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旅游业的发展给白族地区带来了技术、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也越来越使白族人民认识到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是对本民族文化自觉的全新理解。本文通过对白族节庆民俗旅游的经济效益分析、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策略和旅游产品创新开发模式，分析促进当地经济效益和文化交流的双丰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周城民俗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周城民俗文化论文 篇1：
大理白族生态民俗文化的发展历史及现状调查
摘 要： 当前，对于白族文化的研究，很少有人从生态民俗的角度来进行考察。本文通过对大理喜洲镇周城村在经济生产、村落、家族、岁时节日和民间口承文艺作品中蕴含的生态因素的调查研究，对以往的白族文化研究形成补充，并为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参照。
关键词： 周城 白族 生态民俗
白族文化研究是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白族的历史、宗教信仰、民间文学形式、音乐、绘画、服饰、建筑等问题，很多与民俗研究有关。但白族文化研究仍然存在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例如，以生态民俗视野展开的白族生态民俗考察还尚未出现。据此，本文以生态民俗学相关理论为参照，选取了大理最大的白族村镇——喜洲镇周城村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以期通过这一典型对象的生态民俗文化考察，以点及面来探析大理白族生态民俗的发展及现状。周城，位于大理市的最北端，距喜洲镇5公里，其背靠苍山云弄峰，面对洱海弓鱼洞，紧傍蝴蝶泉。周城现居人口有2000多户，10000多人口，是全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
本次调查的具体方法有文献阅读法、深度观察法、访谈法，再对调查资料采用质性研究。
一、周城经济民俗的生态特性
经济民俗是指围绕着物质生产而形成的风俗，它由当地居民的生计方式所决定的，是所有民俗的基础。一个地区生活的民族的生计方式，是在其特殊的地理与生态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周城前水后山，耕地面积有限，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前至上世纪80年代初，人均土地面积始终未过五分，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周城白族民众形成了传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手工纺织生产为辅的具有生态意义的村落经济生产方式。《大理县志稿》卷六十二载：“周城至阁洞塝，皆男耕女织。”①周城的农耕生产依生态区位形成了水田、旱地两种耕地分化，旱地主要在苍山上和苍山脚，水田分良田、雷响田（靠自然降雨耕种）和水浸田（洱海常年有水浸入的水田）三种。依耕地的土质、水利条件，形成了水田多种水稻、小麦，旱地多种玉米的作物种植特点。
由于人多地少，自古以来，周城在生计方式上有别于其他白族聚居村落的地方在于除了农业外，其手工业、商业历来较为发达。周城的手工业尤以扎染久负盛名。扎染是白族的传统工艺，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其制作工艺生态环保——扎染原料为纯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染料为当地生长的寥蓝、板蓝根、艾蒿等天然植物，而以板蓝根居多，用石灰沤制成蓝靛染液。其制作程序分设计、上稿、扎缝、浸染、拆线、漂洗、碾平等。此外，因生活所迫，周城男性多外出做生意，主要是赶马帮，因此，商业发展历史较为悠久。
新中国建立以后，周城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地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投向农业的劳动力比重逐渐缩小，投入手工副业、商业、服务业、养殖业及旅游业的劳动力比重逐步增加，尤其是扎染业，已经成为当地最具特色和优势的民族传统工艺，为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外，周城的第三产业旅游业也蓬勃发展，每天来到蝴蝶泉旅游的人数不胜数，旅游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当地各种餐饮住宿行业的发展。多元的经济生产模式对于平衡周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也使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
二、周城社会民俗的生态特性
民俗学所指称的社会民俗是一个侠义的范畴，其集中体现为围绕着家族、亲族、乡社、人生礼仪等关系所形成的习俗惯制。表面看来，社会民俗所带有的自然环境印记不似经济民俗那样显而易见，但若对其细细探究，仍可发觉其形成、沿承的生态背景，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促使一个村落形成的地理生态因素，往往从村落命名上就可窥见一斑。关于周城村名的由来，比较可信的一种观点认为，“周城”实为白语“知摺”的音转，即水边居住之意。以村落居地的地理环境命名，由此也折射出古代周城白族民众在对栖息地的选择方面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取向。
此外，从村落构成来说，周城是一个多姓杂居的聚居村落，这种情况是因周城自古处交通要道，与外界接触较多，长期以来不断有移民从外地迁入。杂居村落的周城居民宗姓观念比较淡泊，但有强烈的地域认同意识，所谓“人不亲土亲”，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周城宗姓间的争议、矛盾、械斗几乎没有发生过，另一方面，一个或几个大姓把持村社政权并行令其他小姓的情况在周城从来没有发生过。各宗姓在各种生产、生活中会相互合作，如村内人遇有红、白事时，村人多去庆贺、凭吊或帮忙。这些社会民俗带有明显的生态因素，体现了周城民众朴素的和谐理念。
三、周城岁时节日民俗的生态特性
岁时节日，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②。周城本地节庆活动，有些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在节庆仪式内容中往往会融入春祈秋报或直接反映农业生产的内容。这方面，最典型的节日就是栽秧会，它是在栽插水稻最忙碌的芒种到夏至时节组织的一种与生产相结合，以加快栽插为目的的歌舞娱乐活动。栽秧会要推举一位劳动力强并有威望的人出面组织，他即为“秧官”。栽秧开始第一天，叫“开秧门”，要“竖秧旗”。往后则由吹唢呐、敲锣鼓的人组成乐队，后面跟着背秧苗的姑娘们，来到田间栽插。由于家家都要举行类似的仪式，旗子轮流使用，全部插完要40天左右。插完后又举旗绕村一周以示庆贺。需要指出的是，周城人过栽秧会这个节日不同于大理其他地区，他们从开秧门到插完秧这一段时间的活动叫做“农家乐”，而不是栽秧之后再举行“农家乐”活动。栽秧会是直接和农业生产结合的一项节庆活动。此外，周城的本主节、绕三灵、火把节、中秋节等节庆活动中也都会渗入一些祈祷或庆祝丰收的内容。
除了与农业生产相关外，周城的有些节日与白族的原始信仰、宗教信仰有关。如白族特有的民间盛会“绕三灵”，白语叫“观上览”，原意为游逛三个园林的意思。关于“绕三灵”，有一种观点认为其最早应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社”，所祀者为“神树”，即“社树”。“绕三灵”活动集中体现了白族先民以“社”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形态，“社树”祭祀仪式又反映出其中植物崇拜的观念。“绕三灵”每年举行一次，时间为农历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发展到现代，其活动内容有了很多变化，其原始信仰的痕迹基本也褪去，祈求神灵赐子降福、禳灾的内涵也逐渐淡化，而更多发展为一种集春游、白族歌舞和娱乐为一体的白族民俗活动。
此外，说到人与自然之间亲密关系的体现，周城的“蝴蝶会”也很典型。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前后，是苍山云弄峰下蝴蝶泉边彩蝶最多的时候，附近的群众纷纷前去观赏，举行野餐，谈演洞经古乐，祈祷风调雨顺，年轻人借此机会谈情说爱，寻找意中人。周城因近在咫尺，去赶会的人自然更多。新中国成立后，因蝴蝶泉附近农田遍施农药，林木减少，游人又多，蝴蝶已不多见。近几年来，由于当地政府部门开始注意环境保护治理，蝴蝶又逐渐多了起来。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关照周城的岁时节庆民俗文化，会发现这些民俗现象的存在和发展，保留和变异，都与特定的地理生态条件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周城的许多承袭久远的民间节庆习俗，超越时空，仍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民俗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当代社会白族社会民众对这些节日仪式、活动的表现形态的合理性似乎并不是特别在意——更多钟情的是这些仪式与活动对于缓解精神压力的心理治疗功能。
四、周城口承文艺作品的生态特性
民间口承文艺作品属于民间游艺民俗的范畴，是在人类生理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闲暇文化，在民众生活中发挥精神调节和娱乐的重要作用。民间口承文艺作品大多与特定的地理、自然生境制约下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密切联系，不同程度地折射着区域性生境的种种特点。
在白族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传说、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在白族民众中广为传播的传说《舍利子花树》和《蝴蝶泉》的传说都是最早发轫于周城的。《舍利子花树》讲的是：周城有一青年段隆，其妻难产，段隆在山中遇到一位白胡子老人，老人帮助段隆妻顺利生产，并送与夫妻二人一株舍利子花树。皇帝知道了这株神树，欲强行抢夺。周城人民忍痛砍了舍利子花树，但在白胡子老人的帮助下又得到另一样“宝贝”——挖出了一股长年不断的清泉，从此周城人再不惧旱灾了。这一传说既解释了周城地方风物的来源，又反映了在传统阶级社会周城民众的阶级情感和对神异力量的期盼，同时还曲折地表现了当地民众渴求提高生产力，征服自然旱灾，改善生存环境的心路历程。《蝴蝶泉》讲的是：有位青年猎人叫杜朝选，有次在云弄峰打猎遇到危害当地人的妖蟒，便向蟒妖射了一箭。第二天，杜朝选去寻找妖蟒，在祁摩洞遇到两位女子在洗血衣，原来，这两位女子是被妖蟒捉到洞中的民女。在两位女子的帮助下，杜朝选杀死妖蟒。为报救命之恩，两位姑娘欲对杜朝选以身相许，被拒绝后，羞愧跳入龙潭。杜朝选知道后深感辜负了两位姑娘的好意，也跳入龙潭殉情而死。其后，从龙潭中飞出了三只彩蝶。天长日久，龙潭周围的蝴蝶越来越多，龙潭就变成了蝴蝶泉。为感激杜朝选烧死危害当地民众的妖蟒，周城人把杜朝选奉为本主祭拜。《蝴蝶泉》传说蕴含丰富的生态文化内涵，它一方面反映了在早期生存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狩猎生计方式对于周城民众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展现了传统时代白族人民在游赏春光时对大自然神奇景象的咏叹。
在前工业时代，人类的生产主要依赖于自然环境，对自然物候、气象规律的把握及在生产过程中劳动经验的总结与能否获得丰收息息相关。周城的民歌、谚语等韵文体民间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传播、传承这些经验、规律的重要载体。如“你误庄稼一时，庄稼误你饭碗”，“初一下雨，初三晴，初三下雨，九不晴”……而大本曲、吹吹腔等说唱类民间口承文艺，则常常被群众带到田间，鼓舞劳动情绪，庆祝劳动丰收，内容十分丰富。例如，新中国建立后，由周城民众集体创作的吹吹腔剧《四炮其响闹春耕》就积极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
除此以外，周城地区的民间舞蹈“双飞燕”、龙舞、狮舞、虎舞、猴舞、麒麟舞、凤凰舞等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体现了周城民众对居处的自然环境的体验、感悟和想象，对自然生灵动作的模拟与演示。
结语
通过以上对大理周城传统及现代的白族生态民俗事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充满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在构建生态文明的当下，在白族民俗文化研究中，积极发掘诗意栖居与和谐守望的命题，既具有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利发展，构建健康、环保的现代生活模式的现实意义，又能更好地促进白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注释：
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94.
②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31.
参考文献：
[1]江帆.生态民俗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杨伟林，张云霞，王锋.白族简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3]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本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从传统到现代：大理白族民间文学中的生态民俗呈现及其发展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2011C140。
作者：王丽清
周城民俗文化论文 篇2：
白族节庆民俗旅游产品创新策略
［摘要］旅游业的发展给白族地区带来了技术、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也越来越使白族人民认识到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是对本民族文化自觉的全新理解。本文通过对白族节庆民俗旅游的经济效益分析、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策略和旅游产品创新开发模式，分析促进当地经济效益和文化交流的双丰收。
［关键词］白族；节庆民俗旅游；创新
［
白族节庆民俗旅游的经济效益分析
白族节庆民俗旅游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伴随着大理旅游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新兴产业。短短30年,在白族民俗所生存的土壤、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主体的旅游观光产品开发的基础上,许多参与性较强的新兴专项旅游,如文化生态旅游、工业旅游、民俗旅游、白族村寨旅游等产品的综合效益不断提高,产业规模迅速扩大起来。以云南省的主要白族聚居区大理州为例,“十一五”期间,大理州共接待国内旅游者495777万人次,年均增长1385%；接待海外旅游者15545万人次,年均增长1856%；旅游创汇4469293万美元,年均增长2445%；旅游总收入40385亿元,年均增长1838%。大理州旅游直接从业人员达5万人,间接从业人员近20万人。从2008年至今,大理连续举办了4届以“赏风花雪月,品洱海渔歌”为主题的大理开海节。其中,2010年大理洱海开海节与第二届大理国际影会于8月1日举行,集中展示了鱼鹰捕鱼、赛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一系列大理传统民间民俗活动。每年的剑川石宝山歌会要吸引来自剑川、云龙、兰坪、鹤庆、丽江等县的白族青年数万人参加,通宵达旦,歌舞不息。
大理周城村是有着1万多人口的全国最大的白族村寨。扎染手工艺制作、白族刺绣、服饰、农家乐,民族餐饮一条街的相继开发,加上周城村厚重的历史文化,国内外旅游者和学者纷至沓来,逐渐使周城成为受旅游者欢迎的白族民俗旅游村,成为国内外有名的旅游胜地和旅游热点。新华文化旅游节在2006年推出,在大理白族村、新华村以民间工艺博览、白族文化旅游发展专家论坛等形式吸引了众多游客；2006年鹤庆县云鹤镇鹤庆茶马古道文化旅游节,通过茶马古道文化历史展、人物塑像揭幕、文化旅游艺术品交易会、大型艺术演出的形式演绎了本土的白族文化；“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一年一度的农历四月十五蝴蝶会时,过去远近的人们都要来这里赏蝶,现在是物资交流、探亲访友、谈情说爱的民间盛会。目前大理白族自治州内,有周城扎染文化艺术之乡、剑川木雕之乡、洱源梅果之乡、周城等民俗文化村。在大理古城、剑川寺登街、鹤庆新华村等白族聚居地由于白族节庆民俗的带动,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白族手工艺品、服饰的经营,解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白族节庆民俗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策略
21加强区域旅游联盟,突出特色,打造精品
一年365天,大理地区白族的节日就有116个。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止,大理古城白族有正月初五的“葛根会”；洱源凤羽街白族的“尹尹悟”(晚饭后,凡7～12岁的男女儿童,以街、巷为单位组成若干小队,挨家挨户地进行祝岁活动)；正月初九有大理坝区的白族登临苍山中和寺参加“松花会”,登山赏雪,烧香许愿,祈求福寿平安；正月十五有元宵节；农历二月十四日,是大理白族人民的花朝节,古代又名“太平会”,苍山十九峰,峰峰积雪,大理三千户,户户栽花,节日期间,在大理古城的入口、街口处用精美的花盆搭建一座座花山、华亭和花台；农历三月梨花盛开的时节,剑川白族的梨花会,有的弹三弦,有的唱山歌,有的吟诗作画；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是白族人民的三月街盛会；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的“绕三灵”会；每年立春前的“蛇日”是白族坝区人民的植树节“插柳”；每年惊蛰后的第一个“蛇日”和芒种日是山区白族的植树节“缀彩”；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的“蝴蝶会”,青年男女在泉边唱歌跳舞,互相倾诉爱情；每年农历芒种前后的“栽秧会”；农历六月二十一日的“火把节”；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三日,洱海沿岸的白族人民一村接一村地举办耍海会,节日期间,赛船,海灯会,祈求风调雨顺,渔业丰收,出海平安。
白族极富特色的白族节日文化体现了白族人民在创造丰富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多彩的精神文化。在旅游大发展的背景之下,白族节庆民俗的传统、仪式得以保存,加之规模更宏大,内涵更丰富、样式不断推陈出新,节日氛围更加浓厚了。白族节庆民俗在发展中维系着白族的文化,塑造了白族共同的社会心理素质。丰富的节日文化资源,使大理可以通过加强与云南省内昆明西山区团结乡大河村、昆明五华区沙朗乡东村、玉溪市元江县因远镇的安定村、楚雄州南华县雨露白族乡、丽江的九合、金山、石头白族乡、保山市隆阳区杨柳乡三眼井村、怒江兰坪县、文山邱北、迪庆州维西县维登乡的悉洛村,云南省外的湘西北的桑植县、湖北铁炉白族乡、贵州毕节等白族聚居区的旅游区域联盟,在白族节庆民俗线路的组合、文化内涵的发掘、游览项目的内容和形式方面创新。
22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化运作,促进白族民俗节庆旅游的营销创新〖JP2以大理为例,大理旅游业的发展已有30多年的历史,白族民俗节庆旅游在长期的大理旅游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白族民俗节庆旅游产品,并具体表现为传统民俗节庆与传统贸易习俗相融合,白族传统贸易道德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贸易道德相互调试的特点。白族民俗节庆与各地的物资交易会、传统集市、白族文化旅游产品相互关联,互为补充,有力地促进了白族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旅游者在选择白族民俗节庆类旅游产品时,往往不会只根据对一两个节庆旅游项目的熟悉或喜欢就作出自己旅游线路的选择,而会根据财力、时间、交通和旅行社的线路安排等因素,兼顾选择体验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因此,应该把对白族民俗节庆的宣传、推广与所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的大环境联合营销。云南省内外的白族聚居区,可以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游客互送的方式形成“合力效应”,建立如“白族节庆民俗旅游联盟”等跨区域的联合营销方式,打造白族节庆民俗品牌。在品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下,可以通过举办旅游论坛,商业会议、文化论坛等扩大知名度和提高重游率。为了增加游客对白族民俗节庆的想象感知,可设计供游客广泛参与的主题活动和体验的环节,如白族歌舞、婚俗表演、霸王鞭、白族“三道茶”等都可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23保护和开发并举,实现白族节庆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白族节庆民俗活动是白族民间定期举办的集舞蹈、音乐、戏剧、商贸等为一体的体现了白族习俗、仪式、信仰、生活方式、服饰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的白族文化旅游的载体。开发白族节庆民俗旅游产品是为了丰富当地白族居民的文化生活,提高生活品质,在此基础上,提升对旅游者服务的层次。随着旅游者人数的不断增加,白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手工艺、当地的风俗、社会规范等以恰当的方式展示给旅游者,构成了重要的旅游吸引物,白族节庆民俗文化旅游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当然,在旅游发展的同时,一些白族节庆民俗活动日益受到旅游的影响。如何处理好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如何既向旅游者展示浓郁的白族节庆民俗的精华,又保证定时定点的白族节庆民俗活动不因旅游者的到来而成为表演？当地居民对待旅游的态度对于白族节庆民俗旅游的发展很重要。应强调白族节庆民俗作为白族社会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的特性,不能为了迎合旅游发展的需要,千篇一律地制造白族节庆民俗表演,应根据景区容量有计划地接待游客。
3白族节庆民俗旅游产品创新开发模式
(1)白族文化主题公园模式。选取周城、喜洲、大理古城环洱海的周边村落白族聚居区,将白族节庆、建筑、服饰、歌舞等集中于一个主题公园内表现出来。一年一度的“绕三灵”期间,可以利用队伍从当年的佛都,现在的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景区出发的民俗背景,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和路程内领略到“绕三灵”原生态民俗的特点。文化主题公园模式的优点是旅游者在有限的游览时间内,能迅速了解和感受白族节庆民俗的特点。缺点是在开发过程中可能会损失和歪曲白族节庆民俗原有的民族文化内涵,为了收回主题公园建设初期的成本,会导致游览门票价格较高。
(2)白族生态民族村寨模式。选取生态环境好的村寨,建设以白族节庆民俗为内容的民俗村、文化园、文化旅游村镇等。大理才村、古生村、桃源、仁和、阳鹤、洱源西湖等村落,可以村民的自然生活、生产和自然风光、传统的本主节、本主庙会民俗节庆为旅游内容来吸引游客,开发中要处理好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3)白族文化遗产品牌吸引模式。利用条件较好的白族村落作为展示的载体,如蝴蝶泉公园、上关花公园、大理州双廊镇双廊村、洱源西湖等,对涵盖了白族建筑、服饰、文化、风俗、历史以及歌舞的白族节庆习俗进行开发,形成白族节庆习俗文化遗产品牌,使之能够长期稳定地对旅游者开放。
(4)白族歌舞旅游模式。以白族文化为内涵,以旅游节庆为载体,提升白族节庆民俗中歌舞乐表演与旅游相融合的元素。参与大理洋人街中心广场“天天有戏”演出的北罗久邑文艺队的白族民间歌舞、周城莲池会的白族民间诵经、周城吹吹腔演出队的白族吹吹腔演唱、赵子元、李顺香的白族民歌对唱等表演,都先后使旅游者感受到了大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时空隧道”的魅力。在现代大众通俗文化繁荣的背景下,这种白族特有的娱乐方式能渲染浓厚的喜庆气息,并与旅游者旅游放松的心理相契合,激发游客的兴趣。
总之,白族节庆民俗旅游作为白族地区发展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旅游资源,能充分发挥旅游经济、文化交流和娱乐的功能,同时也是保存传统白族节庆民俗文化的重要手段。白族传统的节庆民俗活动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地方政府或开发商应积极加以组织和引导短期节庆,以促进白族节庆民俗旅游的开发。鉴于目前节庆的公益性质,民办官助是白族民俗节庆旅游发展较好的一条出路。通过发展节庆民俗旅游,白族人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会进一步转化为保护和发展本民族节庆民俗的源动力,从而提高旅游市场的竞争力。
作者：殷群
周城民俗文化论文 篇3：
云南民族手工艺与村落经济结构演变的关系
摘 要：云南少数民族村落手工艺长期以来作为传统农耕经济结构的补充，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手工艺对传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变更，这种变更既有积极的影响，使少数民族手工艺文化广为弘扬，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使手工艺得到了改进，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应注意对民族村落手工艺的保护，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使少数民族手工艺能长久的为村落发展做贡献，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手工艺 经济结构 少数民族
一、引言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分布在各个区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民族村落、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民族文化。云南少数民族村落由于自给自足的需要，每个村为了满足生活和审美的需要，大多都有民族手工艺的传统，这些手工艺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传统的少数民族村落以农耕经济为主，在经济结构上存在自给自足的特征，“因为村落生产力水平发展程度不高，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生存者提供生存资源，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目的，这与商品生产截然不同。”①
这些手工艺的历史多已不可考证，很多手工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南诏时期或是更早，到明清又重新发展至今。因政权更迭、战乱频繁、政治、原料短缺、交通不便等原因，手工艺在历史上发展缓慢甚至近乎失传，仅凭历史上遗留的优秀手工艺产品和传说、史料记载，证实了这些手工艺曾经的繁荣。
云南少数民族村落手工艺由于适合生产生活的需要，又具有自己的特点，随着手工艺的演变，出现了规模化、集中生产的状况，如大理周城扎染村到民国时期一家一户的手工扎染密集，成为名传四方的扎染中心，但多数村落手工艺规模有限，仅部分人从事。解放后，手工艺曾以合作社的形式出现，之后工厂生产兴起，外地同类产品大量涌入，手工产品需要量减少曾普遍衰落。改革开放后云南少数民族村落手工艺发展的速度、规模、势头均超过了以往，成为云南少数民族村落主要的经济支柱，体现出了传统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传统手工艺品的魅力。“对于工业时代、电子科技时代批量生产复制的整齐划一且无个性的工艺品而言，无疑更具有工艺美术的价值，当然受到崇尚文化的社会的欢迎，拥有其生存的空间。”②
二、手工艺村落文化的状态
随着云南旅游的发展，民族手工艺品成为大受欢迎的商品，很多少数民族村落都将民族手工艺作为重点开发。取代传统农耕经济的是以手工艺生产为主，结合旅游、农产品等立体开发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变革在带来了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传统民族手工艺文化保护、发展、推广的问题，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需找出云南少数民族村落手工艺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使少数民族手工艺与经济建设共同发展。
“剑川木匠到处走”的民谚说明了剑川木匠曾遍布云南各地。剑川县狮河村的村民普遍崇拜鲁班，每年农历八月初八都要过鲁班节，村里本主庙供奉鲁班牌位。离狮河村较近，形似墨斗的一座小山相传是鲁班的墨斗，名为墨斗山，说明了狮河村民从事木雕历史悠久。后因战乱，木雕技艺一度几乎失传，从事木雕的人并不多，1964年—1966年，村里曾恢复过木雕产业，文革时期木雕被列为“四旧”没人敢再雕，村里仅有老艺人掌握木雕技艺，改革开放后随着制度改革，包产到户的实施，以及滇西北旅游的兴旺，对仿古建筑、家具装饰的需求，狮河木雕的从业人数越来越多，村里老艺人以收藏的本主庙的格子门—一堂雕刻极细腻的清朝光绪二十四年的格子门作为教材传授年轻人木雕技艺，狮河村的木雕从业人数、人均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迎来了真正的繁荣，现已是远近闻名的木雕村。
大理周城村的扎染技艺，早在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上即可见到两个武士头上戴着与蓝底小团白花扎染相似的布冠套，可见扎染在大理地区的历史悠久。③到民国时期，周城扎染已成为以一家一户为主的手工扎染坊密布的手工艺中心，解放初继续以社队经营的方式保持着，之后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扎染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被迫全面关闭，村里几个老人冒着危险保留了扎染的工具和作品，使扎染技艺得以相传。改革开放后，周城扎染将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的方式相结合，扩大了产业规模，成为名副其实的扎染之乡。
剑川县梅园石雕村选择石雕原料需适合雕刻、色泽美观、不易崩裂、不易风化剥落的石材，梅园现使用的石材主要有麻布石、红砂石、白砂石等，由于石材需切割、运输等环节，取材困难且运输成本较高，就近取材于离梅园村较近的丽江市九河乡、剑川县羊岑乡，以往由于取材、运输困难，外地销售通道并未打通，梅园石雕只作为本地私人坟头使用。改革开放后梅园石雕与市场接轨，服务于各地景区和市政工程，设计出狮子系列等产品，形成产、供、销、展、设计、安装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遮哈村委会芒团组是有着500年历史的傣族白棉纸造纸村，有66户村民从事造纸，手工艺年收入约3万元左右，村民收入主要靠手工艺，其余种植橡胶、水果、粮食等，手工艺收入约占总收入20—50%。该村计划挖掘手工造纸文化，打造旅游村。西双版纳勐海县曼召村傣族造纸年收入一般家庭约2—3万元，收益好的5—6万元，其余则种植茶叶、甘蔗和粮食，造纸作为主要产业占总收入50%—80%。
大理州鹤庆县赵屯北班榜村28户村民中有8户从事白族瓦猫制作，其中7户手工艺收入1—4万元，占总收入的20—80%，其余以工艺名师郜金福家手工艺收入最高，年手工艺收入达35—50万元。
其余如大理州剑川县狮河木雕村、鹤庆新华村，村里大多数人均从事手工艺，手工艺收入已占总收入一半以上，很多人已不再从事农耕生产，而是将田地借给他人，直接从事手工艺生产。
可见，手工艺生产收入在各少数民族村落中所占比例不同，有的多数村民从事手工艺生产，手工艺所占比重较大；有的呈现“一枝独秀”的情况，少数手工艺名师的手工艺产品更受欢迎；有的村落部分人从事手工艺生产，辅之以传统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但相同的是，手工艺均已成为村落经济结构中起到支撑作用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三、手工艺对传统农耕经济结构的变更
1. 农耕经济基础下的村落手工艺
云南少数民族村落长期以来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形成了农忙种田、农闲从艺的传统，手工艺以配角的形式出现。如“藏族的黑陶手工艺是藏族适应雪域高原环境而创造的火塘文化生活的产物，酥油壶、煨茶罐、土锅、火盆与火塘息息相关；雪域高原特殊气候和乡村农耕生活条件，孕育了胎壁厚重，保温性好，价格低廉的黑陶；”④其余如白族的木雕、瓦猫工艺，开始是为了白族传统建筑构件的使用，石雕工艺是筑坟头的装饰使用，金属工艺则由制作铜质生活用具和银质装饰品的传统发展而来；纳西族摩梭人的手工编织工艺，彝族撒尼人的刺绣，傣族、壮族的织锦工艺则是为了制作服装使用，等等。后来才逐渐扩大到为满足村民的需求而生产，进行小范围的物质交换。
2.村落手工艺对农耕经济结构的变更
云南少数民族村落传统农耕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地区适合农耕经济，传统农耕种植业及畜牧业发达，有的地区不适合农耕经济，村落长期贫穷，村民不得不从事手工艺以维持生计。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流通繁荣，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手工艺的发展，从事手工艺可以获得比传统农耕生产更多的经济利益，且比传统农业生产更为轻松，使更多的人开始从事手工艺生产，手工艺传承人增加，依附于自然条件的传统农耕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汤堆村位于云南香格里拉尼西乡山林环绕的谷地中，村民以藏族为主，这里海拔高、降雨量少、气候寒冷，种植的农作物为适应当地气候的玉米、土豆等，并饲养肉猪、土鸡等，由于人多地少，土地以林地为主，传统的农耕经济一直受到限制，村民在农闲时从事制陶手工艺，烧制黑陶是村里长期延续的手工艺，也是部分村民的收入来源。就地取材的黑陶材料来源、钟情于黑陶烧制的手工艺人、旅游产业的发展推动都是黑陶手工艺相比传统农耕经济而言良好的发展条件，现村里正大力发展黑陶手工艺，并结合黑陶土锅的销售，养殖土鸡，结合旅游产业推出“黑陶土锅鸡”的餐饮业，成为特色产业。
狮河村位于云南省剑川县剑湖东南侧，因狮子河从村中流淌而过得名，白族人口占98.9%，传统靠农业经济为主，然而这里以往雨季时，河水常常泛滥冲出水底砂石，土地贫瘠，村民生活贫困。现在，狮河村以木雕业为主要支柱产业，村民收入以木雕为主，木雕从业人数占村总人数的61.4%，2013年村经济总收入为2489万元，木雕收入达1200万元，占村经济总收入的一半。⑤
新华村位于鹤庆县西北的凤凰山脚下，白族人口占98.5%，村落集自然风景、白族民居、民俗文化、民族手工艺为一体，风景优美，农民收入主要靠手工艺为主，近年来，该村以展示民族手工艺品制作，满足游客参观、购买民族工艺品为主，辅之以民俗及风光观光旅游，民族旅游、工艺品销售，农村经济总收入11012万元，其中手工艺和旅游产业收入达6546万元，占总收入的59.4%，⑥先后被中国社会发展促进会评为“民俗文化村”、被文化部命名为“民族工艺品制作之乡”、被云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民族旅游村”。
可以看出，民族手工艺是村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原本贫困，农耕自然条件不足的村落，通过手工艺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而原本农耕自然条件较好的村落，结合手工艺发展和旅游开发，也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
3.新形式下村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今天政策的引导，政府对民族手工艺的大力支持下，云南少数民族手工艺村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新的转变，形成了以手工艺经济为主，综合发展农业、旅游业，利用文化和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新经济增长模式。云南手工艺村落有别于其他村落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源、资本、技术进行生产的模式，依靠民族文化资源发展为文化产业，带动旅游和新农业发展。
今天的少数民族手工艺村落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普遍实行协会+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成立手工艺协会，协会开展手工艺培训，团结农户建立手工艺生产加工基地，通过公司争取订单和进行产品经营，向农户会员统一发放图纸、统一订货、统一验收产品、统一价格，对内增加凝聚力，对外增强竞争力。
少数民族手工艺村落还根据地方特点发展特色农业、民族旅游业、商业等。特色农业、民族旅游业是对传统手工艺村落经济的新的补充，在手工艺村落经济发展的同时蓬勃发展，成为新形势下手工艺村落经济增长方式新的转变。
如被中国科协、国家财政部“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的大理剑川县狮河白族木雕村，协会在木雕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狮河木雕工艺协会以科技创新、打造品牌推动木雕产业发展，积极与大中专院校合作，开展专题培训，积极调整木雕产品结构，引进先进设备，将民族文化与现代设计元素相结合，将木雕产业做大做强。协会自2004年成立，一年后产品价格上涨30%左右，雕花工人工资上涨51.5%，带动全村500多户从事木雕产业发展。在县政府的支持和规划下，狮河村现正在建设木雕工业园，规划面积1.05平方公里，分为木雕展示区、旅游商品街、旅游定点加工企业区、木雕销售加工区和标准厂房等5个区域，以木雕产业为基础，积极发展旅游、餐饮、商业。村里也在积极发展畜牧及经济林果种植业，但规模还不大。
四、变更对少数民族经济结构的影响
云南少数民族村落经济结构产生了从传统农耕经济结构为主到以手工艺生产为主的变更，这种变更方式对少数民族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1. 积极影响
首先是手工艺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在传统农耕经济结构中，手工艺只是少数人从事，自给自足的区域范围生产，外界对手工艺文化了解很少。在历史变更中，手工艺甚至面临失传的危机，而手工艺村地位的确立，使手工艺从事人数大增，手工艺文化广为弘扬。
汤堆藏族黑陶手工艺村孙诺七林师傅在1960年学习制陶时，村里仅有制陶师傅5人，而今孙诺七林培养的徒弟就已达40多人，这些徒弟都已成师并收受徒弟，汤堆村制陶人数已达数百人，该村的“香格里拉尼西黑陶有限责任公司”在独克宗古城和汤堆村开设有10余个销售网点，产品远销国内外。
大理周城白族扎染村在历史上曾织布并发展扎染，但曾一度衰亡。而今该村已成为闻名四方的手工艺村，村里有20多户从事扎染，其他70%的村民从事扎染工作，这个以扎染为主业的村落，获得了州、市政府 “亿元村”、“小康村”等称号，被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赞誉为“白族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大理剑川梅园白族村石雕历史悠久，然而由于运输困难，石雕曾一度衰微，仅以制作周边地区的坟头装饰为主。现今以合作社一体化的销售方式带头，村里从事石雕有190多户，占全村总户数的83%，其中全家主要男劳力全年从事石雕生产的专业户有75户，全村常年从事石雕生产的从业人员有173人，并有45人外出承揽石雕工程，遍布云南省各地。全村石雕产业年收入达100多万元，从事石雕生产的工匠年收入高达10万元以上，低的也有两万多元。石雕已成为该村的经济支柱产业。
其次，这种变更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丰富了农村生活，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使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村民扩大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提升了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他们的观念变得和外部世界一样，提升了他们的视野。
少数民族村落往往地处偏远，世代农耕自给自足的生活单调乏味，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经济结构的变更，使外部的目光从生产的产品集中到了生产产品的村落上，大量的外地人到村落订货、考察手工艺，使本地村民了解了外部世界，自然条件较好的村落开始发展旅游。
香格里拉尼西乡汤堆藏族黑陶村生产的黑陶以往只供周边藏族村民使用，以藏八宝和牛、羊、鱼等常见动物图形为装饰。而今，远销国内外的藏族黑陶也在积极开拓市场，在保留传统图形的同时，也使用了很多外部的图案，增加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黑陶也成为炙手可热的旅游产品。
大理鹤庆新华白族银器村依山傍水、景色优美，然而，手工艺发展前这里并不为外界认识，传统的银器加工手工艺只是一种副业，男人们挑起小炉匠的工具，走村串户做手艺。今天，新华村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手工艺的发展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又反过来促进了手工艺品的销售。
再次是民族自信心、民族文化的荣誉、地位得到了提高。民族手工艺品中包含了少数民族艺术和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藏族的藏八宝图形、白族狮纹、彝族的马樱花、摩梭人的佛堂雕刻图案等等，在他们的手工艺品中都有呈现，民族手工艺品的畅销，使他们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民族自信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昆明石林阿着底村，名称取自彝语，原名“干塘子”村。彝族刺绣打开市场后，为打造彝族刺绣文化品牌，2005年正式更名为传说中阿诗玛的诞生地“阿着底”。
同时，村落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全村劳动人口几乎都投入到手工艺生产中。众人拾柴火焰高，手工艺的智慧、表现能力、造型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手工艺的类型、造型、表现手法变多，手工艺得到了极大的改进。
大理剑川狮河白族木雕村原本水、电、路不通，贫穷落后。为了改变贫困面貌，村里的工艺师张月秋开展木雕培训，创办工艺品厂、木雕协会，潜心研究，将狮河传统的二层镂空木雕发展到五层镂空雕刻，将传统的50余种木雕产品发展到200余种，使木雕手工艺得到了极大的改进。
民族手工艺同时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特色少数民族文化村落的开发，同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村落经济得到立体、全面的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村落自然生态保存比较完整，森林资源、水资源比较丰富，人口稀少，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噪音等环境污染较轻。为人们的旅游休闲等文化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场所和有利的条件。”⑦少数民族村落优美的生态资源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到村落旅游、休闲、购买手工艺品，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手工艺品的销售。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可以促进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旅游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可以使村里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重视对环境的保护。
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如特色农业、养殖业的发展。如临沧遮哈村、西双版纳曼召村等少数民族村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橡胶、甘蔗、热带水果等种植，大理鹤庆新华村利用湖泊发展渔业，香格里拉汤堆村针对黑陶土锅的销售发展土鸡养殖业等等。
2.消极影响
经济结构的变更在带来诸多优势的同时不可忽视它带来的弊端。
首先是对环境的破坏。大理周城村的扎染传统扎染需用板蓝根的叶茎作为染色原料，板蓝根无毒无害，然而一年只能收割一次，种植还需搭棚，且100斤板蓝根只能割出染料20—25斤，成本高，调制染料繁琐、全凭经验，且以天然板蓝根做染料伴有产品褪色问题，很难克服。现村里基本使用化学染料，化学染料色彩丰富、稳定，调制简单，且不存在褪色问题，现已很少有人使用板蓝根做染料。但化学染料长期使用带来的污染问题已成为新的难题，治污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妥善解决。
大理鹤庆龙珠白族造纸村过去做纸药以挖掘的松树根为原料，生态破坏严重，现改用化学材料做纸药，然而又造成了化学排污问题。同样是造纸，西双版纳孟定麻团造纸村造纸以构树皮为原料，然而周边天然构树皮早已采完，现一边靠从缅甸、老挝等地购买构树皮，一边补种构树。其余如大理鹤庆新华村银器加工带来的重金属排放超标污染、香格里拉尼西村烧制黑陶对松树的砍伐和浓烟污染、大理剑川狮河村和梅园村雕刻对木石材的大量消耗等，对环境的影响已经称为民族手工艺村落普遍且突出的问题。
其次是随着村落文化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订单式的手工艺产品生产使少数民族手工艺特色淡化。
狮河村在2005年之前，木雕使用传统手工雕刻，最先用用的是木材加工工具，如锯木机、刨木机、线锯机等，只是做木材的大加工，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订单的增加，2005年，村里开始引进数控木工雕刻机，至今村里的雕刻机已超过60台，雕刻机只需设定好程序，就可以不停工作，而且雕刻精细度超过人工雕刻，能极大提高效率，但雕刻效果呆板、单一，能明显的看出机器雕刻的痕迹。机器雕刻能提高效率，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代替了中下水平的人工雕刻，如今，多数雕刻水平一般的手工艺者已不再从事手工雕刻，转做机器维护、搬运等杂活。仅有部分高水平的手工艺者继续从事手工雕刻。
在云南石林的阿着底村，有着彝族撒尼人支系的刺绣传统手工艺，直到本世纪以来，绣花机大量使用。绣花机能全面取代刺绣的整个过程，通过电脑设定好程序后，可以让多台绣花机同时运作，实现批量化生产，这种生产速度极快，但较多瑕疵、且缺乏图案立体感。
外来的产品订单往往提供了各种图案，过分按订单制作使手工艺品民族特色淡化，如大理白族银器、木雕、石雕使用了大量的汉族传统图形，白族文化特色减少，甚至部分手工艺人已习惯将这些外来图形应用到手工产品中。原始粗犷的尼西藏族黑陶则开始使用外部提供的非洲木雕图形，民族特色淡化。
除此之外，变更的同时还带来了无序竞争的问题。如摩梭编织、彝族刺绣被大量引进的机器，仿造手工制作成产品，并以手工产品的名义出售，对传统手工产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五、结语
在民族传统手工艺为乡村经济增长做出大量贡献的同时，保护与推广刻不容缓。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问题，只有保护，民族手工艺对乡村经济的发展才能继续做出贡献；进行推广，这种贡献才能继续增长。
首先应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注意对生产原料的合理运用与开发。生产原料的来源是进行手工艺生产的基本条件，特别是生产原料相对稀少的，生产原料长期稳定的来源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原料作为不可再生资源或原料珍贵的手工艺生产，如石雕、木雕、金属、扎染等手工艺，生产原料会对手工艺生产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其次，应注意民族文化在手工艺品中的应用，注重对传统民族图形、民间艺术文献的开发、整理。因历史原因，很多手工艺产品传统的民族图形，制作技法已经失传或流失。随着外界对民族手工艺村落产品需求量的增加，手工艺村落原有的产品种类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产品种类经过开发，越来越多。周城村原有的扎染图案只有4种，后经过开发，现在已达1000多种；狮河村木雕刚兴起时，凭一套老格子门作为教材，图案也仅有数种，现在已达数千种，白族画家陈永发先生，经过多年收集、编撰、绘制，整理了一千多种木雕图案，编成《白族木雕图案》一书，⑧现狮河村很多木雕工艺师均作为作品创作时参考。
同时，还应注意培养高素质人才，结合旅游开发，发展手工艺生产，“旅游业是发展文化产业的载体，大力发展旅游业是发展村落文化产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与村民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⑨利用少数民族村落自然、人文资源结合手工艺文化进行旅游开发，利用旅游开发，促进手工艺产品的销售，可使两者相得益彰，增加经济收入。如剑川狮河村正在进行的木雕园建设；石林阿着底村原名干塘子，2005年改名为“阿着底”村，意为彝族阿诗玛的故乡，开展村寨旅游；新华村凭借草海、山水自然风光开展手工艺旅游建设等等。
云南少数民族村落手工艺在对传统农耕经济结构产生变更的同时。应从长远着眼，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对手工艺的保护和推广，使民族手工艺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注释：
①杨宗亮.云南少数民族村落发展研究[M].昆明：民族出版社，2012.
②刘春.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衰微与勃兴[J].学术探索，2013.
③李晓岑.白族的科学与文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④刘春.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价值与手工艺传承勃兴的探索[J].艺术研究，2013-02.
⑤资料来源于狮河村新农村建设信息网[EB/OL].http：//www.ynszxc.gov.cn/S1/S1228/S1343/S1346/S165555/，2014-12-09.
⑥资料来源于新华村村新农村建设信息网[EB/OL].http：//www.ynszxc.gov.cn/S1/S1228/S1229/S1232/S158480/，2014-12-09.
⑦杨宗亮.云南少数民族村落发展研究[M].昆明：民族出版社，2012-12：63.
⑧陈永发绘著.白族木雕图案[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01.
⑨杨宗亮.云南少数民族村落发展研究[M].昆明：民族出版社，2012-12.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作者：段剑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