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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管理哲学论文范文
谢尔登的管理哲学研究
摘要：对企业的工业活动进行一定的审视，是谢尔登从哲学角度提出的，该理论较为系统化，他指出就工业管理而论，是具有人性还有社会性质的，也就是所谓的双重性。在谢尔登管理哲学理论中，其思想的核心是工业管理的双重性。以人为本是谢尔登在其工业管理理念中提出的工业管理的本质所在。该哲学思想对于管理学界的伦理维度的研究先河，对谢尔登的管理哲学研究，是对我国当代的工业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谢尔登;管理哲学;研究;意义
谢尔登最为著名的工业管理著作就是《管理哲学》，该著作是在1924年完成的，谢尔登在其中表明了自己对工业管理的理念，他表示自己在文章中提出了全新的工业管理思想，这是给现代化的工业管理一种新的启迪。谢尔登指出，就工业的管理而论，管理自身并不是科学，但是却有一定的科学性质，应该注重从整体上对管理进行把握，而工厂并非只是及其，工厂更加是工人群体性聚集的复合群体，主要责任是为共同体而提供服务的。工厂中的工人不应该局限地认为是独立的个体，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是依附于社会团体的公民。总而言之，谢尔登的管理哲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哲学，该哲学主要针对的就是工业管理方面，谢尔登管理哲学思想的提出对于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一、谢尔登管理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20世纪初，在众多的管理学思想中最为热捧的就数泰勒提出的全新管理理念。该种理念主张要实现社会的整体富裕程度，在根本手段的采用上要注重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在当时的工业管理中，众多的管理人员对工业进行管理的理念都不同程度受到该种思想理念的深刻影响。基于此，工业管理从传统的管理理念中解脱出来，开始注重工人工作的协调性和实际的工作时间，对这两方面的深入研究，延伸出了对工人精细化工作的科学管理，继而工作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着眼该种所谓的科学管理理念，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对于物质价值的狂热追求无形中疏忽了对人文需求的考量。针对泰勒工业管理理念的问题，谢尔登提出了全新的工业管理理念，谢尔登认为工人是公民，并非只是简单的劳动者，共同体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清晰可见，工业就应该诶认为是共同体生活的根本方面，不是偶然。谢尔登的工业管理理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被人们熟知和接受。
二、谢尔登管理哲学思想的内容
谢尔登在其管理哲学思想中指出，工业管理实质上是人性的艺术体现，而科学则是补充内容。对工业进行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造福社会，对人性的需求不断的给予满足。谢尔登管理哲学思想主要涵盖以下几个具体内容：
(一)工业管理的社会性质
在谢尔登管理哲学思想中，工业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工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管理，也是具有的鲜明的社会性质的。他表示，工业的进步和发展需要工业和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努力，这就要在解决工业的混乱问题上下工夫。谢尔登强调，工业管理是对共同体进行服务的，人们需要对工业产品进行价值大小的合理评价，这并不是对工业本身，也不是对于管理的一概而论。工业管理在工业生产中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工业管理就需要根据这种存在的责任进行工业生产。在生产中，唯有进行管理、经营及一定的沟通等，才能从成本投入方面降低对工业生产的投入，这也是不断满足共同体需求的合理选择，在进行工业管理中无论采取哪种手段，都要以共同体能够承担得起为原则，共同体的最终利益才是工业管理要实现的最终目的所在。
(二)谢尔登工业管理思想的人性化
在谢尔登工业管理思想理论中，工业是指一种复杂的存在形式，是人们共同合作的形成体，作为工业而言是具有一定的人性性质的，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工业的生产效率。在整个工业中，工业并不是以技术和机器作为工业过程中的结合体，真正的工业是人们的共同结合。就工业本身而言，要创造一定的工业价值，并不是依靠机器结合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在工业中人们的共同合作来完成工业的成绩提高，从而实现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在进行工业生产中，对工业的本质和重点没有足够的认识，就无法进行工业的效率性生产，工业的发展也必然受到一定的阻碍和影响。所以说，在进行有序和目标化的工业生产中，要对工业生产进行有人性的规划。在谢尔登的工业哲学思想中，人们在工业生产中要进行有效的工作，就需要放松身心，这就需要有适当和合理的生产环境，因此，谢尔登强调在工业中要有舒适的环境，而紧张和疲劳性质的工业生产氛围，对于生产水平的提高而言是有影响的，物质生活并非社会共同体的关键生活追求，人性化才是最终要实现的好的生活理念。
三、谢尔登管理哲学思想的重要意义
谢尔登使社会的发展打破科学管理的现有桎梏，开创了管理哲学。科学管理仅着眼于选拔工人，用过分严格的制度使工人作业标准化，这是变相将人工具化。长此以往将会引发诸多矛盾，进而打擊生产力。唯有从人的角度，将伦理与管理结合并付诸实践。谢尔登管理哲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历史的选择，为工业的管理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深刻的认识;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能够进一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提供了深刻且全面的理论启示。
当前的工业管理理念研究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谢尔登管理哲学思想的影响，在谢尔登管理哲学思想的引导下，各种对工业管理哲学的研究无论研究的角度如何，但是都开始着重了对于工业管理当中对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在谢尔登哲学思想理论研究中指出，无论工业发展到何种程度，其应该关注的重点都应该是工业中人的彼此良好沟通性。现代工业管理的各路研究人员都表示，对于工业管理的研究最初的研究对象都应该是组织。对于现代的工业管理的最大贡献者依然是谢尔登的管理哲学思想，谢尔登对工业管理本质内涵的探讨是从哲学角度出发的，进而引出了对于工业发展至关重要的管理的原则性。管理的伦理维度及管理维度彼此间的关系，是谢尔登管理哲学思想的主脉路，在谢尔登的管理哲学思想中对科学性的工业管理进行深入研究，着眼于对社会人性的关注度，这些理论的提出，对于研究管哲学的后来学者都是一种启示，同时，对工业的发展也是一种促进。
现今全球经济发展大步迈向一体化，各国间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又相互影响。企业不能再仅追求物质利益，更应承担起它的社会责任，为缓解各方利益矛盾的冲突尽一份力，为国际社会、国际经济的发展描绘出更壮观的蓝图。企业在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将受益于此，获得迅速的发展壮大。管理者必须能够充分认识到社会与企业间的关系，不断深化企业伦理管理的意识，先付出，后发展;致力于改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管理者更应自发为待业工人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以人的发展为前提，以道德为衡量标准，给予工人优质的福利，明确社会、企业、工人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过程中不能舍弃的共生体。
在运用管理哲学的实践过程中，企业应严格遵守“利他”与“不伤害”这两大核心原则。利他原则要求管理者应先着眼于成员的发展，充分考虑怎样才能使每位成员实现自身发展最优;从社会角度来看，企业不再一味追求物质利益，而是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发展建设，不仅能够树立起有口皆碑的品牌形象，还能保障企业的长久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稳定，取之于自然，同时也回馈自然。而不伤害原则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简单来说就是當企业从自然生态中获取发展资源的同时能够不滥用、不过度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平衡。
总而言之，谢尔登的管理哲学不管是对国外工业发展，还是对于我国的工业进程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价值。在管理哲学研究当中，谢尔登堪称第一人，其思想对当前的企业管理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管理实践性。在进行企业管理中，管理人员积极的践行谢尔登哲学管理思想中的“服务于共同体”的理论。在谢尔登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以往存在于企业中的只注重对企业效益的追求，而不顾及生产者生命及安全等的不良行为得到了有效规避，违背正常和合理化企业发展的不良行为也在不断减少。各个企业开始注重对企业环境的改善，对人性的关注，不断改进和完善自身的企业发展状况，这些优良的管理理念的养成都是受到谢尔登哲学管理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对于企业发展有着无法言喻的积极推动作用和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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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作者：苏嘉雨
第二篇：管理哲学何以生成
摘 要：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思想体系，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之中，演变出了不同的内涵。而管理哲学作为管理在哲学层面的认识以及哲学在实践层面的运用的综合性研究范式，其不仅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理论之中，同时也蕴含在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一方面，管理理论的构建离不开对于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的反思;尤其是处在文化价值多元的社会环境之中，传统的管理理论正在丧失其普遍适用性;而反思作为哲学认识事物的方式之一，应和管理理论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哲学发展的“实践转向”则可以管理实践作为载体，通过与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有机融合，从而实现哲学在实践层面上的“落地”。
关键词：管理哲学;西方哲学史;管理思想史
哲学运思于哲学史之中，管理思想同样也蕴含在管理思想的演变过程之中。因此对于管理哲学思想生成过程的追寻，既需要深入于哲学思想之中，同样也不能离开对于管理思想的回溯。一方面，对于哲学史的历时性梳理，能够明晰哲学研究范式及其思想演进的逻辑关系，从而使管理哲学作为哲学的研究路径之一，获得相应的理论支撑;同时，对于管理思想的历时性梳理，则可以清楚地认识管理理论的演变及其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从而能够全面且深入地理解管理学的本质及其价值目标。
一、西方哲学发展的演变
一方面，我们可以按照哲学史发展的历史脉络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而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哲学意识形态又可以将哲学划分为“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经院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通过对于哲学研究范式和内容的区分，将哲学的研究分为不同的思想流派和体系，如“实用主义学派”“分析主义学派”等等。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境况之下，哲学思维的方式和哲学研究的范式都有其特殊性，通过对于哲学史的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分析，我们可以相对完整地理解哲学自身延续和演变的历程。而这样的一种演变过程是批判性继承与发展的生成性的过程。而管理哲学作为哲学研究范式以及哲学实践转向的延伸路径之一，应该也必须构建这样一种生成性的认知过程，从而更加全面和真实地认识管理主客体的生成及其二者关系的发展。因此，本文以西方哲学史的历时性发展脉络为基础并结合不同发展阶段哲学思维方式和其研究范式的分析，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梳理出西方哲学发展的三次转向，以论证其理论生成和发展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一)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向可以归结为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从历时性的维度可以大致归结为从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是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化，即由一种探寻一般存在(终极性的存在)和事物本质(终极性的价值)的哲学研究范式向一种探寻思维和存在之间关系的哲学研究范式的演变。古代哲学(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主要是从自然和客观存在的视角出发，对于世界本源和本质的追寻，从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根据现实存在的自然现象，去探寻其根本的原因及其生成规律。从西方哲学史的宏观视角来看，古代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对于世界客观存在的探寻，但是其忽略了或者说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思维”和“存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则试图以确定性的精神为基础、以辩证法作为论证工具构建哲学体系，从而实现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而对于思维和存在及其关系认知的变化以及以反思(对思维的反思)作为认知工具的近代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其在古代哲学对于客观世界和本源的统一性(终极性)认识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于思想的客观性认识，从而实现本体论与认识论在思维与存在关系认知上的统一。而在社会实践中，由于个体的主体意识或者说是自我意识随着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在近代哲学阶段的发展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也为后来的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即向“哲学的语言转向”奠定了基础。
(二)哲学的“语言”转向
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轉向是由近代哲学研究范式向现代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化，被称之为“哲学的语言”转向或是“哲学的实践”转向。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的“哲学的实践”的转向，以人的现实存在的方式为基础去解决有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或者可以说是人本主义思潮，打破了之前主客二元论的哲学研究范式，而强调从人的意向活动出发来探寻人的存在。以弗格森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思潮即“哲学的语言”转向，主张对于日常语言的表达方式进行分析，寄希望于通过对于概念表达的研究而实现对于概念意义的理解。结构主义及其之后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现代哲学理论发展的脉络。由于结构主义不能称之为一个统一的流派，而是各流派综合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其没有构建出与之相应的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明确的研究范式。借助于其他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语言结构、系统模型等)，寄希望于通过“语言”存在的客观性取代人存在的主体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哲学是对于近代哲学尤其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的“固有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的解构，以及对于理性主义和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批判。由于这一时期的哲学在解构之后，未能形成相应的哲学理论体系，对于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势。
(三)哲学的“政治”转向
西方哲学的第三次转向是由“语言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向。罗蒂教授在分析了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认为哲学的研究领域将会和政治领域、公共领域等实践领域相融合，他认为语言和思想的正确性与否不是关注的重点，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将其运用到实践生活之中。他认为哲学的第三次转向是向“政治领域”的转向。虽然其论述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立场，但是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在经历了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解构之后，如何能够建立一种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同时又保持哲学抽象性的“新型”形而上学体系;以及如何能够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之中，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之间，从而实现形而上的哲学理念与实践活动统一的问题，已成为当代哲学不可忽视的也不能忽视的研究问题之一。由于多元主义思潮和价值中立理念的盛行，我们很难去得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研究范式，或是将不同的哲学流派融合统一。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政治矛盾以及对于利益的追求而引发的冲突亦是不可避免。这时，哲学究其本初对于智慧的追求，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对于行为“反思”的需要以及对于追溯问题本源的需要。由于这种需要的产生，个体能够在反思其行为及其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之后再付诸实践活动。
二、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变
当我们沿着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时，不管是管理理论抑或是管理实践，其虽然受时空性的制约，在实践过程中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由此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了不同的管理思想。虽然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发展状态中，受制于相应的技术、制度和对人自身的理解程度的不同，而在理论研究的范式和管理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出差异性。但是管理在实现个人和组织目标以及对于满足人类需求的根本目标上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本文通过对于管理理论研究的指向，将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三次转向，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更加清晰地梳理出特定时空下管理哲学的存在样态。
(一)管理的科学化转向
管理思想的第一次转向是管理的科学化转向，也可以称之为管理的规范化转向。管理的科学化转向按其作用领域可以分为管理实践的科学化和管理研究范式的科学化。由于管理是一种基于对效率的有效性的追求而展开的活动，当处于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社会管理活动不能与相应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那么主体(包含社会和个体)对于一种更有效的社会管理的需要，必然会促使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围绕着效率从而生成一种有效的(具有相应的时效性和公共性)管理活动和规范的社会秩序。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打破了封建皇权和教权的统治，改变了管理活动所存在的外部环境(社会秩序)。同时，由于对于理性和个体主体性认识的觉醒，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主体对于管理活动的认识和运用。管理活动也因此而摆脱了命令与执行的单一统治模式。而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而引发的社会秩序的重构，不仅使管理实践规范化与高效化，同时还使得管理理论多样化与体系化。在这种社会背景条件之下，由于社会组织对于规模经济和生产效率的追求使得管理活动成为生产的第四要素，管理活动逐渐体系化、科学化并建立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但是由于当时以科学管理理论以及组织官僚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规范化的管理活动以及生产效率的追求，管理实践忽视了效率的有效性内涵，而直接和物质利益和生产活动相等同;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高度统一使其丧失了管理哲学视域下的反思与批判。社会中资本家为了占有规模经济的红利，对于剩余资本和生产效率的极端追求，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市场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新的劳工关系也应运而生。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的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确实促使了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发展，满足了人们对于效率的需要;而此时管理作为一门保证生产效率的科学却以“科学”的名义，深陷于追求物质利益和生产效率的“卡夫丁峡谷”。
(二)管理的“人-群”关系转向
“人-群”关系的转向在管理思想领域可以被理解为人际关系理论。之所以从“人-群”关系的角度去阐释管理的转向，是因为“人-群”关系所体现出的认知过程，即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个体性向群体性的生成性的认知过程。而在管理领域则体现为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转向了人的本性以及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由于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市场、社会大萧条，原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市场体系和原有的科学管理理论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以个体理性和新教伦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逐渐被非理性和社会伦理所分解。个体基于理性对主体性的认识已经不能满足基于新型社会秩序(生产关系)所生成的社会认知。而基于此种情况，对人的本性和人群关系的重新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霍桑实验以及之后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社会人”假设的梅奥，虽然其原初目的是通过对于管理主体和客体的行为分析，从而实现管理和生产效率的提升;管理人性假设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的价值物化(工具性)。但是这一阶段的管理理论不再局限于对于最优的生产绩效和最规范的管理方式的研究，而是转向了对于人(抽象和具体的统一)的本性和人群关系(组织)的研究。“人-群”关系问题作为社会生产力提升而生成的新型社會秩序的体现，其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主体对于客体(社会存在)的认知理念的变化。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当物质需要不再成为组织中个体行为的主导因素时，对于生产效率的追求也不能仅仅等同于物质利益;正如麦克利兰就认为对于成就的需要也可以作为激励组织中部分个体的动因;而在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阶段在管理中对于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于人的需要和动机的解构。不能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忽视了人的主体价值，但对于个体主体价值的确立得以开始。巴纳德所提出的正式组织理论也正是基于一种协作系统，寄希望于在满足效率(个体的目标和动机)有效性的同时，实现组织的效力(群体与个体的目的与动机的有机统一)。而“人-群”关系的构建，也正是主体基于对组织(群体)的认知而实现对于个体价值的再认识。
(三)管理的多元化转向
管理思想的第三次转向是管理的多元化转向。这里所指管理的多元化，不仅是指管理理论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正如孔茨所提出的管理理论的“丛林”状态)，而是通过对于现代社会的境况和组织外部环境的动态考察(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一体化、个体主体的多样化)，分别从管理的主客体、组织的制度和管理方式等维度基于对管理本质和目的(有效地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以满足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世界和个人的需要)的追寻以及对于管理活动的反思和批判，从而赋予管理理论和实践以适应当今社会秩序的全新内涵。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则需要构建一种符合多元趋势的研究范式和内容。正如泰勒在界定科学管理本质时，将其定义为一场伟大的心理革命，而这场心理革命所关注的重点是建立在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多元化视角下的管理亦应以社会整体为基础，对管理活动进行多维度的反思。亦如谢尔登的管理哲学研究视角，其将管理活动所追求的效率赋予了道德标准和社会正义的伦理内涵;而霍金森则通过社会组织中的价值取向分析了社会道德规范在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和管理活动中的作用。而科克比则提出了以彻底规范性的现象学研究范式来研究管理，其对于管理的理性主义的解构，使得多元文化价值体系下的管理思想重新焕发了活力。因此，管理思想的多元化，必须立足于社会多元价值的基础之上，并以动态、发展的视角，通过哲学的反思而实现管理有效性与社会秩序规范性的内在统一。
三、管理哲学生成的必要性
一方面，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分析。管理哲学的产生是基于哲学“实践转向”的进一步延伸。不同于政治哲学，管理哲学从与社会实践关系更加紧密的管理活动角度出发，其研究范围不仅包括社会中的个体、组织，还包括与之相应的制度、经济、文化、价值等因素。而哲学作为一种特有的认知世界的方式，通过与管理的结合能够充分发挥其思辨性的特点，在完善管理认知完备性的同时，也可以赋予其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内涵。
另一方面，从西方管理思想史的角度分析。管理哲学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存在于管理活动发展的各个阶段。不管是科学管理阶段抑或是人际关系管理阶段，管理哲学都体现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下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活动中;而其对于效率有效性和社会秩序规范性的追求，是其生成的内在逻辑。管理哲学作为一种管理学研究范式，则是在动态性与生成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价值观的作用下，对于管理本质和根本目标的追寻，并与社会秩序的时效性相结合，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利用，从而实现管理主客体需要的满足。
本文通过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三次转向”以及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的梳理，从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管理思想史的双重角度，对于管理哲学在现代社会复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从思想史演变的路径分析，管理哲学作为一种反思管理主客体存在关系的理论研究范式，不管是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抑或是从管理思想的角度，都可以证明其生成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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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子臣
第三篇：“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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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于2007年4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皇苑大酒店举行。本次会议是自1985年苏州大学召开首次全国管理哲学研讨会以后，我国哲学界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管理哲学学术会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夏威夷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约40所高校、科研单位、公司企业等近6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彭永捷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哲学院院长冯俊教授作了“大力开创管理哲学研究新局面”的重要讲话。会议就管理哲学这一新兴学科展开了全面的讨论。
一、管理哲学的问题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刘敬鲁教授，从社会历史哲学的角度对管理哲学研究的领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会生活是一个整体，管理是社会整体及其构成领域得以运转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同时，管理只是社会生活整体的一个纬度，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变量，在一般情况下，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不是根本性的；管理哲学作为对管理所关涉的终极问题的探讨，其问题领域包括由社会整体的一般历史规定与管理的特殊发展阶段的统一所规定的各个方面。
苏州大学李兰芬教授就管理哲学的学科属性及其问题领域进行了论述。她认为当前学界对管理哲学的四种理解虽皆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都没能揭示本学科本质属性的不足和局限性，为此，她提出管理哲学是根据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反思人类管理实践思想而形成的哲学理论。她还指出，管理哲学是关于管理学的哲学研究，管理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它既是研究一般问题的学科，也是研究特殊问题的学科。
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认为，近代以来的哲学与科学就一直存在着相互分离趋势，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很好解决，所以就出现了哲学反思乏力、创新乏力的困境，同时科学的发展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为此，他提出通过哲学与科学的结合来开创出在中、西、马之外的新型哲学，因此，对“管理哲学”的探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复旦大学袁闯教授则从管理文明的角度对管理哲学进行了探索，指出管理系统的基本价值追求，包括对管理系统的稳定和发展的追求决定了对管理的文明要求。他认为：管理的文明其实是管理系统伦理建设的基础；管理的文明也可能推迟变化的步伐，但却保证了发展的成果；在不同的管理层次上，文明程度都体现了思维意向。从这一意义上说，管理的文明是管理哲学的又一视点。
河南科技大学闫秀敏老师，对管理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思路进行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评述，近年来，管理哲学的研究存在着三种思路：“管理—哲学”、“哲学—管理”、“管理与哲学交叉”。由此，她认为，对管理哲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汇总、归类和分析，获取对管理哲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是促使管理哲学走向学科独立并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管理实践哲学
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提出了能本管理的概念。他认为“人”和“物”分别概括了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而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是哲学首要研究的对象。由此，从哲学角度研究管理的客体，首先关注的是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也可称为“物本管理”和“人本管理”。韩教授认为在当代中国实行人本管理的过程中，应反映时代发展的总趋势，并结合中国的实际，首先实行“能力管理”。
中央党校毛卫平教授从管理和执政的关系，探索管理实践的哲学反思。他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方面论述了管理与执政的关系，即管理是执政的必要基础；管理的薄弱和失当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政权的倾覆；加强社会管理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从文化管理的理论诉求来探讨文化与管理实践的关系。他提出，管理的本质就在于管人，就是通过协调其他人的活动来促进组织的和谐运转。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组织管理理念经历了经验管理阶段、制度管理阶段和文化管理三个阶段。当前文化管理所体现的人文价值已覆盖了人的心理与生理、现实与历史，把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全面显示出来，因此意义十分重要。
南开大学齐善鸿教授认为，现代社会急剧变化以及管理哲学自身所遇到的困境，对传统的管理范式提出了挑战。他从管理哲学的高度，以人的主体性为切入点，在反思传统管理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性管理新范式构建的理论框架：人的主体性是管理新范式的理论硬核，“管理主客体的和谐统一”是目标，“自我管理”是落脚点，“心智模式”是关键，由“控制”走向“合作”是管理实践职能创新的关键环节。
三、中外管理哲学思想
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的发言，重在揭示儒家管理哲学对当代世界的价值。他通过分析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阐述了儒家文化給我们管理哲学带来的启示。他认为儒家管理哲学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义为重、以和为贵、以中为用等基本内容，对塑造中国企业文化、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对当代中国的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龙静云教授，反驳了人们对古典科学管理理论中关于“经济人”的“人性预设”的批评，从历史来看，“经济人”的人性预设是推动管理进步的重要因素。在当前，我国社会中的经济人假设对于推进我国管理的现代化和规范化，对于企事业管理、公共管理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中国财经政法大学朱书刚教授探讨了罗伯特·欧文的管理思想，认为，欧文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是现代人本管理、和谐管理的先驱。尽管他的管理哲学和管理试验有缺失，但对当代中国在管理创新中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管理体系，无疑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李萍教授提出了界定东方与西方对管理哲学研究的意义。如认为“东方”或“西方”的划分并没有分类学意义上的确切所指，而只是言说者自身立场的相对划定，所以，只能在经过了限定的意义上使用。此外，她还试图指出东方与西方管理哲学在人性假设、管理价值观、管理思维和管理组织理论等方面的不同。
上海财经大学郝云教授从六个方面对《管子》中的管理伦理思想进行了论述，在管理原则上是功利主义的，在管理价值上强调以人为本，在管理控制手段上强调德法并重，在管理公正论方面重视“民平国安”，在管理人才论方面提出“一树百获”，在管理激励方面主张诚信赏罚。
安徽财经大学方军副教授把儒家管理智慧归纳为以下几个特色：“为政以德”的管理方式，“修己安人”的领导方式，“以和为贵”的组织方式，“义利合一”的行为方式。相对于现代西方理性的科学管理精神，儒家以开拓人文和实现人性为重点的管理智慧，对于当代的管理活动有着独特的价值。
苏州大学岳梁教授，从现代性的视域审视了泰罗管理理论在中国的“悲剧”。他说泰罗科学管理理论既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也是他管理哲学责任心驱使的结果。泰罗管理理论的本质追求是效率，因此与中国的传统思维和日常生活习惯相抵触。但是，泰罗制没有过时，泰罗制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葛荣晋教授探讨了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思想体系问题，认为这必须从理论上回答与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管理哲学，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框架和管理模式，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中国的管理哲学是“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理论框架应由人性假设、管理主体、立身行事、管理模式和管理境界五个层次构成的，构建途径应是“综合创新之路”：以我为主、会通中西、熔铸古今、自成一家。
北京大学王海明教授提出，公正与人道看似任意排列，实为一有机整体，它们构成了统治者应该如何进行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公正——特别是平等——诸原则，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人道——主要是自由——诸原则，是社会治理的最高且最完美的道德原则。
西南财经大学罗珉教授认为，在组织理论的研究中，人们常常会用形象的语言来隐喻地说明组织及其结果的本质或某类现象。组织的隐喻可以说是人类表象思维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是向概念思维阶段进化的一个关键阶段。组织及其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从本质上是由隐喻所支配的，隐喻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组织及其管理的看法和人们进行组织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和路径的选择。
北京大学陈少锋教授提出了“新中道”的管理哲学，认为管理哲学是一门应用哲学，是帮助那些管理者，在实践能力、操作方法、社会能力方面能够尽可能给他们一些指导和启发的一门学科。他所提出的“新中道”理论，就是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模糊的东西加以具体结构化，把现象的东西进行本质还原，为克服组织存在的问题而建立的新制度方面，实行管理的改善主义，能够被实践者理解和应用。
四、管理的伦理与价值
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建教授认为，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不仅关系到以诚信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而且关系到企业的使命和目标定位，从而涉及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竞争优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得到澄清。他还对我们应该从企业伦理的角度对企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作了分析与论证。
北京师范大学李晓东副教授通过分析当前全球化进程的现实图景和状况，提出了中国企业价值观建设的启示与超越，以期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实践提供参考，强调中国企业要充分重视现代新技术，中国企业要主动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国企业要通过明确的企业价值观获得持久的发展。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赵剑民老师阐发了管理价值观的含义、结构和功能。他认为，管理是以实现组织特定目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社会活动，而管理追求、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管理价值。管理价值观就是社会和人关于管理价值的稳定的观念和内心尺度，是一种关于管理价值的观念系统。这个观念系统是由管理的价值主体意识、管理的价值目标观念和管理的价值手段观念构成的，具有评价标准、调节定向、激励引导、规范整合等功能。
中国科技大学张增田教授对企业价值观也进行了阐述，他说企业文化与企业价值观密不可分。从广义的角度，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从狭义的角度，价值观则就是企业文化本身。价值观的确立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企业价值观的提炼和表达构成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环节。企业价值观的表达有三种方式：话语—文字表述、行为—规则表达和产品—服务表达。
五、管理理论的哲学反思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邓俊英教授提出，泰罗的科学管理对20世纪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科学管理理论所关注的劳资关系和谐一致、企业对社会承担责任、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培养造就第一流人才、通过科学管理提高效益节约资源等宝贵思想，应成为企业的精神财富和企业文化的灵魂。
中国人民大学彭新武副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管理理论方面存在着浅尝辄止、反思乏力、歪曲变味的现象；同时在中国管理智慧的挖掘和转化方面也存在着机械对应、简单嫁接、自我标榜等问题。为此，他提出应从管理实践需要及其基本特点出发，进行有效适用和创造，探求管理新模式，从自身文化特质出发，进行吸收、转化和创造，实现知识整合。
山西大学李安副教授认为，管理哲学的社会生存以哲学思想为工具、哲学语言为表达形式，而管理哲学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持久广泛的发展，要依靠它与中国管理实践的有效结合以及它对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管理问题的指导功能。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国管理哲学的成长途径：要用团体合作的形式建设中国管理哲学的体系，唯有如此，中国哲学才能从弱变强、从边缘走向主流。
中國劳动管理学院李海龙博士指出，管理哲学应当重视对自我管理的研究，这样可以扭转人们对自我管理的错误认识，增强管理学和管理哲学领域对个人问题的关注，为员工自我管理提供哲学依据，提高管理者的管理绩效和降低管理成本。
［责任编辑 孔 伟］
作者：坚喜斌 李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