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论文

2022-04-21

摘要:本文回顾了菲律宾华文报刊的百年历史。它们在异国异族和异文化的包围乃至歧视中艰难谋生,但其一脉相承的浓郁的乡情族念以及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是华文媒体始终不渝的办报理念和宗旨。他们在维护居住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为争取华族权益,促进居住国与祖籍国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论文篇1：

传承与融合:菲律宾华文教育变迁(1945-1975)

[摘要]战后初期，在华侨社会进步的推动下，菲律宾华文教育得以迅猛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随着“菲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以及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菲律宾华文教育逐渐发生变化，并加快了与菲律宾本土文化的融合进程。从战后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来看，华人政治认同的改变对华文教育的变迁产生影响，教育菲化案加速了华文教育的融合进程，菲律宾华文教育的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变迁

战后初期，重视发展华文教育成为菲律宾华侨社会的潮流，在广大华侨社团的积极推动下，加上菲律宾政府推行的“菲化”运动尚未波及华文教育领域，华文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但20世纪50年代后，在“菲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下，菲律宾华社陷入困境，华文教育开始出现危机。到60年代中期后，随着马科斯政府放宽入籍条件，大批华侨加入菲律宾国籍，华人政治认同发生了转变，华文教育也开始发生变化，并逐渐与菲律宾本土文化发生融合。战后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所经历的跌宕与曲折，正是在菲华融合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研究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变迁，无疑对当前我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鉴于此，本文拟对1945年至1975年间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演变的背景、过程及其深层动因做一探讨。

一、战后初期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

在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开始兴起并得到发展，但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华文学校遭到了严重破坏。二战后，随着华侨经济的逐渐复苏，菲律宾华侨中的有识之士在恢复华文教育的同时，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兴办侨校，华侨社会出现竞相创办教育的局面，菲律宾华文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华侨社会投资教育的形式，一是在华侨学校设立董事会，资助和规划学校的日常运作与发展。有些董事会分属各种特殊团体，如马尼拉佛教组织创办的能仁中学、嘉南中学等，在教育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为佛教组织培养后备人才。有的兄弟会团体也为自办的学校设立董事会，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二是由同乡会、宗亲会、同业会、校友会等团体设立助学金、奖学金和奖教金，资助华侨子弟和从教者。如1947年，陇西李氏宗亲会首创“族生清寒补助金”，帮助贫寒学生解决教育难题。翌年，太原堂王氏宗亲会也设立奖学金。也有商界成功人士为纪念先人、奖励成绩优秀的后辈而设立奖学金。50年代，菲律宾华人宗亲会的发展进入一个高潮期，先后成立了相当数量的宗亲会，相继设立了各种奖助学金来资助优秀和贫困的“族生”。随着华侨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菲律宾华文教育出现了较为鲜明的商业化倾向。许多有经济实力的商人把办学校作为一种投资方式，这种投资方式在效益上虽不能立竿见影，但会提高自身的名誉和信誉，从长远角度看能够对自己的事业产生良性的影响。在华侨社会的推动下，菲律宾华文教育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一时期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还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为了争取东南亚华侨支持其实现“反共复国”等目标，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便积极借助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利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手段，扶持东南亚的华文教育，以此扩大台湾对东南亚华社的政治影响。台湾当局重视东南亚华文教育，一定程度上得到美国和菲律宾“盟友”的支持。1950年前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和确定其远东政策，菲律宾和台湾都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菲律宾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一个重要屏障，台湾则被作为反共的桥头堡与中国大陆抗衡。1953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东南亚时，注意到一部分华侨在祖国政治认同上还处于摇摆状态，就建议美国政府帮助台湾扶持东南亚的华文教育，与中国大陆争夺华侨社会的文化阵地。台湾当局还把华侨教育列入“政府的重要施政方针”范围，一再强调“无侨教即无侨务”，大力推进岛内侨生教育，扶植海外华文教育，极力培养海外华人社会对自己的归属感，以获得华侨社会的向心力。台湾当局极力扶助菲律宾华文教育，对薪传和弘扬中华文化，培育菲华社会人才起到积极作用，推动了当地华侨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作为战后新兴的独立国家，菲律宾政府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战略发展的首位。为排斥华侨经济，菲化运动成为战后菲律宾经济政策的“主旋律”，而此时菲化目标并未涉及华侨社会的华文教育。1947年4月18日，中国国民政府与菲律宾签订了“中菲友好条约”。其中第六条规定：“缔约此方之国民，允许在彼此领土内，在与任何第三国国民同样条件下，依照彼方之法律规章，享有设立学校，教育其子女之自由。”在此条款下，菲律宾私立教育局对华侨学校只是“加强监督”而已，中文部的华文教育只需向中国政府侨委会立案，菲教育部对此并不干涉。华文教育因此赢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为华文教育的繁荣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在菲律宾华侨社会的推动以及台湾当局的支持下，战后初期菲律宾华文教育得到了迅猛发展。比如这一时期华侨创办了菲律宾华侨图书馆，成立了华侨师范学校，积极推行国语运动和华文新文学运动，还为华侨学校培训大批师资人员，使华文教育出现良好态势。1955年，华文学校已增至150所，教师1649人，学生4.8万人。另有《华侨商报》《新闽日报》《大中华日报》和《公理报》四家中文报刊，以及大东、长城、中菲和国泰四家中文广播社。战后的10年间，菲律宾无论是华校的华文教育，还是社会方面的华文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个阶段是华文教育的黄金时期。

二、“菲化”运动对华文教育的冲击

20世纪50年代后，菲律宾政府对“菲化”运动重新定位，并把目标逐渐转移到对华侨的同化上，试图使华侨逐渐融人菲律宾的社会中，利用华人经济为菲律宾国家建设服务，“菲化”运动最终波及华文教育领域。1955年8月，菲律宾众议院反菲活动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宿务的华侨学校内有共产党分子潜伏，传播共产思想。随后《马尼拉时报》和《纪事报》均以大幅标题报道此消息，并发出关闭华侨学校的“呼声”。还有人在报上公开指责侨校蓄意向华侨社会灌输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导致华侨学生在思想上只认同中国，阻碍了菲政府的同化政策。菲政府即责成私立教育局成扩专门委员会对华侨学校的经营、管理，以及共党渗透的可能性等问题进行调查。华侨学校事件经报端渲染后，菲律宾朝野有人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关闭侨校。菲政府军事当局也提出所谓“防止共党渗透侨校”的计划，其中就包含停止核准和开办华侨学校的内容。此外，菲方还提出对侨校进行“全权督察”的方案。后虽经台湾“驻菲大使”陈之迈出面交涉，菲教育部仍然坚持对华侨学校的中文部进行督察，致使菲律宾华侨学校最终由先前的只对英文部进行“半督察”，转变为对侨校的全面督察。

1956年5月，菲私立教育局颁布了第三号通令，即从新学期开始，华侨学校所有中文课程与授课时数、教职员的任教资格、学生人数与国籍等必须报送审批，侨校教育“菲化”拉开帷幕。1960年1月，菲律宾反菲委员会主席贝礼示称，许多华侨学校未按菲律宾政府的规定教授菲律宾的教育课程，没有聘请菲人教授英文课程。与此同时，众议院移民归化委员会也有人提出，华侨既然要在菲律宾永久居留，则应该送子女人菲校学习，学习菲人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才是合情理之事，不宜自立门户，并力主封闭所有华侨学校，加速华人同化进程。但菲教育部反列采取立法手段关闭侨校，理由是如果此举只针对华侨学校，而避及欧美人士所办学校，则不仅违反了中菲友好条约，而且构成了种族歧视，同时也与菲政府“加强亚洲文化交流”的政策背道而驰。如果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这一政策，那么首先华侨学校数量很多，其次许多著名大学，如圣托马斯大学等都是外籍人士开办的，因此这种政策势必给菲律宾各级教育都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同时菲律宾政府收容这些学生的话，也会造成财政困难。因此“关闭华侨学校”的议案最终未能通过。2月9日，私立教育局长白彬迎称他在访问泰国时发现当地只准华侨小学每周教授6小时中文，中学、大学均不准教授中文。他认为泰国的同化政策很有功效，并主张仿效泰国的做法。随后“反菲”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主张撤废中菲督察侨校协定，因为他们认为中文课程及教师资格依照中国教育法规，由中国“大使馆”审定的条款有辱菲国法律尊严，并公开向国会建议关闭侨校。10月初，菲众议院移民归化、教育、反菲及廉政等四个委员会联合提出议案，称中菲签订的有关督察侨校的备忘录授权外国人来监督菲律宾境内的学校，这是有违菲律宾宪法“主权至上”原则的，因此应予立即废除。廉政委员会还指责菲政府未能明确提出同化外侨的方案和措施，致使菲律宾成了东南亚唯一允许侨校存在的国家。该委员会还称，菲律宾侨校招生时不限国籍，此举将使菲律宾人被华侨“训练”成中国人，而且业已“归化”的菲籍华侨却仍旧担任华侨社团的首领，这也是违背入籍誓词和国籍法的。

这一时期，菲律宾内部关于华侨学校的问题争论非常激烈。1960年10月8日，菲教育部长罗慕洛对侨校问题的严峻形势发表谈话，明确反对关闭华侨学校，他认为侨校对菲国社会的文化活动与公益事业的捐助，均超过菲律宾学校。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文旦洛议员也呼吁政府慎重检讨侨校问题。1962年2月，众议员麦加洛则提出一个临时动议，即建议组织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侨校从事共产活动”之情形，主张禁止外侨在菲国境内设立专门为教育外侨子女的学校。一些平时排华最激烈的议员随即附和，指出全菲165所侨校，大多数有共产党活动，因此要求调查或禁止开办侨校。但马卡帕加尔就任总统后并不打算修改《中菲友好条约》，也不愿意关闭侨校，认为改革华侨学校一事，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㈣。1965年4月，私立教育局长表示赞成在10年内菲化全菲外侨学校，以利于同化外侨。1966年1月，菲律宾移民局长美莫以“侨校把华裔儿童培养成另一种特殊人群，威胁了菲律宾的国家安全”为借口，再次坚决主张关闭侨校。当时华侨社会数名领袖人物与企业家，如杨启泰、庄清泉等人都被列人黑名单。在这种背景下，1964年5月，华侨校联合总举行全体理事会议做出了回应，表示：(1)关于同化问题，赞成文化交流的自然融合与自由意志的发展，而侨校的存在正是这个平台。(2)不少归化的华人对菲国有重大贡献，得到菲国朝野的敬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侨校培育的人才。在人籍法未放宽以前贸然关闭侨校，不但违反中菲友好协定，而且剥夺华侨子女要接受中国基本教育的权利。(3)侨校教授中文并不影响团结。中华文化悠久，一直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国内各种语言并行，而进步繁荣为世界所公认。

1966年2月，菲教育部发出第二号通令，规定侨校自动改制，将中文改为选修科目。众院移民归化委员会主席巴里地建议严禁双重国籍，亦主张关闭侨校，认为许多入籍华人仍送子女就读侨校，不符合政府同化政策。1968年初，众院教育委员会又召开会议，讨论侨校问题，认为需要重新修改教育法律。6月，马科斯总统正式命令教育部细查新办侨校的情况，同时代理教育部长柯布斯亦正式下令私立教育局，停止批准开办新侨校，或增加新科目。7月，私立教育局又发布56号通令，要求各华校报告在校学生的国籍情况。1970年，菲律宾朝野人士认为自治宪法完全仿效美国政制，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纷纷提议制定新宪法。1972年初，制宪会议教育委员会通过的新宪法中规定：“教育机构，除由宗教单位、教会宗派与慈善组织所设立者外，须全由菲籍公民或菲人占有资本60％以上之公司，或联合会所拥有。教育机构之管理与行政须全由菲籍公民主管，教育机构不得专为外侨所设。外侨学生在任何学校内不得占学生总数1/3。”上列条文已明定各学校须由菲人设立，行政由菲人管理，各学校不得专为外侨所设，侨生不得超过学生总数的1/3。1973年4月16日，马科斯总统根据宪法新条款，迅速发布176号行政令，侨校有三年的调整期，从1976年起必须全部遵行新宪法条款。至1973年，全菲华侨学校共计154所，学生6.8万人。20多年来的华侨学校的“菲化”抗争宣告失败，菲律宾政府的教育“菲化”已成事实。

三、华人政治认同变化与

菲律宾华文教育的转变

1954年3月，为抗争日益严重的菲化运动，菲律宾华侨成立了全菲华侨的最高机构组织——“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在商总的带领下，广大华侨对内提升华侨的教育文化素养，强化族群自身建设，对外发展与主流社会的友好关系，推动当地主流社会对华侨的全面了解。商总主要以“民间外交”为渠道，采取“主动出击”方式，以达到融洽菲华族群关系的目的。但是商总的努力在抗争零售商菲化案方面没有取得成效，失利后使众多华侨生存面临危机，华侨的寓居观念发生动摇，许多华侨产生融入主流社会的想法。

1955年4月，中国政府在万隆会议发表声明，放弃“双重国籍”政策，鼓励海外华侨融入当地社会。华文教育目标也从培养华侨国民意识，转为鼓励华侨学习当地文化并效忠当地政府。1956年，中国侨务委员会倡导华侨在当地办学，高中毕业之前的华侨学生尽可能安排在侨居地就读。在鼓励华侨维护、坚持和兴办华文教育的基础上，中侨委更加明确地提出，国外华侨学校应教育华侨子女熟悉当地语言、文字、历史和地理，仅保留一定时数的华文课程旧。1960年，中侨委提出华侨爱国主义的表现是立足于当地，学习当地语言文化，热爱当地国家，团结当地人民㈣。甚至强调，学习当地语言是融入当地的首要条件，华侨教育、报刊转向当地，既有利于华侨在当地谋生，也有利于减少华侨与当地人民在文化、心理上的距离，有助华侨融合

于主流社会。中国政府的华侨政策的变化，对于菲律宾华侨融入所在国以及教育当地化产生一定的促动作用。

1962年马卡帕加尔就任菲律宾总统后，菲律宾制定了吸引外资发展菲律宾工业的经济政策，同时调整了对华侨的政策，使华侨经济绝处逢生。马卡帕加尔还热情邀请华商参加政府推行的五年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对于菲国经济发展做出真正的贡献。为表明与政府的合作态度，华商联合总会更名为菲华商联总会，华侨社团也由主要服务华社转为覆盖全菲社会，标志着华侨社会政治认同趋于当地化的倾向。1965年马科斯执政后，菲律宾制定了连续性的经济开发计划，并坚持实行吸引外资的政策，对华侨采取怀柔政策，由排斥为主转为利用为主。1966年8月，侨领高祖儒就任商总理事长，凭借与马科斯私交甚笃的有利条件，率领商总积极推动华社与菲政府的沟通与合作。一方面，商总向菲政府表达华人效忠菲律宾的诚意，积极配合政府推行一系列方针政策，努力推进华菲关系，共创菲律宾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商总呼吁华侨配合菲律宾的各种经济方案，协助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强调只有菲律宾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华人的事业才能获得保障与发展。1967年3月，马科斯签署了《关于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的法令，解除了限制华侨经济发展的禁令，华侨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1974年4月，华社捐献250万比索在巴利奥建设75所中小学校舍。为此，马科斯盛赞华侨为国家经济、政治及社会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并重申菲政府“无分种族，一律平等待遇”的政策。在菲华族群的共同努力下，华社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友好互动得到加强，菲华族群的关系进一步融洽。由于华侨与祖国大陆的长期阻隔，华人社会像一个断了脐带的婴儿，在社会成员和中华传统方面都无法获得母体的补充，此后只能靠“自我繁殖”来维持自身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华人放弃了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和“暂居客”的心态，开始作在菲永久居留、落地生根的打算。这是菲华历史上华人首次作出这种观念上的根本性转变，但这已为他们与菲人实现同化或融入当地社会准备了主观条件。

1975年4月，为加速华侨融入菲律宾社会进程，马科斯颁布第270号法令，放宽华侨入籍条件，简化外侨申请入籍程序，这是菲律宾华人社会发展变化的分水岭和转折点。许多华侨获得了菲公民的权利后所获得的安全感和责任感，使他们迅速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为菲律宾国家建设服中去。华人族群政治认同的变化是华人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变化，同时还是推动非政治认同变化的动力。作为文化传播者的族群成员，无法回避政治认同问题，这种政治认同也必然会在文化倾向上表现出来。因此，文化认同在此作用下也逐渐发生着变迁。许多在菲律宾出生的华裔年轻人，从小接受菲律宾当地教育，长期以来他们在习俗和文化上已经更适应菲律宾的生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的变化。华文教育体制的改变，使菲律宾国民教育课程占据主导地位，汉语成了华校中的选修课，这势必会使华裔青年产生轻视母语的心态。华人族群与主流社会互动的增强，也会使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使用汉语的机会和范围日益减少，其汉语运用能力也越来越低。同时，移居菲律宾的华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文化冲突，华人为了适应当地生活，也就必须学习当地的语言，这是华人适应菲律宾其他方面生活的前提条件。1969年，菲律宾华人问题研究学者杰拉尔德·麦克贝斯(Gerald Mebeath)就指出，菲律宾华裔青年已经逐渐同化了，尤其表现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他对3100名马尼拉和一些省会城市的华人学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目的是想了解这些华人学生和他们父母使用语言的情况。结果调查表明，大部分华人学生已经不大会说华语，更不会华文的读写。许多民族文化的式微就是从语言的衰弱开始的，语言是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守护神，如果语言发生蜕化，其文化内涵必然产生松动。

风俗习惯的趋同。许多菲律宾华人年轻一代，都采用菲律宾起名方式，在名字后面还加上中国姓，如Yap、Lim等。在着装方面，大多数华人都喜欢穿菲律宾式的服装，如巴隆或西装等。在饮食方面，菲律宾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喜欢使用刀叉和汤勺，并逐渐开始饮食菲律宾食品。正如菲律宾华人问题学者洪玉华女士所说：“制作中式点心的华人饭店已放弃原来经营品种而出售快餐包、松软馅饼之类的食品。”在礼仪方面，华人家庭接待客人，一般不再沿用中国式的礼仪，如华人姑娘迎接她的菲律宾教母，已完全采用菲律宾方式。

教育的当地化。据1974年的调查，全菲华人中、小学校有154所，其中菲人和华人合办的147所，占95％，完全由华人举办的只有7所，占5％。这些学校中教师4077人，学生68505人，学生中55％为菲律宾籍，中国籍的占45％。菲律宾华文教育已经从过去的面向中国改变为面向当地，以适应华侨、华人在菲岛生存发展的需要。随着华校教育目标的改变，华文教育朝着“多元文化并存、促进民族融合”的方向发展。菲律宾华人当中，30岁以下的华人青年，几乎有80％以上的人都是大学毕业。而华侨学校的毕业生中，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年选择在当地继续深造。如：1962年，菲律宾华人中仅有32人人台湾大学深造；1966年减少至19人，1968年减少至16人，1969年减少至12人，1970年减少至11人。这一数字，在全菲华侨学校毕业生总人数所占百分比，更是微乎其微。绝大多数华侨学校毕业生都进入菲人大专院校深造。1970年，在东方大学、远东大学、国立菲律宾大学、马尼拉大学、拉萨大学、圣伯达大学及菲律宾女子大学等深造的华侨中学毕业生多达15000人。

四、关于菲律宾华文教育

融合问题的思考

在菲政府以欢迎的姿态吸纳华侨入籍，中国政府也倡导华侨融入当地后，大多数久居菲岛的华侨即选择了归化的道路。中华文化作为华人族群的主要标识之一，在传承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顺应政治认同而发生变迁的特点，文化属性的要素，如语言、习俗、观念等方面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在华人政治认同转变的同时，华人文化逐渐演变成为更适应当地的混合文化。随着在菲律宾出生的华裔青年逐渐增多，他们在当地接受文化教育，政治上更加倾向当地，甚至认为菲律宾才是自己的故乡。1970年，杰拉尔德·A·麦克贝斯估计超过75％的华人居民年龄低于30岁，其中95％出生于菲律宾。这些超过30岁的人则仅有15％的人出生在菲律宾。另一组1973年的数据估计50万华人种族中85％的人口出生在菲律宾，这些人口中95％的年龄低于25岁。在这种情况下，华文教育发展势必发生变迁。

菲律宾的华侨同化政策是在菲化运动后期出台的“国策”。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菲化案虽出台较晚，却是执行最为彻底的菲化法案。经济菲化案的目的是排斥华侨，在实施过程中菲政府严

格控制华侨加入菲国籍。而教育菲化案是为了同化华侨并使之融入大社会中，为此菲政府却放宽了华侨入籍条件，鼓励华侨投身菲国建设。菲政府还试图使华侨成为菲律宾公民后，借助政治认同的转变来影响华文教育的变迁，并逐步使华人对民族传统文化淡化，在文化教育上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最终使华侨成为“真正”的菲律宾公民。因此，菲政府在执行教育菲化案时态度坚决，不仅限制华文课时，严格审查华文教材，还改变华文教育体制和教育目标，致使华文教育日渐式微。可以说，在华人族群融合的背景下，教育菲化案加速了华文教育变迁和融合的进程。

马科斯总统的同化政策实施后，菲律宾华侨社会逐渐演变成华人社会。同样，华人教育也是由华侨教育转化而来的，而华侨教育是地道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下，移居菲岛华人为了能够繁衍生息，就必须选择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体系，而客观环境对华文教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菲律宾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族群之间政治地位平等，相互交流紧密，共同促进了社会文化发展，逐步形成了菲律宾社会的多元文化。华人族群和主体民族的关系日益和睦和融洽，为文化融合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本地出生的华裔青年，学习中文的兴趣不断下降，家长为使其在本地就业，对子女学习中文的重视程度也就必然降低。他们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已经适应当地生活，语言、教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趋同于当地社会。甚至越来越多的华人已经跳出华人社会的圈子，积极参与当地的非民族性社团组织。由此可见，华文教育的融合发展也是必然的趋势。

笔者认为，虽然菲律宾华文教育走上融合发展的道路，这种文化传承的变化是为了使华人更适应当地生活，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华人文化彻底失去原有的基本属性，消失在当地文化的海洋之中。毋庸置疑，华人既然加入菲国籍就应效忠所在国，并学习当地教育文化和习俗，但华人毕竟还是应当保持华人的民族文化特性。如果全盘抛弃中国文化，华人就会失去民族根基，而文化的“断裂”就会使华人成为找不到方向的民族。融合文化和存留固有文化并不矛盾，如果说融合是为了发展，那么保持是为了更加丰富多元文化的内涵。华人文化应立足当地，在蕴含中华文化的精髓的同时，又融合有菲律宾本土文化的特点。为此，菲律宾中正学院原院长邵建寅先生提出，华人社会中华文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此论颇引起有识之士的认同。马科斯总统曾经强调说：“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发展应兼顾少数民族……新社会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与旧的有所不同，旧的政策是少数民族应同化于国家主流，但新的政策是鼓励少数民族保留其古老文化及生活方式……一个不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骄傲的民族是没有精神的力量，没有根和命运的民族”。这为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和有利的条件。因此，菲律宾华人为了适应社会环境，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华人自身的文化要素都在发生变迁，这是客观生存的需要，文化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华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认同和效忠于所在国，文化上在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特性的同时，力图促进华人与所在国原住民之间的相互接近、理解、交流、提高和发展，以达到和谐相处和共同繁荣的目的。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汉语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汉语国际推广也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但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所在国的华文教育政策，还要研究社会公民的接受心态，尤其是在华人已经转变为异质群体、政治认同倾向于当地而非中国、文化认同也存在复杂性的情况下。同时还要掌握华文教育演变历程，以及多元文化架构下华文教育发展的趋势。绝不能“越俎代庖”，即不顾所在国的教育政策和华文教育的现实状况，“大轰大嗡，搞运动，宣传意味太浓，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和反感。这样做，又恰恰违背软实力的基本特点”。“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用古老悠久的中华民族灿烂文明来感染和丰富当地文化，才符合中华文化思想的深邃内涵。

作者：姜兴山

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论文篇2：

菲律宾华文媒体的文化寻根色彩

摘要:本文回顾了菲律宾华文报刊的百年历史。它们在异国异族和异文化的包围乃至歧视中艰难谋生,但其一脉相承的浓郁的乡情族念以及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是华文媒体始终不渝的办报理念和宗旨。他们在维护居住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为争取华族权益,促进居住国与祖籍国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面对全球“中文热”的大好形势,菲律宾的华文媒体将打好基础,提升品位,走出国界,更为深入地展开与中国及世界华文媒体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新闻传播和文化活动的开展,书写华文媒体历史的新篇章。

关键词:华文报刊文化寻根多元传承

东南亚是近代华文报刊出现最早的地方,也是世界华文媒体的三大中心之一。东南亚岛国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协会(东协)的老成员国,菲律宾的第一份华文报纸源于1888年西班牙殖民统治后期,迄今已有120余年的历史。百余年间,菲律宾出现过40多家华报,现在还有四报两刊(《商报》、《世界日报》、《联合日报》、《菲华日报》和《潮流》、《纵横》)。在菲律宾,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和华人社团是支撑华族生存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发展的象征。

菲律宾华文媒体形成的历史渊源

华人移民来菲,历史非常悠久。根据菲律宾历史博物馆的资料,早在15万年前,菲律宾便有人类居住。老一代华人华侨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寄人篱下,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痛苦选择。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努力打拼,不少人有了自己的家产和田地,有的甚至富甲一方,在居住国的经济地位很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大多在政治上无法取得突破,因此族群的发展往往依靠当权者开明的种族和解与经济开放政策。而且东南亚各国政府大多通过各种文化政策,力求迫使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华人的文化生存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面临被当地主流文化同化的危险。作为弱国侨民,他们在异国异族和异文化的包围乃至歧视中艰难谋生,乡情族念成为早期华侨维系感情、增进团结、心怀桑梓的纽带。后来,随着移民的增多,华侨社会的扩大,这种将来自不同地域,源于不同宗族,有着不同出身、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信仰的海外华人华侨凝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得到进一步升华,这就是热爱祖籍国的感情。因此他们一直延续着一种传统,就是通过办华校、结社团、创报刊,尽可能完整地把家乡的文化传统移植到侨居地。华文报刊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他们在异族文化的包围和压迫中孤独地寻找和追索着中华文化的“根”,把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宣扬爱族爱乡情感当做华文报刊重要的教育和宣传任务。

菲律宾华文媒体的民族文化“寻根”

菲律宾第一份华文报纸为《岷埠华报》(简称《华报》),出版人和经理是被侨界称为“三支笔都会写”的杨汇溪。《岷埠华报》出版了一年多,便集资扩股,购买机器,改组为《岷报》,聘陆伯州为总编辑,继续以《岷埠华报》的格调和版式出版。但是支持华文报存在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条件都不具备,报纸的销量很小,仅仅发行了几个月,就因经济困难而宣告停刊了。此后9年间,无人再创办华文报刊。1899年,粤侨潘庶番在马尼拉创办了《益友新報》,并担任报馆经理和编辑,它以梁启超的办报思想为宗旨,是马尼拉维新保皇组织的机关报。在华侨维新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报纸的规模、内容、篇幅及编排都超过了过去的两家华文报纸。但这家报纸同样经营艰难,终于在1900年停刊。但是它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启蒙了民主思想,对推动华侨参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美国取代西班牙统治后,菲美政府对华侨办报的要求还是赞同的,而西班牙报纸对中国的仇视及种族歧视和侮辱又激起了华侨们的愤慨,于是以杨汇溪为代表的中华商会出面购买了《益友报》(原《益友新报》)的设备,开办了《警铎新闻》,以鼓励华侨关心中华民族,献身出力为宗旨,与西班牙报纸和舆论展开了斗争。可是终因办报态度过于严肃,没有将新闻、言论、文艺副刊和广告有机结合起来,曲高和寡而于1909年倒闭。1919年,《华侨商报》(今《商报》)创刊,成为至今尚在发行的历史最悠久的华报。同年兴起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侨校的师生效法国内青年学生,组织菲岛华侨学生联合会,并出版不定期刊物《晨钟》。1923年,他们又创办了宣扬民主革命道理和新文化运动的《救国日报》。此时菲律宾拥有《公理报》、《民号报》、《华侨商报》和《救国日报》4家华文报纸,形成了华文报纸生存和发展的较为有利的环境。

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菲律宾的华文报纸在不同时期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和阶段,爱族爱乡、薪传文化都是他们的办报宗旨,为此无数文化工作者披荆斩棘,前仆后继,用手中的笔、用爱族之心谱写了一曲曲慷慨悲壮的报业之歌。《华侨商报》就是始终站稳菲律宾华人社会立场、不为政治党派所控制、坚持办报理想的典型代表。

《华侨商报》自创刊以来,一贯秉承“不党不偏”,公正自由的新闻原则,反映华族心声,充当华众喉舌,维护在菲华裔族群的正当合法权益。报纸紧跟时代,倡导民主科学,打倒封建军阀,激励华众爱族爱乡。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侨商报》在舆论上以“在民族存亡系于千钧一发之际,务必抛弃一切个人之恩怨,联合我民族之力量战胜危机”为宗旨,实地采访报道中国抗日战况,揭露日寇罪行,呼吁国际社会援华,动员侨胞捐款。因此受到广大华侨的爱戴,报纸销售量不断上升,在侨界影响很大,恼羞成怒的日寇终将报社创始社长于以同杀害,而战地记者张幼庭也在采访途中遭日机轰炸而牺牲。但是《华侨商报》在宣传抗日、组织大众等方面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1946年,菲律宾共和国独立,它创建在“二战”摧毁破坏最惨重的废墟之上,而美国非但未兑现赔偿战争损失及复兴经济的重大诺言,且以不平等的“贝尔自由贸易协议”及“授美公民经济国民待遇特权”为由,冻结独立的菲国经济于殖民地形式,且精心设计嫁祸于华族,转移不满的民间情绪于经营小本生意的华族身上,导致排华浪潮。1973年马科斯政权更是不断出台菲化措施,试图剥夺华族谋生途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那时的“冷战”截断了菲律宾与中国的一切交往,两地音信断绝,华族有家难归,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华族集体转籍。《华侨商报》当时的社长于长城通过《华侨商报》倡议华众团结抗争排华与菲化措施,求得在菲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为了缓和族群矛盾,在报纸上大量翻译、刊登菲律宾的文学作品,并不厌其详地介绍菲律宾历史、民俗与民间故事,帮助华众了解菲律宾抗击西班牙、美国与日本残酷殖民统治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史实,为集体转籍做好心理准备。同时他也倡议华族连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集体转籍,将中华文化与菲律宾文化完美结合,与主流社会兄弟同胞共同努力,为新兴的菲律宾重建家园。

菲律宾华文媒体的“寻根”文化色彩

迈进21世纪,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衰退萎缩,中国一枝独秀,崛起成为经济实力强体,菲律宾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华族的经济地位也在不断提升,自原先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过旅侨社”,蜕变为世世代代定居的落地生根的族群,并被主流社会正式接纳为菲律宾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构成分子,他们改变以往一贯坚持“菲律宾是马来民族国家”的思维,接受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现实,并期望华族尤其是华文媒体充当中菲交流的桥梁,促进菲律宾与中国在经贸、文化等各方面的往来和友好关系。

时代的变迁赋予菲律宾的华文报刊以特殊的历史使命和新的历史机遇,但此时由于受菲化的影响,华文教育日渐式微,而华文报纸的读者,由于华文教育的不振,也被时间逐渐削减着。菲律宾华文社会有100多万人,用汉字刊行的日报只有4家,读者多为教育界、文化界人士中的年长华侨,年轻人基本不阅读华文报刊。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已更名《商报》的原《华侨商报》紧跟时代的脚步,积极号召华文学校、华侨社团等采取措施,鼓励青少年学习华文,努力创造学习汉语的社会大环境。在报纸的第二版专门开辟“要闻·中国”,重点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动态和成就,让华族和菲律宾民众更好地认识、了解中国的发展;开辟“副刊·认识菲律宾”,向华族和世界介绍菲律宾的历史沿革、艺术演进等,让世界和中国认识和了解菲律宾。

总之,菲律宾的华文传播媒体,既是世界华文传媒的一个环节,又秉承《商报》站牢维护菲律宾华族合法正当权益的立场,认清隶属菲律宾国家的传媒体系这一特性,反映菲律宾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中的华族心声,在弘扬民族乡土情怀、薪传中华民族文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华文媒体面临的困难及挑战

在世界传媒中,华文媒体仍是弱势媒体,而且在海外办媒体,确实不容易。美国休斯敦《华夏时报》社长于建一说:“海外华文媒体流传笑话说,恨谁就鼓动谁去办报,让他倾家荡产。”但海外报人本着对母体文化割舍不断的情结,即便呕心沥血,也无怨无悔。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华文媒体的兴衰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密切相联,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不强的报刊在各种因素的纠葛中必然逐渐消失;此外,华报经营理念陈旧、专门人才紧缺、设备简陋等也都是衰颓的重要因素。意大利《欧洲商报》社长杨光认为,由于人员素质和生存环境问题,海外华文传媒的现状是:模仿跟风,套话多、假话多、广告化,作坊式经营,发行量小,大部分消息和文章成了港台和中国大陆传媒的文摘报刊。《世界日报》总主笔侯培水说:“华文报刊存在隐忧,报社人才荒,缺少记者编辑,更缺少能独当一面的报人。”①

確实,由于菲律宾的华人群体以闽南人为主,而闽南人的宗派意识又比较强烈,也不愿接受、服从他人的指挥,因此仅仅200多万华人的菲华社会就有1000多个华人社团,而社团是华文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菲律宾4家华文报刊每天刊登的新闻以华人社会活动居多,而且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原创性的新闻作品很少,都是照抄、照搬中国大陆和台湾及港澳或西方、美国媒体的报道。凸显华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婚丧寿庆等充塞整个版面,虽然这些祝词中显现出中华文化尊崇礼仪、讲究孝道等色彩,但在信息飞速发展,报纸杂志日趋精简,版面越来越经济的读图时代,这样的版面真可谓“奇特报景”了。

《中国时报》总经理黄肇松说:“华文媒体正面临挑战,即如何建立公信力。”因此提升华文媒体的公信力,整合华文媒体资源,形成华文媒体的国际优势,已是摆在世界华文媒体面前的紧要任务。菲律宾的华文媒体也是如此。菲华报刊要在本国新闻界提高地位、形成影响,就先要打好基础,提升品位,注重培养新人,而后要走出国界,增进与各方面的联系,更为深入地展开与海外华文媒体,特别是中国,包括台湾等地的华文媒介的交流与研究。可喜的是我们看到华文媒体都非常重视这一点,他们不断出席各种各样的国际传播媒介的研讨会,加强与祖籍地中国的联系,邀请中国新闻媒体来菲访问,进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福建的《泉州晚报》、《侨报》,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台湾的《宏观周报》等都在菲律宾的华文报刊中发展“报中报”。同时,各华文报刊也很注重把优秀的华文作品翻译推介给世界各地,并团结菲国新闻工作者及团体,培养新一代年轻作者中英文并重。凡此种种都是良好的开端,打破了菲华新闻界严重的门户观念,大家不分彼此分工合作,在全新的理念指导下,团结作家,推动新闻传播文化活动的开展。

百年来华族历经日寇铁蹄蹂躏、菲化措施煎迫、军统强取豪夺的大劫难,凭着坚韧不拔的斗志,忍辱负重,自原先的三四盘商小本生意,跃升为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富豪。华文报刊历经坎坷、百折不挠,已成为华人社团、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力量之一。我们将拭目以待,期望华文报刊在全球“中国热”中大有作为,成为符合菲律宾国情、民情、族情发展的,走进华文“全球化”新时代的媒体,书写华文媒体历史的新篇章。

注释:

①侯培水[菲]:《华文媒体在全球“中国热”中有所作为》,《世界日报》,2005年9月12日。

参考文献:

1.江华[菲]:《扎根》,于以同基金会出版,2004年12月。

2.黄栋星:《菲律宾华文媒体在全球中国热的发展趋势》,第三届世界华文传播论坛论文。

3.李荣美[菲]:《融入主流社会》,于以同基金会出版,2001年11月。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编校:施宇

作者：何懿

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论文篇3：

浅谈PRAAT语音分析软件在菲律宾华校汉语语音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近年来，菲律宾的华文教育有了很大发展，而从菲律宾社会的实际出发，听说读写四个技能中听和说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语音教学更是重中之重。传统的语音教学无非是教师口头直接传授法，通过教师带读，模仿等方法习得语音。文章从菲律宾部分华校汉语写作教学实际出发，探讨PRAAT语音分析软件在菲律宾华校汉语语音教学的应用，希望借此并提出提高菲律宾汉语语音教学的新方法，以促进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菲律宾华文教育汉语语音教学 PRAAT语音分析软件

一、前言

传统的语音教学都是通过教师的口头传授来教授语音，如对比法、夸张演示法、手势法等方法，并通过听辨练习，模拟练习来巩固教学成果。但这种教学方法的前提在于教师必须自身掌握标准的普通话发音，并能纠正学生的发音。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个重要的前提。

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华校主要集中在马尼拉地区，除了中正学院，侨中学院等有实力的几所华校外，其余的都是小学校，学生人数就几百人。菲律宾华校的汉语教师中，绝大部分是非专业人士，且女性化，老龄化严重。徐茗（2005）对菲律宾华文教师的调查结果是教师平均年龄为45.8岁，年龄最小者23岁，最长者73岁。40—60岁的教师群是教师队伍的主要力量，占到了近50%。[1]我们以2010-2011学年马尼拉嘉南中学的27名本地汉语教师为例，调查结果呈以下特点：

（一）女性26名，男性1名。

（二）教育系毕业的老师仅8名。

（三）年龄在50岁以上的老师有21名。

（四）来自香港地区的老师3名，台湾地区的老师1名，其余是菲律宾土生土长的华人。

综上所述，菲律宾华校师资方面存在较大问题，且大部分教师的普通话发音并不标准，在这样的师资背景下，学生的汉语语音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在无法改变这种师资条件的客观制约下，找出一条新的语音教学方法是关键。我们可以将目光转向PRAAT语音分析软件。

二、PRAAT语音分析软件介绍

PRAAT语音学软件，是一款跨平台的多功能语音学专业软件，主要用于对数字化的语音信号进行分析、标注、处理及合成等实验，同时生成各种语图和文字报表。PRAAT的作者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人文学院语音科学研究所的主席保罗·博尔斯马教授和大卫·威宁克教授。

PRAAT的主要功能是对自然语言的语音信号进行采集、分析和标注，并执行包括变换和滤波等在内的多种处理任务。作为分析结果的文字报表和语图，不但可以输出到个人计算机的磁盘文件中和终端的显示器上，更能够输出为精致的矢量图或位图，供写作和印刷学术论文与专著使用。[2]近年来这个软件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用于语音研究，如方言的声调研究，外语语音研究，不同语言语音对比研究等。值得一提的是，台北大学中国语言学系马宝莲副教授和应用外语语言学系刘庆刚副教授将其应用在台湾的华语语音教学，给笔者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另外，将这个软件应用于菲律宾华校语音教学拥有以下优势：

1.教师和学生从网上可以免费获得而无需购买（因为是开源软件）。

2.软件无需安装即可运行，使用方便。

3.软件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平台。

4.附有详细的手册文档，使用方法通俗易懂。使用手册有中英版本，菲律宾华校师生可以自行下载阅读。

4.携带方便。以笔者使用的PRAAT5304_wn32为例，仅9.34MB，相当于两首歌曲的容量。

5.该软件可将语音转化为图像，只要教师加以解释，通俗易懂。

三、PRAAT软件在菲律宾华校汉语语音教学中应用的可能性

（一）菲律宾学生有很强的英语水平

PRAAT软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在于目前尚无除英语以外其他语言的版本，部分用户可能会遇到语言障碍。但这个缺点反而成为菲律宾华校运用PRAAT软件的有利条件。

笔者在菲律宾教学期间发现菲律宾人的英语水平很高，只要你会英语在菲律宾就不存在语言交流障碍。这是因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长达40多年。美国人占领菲律宾后，为了更好地实行殖民统治，在菲律宾全国各地大力推广英语。”[3]到了现在，菲律宾的英语教育已经十分成熟。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文，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阶段每天都有英语课。在教材上学生大部分都是使用英文教材，上课也是以英文来授课。因而菲律宾华校的学生使用PRAAT软件在语言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二）菲律宾华校的多媒体教学日趋成熟

由于菲律宾华文教育长期受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相关机构的资助，每年都有中文教师到菲律宾宣讲多媒体教学的方法，因而菲律宾华校的多媒体教学还算普及。笔者在菲律宾教授华语时也发现多媒体教学可以让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活泼，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因为英文课里有电脑课，故菲律宾基本上每所华校都有专门的电脑房。以马尼拉嘉南中学为例，该校有专门的IT部门，统筹学校的电脑和多媒体教学，这给PRAAT软件的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学生心理上渴望接触新事物

根据刘芸[4]论文中的调查，菲律宾学生对学习外语的兴趣普遍很高，对华语的兴趣小，因而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关键。由于曾经被美国殖民过，美国的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对菲律宾产生了重大冲击。学生在课堂上大多渴望接受新鲜事物，希望有开放式的教学模式。PRAAT语音分析软件的应用可以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有利于使语言课堂生动有趣，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PRAAT语音分析软件的具体应用

笔者自己运用PRAAT语音分析软件，录制“我爱中国”这个句子，将其转化为图像如下：

图一

图一上方是“我爱中国”录音的音高分析图，我们不难发现音高图和汉语中这四个字相对应的“上声、去声、阴平和阳平”相对应。如果我们对其分析，会发现“我”字的上声因为发音的时候音起得过高，故不符合“214”的原则，而收尾的地方又落下，故发音存在缺陷。其他的三个字发音基本符合汉语这三个字的发音原则。

图二

图二可以分析这句话的音调，可以分析整个句子从低往高的走向，从而确定录音中音调的正误。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不难看出，这个软件可以将语音转化成非常直观的图像，简洁易懂，只要教师进行指导，学生很快就能掌握，从而帮助学生自我纠正发音，达到发音准确的效果。

五、结论

从传统语音学的口耳之学到实验语音学，石锋[5]指出现代语音学的主要方法是实验，这就从定性分析转为定量分析。而作为在菲律宾的汉语教师，完全具备实验的基本条件，教师们有能力运用简单的语音分析软件来进行语音教学，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笔者希望本篇文章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菲律宾的汉语教师在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实践中应用PRAAT语音分析软件，从而对在菲律宾华校的汉语语音教学有一定的启发与帮助，促进菲律宾华校华文教育的发展。

注释：

[1]徐茗：《菲律宾华文教师对华文教育态度的调查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第4期。

[2]http//zh.wikipedia.org/wiki/Praat%E8%AF%AD%E9%9F%B3%E5%AD%A6%E8%BD%AF%E4%BB%B6。

[3]薛颖：《菲律宾的英语优势》，21世纪，2003年，第2期。

[4]刘芸：《菲律宾华校学生的华语学习动机与华校的激发策略》，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5]石锋：《语音学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参考文献：

[1]王燕燕.菲律宾华校华语教学评介[J].南洋问题研究，1996，（03）.

[2]李坤.关于菲律宾华语课堂教学的几个问题[J].八桂侨刊，1998，（02）.

[3]李奇瑞.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景[J].九江师专学报，2003，（03）.

[4]徐茗.菲律宾华文教师对华文教育态度的调查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5，（04）.

[5]薛颖.菲律宾的英语优势[J].21世纪，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