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党委工作部门工作分析论文

摘要：笔者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简要介绍了“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工作的部署、推进情况，从基层执法力量结构、系统前期基础数据采集、后期检查结果对外公示以及结果运用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的运行现状，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对策和建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地方党委工作部门工作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地方党委工作部门工作分析论文 篇1：

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困境、原因及路径探析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重大事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三十多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得到不同程度的行使，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毋庸讳言，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与立法权、监督权、任免权的行使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还远未到位。特别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下，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工作面临的时代背景、历史机遇、职责使命等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尤其紧要，迫切需要我们以全新的思维和视角去审视和推进之。

一、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困境

在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体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最能体现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性质和特点的一项基本职权。但实际上，重大事项决定权又是行使得最不充分的一项职权，特别是与立法权、监督权、任免权相比，不仅行使的次数较少、质量不高，而且行使的动力不足、后劲乏力，甚至在个别地方该项职权长期被束之高阁，以致重大事项决定权在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四项基本职权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困境之一：重大事项虽迫切需要明确界定但实际上又难以明确界定

在诸多地方人大常委会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的若干规定中，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重大事项”进行规定：一是须经地方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事项，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的部分变更、财政预算调整和决算、环境和资源保护规划的制定和修改等；二是须由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项，如授予荣誉市民、人民好公仆等荣誉称号；三是须向地方人大常委会报告再视情况作出决定的事项，如涉及社会和谐稳定、基层民主建设等事项。与地方组织法相比，这些规定虽然对重大事项作了列举，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判定标准不明晰、难以界定的问题。比如，第三类视情况再作出决定的事项，即需要报告但不一定需要作决定。这就是一个不确定、模糊的职权规定。

实践中，由于重大事项不够明确、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客观上可能导致一些议题被临时动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定性。就“一府两院”等提出主体而言，其提请讨论决定的事项可能存在随意性，比如，对于一些符合本部门利益的重大事项，有关部门则可能快速报告并要求审议通过；对于一些不符合本部门利益的重大事项，有关部门则可能暂缓报告甚至不报告。就地方人大常委会这一决定主体而言，对于是否属于本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有时候全凭主要领导或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主观认识和个人喜好来确定。这些都使得重大事项决权的行使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从理论上讲，重大事项迫切需要明确界定，因为只有明确界定才便于操作。可事实上，重大事项又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的事物。首先，从国家或法律层面上看，迄今为止，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全国层面的专门法律或法规尚未制定，有关法律对此也仅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对如何界定、确定重大事项作出明文规定，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其次，从理论层面上看，重大事项之“重大”本身是一个描述性和相对性的词汇，因而重大事项是一个动态概念，它会因层级、地点、时间等的不同而不同，这就导致“重大事项”在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其内涵外延是不一样的、内容范畴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具有一定的难度。第三，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实践情况看，一方面由于现有体制下地方人大权力式微，党委决策权和政府行政管理权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这实际上挤压了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空间；另一方面虽然地方人大常委会大多制定了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范性文件，但这些规定对实际操作指导性并不强，甚至一些规定还存在互相矛盾甚至有违法律精神之处，致使该项职权在行使中大多不尽如人意。上述种种原因，使得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开展重大事项决定工作时陷入了既想明确界定、又难以明确界定的困境。

困境之二：议决过程虽有坚定的法治追求但又深受传统决策模式的影响

作为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有着“与生俱来”的法治基因，迫切需要地方各界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予以推进。但坦率地讲，尽管当前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认识正在不断加强，实践中就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提交或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现象日益增多，但由于长期以来旧有的地方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机制和惯性思维仍然根深蒂固，而且时不时地“侵袭”重大事项决定工作，致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往往被“晾在一边”。

一直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往往以党委决定、政府执行，或者党委、政府联合决定的方式，对本应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作出规定，致使权力机关既不能依法讨论决定有关重大事项，也难以对“一府两院”执行有关决议、决定情况实施有效监督。例如，2013年，XX市委提出建设“精致XX”战略，该战略涉及精良产业、精深文化、精美城市、精细作风建设四个方面内容。作为一个事关全市未来若干年发展的战略，本应由党委提交该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然后交由政府贯彻执行。但事实上，该战略却以市委、市政府联合行文的方式出现，并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该战略。此举不仅直接越过了该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职权，而且还置同级人大常委会于窘境：既不能依法对此进行讨论决定，也难以有效对此进行监督，更为窘迫的是還得贯彻落实这一加盖政府印章的战略。

在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中，尽管党政单独或联合行文跨过同级人大常委会直接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的现象并不普遍，但体制机制内长期积累的决策模式却深刻地影响着当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没有法律强制要求下地方党委或政府更习惯于由自己来决策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可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并践行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看待和推进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困境之三：议决机制虽有制度规范但实际运行中问题突出

如前所述，虽然宪法和法律对重大事项决定权作出相应的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大多就此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但这些规定总体上表述抽象空洞，宣言性的套话多，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少，不能真正推动这项权力的运行。突出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议题确定环节上存在不按程序报备、临时报请讨论决定等现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PPP项目。由于银行等放贷方在放贷时明确要求以地方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决议、决定作担保，否则便不予放贷。而政府为了快速上马某一项目，大多按照放贷方的要求匆匆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由于议案提请时间仓促，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本没有时间对该项目进行调研论证，只得匆匆予以通过。对于这些临时性的议案，人大常委会即使有“怨言”也要通过，否则会有不支持中心工作之嫌。

二是在调查研究阶段存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不够等问题。调研论证是人大工作的基本方式。决议、决定出台前，人大常委会有关工委都要进行调研和论证。但实际上，由于受人力物力以及知识水平等限制，这种调研往往只是“浅层面的了解”“形式大于内容”，大多对即将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的背景、意义及实施细节等缺乏足够的了解，甚至一些决议、决定根本没有时间开展调研，更遑论充分论证。

三是在行使重大决策权时还存在操作不规范、职权被利用等问题。比如，有些事项并不属于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但由于在推行过程中困难较多，或者各方意见不同，党委和政府主动提交同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城市改造过程中的拆迁与开发工作。该项工作根据职责划分应属政府工作，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推进困难，政府便把这一难啃的“骨头”交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然后以落实人大决定之名予以推进。

四是在监督执行阶段存在对“一府两院”执行、落实常委会决议、决定缺少长效督查机制。不少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往往是“头重脚轻”“虎头蛇尾”，决议决定启动前“声势浩大”“动作较多”，而决议决定通过后则鲜少过问，特别是对决议决定能不能落实、落实得怎么样缺少必要的问效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法律规定的一些刚性监督手段鲜有启动。

困境之四：议决结果虽数量不少但质量普遍不高

当前，地方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虽然总数不少，但质量普遍都不高。首先，就提出的主体看，由政府提请作出的决议决定居多，地方人大常委会主动作出的决议决定偏少，很多人大代表和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都没能进入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内容范畴。其次，就决定的内容看，多数决议决定程序性、号召性的内容多，实质性、可操作性强的内容少，决定内容空洞，缺乏应有的内容标准和规范性条款，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再次，就决定的科学性看，大部分决议决定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不仅问题没有摸清摸透、原因没有找对找准，而且制定的举措科学性不够强，事实上落地后也很难规范和引领某一方面的工作。

二、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未能有效行使的原因

（一）长期以来决策模式的惯性制约。在地方重大事务决策体系中，党委决定、政府执行或者党委、政府联合决定是最主要的决策模式。在这种决策模式下，一些原本应由地方人大常委会议决的重大事项，在实际运行中往往被地方党委单独或联合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走了”。这种以党委单独或联合行政机关代行权力机关职能的决策模式，既是在长期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是法治建设步伐滞后的现实反映。当然，这是以地方人大常委会法定职权被侵蚀为代价的，并且迄今或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正是由于这种决策模式的长期影响，社会上普遍只知人大机关是监督机关，却不知人大机关其实质是权力机关。因而，一部分人认为，重大事項由党委或政府作出就可以了，人大无需作决定，即使作了决议决定其实际意义也不大，因而视人大权力为“橡皮图章”。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地方重大事务大多由地方党委常委会先行决定，或者召开党政联席会对重大事项共同确定后，再由党委提交或由政府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此时的“决定”权已经演变为“通过决定”权。上述看法实际上弱化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总而言之，在这一决策模式下，地方人大常委会真正能够参与的空间有限，其相对窘迫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重大事项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如前所述，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虽以列举的方式对重大事项作出规定，但这些规定显然过于原则和笼统，操作性也不强。就地方人大常委会而言，虽然普遍制定了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但仍旧过于宽泛和原则，特别是对哪些事项应属重大事项仍难以作出相对明确的规定。在此背景下，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陷入了“有法可循、无章可依”的尴尬局面。

（三）严格规范的制度设计缺失。一项职权能否得到有效行使，关键看是否有严格规范的制度设计作支撑。重大事项决定权虽为法定职权，但缺乏完善系统的支撑制度以及有效运转的保障机制。比如，如何加强对决议决定执行情况的监督，如何确保决议决定得以长期有效地贯彻执行，如何对执行不力的部门或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如何纠正本级或下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等，这些都缺乏严格规范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在决定后的处理程序方面，相关规范缺乏具体细致的规定，而且普遍缺乏否定性后果，对违反相关规范的应对措施准备不足。虽然从法律的规定看，对不及时报告重大事项或不认真执行决议决定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可启动询问、质询甚至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监督。但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中既缺少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又缺乏这方面制度运行的社会心理，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启用这些刚性手段。

（四）自身建设跟不上形势要求。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党委陆续出台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工作和建设的文件，对地方人大常委会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然而，若单就重大事项决定工作来说，地方人大常委会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队伍建设都很难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思想认识顾虑重重。一些组成人员在思想认识上不尽统一，甚至有顾虑，他们担心重大事项讨论、决定多了，会被认为是在向党委要权、和政府争权，生怕分寸拿捏不准就会越权，与其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因而不愿意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二是队伍建设短板明显。重大事项决定工作是一项相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需要一批懂法律、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但实际上，当前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机构设置及其人员配备偏少，特别是区一级人大常委会的机构设置及其人员配备捉襟见肘，难以满足地方人大工作的实际需要。不仅如此，地方人大常委会及机关的专业人员极其匮乏，几乎没有从事重大事项决定工作的专门研究人员，在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也难觅其踪。三是开拓创新意识不强。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开展工作时，一方面过分依靠上级人大常委会的经验做法，不敢也不愿创新；另一方面其自身创新能力不强，对下指导动力又不足。因此，实际工作中开拓创新意识不强，自觉性、主动性未得到有效的激发，职权功能未得到应有的发挥。

三、优化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路径

当前，全面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和鲜明特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日益深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美丽画卷正缓缓铺开。面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日新月异的新形势、新要求，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应从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高度出发，正确认识、积极谋划、科学规范、充分有效地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努力确保该项职权与人大其他职权齐头并进。

（一）健全重大事项议决体制。在传统地方权力运行机制中，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三者职权属性模糊不清、权力运行相互交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工作。但是，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建立和运行“党委决策—人大决定—‘一府两院’执行”的议决体制已是势在必行。具体地讲，地方党委按照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原则，把要实行的重大政策或者关于重大事项的决策交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由同级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政策与人民意志融合起来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交同级“一府两院”贯彻落实。在这一体制下，地方党委是地方重大事务的组织领导者，发挥着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引领和保障着地方重大事项决定工作朝着法治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地方人大常委会是议决主体，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地方“一府两院”居于执行地位，是决议决定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

（二）完善重大事项议决保障机制。一是健全重大事项调查研究制度。调查研究是确保重大事项科学性、可行性的有效手段。在决议、决定提请会议审议前，地方人大常委会既要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又要认真听取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既要充分征求同级党委的意见，又要充分听取和了解执行机关或部门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二是建立重大事项公示听证制度。在讨论决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前，一方面要及时将重大事项的有关情况向社会公众公示，让人民群众了解即将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另一方面，应主持召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群众就相关重大事项进行公开辩论或者征集意见，及时吸纳合理、可行的意见、建议，以达到听政于民、汇聚民声的效果。三是建立决议决定备案审查制度。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作出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并备案，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依法对此进行审查。如果审查发现该决议或决定有不适当情形的，应要求下级人大常委会改正或撤销该决议或决定。四是健全决议决定跟踪督查制度。结合日常监督工作的开展，跟踪了解并随时掌握决议决定贯彻过程中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并积极反映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办理落实不力的可采取提出督查询问等刚性手段，并要求有关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办理结果，以维护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法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规范重大事项议决程序。一是规范重大事项的提出程序。一般来讲，重大事项的提出有三种方式：对于必须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项，一般以议案的形式提出；对于应当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并根据情况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一般以报告的形式提出；对于需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但不需要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可以报告或建议书的形式提出。有关部门或个人向地方人大常委会提出的重大事项应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重大事项的大致情况；重大事项的决策所依据的有關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方案及其说明。二是规范议案或报告的审议程序。议案或报告列入会议议程后，由议案提出机关或报告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联名提出议案的代表向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作有关情况的说明或者报告。说明后便进入会议审议阶段，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方式有全体会议、分组会议、联组会议等，主要是对议案或报告以及决议、决定草案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三是规范决议决定的表决程序。根据法律规定，决议、决定草案的表决，以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赞成方为通过。表决结果出来后，会议主持人应当依法认定决议、决定草案的表决结果是否达到法定票数，并当场宣布该决议、决定是否通过。四是规范决议决定的执行程序。有关部门首先要制订落实决议、决定的详细计划或方案，并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实施。同时，在规定期限内向同级地方人大常委会进行书面报告，让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了解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并为之更好地议决重大事项提供参考。

（四）加强地方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一要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目前，一些制约重大事项决定工作的错误认识或不正确的观念仍然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为此，要全面纠正错误观念，彻底消除思想上的顾虑和认识上的误区，牢固树立依法讨论、大胆决定的思想观念，主动把思想统一到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及中央的要求上来，通过补足“思想之钙”挺直腰杆大胆行权。要大力倡导担当精神，切实担负起议决本行政区域重大事项的历史重任，积极主动地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要深入开展创新教育，鼓励组成人员及机关干部深入探讨开展重大事项决定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创新开展重大事项决定工作不断提升地方人大常委会议决水平。二要高度重视队伍建设。适当吸纳一部分具有法律、经济、管理等专业背景或实践经验的专家干部进入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队伍，进一步优化组成人员的知识、年龄结构，逐步把专职组成人员比例提高到60%以上，不断提高议决者的整体素质。加强人大机关干部交流力度，努力把年富力强、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人大机关干部推荐到基层重要岗位上去，以激励更多有识之士积极投身人大工作。注重加强对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使其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理论水平，熟悉常用的法律、法规和必要的决策知识及人大业务知识，不断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工作水平。三要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比如多形式开展调查研究，多方位倾听代表和群众心声，并把一些合理的意见、建议吸纳到人大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来。进一步优化机关工作环境，使人大干部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以适应“四个全面”新常态下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现实需要。适当参与同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定期与有关部门召开重大事项决定工作分析推进会，保障重大事项决定工作始终与党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作者：方军

地方党委工作部门工作分析论文 篇2：

“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工作的现状与对策

摘要：笔者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简要介绍了“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工作的部署、推进情况，从基层执法力量结构、系统前期基础数据采集、后期检查结果对外公示以及结果运用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的运行现状，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现状;对策

在消防领域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深化消防执法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举措，是减少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的重要手段，是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能的全面创新。据统计，2020年内蒙古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双随机、一公开”系统，对商场市场、宾馆饭店、医院、学校等各类社会单位开展监督抽查3.29万次，发现和消除各类火灾隐患2.58万处，保持了全区火灾形势的持续稳定。

一、定义

“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是指直辖市、市（地区、州、盟）、县（市辖区、县级市、旗）消防救援机构在对辖区各类社会单位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依托“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系统，随机确定被检查单位，随机选派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并将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依托各类媒介及时向社会公开的创新型监管模式。这种模式下，各社会单位被抽查到的概率相同，有效破除其侥幸心理，同时减少执法单位人为左右对社会单位的抽查频次，有效避免同一单位一年多次抽查，影响单位正常经营，部分单位多年不查一次，造成失控漏管;人员选派随机组合确定，有效避免同一执法人员多次对同一单位实施检查，有效规避了“关系案”“人情案”发生，全面保证执法环境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二、“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工作现状

内蒙古自治区消防救援机构从2019年9月起，就率先启用了“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系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抽查。消防监管系统与地方政府监管系统分别部署，独立运行。由于两个系统相对独立、互不关联，消防救援机构虽然属于垂直管理性质，但作为承担地方具体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主力军，还必须服从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在完成消防监管系统抽查任务的同时，还要完成属地政府开展的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任务，造成对某些单位的重复抽查，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同时也增加了执法人员的工作量。

（二）基层执法人员严重不足。2018年11月9日，总书记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2020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消防救援队伍全面完成定岗落编，部分基层一线直接面对社会单位开展日常监督执法工作的将近三分之一消防救援大队仅编制3人，要具体实施1个旗县的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监督执法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远远无法满足日常监督执法工作需要，更无法实现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要求。虽然不少盟市、旗县通过多种渠道聘用了一些事业编制、参公编制或工勤编制的文员，但这些人由于身份的原因，无法参加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并取得执法资格，只能负责一些系统录入、档案整理等辅助性工作。

（三）单位信息库覆盖面有限。消防“双随机、一公开”系统投入使用前，单位基础数据库内现有单位数仅15.6万，均从原有的“消防监督业务信息系统”导入，除部分原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数量及信息相对准确外，非重点单位信息库远远无法覆盖社会面各级各类社会单位，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01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中公布的211.2万户各类市场主体在数量上存在较大出入，导致很大一部分社会单位未列入抽查范围，成为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法外之地”。

（四）检查结果运用效果差。在各级消防救援机构按照抽查计划完成检查后，抽查情况及处理结果仅在消防网页公示，浏览人数少、受众范围有限，形成信息孤岛，无法融入自治区企业信用监管大平台，实现共建共享共治，难以将检查结果更加广泛地向社会面进行公示。以内蒙古为例，据统计2020年10月的网页访问量为3.8万次，11月的网页访问量为3.6万次，远远无法与自治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每天20万次访问量相比。

三、工作对策和建议

针对当前“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实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对策和建议。

 （一）多方位发力，有效弥补基层监管力量不足。2020年10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正式实施，各基层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逐步设立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负责综合行政执法的具体工作大势所趋。消防救援机构可向基层借力，采取委托执法的形式，在强化前期业务培训的基础上，将消防监督执法权委托给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并做好后期工作指导，使基层消防工作有做抓、有人做，有效弥补当前基层执法力量薄弱现状，打通消防监管工作最后一公里。向平级行业部门借力，积极开展跨部门联合抽查，实现多个监督部门分派人员对随机抽取到的同一被检查企业的多个检查事项一并开展检查，有效减少企业频繁应付各级各类检查组的窘境，同时也有效弥补基层执法人员不足的现状。向队伍内部借力，试点推行基层消防救援站指战员开展防火工作，指导消防救援站人员结合日常辖区社会单位熟悉演练、执行勤务等工作，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整改火灾隐患。

（二）共享政府企业信息库，实现非重点单位全覆盖。积极加强与自治区政府“互联网+”、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接，以实时或定期更新方式共享企业信息数据库，将信息库数据按照相关规则进行“清洗”之后，对应系统已设定的标签分类，平行导入消防“双随机、一公开”系统单位库，实现被抽查单位名录库的无死角、全覆盖，各社会单位被抽查的机会均等。

（三）共享共认检查结果，健全完善联合惩戒机制。监督抽查结束后，检查结果通过共享平台推送到自治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全面扩大检查结果的受众范围。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住建厅等有关部门签订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实现互信互认检查结果，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的消防安全联合激励和惩戒机制，对于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火灾隐患不整改、消防安全条件差的企业，依照相關法律法规对其实施行政性、市场性和行业性惩戒措施，切实扩大消防监督检查结果的运用范围和效能。

（四）尽快出台尽职减责、尽职免责相关政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推行，在实现优化营商、便民利企的同时，还应从责任追究制度设计上打破监督执法人员责任“无限大”的壁垒，破除“检查单位是找死、不查单位是等死”的陈旧观念。国家层面、自治区层面应尽快出台配套相关政策、规章，明确监督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具体查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实现免责和减责，解决监督人员的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日常监督工作，指导社会单位全面做好消防安全工作，发现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真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参考文献：

[1]王荣锌.关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探讨[J].工程质量，2020，38（10）：50-52.

[2]周帅.“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困境及解决对策[J].中国纤检，2018（04）：46-47.

[3]薛钢.“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新体系构建思考[J].法制博览，2020（13）：177-178.

[4]刘汉明.新形势下消防行政执法工作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0（08）：156-157，174.

作者：冯宇波

地方党委工作部门工作分析论文 篇3：

我不是开发商的“死对头”

关键不在子房价高低，而在于能否给“没房住”和“住不好”的家庭改善住房条件，因为政府有责任让低收入群体的日子过得去

10年前，土木建筑工程专业毕业的广东省计委主任林树森始任广州市代市长时，不仅是广州市民，那些在破产边缘徘徊的房地产开发商更对他充满了期望。其时的广州，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却城不像城，村不像村，就像一个大集市，经过香港炒家和国外游资第一轮地产狂飙洗劫之后的市区更留下数以百计的烂尾楼，颓败地矗立在那里，好像城市的疮疤。

事实上，林树森在广州市任职七年市长、三年多市委书记的这10年，也是广州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仅在“十五”时期五年内，广州经济总量三上台阶，2005年全市GDP达5115．75亿元；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逐步形成，建设“两个适宜”城市的发展目标基本实现，房地产业多年来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市民分享了改革成果，收入增加七成以上。

10年间，经受市场经济洗礼的广州更理性，广州市的战略发展方向更明晰。广州的机场、港口、地铁、广本汽车、会展中心、在建的亚洲最大火车客运站成为广州人的骄傲，令人瞠目的还有，广州市民只用在上海、北京一半的钱就能住上环境更好、更舒适的商品房，广州更诞生了富力、合生创展、祈福、珠江投资这样纵横全国的地产巨鳄。

今年3月24日，在广州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林树森对与会代表直言：“前几天，我和一个房地产商开玩笑：幸亏你们这10年都挣钱，否则还不恨死我了?因为我这10年，没有再批过一块在老城区的房地产项目，也决不容许你们插手旧城改造。但为了这座城市，你们再恨我，我也得这么干!也只能这么干!现在你们想通了没有呢?”

言谈中，林树森对这个城市的热爱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他坦言：“谁要是对广州造谣生事，肯定会惹急我，谁要是做对广州不利的事，我肯定不依不饶。”

事实上，广州市在探索房地产业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机制协调配合方面，已经在全国先行一步。林树森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他的观点：“第一，政府不会去干预房价，政府的职责是千方百计规范好房地产市场，第二，政府掌握有充足的信息，包括土地供应、房地产价格等等，这些要通过正当渠道及时公开，不断让群众知道这些信息，不然信息不对称，市场就会扭曲，价格就会偏离。在信息对称、信息公开的情况下，市民买涨还是买落自己选择。”

广州——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每天都在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但显然，广州的每个角落都在林树森的视线之内，采访中他甚至对10年前刚刚任职广州代市长时盘福路立交桥的拥堵记忆犹新。

2006年4月24日下午4时，广州市委大院1号楼404会议室，林树森书记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独家专访，在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林树森对广州市情如数家珍，对这座城市的真情溢于言表。

广州地产十年稳健的秘诀

《瞭望东方周刊》：宏观调控下，各地表现不一，一些城市的房地产经历了大起大落。而广州房地产市场如何能在近10年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

林树森：广州房地产市场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平稳的，实际上广州房价原来就比同等城市低很多，现在上涨，也是因为需求多了；广州老八区房价涨幅即使超过10％，都属于市场供求关系不断变化的正常反应。现在炒得最热的是珠江新城。前几天报纸说，珠江新城房价达到了每平方米两万元，这可能是目前广州的最高房价了。到底值不值?你不能用最高价去比平均价，最高的应同最高的比，在最高一档范围内，与国内一些知名城市相比较，广州的房价只是上海、北京的1／3～1／2。

既然是市场经济就要尊重价值规律，上下波动、涨与不涨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出现的情况。政府是不会去干预房价的，我们也从来没有干预过。

为什么1996、1997年房价那么高，最后跌到5000元却维持了那么久?关键是广州最早实行了土地只能通过拍卖进入市场的政策。广州近10年房价能够维持平稳发展，就是因为我们依法严格控制、引导和规范了房地产市场。

即使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广州市政府一直坚持开发珠江新城要出2800元／平方米的土地出让金，等于挂牌拍卖，谁要就来，当时很多地产商都不要的。那几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都有记者问我珠江新城是否开发得太慢的问题，我当时就说不要用暴发户的心态和眼光来看珠江新城。政府坚持要2800元／平方米的土地出让金，一定是物有所值，事实上住宅部分早就卖得差不多了，现在剩下的是商业写字楼，我们一直不肯改变土地用途规划，一定要按照规划做，就是不能把商业用地变成住宅用地。

最近珠江新城的地价拍出了4000多元每平方米，涨得这么快，也是因为这里是规划中的广州21世纪中央商务区，是广州规划最好、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地方，也可以说是将来最能体现广州现代化水平的地方。我们已经规划、正建或建成了博物馆、图书馆、少年宫、歌剧院四大文化设施，下面还有地铁。政府在珠江新城投入了很多，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其价格当然会涨。事实上，珠江新城的规划调整了二次，原来规划主要是商住，后来让四大文化设施进来了；原来广州的会展中心规划在这里，现在放到琶洲去了，这样整个建筑密度都调疏了。

最近珠江新城还在做交通规划调整。在这一地区，将来的交通是关键，珠江新城现在底下是地铁，还有无人驾驶的地下新型集运系统，这个地方你说卖到每平方米二万元贵不贵?事实上，业主是会分析的，更不会盲目去炒，谁也不会随便拿二万元到一个地方买一个平方米，关键要看价值规律。不能说珠江新城卖到了每平方米二万元，就是出现了什么房价涨疯了的信号，就说广州的房价将来会和上海、北京一样。

所有房地产商都在赚钱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在房地产市场中，政府应该如何定位?政府与开发商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

林树森：在房地产市场中，政府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政府要规范房地产市场，但并不是去定房子的指导价和限价，而是要坚持通过市场挂牌拍卖提供土地。商品房应该从土地开始就商品化，盖房的标准则要遵照规划局、建委等政府部门的规定，从土地出让、规划设计到房子的质量、标准、建设方法、验收，都应该有一套完整的规范。

另一方面，在提供土地、质量保证到市场监控的整个过程中，政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就应该非常准确地把这些信息告诉消费者。当然政府不要也没有必要公布房地产企业的商业秘密。

至于与开发商的关系，包括我本人，和房地产商的关系并非像某些媒体说的

那样是“死对头”。对房地产业和讲诚信的房地产商，我还是很支持的。把房地产作为广州现阶段的支柱产业之一，是1997年7月我在全市经济工作分析会上提出来的，我从来都鼓励发展房地产业。

实际工作也是这样，我们这几年一直很重视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包括土地拍卖、招标，清理烂尾楼和拆迁遗留问题，防止在老城区圈地，广州很早就在做，但并非说政府不鼓励房地产业的发展。

我在广州这10年，所有房地产商都在赚钱，有的还赚得不少。原来中山大学旁边的地都是菜地，连路都没有，现在卖到了每平方米一万多元；番禺区原来的房价每平方米1000多元，现在卖到四五千元。

这就是因为政府把环境搞好了，把路开通了，把地铁修到旁边了，把珠江治理了，地产商才能把房子卖火了。

事实上，广州的房地产商并没有对政府讲过什么不满的话，他们希望能多拿到便宜的土地也是可以理解的。“地荒”的说法则是少数人在骗消费者，所以分析一下，他们其实没有把矛头对准政府，他们和政府的关系还是很和谐的。

《瞭望东方周刊》：前一段有一位很著名的房地产商说过一句话，“商品房只应为富人所有， 穷人不该购买商品房”，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你对此如何评价?

林树森：这位房地产商的话显然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商品经济的规律。商品房既然是商品，肯定是有贵有便宜，钱多的人买贵的，钱少的人买便宜的，关键是商品房市场本身要健全。房地产商首先要诚信，这是最重要的。在讲诚信的基础上，你卖得高，那是你的本事。

在住房问题上，政府要规范市场，促进信息对称，同时要帮助住房困难群众。不管什么社会，都既有收入高的群体，也有收入低的群体，包括目前的发达国家。我们要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数量，但即使总体已经达到富裕小康阶段了，也总有一些相对困难的群众还是要政府来盖房子住。

目前包括一些房地产商在内的部分企业家缺少诚信、缺少社会责任，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在制度安排上还有缺陷，二是社会道德和传统道德的缺失。所以，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的号召，对包括企业家的全社会进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广州的土地出让金全部用在了地铁建设上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对房地产业的依赖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认为，地方政府就是一个地产商，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林树森：任何一个城市的地方政府收取土地出让金，都是合情合理的。现在有的过火言论说，向农民征地太便宜了，应该卖多少就还给农民多少，这是不客观、不科学的。城市用地值钱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了，政府已经做了很大投资，珠江新城就是这样。

广州的土地出让金，全部用在了地铁建设上。政府修地铁绝对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因为有车的人当然不用坐地铁，而大多数老百姓出行还是要靠公共交通，地铁就是最好的公共交通工具。广州的财政总收入去年达1502亿元，市财政可支配的是371亿元，每年都拿出四五十亿元建设地铁，去年更达到55亿元。

说政府是地产商，炒地皮，这个问题绝对不能这样看。在广州并不存在财政依赖房地产的问题，我们即使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也没有鼓励房地产商来炒地皮；包括旧城区改造，我们有钱就做，没钱就等，从没有靠房地产商去搞开发改造。现在收取的土地出让金连建地铁都不够用，能说我们“依赖”什么吗?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广州周围一些城市的房价涨幅很大，广州市政府部门是否很有压力?广州如何在这个“孤岛”中坚挺?

林树森：地方党委和政府、地方领导干部包括我的压力是如何给困难群众解决住房的问题，不存在房价高低给我们带来压力的问题。

关键不在于房价高低，而在于广州能否给“没房住”和“住不好”的家庭改善住房条件，因为政府有责任让低收入群体的日子过得去。

有人希望房价降低可以理解：有房的人希望房价贵，特别是拥有两套房子、其中一套还作为投资的人希望房价贵，贵了财产就多子；想买房的则希望房价便宜。

但是，如果你一家人已有一套房子还想再买第二套房，那么贵不贵不关政府的事，你要买得起就买，你自己定，政府不能保证你一定要住很宽很好的房子。住房只能随着城市发展一步步提高水平。在一定时期你的住房达不到一定的标准，政府就有责任一次性让你买到便宜的房子。广州现在要做的就是解决住房困难户的问题。

市场讲效率，政府保公平。不讲公平不行，但这个公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系，总不能和人民公社一样搞平均主义吧?

想买房子的人的舆论成为主要舆论，那么所有舆论都觉得楼价越便宜越好。但是，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没几年，就已经在广州买得起房子了，那广州的房价还要怎么低才算不高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关系呢?

林树森：道理很简单，所谓经济适用房，应该是由政府划出地皮，不收或减少土地出让金，减少有关各方面的税费来盖的。从道理上讲，能够做到“经济”是政府给的。但老百姓能不能得到实惠，谁能得到实惠，关键在于房子建好以后要由政府来分配。

如果这些盖好的经济适用房被房地产商拿去卖高价，不管你卖给谁；这样的经济适用房还是不搞的好。

我们在讲经济适用房时往往漏了前面的关键因素，如果开发商偷偷摸摸在国土局拿到了规划盖经济适用房的土地，却盖了商品房，谁知道他卖了多少钱，这不是捞政府的油水吗?所以广州市房改时出了正式文件，绝对不会把经济适用房交给房地产商去盖，让他用政府的资源赚钱。这涉及确保公平和政府如何规范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广州的做法能不能推广?我觉得可以推广。政府应该关心市民“没房住”和“住不好”的问题。要按照政府的承受能力，盖廉租房按标准租给困难市民；按照城市规划和建设需要，改善老城区环境和拆迁户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还要盖一些经济适用房，由财政供给发给“房补”，解决应由政府提供经济适用房的群体的住房问题。

广州从来不会讲“面子”好不好看，也决不会拆平“城中村”

《瞭望东方周刊》：广州的“城中村”曾经很著名，这也影响了广州的城市形象。你说过，决不让房地产商插手旧城改造，那么，广州市政府又是如何改造“城中村”的?

林树森：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广州一直坚持政府主导，不让房地产商介入，让农转居的市民得到实惠，鼓励、引导农转居市民积极参与；同时坚持“一村一策”，因地制宜；并且改造不设时间表，条件成熟一个就改造一个。

有的城市提出把“城中村”拆平再来盖新楼，我们广州绝对不会这样做，更不会把“城中村”拆平。当然，没有

消防通道等必要设施的，就必须予以拆通。

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广州的产业结构在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减少，以后没有那么多外来工了，“城中村”的房子肯定也就没有那么多人住了，到这时候再拆，成本就少多了。

也许，广州的“城中村”要50年甚至100年才会改完。如果用我们修地铁的钱去拆“城中村”，那是易如反掌的。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做，现阶段政府资源十分有限，我们只能集中力量解决关系城市发展的大问题，量力而行地改造“城中村”，我们不能急，那些房子自然可以慢慢得到改造，公共财政的钱只能花一部分在这里。

一些城市要改造，政府没钱，就划了红线给地产商去改，原来一平方米就盖出几平方米的房子出来，容积率自然就提高了，结果事与愿违。

广州的做法是先规划建设好新区，让大家搬出老城，旧城区、“城中村”人少了，改造就容易了、少花钱了，改造后的交通和居住效果会更好。广州有2200多年的历史，五年、十年就是一瞬间，那么急干什么呢?好在我在广州任职的时间够长，如果我呆个二三年就走，可能这件事情就实现不了，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慢慢去解决的。

广州从来不讲面子好不好看，你看我们越秀区旧房改造，要改造到2010年，也是旧房改造而已，从没有说要拆平。

媒体应该给公众提供正确的消息

《瞭望东方周刊》：你多次在公开场合阐述你对广州楼市的态度。有人认为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干预房价，而是让市场说了算。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林树森：我从来也不主张过多地干预房价，我的态度是，政府应该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布公正准确的信息，但不要干预房价，商品房应该由市场来定价。

1998年广州房价下跌时，政府也没有干预房价。国家有关部门曾派人专门调查10年来广州的房价为什么会稳定。广州房价稳定的道理是，如果违反价值规律，房价当然就会掉下来，关键是需求。单解决一千万人口的城市所需，我看涨也不会涨到哪里去，但如果都看好广州、都跑到广州来买房，那肯定会涨得快一点。

广州市刚刚公开了第一季度的房价。老百姓有买涨不买落的心理习惯。近期舆论一片说涨，是不是有人在利用老百姓这种心理、利用“五一”黄金周呢?这也要给大家提个醒。

《瞭望东方周刊》：前一阶段，有媒体公开报道了你对广州房地产业的种种言论，你如何看待这些报道?

林树森：我认为新闻报道要真实、客观、实事求是，不要炒作，更不要造谣，耸人听闻。

前段广州市人大会议期间，有一家报纸报道讲我说过“开发商哄抬房价就是抢劫”，但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家报纸后来不是更正了吗?为什么我要他们更正呢?因为我不想得罪房地产商，我多次强调规范房地产市场其实对房地产商也有好处，也有媒体说，“林树森和房地产商过不去”，实际上，广州的房地产发展得很好，政府和我，也从没有和开发商作对。

另外，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很重要，媒体报道应该全面、准确，关键是全面，要把各方面的情况和工作都讲清、讲透，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我一向要求政府官员们重视、支持舆论监督，并从中得到有益信息，促进工作。我每天都看报纸、电视的新闻报道，好的看，坏的也看，从报纸得到信息，马上处理。前一段广州大学城要停开三条公交线，可能造成群众出行不便，报纸反映了，我看到后马上让有关部门处理，立即纠正过来。

媒体应该给公众提供正确的信息。现在人们对广州治安印象很差，这可以“归功于”广州地区的某些传媒。

这次又有媒体报道“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鼓励警察面对‘砍手党’要敢于开枪”，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是张桂芳根本没提“砍手党”，其次原话不是这样，是被故意断章取义了。什么叫“砍手党”呢?广州有这个“党”吗?谁能统计一下在广州有多少人被砍了多少只手?什么“砍手党”、“背包党”，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造出来的“新概念”，这在全世界造成很坏的影响。你生活在广州，天天造广州的谣，你的良心何在?明白底细的广州人怎么看你?广州这么大的城市，流动人口这么多，治安压力非常大。但党委和政府一直下了非常大的力气在抓，“双抢”案发数字一直在下降。媒体为什么不报道政府为改善治安所做的努力，而是去学境外一些传媒的做法，天天大做血淋淋的文章耸人听闻，制造所谓“轰动效应”呢?

作者：于津涛　孙春龙　黄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