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试析论文

摘要：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表现为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文化理性化，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要模仿西方发展模式。对此，依附理论从“中心—外围”的观点出发批判其“西方中心论”倾向，世界体系理论则指出现代化理论单线进化思维的局限，后现代主义则极力瓦解其理性精神。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试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试析论文 篇1：

碳关税的违法性及其应对

[摘要]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该法案有关碳关税的规定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WTO所确立的相关原则，也不符合WTO的相关条款。对此，我国必须在充分利用WTO现有法律机制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国情的碳税制度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关键词]碳关税；违法性；法律对策

一、碳关税的缘起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的特别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最早的“碳关税”表述源于2007年法国针对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提出欧盟成员国应当基于减排温室气体的承诺对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但并没有实施。2009年6月上旬，部分美国代表在波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提出对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的国家实施附加贸易关税，即征收碳关税。2009年6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该法案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

2009~7月，在欧盟成员国环境部长非正式会议上，法国又提出要对有关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综合看来，美欧国家提出征收碳关税就是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以达到其政治、经济目的。从长远的、全球的角度来说，碳关税有其合理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自由贸易带来的环境破坏威胁每一个人的利益”。但是，从现阶段务实地看，碳关税有明显的违法性。

二、碳关税的违法性

1.违反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条明确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第10条再次确认了这项原则，之所以确认了“共同责任”，是因为缔约方承认“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而需要共同承担减排责任；而“有区别责任”是因为缔约方承认“发达国家缔约方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能力及社会和经济条件不同”而应承担有别的减排责任。为了落实该项原则，《京都议定书》对2012年前主要发达国家和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减排时间表和额度作了具体规定。同时该议定书还要求从2008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由于《京都议定书》附件B的量化限制表所列缔约方均为工业发达国或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而非附件B所列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则暂无减排的量化限制，导致美国以“减排将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减排的量化限制”为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讲话中称，“美国在三个方面坚持立场，首先是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必须开始减排行动；其次，当前必须建立一个审核机制，透明地交换信息，保证各国的减排承诺能够实现；第三，只有在满足前两个条件的情况下，美国才可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生态脆弱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但这一言行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更有甚者，美国已分别于2009和2010年通过国内立法规定将对来自尚未实施碳减排限额的高碳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这一规定显然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2.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GATT第2条第2款规定“对相同产品或这一输入产品赖以全部或部分制造或生产的物品”可以征收与“国内税相当的费用”，第3条要求“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时，不能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进口产品征收高于对本国相同产品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费用”，这两条是国民待遇的规定。在适用第2条第2款征收税费时，必须符合第3条第2款的规定，“不得高于”对本国同类产品的税费。国民待遇要求对“同类产品”不得区分对待。根据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不同，可以将产品分为高碳和低碳产品。有的进口国就以这个为借口把同类产品定为不同产品，可是，根据现行WTO规则，以不同生产或加工方法生产的产品只要具有相同的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即可认为是“相同产品”。一种产品在发达国家是高碳产品，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是低碳产品。所以，不能以国家的不同生产工艺和技术来区分，而只应该从产品的性质和用途来区分。所以，美国提出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相同产品”征收碳关税，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

3.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要求“一缔约国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国的相同产品”。美国碳关税条款明确将中国、印度作为征税对象国和接受减排监督国，这就已经构成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直接违反，是对中国、印度的一种歧视性规定。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美国碳关税的征税对象国应当是那些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强制减排义务的缔约方，而不是自愿承担减排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更不能特指中国和印度。退一步讲，若按照WTO的普遍最惠国待遇原则，美国碳关税的征税对象国也只能是所有WTO成员。

4.不符合GATT第20条的相关规定。GATT第20条涉及该问题的有其(b)项、(g)项和第20条的序言。

(1)GATT第20条(b)项中规定，GATT成员采取可以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争议的焦点就在“必需”两字代表的含义。我们认为“必需”存在的前提是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合理、可行的替代性措施存在，而且采取这一措施应最大限度地不与GATT相关原则相违背，最后还要看其目的是否是善意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征收“碳关税”有利于环境的改善，但是无法证明其是必需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碳关税实施的目的带有恶意性，它是一种单方面的征收，未采取谈判和协商的手段，是一种贸易保护表现，而且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损害，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表现。

(2)GATT第20条的(g)项的例外规定称，环境例外措施必须是“与国内限制生产和消费的措施相配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措施是否适合达成保护资源的目的?征收碳关税有利于保护不可再生资源，但是美国征收碳关税的目的不在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是增加自己国内相同产品的竞争力，自身国内并没有限制生产和消费。“GATT要求限制贸易措施的采取必须以确凿的因果关系为依据，即行为必须与后果有确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征收碳关税与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之间并没有可靠的因果联系。

(3)GATT第20条序言要求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或构成国家贸易的变相限制”。“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思考此类措施是否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不良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要考

虑，谁有权做决定?如何决定何种手段和目的是正当的?，，首先成员国要对出口国的具体情况采取贸易灵活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标准不同，碳关税的实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生限制影响，很显然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同时，援引方在预采取单边措施之前有义务邀起谈判，善意地试图达成协议。在美国单方面要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品征收碳关税时，并没有与各方谈判协商，这就构成了不合理歧视，其正当性值得怀疑。

三、我国应对碳关税的法律对策

1.充分利用WTO现有法律机制。利用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进行抗辩。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WTO成员对所有贸易伙伴应一视同仁。但是，因各国环境政策不同，承担的国际减排责任也不一样，征收碳关税必然面临很大的国别差异，比如对已实行减排的发达国家可能不征收，而对不承担国际减排责任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又征收。这种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有差别的税收征管政策，会直接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同样征收碳关税在实践操作中也有可能违反WTO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要求WTO成员在对来自其他成员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时，应采用与本国相同产品同样的碳排放标准征收，不能在进口产品与本国相同产品之间造成差异。但是，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产品，即使是同类产品的碳排放量都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所谓的碳追踪技术还远远不能达到。只为某一个产品制定碳排放标准成本计算是不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制定一个平均的标准，比如说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征收碳关税，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使进口国的产品受到歧视，从而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依据GATT第20条(b)项的规定，要求相关成员方证明没有其他替代措施与GATT相符或与GATT不一致的程度更低。如前所述，碳关税应在实施上符合GATT第20条(b)项的规定，否则就违背了WTO的规则。GATT第20条(b)项的要求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否存在同样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替代措施?其次，该替代措施是否与GAIT相符或与GATT不一致的程度更低?最后，该措施是否可为成员合理采用?我国可以要求对方证明其所采用的碳关税措施与其他措施相比与GATT的不一致程度是最低的，即该措施除了因产品内涵碳含量不同而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之外，不能再基于其他因素而对相关产品给予差别待遇。

依据GATT第20条(g)项的规定，反对相关成员不对国内产品施加限制。有的国家可能仅仅针对进口产品施加碳关税，而未对同样的国内产品施加类似税收。根据GATT第20条(g)项的要求，对进口内涵碳产品所课征的碳关税，不论在适用范围、税率水平、计税方式上均应能体现促进碳减排的最终目的，而且此类措施还应与对国内生产或消费的限制措施一同实施。这也为我国的立场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反过来说，如果相关成员对国内产品也施加了同样的税收，那么国内产品的价格上升，也有助于提高或者至少不会降低我国国内产品的竞争力。

2.制定符合国情的碳税制度。适时推行碳税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高碳产业的生产成本，使低效益的企业退出市场，提高行业生产集中度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碳税制度的推行必须符合国情，既要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也要符合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碳税制度的建立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原则。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恶化为代价。清洁技术的研发和实施必须在各个行业中全面展开，尤其是要在高碳产业中取得实质性进展。(2)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确保碳税与其他财税政策的协调性。税制改革应考虑到纳税群体的承受力。按照“税收中性”的要求，在开征碳税的同时，应尽可能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并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或通过社会收入再分配补贴低收入群体。(3)与国际规则协调一致的原则。按照国际法的“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我国的碳税制度必须符合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

3.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二氧化硫排放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二氧化碳排放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与贸易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和环境领域规则的制度建设，应在国际合作中将中国利益和适合中国的方式渗透到新规则之中。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参与制定过程中，中国的谈判立场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点：(1)在全球气候谈判问题上，继续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2)在环境与贸易问题上，主张环境保护措施不能演变为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不能阻碍贸易自由化的进程；(3)在减排技术支持问题上，强调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的或优惠的技术支持，帮助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目标，同时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而不是以推行减排为手段，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Catherine Marciano and James Franey.“EU MinistersShun French Carbon Tariff Proposal，”(AFP)，Jul24，2009，http：／／info—wars.org／2009／07／24／ministers—shun-french—carbon—tariff-p roposal／。2009—08—25.

[2]吕莎莎.试析碳关税产生的国际法渊源及危机应对[J].经济与法，2010，(8).

[3]catherine msr cianoey j~mes fran.美国和欧盟继续坚持“有条件”谈判立场[EB／OL].http：／／finance.qq.com／a／20091219／000726.hun.

[4]朱丹宁.碳关税的法律解读与中国的应对[J].大众商务，2010，(7).

[5]许耀明.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在解决贸易与环境纠纷中的矛盾与协调[J].政治与法律，2010，(3).

[6]张向晨.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J].WTO经济导刊，2009，(12).

[7]宋俊荣.在WTO框架下对进口内涵碳产品征收碳税的可行性探讨[J]_特区经济，2010，(1).

[8]潘家华.金融危机、经济发展与节能减少排[J].江西社会科学，2009，(7).

[责任编辑：熊一坚]

作者：王祥修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试析论文 篇2：

现代化理论的回顾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表现为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文化理性化，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要模仿西方发展模式。对此，依附理论从“中心—外围”的观点出发批判其“西方中心论”倾向，世界体系理论则指出现代化理论单线进化思维的局限，后现代主义则极力瓦解其理性精神。面对上述这些批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回顾和分析这些理论交锋，对于中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理性精神；传统与现代；中国发展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发展成为世界性关注的话题，现代化理论从各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以及发展阶段进行了解释，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现代化理论反而遭到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和后现代理论的质疑和批评。面对这些挑战，现代化理论在保持其基本思想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修正。梳理分析现代化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取向

二战结束后，美国最早实现了战后重建，欧洲国家也纷纷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亚非拉地区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仍然十分落后。一批立足于欧美国家，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探索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应运而生，其中首推现代化理论。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是理性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即理性化。它十分重视改造传统文化，认为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就是人的“理性化”，力图借助文化价值观念来彻底改变发展中国家。这种思想源自韦伯对理性工具的重视，他将“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进行了二元划分，认为人类的发展就是从追求情感价值为主的理性转向追求目的、利益为主的理性。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艺术、政治或经济的现代化，基本精神动力即西方文化独具的理性主义。而他的继承者英格尔斯和麦克勒兰德，也将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精神特征的转变与培育等看作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部分。英格尔斯指出，只有“现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具有人格的现代化，这个社会才能成为现代社会”[1]。而关于人格的现代化，他认为包括独立自主、信仰科学、追求高效率、有组织有计划、开放头脑、接受新事物等，这些特征的实质即理性精神，是为适应现代社会秩序应运而生的。麦克勒兰德则强调企业家要有较高的成就动力值，而成就动力值也就是追求利润的价值取向，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目的理性的价值观念容易导致功利主义倾向。总的来说，在现代化理论家看来，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就是理性精神，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转变人的文化价值、思想观念。

（二）现代化的目标是“欧美化”

现代化理论家大多来自欧美国家，他们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朝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2]，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按照欧美模式经历全面的改革。通过对欧美国家发展特征、历史经验的总结，现代化理论家提出现代化的目标和标准就是“欧美化”。政治方面以阿尔蒙德为代表，认为现代化在政治方面表现为民主化、分权化以及秩序化，制度上实行民主选举制、多党制和分权制衡制度。经济方面以罗斯托为代表，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经济自由化，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导国家经济。社会方面以帕森斯为代表，认为现代化表现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社会的现代化就是一个城市化、组织化、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化的过程。文化上以英格尔斯为代表，认为现代化追求理性化、科学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并将此视为文明国家的象征。这些方面的特征无不是对欧美国家现状的描述和解释，他们认为，达到了这些方面的要求也就实现了现代化，从而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树立了一根现代化标杆，其他社会都会缓慢地向这个方向发展”[3]。这样，现代化理论家就不仅陷入了“欧美中心论”的泥淖，而且一味强调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忽视了国际环境，使其理论带有明显的内因论缺陷。

（三）现代化的路径是从传统走向现代

现代化理论家认为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变迁到“现代社会”，他们“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放在同一条历史发展线上，认为社会是一个逐渐进化的有机体”[4]，这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社会进化思想贯穿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始终。无论现代化理论对历史发展阶段如何划分，都没有脱离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思维模式和社会进化论的思想。最负盛名的是罗斯托提出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他将现代化划分为“传统社会、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动阶段、成熟阶段、高频消费阶段”[5]等五个阶段，其中后四个阶段对应于传统社会是现代社会，而任何前一阶段对应于它的后一阶段或后几个阶段都是传统社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不断跨越这些阶段，最终达到同发达国家一样的发展水平。在这样一个“单线进化”的发展样式中，西方国家是带领者，发展中国家是追随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是 “传统社会”的产物，发达国家呈现的工业文明以及与此相关的精神产物是“现代社会”的象征，实现现代化就要抛弃传统因素，积极吸取现代因素。这种亦步亦趋的发展状态注定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超越发达国家的，即便能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

二、现代化理论面临的挑战

现代化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的发展道路，也未能有效解决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由于现代化理论自身的缺陷和面临的这些现实困境，现代化理论先后受到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

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坚持的“西方中心论”受到“依附理论”的激烈批评。“依附理论”认为，现代化理论强调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都属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内部因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欧美国家大多属于现代化的先发国家，现代化是在这些国家生产力的促动下健康地自发产生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后发国家，是被迫拉入现代化轨道上畸形发展的。另一方面，欧美国家的现代化特别是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今日的成就，与它们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分不开；而发展中国家在卷入现代化过程中，不仅在被统治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即使取得了民族独立依然处于依附地位，经济和技术上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依附理论提出“中心—外围”观点揭示当今不平等的世界结构，认为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和剥削关系“造成了一种有利于一些国家却损害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构”[6]。它批判现代化理论以西方国家为中心，过度强调一国的内部因素，忽视了不同国家发展中所处的外部环境。历史是不可复制的，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国际环境不能同日而语，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地位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必然与现代化理论提倡的“欧美化”有很大不同。

（二）对“单线进化”倾向的挑战

现代化理论将人类放入单线进化的历史进程中，认为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各自的轨道上单线进化的历史过程。对此，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种理论将民族国家放入世界体系中，通过对15世纪产生、19世纪横扫整个地球的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考察，得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融入”新型国家和“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空间的等级化使世界经济在核心与边缘之间出现越来越深刻的两极化”[7]。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体系分为中心、边陲和半边陲三层区域。融入世界体系的国家“有正向变化，即某些边缘区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区，某些半边缘区可能上升为中心区。也有逆向变化，即某些经济角色的地位可能下降。中心区也会扩大或转移”[8]。同时，存在一个在各方面优于其他“中心”国家的霸权国家，但是霸权地位也处于不断更迭中，如16世纪的荷兰霸权、19世纪的英国霸权，以及20世纪的美国霸权。世界体系理论打破了社会历史单线进化的思维模式，也打破了发达国家永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的神话。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实证地证明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发展、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由于政策法规、历史条件、国际国内环境等因素，有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较迅速，有的国家则相对落后，而有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会超越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对理性精神的解构

对现代化理论提出最大挑战的是后现代主义，它从根本上否认现代性的合理性，对理性主义提出质疑和解构。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理性精神虽然带来了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但是理性却成为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和剥削的工具，人类的生活、思想、科学、教育、语言完全被商业化，被各种意识形态所控制，人失去了主体性和选择性。现代化理论对 “理性至上”“科学万能”的过度渲染，使人成为理性、科技和金钱的奴仆。由于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制，使得人们的精神日益匮乏，精神疾病增多，社会反常现象和极端事件频发，犯罪率上升。社会物质虽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是人类的幸福感和主体性却在降低。“人从理性的主体和人道主义服务的中心对象的位置沦落为工具和机器的奴隶，至高无上的人道、人权和人的价值等变得一钱不值了。”[9]同时，理性倡导的科技文明加大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能力，但对自然界的肆意挖掘、掠夺和毁坏，却带来了诸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这给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活质量带来了极大破坏。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提出要进行“价值重估”，反形而上学、反理性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从哲学的视角彻底解构现代文化价值特别是理性价值及其带来的影响，试图“通过消解主体的方式，否认社会有核心的价值和共同的政治程序，宣称当今社会是多元的、零碎化的、片段化的”[10]。

三、现代化理论的修正及其重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理论的碰撞和现实中遇到的困境，经过反思与调整，现代化理论吸收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以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为依据，开始修补其理论缺失，试图找到一条新型的社会发展道路。

（一）将人文关怀融入理性精神

随着现代性问题的日益暴露，以及后现代主义抛出的一系列问题，现代化理论家认识到理性主义带来的弊端，迫使他们反思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追问经济发展的目的，试图寻找解决当前社会难题的途径。以佩鲁为代表的新发展观提出应将人的发展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认为“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11]。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发展的目的应该是人自身的发展。同时人的发展也是经济发展的长足动力，只有体现出对人的关照，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要重塑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摒弃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使理性回归正常的轨道，体现经济发展对人的意义。理性本身没错，错在人类对它的利用和功利主义取向。面对理性主义衍生的急功近利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现代化理论的后继者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哈勃、詹尼克等人提出了将生态保护与现代化观念相结合的生态现代化思路，他们强调科学技术在预防和治理环境问题中的作用，探讨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保护自然与环境，建立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最优化关系，实现生态的现代化”[12]。这些理论本质上仍然在捍卫现代化，但是已经认识到了现代化的弊端，因此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做出了一定修补，将人文关怀精神、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理念融入了现代化理论建设中。

（二）提出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某些发展中国家仿照现代化理论模式，大幅度地实行了“民主化”“市场化”，结果却使资本力量失去控制，经济陷入混乱状态，国家政权动荡不安、更迭频繁。因此，现代化理论家越来越意识到完全“欧美化”并不适合所有国家，不同的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他们也不再坚持内因论，而是在进行研究时将国内国际环境结合起来。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新现代化理论家提出“政治秩序论”，他认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治的有效性”[13]，国家政治统治重在合法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必须以政治稳定来保证现代化。制度学派布莱克等人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指出“即使一个民族全部照搬一种外国宗教或法律制度，其结果也必然会受到实行这些制度的环境的很大影响”[14]。他们将实证研究引入现代化理论，不再一味地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而是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层次、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路径。相比经典现代化理论来说，新现代化理论家逐渐摆脱了居高临下的姿态，转而脚踏实地地探索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三）主张现代与传统共生互补

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下，新现代化理论家不再把传统性与现代性看作相互排斥的两极。他们认为完全传统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传统和现代具有连续性，现代正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传统不断被重新改造为现代，无论是传统性还是现代性内部都包含着合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正如吉登斯说的“认识到社会需要传统，这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15]，传统是必需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感，对传统的扬弃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埃森斯塔德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做了大量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传统的破坏与现代性的建立并不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传统社会遭到破坏和摧残的变化过程与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一种变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另一种变化”[16]。传统因素的瓦解不一定保证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却可能导致无组织、更懈怠和更混乱的局面，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重视传统因素的继承反而有助于社会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性力量的扩张不是一个欧洲文明扎根的过程，而是现代与传统相互融合、冲突的过程，现代文明多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取决于本国国情，发展中国家不应一味地抛弃传统，而应结合本国实际完成现代化进程。

四、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要想在建国10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要学习借鉴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要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同时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新型的现代化道路。

（一）重视解决现代性问题

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伴随着一些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已经显现出来。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受现代化理论过分追求工具理性、目的理性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取向，温暖的人情被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掩盖，更有甚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做越出道德底线的事情，甚至触碰法律红线。在经济发展上，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却是一团萦绕不散的阴霾，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人口收入呈金字塔状，这种结构对社会稳定和长期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生态环境方面，长期以来以过度开发资源能源为代价，为节省成本进行粗加工，造成资源能源的大量浪费；过度追求提高GDP，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在人民生活方面，人民的生活虽然得到了较大改善，但是极端事件和社会反常现象频发，人们的精神压力日益加大，物质丰裕的同时却面临着精神的空虚、幸福感的下降以及对未来生存风险的担忧。当前中国发展必须注重解决现代化带来的问题，要“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环境损害程度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17]。

（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名词，现代化过程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化、为实现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做必要的物质准备，“反过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化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坚持，是现代化在中国顺利进行的路线保证”[18]。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是不可忽视的，但中国实现现代化不能重复先行者的老路，生搬硬套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导致水土不服。向欧美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19]。只有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最终将西方经验“本土化”和“中国化”，才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属于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衍生的问题和矛盾也必然容易集中和凸显，但这并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带来的问题。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来解决的问题，中国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实现“跨越式”发展。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结合国际国内环境制定政策法规，坚持正确的改革发展道路，结合实际全面深化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三）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

19世纪40年代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在西方列强的冲击和压迫下，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众多有志之士开启了西学东渐的现代化浪潮。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取得了政权独立和民族解放，才真正开始独立自主地求生存、谋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对于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的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20]。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经济、军事，还来自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成果值得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精神之根，永远也不能丢弃。在建设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要认识到传统在现代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提高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认识到中国现代化过程是“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以及引进的时间、机遇、范围及深度，而不是自身的或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作用”[21]，必须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引领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感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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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饶旭鹏 周娟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试析论文 篇3：

“一带一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新方案

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旧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全球治理亟须新的理念与方案来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实现全球善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航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与新方案。

关键词：“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发展理念

由于当前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突出，西方国家治理方案失灵，主体代表性不足、治理权威缺失、治理赤字等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全球治理的健康发展。旧的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新的治理方案来解决发展难题，变革发展困境。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中国以引领者的姿态逐步站到舞台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为构建新的全球治理秩序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一、创新发展，从“国内创新”到“全球创新”

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核心，是中华民族之魂，也是当前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也基本完成。在此背景下，要想实现进一步的突破与进步，就必须靠创新来引领发展。新的经济形势下，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成为我国发展的必然需求。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的创新全球治理的新倡议，既是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对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与策略创新。首先，“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既是解决国内问题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统一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完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改革的正确指引。其次，“一带一路”在实践过程中将现有国际组织、国际合作机制与沿线国家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通过“互联互通”逐步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开放平台，将原有制度转化到新的制度体系中以实现制度框架的革新，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完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就创新未来经济增长模式与全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将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起来，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如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以及“六大经济走廊”、中欧班列等一系列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区域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发展模式的创新。最后，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对外传播的不仅仅是中国理念的输出，更重要的是坚持“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策略，使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其中，以“复调传播”的多元格局来推动“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引领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二、扶贫减贫，从“区域脱贫”到“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成效显著，为全球减贫目标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减贫经验既是国内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需要。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宣布，中国基本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并且成为全世界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减贫是和沿线国家交流的一个重要议题。“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数的60%，但生产总值占全球的30%，GDP水平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且地區差异明显，每个国家都面临不同的问题。因此，减贫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要使中国减贫经验借鉴给他国还必须结合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对应的减贫战略来推动沿线国家的人口脱贫，经济发展。首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生态等发展要协调，坚持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相结合，为沿线国家和人民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生产发展，减少贫困人口。其次，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基层政府作用。我国扶贫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因地制宜，依靠基层治理推动减贫方针实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减贫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依靠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引导加之地方因地实施，通过有效调节机制提高当地减贫工作的效益。再而言之，减贫工作需要依靠一定的国际援助。我国在扶贫过程中也曾利用外资进行扶贫开发项目建设，以及向世界银行贷款等等，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以提高减贫投入。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会向沿线国家提供资金援助，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上提出：“未来五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这些对于沿线国家的发展将是极大的帮助。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不仅将减贫经验用于帮助沿线国家减贫项目，同时还将通过实际行动来对当地贫困人口进行实质性援助，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引领沿线国家一起脱贫致富，为世界减贫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三、绿色发展，从“美丽中国”到“生态全球”

中国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这一重要论述，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安全同样是区域关注的焦点问题，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目标成为各国共同的追求。2018年7月20日，在西宁召开的“丝绸之路沿线国际友城峰会上”，各专家也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建言献策，中国生态环保大会用永久落户西宁也得到了丝路沿线国家的支持，为沿线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新的支点。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市政府金融投资局经济部主任塔兰特贝克·凯乌莫夫也提出中吉将加深生态文化合作，加强两国生态建设交流。其次，环保部依托多边对话机制，以绿色“一带一路”为主题开展与东盟、上合组织等对话交流活动，促进各方共识。在信息收集方面，一共整理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态信息，并出版《“一带一路”生态环境蓝皮书》两册供参考使用。综合来说，在生态建设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务实的环保合作，通过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海上丝绸之路绿色使者计划”及建设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交流示范基地为共建绿色“走出去”平台提供了支撑，并将助力“五通”，为最终实现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服务。

四、改革开放，从“国内改革”到“世界开放”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经验与模式，四十年来的经验积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通过产业园区、经济走廊等试点，形成以点带面、以线带面的局面，并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依托，辐射周边，形成欧亚大陆一体化新格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异巨大，为了有效推进建设，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挥境外工业园的独特作用，这也是中国根据国内改革开放经验为沿线国家提出的策略和方案。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2015年5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参与境外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经济特区等合作园区建设”。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时，也将产能合作和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截至2016年底，我国已在36個国家建设初具规模的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共计77家，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56家，占72.72%，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大部分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完成，已具备招商条件。

从“一带一路”工业园区和产能合作两方面来看，不仅是中国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国建共建。首先，产业园区的建立需要设施联通作为基础，一定的金融支持，再者是国内企业对园区的投资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引用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形成“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优化厂区发展，为当地提供就业、资金融入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所以，“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在新形势下应对国家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能转移所提出的重大对外开放战略转变，既转移优质过剩产能，又对沿线国家经济助力，并能从中受益。

五、设施联通，从“区域发展”到“全球共享”

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多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差距越拉越大的结果。“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逐步将沿线国家联结起来，推动设施互联互通为“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意相通”发展做基础。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引领的“一带一路”倡议，最终要实现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在需求非常巨大，而且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需要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需要8 000亿美元，而亚开行每年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仅100亿美元，资金缺口成为巨大难题。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引领者，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来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亚投行自筹建之初法定资金为1 000亿美元，在推动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方面提供了巨大的资金融入，同时也避免了金融投资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降低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截至2017年，中国对欧亚地区各类投资约830亿美元，同时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设施联通课题组估算，2016—2020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至少达10.6万亿美元，至2017年8月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贷款已经超过1 100亿美元，丝路基金所支持的项目总投资额达800多亿美元，为中国与各国共同发展、共赢共融提供了推力。

六、结语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逐步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同与支持。目前为止，中国已同大部分国家实现了政策规划对接，部分项目也取得进展，国家间贸易、产能投资合作深化以及丝路人文合作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的发展目标在逐步实现，全球治理秩序也将更加合理。

国际形势在不断变化，全球治理方式却没有与时俱进，现行的治理体系仍然由西方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虽参与其中却难以获利。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发展经验与发展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为这些新方案的实施提供了新的平台，在运用中国经验推动亚欧区域发展的同时，也在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思想，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惠及世界，推动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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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