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研究论文

【摘要】社会发展是建立在自然发展的基础之上，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问题。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就由两大类构成：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而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同时进一步明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肯定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科学发展观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科学发展观研究论文 篇1：

科学发展观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摘 要]《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其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首先，本书对科学发展观的探索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于一体；其次，它融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于一炉，对科学发展观做出了全方位、多视野的解读；再次，它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体现了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研究 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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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此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李恒瑞教授主编，李恒瑞、方真、温宪元、杨竞业合作撰写的《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2006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 《论纲》），便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论纲》 既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理解，也为科学发展观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方法与路径的启迪。

一、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于一体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一种观点方法、致思倾向，又是一种发展理路、价值坐标，有其独特的基本内涵、体系结构与实践要求。只有明确与科学发展观相关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论纲》 对于科学发展观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科学发展观内涵体系的独特概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体系，学术界有不同的概括。如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括如下五个方面：民本发展，这是发展的根本要求；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多元内容；协调发展，这是发展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这是发展的重要体现；统筹发展，这是发展的战略指导。还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对“什么是发展”作出了科学回答；对“为什么要发展”作出了科学分析；对“怎样才能发展”作出了科学探索；对“怎样评价发展”作出了科学判断。[1]《论纲》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体系作出了新的概括。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是善于统筹兼顾，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能力。《论纲》 还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并将其丰富的思想内容简约表述为三个层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目的）、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生态条件）；提高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能力和本领（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手段）。[2]( P8-12 ) 这一概括，既抓住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也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体系结构。

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的合理揭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是如此。《论纲》 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系统探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之源。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发展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其丰富内容和思想体系都是围绕发展问题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从物质世界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三个层次，从发展动力、发展力量、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等各个方面，全面阐述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则构成了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2] （P58） 这种认识，既从发展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解读，也合理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同时，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理论上和观念上的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对“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综合性、整体性的思考与探索，对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主体的认识都有深化和拓展，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论纲》在说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时，既申明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关系，也考察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过程、现实基础。如此立论，则合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科学发展观历史意义的恰当定位。如何评价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是科学发展观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论纲》 将科学发展观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其地位与价值作出了科学评价。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新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新形态，是指导中国又快、又好地发展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新理念。[2]( P2-15 )这种评价和定位，既凸现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又从总体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不是书斋中的理论，而是一种指导现实、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理论。因此，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基础理论的探讨，而必须研究其指导现实应当具备的一些条件和对现实发展的具体指导意义，《论纲》用了不少篇幅来论述这方面的问题。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相关条件的揭示。《论纲》 指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迫切要求建立健全发展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一评价指标体系应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与效用，即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度”、“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2]( P154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评价活动的现状，作者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并具体分析了GDP指标在衡量社会发展中的局限性。作者认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进行科学的政绩评价，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科学确定评价主体（解决由谁来评价的问题）、科学设置评价内容（解决评价什么的问题）、采取科学的评价方法（解决怎么评价的问题）、制定科学有效运用考评结果的刚性规则（解决考评结果如何有效运用的问题）。[2]( P88-190 ) 《论纲》还指出，创新精神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大力弘扬创新精神，重点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条件。《论纲》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相关条件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应用对策的研究。

科学发展观具体指导意义的诠释。《论纲》 属于“科学发展观与广东现代化建设丛书”之一种，因而结合广东实际，具体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对于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意义。作者认为，2003年春胡锦涛同志考察广东时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并概括了这种新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原型”。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而广东向科学发展转轨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和挑战，如工业化面临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城乡、地区差距严重制约全面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有待提升，因而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论纲》 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广东要走在全国前列，并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比如，正确处理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着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广东建设；正确处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关系，着力促进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正确处理外源型经济与内源型经济的关系，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的发展与环境生态的关系，着力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和谐广东。[2]( P258-261 ) 这些论述，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运用，对于其他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有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

总之，《论纲》既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应用对策研究，是“学”与“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有机统一，这是全书的特点之一。

二、融多学科审视与多视野解读于一炉

发展问题本身是一个交叉性、综合性课题，“单科独进”难以透彻说明和真正解决发展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正如华勒斯坦等人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所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正日益变得模糊。[3]( P123 ) 要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当借鉴多学科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正因为如此，《论纲》借鉴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成果，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多学科、多视野的透视。

哲学审视。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前提，只要人们理性地提出和思考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前提，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工具。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是如此。《论纲》对科学发展观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审视，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崇高的价值观，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统一，社会认识论和社会价值论的统一，合规律性要求与合目的性要求的统一。[2]( P12 ) 这是从哲学视野对科学发展观基本特点的把握，是对科学发展观哲学意蕴的揭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论纲》设专章对此进行了论述，认为“以人为本”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本质规定，也反映了当今时代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现实要求；“以人为本”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综合，与“以人民为本”具有统一性；“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整体结构的核心，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2]( P79-99 ) 这些观点，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审视。

经济学审视。最先关注发展问题的是经济学，《论纲》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诠释，也融入了经济学的视野。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推动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制的创新；要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和体制，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其中关键是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市场经济的运行引向“以人为本”的轨道，使之为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目的服务。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寻找新型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即把传统工业化过程与现代信息化过程直接结合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2]( P108-109 ) 这些观点，是从经济学的视野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初步解读。

政治学审视。在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中，实际上蕴含着政治的考虑。《论纲》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新理念，从“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期党的执政宗旨、执政目的、执政任务的认识，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对执政能力、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提出了新论断，形成了新理念。作者提出，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行为的价值规范，从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上对党的执政目的、执政宗旨作出了新概括，生动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执政行为的制度规范，为党的领导体制、执政体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建设，规定了基本的方向和原则。[2]( P225、231 ) 这些是从政治学视野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审视，既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内涵，也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对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所在。

社会学审视。追求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有赖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论纲》 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体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也要求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和重要特征。[2]( P141 ) 作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着重点，是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比如，调整社会政策，把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在促进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上，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促进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整体和谐与协调。[2]( P144-149 ) 因此，作者在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也融入了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

应当说，《论纲》融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于一炉，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方位、多视野的解读，这是全书的特点之二。

三、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的一种选择，又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既具中国特色，也有一定的普世意义。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首先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的背景来分析，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明，以充分展示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论纲》在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合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基础、中国渊源。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作者看来，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结构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生态性的危机，人口、资源、环境的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性危机；二是社会性的危机，社会不公凸显，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和谐因素增长，社会利益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突出。[2]( P34 ) 这种“新结构性危机”的克服，有赖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结构、生态资源结构的调整，有赖于制度、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这实际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基础。作者在论述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来源时，也注意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轨迹，说明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本土渊源。同时，如前所述，《论纲》在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评价时，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认定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新起点、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这些观点和论述，都是作者民族立场的一种表达。

当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科学发展观也是总结世界发展经验、借鉴他方发展思想、发展理念的结果。因此，研究科学发展观应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将其置于世界背景下来分析，并充分揭示其对于世界文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论纲》 在研究科学发展观时，能置于世界发展观演变的宏观背景下来思考，从世界发展总趋势的客观要求来说明。作者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人类的发展进程出现了“普世性危机”，全球范围内兴起了思考、争论发展问题的热潮，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逐步形成了“普世性认同”、“普世性自觉”和“普世性行为”。书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展理论、发展观的演变分五个阶段进行了说明，即20世纪40-60年代末期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时期、1969-1973年倡导“增长极限论”时期、20世纪70-80年代注重社会整体综合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强调人与环境协调发展时期、1995年以来倡导“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时期。[2]( P24-27 )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概括了世界范围内发展问题研究深化和人类发展观演进的主要特点，即从局部地域的研究扩展为普世性的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共时性研究；从发展问题向发展观提升，从“感性”层面向“理性”层面飞跃；从单纯经济学的研究向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转变；发展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世界观”层面向“价值观”层面深化，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演进；理性思考、理论演进与实践纲领、实践行为同步。[2]( P28-30 ) 这种过程的梳理、史实的呈现和特点的概括，实际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世界背景、国际视野，反映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同时，作者在论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时，还注意到了时代特征的作用和影响，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对中国的呼唤，是时代的产物。

《论纲》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与全人类发展的统一，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统一。这种评价和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普世意义，既体现了作者的民族立场，也反映了作者的世界眼光。

可见，《论纲》作者在研究科学发展观时，既抱持民族立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嵌入国际眼光，具有宽广的视野。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结合，是《论纲》的特点之三。

四、深化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再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远非《论纲》能够解决或完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展没有止境，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也就没有止境。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仍是今后理论界、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 深化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研究。就目前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而言，带有宣传性、阐释性的研究较多，真正学术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比较薄弱，如何强化这方面的研究，是理论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一些已经论及的问题有待深入，一些没有论及的问题则有待拓展。如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能够成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待进一步说明；科学发展观的体系结构、内在逻辑究竟怎样，有待进一步揭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定位、国际反映如何，需要进一步阐释；科学发展观社会化方式、途径的选择，不利于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观念、体制如何消解，都需要再思考、再回答。任何现实问题都有其历史发展，任何理论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进一步总结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梳理历史上发展思想演进的脉络。

2． 细化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与诸多因素相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支撑系统、保障机制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研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其中，政府责任、社会责任、企业责任、个人责任等分别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分别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厘定。同时，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需要及时总结和升华。

3． 在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宣传的意义和价值，否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但是，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探讨首先应当是一种学术研究，不能把它简单等同于理论宣传。要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必须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关系，逐渐强化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品格，增加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含量。为此，要依据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理路，来展开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才能真正走向深入。

《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问世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出版之前，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成果相对较少，其对于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多视野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鲜明的现实意义。尽管存在部分章节论述不够充分、部分内容分析不够具体等问题，但无损于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品位。

[参考文献]

［1］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科学发展观：中国新战略——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学术界关于科学发展观研究综述[J]． 企业党建.2005，(5).

［2］李恒瑞、方真等. 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欧阳康.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柏 桐

作者：陈晓钢　陈金龙

科学发展观研究论文 篇2：

社会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研究

【摘要】社会发展是建立在自然发展的基础之上，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问题。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就由两大类构成：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而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同时进一步明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肯定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

【关键词】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在哲学意义上广义的“发展”，是指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认识（思维）的一切变化，尤指这一切变化的不可逆性。这种广义的理解，典型的反映在布劳别尔格和潘京主编的《新编简明哲学词典》中。而狭义的“发展”概念所关注的对象不是“任何事物、任何现象、任何系统”，而是仅仅指人为事物、社会现象和社会系统；不是与任何目标、价值无关的“一切变化”，而是仅仅与人的目标、价值有关的那种“变化”。狭义的发展概念是对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及其结果而言的。

发展描述的第一类型的状态并不是社会或人为事物而是自然事物。因此，我们所谓的社会发展就应该是建立在自然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其中最大的明证就是人类的出现。而人类的出现只是使得“发展”出现了变化。在这之前，自然也应该是发展的，否则进化论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我们称之为“自然发展”，而且由于自然发展中的所有存在物除了适应这种自然状况而外，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到可以进行自然的改造。因此，对当时的人的祖先而言，发展是适应性的，因此我们称之为“适应性发展”。但自从人出现之后，自然发展由于受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作用，自身发展的轨迹受到了人为的干扰。而这种干扰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的活动过程之中的。而且人的能动的作用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建设性的。因此，相对于自然发展而言，我们称之为社会发展。

社会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和源泉。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有多种因素和力量，这些因素的作用不是等值的，它们之间也不是互不相关的。对社会发展起动力作用的各种因素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具有多层次的和复杂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都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唯心主义历史观从精神本原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例如，主观唯心主义者鲍威尔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因素论”认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科学诸因素具有同等值，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能区分哪个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用地理环境的特点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差别和民族的命运，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动力进行了客观的、全面的考察。它不否认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有多种因素和力量，但它认为，这些因素的作用不是等值的，它们之间也不是互不相关的。对社会发展起动力作用的各种因素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具有多层次的和复杂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依照这些因素作用的性质、范围和形式，可以把它们区分为：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基本动力和非基本动力；主要动力和次要动力，等等。研究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前进和社会的新陈代谢，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它们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同自己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人们便要求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上层建筑和全部社会生活都会相适应地或迟或早发生变革。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在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中，生产力又是主要的方面，它决定着生产关系，并通过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所以，归根结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它们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变革旧的制度，只有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通过革命推翻旧的剥削制度，才能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在阶级社会中对抗阶级的双方的作用各不相同。其中进步阶级对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的作用，而反动阶级则起着消极的、阻碍的作用，在解决社会矛盾、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最基本的力量。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因素归根结底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但它不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凡是有助于促进经济运动并为之开辟道路的各种精神因素，如哲学、文学艺术、科学、道德等，都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们在社会发展中只起非基本的动力的作用，它们自身的发展和变革也是由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所推动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所有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社会矛盾通过具有自觉意图和预期目的的人的活动来实现，无数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历史事件就是这个合力的产物。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虽然还存在着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它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性质上与以往的社会的基本矛盾根本不同，它是非对抗性的。这种矛盾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表现为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同经济基础的发展不相适应以及人们之间的先进和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等。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不再采取对抗的外部冲突的方法和手段，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觉地进行调整与改革，以及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矛盾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些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获得解决的过程中向前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坚持发展这个主题；全面发展；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重视：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不能以经济发展代替社会发展，也不能因为强调发展的全面性而否定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更不能否定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我们必须在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基础上，来统筹各方面，促进全面发展。二是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以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为根本动力的发展观，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进步、各个社会子系统协调运作的发展观，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观，是以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向人本主义的回归。

科学发展观体现人与物的统一，亦即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人既是物质实体又是精神主体，既有物质生命又有精神生命，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追求。人类活动离不开物质需要，但其本质上还是以精神需求为主要特征，物质需求是基础，精神需求是升华与向导。二者均有终极性，必须坚持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统一。每个人都希望有一种丰富的、充实的精神生活，希望获得他人、群体和社会的尊重、获得自由和民主，希望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显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人们的这些要求和希望归结起来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

统筹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体现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克服了传统发展观把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唯一指标的缺陷。中国的发展要依靠技术进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经济，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靠消耗大量资源获取财富增长的道路。自然界永远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人永远都是生物体和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发展的条件，也制约着人类的行为。科学发展观摒弃了传统发展观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足点，要求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彻底转变观念，从传统的“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可以随意支配自然、征服自然，转变为“人是自然的成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不再以人类自身的狭隘利益来对待自然界，而是以更高的境界和更广阔的视野把人类与环境、社会发展与生态发展融合在一起，树立一种新型的现代生态文明理念。既兼顾人类的利益，也兼顾自然界的和谐；既考虑当代人的生存，也考虑到后代人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体现人类与历史的统一。历史是人创造的，人也要对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负责。近代以来，人类通过科学技术，使工业成为现实，大大拓展了自身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而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度的加深，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也日益增大。正是在科学技术发展与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人类把自己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客观对象，实现自然的人化，创造着适合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理想世界，因而，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然而，工业化同时又是自然资源大规模消耗的过程，也是对自然环境不断增压的过程，因此，工业化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课题，即如何保持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子孙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科学发展观讲求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人类的未来负责，要求必须处理好代际之间的利益关系，要把发展的权利与发展的义务统一起来，既要实现和维护当代人的发展权，又不能剥夺了后代人的发展权，必须尊重他们的发展权利，保护他们的发展能力，为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尽义务、负责任。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1月第二版，第3页.

[2]彭树人.《理论学刊》“论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期第二版，第135页.

[3]张兴国.《北京大学学报》“可持续发展与人的主体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期第一版，第134页.

作者简介

宋彤，女，1979年生，中级会计师，从事海洋石油设备物资等采办工作.邹蕙如，女，1983年生，从事海洋石油物资免税申报、进出口报关报检、货运等物流工作.

作者：宋彤 邹蕙如

科学发展观研究论文 篇3：

以科学发展观研究新兴宗教

内容提要：19世纪末、特别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涌现出一些不同于传统宗教的“新兴宗教”之涌现。这种异军突起的“新兴宗教”现象立意不同、形态各异、变化多样、影响复杂，为宗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且必要的全新研究课题。笔者认为，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来研究新兴宗教，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应该从社会、时代的发展来看“新兴宗教”的产生及其展示的“新”特色。第二，应该从人们精神生活的普遍性及其“神圣”或“神秘”表达的独特性来观察、区分不同宗教的共性和特性。第三，应该从人类丰富多元的精神及社会生活来看待“新兴宗教”反应、适应、回应这种生活的形式及效果，论及其张力与和谐、正面与负面、消极与积极。

关键词：新兴宗教　科学发展观　研究

作者简介：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不少中外学者顺着雅思贝尔斯关于宗教涌现、思想精神活跃之“轴心时代”的思路而将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的宗教更新、各种灵性思潮全面发展称为“新轴心时代”的典型景象。而当代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也修正了自己几十年前关于世界信仰已经“祛魅”之说而承认当今世界重又进入了宗教“复魅”的时代。在当代各种宗教复杂、多样的发展中，人们在19世纪末、特别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开始观察并注意到一些不同于传统宗教的“新兴宗教”之涌现。于是，研究这些“新兴宗教”在中外学者的宗教研究中就逐渐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这种异军突起的“新兴宗教”现象立意不同、形态各异、变化多样、影响复杂。其中一些“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仍有着千丝万缕、若即若离的关联，表现为这些传统宗教的复杂嬗变和根本异化；一些“新兴宗教”则为多种宗教的因素综合而成，并重新构建为完全的另一体，不再承认与传统宗教有着任何直接的传承关系；还有些“新兴宗教”显然代表着现代社会的全新发展，其社会构建、组织形态已与以往的宗教发展迥异，有着全然不同的呈现。在20世纪“新兴宗教”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对人们精神生活及社会团契颇有影响的“神智学”、“心灵学”、以及“新时代”运动的各种思潮也不同程度地在相关“新兴宗教”的形体上打下了烙印。这样，“新兴宗教”的多元走向、复杂影响已在现代人类生活中亮相，并为宗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且必要的全新研究课题。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新兴宗教”的信徒已有上亿人之多，其影响几乎已遍布全球各大洲。为此，我们有必要加大对“新兴宗教”研究的力度，追踪、探究其最新动向，并应该积极开展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广泛的国际合作。根据宗教及人类精神生活在当代出现的新动向、新变化，我们个人感到对“新兴宗教”的关注和研究不可忽视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应该从社会、时代的发展来看“新兴宗教”的产生及其展示的“新”特色。“新兴宗教”对我们而言是针对现代社会及当代社会变迁中涌现的“宗教”现象，有着鲜明的时代和社会烙印。自人类步入现代发展以来，其社会结构发生了多元变化，社会阶层出现新的重组，社会交往有了不同形式，社会反应也展示了更为复杂的多样表达。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即传统宗教面对“世俗化”的挑战及其随之出现的相关应对。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关联及交流使宗教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到现代社会及其大众生活之中，而人们在这种宗教观念及其社会存在与现代生活的复杂交织中亦出现了新的宗教感、宗教性和宗教表达，这包括新的宗教精神、灵性体验、思想运动、修行方式、以及社会构建和存在方式等。这种宗教与社会的互动，使“新兴宗教”对神圣的理解与把握、对灵性的体会与修炼、对民众的精神诉求与表达，对团契组建的方式与活动，以及对社会的回应与参与等都出现了“新”的景观和异于往常的发展动向。而我们的时代特色则是“全球化”、“信息化”、“共时化”，人们宗教体验及交往的表达不再是封闭的、区域的、滞后的，宗教灵性借助于现代传媒手段尤其是电子网络等而可以“同步”传播，“在场”影响；“新兴宗教”的扩散性、跨区域性、跨宗教性、全球性乃前所未有，它对社会生活贴得更紧，与基层民众联系更密；大凡比较成功的“新兴宗教”一般都有“全球”意义，都会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宗教”，故其不愿用“新兴宗教”之名而宁愿自称为“世界宗教”；而“新兴宗教”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也不再是局部的、区域的，多为全球影响、会产生出世界“新闻”。因此，认识“新兴宗教”，必须首先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社会、时代之“新”。这种认知若不“与时俱进”、不立于“当下社会”，则会出现偏差、失误。既然社会发展已经“换了人间”，那么我们的观察视域、认知范式也就必须同步跟进，相应改进，摆脱传统认知和已经过时的陈旧看法之束缚，从现实存在、现实社会来看现代宗教，这样才能真正洞观“新兴宗教”的产生与发展，说清其“新”在何处。

第二，应该从人们精神生活的普遍性及其“神圣”或“神秘”表达的独特性来观察、区分不同宗教的共性和特性。如何理解人类“宗教”、对“宗教”定性、定义、定位，是我们区分宗教现象与其它思想文化及社会现象的关键。它们当然有人类“文化”的共性，但宗教在其“灵性”表达上则显然也有其独特之处，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世俗性”文化形态。在此基础上，我们则可进而分析“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之不同。“新兴宗教”不可能凭空产生，因而有必要对其精神传承、象征标志、语言符号、社会生存方式等加以溯源性和还原性探究。将“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截然分开则不可能真正弄清“新兴宗教”的来龙去脉，以及其神统、教理的脉络神髓。这种梳理功夫是我们研究“新兴宗教”不可疏忽、不可省略的。应该说，研究宗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而研究“新兴宗教”则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部分，即其有机构成。“传统”与“新兴”都只是相对而言，这只是对之观察者、研究者的主体视域，是其相应定位的主体表达。人类与其宗教都处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有着不停的流变，谈其“旧”与“新”、“邪”与“正”只是相对定位在某一时间段上、某一种政治或社会判断上来说才能得以成立。因此，认识宗教及“新兴宗教”不能绝对化、僵硬化、静止化，而必须持有一种科学发展观和辩证相对论的视野和方法。’

第三，应该从人类丰富多元的精神及社会生活来看待“新兴宗教”反应、适应、回应这种生活的形式及效果，论及其张力与和谐、正面与负面、消极与积极。宗教是人的思想修炼、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表达，但这种表达，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显然都是在社会中进行。这样，宗教与社会势必有其相应或相关的双向互动。一方面，“新兴宗教”本身之产生就是对相关社会或相关宗教的存在式“表达”，“新兴宗教”与社会及其政治、经济之间、与“传统”宗教之间、甚至与其它“新兴宗教”之间的互动会影响到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必然会对其互动的对方产生影响。其复杂性至少应从其信仰的“神圣”层面(即其神明(神)、教主(圣)系统)、“礼仪”层面(即其崇拜、仪式活动)、“文化”层面(即其神学，思想、教育、艺术等探究)、“修炼”层面(即其个人或团体修

行、训练实践)、“社会”层面(即其组织形态、团契方式、人际关系等社会存在)，也就是说，应从这五个层面的有机共构来分析、比较，观其统一或分殊。其实，这种观察也可简化到宗教的“观念”与“实践”这两大层面，由此则可厘清其价值取向及在其实践、实现中的伦理表述。“新兴宗教”的存在无论是其精神求同还是社会共处，都表达为一种“场有”，故有其“气场”效应即幅射、扩散的可能。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对于“新兴宗教”的产生与发展并非被动、消极的，“社会”对“宗教”的“态度”是宗教回应的重要一环，甚至起着决定作用。宗教与社会有着普遍关联，因此，社会体制、法律、规范、政治、策略、传统、习俗等，都会因其不同而引起宗教的不同反应。“宗教”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的政治、经济，“新兴宗教”亦然。故此，社会层面对宗教的审视和处理不得不要“讲政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对宗教的“积极引导”应不断摸索、调适，达到最佳效果，真正起到“积极”作用、体现“积极”意义。“和谐社会”不是现成的、坐等的，而必须靠“构建”、靠“创立”，而且是社会、宗教双方的“共识”、“共创”和“共构”。所以，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应该清醒、冷静，洞观宗教“更新”或“新兴”的真实性、客观性，即实事求是地看待其社会存在和功能，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做出有利贡献，并警惕、防范、避免其反向性的异化、嬗变，消除其负面影响，或将这种影响所造成的社会损失尽量降低、减少到最小程度。社会的主导性、引导性不可能“不作为”，但绝不可“乱作为”。尤其是社会政府的宗教政策不能有“随意性”，而必须体现其“科学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效益。

理解包括“新兴宗教”在内的“宗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其观察主体和被认知的客体双方，都要看到人之存在及其认识的“相对性”、“流变性”，宗教中的神圣理解和神秘性努力正是认识到并想突破这种“相对性”的特殊表现，且其认知、突破一直都处于“正在进行时”，所以其变化、发展乃是必然的。而探索、认识宗教者对其“相对性”的克服、扬弃，则是不断开拓、前进，以一种开放性、开明性，前瞻性的态度来更新观念，取消定式，改进方法，不以自己的见解或选择为“绝对真理”，在认识其“相对”之际不断突破自我的认知局限，即在与时俱进中来超越自我、止于至善。看待宗教及“新兴宗教”应持一种平常心，对普罗大众丰富多样的宗教灵性诉求和表现应有一种精神生活正常性的基本审视态度。精英意识及其境界在社会中毕竟只是少数，要允许普通群众、基层民众的信仰表达、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这一意义上，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弯”的，自然有其曲折回环、跌宕起伏。只有在这种多元和多样之中，“积极引导”和“科学疏导”、“主旋律”的“领唱”和“弘扬”，才能够真正体现其突出意义和“先进”、“榜样”作用。

在研究新兴宗教的进程中，宗教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对话，当然还要加上与宗教事务管理者的对话，这种多层面对话可以促进传统观念与现代视域的交流，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气氛。存在认知上的分歧、观点上的多元，这是很自然的，表现出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而我们的对话和沟通既是认识对方，亦是超越自我。从西方哲人苏格拉底那儿得来的灵感告诉我们：既要认识自己，也要认识对方；从中国智慧中获得的启迪提醒我们：海纳百川，才能和而不同；反之亦然：和而不同，才能海纳百川。在这种交流中，我们可以逾越神圣与世俗之间的鸿沟或灵知与常理沟通之间的障碍，洞观宗教存在与社会存在发生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奥秘，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回归真实、让我们的精神存在返璞归真，并努力走向人类所追求的神圣。

(责任编辑　郑筱筠)

作者：卓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