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投资环境论文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近年来县域资金不断流失，对此如不引起足够重视，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县域投资环境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县域投资环境论文 篇1：

统筹城乡，壮大县域经济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作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一方面说明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说明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已经成为进一步完善社會主义经济体制，加快发展的制约因素。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任务。

一、壮大县域经济是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动力

根据最新资料显示，我区旗县域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756％，国土面积占874％，国内生产总值占6258％，第一产业增加值占937%，工业增加值占3292%，固定资产投资占4740%，财政收入占353％。

从可持续发展来看，旗县域内拥有我区可利用家畜产品、矿产、土地、草原、水利、能源的绝大部分。生态恢复和治理的主要任务也必须由旗县域来完成。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来看，没有1798万旗县域人口的小康，没有广大农村牧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区的小康。发展壮大旗县域经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中之重。

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点和重要的支撑点、落脚点。

今后发展我们面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主要问题都与旗县域发展紧密相关，只有发展壮大旗县域经济，才能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才能提升全区的整体经济实力，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二、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问题评析

经历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区旗县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02年的相关资料表明：全区现有82个旗县(市)，域内国内生产总值108535亿元，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62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3868亿元，占全区固定资产的4740%，地方财政收入完成4695亿元，占全区地方财政收入的353%。随着旗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共有220多万贫困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目前已有11个旗县地方财政收入超过亿元。2002年旗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037元，比1998年增长485％，人均地方财政收入261元，比1998年增长298％。

（一）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参差不齐

2002年82个旗县域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万元以上的有19个，其中最高的鄂托克旗达到191万元，不低于6000元的有23个，低于6000元的有40个，最低的只有人均2400元；人均财政收入450元以上的有19个，其中最高的满洲里市达到132542元；不低于260元的有23个，低于260元有40个，最低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807元；其中有4个旗县不足100元。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2580元以上的有21个，最高的东乌旗达到4879元，不低于2000元的有20个，低于2000元的有41个，最低的只有845元。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目前我区旗县域经济的现状。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1万元的19个旗县划分为A类，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6000元的23个旗县划为B类，其余为C类。可以看出：三类旗县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特别是A类和C类之间差距明显。40个C类旗县中绝大多数原定国贫县和区贫县列在其中，C类旗县占全区旗县域总数的488％。进一步分析，A类旗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6万元，是B类的086倍，是C类的19倍，三者之比为29∶155∶1，19个A类旗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82个旗县域239％。23个B类旗县占3762％，其余40个C类旗县占3848％。客观评价，旗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同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也同域内区位、资源、土地、交通、投资及其它社会因素有关，不足以完全反映旗县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但人均经济总量是能够基本反映旗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

（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明显

旗县居民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牧区，这部分居民的收入从一个侧面反映旗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现实的情况是，我区旗县域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明显，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目标的基础条件薄弱。2002年全区82个旗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出明显的差距。从总体来看，人均收入超过3000元的有8个，占全部旗县的975％；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5个（全国平均水平为2476元），占全部旗县的1829％；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有11个（全区平均水平为2086元），占全部旗县的1341％；其余48个旗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部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占全部旗县的5855％，其中有21个旗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1500元。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增强竞争实力，不论是总体小康还是全面小康，总的着眼点都在于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城乡交融，谋求城乡统筹发展并共享建设成果的社会，而不是城乡分割发展的社会。我区作为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欠发达状况尤其突出，这正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

（三）整体经济发展仍有差距

我区旗县域经济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全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但从现实和发展来看，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仍然不足。由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等部门连续三年进行的“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我区列全国第21位。全国县域经济100强中，始终没有我区旗县入选。目前我区旗县域平均人口规模为219万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居全国第28位；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23亿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9％，为进入百强县平均水平的935％；平均地方财政收入为057亿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59％，为进入百强县平均水平的1036％。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是其整体经济实力，即经济规模。只有拥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才能全面提升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进而取得经济的协调、健康、有序的发展。

（四）部分旗县“西部特征”明显

我区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从人均经济总量看，A类地区中，鄂尔多斯市有6个，占总数的2857％，锡林郭勒盟有5个，占2381％，呼伦贝尔市有5个，占2381％，阿拉善盟有3个，占1428％，上述19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超过1万元，其总量占全区旗县国内生产总值的264％，C类地区中，乌兰察布盟有10个，占总数的2273％，赤峰市有9个，占2045%，上述19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低于6000元，有的旗县仅有2400元。从人均财政收入看，A类地区中，鄂尔多斯市有6个，占2857%，呼伦贝尔市有6个，占2857%，这些旗县人均财政收人均超过450元，比全区旗县平均水平高72％。C类地区中，乌兰察布盟有10个旗县，赤峰市有8个旗县，人均财政收入不足200元，有的旗县仅有80多元。县域经济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石，对我区而言，旗县域经济在全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全区县域人口占全区人口的比重比全国高4个百分点，旗县域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区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个百分点。从目前情况看，全区有49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有38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区旗县域平均水平。全区只有3个旗县人均财政收入达到或超过全区平均水平，有38个旗县低于全区旗县域平均水平。与全国及发达地区相对差距十分明显，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欠发达特征突出。

（五）提高工业化水平是未来旗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口

2002年，全区旗县域工业增加值完成18792亿元，仅占全区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292％。占全区县域国内生产总值的1731％，比全区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43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有37个旗县工业增加值不超过1亿元，占全部旗县的45％，最低的只有636万元。鄂尔多斯市只有一个没有达到亿元，其余均超过亿元，达拉特旗接近20亿元。锡林郭勒盟有9个旗县工业增加值没有超过亿元，占其全部旗县的75％。从全区82个旗县工业化程度来看，旗县整体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总华上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突出的表现为大多数旗县工业化水平还相当低。82个旗县中，只有18个旗县进入工业化阶段，占全部旗县的2195％，其余64个旗县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仍处于农业经济时期，占全部旗县的7805％。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18个旗县中，县级市有7个，占总数的389％。在地区分布中，鄂尔多斯市有6个旗县进入工业化阶段，占333％。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逾越的门槛。从现阶段看，内蒙古旗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迈入工业化道路门槛仍需加倍努力，任务十分艰巨。

三、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思考

（一）全面推进小康建设，重点在县域，难点在县域

壮大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大任务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只有生活在全区82多个旗县域的占总人口756％以上的农牧民实现了小康，才能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壮大县域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从总体上看，除旗县域的经济有一定的实力和规模，全区大多数旗县域经济还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还有一部分旗县还未完全脱贫，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农民增收的难度还比较大。因此，迫切需要全社会进一步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壮大县域经济。

（二）壮大县域经济靠什么

自然优势。自然优势是影响县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优势有两种：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自然优势对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会变得越来越小，由于产业布局的调整，单一非再生资源的长期使用，区位优势也有衰退的可能，并对经济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政府能动力。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旗县政府及旗县领导的能动作用非常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一个旗县有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能够比较强地动用县内外资源，比较有效地调控经济运行，县域经济就可能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

产业竞争力。县域经济要有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在这个产业群中，主导产业明确，产业结构合理，产业结构优化，要有广阔的市场。

企业竞争力。企业是县域经济竞争力的中坚力量。一个县域拥有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具有品牌企业数量是反映旗县域经济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方面。

人力竞争力。县域内人口总量固然重要，但人口质量更重要。要加大县域内人才的培养，不仅要留住人才，也要加强对基础人才的培训，这是提升县域竞争力，壮大县域经济的基础。

外界互动力。县域与外界的互动能力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今后在国内国外两个大市场的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不能仅在县内、省内定位，更要在国内和全球经济中定位，要利用两种资源，开发两个市场，提升竞争力。

（三）跳出县域谋发展

一是解决好内与外的关系。在以县域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随时都要面对内外两个资源、两个生产要素、两个市场，这既需要立足县域实际，采取积极和有效措施，促进内部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的优化配置和结合，充分发挥县域内部的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的作用，努力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经济发展集约化；又要眼光向外，通过优化内部投资环境，扩大开放，加强合作，按照市场经济效益中心的原则，充分利用县域外部的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二是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以及更高层次的跨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层次、规模和水平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四）发展县域经济要有新思维

第一，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发展区域经济的新思维。县域经济是充满着活力和蕴涵着潜力的经济，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说，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中的城市发展是第一层面的话，那么，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将是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第一个层面的延伸和深化。第二层面可以利用非均衡的“势能”，并充分考虑县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实施县域经济的赶超和突破战略，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第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工作的新思维。工业化、城镇化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主题和方向，发展县域经济来推动工业化、城镇化是全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大特点。实践表明，凡是县域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工作也走在前面。

第三，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维。解决“三农”问题要统筹“农”和“非农”工作，把“三农”工作统筹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中。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重”的这两大难题。

第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新思维。政府转变职能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第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县域。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将为“全面小康”提供坚实的物资基础。

作者：毕力格　石　琳

县域投资环境论文 篇2：

县域资金为何大量流出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近年来县域资金不断流失，对此如不引起足够重视，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近年来县域资金不断外流的情况较为突出，对1999～2006年河南省县域资金外流情况的调查显示，当前县域资金基本状况反映在以下方面：

县域存款增速稳步提高，贷款增速远低于存款增速。截至2006年末，河南省县域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4521.9亿元，同比增长16.1%；贷款余额2585.8亿元，同比增长21.5%。1999～2006年，县域存款年均增长13.3%，而贷款仅增长4.8%。

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占全省的比重相对稳定，贷款占比明显下降。至2006年，县域存款占全省的比重为39.3%，贷款占比为30.2%。从1999年到2006年的8年间，县域存款在全省的占比下降了3.1个百分点，贷款占比则下降了15.3个百分点。

县域金融机构余额贷存比呈下降趋势，存差逐年扩大。1999年以来，县域金融机构余额贷存比不断下降，2006年末，县域金融机构余额贷存比为57.2%，较1999年末下降了49.5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余额贷存比呈不断下降趋势，而农信社则相对稳定。1999年末县域贷差为119.6亿元，从2000年开始转为存差，2006年末存差扩大到1936.1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存差的66.2%。

县域金融资产质量有所提高，目前不良贷款仍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截至2006年6月末，县域不良贷款率较2004年下降了13.9个百分点。农发行、农行和农村信用社三家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合计占县域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95.8%。

县域资金流出渠道分析

县域国有商业银行资金上存。在基层商业银行贷款权限上收和县域信贷环境欠佳的情况下，县域国有商业银行采取“重存轻贷”的经营策略，吸收县域资金向上级行转存以取得存款利差收入。近年來，县域4家国有商业银行通过系统内资金往来净流出资金不断增加。2006年末，县域国有商业银行上存、上借资金轧差后净流出资金1230.4亿元，同比增长10%。

邮政储蓄存款流出县域。县域邮政储汇局基本上只存不贷，加速了县域资金外流。2006年6月末，河南省县域邮政储蓄存款余额646.9亿元，占全省邮政储蓄的73.3%。县域邮政储蓄存款一般是上存或存入基层人行，少部分批量转存其他金融机构，很少投入当地使用。虽然央行从2003年8月起，降低了邮政储蓄新增存款的转存款利率，同时对新增的存款不再硬性要求转存人民银行，但新增邮政储蓄存款由国家邮政储汇总局支配，返还到各省的量比较小，即使返还到各省，也由于关配套改革措施还未到位，邮政储蓄机构只能将吸收的存款存放人行系统。

县域农村信用社资金流出。近年来，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逐渐退出县域金融市场，大量县域存款涌入农村信用社，而农村信用社通过资金上存、存放同业、进行股票、债券投资等，造成部分县域资金外流。2006年6月末，河南省县域农村信用社存差达到399.7亿元；系统内净上存资金58.5亿元；存放同业存款余额137.4亿元。2006年1～6月，县域农村信用社在货币市场净拆出资金3.9亿元。

县域保险资金分流。近年来，县域保险业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由于保险公司对吸纳的资金实行集中管理，多由其总公司统一运用于购买股票、国债及其他高盈利行业，很难投资于当地经济，成为县域资金外流的渠道之一。据粗略统计，2006年1～6月，河南省县域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与理赔支出相抵净收入35.4亿元，同比增长20.8%保险公司本身的经营体制和性质决定了这部分资金难以投入到县域经济中。

其他流出渠道。除了银行、保险等渠道使县域资金外流外，其他一些渠道也会导致县域资金流出，比如：县域企业集团对外投资；实行集中管理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县域分支机构通过上划利润等使资金流出县域；城乡居民投资国债、股票及开放式基金等；县域内贷款域外使用等。

县域资金外流原因分析

县域经济基础薄弱，吸纳资金能力较低。虽然近几年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较快，但总体实力不强，多数企业经营效益不佳，传统农业占比较大，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这种状况决定了县域经济在吸纳资金方面劣于城市经济。国有商业银行出于经营战略考虑，将资金集中投向大城市、大企业，从而导致欠发达县域地区的金融资源也随之向发达地区转移。

县域金融生态环境不理想，制约了信贷资金的有效投放。县域社会信用环境不太理想，个别企业恶意逃废银行债务，从而影响了商业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出于信贷资金安全的考虑，商业银行会严格控制其信贷投放量。2006年6月末，河南省县域逃废银行债务余额占全省的1/2强；逃废债户数占全省的近2/3。

县域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权限上收导致资金上存。“贷款权限”上收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强化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县域各国有商业银行除了小额质押贷款和贴现等风险较低的贷款外，其余各项贷款基本上必须报上级行层层审批。由于县域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权限受到了限制，从而对所在地区贷款减少，这种“授权授信”管理体制，驱使地市级商业银行为寻求盈利空间，通过县域基层机构大力组织存款资金，将存差资金逐级上存获取利润。

县域金融组织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服务水平较低。县域金融机构主要由农业发展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构成。农信社与县域“三农”结合紧密，近年来逐渐成为县域金融主力军，2006年末，县域农信社贷款余额市场份额达到45.3%。但由于历史原因，农信社金融服务水平、经营实力、抗风险能力等相对较弱，在支持县域发展中显得“势单力薄”。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仅限于粮棉流通环节的信贷服务，其他政策性金融，如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等功能并未有效运作起来。随着粮棉油市场逐渐放开，农发行粮棉油收购贷款逐年下降，政策性支农作用逐步弱化。国有商业银行县域业务趋于萎缩，支持作用日渐减弱。邮政储蓄机构开办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处于尝试阶段，相对于其吸收的大量县域存款来说，县域资金外流严重。

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缓慢，缺乏对农业经济的补偿机制。

县域资金外流的负面影响

导致金融服务“三农”能力弱化。近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力度的加大，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撤并，业务萎缩，从2005年6月到2006年6月，河南省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减少了179个。县域资金市场基本上是“存款多家争，贷款一家放”。

不利于有效缓解县域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状况。国家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些支持地方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货币信贷政策和指导意见，但在基层实施效果欠佳，县域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供求矛盾仍然较为突出。

助长民间融资快速增长。县域资金流失，减少了企业信贷资金来源，增加了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企业在此情况下，转而以民间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民间融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资金上存降低了县域商业银行持续发展能力。县域商业银行资金上存利率一般较一年期贷款利率低近3个百分点，上存资金收益大大低于信贷投放收益，从而造成银行业盈利水平逐年下滑。同时，由于资金大量上存，致使县域商业银行逐渐失去县域信贷市场，不利于县域商业银行的长远发展。

引导县域资金回流经验借鉴

美国限制区域资金偏流的经验。美国增加县域资金投入的做法有三个明显特征：在制度安排上，在鼓励金融机构竞争壮大的同时又限制地方金融机构过度商业化；在机构布局上，大型跨国金融机构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小型金融机构则寄生在地方；最为关键的是在法律上，为保持农村与县域中小企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从防止经济失衡的角度对县域金融制度做出完备的法律规定。经过长期的法律限制和经济引导，美国成功限制了县域资金的偏流，形成了资金的“地区循环”，缓解了由于金融因素诱发的区域经济失衡。

法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经验。法国农村金融体系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拥有发达的农村合作金融，而法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法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系统是一种典型的半官半民的互助合作银行体制。发展初期，其资金来源除政府股金、发行债券外，就是吸收农村闲散资金，目前已发展到吸收县域非农业者的存款。法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运作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按照政府的政策确定贷款对象。

日本合作金融和政府金融相结合的经验。日本的合作金融主要指的是民间融资机构，其贷款的对象主要是当地从事农林渔业生产的个体农户和中小企业。政府金融是合作金融的补充，由政府财政拨款及地方自治团体筹集地方资金创立。在农村金融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专门的“农林公库”，负责对农业生产商提供长期低利率贷款。在县域中小企业方面，建立了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5个政策性融资机构，负责为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贷款。

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的经验。“GB”扶贫模式，即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扶贫模式，主要是以小额信贷方式扶持贫穷地区妇女从事各种小型经济活动，实现脱贫致富。它以还款率高、扶贫效果显著而享誉世界。目前包括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内，全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在引进这个项目。孟加拉乡村银行是民间独立的金融系统，包括严密的组织系统、信息系统、惩罚制度与监督机制。在组织贷款运用的同时，还可以为贫因农户提供信息、技术、销售等服务，从而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织与合理流动。

德国、韩国、日本等国邮政储蓄银行改革的经验。这些国家的邮政储蓄银行改革后，职能定位发生转变：在负债业务方面仍以吸收储蓄存款为主，资产方面则更侧重零售信贷业务，特别是对存款人的贷款、对当地的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贷款等。

我国小额信贷试点的经验。我国的小额信贷试点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试点的初期阶段(1994～1996年),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以探索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为基本目标,以半官方或民间机构实施,强调项目运作的规范化,基本上没有政府资金的介入，主要依靠国际机构捐助或软贷款资金。1994年，中国社科院农发所与孟加拉乡村银行合作,在河北易县成立扶贫经济合作社，这是中国第一个小额信贷试点。随后又在河南虞城县、南召县和陕西丹凤县进行类似的试验。二是试点的扩展阶段(1996年10月至今)，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政府从资金、人力和组织方面推动借助小额信贷这一金融工具实现扶贫攻坚的目标。目前,在某些地区,城市小额信贷也开始起步,但仅仅是开始。

我国小额信贷试点的经验主要有三：目标群体是最贫困户，有效防止了信贷活动中的寻租行为；采用小组联保形式发放贷款，还款机制健全，贷款回收率较高，保证了资金的有偿及有效使用；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试点项目使农民得到了自身能力的训练和开发，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引导县域资金回流建议

将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作为优化县域金融体系的基本目标。长期以来，现有的县域金融体系不仅没有完全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反将大量农村、县域资金通过金融渠道输出。从国际经验看，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成长、发展和运作当中，始终贯彻一个目标，就是为农村发展提供充裕的资金。因而，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充分发挥资本和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应是当前我国优化县域金融体系的基本目标。

建立完善的县域金融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县域信贷资金投入。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农村金融运作均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撐，尤其是美国，在创立农村金融体系初期就有了较为健全的法律基础，并不断地完善和修订，形成较为规范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县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必然引发资金外流，县域资金供求矛盾只会加剧，为此，需要尽快出台金融支农有关法律和政策，依此建立县域信贷稳定增长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县域金融立法，另一方面要加强财政补贴。依靠财政资金，建立县域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对特殊领域的贷款、保险等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同时，对县域金融服务机构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从而为金融服务县域经济创造良好的条件。

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拓展县域融资渠道。县域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在融资渠道和方式上，除了依靠财政和信贷资金外，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为县域资金供给提供更宽泛的途径。对大型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采取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也可以组建股份公司上市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大、优龙头企业兼并收购小、弱企业，实现优势企业的规模扩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推进金融改革，完善县域金融组织体系。县域作为经济发展的相对弱势区域，其经济状况决定了为其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要以政策性金融机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为主，同时注意规范民间金融组织，形成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民营金融等多层次的县域金融体系。

政府、银行和企业应共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县域资金外流。政府应注意筑巢引凤，努力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依靠项目、政策、环境吸引资金流入县域，通过银企座谈会，贷款营销洽谈会等，促进项目与资金的衔接；银行要树立在支持县域经济中寻求发展的观念，应给予县级行适当的授信权力，结合县域经济差异把吸收的存款按一定比例投放到县域；企业应发展成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信贷载体，努力成为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

营造良好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和建设金融生态环境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要注重对社会信用的宣传，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规范企业改制行为，切实维护金融债权；要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帮助银行清收不良贷款，严厉打击企业逃废债行为；要尽快建立起多层次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

(作者单位：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作者：高玉成　郑豫晓　徐红芬　任远星

县域投资环境论文 篇3：

大部市圈背景下渐江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摘要：走都市圈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的发展形式，县城经济发展是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和动力。文章以大都市圜为背嚣，从县城经济发展目标、理念等变化入手，结合浙江县域发展现状和县域经济存在的圈域发展平台缺乏、县城功能定位不准确、各自为政、空间布局散乱和制度变革尚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思考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大都市圈　县城经济　城镇化　产业集聚

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大都市圈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区域经济组织形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十六大报告“壮大县域经济”的政策推动了县域经济研究的发展。县域经济作为一个基础的区域经济组织形式，面临新形势下的诸多挑战，即便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县域，也遭遇发展的瓶颈，单一就县域发展的强县战略已没有优势。在大都市圈背景下发展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选择。借助圈域发展平台，县域经济可以参与更广范围的合作和竞争，改变固定空间格局内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式。

一、相关理论概述

都市圈是一种特殊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都市圈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且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以一系列不同性质、规模和等级的中小城市为主体，共同组成的在空间上位置相近，在功能上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具有圈层式地域结构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地域空间组织。都市圈的最大特点是圈内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不同城市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县域经济是一种特定的区域经济模式。在行政区划范围内，对应着特定的经济地理空间。拥有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和市场调控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与地域特色相关联的、开放的，并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一、二、三产业各部门的经济形式。一般具有如下的特征：一是综合性，是功能相对完备的综合经济体；二是联接性。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复合体；三是它的开放性，县域间、地区间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长期、稳定、全面的协作和发展；四是独立性，具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及其衍生的独立性；五是特色性，县域不同的资源察赋条件和比较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从地域角度来说，县域经济本来就是大都市圈经济内的一个基础单元。县域经济往往处于都市圈的外缘地带，和都市圈中心区形成较大的差距。佩鲁rFraneois·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指出，“增长极”的产生，将使人口、资本、生产、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恰似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吸引或辐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这对县域经济来说，找准大都市圈中的“增长极”，获得辐射作用，可以推动其加快发展。弗里德曼(John.Ffiedman)进一步指出了中心区(城市)和边缘区相互依存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一方面，中心区(城市)通过向边缘区输送商品。吸引边缘区的资本、劳动力，从而对边缘区产生着极化作用，并增强中心区(城市)里的累积效应；另一方面，中心区(城市)又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以及向边缘区的创新扩散、信息传播，带动边缘区的经济发展。更进一步明确了处于非中心区内的“边缘区”发展，如何优化内部结构，以及与中心区的互动联系，融入大都市圈，将是新的发展突破口。冈纳·缪尔达尔(C·MydrM)的“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以，及赫希曼(A O.Hershiman)的“极化效应”与“涓流效应”都说明了中心区(城市)的发展都将带动边缘区的经济增长。

多个都市圈的发展和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大都市圈，县域包括中小城镇和乡村地域，往往处于大都市圈的外围圈层。随着大都市圈功能的完善和辐射范围的扩大。县域便成为大都市圈发展的后发动力。如何优化县域内部结构，以及与外部经济体的互动联系，融入大都市圈，将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主题，同时也促使县域经济在其发展目标、理念等方面有所调整。在大都市圈发展背景下，县域经济的发展目标已经不能局限于个体的进步。而要凭借城乡之间、城镇之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区域内全局性规划、互助协商机制，及良好的投资环境、人居环境来实现个体和整体的协同进步；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变封闭发展态势，合理定位县(市)在圈域范围内的角色和地位，使参与圈域经济分工和优化自身功能结构两方面相互促进。追求圈域内经济一体化发展理念；县域参与大都市豳经济的“联合”，不仅可以提升区域整体的竞争力，更可以作为参与广域层面经济竞争的基本单元而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要跳出狭窄的战略思维，县域经济发展要借助大都市圈的发展平台，制定有利于县域和圈层内各发展极协调分工、相互依存的策略，而且保障相互之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互通的发展战略。-

二、浙江县城经济发展现状

截止到2008年年底，浙江省县级行政区共90个，其中市辖区32个，县级市22个，县35个，自治县1个(结合浙江县域发展的实际。区级单位一般已归为城市区划，以下涉及浙江县域内容皆为58个县级(市)单位)。浙江县域内陆地区国土面积86039平方公里(根据《2009年浙江统计年鉴》统计)，占全省陆地国土面积的82.6％。全省县域内人口达3208.8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8.5％。2008年浙江省县域经济GDP为11325.42亿元，占全省CDP的52.7％，三次产业结构比为7.2：57.6：35.2，与全省5.1：53.9：41比较，第一产业过高，第三产业比值过低。县域经济GDP最高时占到浙江省的73％，成为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

2008年县域人均GDP约为35000元，全省为42798元，前者约为后者的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占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7％。从1992年起，浙江县域经济稳定增长，同民生产总值稳步上升。从百强县(市)指标来看，浙江百强县(市)数前六届蝉联全国第一，尤其是在2003-2005年的三届评比中，均有30县(市)进入百强县，占全国总数的近1／3，居各省区百强县榜首。但是近几年由中部县域经济研究所等对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和强县县域科学发展进行的综合评价发现，浙江百强县的个数优势逐渐下降，渐被江苏和山东两省赶超。

三、浙江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分析

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对全省的经济贡献过半，加之浙江绝大部分经济改革都是从县域开始，县域经济发展对浙江的影响巨大。从县域发展的现状来看，从较早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转变及特色块状经济的发展壮大，都体现了浙江县域经济的独特之处。现阶段，大都市圈经济成为发展趋势，浙江县域经济面f临不少内外部发展问题亟待解决。

1，缺乏县域发展的圈域平台。浙江区位条件优越。不仅毗邻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大部分地区又处于长三角都市圈范同内。2010年5月同务院出台《长江三角洲地IKIX域规划》确定“长三角”涵盖浙江全境。这就意味着浙江的所有县域都已经包括在长j角区域一体化范同内。浙江“十一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发展杭、甬、温三大都市湖，突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大杭州都市圈的发展竞争力在长江八大经济带大都市圈排名靠前。浙江都市圈发展的明显趋势推动了中心城市政府之间积极参与所在地区各种形式的政府间合作，进一步打造仅次于长三角大都市圈的次级都市经济圈。浙江不少中心城市政府，遵循省相关规划，形成了一定的合作框架，不少政府之间已经签订了合作协议。

但是，浙江整体的都市圈发展规模尚未形成。宁波、温州、金华、义乌都市圈较多的还停留在政策规划的角度，没有得到适宜的发展，其对周边的县城辐射功能有限，没有形成良好的圈域发展平台，带动县域基层经济的能力薄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一是各个政府之间还存在着行政区域管理模式约束和“搭便车”思想，使得这些次级都市圈之间、内部合作机制得不到完善，一些战略规划难以转变成行动付诸实施；二是组织协调机构不健全，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之间由于行政区性质而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利益冲突等得不到有效解决，相应提高了政府合作的成本；三是，这些次级中心城市虽然已经形成合作意识，但是缺乏统一的规划意识，较多地从自身发展逻辑和实际需要出发。难以真正推动全面协调的都市圈平台形成。

从县域发展的角度来说，本身区位条件的限制和县域基础经济的地位往往很难直接跳跃大都市圈的次级中心而与一级中心建立紧密关联度。县域经济缺乏强有力的圈域平台，既难以享受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信息、技术等外溢带来的积极效益，又难以从区域一体化角度调整内部产业结构、组织方式等获得综合发展。同时，浙江都市圈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带来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则，长远来看不利于大都市圈的构建和整体发展。

2.县域功能定位不准确，规划体系不健全。从县域整体功能定位来看。大都市经济圈是一个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组织系统，涵盖了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浙江各县域资源禀赋、客观实际和比较优势并不相同，综合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和中心城市的关联度也有强弱之分，在圈域系统内所能发挥的作用各异。但是浙江各县域的整体功能定位主要都以加强县域工业为主，定位于规模化产业专业基地型的发展角色，较少结合当地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而向资源开发启动型和城郊服务型功能转变，或者就县域而言，定位于“小而全”、“大而全”涵盖经济发展多方面的全面型发展角色。一些欠发达县市，照搬发达县域经济经验，不顾资源利用和保护，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偏离大都市圈合理的自然资源开发中心定位。同时，还有不少县域没有区域整体意识，缺乏自身县域在大都市圈中的功能定位。

县域功能定位不够明确或缺乏科学性，主要存在以下原因：缺乏整体意识。县域经济在定位时，往往忽略了其在大都市圈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离圈层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和辐射程度。自我客观认识不足。浙江不同县域的自身条件存在差异，县域缺乏对自身的客观评价，包括资源，环境、区位、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方面的客观认识，没有进行合理的归类。县域评价机制不完善。县域是行政区划单位，评价体系还不健全，受政绩观念影响比较重。

从县域产业定位来看。浙江县域块状经济发达，工业强县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浙江县域整体的发展。但是，浙江经济排名靠前的县市，产业定位相似度很高。集中干纺织、机械制造等传统制造业，技术档次和进入门槛较低，缺乏合理的分工与协作，低水平竞争激烈。如慈溪市产值居前六位的行业分别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和纺织业，海宁以纺织、皮革、家具、橡塑、机械、食品六大产业为主导，义鸟的主导产业为纺织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印刷业、塑料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诸暨在其工业发展中，主要电以设备制造、材料加工、纺织服装、包装塑料和化工医药为主导产业。

县域产业定位影响县城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与都市嘲内其他城市，地区的衔接程度。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心城市更多发展现代服务产业。将一部分第一、二产业转移到周边的次一级城市，县域成为承接这些产业转移的选择场所。但是县域的产业定位只考虑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引起各县域主导产业和配套产业相似度过大，形成产业转移的恶性竞争。一方面不利于县域有效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条件，集中力量发展强势产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和规模聚集，使圈层之间达成清晰畅通的联接。

3.县域各自为政的局限性。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了行政区划，形成了许多各有特色、大小不一的经济区。随着“县政扩权”的不断放权，县域的自主行政权限扩大，县级政府可以自行决定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县域各自为政的发展现象比较普遍，往往呈现排他性、非整体性，甚至自我封闭、自成体系：县域范围内不少专业市场布局分散、规模偏小、集聚作用弱化，且功能相似度较高，造成不同程度的资源浪费；不少县域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忽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尤其是县与县、县与区的交界地域，由污染造成连带经济损失，由于缺乏区域合作又造成难治理和高治理成本；由于单个县域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有限性，很难吸引到嘲域内外有较高影响力的投资项目，发展规模经济。

县域产业的各自为政是县域经济发展局限性的一个缩影。县域产业集群从大的层面上来看都是高层级产业集群为核心的低级别的子或孙集群。浙江县域经济是行政区经济占上风，不可避免限制地方产业建立相互合作竞争，参与都市圈产业集群分工，产业集聚的规模也得不到良性扩大。行政区经济主导下的产业空间布局呈现明显的行政地理分界特点，不同县市空间范围内各自发展不同的产业，缺乏合理规划的产业空间集聚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难以有效利用大都市圈中心产业集群对周边地区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4.空间布局散乱。浙江较早推行了县域规划，2006年年初确定了28个试点县(市)进行县域总体规划，县域空间布局被划入县域总体规划的内容中。但是空间规划往往只停船在协调县域城乡矛盾上，而没有结合县域和中心城市、周边县市的发展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程度进行综合考虑。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和其他不确定因素，不少指标是处于变动之中的，和预期测算指标会产生差异。而县域空间规划一般以15年为个规划期，空间布局停留在规划层面，难以获得灵活实施。

其次，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镇使得县域空间布局难以形成有效的集聚功能，促进城市化。城镇是吸收农村富余人口，推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的有效场所。而浙江有90％的城镇人口都小于5万人，整体规模偏小，布局散乱，阻碍人口、产业向中心节点集聚，大量农村

富余劳动力分散于乡村，没有达到合理的规模(理论上，小城镇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聚集效应，小城镇总人数应为5万人以上，镇区2-3万人为较优)。

在土地利用方面，县域不少乡村，过于注重政绩工程和经济效益，不合理的划拨土地，建设基础设施和工业厂房，致使土地难以发挥规模效益。同时，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区通过地方政府征地开发，缺乏整合利用，也导致土地使用效率不高。相关的一些配套产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难以形成规模，降低园区生产和服务成本。

从大都市圈的角度来看，县域空间布局不遵循自身集约利用土地、集聚分布人口和产业，以及没有宏观把握其在圈层中的地理位置。难以和中心城市形成有效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一方面，县域很难共享发达都市圈建立起来的技术、信息外溢，承接产业和服务转移，另一方面，县域无法与圈域网络形成紧密结合，与中心城市相互扩散，形成良性互动。

5.制度变革不完善。大都市圈要形成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对圈域内不同节点城市和地区的制度安排要求比较高。处于圈域外层的节点地区，往往是行政层级较低的地区，对应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也相应较小，制度建设也相对缓慢。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县域经济不断壮大，县域自身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的供需矛盾不断加剧。

(1)扩权改革不够深入。浙江县域范围内的民营企业，一方面出于自身发展产业集群的需要。希望县域具有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另一方面，受大都市圈经济辐射，参与上一级圈层产业分工，也促使民营企业向上要权。浙江经过五轮县政改革，基本使所有县域拥有了市级单位的全部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而部分经济强镇也在突破原有的权利束缚。但是，扩权改革的水平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还存在差距，一些县级单位，由于经济职能有限或部分权利没有真正下放，而存在权力缺失空间。最主要的权力限制存在于经济发达的建制镇上，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口的集聚和“并乡建镇”后管辖范围的扩大，现有的镇的政区建制与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城镇规划、建设与管理的需要。有限的行政权力使强镇难以承载已经达到的产业、人口规模，并不符合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大都市经济圈内城镇化推动县域经济更好融入圈层结构的要求。温州试点发展柳市镇等5个强镇为镇级市则是进一步的“扩权强县”。

(2)户籍制度以及相关政策的束缚。横亘与城乡之间的户籍制度，虽取得循序渐进的改革，却尚未根本改变其稀缺资源在城乡、地区间的强制分配功能。虽然浙江县域内，户籍登记上的身份差别虽已基本取消，“但在享受权利和福利时，差别依然存在，实际操作中，有各种办法来区别和排除部分人群。”县域范围内传统的户籍制度影响根深蒂固，阻隔了乡城之间劳动力的自然流动，劳动力因素又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社会过程联系紧密。所以现行户籍制度阻碍县域成为大都市圈层网络中的节点，实质上是用制度限制了市场经济体内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相关制度还是对城市居民有不同程度的倾斜，致使城乡二元结构的界限依然清晰。

(3)农村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的牵绊。和户籍制度一样发展迟缓的还有农村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无论是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转换。还是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都是县域经济顺应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都离不开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浙江不少县域缺乏土地规划利用，乡镇企业零散分布于乡村或镇区边缘，农用地不合理开发建设，城镇扩建占用农用地等现象比较普遍。缺乏土地流转的引导和管理，不少乡镇的农民进人非农生产部门，使大量农用地被闲置抛荒，造成适耕土地资源的浪费。除此之外。尚缺乏完善的体制保障制度和激励土地规模经营的机制推动土地的顺利流转。

四、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考

1.政府层面的战略选择。长三角都市圈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出台进一步明确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发展定位，而江浙沪两省一市政府在合作层面上作出的努力对整个圈域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协调和推动作用。浙江要依据《浙江城镇体系规划(2008-2020)》的要求，发挥杭州湾、温台沿海和浙中城镇群“三核”和杭州，宁波、温州以及金华、义乌“四区”的集聚功能，构建长三角大都市圈内次一级圈层网络，为县域经济融入大都市圈搭建平台。引导各县域宏观把握大都市圈的布局结构，使自我功能定位和圈域内资源配置要求保持一致。浙江各县域政府应当抓住长三角都市圈发展的机会，包括日益完善壮大的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温州都市圈和金华、义乌都市圈，跳出县域行政辖区，用整体眼光定位自身发展模式，打破封闭的“行政区经济”，发展“经济区经济”。县域之间建立竞争—合作—分工关系，推动县域横向交流与合作，围绕已经形成的次级都市圈构建网络状节点城市圈层。

县域应当借鉴圈域发展政策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策略。一方面，加快交通设施圈和通讯信息圈，合理布局专业市场和工业园区，建设良好的硬件设施环境，强化大都市圈内县域之间、县域与中心城市之间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推行县政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使用流转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建立政府引导的合作和协商机制，营造县域经济主体发展的软环境。使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圈域内遵照市场规律合理有序流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2.企业层面的战略选择。大都市圈产业集群是在整个圈域范围内，集群内各组织之间依靠网络化联系而建立的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组织体系。浙江县域的块状经济分散于大都市圈层的外圈，尚没有和产业集群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这些中小企业必须打破行政区地域限制，建立起与都市圈内高层次产业集群的联系，获得技术和信息的支持，通过承接圈域内产业转移和要素下接，壮大自身产业集群。依托大中型企业带动产业技术进步和价值链延伸的路径选择，被认为是县域块状经济集体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这些大中型企业尤其要分析自身优势，合理进行产业定位，既带动块状经济进入高层级产业集群的产业链，又必须避免成为高层级产业集群扩散作用下单纯的制造加工部门。一方面，适当发展几个龙头企业，形成符合市场、圈域经济发展的行业标准，发展新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带动县域产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变。另一方面，从发展现代农业的角度来看，借助圈域内中心城市的技术和知识溢出，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才能打破传统的粗放生产模式，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为大都市圈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打好基础。

3，社会组织层面的战略选择。除政府的宏观作用和企业的微观作用之外，其他一些社会组织在县域经济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它是县城经济参与都市圈经济竞争的助推器。配套发展自身功能完备的中介服务组织，完善圈域内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并监督协调合作协议的具体实施运行；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县域规划、空间布局评价体系，可以吸收学校、科研机构等成为这一评价体系的主体；为新技术开发和知识创新提供服务，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不仅能提升县域工业的发展层次，还能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更好融入大都市圈层网络。

作者：贾玲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