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失衡试析论文

2022-04-16

摘要:次贷危机爆发后,从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发展成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并从全球的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变,对全球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各国对金融危机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是金融危机仍在蔓延。本文根据2009年以来国内学者对危机的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危机产生的原因与最新动态,并根据产生原因提出应对策略。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世界经济失衡试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世界经济失衡试析论文篇1：

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摘要：本文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产业结构失衡和调整的影响。本文在科学界定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这一典型事实后，基于波动周期阶段分别对我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失衡度的变化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周期性波动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经济周期性波动是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基本原因。由此，本文提出了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实现我国产业优化调整和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周期；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失衡度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建国之初到1978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53∶18∶29变为1978年的31∶45∶24^[1]。这个阶段中，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特点表现为第二产业迅速扩张，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占有主导作用；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增长速度过慢，成为辅助产业。第二个阶段是改革之初到现在，一、二、三产业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31∶45∶24变为2006年的12∶49∶39。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的服务业增长迅速，工业平稳发展，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层面优化的趋势。而在长期产业结构变动的同时，我国三次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的短期结构性质呈现出一定的波动特征^[2]。此外，相同的时间序列中，在经济总量层面上，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可以分为相同的两个阶段。建国初期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以百分之零为界点，上下波幅达到20%以上；而在第二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第一阶段有所平稳，大体在10%左右波动，波幅不超过6%。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结构性变化和总量变化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但是，短期的结构波动和总量波动之间的关系却很难确定。

结构变动和周期波动是经济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社会经济系统正是在结构变动和周期波动中实现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不仅体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成长。而从短期来看，这两个问题就变成经济总量的波动问题和产业结构的短期调整问题。按照一般理论，变量如果在长期概念中具有相关关系，那么它们在短期也存在一定相关性。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长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关系，比如配第和克拉克发现，随着经济发展，通过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一国产业结构将出现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库滋涅茨通过经验研究证明了配第—克拉克定律的现实科学性；而罗斯托则发现产业成长与一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与此相对的是，对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波动的短期效应分析较少实际上已经有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这些问题，如前苏联研究经济周期的专家门德尔逊在《经济危机的周期理论与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就曾分析过历次周期中各个部门开始衰退与复苏的时间和波动幅度的变动；美国NBER的专家们在某些研究中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这就是本文准备剖析的基本问题。

一般而言，经济周期是指一定时期内市场经济活动不断重复从复苏、扩张、收缩到衰退这一循环过程的内在变化规律。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标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状况。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制约作用，形成瓶颈现象。因此，通常要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的发展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做到协调发展。这里的产业结构平衡主要是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和农业，重工业中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工业和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工业和建筑业，工业和商业，工业和科学教育等产业相互之间的平衡问题。理想的情况应当是各产业基本上供需平衡，不存在瓶颈制约现象。

本文将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失衡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把握经济周期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阶段确定

经济周期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短期波动表征，经济学界主流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对于我国的经济周期而言，我国学者虽然对经济周期的具体划分有微小差异，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我国经济周期存在这一客观事实。

我们利用1953—2006年我国GDP的增长率波动来分析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明显的扩张和收缩的重复交替。因此，可以基本断定，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

（一）我国经济周期的整体阶段界定

从图1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具有较明显的差别。为了进一步描述我国经济波动的整体阶段性特征，本文将运用二阶线性自回归计量方法，对改革前后两个阶段我国经济波动的特质分别进行数量刻画。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前后GDP增长率在5%的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由此，我们对改革开放前后的GDP增长率进行二阶线性自回归计量（AR（2）），得到如下的回归结果：

通过经验研究，关于我国经济周期的整体阶段界定，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基本结论：

（1）改革开放前后的回归方程中，滞后一、二期经济增长率的斜率的绝对值都小于1，并且经济增长率的斜率系数的符号正好相反。前者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内在的具有衰减型波动特征；后者表明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系统内在的加速力和减速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2）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率的斜率系数的绝对值大于滞后二期的经济增长率的斜率系数的绝对值，说明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率的震动幅度都趋于缩小。

（3）二阶线性自回归方程中的截距在改革后比改革前大，意味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平均位势在改革后内在地高于改革前。滞后一、二期经济增长率的斜率在改革后分别是改革前的1．7、1．24倍，这表明改革后周期扩张的速度相对于收缩的速度比改革前大。

（二）我国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性划分

为了进一步确定我国具体经济周期阶段性划分，我们根据“复苏—复苏”这一经济周期划分常用标准，1952—2006年，将我国经济周期划分为10个阶段，具体划分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建国后我国经济周期可以大体分为10个阶段。其中，在1991年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一般是3—5年为一个周期，经济波动频数较大；1991年之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频数明显下降，波幅也呈缩减趋势。同时，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波动振幅较为平稳，显示出较稳定的波幅。

所以，我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这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此外，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具有“非平稳”的特性，这一特点必定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及部门结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

配第和克拉克最早提出了我们通常说的三大产业演变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一产业所占份额（无论是产值份额还是就业份额）都存在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份额迅速增加，然后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则处于持续增加的趋势。而根据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随着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民收入的变动，该国的总体产业结构将产生相应的调整。而无论从供给层面的经济发展还是需求层面的国民收入变化，经济增长是实现这两大转变的基本经济基础。所以，经济增长的波动性通过影响经济发展阶段的设定和国民收入的变化，将间接推动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那么，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是否符合这样的一般理论逻辑，还是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呢？我们将考察三次产业结构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变动情况。

注：这里的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P、T为一般周期的波峰、波谷，p、t为短期波动的波峰、波谷。

从表3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上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从1952年的50．5%下降到2006年的11．8%，并且第一产业的比重在扩张期减少（因为第一产业的扩张速度低于总体经济的扩张速度），在收缩期增加（第一产业的收缩速度低于总体经济的收缩速度）。在1953—2006年的12个周期阶段中，第一产业比重符合扩张期较少、收缩期增加这样一般规律的有8个，占66．7%，并且周期的波峰都低于前期的波谷。

（2）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上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从1952年的20．9%上升到2006年的48．7%。第二产业的比重表现出在扩张期上升（因为第二产业的扩张速度高于经济总体的扩张速度），收缩期下降（第二产业的收缩速度高于经济总体的收缩速度）。在12个周期中，第二产业比重符合扩张期上升和收缩期下降这一一般规律的有9个，占75%。

（3）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所占份额的周期变动呈现出相反的变动方向，说明我国第二产业的波动幅度大于第一产业的波动幅度，从而使一个正周期性波动产业第一产业成为一个逆周期性不敏感波动产业。

（4）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改革开放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在1979年以后这一比重又开始逐渐上升。1979年前表现出的这一趋势是与经典的产业结构理论不一致的，因为在我国1979年以前，我国视商品经济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在这种自然经济思想和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大砍商业、压抑非国营贸易，使与商品流通有关的第三产业遭到严重损害。整个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出现相当程度的下降，甚至工农业的剧烈衰退都不能使第三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商业开始得到大力发展，也开始呈现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正常发展规律。

从表4可以看出，在第二产业内部，与工业相比，建筑业的比重在扩张期上升、收缩期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其所占份额的变动幅度更大，建筑业在波峰期的比重平均为4．5%，波谷期其比重平均为3．73%，波峰期所占比重是波谷期的1．21倍。工业份额在波峰期的比重平均为35．3%，在波谷期所占比重平均为34．9%，波峰期所占比重是波谷期的1．01。所以说建筑业的波动更大。另外，从表4中的工业和建筑业产值增长率中也可以看出建筑业的波动幅度大于工业波动幅度，建筑业在20世纪70年代前表现出明显的对称性正周期性波动，以后就表现出明显的正值型正周期波动，而我国工业一直表现出正值型正周期波动。

由此，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在我们分析的时间序列当中，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周期性波动之间具有比较显著的相关关系。

四、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三次产业结构失衡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见，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会加剧产业结构的失衡，如何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实现各产业平衡发展，成为一国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为了描述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中产业结构失衡的具体情况，本文将对我国产业之间的失衡程度进行量化分析，并进一步剖析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中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具体影响程度。

为了对产业结构失衡进行核算，我们首先用权重法对经济增长率进行重新定义。如果以G表示经济增长率，gi表示各个行业的产值增长率，ρi表示各个行业在总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那么，以权重法表示的一国经济增长率的具体核算公式为：G=∑ρigi。同时，经过相应的推导可以得出产业结构失衡度（用Imbalance表示），则Imbance=∑ni=1ρ2i(gi-G*)2/n-1。其中，G*为结构平衡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最佳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根据第一部分中所得出的经济增长率计算出经济增长率的最佳值，然后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失衡度，并在1956—2006年时间序列中对比我国经济增长率和产业结构失衡度的数值运行趋势，表述为图2和表5。

从图2和表5可以看出，我国三次产业的失衡度在长期是逐渐下降的，而且失衡度的波动在近几年趋于平稳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度比较高且波动幅度较大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率波动较大的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其波动缩小，经济总体增长率的波动也较小，并且在短期波动中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平衡度与前期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并且其波动与经济的稳定性有关。此外，在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峰与波谷阶段，产业结构失衡度平均值为3．65，其它时期的平均值为2．2，这说明在波峰期和波谷期，产业结构失衡度大于其它时期的失衡度。产业结构失衡度最高（13．5和11．9）的1958年和1961年分别为波峰期和波谷期，结构失衡度较低的年份一般既不是波峰期也不是波谷期。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有赖于经济的平稳增长。当经济增长发生强度波动时，我国的产业结构便处于失衡的现实状态或者发展趋势；而经济平稳发展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则处于渐进优化的趋势。所以，经济周期性波动频次减少和波幅下降是我国产业平衡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平稳发展的环境下才能保证我国产业结构的渐进调整和逐步优化。

五、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我国产业结构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我国产业结构也呈现了周期性变动，特别是产业结构呈现周期性的失衡。在明确我国经济周期性变动典型事实的条件下，对经济波动阶段的合理划分为政府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信号，这其中包括调整对象、调整力度和调整时机等。

根据我们对经济周期中产业结构的变动特点的分析和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在经济周期阶段当中，经济扩张后期和经济收缩前期是最容易对产业失衡造成影响的基础环节，我国的结构调整要重点把握这两个阶段。同时，我们还要兼顾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周期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周期，间接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周期性失衡。由此，从本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关于我国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具体对策：

（1）经济周期中的扩张后期，往往是基础产业需求压力最大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农业与工业增长差异很大，结构关系最为脆弱，这时恰到好处的调整可以延长扩张的过程，防止产业链的突然断裂。在扩张后期，生产要素已经被充分利用，社会已无闲置资源可供短线部门利用，这时结构调整目标应该是限制高速增长部门的增长，对建筑业和重工业实行财政和金融的适度紧缩，如降低投资规模等；同时，进行比较充分的增量调整，即把足够的新增投资投放在短缺强度较高的农业和轻工业部门。所以，扩张后期的经济调控和产业政策基本上是一种增量调整和结构性紧缩相结合的调整政策。

（2）经济周期中的收缩前期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佳时机。第一，经济衰退将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充分暴露，进行调整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较小。第二，过度扩张部门和产能过剩部门利润下降，竞争力不足，孕育着强烈的创新压力。第三，由于产品和产能过剩，使得受经济变动影响不大的农业、轻工业等比较容易扩大生产。通过存量和结构性扩张政策的结合，可以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又可推动我国经济早日走出阶段性收缩的低谷。

（3）随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和加强，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世界市场即国际贸易这一渠道实现的；而伴随着我国国际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的增强，以及吸引外资的扩大，这一影响将会增强。我们不仅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来规避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消极影响，而且要充分利用世界周期波动的时机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利用世界经济的衰退，引进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价格趋于疲软的原材料，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利用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资本相对过剩，引进条件比较优惠的外资，以加强我国短线部门行业的投资，缓解产业结构的失衡。

参考文献：

［1］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孙广生．经济波动与产业波动（1986—2003）——相关性、特征及推动因素的初步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6，（3）．

［3］陈磊．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定和理论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4］李新安．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与成因分析［J］．经济经纬，1999，（3）．

［5］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200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马建堂．经济波动与产业波动［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7］马建堂．试析我国经济周期中产业结构的变动［J］．中国工业经济，1999，（2）．

［8］列·阿·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一卷（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

［9］王洛林．经济周期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10］徐敬君，刘恒．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产业结构特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5）．

［11］原毅军．经济增长周期与产业结构变动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1991，（6）．

［12］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韩淑丽）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曾　铮

世界经济失衡试析论文篇2：

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最新动态与应对策略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危机成因;最新动态;应对策略

引言

2007年4月,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不久就演变为全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现在危机已经蔓延到实体经济,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危机,本次危机也成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发展过程回顾

从2001年起,美联储实行低利率政策与减税政策,推动美国放贷需求与房价不断攀升,商业银行为追求高利润,大量实行资本证券化,不断推出新的结构金融工具,资产支持证券反复衍生和杠杆交易满足了市场需求,但也造成了潜在的风险积累。①

当美联储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从2004年6月起重新步入加息周期后,房地产价格从2006年6月开始下跌,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繁荣的基础不复存在。2007年8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对冲基金停止赎回,引发了投资者撤资行为,从而触发了流动性危机,这被视为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标志。②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逐渐转变为金融危机,此后危机也由美国金融市场全面蔓延至欧洲与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危机正式由国别危机转变为全球金融市场危机。金融市场危机也通过财富效应、信贷紧缩、切断企业融资来源等渠道影响到全球实体经济。

二、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人们都在关心危机的发展及其影响,考虑如何应对来减少损失,但是如果不了解危机的真正原因,就无法对症下药,因此探讨这次危机的根源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009年以来国内学者对危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的研究方向:①对美国国内因素的研究;②对国际因素的研究。

(一)对美国国内因素的研究成果

对美国国内因素的研究包括五个方面,具体是:⒈对美国扩张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研究;⒉对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研究;⒊对美国实体经济的研究;⒋对美国道德风险行为的研究;⒌从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角度所作的研究。

⒈对美国扩张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总结出全球失衡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货币霸权视角建立起失衡与危机的数理模型,指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密切相关。通过模型分析,该课题组认为,美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造成此次全球失衡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元的特殊地位或美元霸权在危机的产生与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永利通过剖析美元的全球持有预期投放属地管控之间存在的矛盾,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实际上在与国际中心货币的全球储备与货币投放和头村的国家掌控之间存在的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受诸多因素影响最终爆发。

⒉对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研究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各种复杂的结构化金融产品不断被开发出来,一般投资者很难有足够的资料及专业化的知识来评估其所购证券的内在价值和风险,因而不得不依赖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进行投资决策,可以说信用评级机构是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基石,但是在次贷危机中,由于信用评级机构未能及时向投资者提示结构化金融产品内含风险,没有起到应有的风险预警作用;同时,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风险反应迟钝,而在问题出现后评级机构又不约而同地在短时间内对大量次贷产品进行降级,引起投资者的恐慌。张强、张宝通过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研究指出:信用评级机构本来作为社会监管者,具有风险预警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但在次贷危及中却推波助澜,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动荡。

⒊对美国实体经济的研究

申宏丽通过对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的以借贷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美国货币政策分析得出结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有其金融层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运行机制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等一系列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地说,从实体经济层面看,是由于美国由制造业经济转变为服务业经济,在服务业为主的經济结构下,当美国货币政策扩张引起资产价格上涨却不再引发通货膨胀时,由资产价格上涨刺激消费借贷需求,就可以拉动经济强劲增长。由此,美国进入一种扩张性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上涨借贷消费需求增加经济增长的循环中,而一旦资产价格下跌,个人偿付能力出现问题,就会引发金融系统的危机,经济也会由消费不足陷入衰退。

申宏丽的结论与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的结论不谋而合,但是两者研究的角度或者侧重点不同,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美国扩张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导致的全球失衡的角度得出结论,而申宏丽是从实体经济的转变角度研究金融危机,从而得出结论。

⒋对美国道德风险行为的研究

白钦先、蔡庆丰通过对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化以及衍生化过程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研究,同时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化过程发现,过度衍生化和虚拟化使得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实际上加剧了,金融中介道德风险的加剧和叠加则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最终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因此,两位认为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衍生化和虚拟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才是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

⒌对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角度所作的研究

次贷危机的出现和发展并不是美国金融业的一时疏忽大意,其实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和美国长期自私的内外政策积累的结果。张云、刘骏民通过对美国经济运行的特殊循环以及经济虚拟化的研究发现,美国经济运行的特殊循环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和虚拟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背离才是次贷危机美元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白钦先、蔡庆丰所作的研究与张云、刘骏民所作的研究都是从虚拟化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是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白钦先、蔡庆丰是从金融虚拟化角度研究其根源,具体说就是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衍生化和虚拟化。而张云、刘骏民是从经济虚拟化角度研究其根源,这里的经济虚拟化是相对实体经济的衰落来说的,具体指美国实体经济衰落。

通过论述国内学者对美国国内因素的研究,我们发现,众多学者都是从美国国内某一个因素展开研究,并认为自身的研究结果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不免有失偏颇。以上论述的美国国内因素研究的五个方面,都对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了推动作用,这五个因素相辅相成,又对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扩散与加深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我认为这五个因素都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那么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呢?

(二)对国际因素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不仅从美国国内因素探讨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而且从国际因素找寻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他们的研究方向大致有两个:⒈国际经济体系扩展、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变迁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变迁;⒉金融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

⒈国际经济体系扩展、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变迁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变迁

王雷认为:国际体系的扩展、经济权力的分散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政治权势的转移不可避免会导致美国权势的相对衰退,而美国要想继续维持昔日的霸权,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使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体系结构层面矛盾不断激化的一个集中释放,国际体系变迁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内在矛盾最终促成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仅30年来美国国内宗教、社会、政治的变迁与此次一次金融危机同样密切相关。

⒉金融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

黄玲利用131个国家和地区在1970~2006年的金融数据对美国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资产与负债的总量增长结构演变和分配格局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结论:世界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具有自我加强式的效应,这一效应造成了当今美国等主要资本市场上资金泛滥,资金泛滥支撑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发展,并诱发了金融机构的投机和冒险行为,终于酝酿成了此轮次级放贷危机,并在全球引发了金融震荡。但是贺力平、林娟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失衡两个概念之间仅仅具有表层上的关系,同时他们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美国金融危机乃至全球金融体系中风险控制功能的弱化,在于对经济景象的过度乐观情绪。

通过论述国内学者对国际因素的研究,我们发现,国际因素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推动作用,但是国际大环境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最先在美国爆发危机呢?所以单单考虑国际因素不足以说明危机爆发的原因,还应综合分析国别差异,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最大差异是美元本位制,所以国际社会稍有发展失衡最先波及到的应当是美国。

抛开对美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研究角度,国内学者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仍然有一视角值得注意,就是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分析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国内存在两类利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金融危机的理论,一类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代表人物是吴宣恭;另一类是虚假需求理论,代表人物是武建奇、乔轶娟。两种理论的侧重点不同,基本矛盾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促成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是,虚假需求理论则更大程度上说明了本次危机爆发的一个特点,而这一特点不同于经典危机的生产过剩。

三、金融危机的最新动态与未来走向

正确评估与判断全球金融危机的现状与未来走向,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对于非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对于中国贸易与海外投资,对于中国宏观经济走向与政府经济政策调整,都至关重要。

胡祖六认为,金融危机最深重最危险的时期已经基本过去,全球金融体系发生系统性崩溃的风险已经显著降低。从金融市场的最新动态看,全球金融危机并未有加剧之势,发生所谓第二波的风险已经越来越低,金融体系已经呈现出初步的稳定趋势。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名在东京举行的国际货币会议上同样称: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但是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仍未结束。但是对于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的第二波冲击经济学家各有见解,知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金融危机最新动态接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展祖专访时表示,金融危机第二波冲击值得高度警惕,大萧条第一波冲击过后的第二波冲击使经济彻底崩溃,目前的情况与大萧条的第一波冲击是很相似,市场应认真应对可能的第二波冲击。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本轮金融危机到底见未见底。胡祖六通过分析多项指标得出结论:金融市场已经基本见底,尤其是09年第一季度后,市场逐渐解冻复苏,金融市场正在缓慢的趋于稳定。但是艾伦·格林斯潘应邀在纽约经济学家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表示:只有当房价止跌后,我们才有望迎来经济的全面稳定和复苏。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危机仍未见底,方晋在《中国经济报告》上表示“危机见底言之尚早,之后可能还会出现反复。”③

可见,全球金融危機的未来走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金融危机到底见未见底?金融危机何时见底?金融危机的第二波冲击会不会发生?还需进一步研究!

四、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实体经济,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危机了。这场风暴既打击了美国经济,又妨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此次危机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导致了国家间权势的此消彼涨,大国关系的明显变化,以及主要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深刻调整,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及其变迁产生重大影响”。④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这里不再赘述。纵观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爆发的危机,我们发现危机爆发并非一时疏忽,“本次危机再次暴露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大缺陷,特别是以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潜存着巨大风险”,⑤所以如果想要制止下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五、总结

2007年4月,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不久就演变为全球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现在这场危机已经蔓延到实体经济,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危机,世界性经济衰退不可避免。本文通过对09年以来国内学者对本轮金融危机的研究综述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矛盾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其他美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对危机的蔓延与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综合了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对金融危机最新动态与未来走向的不同观点以及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影响,指出若想制止下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

注释:

①吴念鲁,杨海平:《从磁带危及到华尔街风暴:微观机理、制度根源、应对策略》,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2期第44页。

②张明:《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5~6期,第5页。

③方晋:《金融危机是否见底》,发表在中国经济报告,2009年6月15日。

④王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影响》,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2期,第1页。

⑤陶昌盛:《次贷危机下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中国的角色》,发表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4期,第58页.

参考文献:

[1]吴念鲁,杨海平.从磁带危及到华尔街风暴:微观机理、制度根源、应对策略[J].经济学动态,2009,(2).

[2]张明.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J].国际经济评论,2009,(5-6).

[3]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J].经济研究,2009,(5).

[4]张强,张宝.次贷危机视角下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重新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5).

[5]申宏丽.从实体经济层面叹息次贷危机成因[J].现代财经,2009,(5).

[6]白钦先,蔡庆丰.金融虚拟化的道德风险及其市场影响:次贷危及的深层反思[J].经济学家,2009,(5).

[7]张云,刘骏民.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美元危机[J].世界经济研究,2009,(3).

[8]王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2).

[9]黄玲.从金融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看次贷危及根源[J].世界经济研究,2009,(4).

[10]吴宣恭.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J].经济学动态,2009,(1).

[11]武建奇,乔轶娟.虚假需求与金融危机[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3).

[12]胡祖六.全球金融危机的最新动态.南方周末,2009-5-7.

[13]白川方明.本轮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华尔街日报,2009-6-9.

[14]方晋.金融危机是否见底.中国经济报告,2009-6-15.

[15]周宇.试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J].世界经济研究,2009,(5).

[16]艾伦·格林斯潘.金融危机的发展及趋势[J].中国金融,2009,(9).

[17]王永利.国际货币全球持有与其投放属地管控矛盾激化[J]. 国际金融研究,2009,(5).

[18]贺力平,林娟.试析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J]. 国际金融研究,2009,(5).

[19]姜建清,孙彬.重建市场信心是缓解流动性危机的有效途径[J].金融论坛,2009,(1).

[20]石建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金融, 2009,(8).

[21]陶昌盛.次贷危机下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中国的角色[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4).

(责任编辑/王丽君)

作者：董文涛

世界经济失衡试析论文篇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南北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南北关系问题给予较多关注，初步进行了一定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1.南北关系的形成。国内学界一致认为南北关系起源于15、16世纪欧洲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属国的依附关系;二战后，广大前殖民地独立，国际上形成一股新兴力量与发达国家产生政治、经济关系，现代南北关系正式形成。2.南北关系的性质。学界普遍认为：南北关系并非一种“势均力敌”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不平等、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实质仍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3.南北问题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其斗争焦点尽管仍涉及旧时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但主要过渡到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发展民族经济为主的斗争。生产与贸易、金融与债务，以及争取经济平等地位等问题是矛盾焦点。4.冷战后的新变化。主要有：南北关系重要性上升、总体趋于缓和;部分矛盾更加突出;南北关系涉及更多领域;跨区域南北关系发展;南方国家有所分化。

关键词：南北关系;冷战;国际经济新秩序;

一、南北关系的形成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南北关系的形成认识比较一致。一般认为，其最早起源于15、16世纪西方殖民扩张时期殖民主义国家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二战以后，广大前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国际上开始形成一股新兴力量与发达国家发生政治、经济关系，现代南北关系才正式形成。

1、起源于15、16世纪殖民时代。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科技手段，率先通过战争征服、殖民掠夺等手段，强行将亚非拉等地区纳入其殖民体系中。由此，双方形成了一种不对等依附关系，这便是南北关系的最初萌芽。有学者就认为当代南北之间不平等、不合理、不公正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历史上欧美资本主义对亚非拉殖民地侵略和剥削的结果。[1]还有学者更为直接的指出，“资本主义早期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展第一次打破了国家和民族间的界限与壁垒，初步确立了具有国际性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形成了以殖民为基础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依存与矛盾，这就是南北关系的最原始表现”。[2]再如学者张贵洪认为“南北关系是一个历史概念，南北关系是从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演变而来的”。[3]

2、正式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二战以后，广大前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国际上开始形成一股新兴力量与发达国家发生政治、经济关系，现代南北关系正式形成。学者王惠君认为，“它是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瓦解及60年代中期依赖新殖民主义形成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间关系。”[4]慕海平认为，“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是一种赤裸裸的超经济掠夺，而用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所谓“平等交换”形式并不占主导地位。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现时意义的南北关系。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股新兴力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摧毁了旧的殖民体系。它们开始作为主权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关系。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提高，经济自主权增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也由过去的以争取民族解放为主的政治斗争转变为现在的以争取民族经济发展为主的经济斗争，从而形成了当代意义上的南北关系”。[5]

二、学界对南北关系性质及早期南北关系焦点的研究

1、南北关系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南北关系尽管不同于过去的“依附”关系，而表现出一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但其并非南北之间的“势均力敌”的平等关系，或发达国家间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不平等，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对其实质，国内学者一致认为其仍然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国内学者们对于战后南北关系的性质做了较为充分的剖析。学者慕海平、焦福军、谈世中的《评南北关系的实质》一文就认为，受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制约，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改变其单一经济结构，依然向发达国家提供农矿初级产品，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凭借其经济、科技优势和垄断地位，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技术转让等途径续继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6]王惠君也在其《当代南北关系的两重性》一文对其实质做出阐述，“当代南北关系是指发達资本主义国家以合作形式对发展中国家保持不同程度的剥削与控制的国际交往关系。其实质是一种国际范围内的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南北双方在实力不对称、地位不平等意义上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南北双方在矛盾中共处、联系及合作过程中的片面依附性。”[7]此外，学者巫宁耕也认为，南北关系的核心，本质上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继续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家的经济权益，发展民族经济，要求打破这种垄断，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剥削。[8]吴敏绮认为：“当代南北关系其核心反映的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9]

2、南北关系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其斗争焦点尽管也涉及旧时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但主要过渡到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发展民族经济为主的斗争。生产与贸易、金融、债务及争取平等经济地位问题是矛盾焦点。有学者认为，“南北关系主要指战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经济关系”。[10]还有学者认为“南北关系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是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其核心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战后南北关系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维护政治和经济独立、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1]学者张西虎更具体的指出，“南北关系是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南北关系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包括商品交换关系、资本关系、技术转让关系等。” [12]

对于双方矛盾的的焦点，慕海平认为，战后初期，这种矛盾和斗争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努力收回经济主权。随着生产国际化，发展中国家愈益卷入国际市场，南北矛盾和斗争逐渐转入生产和贸易领域。南方国家开始为提高和稳定农矿初级产品价格，改善贸易条件斗争，1793年的石油斗争标志着这种矛盾和斗争达到高潮。80年代后，尽管贸易问题在南北关系中仍占重要地位，但金融领域的斗争日益尖锐。债务危机的爆发说明，南北矛盾和斗争的重点已由生产、贸易领域逐渐转向金融领域。[13]李南认为从近期看，南北经济关系存在着几个矛盾：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不合理比价，不利的贸易条件;巨额债务;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规定的贸易制度，往往把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调到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境地以及逃避东道国的关税、外汇和价格管制等;南北经济关系的失衡与不平等性。[14]张西虎认为战后南北问题主要包括国际生产、贸易中的不合理分工和不等价交换;国际资本流动和技术转让中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国际经济、贸易组织中的不平等地位等。[15]

三、冷战以后的南北关系新变化

进入90年代，两极对峙格局结束以后，南北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围绕其变化，学者们做了一些研究，其变化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首先，多数学者认为冷战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以发展为核心的南北关系重要性上升，对话、合作、妥协取代了对抗，南北关系走向缓和。例如刘惠华就认为，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的焦点集中于东西对抗，与发展问题相比，国际舆论更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进入90年代，两极对峙格局结束，世界性战争的威胁似乎大大缓和了，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国经济，已成为世界趋势，世界舞台为发展问题和以发展为核心的南北关系让出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相对而言，在全球平衡发展中，南北关系的战略地位是更加突出了。[16]陈必达也认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最强音，随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经济为重心的南北关系会突出起来，成为世界的焦点。[17]此外，学者陈本红、周圣葵也对其重要性上升、走向缓和趋势的原因做了分析，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点：两极格局终结，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科技革命加快了全球分工、经济一体化，加强了平等经济依赖，减少了非对称性依赖;全球性问题突出，要求双边合作;区域集团化的发展。[18]

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南北关系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下降。苏联瓦解，东欧动荡，地区霸权国兴起，国际冲突仍然连绵不断，各国自顾不暇，疲于奔命。以上等等问题，削弱了南北对话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19]

2、尽管冷战后南北关系总趋势有所缓和，不过传统的南北经济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却更加突出，同时被冷战掩盖的政治矛盾也逐渐爆发出来。

郭靖安在其《试论战后南北关系》一文中，对此问题予以了揭示。一方面，由于两极格局终结，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等原因，发达国家援助资金不断减少，优惠范围也不断缩小，南方国家只好依赖市场吸引资金和技术，而这对投资环境较差，投资回报率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又谈何容易，因此，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另一方面，冷战后，北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以胜利者自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恶性发展，蓄意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扩展”到全世界，把它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国情不同的南方发展中国家，最典型的就是将南方国家国内“人权状况”的作为受援的条件。 [20]刘青建认为，“在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北方国家将人权、安全和军控的重点由针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南方国家，使南北在政治领域的矛盾凸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北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南北有关债务、援助以及贫富差距等经济矛盾更加突出”。[21]周圣葵也表示，“冷战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北方国家企图迫使南方国家按其政治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来改造南方国家已成为问题的关键。[22]除此之外，陈本红的《冷战后南北关系新变化》一文也从冷战后南北围绕政治模式、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以及南北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关系方面的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等方面，分析了冷战后南北之间的突出矛盾。

3、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外，南北关系开始涉及更多领域。学者王和兴将环保、毒品、移民、人权、反恐、全球化等新兴问题与发展援助、技术转让、贸易、石油等传统并列为当代南北关系十大突出问题。[23]其中，环境与气候问题恐怕是近年来南北之间争执最为激烈的焦点。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在郑立丰的《环境问题与南北关系》一文中，较为准确、全面的分析了当前南北国家在环境与发展经济关系问题、环保资金及技术转让问题、环保责任划分问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环境剥削等问题上的分歧。[24]卢静的《环境问题与南北关系》一文则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与纷争的分析，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全球环境合作机制，确保世界可持續发展。[25]张宝珍的《环境问题：南北关系中的新焦点》一文也对环境问题的由来、具体分歧，以及未来前景做了讨论。[26]谭跃宇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南北关系》一文则重点对南北国家有关气候问题的争论做了分析。[27]

文化安全问题近年来也越来越成为南北关系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冷战后，发达国家借全球化名义不遗余力的推行自己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经济模式、政治模式，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做法越来越对南方国家文化安全形成威胁。邢文萍在其《浅析冷战后南北关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一文中对冷战后南北关系中凸显的文化安全问题的现状、原因进行了讨论，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应对策略给出了建议。[28]此外，李丹的《南北关系新态势》一文也对该问题做了简要讨论。[29]此外，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它是涉及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发展问题等诸多问题的综合性问题。郭开虎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南北关系的重要契机》一文对该问题进行了介绍。[30]

4、跨区域南北关系取代全球性南北关系。90年代以来，南北关系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即南北之间以往的全球性南北对话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南北区域性、集团性南北对话，在这种趋势下，各种大大小小的包含南北各国在内的区域经济建立起来。对于南北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罗会钧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目前，南北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一些较大规模的南北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相继成立。”[31]杨国忠也认为：“经济的集团化与地区化，是发展中国家迎接全球经济政治挑战的又一战略抉择。世界经济的集团化与地区化，是国际经济生活日益全球化的重要体现”。[32]刘青建指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的需要，国家间产生了经济、政治的联合，由此主要产生了三种类型的区域集团：一是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二是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三是既有南方国家，又有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33]陈本红则在其《冷战后南北关系新变化》一文中对当前南北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的现状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34]

5、南方国家的分化。冷战后南北关系中新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南方国家的分化，主要表现在经济地位、经济实力、经济发展目标的差异。例如。杨运忠认为南方国家在历史上受殖民统治程度不同，独立后所面临国际环境不同，各国经济战略不同，加之有的国家当代局部冲突对经济造成重创，因此，当代国际关系进入高技术政治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更加明显。[35]郭靖安认为“冷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和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增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回旋余地，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来源、贸易机会和技术转让的可能，从而使经济发展更快，但受益的主要是上述条件好的少数发展中国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受益很少或根本没有受益。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极不平衡，冷战结束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被冷落或 “边缘化”的前景发生了。”[36]刘常喜分析了不同发展程度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问题中侧重点的分化。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亚洲四小”，它们最关心的是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属于中等收入的拉美国家最关心的是债务问题;石油输出国最关心的是油价和市场问题，而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最关心的是援助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问题。[37]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针对南北关系的形成、性质、焦点，以及冷战结束以后的新变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这些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但它们仍为今后，国内的南北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郭达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谭光涛、王莹：《从依附理论思考南北关系》，《铜仁学院学报》，2009年3月，第11卷，第2期。

[2] [32][35] 杨运忠：《国际关系中的南北关系》，《欧洲》，1994年06期。

[3] [11]张贵洪：《全球化与南北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

[4] [7] 王惠君：《当代南北关系的两重性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7卷增刊。

[5][6] [10][13] 慕海平、焦福军、谈世中：《评南北关系的实质》，《世界经济》，1990年第8期。

[8] 巫宁耕：《南北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05期。

[9] 吴敏绮：《从鹰谷对话看南北关系的走向》，《前线》，2005年第5期。

[12] [15]張西虎：《对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关系特征的再认识》，《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第23卷第1期。

[14] 李南：《论战后南北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国际经济合作》，1990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