处理。同时还规定了在特殊情况下的各种会计处理,如:企业组织的解散、分立、合并、所有制转变、终止经营、企业和机构的解体和破产。第三章为有关会计部门的设置和会计人员的规定,共计7条;规定会计部门设置;在会计部门设置中单位领导的责任;会计人员、财务科长的标准、条件、权限、责任,规定哪些人不能从事会计工作。第四章为会计职业活动的条件、权利和义务,共计4条;规定从事会计业、雇佣会计、颁发从业证书的标准、条件,会计单位和会计人员参加行业组织的权利。第五章为国家对会计工作的管理责任,共计2条;规定各级政府、财政部对会计工作行使管理权,并规定管理的内容,对会计活动行使国家管理权的责任。第六章为奖惩处罚条例,共计3条;规定有关表扬,处罚违反会计法行为以及有关控诉、起诉、决定处罚违反会计法行为的内容。第七章为实施条款,共计2条;规定会计法实施效力和指导实施办法。

独立的《会计法》基本与越南当前经济体制的变革相适应,能保证其管理效果;该法也与现行的法律系统配套,保证对外开放和一体化。

(二) 会计准则

越南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越南从1996年即开始启动会计准则的制定,并根据越南财政部长令成立了越南会计准则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由越南财政部副部长担任,13位成员的任免全部经由财政部。从制定机构的建立过程和成员的构成都显示出越南会计准则的制定是在财政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具备了相当的权威性。会计准则的权威性成为越南会计准则的特点之一,也是会计准则在其国内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

除了越南会计准则指导委员会以外,越南还成立了以越南财政部会计政策司司长为首的越南会计准则制定小组。经过两者的共同努力,随着新会计法出台,越南配套的会计准则也随之出台。越南于2001年12月31日首次颁布了越南会计准则,该准则很大程度趋同于国际准则,这标志着越南会计标准国际化的开始。会计准则分为四个阶段出台:第一阶段(于2001年12月31日颁布执行)颁布了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营业收入及其他收入4个准则。第二阶段(于2002年12月31日颁布执行)颁布了总则、租赁、建造合同、借款费用、现金流量表、外汇汇率变动的影响6个准则。第三阶段(于2003年12月30日颁布执行)颁布了不动产投资、对联营公司投资会计、联营合资财务信息、财务报告、对子公司投资核算及财务总报告、联营各方状况6个准则。第四阶段(于2004年12月30日颁布执行)颁布了企业所得税、银行及类似信用组织财务补充报告、年度报表、中期财务报告、分部财务报告以及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6个准则。

(三) 会计制度

越南财政部长于2000年10月25日和2002年12月31日相继颁布了《167/2000/QD-BTC号决定》和《165/2002/QD-BTC号决定》,对会计核算做出了一定的详细说明,随后在独立的《会计法》和《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财政部又分别于2005年3月30日颁布了《第23/2005/TT-BTC通知修改补充》, 2006年3月20日颁布了《第15/2006 QD/BTC号决定》、《13/2006/TT-BTC通知》、《20/2006/TT-BTC通知》和《21/1006BTC通知》,根据这些规定,越南形成了自身的会计制度,要求越南企业进行会计工作应遵循一定规则、方法和程序。这些会计制度是以《会计法》为依据,结合不同行业的特点和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而形成的,直接对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发挥规范作用。对企业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费用、收入等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全过程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定,在强调会计核算统一规范的同时,也兼顾行业特色,很好的指导了越南企业会计工作的开展。

二、中国的会计规范体制

我国会计规范体系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为主法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会计法律、会计准则、会计法规和规章制度三个层次。

(一) 会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是我国会计工作的根本大法,在我国会计法规体系中居最高地位,是制定其他法规的基本依据。该法在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后以主席令形式发布,要求自1985年5月起施行,全文共六章三十条。1993年12月根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进行修正。1999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会计法》,共7章52条,包括总则,会计核算,公司、企业会计核算的特别规定,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法律责任和附则,要求于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现行的会计法共分六章三十条,主要有总则、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及会计人员、法律责任和附则。在总则中,会计法对会计立法目的、会计法适应范围、单位行政领导人和会计人员的权利义务作了法律规定;会计核算部分是会计法的主要内容,对核算内容、核算标准、核算程序作了法律规定;会计监督部分主要规定监督的主体及外部监督的有关内容;会计机构及会计人员部分主要规定机构及人员配置原则、会计人员的职权范围、任免事项等内容;法律责任部分对单位行政领导人、其他人员及会计人员违反会计法应给予的处分或惩罚作了规定。

(二) 企业会计准则

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是由财政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颁布,我国的会计准则在制定时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惯例,同时也保留国内特色项目,它既是进行会计处理提供财务报表所应遵循的规范,也是各行各业、各单位选择会计方针、制定会计制度的依据。近年来我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新准则,至今我国已经颁布38个具体企业会计准则。我国的会计准则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会计准则,包括会计准则所运用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方法;第二层是具体会计准则,它是会计准则体系的主体,是对财务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的具体、恰当的规范;第三层次是会计准则指南,它是对具体会计准则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加上必要的举例,以提高其可操作性。

(三) 企业会计规章制度

企业会计制度是进行会计工作所遵循的规则、方法和程序的总称。我国会计制度是国务院财政部门以《会计法》为依据,结合不同行业的特点和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而制定的,直接对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发挥规范作用。为适应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需要,我国于1985年5月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1992年6月,根据外商投资的新情况,进一步扩展为适用于所有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同年结合股份制试点需要颁布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1998年1月,财政部为规范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核算工作,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替代了原《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此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我国还制定有13种不同的行业会计制度,于1993年7月1起执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对外开放的扩大,为了规范企业的会计核算,纠正和完善行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缺陷及不足,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财政部于2000年12月29日发布了14章100条的新的《企业会计制度》,从2001年1月1日起在股份有限公司范围内执行,同时鼓励其他企业先行实施《企业会计制度》。之后我国还颁布了小企业会计制度,对中小企业的会计具体核算进行规定。这些会计制度在强调会计核算统一规范的同时,兼顾行业特色;对会计核算的总体要求、企业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全过程作了明确的规定,也对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判断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除了上述3个层次之外,我国还制定了一些统一的会计工作管理制度,如《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等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可根据会计法律、会计行政法规和根据统一的会计制度,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地方性会计法规。

三、中国和越南会计规范体制的比较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由于越南与我国相邻,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加之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同样在政府主导下对会计进行管理,越南会计规范体制与我国大同小异。

首先,在会计法律层次,越南目前实行的是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与我国的经济体制非常相似,独立的《会计法》与越南当前经济体制的变革相适应,保证其管理效果;该法也与现行的法律系统配套,保证对外开放和一体化。其规定的范围与我国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基本相同。但在制定过程中,越南的步伐迈得却比中国要大。

其次,在准则层次上。越南在已经颁布的准则中,《总则》相对于其他各项准则,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地位,类似于国际会计准则中的《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框架》和我国《基本准则》的作用。其《总则》主要包括基本会计原则,对会计信息的要求、财务报表的要素以及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4个部分。但与中国的基本准则相比,没有制定具体的财务报表目标,也没有规定会计基本假设。但是越南总则中要求企业在资产、负债、权益、收益和费用发生时予以确认,而不是按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收入或支付来确认;并要求财务报表要在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基础上予以编制。这些规定体现了越南将“权责发生制”和“持续经营”两个原则作为其基本会计原则。

同时越南的会计准则要求会计核算要依据历史成本计价,计价要建立在货币计量假设的基础上,以名义货币单位为计量单位,以币值稳定不变为基本前提,以取得资产所付出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作为资产的入账价值的计价方法。

越南的会计准则也采取与我国会计准则基本一致的财务报表要素确认原则,其把同经济性质的经济、财务业务综合起来形成财务报表要素,以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确定财务状况有直接关系的要素是资产、应还欠款和所有者资本。与确定经营情况和成果有直接关系的要素是营业收入、其他收入、开支和经营成果。可以看出在确认计量原则上,越南会计准则对各个要素的定义与国际会计准则有很大的趋同性,有的甚至直接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的成果。相比之下,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虽然已逐步趋同于国际会计准则,但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中国特色,而越南却更多地直接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内容,只是在采用过程中,相应考虑了本国的会计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层次,采用简约式的趋同形式,部分借鉴了我国的方法。这些差异形成在一定程度是由于两国所处的环境不同而造成的。

在会计制度方面,越南和中国的会计制度都是基于会计法和会计准则产生的,只是中国涉及的行业较广,制定的时间较早,经历阶段也较多,这也是由于我国与越南经济水平发展不同造成的。

总之,世界上不存在为世界各国所通用或普遍接受的会计规范体制。会计规范体制是会计工作长期实践的产物,具有较强的历史渊源。它深受各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习俗,教育水平、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形成了世界各国迥然不同的体制,会计规范体制必然是国家化的,越南和中国目前的会计规范体制恰恰使得两国能够更好地把握参与会计标准国际协调的进程,通过对两国的会计规范体制进行比较分析也将促进彼此的会计向更成熟的阶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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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　昊

会计与统计关系协调试析论文 篇3：

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摘　要】 自由现金流作为企业的巨额留存对企业绩效有较大的影响。文章在对自由现金流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实证检验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的公司治理效力是否对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运用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以降低由自由现金流带来的代理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绩效。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运用较为不合理，结合资本的时间价值与滞后效应研究得出自由现金流与企业下一年的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国有控股的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任的约束性公司治理体制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

【关键词】 代理成本； 自由现金流； 公司治理

一、引言

自由现金流假说理论作为代理成本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公司治理理论与代理成本理论的完善而成熟。随着股份制公司的产生，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产生了分离，在股份制公司模式下，公司的所有者并不一定是企业运行中的指挥者，在庞大的业务中逐渐产生为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有着专业管理水平的职业经理人，公司的所有者将日常的管理权交给他们，以便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与管理水平。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及契约不完备导致了代理人违背委托人的意愿而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经营决策。在企业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的情况下，管理层更加倾向滥用自由现金流而违背股东权益最大的宗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靠着垄断经营而取得的巨额经营利润是不用参与分红的，即便参与分红，国有企业仍然可以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使得企业留存较多的自由现金流。而非国有上市公司本着谨慎经营或提高本身的竞争力以良好的经营管理企业也会存在大量的自由现金流。在目前评定管理层管理绩效的标准较为单一的情况下，管理层要获得董事会的任职肯定要最大化地增加企业自由现金流，因此我国上市公司无论出于降低经营风险、减少外部约束还是提高在任评价等动因均会增加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然而由于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完善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对企业存在的自由现金流，管理层并没有合理的利用，往往以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增加在职消费或不合理地扩张创建商业帝国等方式浪费。无论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失败还是近年来曝光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现象来看，自由现金流与企业的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不同层面，自由现金流能作为反应公司治理机制是否有效运行的一个财务指标，通过自由现金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能侧面反应出公司治理的效力是否存在。

自Jensen（1976）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展开了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从1986年自由现金流假说提出开始，国内外学者找到了新的研究公司价值的讫结点。在国外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上，国内学者们对自由现金流的研究越来越充分，结合我国不健全的资本市场，对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运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学者们把公司治理与自由现金流的合理运用结合在一起，丰富并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的理论。本文选择自由现金流为切入点，研究自由现金流在公司治理的作用下，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并说明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和结构的完善，提高自由现金流的利用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的绩效，这对丰富和完善公司治理理论有重要意义。

二、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一）相关理论

随着公司治理理论与代理成本理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通过财务等指标的分析得出了自由现金流假说理论。Berle和Means（1932）在《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司治理的概念，随着研究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公司治理的研究，逐步形成了公司治理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中从两权分离理论中逐渐剥离了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由于信息不对称及契约不完备要对代理人的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风险。而在公司治理理论中另外的重要代表——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产权理论也为自由现金流理论界定了其产生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在委托代理的经营模式下，产权人激励代理人而产生一定的激励绩效，然而绩效的产生势必对应一定的成本，因此代理成本理论由此发展。Jensen（1986）的自由现金流假设理论正是在代理成本理论的背景之下提出的，他认为在企业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时，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激化，前者会倾向于提高在职消费，扩大企业不必要的投资，建立商业帝国等不符合所有者利益的行为，而导致投资效率降低，增加代理成本，损害所有者的利益。他提出对于由自由现金流带来的代理成本问题可以从外部资本市场解决，通过融资结构约束自由现金流量，减少经理人对现金流量的随意处理，降低经理人的控制权，并由此形成了自由现金流假说理论的两个重要的推论——负债控制说和并购效应。

（二）文献综述

继Jensen（1986）之后，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公司治理的不同层面对自由现金流与公司治理及相应的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经理的私人收益是企业规模的增函数，因而，经理有强烈建造“企业帝国”的愿望（Hart，1995）。当经理控制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多时，其越有动机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Strong和Meyer（1990），Mark和Clifford（1995）等研究均显示剩余现金流和过度投资呈显著的正相关性。Hanson（1992），Opler（1999），Harford（1999）等实证研究表明，自由现金流充裕的公司均存在低收益的并购活动。Shleifer和Vishny（1997）研究指出，公司大股东拥有份额较大，如果高达51%时，大股东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其有动力去收集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负面效果，从而监督管理者。在公司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时，控股股东可以督促管理者“吐出”多余的自由现金流，避免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Baker和Powell（1999）对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CEO进行调查时发现，发放现金股利有助于防止管理者损害投资者利益，约束管理者对现金流的运用，迫使其提高决策有用性，提高公司价值，从而获得外部資金。Jaggi和Gul（1999）通过对美国非金融公司投资机会的研究表明，对于投资机会较少的公司，自由现金流与负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研究支持了Jensen的负债控制效应，得出负债可以作为一种监督机制来减轻自由现金流的代理问题。Hackel（2001）指出所谓随意性支出是指企业支出中不是增长所必需的那一部分支出。可以将随意性支出划分为随意性资本支出和随意性收益支出。随意性资本支出主要包括过度投资和低效并购，而随意性收益支出主要表现为管理费用中不必要的支出，当企业存在巨额留存时会增加企业的随意性支出。Ozkan（2002）研究指出企业现金持有量与负债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大股东控制的公司，其现金持有水平较高，会支付较多的股利，对公司的价值有负面影响。Griffin（1988）构建了自由现金流的相关模型，验证了美国石油行业存在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问题。DeAngelo和Stulz（2004），Scott Richardson（200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均显示存在过剩自由现金流的企业会影响企业价值。Richardson（2006）的研究直接指出过度投资普遍集中于自由现金流高的企业中。Harfond（2008）研究得出了企业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与现金持有量无关的结论。从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学者从公司治理指标的董事会特征、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和资本结构等方面研究了其对企业自由现金流的影响。

在国内，张维迎（1996）通过对大股东的行为研究指出，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大股东的存在能减少代理成本、外部融资成本，提高对管理层的监管力度，同时提高了大股东以牺牲小股东利益增加自由资金控制的可能性。王满四（2004）研究指出中国企业虽然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但由于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完善，负债对管理层的约束与正面公司治理效用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使得企业仍然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进而导致了严重的代理成本。张人骥和刘春江（2005）对2000年公布的上市公司数据，从股权结构、股东保护方面研究了其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绝对持股比例、相对持股比例与股权性质的不同导致股东保护在不同的公司呈现一定的差异，而股东保护的差异性又使得公司现金持有量存在差异，并且对其产生重大的影响。结论指出股东保护与公司现金持有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对于成长性高的公司，在其资本支出较大时，会侵蚀企业现金量以致缺乏资金。李永杰和谢军（2005）以A股公司2003年和2004年的截面数据为依据从自由现金流的角度研究资本结构对管理报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由公司债务所形成的约束机制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由自由现金流引发的代理成本，最终提升公司的价值。辛宇和徐莉萍（2006）以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课题组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100佳”所形成的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微观治理机制水平与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结果证明对于治理机制良好的公司，其现金持有水平较为合理，能有效地分配现金的运用，防止出现现金冗余和现金短缺。杨淑娥和苏坤（2009）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由于终极控股股东的影响，企业现金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与企业的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当终极控制权偏离于管理层时，企业自由现金流与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褚俊虹（2010）的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对企业股权的影响，会使得企业资本结构发生变化，负债比例会随着自由现金流的增加而降低。国内学者周立（2002）、刘昌国（2006）、胡建平和干胜道（2009）等的研究均表明自由现金流量越高越容易引发过度投资。但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部分学者如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更多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为了提高本地GDP和财政收入，尽可能地要求企业加大投资，产生投资负效应。对于自由现金流过多的企业，经理人有能力收购一些业绩不良、低效益甚至不具价值的企业，以扩大企业的规模。国内学者丁丽华和傅昌銮（2004）、王培林（2007）、黄本多和干胜道（2008）等研究结果大都显示，并购方的自由现金流量與并购价值或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国内外关于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对于自由现金流引发的过度投资、低效并购及随意性收益支出其发生的可能伴随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影响FCF（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的因素及相应的特征、外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均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通过相关的理论及文献综述，归纳本文基础理论框架（图1）。

三、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现状及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基本均存在大量的自由现金流。在2011年中石油的年度工作会议上，董事长蒋洁敏对外披露2010年中石油的收入是1.73万亿元，税费3 182亿元，利润1 676亿元；中铝在2007年营业利润高达135%，以5.9亿元对澳大利亚铝业投资收购，最终以损失4.2亿元告终，并且使得中铝在2009年的营业利润直降70%。而国家审计署对中央企业审计的结果显示，17家中央企业存在着滥用国有资金的现象，包括中远建高尔夫球场、南方电网修建高速公路等与企业自身发展无关的经营。在审计署公布的报告中，仅仅在薪酬福利管理方面，三家央企违规资金高达50亿元，其中，中国核工业集团问题薪酬福利超过1.5亿元，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违规薪酬超过9.1亿元，中国南方电网薪酬管理违规资金高达38.92亿元。从审计署的报告中显示我国的国有上市公司内部均有巨额利润留存现象。不仅如此，审计署报告中还指出，中钢、中铝、三峡集团、兵器装备集团、中国建筑、中国远洋、中钢集团、招商地产等国有企业都出现了投资亏损或有潜在的风险。其中兵器装备集团在国外1亿美元的投资就面临着亏损的风险。

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或分拆而成的，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受到外部政治环境的限制，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并且影响着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现代企业中以专业经理人作为公司的管理者是为了提高公司管理效率，而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经理人一般由国资委推举，往往并不是专业的经营者，可能是政治绩效比较显著的政治家；并且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巨额留存不参加“分红”。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在2003年4月，正式成立了国资委，并且提出要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并未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虽然本质与财政收入不同，但其编制程序和编制方法与地方或中央的财政收入相互重叠，收缴有一定的困难。国有企业一直沿用着所得税交国家，利润自留的行为模式，在没有正式的体系制度下，国企的管理者当然不愿意将企业的税后利润上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国有企业留存了大量的自由现金流。

本文对1 74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从表1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最大值呈递增的趋势，在2009年达到最高点。对于自由现金流水平的均值和中位数都大于零，说明了制造行业有一半以上的公司存在正的自由现金流。因此自由现金流的留存并不仅仅存在于国有控股公司中，并且可能存在着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问题。

制造行业是竞争性或市场性发展较为充分的行业，而行业的不同则会影响自由现金流的留存。对于我国垄断行业而言，行业内部依靠资源垄断和高成本的进入门槛，或限制性的政策，以垄断竞争获取高额的行业利润。我国的水电、石油、烟草等行业，其公司内部相对竞争性较强的制造业，自由现金流的留存量更大。表2描述性统计了我国电力行业自由现金流的留存情况。

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电力行业自由现金流量绝对值的统计中，其年度均值与中位数均大于零，说明电力行业中大多数存在正值的自由现金流，与制造行业相比，电力行业自由现金流的绝对值要大很多。这也表明对于垄断性行业而言，通过垄断竞争等手段，行业内部普遍存在充裕的自由现金流，对自由现金流的利用则更加随意，而自由现金流引发的代理成本问题可能更为严重。

四、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假设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较多从公司治理的各個指标分析其对企业自由现金流产生的影响，如Harfond（2008），张人骥和刘春江（2005）等；或者是从自由现金流影响企业的管理方面，如投资、扩张、建立商业帝国等，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假设方面，假设1：

H1：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任时，企业第i年的自由现金流与企业第i+1年的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企业自由现金流由经理层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得董事会对自由现金流的运用监管效率低下，当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任时，会加剧经理层对企业自由现金流的挥霍，因此对企业未来经营发展呈负面影响。提出假设2：

H2：第一大股东经济性质为国有股时，企业第i年的自由现金流与第i+1年的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描述性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自由现金流量较高，并且根据现存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职消费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大。因而对于国有控股的企业，自由现金流所带来的代理成本影响了企业未来年度的经营绩效。提出假设3：

H3：独立董事津贴越高，其监督效力越大时，企业第i年的自由现金流与第i+1年的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独立董事在企业中发挥的效用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对象，而现有的文献大多表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并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如果通过增加独立董事的津贴能不能提高其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用，从而约束自由现金流的运用，相应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呢？

（二）研究变量设计及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假设，选择与其相关的可量化变量。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根据文献综述的有关设计，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

2.解释变量——企业自由现金流（FCF）。自由现金流的计算根据Lehn（1989）的自由现金流量绝对额=扣除折旧前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所有税负-长短期债务利息-普通股和优先股股利的计算公式得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干胜道（2009）提出企业自由现金流有经营性自由现金流可以用来检测公司的治理水平，本文综合Lehn计算公式与干胜道（2009）的观点，简化自由现金流的计算，选择企业在扣除所得税后的经营自由现金流。

3.选择相应的控制变量。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要控制实证数据中企业因内生因素的不同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所提假设本文的控制变量有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SBD）、独立董事比例（D-RID）及资产负债率（LEV）。

综上所述，本文选择与假设相关的可量化变量主要包括：

（1）公司绩效指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反应公司通过运用其全部资产进行经营活动的盈利能力。

（2）企业自由现金流量（FCF）：用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扣除企业所得税的差额表示。

（3）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任（Dual）：比较分析与假设相关的可量化变量，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任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4）第一大股东性质（FSN）：区分第一大股东是国有股还是非国有股，将第一大股东是国有股时赋值为1，否则为0，来验证并支持假设；

（5）独立董事津贴（IDA）：控制独立董事监管有效性；

（6）控制变量：1）董事会规模（SBD）：控制董事会的特征变量来平衡不同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而影响的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控制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2）独立董事比例（D-RID）：用来控制由独立董事这一治理指标对公司绩效的影响；3）资产负债率（LEV）：用公司年初总负债除以年初总资产，用于控制企业资本结构因素。

根据本文所提假设，构建以下模型：

模型1： Dual= 1，ROEi+1= α0+ α1FCFi+ α2FSN+ α3IDA

+α4SBD+α5D-RID+α6LEV+εi

模型2： FSN= 1，ROEi+1= α0+ α1FCFi+ α2Dual+ α3IDA

+α4SBD+α5D-RID+α6LEV+εi

模型3：ROEi+1= α0+ α1FCFi+ α2IDA+ α3Dual+ α4FSN

+α5SBD+α6D-RID+α7LEV+εi

其中，α0为常数项，α1—α7为回归系数，εi为残差项。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沪深上市公司，以股改后2006—201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鉴于我国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其数据与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可比性不高，因此剔除上市的金融公司。另外，剔除了ST或进入清算的公司及数据不全的公司。研究数据主要来自锐思股票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并且参考了上市公司年报。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利用SPSS17.0等统计软件对所建立的四个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来验证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设，并且验证F值、D-W值等来支持模型的有效性。样本数据选择从2006年至2010年，多元回归采用年度交错的方法，将约束效力的滞后性引入模型的分析中，验证自由现金流对企业未来经营绩效的影响。具体的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3、表4、表5。

从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可以得出，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接受假设1和假设2，显著成立；拒接假设3，不显著成立。

在国有控股公司，其依靠垄断竞争，内部留存大量自由现金流，并且国有控股公司融资相对比较容易，更能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负债控制效应不显著，管理层的经营随意性较大，对自由现金流的有效利用程度较低，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绩效。相比较而言，非国有控股公司，其经营更加的谨慎，企业内部现金流量的控制更为合理。另外非国有控股公司，融资限制较多，企业更倾向持有较多的现金流，其资产负债率较低。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任并不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反而会引起自由现金流的不良利用，从而对经营绩效出现负面的影响。此结果的出现可能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及政治环境引起的。我国的国有上市公司中，多数董事长即为总经理，在国企的改革试行中，如果设立完整的公司治理机制，包括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等，由总经理管理企业的日常运行，这种体制下，通常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均是个“空壳子”，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监管效用。比如刘银国（2008）通过对国有上市公司监事会的博弈分析就指出，国有企业监事会在与经理层的博弈中完全处于劣势，其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岗位形同虚设。因此两职分任并不能解决经理层滥用企业资源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设立仅仅是为了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津贴并不能很好地刺激独立董事工作的积极性，增加独立董事津贴并不能有效提高独立董事的约束效力，因此对自由现金流运用的监管效力几乎为零，所以对提高企业绩效没有正面的影响。

自由现金流引发企业代理成本的增加，国有企业尤为严重。我国国企改制不彻底，政企分管不明确。国有资本预算实施受阻等导致了国有企业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的同时又“差钱”。国企管理者增加在职消费、进行盲目的投资及私藏小金库，增加管理薪酬、自由现金流没有合理的利用而导致投资亏损严重，巨额的投资亏损对应了国企没有足够的资金提高企业本身的经营竞争性。

五、结论及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通过对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得出自由现金流对企业绩效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由于其没有被合理地利用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本文针对研究发现的问题，从优化自由现金流的控制机制与管理方面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一）完善国有资本预算体系，实行红利上交制度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国有经济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由垄断竞争和资源优置获得的大量自由现金流却没有被合理的运用，这与我国对国有企业红利上交的制度不无关系。因此，完善国有资本预算体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要根据国有企业的发展弹性确定一定的收缴比率，对不同的行业实行不同的征收标准，对于垄断性较高或利润较高的企业可以适当提高相应的计提比率，以在保证国有企业良好运营的同时，使真正的国有企业利益最终相关者——广大人民享有其相应的利益。其次，在国有资本预算的实施过程中，要将国有資本预算的计算方法与税收相区分，建立独立的计算方法，其征收的范围要与财政收入相剥离。对国有资本预算的实施可以相应地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相结合，提高其收缴、上缴给国家的效力，从而迫使国有企业“吐出”闲散的资金，降低由自由现金流引起的代理成本问题，避免国有资源的浪费。再次，国有资本预算的监控力度要加强，设立专门的部门进行国有资本预算的收缴，进行专款专用，来实现国有资本的真正增值，并且国家有关部门可以适当增加法律效力来监督国有企业资源的运用，确保其资源用于企业的发展或承担社会责任。

（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建立有效治理机制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并未起到相应的治理效力，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就必须使得公司治理的各项指标发挥其相应的作用。首先，董事会的规模要严格控制，降低不必要的机构臃肿，以流畅的沟通与协调来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对公司经营战略问题的有效决策。优化董事会的结构，建立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完备的董事会结构有利于提高公司对市场信息的洞察力，提高企业经营应变能力，抵御一定的市场风险。而独立董事要充分发挥其“独立性”，监督控股股东、董事、经理的经营行为及相应的关联交易，减少企业资源被侵占的可能性。其次，建立有效的管理层激励机制也是减少代理成本的有力手段。对于管理层的激励可以适当丰富其内容，不仅仅用提高其相应的绩效工资的方法，也可以适时地以休假、社会地位等精神鼓励的方法增加经理人的工作热情。对管理层的管理绩效考核指标要多元化，防止管理层为了提高其管理绩效，盲目追求“企业帝国”进行过度投资，使企业自由现金流没有被合理地利用从而损害了所有者的利益。再次，增加员工持股，提高员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也是减少企业资源流失的一种有效方式（刘银国，2010）。另外，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对总经理等管理人员的聘用要取消政绩任命的政策，提高管理层的经营管理能力。

（三）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增加有效信息披露

管理层滥用自由现金流是由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提高企业内部信息的透明度可以减少资源的无效占用。增加相应的信息披露，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对于公司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董事会要审查其真实性及准确性，发现留存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要及时决定其分配方式或使用去向。保证信息及时有效的披露，有利于减少企业管理者侵占公司资金的自利机会，对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有一定的制约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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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银国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