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论文

2022-05-12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中国民俗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适应、反映、表达、体现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宋明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封建的思想文化。它以自然经济、血缘宗族依附关系为根基，以维护皇权、神权、父权为中心的严酷等级秩序的“礼”为基本范式，有其内在的同一性和根本价值指向，有导源于这一中心的本源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是一种自足的整体性体系。

第一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

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文化

摘要唐君毅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被牟宗三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其在文化领域的观点独树一帜——提出以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来衡量西方文化的优劣,并认为中国文化优于并涵盖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西方文化。本文就此观点展开分析。

关键词:唐君毅中国文化西方文化

一

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唐君毅认为一切文化都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已经完成和实现的结果或者仅仅从物化的表面上入手,而更应该切入文化现象的精神根源,理解中西文化也不例外。

唐君毅认为,出现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而非自觉地求表现”,西方文化是“自觉地求表现,而未能真正成为自觉地求实现的”。据此,他提出“自觉地求实现”与“自觉地求表现”的根本精神是主客统一与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所坚持的把外部世界看作是对立的客体而将把主体客体化的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自己的生命精神外化,形成对客观事物“自觉地求表现”的精神和向外超越的精神。而中国文化却坚持主客统一的思维方式,它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这样“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能够包容文化理想的全体,不偏执,但容易堕落,沦为虚伪。而恰恰是由于这种不偏执,中国文化很难把精神理想客观化。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需要学习西方,使内心的精神理想客观化、外在化。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也将有赖于这些客观理想而发展。

中国文化在客观层面上没有充分发挥其精神理想。中国文化要展开外在人文世界而欲求充实自身,必须由其原来重“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中开出一“自觉地求表现”的精神。西方文化“自觉地求表现”的精神,成就了西方的科学、工业文明、国家法律意识、社会文化等。其民主与自由的精神,是其尤为突出的一方面。但是这其中隐含的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其往而不返,易趋于分裂。要解决这个问题,西方文化必需学习并且吸纳中国文化“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从而避免自我毁灭。

二

中国文化重人,中国人遵循“觉悟—实践—再觉悟”这一循环往复、不断递升的过程,努力将人生、宇宙的价值评判与实现统归于个人对心性的自觉、道德的自我和对生命精神的自信自守,从而达到“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契、圆融无碍的境界,无不尽显着内在而超越的精神。这种精神被唐君毅称作“圆而神”的中国智慧。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融合性或一体性。西方文化则相反,其基本特点在于它的分殊发展。由此也产生了二者的弊端,中国人极易产生一种消极的、封闭的自觉情绪,使圣贤自圣贤,小人自小人,最终导致人的精神失真作伪。西方文化的缺陷在于只为求得“精神之光荣与客观人文世界之展开”,而不能真正实现超越自我的精神理想,所以“皆一时极显精彩,复一逝不回”。

人文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其代表为儒家思想。儒家以家庭伦理、性善性恶说、礼乐制度为思想核心,阐述“人文世界之结构”,同时兼容百家,建构了完整的人文思想体系,形成“一在本源上即是人文中心的文化”。而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的对立。西方的人文思想始终陷于上帝与自然的夹缝之中,而未能在人类文化的全体,“成为一种有内容的思想理论”,这就使得西方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三

唐君毅提出了一种“同源二流”的文化观,认为中西文化之所以不同,其原因在于支配两种文化的精神不同。他对中西文化的发展进行了精神层面的统观,不仅揭示了文化活动的本质、特性及价值,反映了文化的主体性、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及整体的统一性,而且实现了文化的互动发展和理想人文世界的创立,这使得他超越了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的局限。

他主张,中国人应以中国思想的根本信念为标准评判西方文化,以刚健高明的态度正视接受西方文化,以以义为利的观念容纳西方文化,并进而在自己文化精神的本原上加以创造性的重建,以成就中国文化的自我完善和超越。他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中“人之物化”的观念严重,忽视了人性之本,致使其“日趋于自毁”,西方人欲滋补其文化精神的缺陷,提升文化自身的理想,则不得不学习中国文化“当下即是”与“一切放下”的精神、“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文化悠久的智慧”和“天下一家之情怀”。

四

对于中国文化,唐君毅提供了一种思路即“返本开新”,他称其为“纳方于圆”。就是说要以中国“圆而神”精神来统摄西方文化中的“方以智”精神。“纳方于圆”即是“返本开新”,即反求超越本心以开出新文化的格局。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路,即返道德理性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

唐君毅并不否认中国文化中存在民主和科学的种子,只是从没有形成完整的发展体系,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要学习科学与实用技术,就必须接受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只需“伸引吾固存文化中相同之绪,以全套而取之”,“回顾其过往之经验,将其过往之回应方式,亦来一个大综合”,对其加以“礼乐化、中华人文化”,从而实现民族精神的升迁和发展。

五

唐君毅也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优点。他强调要解决中国近代的文化危机,重建中国文化必须吸收西方文化之长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特别注意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分殊发展,同时也应当注意对吸收的东西予以“礼乐化、中华人文化”,以儒家内在超越性的宗教精神为核心吸收西方文化任持超越客观理想的精神。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唐君毅当然认为儒家精神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核心,认为儒家精神具有宗教性。儒学不仅具有一般宗教的超越精神且还有其它宗教不具有的优点,即儒家精神的超越性是内在的超越性,故而更“重在积极的培养一崇敬而赞叹爱护宇宙人生之善福德之情,并求有所增益于宇宙善美、人生福德,使之日益趋于富有日新为己任”,这也正是儒家精神广大而宽平舒展、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并能与其它宗教和平相处的原因。

唐君毅心中的整个中国文化精神可覆天盖地,人的精神可直上直下其间,又可并行不悖,好似河水川流,但唯独欠缺一个由地通天的金字塔,以及横贯经纬人与人之精神的无数十字架。中国文化缺少此金字塔与十字架的不良后果,一是一般人缺乏逐步提升其人格、逐步充实文化生活的客观通道可用,二是无十字架可负,圆融不执的理想易受自然生命欲望拖坠而流于圆滑的人格。从其自身的内在要求看,中国文化精神必须克服此缺点才能进一步发展,而这正有赖于接受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

要吸收近代西方文化的这些长处,必须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入手。而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自觉地求实现”,而非“自觉地求表现”,中国文化要克服此缺点就“必须由其原来重‘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中开出一‘自觉地求表现’的精神”,即重视理想的超越性、客观性。

六

唐君毅对中国文化悲悯的深情和坚定的自信心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同时也应注意到,他在看待人类文化问题时,过分强调中国文化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其他文化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免将中国文化问题扩大化、虚泛化;其次,文化问题是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的特定产物,它反应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问题,面对这一复杂情况,中国文化是否能够解救西方文化,还存在一个服水土的问题,唐君毅并没有给出详细说明;再次,文化问题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问题,要把它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中,与其他各因素通盘考虑、协调处理。如果一味地分立文化,企图通过纯粹的文化问题的解决来达到社会诸多问题的解决,就必然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怪圈,扩大了文化的自我、自主意识,这是欠妥的。

参考文献:

[1]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

[2]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

[3] 唐君毅:《心物与人生》,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4]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年。

[5] 黄克剑、钟小霖:《唐君毅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

[6]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

[7] 唐君毅:《心物与人生》,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

[8]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9]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对存在主义哲学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10] 唐君毅:《中华人文和当今世界》,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11]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薛晓春,女,1980—,河北秦皇岛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教学管理,工作单位:河北大学教务处。

作者：薛晓春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法律文化体系的构建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适应、反映、表达、体现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宋明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封建的思想文化。它以自然经济、血缘宗族依附关系为根基，以维护皇权、神权、父权为中心的严酷等级秩序的“礼”为基本范式，有其内在的同一性和根本价值指向，有导源于这一中心的本源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是一种自足的整体性体系。我们应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适应我们当前的社会变迁与生活的现代法律文化。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法律文化;构建;特征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外延

文化是与自然相对而言的范畴，指的是人类在后天社会生活中创造并保存下来的所有内容的综合。文化存在于社会之中，就其内容外延来看，它具有创造性、保存性和传递性等特性。“传统文化”就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积淀，是文化中保存和传递下来的那部分，是由历史凝聚而延传下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动态总和。传统文化具有十分多样的内容与极其宽广的外延，社会中的阶级、民族或群体的那些惯常的制度、思想、礼仪风俗、心态、工艺传统、行为习惯等都是其要素与体现。

1.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根据一些学者研究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可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1)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周易大传》所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崇尚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中庸”，既是思想方法、原则，也是修养境界。(2)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轻视对外在客观规律的探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3)重家族、重血缘的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且精华与糟粕并存，要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批判地继承，还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2.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延

在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而所谓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

可见，传统文化应当包容在国学之中，应当是国学的基础和母体，也就是说，没有文化传统就没有国学，没有文化传统国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载体，国学当中所包含的学术部分，应当是对传统文化的阐释、分类及研究。所以，这里我們不是研究国学，而重点是为了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出与法制相关的内容及精髓。因此，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延，可以概括为：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演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并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包含了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精神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还有作为社会生活基础形态的宗法关系、血缘关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使之形成了把世间伦常、现实政治作为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目标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成为以政治伦理文化为主体、以等级制度亦即礼制为框架的封建专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复杂体系，其中既有积极的内容，也有消极的因素，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必须对之进行全面考察、理性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有的学者(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反对把“中庸”观念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他认为，此说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到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也有的学者(许思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还有的学者(杨宪邦)认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有的学者(刘纲纪)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2)自由精神;(3)求实精神;(4)应变精神。。有的学者(司马云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有的学者(庞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至少包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强调整体、崇尚和谐统一的中和精神，奉行中庸之道、崇尚忠恕的精神，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轻视对外在的客观规律的探究价值指向，以及重家族、重血缘的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五个方面的内容，或者叫精髓。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法治

和谐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的思想遗产。和谐的思想，最早出现在西周末期。在《说文解字》里对和谐是拆开解释的，“和，相应也”，

而“谐”则指“配合得当”。《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认为，中和、和合乃天地万物存在、发展的规律。因而，在治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大体包括人与天地和、人与人和、人与自身和三个方面的协调统一。其中人与人和包括人和、家和、国和，人与自身和包括饮食之和、礼乐之和、音乐之和。和谐理念的最高境界就是实现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礼”字意蕴丰富，《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实质上“礼”就是“法”，人们必须遵守既定的礼仪规范，其中主要是儒家的经典论著，如果违反了“礼”，就要受到“法”的制裁，所以有云“出礼入刑”。有学者认为“礼法结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经义来断事决狱，礼仪与律令同录，强调德赏刑罚必须与阴阳、五行、四时变化相符合，根据礼书规定和纲常伦理来施令与行法。

(一)我国古代的和谐思想与刑事司法制度

“中”是和谐的重要表现形式。刑罚尚中思想体现了刑事法律中的和谐观。在西周刑制中，“中”具有折狱持平、不枉不纵、无所偏颇之意，被作为能够致“和”的刑罚原则而频繁地被运用。《尚书·立政》在谈到断狱时强调：“兹式有慎，以列中罚。”这里的“中罚”是指在运用刑法规制时，要做到“咸庶中正”，在刑罚适用上，把刑罚是否中正合宜作为是否为祥刑的判断标准。在司法诉讼上，强调“非佞折狱，惟良折狱”，诉讼过程中折狱官员要“两造俱听，师听上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并进而提出了疑罪从无的赦宥原则，即“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在定罪量刑上，强调“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提出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罚时变观。

(二)我国古代和谐思想与息讼求和理念

以礼入法、礼法结合是我国古代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绝对的目标的终极体现。这种对和谐的追求，在诉讼中就演化为“息讼”和“以和为贵”的要求。于是，和解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在中国古代，和解制度早已存在，只是在具体内容和指称上与现代的和解有少许的出入。如清代的地方审判中，一般允许调处与和息。“由州县官或两造亲友、地方绅耆调解两造之诉讼。谓之调处。调处之结果多为和息，和息含有和解及息讼(撤回诉讼)之意”。此即可理解为调解与和解。清律中有关于私和范围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地方官员在是否准予私和上，有一定的裁量权。少数地方官员谨慎私和的使用，大多数州县官主张调解或自行和解。“词讼之应审者，什无四五，其里邻口角，骨肉参商细故，不过一时竞气，冒昧启讼。否则有不屑之人，从中播弄，果能审理平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逝。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闾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

我国古代民刑不分，因其多是邻里纠纷而起，主张能息则息，尽量减少诉讼，此种方法既不伤和氣，又能息讼宁人。在具体的私和方式上，调解与和解并存。调解可以是州县官员调解，也可由两造亲友调解，也有地方绅耆调解。“勤于听断善已，然有不必过分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借，理直者既通亲友之义，义曲者可免公庭之法”。“遇民来诉，批所知相近之士耆处释，即令来诉者持批词给之，立言剀切，足以感人，必有极力排解，以副官指者”。。这是调解的几种方式，除此之外，也可以双方自行和解。

(三)关于礼治与民法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所谓“名分”，其具体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的等分上，即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朋友有信等伦理纲常关系，其进一步衍生为所谓三纲五常。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求全责备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中国的这种“礼治文化”是中国社会能够维系数千年而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是以深厚的人类道德感情来维系的，而不是通过法治的方法来维系社会。而人类的这种道德感情是温情脉脉的，是无私的、温和的，这与西方所谓的法治文化的陌生、自私、冰冷的特性是格格不入的。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熟人和人情社会。这就是中国的所谓“礼乐文化”。“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通过理性计较自己权利的得与失，即所谓“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这与西方的以“契约原则”来维系社会，进而把契约的理性计较私利原则扩张到人类的所有生活领域，使人逐步变成了一个精于计算私利的冷漠的理性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权利关系截然不同。“礼治”或日“礼乐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无私的、温情脉脉的特征，恰好可以弥补“契约原则”的自私的、冷冰冰的特征所带来的那种冷漠的理性的不足;而“契约原则”也可以多少填补因过于强调“礼乐文化”而导致的因漠视私利而抹杀人之个性、影响社会发展的惰性。因此，从民法上讲，既可以在家庭法(家事法)中体现温情脉脉的“礼乐文化”的特征，也可以在人格权、物权、债权、侵权等民法制度中更多地体现“契约原则”，以鼓励人们创造财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实，“礼乐文化”的内容就包含了民法中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和尊重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礼乐文化”中的所谓“仁”与“义”就包含了公正、尊重公序良俗等民法原则。所谓“仁”即仁爱、正义、性情和善良，“义”即正义、合乎正义或公益、情谊。这里的“仁”与“义”实际上就包含了追求公正、公序良俗等含义。“信”即确实、信用、相信，其中就包含了言而有信等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化”并不是和“契约原则”完全对立的，二者从实际意义上来说是有着相通之处的，因此，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应当尽可能地将二者融合，使之共同适用于中国的民法体系，以体现和谐民法的精神。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联系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现象呢?笔者认为，从表象上看，现在中国的文化已经呈多元化了，但主要还是以记实为主的现实主义文化占主导，中国在任何时代，现实主义都是主流，这是由我们的社会文化决定的。特别是受到生存和社会压力的影响，主题中确实有功利和商业炒作的成分，体现出了现代人对金钱权势的贪婪。有人说中国

的文化正处于半沙漠状态，缺少沙漠甘泉一样的慰藉人们心灵的东西。人们对精神的需求还不是很强烈，在世俗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一切向钱看齐。这只能说是反映了一个方面的情况，不可能全面。文化很难有独立的时候，一般是工具，它必须反映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的特色。在我们现在的文化中，依然还存在着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比如我们对各种事物的判断，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价值标准和影响。

简单来说，中国文化可以概括为大陆文化。同时它又是一种小农文化，有一种乡土情结。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国，人口流动性小，所以中国文化要以血缘和土地为中心。中国文化追求一种稳定性，这与海洋文化有所不同。中国人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想丰收就必须付出踏踏实实的努力。而西方文化却不这样，他们会投机，一次出海搞到的东西可能够一年用。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有了很多的闲暇时光，可以去钻研艺术和科学，而中国人没有这些闲暇，只能讲求务实主义。在中国，技术的地位要高于科学。比如，古代中国的农学、医学、兵学、天文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为中国人有种实用理性主义，一门学科必然要有“某某之用”才算好，否则只能是奇技淫巧。

由此而来，中国的社会特征是宗法文化。拜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亲戚平时可能不会见到，但每年一定要去拜年，这样才能一遍一遍地确认关系。中国人认为，家为立国之本。古代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由县衙管理，而不必设置检察院、法院、公安局、民政局，就是因为这一点。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什么事情一旦闹到衙门去了，必然就是刑事案件了，所有的民事纠纷在家里都能解决。这样，家中的宗族长就极为重要，要靠他调解家庭关系。在宗法文化中，人们必然要看重祖宗，看重传宗接代。祭祖成为中国人很重要的宗教活动，有什么事情都要向祖宗汇报。因为有祖宗时时关照着，中国人不是孤独的，古代中国人也不可能产生后现代的那种被抛弃感，每一代人，都与他们的祖宗和后代息息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究竟是什么?新儒家的徐复观认为是“忧患意识”，这从围墙文化和盆地文化中能够体现。而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与之相对，西方是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古时候有不改其乐的颜回，当今有善耍贫嘴的张大民，这就能体现出中国人的“乐”。庞朴把这两种观念结合起来，认为中国文化是“忧乐圆融”，是一种中和的文化。中庸之为德，求和而不同。从整体上看，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内部多元而又统一的大陆文化。

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好地处理三个关系。一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能做到身心和谐。而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灵肉分离、情理分离的。第二个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第三个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的宗法文化要求社会和谐。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降低了个人的价值，抹杀了个性。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于它对个人价值保护不力。但总的说来，中国的现代文化呈多元化，但主要还是以记实为主的现实主义文化占主导，中国在任何时代，现实主义都是主流，这是由我们的社会文化决定的。

四、中国当代法律文化的构建

上述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每个中国人的灵魂之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之内。这些文化特征直接影响和导引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中国人的生活。比如，构建和谐社会、以德治国的思想等，都是中国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直接反映。再比如，所谓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低调奢华等，司法中提倡的庭外调解、庭前调解，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等，立法中所表现出来的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间的妥协，法律条文所表现出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都是中国文化的直接反映。这些文化特征究竟对中国的发展是有益还是无益，笔者觉得不能够一概而论，而应当予以分别地分析和研究。

中国文化当然不可能尽是糟粕，其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崇尚忠恕的精神，强调整体、崇尚和谐统一的中和精神，对于家庭的孝悌思想，忠于国家的爱国精神等，都属于可以经过扬弃而进一步发扬光大的。而对于其中的小农文化、围墙文化、宗法文化中的家长意识和作风、国家政治制度的专制思想中的扼杀和压抑人的创造能力和激情的部分，以及过于现实的市侩文化，崇尚权力轻视民权的文化等，则要采取批判和抛弃的态度，逐步将其进化为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尤其要对西方文明中的诸如海洋文明、多元文化、商业文明等加以认真地研究和借鉴，其中的海洋文明内涵极为丰富，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这对我们构建现代商业文明和法治文明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具体到我国，我们应当建立怎样的法律文化以适应我们当前的变迁与生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法律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会影响国家的立法、司法的进程

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一种法律文化，法律文化能够描述某一整体法律体系的潜在的特征——其主流观念、品位与风格。每一个国家或社会都有它自己的法律文化，而且没有任何两个是完全相似的。法律文化并非一个单一概念，它标示了对于文化层次和文化畛域的一种巨大的、多层面的概括，而且文化层次和畛域的内容、范围、影响在国家法律体系、制度建设和实践中的作用，是其他领域所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公民的法律意识、政府的法制观念是与一个国家、民族的法律文化的先进与否，公民法律文化的程度高低紧密相关的。目前我国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如法院执行难问题，恶意诉讼问题，腐败问题，公民守法问题，交通肇事、交通逃逸，安全生产问题等的解决，都与法律文化建设有着必然的联系。一个民族法律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其法制的进程。因此，加强对我国现行社会条件下的法律文化的特点、内容、优势的研究，培养公民先进的法律文化素质，提高公民的法律文化素养，是提高公民综合素质的系统工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法律文化是一个不断更新、发展的过程，需要与时俱进

美国作为普通法的典范，在20世纪中叶以前将其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现代文明向世界各地兜售，而近几十年来，却不断反思，不斷自我攻击、自我揭露、自我否定，不断扬弃，不断变化、取长补短。这是一种务实的、进取的文化和精神，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从世界范围来看，两大法系在立法技术上也不断地融合，不断地相互借鉴，进而得以不断地发展。我国作为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亟须建立一个开放的、科学的法律体系，应当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扬弃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使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前进。

(三)法律文化的多元化应该是我国的方向

法律文化多元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它对于我国同样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何对待外国法律文化的影响和侵蚀，如何建立和发展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法律文化，都是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例如，在对待民间法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多从法律文化的多元性方面去考虑，关注它的可行性和科学性的一面，既为丰富我国的法律渊源，也为我国推进立法和司法工作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四)我国法律文化的培植目标应当以提高公民的法律观念为主

我国法律文化的培植目标，应当以提高公民对法律的强烈的尊重感和较强的权利观念为重点，要培养一种以守法为荣、以违法为耻，以尊重权利为荣、以侵害(损害)权利为耻的社会风尚。同时，在构建法律体系的时候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在全社会确立一种守法者必将得到丰厚的回报和优厚的待遇，而违法者则必须付出较守法者多得多的成本和代价的环境，造成一种使守法者自豪、违法者却步的良好的社会氛围，使中国真正走向权利与法治的时代!

作者：苗延波

第三篇：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与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使命

作者简介：刘小兰（1987-），女，湖南张家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研究。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有科学的时代观。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认为，当今世界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不足并给我们带来了挑战。这些不足与挑战具体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社会风气不良、道德滑坡上，以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不足等方面。中国青年作为国之栋梁、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从以下方面担当文化使命：一是要做到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二是要发扬斗争精神，抓好思想理论斗争不放松;三是要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四是应自觉养成时代新人;五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观，开展文化惠民行动;六是应为全球治理提供“天下为公”“义利统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文化支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思想文化领域;中国青年;文化使命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对时代问题的把握和分析。只有找准时代方位，弄清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才能顺势而为，否则就可能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时代观

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更替，社会历史时代划分的客观标准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依据社会形态作出的时代划分属于“大时代”的范畴。《共产党宣言》指出，“我们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1]32。

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通过深刻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列宁提出世界发展趋势是无产阶级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是时代主题”[2]。“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3]这句话道出了列宁对当时时代特征的认识，“帝国主义发生动荡指的是战争，而帝国主义引起动荡指的是革命”[2]，战争与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时代特征。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以十月革命为开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并存与斗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国家开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在继承马克思运用社会形态划分“大时代”的分析方法的同时，创造性提出了“大时代”“小时代”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資本主义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大的历史时代”的变迁。同时，列宁要求在考察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大的历史时代”的国家时，对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有所了解，“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4]此处“某一时代”即为与“大时代”相对的“小时代”。十月革命后，基于对俄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正确判断，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正确的阶段性战略，革命和建设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产生于相应历史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不是闭门造车和无端臆想，而是为解决时代之问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回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回答了“帝国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毛泽东同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连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时代课题[5]。

（二）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时代观的继承和发展

1.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基于对世情的正确分析，习近平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6]也即是说，人类依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大历史时代。基于对国情的正确分析，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笔者认为，这里的世情主要指的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困境，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危机的措施没有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随着苏东剧变落入低谷。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世界高高举起，“东升西降”、“社兴资衰”的历史发展势头已然出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危机感骤增。但是“东升西降”“社兴资衰”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即刻就会终结。马克思早已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1]592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容纳新生产力的空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进行自我调整，资本主义仍然具有一定生命力。[7]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以社会形态划分的“大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会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初级走向高级，从不完善走向完善，期间会经过不同发展阶段。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之一，是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大时代”相对应的一个“小时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部第一层大小时代对应关系[8]。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里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都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时代”，分别属于该“大时代”的三个“小时代”，其中“站起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强起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近30年，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30多年，则是中国人民实现‘富起来’的历史阶段。这些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时代中的‘小时代’。”[8]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强起来”的小时代，将通过“两步走”的阶段完成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将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于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与邓小平同志设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全面实现现代化至少100年的时间基本一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部第二层大小时代对应关系。[8]

3.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世界情怀。关于当今时代的主要问题，即时代主题，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潮流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贏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9]。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当今世界的问题错综复杂。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恐怖主义仍然猖獗，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冲击着全球治理结构和多边主义;国际竞争摩擦更加严重，地缘博弈色彩浓厚，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老问题尚未根治，新问题层出不穷，世界布满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阴云。[10]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1]。习近平回答了这个重大时代课题。集中体现为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8个明确”和“14个基本方略”;以及习近平在2019年3月26日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针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提出的破解“四大赤字”须秉持的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四大理念。[10]由此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二、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这样几点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这几点要求主要是针对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短板和挑战提出的。

（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第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不充分，智库建设不理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不明显。“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还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两大缺憾’”[12]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上出现“大干快上”的浮躁风气，假大空现象多有出现，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声誉。另外，近几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智库热”，但智库建设与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和期待仍有差距，问题不少，“库”多“智”少。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认知模糊，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第二，我国正处在社会需求、产业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等的转型期。人们缺乏安全感和确定感，社会蔓延着焦虑情绪。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担心向上“爬”不成的焦虑和“掉”下去的焦虑。意识形态建设难度因此加大。

第三，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达8.29亿人。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思潮在互联网激烈交锋交战，传统意识形态工作受到严峻挑战。网络使得人人成为发声筒、自媒体，小话题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影响政府决策和其他线下行为。网络也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输出的主渠道。

第四，后现代主义文化侵蚀我国主流价值。20世纪50—60年代兴起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青年群体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些人放弃理想追求，嘲讽远大抱负;迷恋快餐文化，放弃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不问终极价值和真理。“后现代文化主义者热衷于恶搞历史经典，恶搞英雄，恶搞传统文化”[13]，追求物质主义，做事急功近利。随着中国近年来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中国也自造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如抖音，自控能力弱的人很容易迷失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丧失人生意义。

第五，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挑战与话语陷阱。一些西方保守势力秉持冷战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从未停止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方遭遇系统性困境，一些右翼势力开始鼓吹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有意无意将一些话语通过知识界渗透我国，制造西方话语陷阱，建构错位的话语体系，抢占意识形态道义制高点。[13]

第六，历史虚无主义阴魂不散。一些人美化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无视殖民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宣扬“告别革命”论，否定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史学书籍和影视剧中对近代历史人物进行“翻案”式评价，将“自由主义”作为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五四”传统，诋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歪曲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是补资本主义的课，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恶意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对立，否定前30年，片面评价后30年。还有人企图推行“三权分立”的“宪政中国”。肆意贬低、丑化、否定革命领袖、新中国开创者、人民军队缔造者毛泽东，攻击毛泽东思想。[14]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未与社会发展同行。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15]这说明为了促进社会发展，我们必须提出和建立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更加注重物质利益，畸形的物质利益关系滋生了很多社会陋习、恶习。目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而思想文化相对滞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广度值得称赞，但是力度不够，人们对其情感认同和自觉遵守不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调节作用有待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各类非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们扰乱人心，破坏社会和谐。纵观历史，儒家思想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维系了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增强了汉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力，但近代以降，儒家思想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未能孕育出文化新样态，使清政府夜郎自大并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时偕行。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扎根群众日常生活。只有与群众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思想和意识方能为其所接受。马克思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普通大众更关心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就业、教育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将注意力轉向经济，而较少关心政治。中国仍有很多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之甚少。此外，有的官员道德败坏，损害群众利益，因而也损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群众中的声誉。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未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须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此过程中要抓好教育这一抓手。儒家传统以家庭伦理作为起点保证了个体成长的继承性，而外在的价值观只有通过家庭才能更好地影响家庭成员，使其在社会交往中将之外化为自我的基本行为准则。中国传统价值观主张“修齐治平”，现实宣传中从国家、社会到个人这条路径与之相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没有很好地渗透到现实社会生活中。[16]

（三）存在道德滑坡，社会风气不良现象

当前，道德败坏现象在我们国家时有发生，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和修养上还存在薄弱环节。公民个人随意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大声喧哗。2019年4月，一篇互联网公众号文章《春天来了，树上开满了中国大妈》的文章标题算调侃，但图文并茂地呈现了当前一些中国公民在旅游场所破坏树木和植被生长的现象。“中国式过马路”虽然偏颇，但道出了中国公民遵守交通规则的道德意识、规则意识急需提高。马路上遇见人摔倒到底扶不扶，这已不是考量人们是否具有志愿精神、奉献精神的有效指标，因为人们对“碰瓷”并不陌生。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但是，互联网上始终存在很多虚假、诱骗信息。电信诈骗成了一大公害。考试作弊、论文抄袭、学位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屡见报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生活转向物质主导型，只顾及眼前的直接物质利益和感官刺激，丧失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在一些人心中被个人主义所取代。有的地方封建迷信盛行，黄赌毒屡禁不止，赌博文化深入群众日常生活。有的政府官员或共产党员忘却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却了共产党人的使命和初心，贪图享乐，贪污腐败，不知进取，损害群众利益。有的企业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排放废弃物，污染生态环境。有的地方政府和工厂、矿山为了追求短期GDP或企业主个人利益，不顾及生产场所的安全或在安全检查中弄虚作假，搞形式，走过场，如近几年的化工厂爆炸事件就给群众造成了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职场缺德行为时有出现。另外，随着单身社会、超老龄社会的来临，随着人口地域流动的增加，中国社会的离婚率逐年上升，母不慈子不孝，“啃老”“弃婴”等违背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事件屡屡出现。

（四）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文艺创作中存在不良思潮与倾向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发展存在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文化领域供需矛盾十分明显。“我国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17]“近年来，从‘故宫跑’到‘文创热’，从博物馆内人头攒动、美术馆前排起长队到《窝头会馆》等人艺话剧一票难求，从传统文化节目持续火爆到革命历史剧引来收视热潮”[18]及近些年的贺岁片高票房收入和观影人次，足以说明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同时，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落后。城乡发展不平衡，乡镇文化发展落后，文化消费水平较低。各个区域内的城乡文化发展同样不平衡。[19]此外，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思潮在文艺创作中出现，歪曲党史国史军史，解构经典，抹黑英雄。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博取观众眼球，层次低的文化垃圾大量涌现。宣扬西方普世价值、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思潮的文化产品在中国尚有一定市场。文化产品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大影响。对于青少年尤为如此，如果中国文化产品阵地被西方文化产品所占据，那么大部分青年的文化信仰将西化，从而成为西方文化俘虏。[20]西方劣质低俗文化在中国招摇过市，然而，中国文化“走出去”困难重重：西方话语霸权和重围，西方世界的抵制和诋毁，中国“内外兼修”不到位，在精神文化和战略思维等方面依然欠缺。[12]

三、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使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青年的伟大历史作用，将青年发展与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和时代性的青年思想。马克思主义高度肯定青年的社会主体地位和社会价值。[21]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共党史，思想导师、革命领袖、建国之父无不是在青年时期便树立起远大理想，勇担时代使命，顽强拼搏，奉献人民。新世纪以来，中国将青年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使青年发展事业更加规范化、科学化。[2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始终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青年一般具有辩证否定思维，是富有理想的社会建设者，青年通过批判和斗争的武器履行建设和创造的使命，从而推动社会进步。[22]党、国家、人民对青年的期盼是多方面的，青年自身也应通过承担使命实现自身成长成才。青年作为国之栋梁，应承担起新时代文化使命。

当今世界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世界范围内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任何时代都具有其特有的时代精神、时代文化。前面讲到了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短板和挑战，并不意味着文化自卑，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所在，使广大青年承担文化使命变得有的放矢。

第一，做到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知晓其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即其意义和受到的他者文化的影响及发展方向。[23]文化自信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24]。青年如果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并且缺乏文化自信甚至妄自菲薄，就无法担负起文化使命，反而可能祸国殃民。在地球村时代，全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加紧文化输出，进行文化渗透，推行文化霸权。青年群体思想活跃，接触国际文化交流的机会相对较多，被西方文化洗脑的可能性也更大。青年正确对待和鉴别各种文化，保持中国文化发展自主性，更加需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必须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25]避免文化上的全盘西化和闭关锁国。“一个充分的而非片面的文化自信不仅包括对本民族傳统文化之当代价值的自信，也应当包括对于外来文化之有能力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我所用的自信”[26]，反之，文化上闭关锁国、唯我独尊则是文化自卑的表现。学习、借鉴外来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第二，发扬斗争精神，抓好思想理论斗争不放松。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有正确认识。自觉遵守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钻研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帮助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建设文化强国。

第三，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青年应发挥国际交流桥梁和纽带作用，宣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讲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故事。讲好“中国梦”与世界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消除“中国威胁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蕴含解决人类问题的智慧和方法。要努力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要打破国际传播工作“引进多”“走出少”的格局，做好中国思想理论对外传播，“在世界上更好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智慧、唱响中国旋律，积极进行国际舆论斗争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捍卫国家文化主权”[7]。

第四，青年应自觉养成时代新人。打铁还须自身硬，青年应努力实现自身全面健康发展。全面发展“既包括了思想品德、学习创造和身体健康层面，也包括了组织协调能力和社会关系处理等诸多层面”[21]。青年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自我教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27]。把握时代发展潮流，积极融入社会，正确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人生信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社会实践成长成才。努力做到学习强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增强责任感，发扬志愿精神。在造福人类中实现个人价值。

第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观，开展文化惠民行动。文化建设为人民、发展成果给人民。文化建设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针对文化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的状况。力争文化建设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多提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多开展人民群众参与度高的文艺活动，让人民群众受到文化滋养、文艺熏陶。进行文化活动和场馆建设试点，定期进行走访或问卷调查，了解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状况和期盼，根据资金支持和群众需求及其他影响因素，对文化项目进行“关停并转”，切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积极文化需求。针对文化区域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如乡镇、农村文化活动少，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文化资源丰富，但未有效盘活的状态，广大青年应光荣担当文化使者，开展文化文艺下乡镇、走基层、进农村活动。加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历史文化研究，通过实地调研，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在做好文物、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前提下，使当地文化资源裨益世人，并且使当地文化资源成为对外沟通的桥梁。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广大青年担任文化使者的同时，不应忘记群众本身的伟大作用。文化建设应该群策群力，发挥群众的创造性，接受群众的审美评价，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

第六，为全球治理提供“天下为公”“义利统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文化支撑。人类渴望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世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必须同舟共济，携手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面对世界共同问题，中国呼吁各国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全球治理。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长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义利统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理念正是解决全球治理赤字的文化基础。人类共生于地球家园，“中国倡导建立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不断推进和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构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28]。“和而不同”充分承认和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为人类和平共处烙上了文化底色，使全球治理更有温度和力度。文化民族主义不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在世界立身并且有效参与全球治理所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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