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发展分析论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地方经济发展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今年两会上，减税成为焦点话题，改革税收体制、结构性减税，已成代表委员的共识。如何减税，把税负保持在一个怎样的水平才算合理，才能有效率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这些问题值得分析。本文对浙江省的宏观税负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判断了当前浙江省宏观税收负担的合理性，提出有利于税收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第一篇：地方经济发展分析论文

地方高校毕业生对地方经济贡献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以江苏省泰州市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得出大学毕业生对地方经济贡献的关联值，并结合当前形势给出大学生服务经济就业观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地方经济;灰色关联分析

一、引言

地方高校与地方经济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高校通过向社会输送各类型的人才来展示其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功能。同时，地方高校的发展也依赖并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1]。因此，本文通过对留在当地就业的毕业生数量与当地GDP的关联度的估算，来说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对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是灰色系统分析方法中的一种。基本上灰色关联分析是依据各因素数列曲线形状的接近程度做发展形势的分析。

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的概念，意图透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简言之，灰色关联分析的意义是指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态势是一致的，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则可以认为两者关联较大;反之，则两者关联较小。

三、实证分析

以江苏省泰州市为研究对象，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2013》和《泰州市统计年鉴2013》数据资料，我们选取2001年至2012年本专科招生数、本专科在校生数、本专科毕业生数三项指标来代表该城市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指标。2001年至2012年泰州市此三项指标的演化历程如图1所示。

选取2001年至2012年该城市培养的大学生留在当地就业的毕业生数量作为地方高校对地区经济贡献的贡献指标，得到2001年至2012年留在当地就业的毕业生数量与当地GDP之间的演化历程如图2所示。

由图1可以看到，泰州市本专科招生数、本专科在校生数、本专科毕业生数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图2可以看到，留在当地就业的毕业生数量与当地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下面结合灰色关联分析理论进行定量的分析。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理论，得到江苏省和泰州市本专科毕业生数、本专科在校生数、本专科招生数与国民经济各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如表1所示。

可以看到当前泰州市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国民经济指标的关联程度均大于0.5，但均低于江苏省的平均水平，说明泰州市的高等教育正逐渐融入泰州市地区经济发展，但是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整合资源，促进公共平台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集聚效应，打造高等教育区域中心。高校应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科学定位、合理分工、优势互补、集中力量，凝练特色，促进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2]。

下面，我们继续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理论，计算当地就业毕业生数量与GDP关系的灰色关联度，如表2和图3所示。

当地就业毕业生数量与GDP关联度为0.6926，表明GDP与当地就业毕业生数量有较强的关系。首先，政府要积极地创造条件吸引大学生留在地方，这是培养地方高校大学生服务地方经济就业观的保障。其次，高校可以通过宣传优秀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建立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让学生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引导学生做好服务地方经济的规划，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业意识等，这是培养学生服务地方经济就业观的基础。

四、主要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当地就业毕业生数量与GDP联系相对紧密，毕业生对地方的经济发展有一定贡献，因此需要大量的优秀毕业生服务地方经济，但是目前许多大学生缺乏正确的就业观和价值观[4]，在认识上或行动上常常出现一些偏差。为此，地方高校与地方政府应联手为大学毕业生做好就业准备工作，创造就业条件，今后地区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予以大学毕业生平等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以稳定住房、稳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为标准，把各种不合理制度剥离出去;其次，建立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再次，逐步形成包括信息发布、就业咨询、职业介绍、跟踪服务在内的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化就业信息服务网。同时，应该多组织活动让学生参加课外认知实习，增长社会工作经验，让社会更加认可学校，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1]刘伟洁.地方高校毕业生对地方经济影响的关联分析[J].内江科技，2011，(10)：153.

[2]樊乐，朱鸿翔.浅析区域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13，(26)：135-136

[3]林志良.地方经济发展与大学生就业观的培养[D].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08：4-5.

[4]汪达，张惠丽：就业指导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作者：曹丽丽 陈雁天

第二篇：地方宏观税负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摘 要：今年两会上，减税成为焦点话题，改革税收体制、结构性减税，已成代表委员的共识。如何减税，把税负保持在一个怎样的水平才算合理，才能有效率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这些问题值得分析。本文对浙江省的宏观税负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 判断了当前浙江省宏观税收负担的合理性，提出有利于税收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简明阐述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背景，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进一步分析浙江省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析了几个指标之间的的关系， 找出了影响浙江省税负的几个因素。第三部分，判断了浙江省宏观税负水平，得出的结论是：宏观税负总体变化是平稳合理的，但结构性税负较重。因此， 应关注到宏观税负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 甚至破坏经济发展的质量， 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关键词：浙江省 宏观税负 税收弹性 GDP增长率

宏观税负也称宏观税率， 是国家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以税收及其他非税形式所集中的价值总额及其比率， 它既反映了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及财政功能的强弱， 也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税收负担水平。宏观税负的衡量有三种统计口径， 一是宏观税负指政府来源的所有收入， 即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之和占GDP 的比重； 二是指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 三是指税收收入占GDP 的比重。观察可得这三个口径是依次在变小。研究地区宏观税负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可以更好地追寻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之间的关系脉络， 为地区经济发展走势提供政策判断。

一、文献综述

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2011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95729亿元（扣除出口退税后为86524亿元，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其中，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82122亿元，比2010年增收15260亿元，增长22.8%，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完成13607亿元，比2010年增收3079亿元，增长29.2%。去年一年，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全年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四个季度GDP分别增长9.7%、9.5%、9.1%和8.9%。与之相适应，税收收入也前高后低，逐季回落。

但是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政府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的增速较快， 已经持续多年大大超过GDP 增长速度， 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称之为税收的"超常规"增长。同时， 税收的高增长引发了学界关于税收增速和宏观税负是否适度， 是否与经济发展相适宜的争论。

关于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问题， 许多学者作了大量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永久提高税率、宏观税负， 会永久降低经济增长率。如雷贝洛（Rebelo，1991） 在两部门内生模型中， 发现提高所得税率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 斯卡利（Scully，1996）分析了美国1929 年～1989 年经济增长与联邦、州和地方税收占GDP 比重之間的关系， 发现在宏观税负超过23%时， 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 卡拉斯（Karras， 1999）利用11 个OECD 国家1960 年-1992 年数据， 发现永久性地提高宏观税负1% ， 最初是使人均真实GDP 下降0.6%-0.7%， 在以后3-4 年内继续低于其趋势值； 斯卡利（ Scully ， 1991） 估计了103 个国家1960 年～1980 年总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结论是： 平均来说， 税收占GDP 比重不超过19.3%的国家， 经济增长率达到最大化， 在宏观税负大于45%时， 经济增长率倾向于0，然后是负增长。

我国对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始于21 世纪初， 如马拴友（ 2001） 根据我国1979年-1999 年统计资料， 进行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分析， 得出结论： 税收收入每增加1 000 元， GDP大约减少2 300 元， 宏观税负总水平过高， 会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岳树民、安体富（ 2003） 对1994年～2000 年中国大、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与GDP 增长率进行了计量经济学检验， 证实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且相关性较高。刘建民、宋建军（ 2005）对宏观税负与GDP 增长率进行的相关性分析说明， 宏观税负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存在较弱的负相关性； 对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回归统计分析， 表明二者仅存在较弱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仅为0.262。

二、浙江省市近年来经济发展概况

一般来讲， 地区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密切相关。如果是正相关，表明税收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相协调，否则，税收的增加可能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浙江省的宏观税负水平近年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6.47﹪涨到2010年8.89﹪，但是涨幅不是很大。税收收入与GDP总量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用我所了解的一般结论来说明：GDP每增加1亿元，税收便可随着增加，但是这个增加的比例还未算出。以此同时，税收收入也会反过来影响GDP，即影响经济的增长，这个观点可以通过拉弗曲线解释。在税率为0时，税收收入为0；如果税率为100%时，无人选择工作，生产停止，也没有税收收入。拉弗曲线表明，宏观税负与税收收入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应该存在一种最佳的宏观税负水平，兼顾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

2、税收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

一般来讲，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增长率便可增加2～3个百分点。这需要通过计量模型严密论证。

3、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浙江省近税负情况的分析，得出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呈正相关性（ 具体相关系数尚未计算出来），总之低税政策有利于浙江省经济的发展与GDP的增长。

三、影响浙江省宏观税负的其他因素分析

1、市县区域间产业结构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级次以及由低向高的变动趋势，与宏观税源的增长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产业结构优化程度高低，能源、高新技术产业的多少，企业效益低的好坏，对区域宏观税负的拉动能力都比较重要。

2、各市县区域间政府职能范围。 政府职能范围越大，政府的开支越多，必然要求提高区域宏观税负水平以增加财政收入。反之，政府职能范围越小，政府的支出越少，需要的税收收入也越少，区域宏观税负水平就可能降低。

3、各市县区域间税收政策因素。 各种税收优惠所占比重较大，影响了宏观税负水平提高。减免税企业实现增加值却不能产生税收效益，对宏观税负产生下拉动作用。产品结构中应税消费品较少，对宏观税负水平有着直接影响。对于应纳消费税的课税对象而言，较之非消费税产品可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一定程度上直接对宏观税负产生上拉动作用。

4、各市县区域间税收征管因素。在经济发展状况、税收政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税收征管难易程度等都会对宏观税负直接产生影响。 （1）偷漏税现象仍然存在，对各区域宏观税负有着制约作用。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税的深入推进，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有明显增强。但不可否认，偷漏税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造成税款流失；（2）个体、农产品收购、商业等类型纳税人的征管难度较大，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仍需时日。

5、其他因素。由于各地区统计口径和方法原因，GDP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在计算宏观税负时，会受到GDP历史水分影响。因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地区GDP水分含量也是不一样的。

四、浙江省税收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的因素以及政策建议

（一）从历年实现的税收收入与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中不难发现，税收增长与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密切，有时甚至是弱相关非确定性的关系。影响税收与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可能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税制变动因素，税收征管因素等。

（二）政策建议

本人认为，逐步降低浙江省的宏观税负总水平，适当提高名义宏观税负水平是当务之急。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和手段搭配，更好地发挥税收这一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在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紧紧围绕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做出选择，对税收负担作议有增有减的调整，在减费和费改税的同时，应适当调低税负。在总体上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进一步激发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但不主张搞全面减税，而主张结合税制的完善，对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加以改进把该减的税收减下来。这样做，有利于调动企业积极性，也有利于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具体来说，

1、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密切关注增值税扩围试点进展情况

在新的形势下，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病越来越明显和严重，必须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与此同时，通过其他措施配合，来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一是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以贯彻普遍征收的原则。要建立一个规范的、对经济活动有较强适应性的增值税制度，必须坚持普遍征收的原則，这是规范增值税的基本要求，因为没有普遍征收就谈不上增值税的中性原则。改革后的增值税，虽然已扩大到部分劳务范围，但因为没有对所有商品和劳务统一征收增值税，重复征税的矛盾并未彻底解决。目前国外大多数国家整个流转环节是以增值税一税贯通。针对目前增值税与营业税在征收管理上的矛盾，应将与增值税征收范围密切相关的建筑安装业和交通运输业先行改为征收增值税，以减少营业税与增值税相互争税基的矛盾，从而保证增值税"链条"完整性及其税收负担的合理转嫁，以利逐步实现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的税负趋于平衡。待时机成熟，对所有商品和劳务统一征收增值税，取消营业税。二是重新进行税率设置。

2、完善企业所得税制

现行企业所得税制是分为内、外资两套税制。由于税前列支标准和税收优惠等并不一致，使得实际税负轻重差别很大。这种状况，不利于公平竞争也不符合世贸组织关于规范税制的要求，应尽快合并两套税制，统一税法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对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推动产业的优化和升级。所得税的优惠方式由以往以直接减免税为主改为直接减免税和间接减免税并重，间接减免税可选择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科研开发基金等优惠方式。

当前采取适度减税政策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其他税种。譬如说，完善消费税制度。当前消费税改革的重点要解决部分税目、税率的过时和缺位问题。一是对明显与国家产业政策和扩大内需政策相矛盾，又抑制消费和投资增长的税目应予废除，包括酒精、汽车轮胎、护肤护发品等。同时，适当考虑降低摩托车消费税的税率，由现行的10%调到5%。二是新增税目应包括某些奢侈品、高消费产品（如高尔夫球设备、宠物用品等）和不利环保的消费品（如一次性塑料制品），并参照世界各国的做法，适当提高一些消费品（如烟、酒类产品）的税率。

总之，从数据来看，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税负总体变化是平稳的，但与经济增长率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二者存在正向反应机制。一般来说，税收持续高增长会使得一段时期内地区宏观税负有较大提升，宏观税负的提高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发展的速度甚至破坏发展的质量。协调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马拴友.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M].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2]安体富， 岳树民.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分析判断及其调整[J ].经济研究， 1993（3）： 1- 8.

[3]刘建民， 宋建军.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5（11）： 34.

[4]郝春虹.中国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4）.

[5]杨玉鹏.地方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以潍坊市为例的实证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06.

[6]张晓静，冯星光.我国减税政策讨论的两个误区 [J].税务与经济2003（1）：7-9.

作者简介：郭钦鸽，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学专业2011级研究生。

作者：郭钦鸽

第三篇：中国地方官员经济竞争目的分析

[摘要]中国地方官员经济竞争效率低下的原因运用激励理论从官员经济竞争的目的可以得到一种解答。由于官员外在激励的条件不具备，结果扭曲了官员的行为目的和行为选择，表现在：一是激励报酬缺乏，导致了代理人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二是业绩考核欠准，为官员通过经济竞争实现政治目的提供了条件。官员激励条件欠缺也造成外在激励的有效性缺乏，由此也突出了官员的内在激励的重要性。

[关键词]官员;竞争;效率

一、前言

按照美国学者布雷顿的竞争性政府概念：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总体上是竞争性的，具体表现为提供非市场供给的产品。显然地方政府竞争中外有差异，在国外这种竞争是吸引厂商和居民，具有间接性，而在中国这种竞争不分市场和非市场供给产品，具有更多的直接性，导致了诸侯经济、地方保护、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等缺乏效率的结果，对于这种结果成因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学者们的学术兴趣。

沈立人、戴园晨分析了财政性分权和包干对形成诸侯经济、地方保护、重复建设的影响;Young分析了财政激励与价格扭曲对产业同构化的影响。不能说这些解释不对，但他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照理说竞争提高效率，但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为何缺乏效率?如果说财政激励是政府积极介入经济导致效率缺乏的原因，那么为何同样受到财政激励的国家之间，大多可以达成自由贸易的国际合作协议，例如世界性的WTO和区域性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等组织的存在和发展，而在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却不能达成类似协议?甚至朝该方向努力都很艰难呢?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ara Poncet的研究：中国省级问的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46%，这一关税水平远超过了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关税水平。况且理论上说中国地方政府同处一个行政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进行分工和合作远比国家之间要容易得多，然而事实为何却恰恰相反呢?

周黎安的分析很好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目的是官员个人要获得官场上的晋升，这种经济行为后面的政治目的，决定了官员的经济竞争是为谋求政治收益，而且由于官场竞争对应的是零和博弈，因而官员也很难有合作的激励，如此经济竞争缺乏效率也就不足为奇了。该研究拓宽了分析视野，是对先前研究始终囿于经济层面的一个极大突破，应该说具有较强的现实说服力。然而如果仔细思量一番，依然可以发现该研究存有的解释空间，如官员的经济竞争何以会出现政治目的?此目的又何以能实现?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是事关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缺乏效率的根本性解释，解释清楚将对我国干部的考核、选拔、激励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尝试运用激励经济学理论，寻求地方官员经济竞争政治目的的解释，得出的结论为：对于官员来说无论何种外在激励总体有效性都不高，因此必须注重官员的内在激励。

布坎南说过：在行政领域和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照经济人方式活动的。因此本文假定：官员的行为具有理性人特征，并且官员个人的职务行为可以完全替代所属政府的行为，省长、市长常常自称为“父母官”也验证了这点。

二、官员激励的理论分析

理论上选民是通过代议机关委托官员从事公共管理的，选民或代议机关与官员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中先天存在的一些问题很容易扭曲代理人官员的行为。

(一)官员激励面临的三个问题

根据激励理论委托人为了避免代理人偷懒和说谎，需要建立以代理人的业绩考核为基础的报酬型激励方案，来激发代理人努力敬业。显然这种报酬型激励方案是一种外在激励，该方案若有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具有奖励报酬和准确考核业绩。这两个条件充分满足性越高，代理成本就越低，也就是道德风险越小，社会福利损失越少，从而激励的有效性就越高。而这两个条件的满足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激励的货币报酬问题，以便对代理人的产出进行奖励。二是代理目标确定问题，即委托人需要代理人做什么，以便确定代理人的产出目标。三是产出评价问题，即代理人的业绩可被观察和证实，以便委托人能计量代理人产出的多少和好坏。这些问题对于私人委托代理关系来说很易解决，而对于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来说，由于政府部门的功能定位、价值取向、组织运行等政治性特点则很难解决。

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激励具有财政约束性。在私人委托代理关系中，只要代理人行为的边际利润为正，就不会出现由于委托人的财富有限而货币激励无法实现的情况，而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则不然。从外部报酬来源说，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要得到代议机关的批准和监督，特别是用于奖励官员的支出更是要受到财政预算的严格限制，这使得官员的报酬基本固定，而且水平也不高。从内部分配来说，财政的公共产权性质决定了盈余不分配，结果使得政府部门普遍缺乏剩余索取权，官员基本得不到变动报酬。以上内外两方面原因决定了用于官员激励的货币报酬极为有限，对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更是如此。

二是委托人目标具有难定性。私人委托人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利润最大化，因而代理人的目标也很明确，相比之下政治委托人的目标则很难确定。官员作为政治代理人既要接受行政系统内部隶属上级官员的多重代理，又要接受行政系统外部所属辖区居民、政治家、利益集团的共同代理，所以官员的委托人具有数量众多、种类复杂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委托人之间很难存在合作博弈。不仅如此外部委托人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偏好和价值追求，使得委托人的目标具有多维性;同时这些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使得委托人的目标具有冲突性;有时受制于委托人的认识能力和所属环境，其目标本身还较为抽象，这又使得委托人目标具有模糊性。由于委托人间的非合作博弈，加之其目标的多维、冲突、模糊的特性，这些都导致委托人目标很难确定。

三是代理人产出具有难量性。私人代理人的产出由于市场性和竞争性原因可以很容易的用一套财务指标来评价，而政治代理人的产出由于非市场性和垄断性原因则很难计量。官员产出的数量由于未经市场交换很难计量，官员产出的质量和成本由于缺乏竞争很难估量，因此委托人很难准确评价官员产出的多少和好坏。

官员激励中存在的上述三个问题，不仅影响到官员的行为目的和选择，也会影响到官员激励的有效性。

(二)官员经济竞争政治目的分析

照理说经济竞争目的应是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但是由于上述外在激励存在问题，不仅导致了官员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而且这种政治目的还很容易实现，两者使得官员的外在激励有效性不高。

问题一：官员经济竞争何以会出现政治目的?

激励具有的财政约束性导致了官员经济竞争政治目的。

实施外在激励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有激励的报酬，不同的报酬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本来货币特有的一般等价物职能，使得其作为激励报酬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效果最好、应用最广，然而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激励具有财政约束性问题，使得官员货币报酬激励难以实现，这样对官员采用的通常是非货币报酬激励，也就是根据业绩考核奖励职位晋升。这种非货币报酬激励无疑会扭曲官员经济竞争的目的，表现在市场上的经济竞争成为了官场上的政治竞争的手段，经济竞争的目的不是要获得经济收益最大化，而是要获得政治收益最大化或者说是要获得权力最大化，如此出现经济竞争政治目的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非货币报酬激励下官员的行为受权力激励非常大。

一是权力市场激励。该市场的存在是非货币报酬激励的最主要因素。由于政治交易成本过高，政治接管的激励较小，因而该市场竞争不表现为官员的进出而是官员的未来就业前景、连任、升迁，特别是升迁。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合作可使各方获得“交相利”，合作博弈所对应的也是正和博弈，而官场的竞争将深刻的改变经济竞争的逻辑。权力市场竞争的基本特征就是各方只关心自己与竞争对手的相对位次，在经济竞争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经济竞争追求的就是决定相对位次的政治收益，这样合作与否就取决于政治收益能否增加。从纵向看，经济收益增加，官员的政治收益也会增加，从横向比并非如此。虽然合作肯定能使各方的经济收益增加，但由于各方从中增加的经济收益通常难以相同，因而从横向比不同的官员增加的政治收益也就不相同，这样官员的相对位次也会发生变动，从而合作中获取政治收益少的一方会拒绝合作。相反虽然不合作各方经济收益会减少甚至出现亏损，但由于各方政治收益减少并不相同，政治收益减少较少的一方，在从横向比较中政治收益实际上是相对增加的，因而其也有不合作的激励。显然正反两方面都说明权力市场的竞争使得官员很难有合作的激励。

二是权力收益激励。该收益包括：首先是行使权力获得的效用。表现在官员的自我实现、权力欲、在职消费，以及报酬以外各种物质利益的满足。其次是拥有权力带来的效用。表现为权力符号可能给官员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获得较多的社会尊重。由于权力收益是控制权的函数，官员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收益，也有行使现有权力增大产出和追求未来更大权力的激励，如此难以避免权力的滥用。

显然这里我们可以从官员行为目的方面，看出官员经济竞争缺乏效率的原因。由于政府部门激励具有财政约束性，对官员的外在激励普遍采用的是非货币报酬奖励——权力，如此客观上导致了官员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官员这种扭曲的行为目的必然会加大道德风险引发的代理成本，降低激励的有效性。

问题二：官员经济竞争政治目的何以能实现?

简单说委托人目标难定性和代理人产出难量性的存在，使得官员业绩考核难以准确，因而为官员经济竞争实现政治目的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一是委托人目标难定性的存在，增加了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选择，加剧了官员的道德风险。由于委托人间的非合作博弈和目标的多维性、冲突性、模糊性原因，这就给了官员自主选择代理目标的机会，加之代理人努力的成本具有可替代性，也就是增加对一种代理目标投入的努力，必然会减少对另一种代理目标投入的努力，这时采用外在激励会导致代理人行为的扭曲。官员会根据有利自己政治收益的原则，选择具有可观察性目标投入努力，如此必然会忽视那些重要但不具有可观察性目标的投入努力。例如经济增长目标的可观察性就强于经济发展目标，官员就会用前者替代后者，而且政治委托人数量越多、关系越杂，这种替代性就越强。同时在共同代理关系中，按照Dixit的观点：委托人之间的非合作博弈也使代理人的风险偏好增加，风险和激励的替代性大为下降，这也使得官员敢于大胆的根据自己的政治收益选择代理目标，从而大大弱化外在激励的作用。

二是代理人产出难量性的存在，这也使得官员拥有了更多的私人信息，加大了官员的道德风险。由于代理人产出的非市场性和垄断性，造成代理成本非常高：首先是机会主义行为严重。如果委托人很难准确考核官员产出，这时官员就会借助其拥有的私人信息，在完成既定代理目标时，在产出的数量、质量和成本等三个指标之间寻求替代，而且产出越难度量，这种替代性也就越大。官员会尽可能选择最容易彰显政绩的指标而忽视其他重要的指标，表现在当委托人强调产出的数量指标时，官员可能就会忽视质量和成本指标，例如在经济增长中，官员会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替代集约型经济增长。其次是缺乏降低成本的动机。按照佛朗茨的研究：垄断条件下任何组织都会丧失成本最小化的动力，从而导致X-低效率产生。因此官员产出的垄断性决定了其经济活动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显然这里我们又可以从官员的行为选择方面，看出官员经济竞争缺乏效率的原因。由于上述委托人目标难定性和代理人产出难量性的存在，增加了官员酌情选择的机会集合和私人信息，这就为官员实现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如此官员就会趁机选择代理目标和产出指标，从而加剧了道德风险，增加了代理成本，也降低了官员激励的有效性。

由此可见从官员的行为目的和行为选择两方面，我们可看出官员的外在激励总体有效性如何。由于激励具有财政约束性的原因，只得采用非货币报酬激励，结果导致官员经济行为的政治目的。而由于代理人目标难定性和产出难量性的原因，使得官员业绩难以考核准确，如此又为官员通过经济竞争实现政治目的提供了条件，这种条件越充分，官员的政治目的越容易实现，官员的政治目的越强烈，就会更充分利用这种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对官员的任何一种外在激励总体有效性都不佳。

三、中国地方官员经济竞争政治目的分析

根据财政职能的分工，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和分配职能，地方政府由于在资源配置方面有较强的信息优势则主要从事配置活动。目前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达2/3，远高于发达国家的1/3，地方官员拥有过大的财权，使得官员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表现更加明显。

(一)中国地方官员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

同前面分析一样，在中国官员的激励当中由于激励具有财政约束性的原因，官员的激励实际上采用的也是非货币奖励，在非货币奖励情况下中国官员的激励也主要来自于权力市场、权力收益。这种激励导致了官员的经济竞争政治目的，结果经济竞争的效率很低。

其一权力市场激励也是激励官员的最重要因素，不同的是这点在中同更加突出。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残余影响，官本位意识浓厚，现实中官员的权力偏好普遍较强，因此晋升对官员的激励格外大。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无论是省、

市、县还是乡镇一级，都在进行一种政治晋升博弈，或者说政治锦标赛。这种政治锦标赛中官员谋求的是政治收益，即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说的捞政治资本，重视的是相对产出，即自己的产出与其竞争者的产出之比，如此对官员的激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一是损人利己的行为相对产出最大，激励也最大。这就是阻碍产品流动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长期得以存在的原因。

二是利人损已的行为相对产出减少，毫无激励。因而政治锦标赛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使”般行为在现实中基本见不到。

三是利人利己的行为相对产出会变化，减少的一方对此激励也不大，官员问很难合作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合作能使各方获得“交相利”，于人于已都有利，但由于从中获得的相对产出不同，而相对产出又直接决定各方的位置排序，因此官员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锦标赛中很少有合作的激励，分r和交易利益很难产生，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诸侯经济、市场割据的原因。例如在中央“中部崛起”的战略下，中部少数几个省会城市都竭力想成为中部的“龙头老大”，为某某中心争得不可开交，而不是抱团合作，利用专业化分工提升地区竞争力。这种情况在振兴东北的过程中也曾存在。当然政治晋升博弈中合作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产生，如果合作不改变原来的相对产出，也就是位置排序不变，合作也有可能进行，表现在经济差距大的地区官员之间合作相对产出不会变，合作也就容易，而经济差距小的地区官员之间合作双方相对产出会变，合作也就困难，例如中西部省份与东部省份之间的合作就要容易得多，而中部、西部、东部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合作则难得多。

四是损人损己的行为只要相对产出能增加，也会有激励。如此行为官员也有意为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恶性竞争。例如，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各地区之间上演了形形色色的“大战”，这些大战的背后我们都可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对于一哄而上、结局注定要亏损的项目官员也要大干快上，或是运用对国企的控制力不计成本竞争，这样虽说经济收益不佳但政治收益可以增加，因而官员依然乐意为之。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官员的激励并非来自财税激励，而是来自于权力市场的晋升激励，这样必然会扭曲经济行为。

其二，权力收益激励也是激励官员的一种主要因素。特别是在中国由于行政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非常大，权力具有的腐蚀性、异化性、扩张性、侵害性也就表现得特别明显，相应权力收益也就非常大，但代理成本也很高。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就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将国民储蓄的一部分用于政府自我意图的开支，在中国这是成本最大的一部分。官员在运用权力过程中可以依据个人偏好选择产出获得满足。如随意修改城市规划，使城市规划被百姓戏称为“鬼话”;大搞形象工程、市长工程、政绩工程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该拆的拆，不该建的建，而且是今天我建、明天你拆、后天他建，来回折腾。

可见在中国现实中采用的非货币报酬激励，同样导致了官员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如此自然也降低了激励的有效性。

(二)中国地方官员经济竞争政治目的的实现

相对来说中国官员业绩考核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经济竞争政治目的的实现条件也更加充分，主要表现为委托人目标的片面性和代理人产出评价的简单性。

其一，委托人目标的片面性为官员实现经济竞争政治目的提供了有利条件。

照理说因存在委托人目标难定性，其目标相应也很难确定，然而在中国则不然。理论上中国官员的任免权在同级人大，作为外部委托人的选民应是最重要的委托人，但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原子式的居民缺乏组成利益集团的激励，加之现实中存在的人大弱监督，结果使得能够决定官员命运的内部委托人——上级官员成为了最重要的委托人。由于企业可以组成压力集团、行会或运用利税影响代理人，他们也成为了官员的较为重要的委托人。

由于重要的委托人很少，委托人目标也很明确，但随之也失之片面，相应的官员代理目标也很片面，仅是满足上级官员和辖区企业的需要。上级官员作为内部委托人，用地方经济表现考核下级官员，具有更换代理人的权力，与之相应，官员最具可观察性的代理目标也就是经济增长。企业作为外部委托人，用官员的服务评价官员，具有用脚投票选择代理人的权力。如此企业为了利润需要官员帮助，官员为了经济增长需要帮助企业，双方相同利益的诉求使官员借助行政、财政、司法等手段共同瓜分经济利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导致经济中的官商不分和地方保护主义。

由于代理人努力投入的替代性，使得官员在增加努力投入于上级官员和企业的目标的同时，必然减少了对也是委托人的居民的目标的努力投入。例如，对于各地百姓怨声载道的持续走高的房价，中央政府一再出台宏观调控措施，但地方官员对此并不关心，甚至还极力促使房价上涨，结果广大选民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与代理人对广大委托人的目标缺乏重视不无关系。

其二，代理人产出评价的简单性也为官员实现经济竞争政治目的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由于前面分析的代理人产出难量性的存在，使得官员的业绩很难评价，如此对官员的激励就陷入了一种困境，必须评价又难以评价。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官员的考核由纯政治指标调整为经济指标之后，上级官员以GDP作为下级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这种困境则迎刃而解。但是用如此简单的经济指标考核政绩，也产生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导向，使得代理成本大幅增加。

这是由GDP指标的特性决定的。首先，GDP是一个评价产出数量的指标而非质量和成本的指标，更非盈利的指标，其增加与资源利用效率并无相关性，“破窗理论”、“挖沟经济”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其次，根据Keynes的需求管理理论，要增加GDP必须刺激私人投资和增加政府投资，现实情况也说明了这点。据统计在中国各省市的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GDP指标的特性决定了用其考核官员，官员就会用产出的数量替代质量而忽视成本。具体表现为：一是大量引进内资外资增加投资。官员为了引进更多的投资，不惜提供极为优惠的措施，形成了让利引资竞赛，新华社对此的描述是“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至于引进的投资是否有市场、是否有污染、成本如何在所不问，重要的是能增加GDP就行。由此不难理解官员对那些投资大、产值大的项目特别青睐，因为它们特别有利于增加GDP。由于经济中投资大、产值大的项目或产业并不多，官员们对之却情有独钟、一哄而上，自然就导致了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或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化的结果。二是大量举债投资。由于投资对增加GDP的极端重要性，那么当本地企业家能力不足私人投资缺乏时，政府投资就显得格外重要，此时官员就会举债进行大量的公共投资，至于这种投资

是否为社会所需、质量如何全然不顾，只要能彰显政绩就行，如此就在经济上反复出现了基建热。如2003年钢铁、水泥行业的过热，其背后都有地方政府参与。三是缺乏盘活资本存量的激励。由于盘活国企资本存量所需时间长、难度大、风险大，GDP难以增加，当然也就引不起官员的重视，相反官员热衷的是铺摊子、上项目，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贬值，以及经济中反复出现的粗放经营。

可见，中国地方官员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更容易实现。用描述经济增长目标的GDP指标考核官员，一方面很容易地解决了委托人目标难定性和代理人产出难量性问题，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委托人目标片面性和代理人产出评价简单性问题，同样严重影响到考核的准确性。表现在：一是用经济增长目标考核官员是否科学合理，二是用GDP指标考核官员则产出的成本和质量无法评价。中国官员考核目标的欠准确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道德风险，降低了激励的有效性。因而委托人目标片面性和代理人产出评价简单性，替代委托人目标难定性和代理人产出难量性后，激励产生的净有效性就会很低。

四、结论

一般说来官员外在激励的有效性不高，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激励具有财政约束性，限制了货币报酬奖励，而非货币报酬奖励的运用导致了代理人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从而引起了激励有效性缺乏。二是由于存在委托人目标难定性和代理人产出难量性，使得官员能够通过经济活动实现政治目的。如果使委托人目标确定和代理人产出评价变得容易，则会出现委托人目标片面性和代理人产出评价简单性，从而也降低了激励的有效性。

在中国，官员外在激励有效性不高的表现就是官员经济竞争缺乏效率，这种问题在国外表现不明显。由于国外政治代理人能够介入经济的空间非常小，其经济行为严格限制在提供非市场供给的产品和服务上，另外这种有限的经济竞争还要受到权力制衡、政党监督、选民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因而官员经济行为非经济性问题较小。

正是官员经济行为外在激励的有效性不高，就更加突出了内在激励的极端重要性，这也可从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得到证明，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也表现委托人提供的外在激励不仅不能真正激发代理人努力工作，反而会抑制代理人的内在激励。

官员的自我内在激励可使其从工作中获得自豪、快乐和满足感，得到很大的效用。发达国家官员的社会声望和薪酬水平并不高，但很多人依然乐意在公共部门工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公共事务和决策的兴趣和爱好。在美国，官员的社会威望远非我国高，联邦政府一个部长的社会声望也只排在全社会的13位，远低于医师、律师、建筑师及心理学家，官员由于是铁饭碗，其薪酬也较低，激励主要靠内在激励，美国很多律师从政原因就在于此，尽管从政经济收益损失非常大，但精神收益也非常大。内在激励主要与代理人的价值取向、工作自信心、职业信念、职业伦理有关，由此告诉我们：在中国，对于增强地方官员自身修养、职业信念、职业道德、公民精神的工作必须常抓不懈，对于提高地方官员依法行政意识的工作必须警钟长鸣，这些对于中国不少地方官员来说尤其重要。

作者：熊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