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管理研究论文

《最好的教育是爱》教育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如何功成名就，而是怎样成为完整的人。《最好的教育是爱》出自克里希那穆提在印度的瑞希山谷学校及瑞杰哈特学校与学生和老师们的谈话和讨论。克里希那穆提指出，正确的教育是让孩子成为完整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在善良中成长，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人、事物、想法，以及整个人生。生活就是与很多人和事彼此相连。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人生哲学管理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生哲学管理研究论文 篇1：

柏拉图的人生哲学探析

人生哲学是关于人生问题的哲学学说，是人生观的理论形态，其探讨的主题涉及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人生理想、人生态度、人生方式、人生幸福等。人生哲学的目的在于研究人的生活怎样以及应当如何生活，它与现实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古希腊人生哲学对整个西方人生哲学影响深远，而在古希腊人生哲学中，柏拉图的人生哲学颇具代表性。因此，本文拟对柏拉图的人生哲学做初步探讨，并由此指出他的人生哲学对现代人的人生价值建构的指导意义。

柏拉图作为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在各领域都做过深入探讨，其人生哲学对西方人生哲学有重大影响。柏拉图当时目击了雅典政制的反复与人们价值观的混乱，立意要寻找一种理想国，认为个人即使再有智慧、正直、善良，只要是在一个不义的国家中，就无法获得幸福，甚至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他意识到现存的城邦已处于极端不义之中，道德败坏，法律对人们毫无约束力。他认为，要挽救城邦，实现社会正义，就要有一种正确的人生哲学，使人们能够辨清是非善恶，懂得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从这一信念出发，柏拉图一直努力寻求一个正义的理想国家。在他精心设计的理想国中，体现了他积极的人生哲学关怀。他在立足理念论的基础上分别从人生方式、人生德性、人生理想等方面阐发了他的人生哲学。

一、柏拉图人生哲学构建的哲学基础——理念论

柏拉图的人生哲学是建立在他的理念论的哲学基础之上的，理念论体现了他对事物本质和人生目的的终极关怀。何为理念？柏拉图所谓的理念，实际上是指一类个别事物的共同性。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分层次的，各种不同层次的“理念”构成一个整体的“理念世界”。在所有理念中，善的理念是具有最高价值和终极目的的理念。善理念是所有事物和所有行动的最高原则，更是人生行动的终极目的，它引导着人类生活总体走向和谐。个别事物是通过分有和摹仿理念而存在。由此，柏拉图把世界一分为二：真实的可知世界和虚幻的可见世界。前者由绝对永恒的理念构成，后者由变幻不定的现象构成，前者是后者的原型，后者为前者之摹本。理念由神灵创设，神灵创设的终极理念是善理念。如何理解善理念？柏拉图说：“这个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的原因。”善的理念是知识与真理的源泉。在其著名的“日喻”故事中，柏拉图尝试用太阳、光、视觉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善理念与具体世界的关系。他说人的灵魂犹如眼睛，当他注视被阳光照耀的对象时，他的理性就能看清它们，“善的理念”给认识的对象以真理，给认识的灵魂以能力。正因为有了“善的理念”，人的灵魂才有了最终的归宿和最高的追求，国家和个人才有了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所以，对人来说，“每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这种最高的善理念在人生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以下两方面。第一，人生哲学既然探讨人应该如何做才能过上一种“好（善）生活”或“有意义的生活”，这就必须探索一种本身就“好（善）”的价值理念，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必须体现出一种价值关怀，意义追求，其价值关怀和意义追求应该与善理念相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日常生活的善的价值和意义。第二，善理念是“整一”，是最普遍的善，只有理性才能探索它。具体的真理和知识在善理念的光线照耀之下才能为人所知，并使人的认知能力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所以，善理念的设定意味着要让人们行善，而人们要行善就应该实现灵魂的转向，即从生灭事物转向永恒事物，而这种转向必须由教育来完成，它是一个艰难提升的历程，不可一蹴而就。善理念是可知世界的最高主宰，它把人引向神圣的静观世界。在知识世界中最后看到的，也是最难看到的，即是善的理念。善理念是可知世界的太阳，人的正义、勇敢、节制、智慧等德性都从它而来。这些德性正因为与善理念相关，所以才有用和有益。

柏拉图认为，要实现从现象世界（可见世界）到理念世界（可知世界）的提升，必须实现灵魂的转向。为什么以及如何实现人的灵魂从可见世界到可知世界的转向？柏拉图认为，人在可见世界中得到的只是知识的影子和尘世之善，只有把握真正的善理念，才能把握真正的知识和达到至善（精神之善），而这则需要实现灵魂的转向与升华。在《理想国》卷七继洞穴之喻的描述性对话后，有一场关于“灵魂转向的技巧”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柏拉图认为灵魂本身具有理性能力。但灵魂本身如果只专注于变幻世界，那它就不可能瞥见实在世界，不可能洞见善本身。因此，需要灵魂实现转向。而灵魂转向，就是让灵魂的每部分协调一致，让灵魂的理性部分整体协调，让激情和欲望听从理性的指挥，这样灵魂才能在转向的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方向，从变幻世界转向善的理念世界。柏拉图设想灵魂是居于“九天之上”的，是不死的。在人投胎之前就已瞥见了理念世界，只是投胎俗世之后，人的灵魂为肉体和私欲所累，遗忘了原有的理念世界，这时需要通过回忆重拾前世所见的理念世界。而学习就是一个回忆的过程。在“灵魂回忆”过程中，灵魂必须从肉体的牢笼中挣脱出来，使我们从一种可见的变动不居的世界达到不可见的永恒不变的世界，这样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他认为灵魂转向与灵魂回忆的过程就是一个道德净化和升华的过程，而善是这一活动中的目的论原则。综上可知，柏拉图的思维逻辑为：在理念论的基础上，他指出人应该追求至善的理想，而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是实现“灵魂转向”，从而使人从尘世之善升华到精神至善。尘世之善只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模本，是模糊不清且不完善的，它可分为肉体之善和财产之善，此外还有精神之善和理性之善，四者构成了一个善的等级：财产之善要服从肉体之善，肉体之善要服从精神之善，精神之善要服从理性之善。在這个“金字塔”结构中，理性高踞塔峰。在善的等级序列中，灵魂逐步从较低一级的善上升到较高一级的善。在这样的跃升过程中，柏拉图始终把人置于两个世界中，灵魂的一系列转向与道德善的逐步跃升联系紧密，人生的最终理想就是实现“至善”。

二、人的德性与幸福之间的逻辑关联

在队“灵魂转向”的分析中，柏拉图界定了各种德性之间的关系，且依据灵魂结构、灵魂转向与灵魂回忆的基本思路建构起一个德性体系。柏拉图将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理性部分—爱智部分、激情部分—爱名部分、欲望部分—爱利部分。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对这三者关系做了一个说明：“如果作为整体的心灵遵循其爱智部分的引导，内部没有纷争，那么，每个部分就会是正义的，在其他各方面起自己作用的同时，享受它自己特有的快乐，享受着最善的和各自范围内最真的快乐。”反之，如果整体的灵魂受激情或欲望的引导，那就会使灵魂陷入纷争之中，灵魂各部分所追求的快乐就只是一种虚假的快乐。由此，柏拉图分析了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认为个人正义在于灵魂的和谐统一，也就是人的三种德性（智慧、勇敢、节制）和谐统一，而城邦正义在于三个阶级（统治者、护国者、劳动者）的和谐有序。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是由理智、激情和欲望这三部分组成的。理智是用于思考推理的部分，能形成智慧，智慧依赖知识，拥有智慧的人能获得整体性知识，这是作为治国者的哲学王才具有的。激情是产生勇敢，勇敢是面对战争及其他危险境况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的自信和无所畏惧的品格，为卫国者所具有。欲望是用于感受物欲骚动的部分，体现为对财富的需求。如果放纵欲望，会引发人们对财产的争夺，因此，对欲望应加以节制。劳动者阶层大多易受欲望的控制。对于理智、激情和欲望这三部分，应以理智统帅激情，控制欲望，使理智、激情和欲望这三部分都各自保持他其适当的边界，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使三者和谐相处，从而使灵魂内部秩序井然，和谐有序，使人成为正义之人。

三、正义者必定幸福，不义者必将不幸

柏拉图认为，个人正义是各种德性（智慧、勇敢、节制）的和谐状态。智慧是指理智不仅懂得灵魂三部分各自的利益，也懂得它们的共同利益，并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要起领导作用，并给予行动以信条。智慧只为少数的统治者（即受过很好的辩证法教育的人）所拥有，它对国家非常重要，能使国家处于健全的状态，故智慧是统治者应拥有的一种德性。统治者由于先天因素和后天的培养，理智在他灵魂中占据主要地位，以追求善的理念为快乐和幸福。由此，柏拉图认为贤王的人生最幸福，贤王比贵族型人生幸福9倍，比平民型人生幸福81倍，比暴君型人生幸福729倍。柏拉图还指出，我们要过贤王型的人生，则必须注重对知识和德性的追求，而轻视对荣誉和财富的追求，要做爱智者，不做好名者，更不要做逐利者，要做正义的人，不做不义的人。认为贤王型的人生是将德性与智慧完美结合起来的人生。柏拉图的这种人生理想观受苏格拉底的“过有德有智的生活”观念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勇敢，就是指“无论在快乐还是苦恼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给的关于什么应当惧怕什么不应当惧怕的信条，那么我们就因他的激情部分而称每个这样的人为勇敢的人”。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他们都保持着关于可怕事物的信念，相信他们应当害怕的事情乃是立法者在教育中告诫他们的那些事情以及那一类的事情”。勇敢应为护国者所拥有，护国者的灵魂以激情为主导，必须听从理智的指挥与安排，如果任由欲望摆布便会走向邪恶。节制是指理智起着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同由理智领导而不反叛，从而使心灵三部分都和谐相处，它应为所有阶级所拥有。柏拉图认为，当个人身上的三种因素（理性、激情、欲望）能各司其职，相互协调，也即理性把激情、欲望管理好，而激情不忘理性的指导，欲望遵循理性的制约，就能实现个人正义。故正义对个人来讲，就是“心灵的各个部分各起各的作用，领导的领导，被领导的被领导着”。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各个部分相互干涉，应当安排好自己的事情，首先做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而非正义则是三部分之间争斗不和，相互干涉。当个人以理性严格控制欲望、约束激情时，则能使整个心灵平和安宁，从而成为自己的主人，反之则为奴隶。在这种意义上讲，个人正义实为个人自主，即做到自我节制、自我主宰。正义对城邦而言，就是能让各个等级的人最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即“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因此，人们应该各安其分、各司其职，这样，“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涉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城邦正义要求治国者凭明智把国治好，卫国者凭借勇敢将疆土保卫好，生产者凭借节制将劳动搞好，这三个阶层互不干涉，更不能相互介入。柏拉图的城邦正义观既有合理之处（有助于社会分工合作，维持社会稳定），又有不合理之处（它剥夺了某些阶层的人从事其他职业的权利）。

柏拉图认为，正义必将带来幸福，不义必将导致不幸。柏拉图强调，正义的人是幸福的，最正义的人是最幸福的，不义的人是不幸的，而最不义的人是最不幸的，他以赛跑作类比阐发了这一观点。狡猾而不正义的人很像那种在前一半跑道上跑得很快，但在后一半就不行了的赛跑运动员。而正义者则是能跑到终点并能拿到奖品夺得花冠得人。正义者在活着的时候从神和人那里得到奖品、薪俸和馈赠以及正义本身赐予的福利，而死后也能得到奖赏。而不义者死后得到的则是惩罚。柏拉图指出，人死后灵魂来到天地交际处，等在那的神将正义者与不义者分别贴上标签，指挥他们走上不同的路，正义者从右边走上天堂之路，不义者从左边走上地狱之路，善人将遭到10倍报偿，恶人将遭10倍惩罚。柏拉图的这一论证是用心良苦的，但其论据是虚妄的。最后，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结尾这样写道：“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像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那样）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旅程中。”

柏拉圖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对诸多人生观问题进行深入系统思考的人，其人生哲学思想初步形成了体系，他的人生哲学具有以下特征：人生方式论中的严格节制主义（要求理性严格控制激情和欲望）；人生理想论中的精神至上主义（追求智慧与德性，并将二者统一）；人生幸福论中的德性正义（强调幸福与德性一致，主张人们通过修养德性来获取幸福，有德的人比缺德的人幸福得多）；人生德性论中的神秘主义与贵族精英意识（少数人可以成为自我的主人）。他的有些观念可为我们借鉴，如自我主人说、贤王生活最幸福、四主德说、正义与幸福终将契合。他继承了前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的学说，又对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和后亚里士多德有重大影响，是整个西方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对后人影响很大，如自我主人说对笛卡尔、斯宾诺莎产生影响；爱智者生活最幸福影响了亚里士多德至善说中的思辨人生最幸福；四主德说为斯多亚、伊壁鸠鲁、奥古斯丁、阿奎那所继承和改造；正义与幸福终将契合说影响了康德对德福关系的思考。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方英群 程双凤

人生哲学管理研究论文 篇2：

书讯

《最好的教育是爱》

教育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如何功成名就，而是怎样成为完整的人。《最好的教育是爱》出自克里希那穆提在印度的瑞希山谷学校及瑞杰哈特学校与学生和老师们的谈话和讨论。克里希那穆提指出，正确的教育是让孩子成为完整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在善良中成长，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人、事物、想法，以及整个人生。生活就是与很多人和事彼此相连。现代社会基于竞争和知识灌输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无疑是毁灭性的。

《教育与人生：人生哲学视域下的健康人生教育》

剖析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必须首先站在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刨根问底，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时代使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时，民众对于教育的信仰就取决于教育本身的立场。《教育与人生：人生哲学视域下的健康人生教育》以人生哲学为视阈，探寻教育的人生哲学立场，可贵而敏感地发现了当前教育转型中这一关键前提，提出了“健康人生教育”这一教育理念，为教育困境的化解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

《托起明天的教育：青年教师成长之道》

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帮助青年教师理清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方法和策略，引导青年教师朝着优秀教师乃至卓越教师迈进。第二部分帮助青年教师走进教育理论、理解教育理论、运用教育理论、继承和发展教育理论；分析、界定、阐述作为学科教师必须具备的学科思想、方法、能力。第三部分帮助青年教师将上述的理论、思想和方法，科学有效地应用到教学、教研和教育管理之中，出色地胜任教师角色，作出贡献的同时发展自我。

《辅导员价值论》

本书分析了辅导员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与素质，并从辅导员是学生成才路上的引路人、辅导员是学生日常生活的良师益友、辅导员是学校教与学的桥梁和纽带、辅导员是学校党政干部队伍的后备军、辅导员是学生的职业规劃师、辅导员是学生的心理辅导师、辅导员是学生的就业指导师、辅导员是学生的创业咨询师等八个方面，分述了辅导员如何按照角色要求，做好自身定位和发展，并开展好相应的工作，最后提出了辅导员工作评价的方法与指标体系。

《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研究》

《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研究》以法学、教育学为基本学术视野，辅以公共管理和经济学分析，重点研究了学位的社会功能与结构的历史演化、制度发展的基本法理问题分析、高校的法律地位与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历史沿革的法理评述、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证视野下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制度体系建设等问题。本书可为高等教育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人生哲学管理研究论文 篇3：

“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首倡者解思忠

如果要用四个字来评价解思忠，我认为“志存高远”最适合。近20年来，他结合从事教科文卫研究的本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矢志于国民素质问题的研究与实践，成就斐然，并首次提出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评价解思忠，我认为“彻悟”最适合。他是一位隐者，静思读古，安于清寂，借创立的“人生篆书”浓缩对人生的思考，得到启功“得其髓”，以及季羡林“正合吾意”、“学者书法之典范”之评价。

“志存高远”与“彻悟”，恰巧也是解思忠经常题赠友人共勉的两句用词。身材高大，平易近人，一如解思忠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处世哲学底蕴。如果你有机会与他在一起，同样会很快被他特有的魅力所感染、打动……

首次提出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

解思忠毕业于同济大学，曾长期从事建筑施工管理，担任过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工程技术监督；上世纪80年代在建设部工作；1990年进入中南海，曾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教科文卫组组长、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1998年至今先后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等副部长级职务。业余曾从事文学创作，出版过4部长篇文学作品，有中篇纪实文学、散文获奖，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到国务院工作后，又转向国民素质研究，迄今已出版10部专著。

长期以来，解思忠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应该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2008年初，他当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便着手撰写并提交了《关于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的提案》；全文虽然只有1500字，却浓缩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长期思考——

提案首先指出：人类在进入21世纪之前，对未来的许多问题都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唯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没有国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提高国民素质不仅是国际竞争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人类社会发展最终目标的需要。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对国民素质的认识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我国国民素质提高的步伐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但无庸讳言，我国的国民素质无论是从我国已确立的现代化进程的要求来看，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正如《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0日社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所指出的：“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

提案又指出：迄今为止，在我国的法律、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中已做出明确表述的基本国策有：“计划生育”；“男女平等”；“保护环境”；“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节约资源”，“对外开放”。其实，上述几项基本国策能否真正得到落实，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状况，如果国民不具备相应的意识和自觉性，这些基本国策都不可能真正得到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国民素质更应该成为基本国策，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国策”。基于上述理由，建议首先在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中能做出明确表述，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进而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做出决议，或制定《国民素质法》，以保证贯彻实施。

提案还对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提出以下六点建议：1)实行优生优育，遏制低素质人口的出生，防止可能出现的“逆淘汰”现象；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改革教学、考试的内容与方法，实施全面素质教育；3)加强家庭教育，对家长普及素质教育常识；4)健全社会教育，营造提高国民素质的良好环境；5)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素质教育都要将传统文化作为重要内容；6)组织人事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制定，都要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在看这个提案的过程中，我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14日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的场景。座谈会前，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代表们中间，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在热烈的掌声中，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长远看是青年素质的竞争。”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刻，对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提出了殷切期望，也给全国亿万团员青年和广大团干部以巨大鼓舞与激励。

看过解思忠的这个提案后，我在赞同之余当时对他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现有的各项基本国策都是由国家某一个部门提出的，现在由你个人提出，能否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或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并肯定呢?他满怀信心地回答：“会的!”结果正如他所料——发稿前，我接到解思忠的电话，他欣喜地告诉我：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已于8月14日对他的提案给予篇幅与提案相当的书面答复，对提案内容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次会议促使他开始思考国民素质问题

1990年解思忠调入国务院工作不久，在一次全国扫盲工作会议上得知：我国上世纪80年代，每年平均约有400万名中小学学生失学，其中约有30％-40％是因家庭贫困而付不起每年几十元的书杂费；为了救助失学儿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在实施一项“希望工程”。

当时，解思忠的心情异常沉重。作为一名作家，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促使他拿起笔来，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希望之光》。作品在1991年1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刚一发表，就在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并最早引发了全社会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该报曾先后以《篇篇飞鸿伴随颗颗爱心——报告文学<希望之光>引起强烈反响》、《留学生情系“希望工程”》为题，对境内外捐款热潮作了报道。他自己也将这篇作品的全部稿酬通过“希望工程”，捐赠给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1991年3月30日向他颁发的《证书》中写道：“解思忠同志以自己的笔，积极宣传希望工程，并将撰写报告文学《希望之光》的全部稿酬捐赠给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体现了一个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失学孩子的一片爱心。特发此證，以资纪念”。

创作这部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在解思忠的文学创作中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却最早引发了他对国民素质的思考。他在《希望之光》中写道：“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正由争夺军事优势逐步转向争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科技力量的优势。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便开始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结合自己本职工作所从事的教科文卫管理、研究实践，将其作为学术研究与写作的主攻方向。

鉴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反映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民谣大量出现，解思忠便从民风人手，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专著《盛世危言——民风求疵录》。此书在广泛搜集并遴选当代

民谣的基础上，将民风中卑俗萎靡者概括为“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个字，每字独立成篇，通过披露典型事例和社会调查结果，并辅之以议论，旨在振聋发聩，醒世警顽。

境内外一致叫好的“国民素质三部曲”

鉴于形成上述种种卑俗萎靡民风的直接原因，乃是国民素质不高所致，解思忠很快便将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深入到了国民素质层面，于是就有了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此书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8个方面对国民素质进行了考察，归纳出24种缺陷，并在剖析社会调查结果和典型事例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人的素质要求。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评为1996-1997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在作品研讨会上有关专家一致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采斐然、具有较强可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一部鞭辟入里、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人文学术著作”；“是我国首部从人的素质理论出发，对国民素质进行考察的专著”。此书出版后，香港三联书店也出版了繁体中文版；境外许多媒体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谈及“丑陋的中国人”，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已故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解思忠对我讲述了他们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一一解思忠虽然认同《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许多观点，却在《国民素质忧思录》一書前言的开头写道：“我们一一中国人，并不丑陋”。柏杨先生看过《国民素质忧思录》书后，便通过香港一位友人与解思忠取得联系，并于1999年2月2日致函解思忠，表示对他的观点“赞成膜拜”。此后，两人书信往来，并互赠著作，结下文字情谊·遗憾的是，虽然彼此都向对方发出邀请，但直到柏杨先生去世都一直未能见面。

《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取得成功后，解思忠并不认为已经大功告成，而是继续追问：导致国民素质种种缺陷的根源是什么?其实，他在书中已从教育上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并指出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是，还应该有自身的深层原因，这种自身的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国民素质的核心——观念，于是，他便从作为观念载体的俗语民谚入手，在观念层面追溯了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并完成了(《观念枷锁》一书。

此书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与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同时出版后，也和上一本书一样，立即在境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书中将国民头脑中陈旧、错误的观念归纳为36种，围绕每种观念，剖析事例，论述危害，追根溯源，旨在促使国民自省，变革观念。

《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出版后，解思忠不断地收到境内外读者的来信，许多读者都希望他能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他自己也言犹未尽，觉得在国民素质的研究上有破，也得有立；于是，就有了2000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一书。此书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分8个方面、50个子项，并对每项素质作了通俗简要的阐述，形成了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关于素质的内涵界定与分类方法。

至此，解思忠历时三年、累计60万字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已告完成。后来，解思忠又相继出版了《素质与命运》、《国民素质演讲录》等共计10部国民素质专著，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等多篇论文。近年来，他还经常应邀就国民素质的相关问题到各地作演讲，受到广泛好评。

解思忠自1998年担任副部长级职务后，仍然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在“做官”与“做学问”之间艰难地走着钢丝。他说：“我也应该像企业一样，使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值’。”面对“如何处理做官和做学问关系”的提问，他如是坦陈：“我不赞成一种观点，即做官与做学问水火不相容，处理得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专门造就一批没有学问的官员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首先应该是官员。我们不能苛求各级官员都成为学者，但却完全有理由要求官员的素质应该大大高于一般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的质量，如果能在自己工作的领域里有学问上的建树，那就更好了。”

用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提升国民素质

对于提高国民素质，解思忠曾寄厚望于社会，但后来发现，对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来说，主要还是依靠自己——只要大家都能自觉地独善其身，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必然会大大提高。

那么，如何才能增强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呢?解思忠认为，不能光是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强调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激发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欲望，启迪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智慧。鉴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既可激发国民实现圆满人生之愿望，又可启迪国民实现圆满人生之智慧，故解思忠便将研究方向又拓展到人生，并与研习已久的小篆书法相结合，创立了“人生篆书”，即用小篆书写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格言。

当问及为什么要采用小篆这种古远的书法形式时，解思忠说：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发源辉煌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而篆书亦诞生于这一时期，故用小篆书写中国古代格言不仅具有久远典雅之韵味，还能使内容与形式更趋和谐完美，而且，自己对小篆的兴趣也由来已久，“文化大革命”中曾躲在一个角落里研习中国书画，至今还保留着1967年用小篆书写的“箫笛曲选”四字。其实，解思忠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早在中学时代，他对古代典籍就很感兴趣。“文化大革命”中搞“斗批改”时，常将一些“糟粕”油印后供大家批判。有一次，他偶尔得到三本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格言联集古》、《中国格言录》和《西洋格言录》，便如获至宝，特意买来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偷偷摘抄完这三本书，至今还保留着——可以说，解思忠的“人生篆书”即发轫于此。

为了使自己的人生篆书能全面反映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从2003年开始，解思忠历时数年，潜心研读儒佛道典籍，辑录、编撰了100句人生格言，每句少则两字，多不过20余字，力求都能反映传统人生哲学的一个方面，整体上可以涵盖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按哲理、修身、待人、治学、处事、管理分类后，分别撰写出一篇600多字的感悟文章，并用小篆书写成对联、中堂、横披和斗方等形式，于2006年以《人生篆书——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精髓》为名出版。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展示书法成就的作品集，更重要的乃是一部浓缩人生感悟的智慧书，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主要不是用于“如何写字”，而是用于“写什么内容”。

解思忠虽然年届六旬，工作依然紧张繁忙，今年当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在负责监管中央企业的本职工作之外，又增加了参政议政的责任义务；但他业余时间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几十年如一日，以读、写为主，所不同的是以前的“写”主要是写作，而现在的“写”则主要是写字——他要把自己对人生的认知与体悟，不断倾注于人生篆书之中，并以“人书俱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随着步入老年后世事洞明，心态平和，努力使自己的书作在融会贯通之际，无心自达，臻于化境。

文字编辑　余玮

作者：伉　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