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论文

2022-04-26

[摘要]邓小平社会保障思想主要是针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提出来的。其主要内涵包括：生产力水平需与社会保障水平相适应，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分配原则，从而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享经济文化发展成果的社保宗旨，并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论文篇1：

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

摘要: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保障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而且在社会保障思想发展史上它是第一次飞跃。毛泽东不仅指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立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和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并首次明确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同时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保障现实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主张。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理论;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

收稿日期:2009-03-21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项目“完善社会救助制度问题研究"(09240043000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凌文豪(1972--),男,河南周口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毛泽东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对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他以思想家和政治家独特的视角,根据当时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对社会保障这一事关全局的问题作出阐述,进而确立了社会保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不仅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而且为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对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甚少。截至目前仅有侯远潮(2005)、梅哲(2006)、肖铁肩(2007)、郭海青(2007)和谭桂娟(2008)等人的文章和用晓焱的硕士论文(2007)曾对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进行过探讨,并且他们对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的研究仅是点滴的解读,均未能对其进行较深入和较为系统的研究。笔者对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做系统解读,以期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和构建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提供借鉴。

一、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保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明确了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社会保障的根本目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社会保障思想是随着他对革命战争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的深入不断深化的,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发展的。该思想不仅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和实现民主,人民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自己的福利,这是革命之目的所在。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揭示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是中国人民没有基本生存保障的根本原因,认为无产阶级包括佃农、工人等,“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他提出了“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的观点,这是帝、官、封和反动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他又分析了反动阶级的基本属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意识到社会保障的极端重要性,他在许多论述中已明确有关社会保障目的的重要思想。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社会保障对人民军队的重要性,明确优待红军家属这一特殊的社会保障形式是红军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持革命力量,毛泽东把社会保障与抗日救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将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及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失业、赈济灾荒等社会保障问题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重要内容,指出:“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突出了社会保障在抗日救国过程中的重要性。“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发展工商业与工人福利的关系时指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毛泽东这些社会保障思想的提出,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保障实践的思想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关心社会保障问题,他把消灭剥削和贫困作为建国后的基本任务。从毛泽东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上沿袭了前苏联的社会保障模式,并根据当时的国情建立了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进行。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颁布实施,对生、老、病、死、伤残、医疗和集体保险等作了具体规定,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拥护,大家普遍反映:“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人民群众首次尝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所带来的幸福。1953年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作了修订,扩大了其覆盖的范围。1954年宪法规定,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认识的基础,逐步扩大“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障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在此之后国家还相继颁布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条例等相关法规,并成立了劳动部和民政部等机构具体负责社会保障的各项事务,确保社会保障工作的落实。可以说,毛泽东始终把社会保障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保证党和国家的社会保障工作落到实处、落到基层,惠及广大人民。

二、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基本原则的确立

“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背离这些原则,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关于对我国社会保障基本原则的确立的论述,是其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不仅对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准绳,也对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构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原则。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中,如何处理好发展社会保障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他对社会保障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过许多正确的观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辩证的关系,但二者地位并不等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它既能不断提高保障人民生活的水平,又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完善,而社会保障对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反作用,当社会保障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社会保障的发展,当社会保障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超越或滞后)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一方也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存在。实质上,只有生产发展了,物质财富增加了,社会保障才能发展。他从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高度,明确了以生产发展为重点,把握住了社会保障发展的关键,提出了社会保障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农村,他认为:“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1946年,毛泽东在审阅经济建设的几个文件初稿时,特别提出工人的福利要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逐步取得增长。1948年,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又进一步指出,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应超越经济情况许可的范围。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注重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发展生产相适应的原则,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也需要逐步有所改进。这种做法,其实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方向进行历史定位。毛泽东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把它确立为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

统筹兼顾、公平合理原则。毛泽东认为,统筹兼顾就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对社会保障作出适当的安排。他指出:“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解放初期,由于个别地区农村征粮过重、摊派太多,致使农民陷入生活困境,毛泽东知道后作出指示,要对农民减轻或减免征购,解除摊派,并对其加以救济。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有些地区定产过高,加上有些基层干部在征购过程中,采取互相竞赛与攀比的手段超额完成了任务量,因而给农民留粮很少,影响了生产积极性。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数次批示有关领导或会议商讨,并专门为中央起草调查粮食问题的通知,对征、购、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要求统筹兼顾,不能有失偏颇。毛泽东还提出了处理消费和积累之间关系的原则:既要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又要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在谈到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时,他说:“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针对经济的波动,他又指出:“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别注重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他说,一方面支援战争,一方面使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样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在处理工人与农民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了协调发展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要保护农民的利益,肯定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号召工业反哺农业,支援农业,采用的手段是“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小剪刀差”。从毛泽东的社会保障基本原则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的统筹兼顾与当前所强调的省级统筹、全国统筹有相同之处。

三、社会保障基本内容的确立

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以及补充社会保障等内容,但在不同的时期其内容与作用也不完全一样。毛泽东从大社会保障概念出发,根据所处时代的要求,将马列宁主义社会保障思想与中国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并加以继承与发展,创造性地确立了社会保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内容,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事业的雏形。

在社会救济方面。社会救济是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他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强调社会救济的重要性。在中央根据地,毛泽东曾批评许多地方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不知道救济困难群众,并充分肯定长冈乡的社会救济工作做得好。建国后,毛泽东指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通过诸如此类的措施,新中国迅速在企业中建立了失业救济制度。同时,规定在遇见水旱灾害时要采取大规模的救济措施对灾民进行救济,使人民群众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中切身体会到新政权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倡和支持“生产自救”的方针。1950年,河北阜平、曲阳等贫困山区发生严重雹、水、风、虫灾害,人民生活极为困难。河北省政府提出在拨出衣、被等物质救济的同时,着手逐年贷款以长期扶植生产、封山育林。毛泽东立即批准此项计划,认为用少量贷款可以做许多事情,如果在三五年后可以收到很大效果,那么较之年年救济花费并不多。部分灾区曾开展过“以工代赈”的救济,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也提倡“以工代赈”。这一做法蕴含着一种产生“造血功能”的意义,可惜当年并没有总结为一种救济模式大力推广,尤其受经济集体所有制的限制,无法落实到每一个农户。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此思想强调,要从生产技能上扶贫致富、增强贫困者的造血功能,提出了扶贫开发的新思路。

毛泽东的社会救济思想是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针对旧中国给人民造成的贫困,提出了

革命每当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人民政权都要首先解决人民群众的社会救济问题的主张。这种救济具有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性质,已经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救济范畴,使人民群众初步感受到了自身的解放和新政权的优越性。毛泽东有关社会保障的论述不仅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且丰富了社会保障的内容。因此,毛泽东“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强调社会救济的重要论述,既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

在社会优抚方面。对于军人及军属的优待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一个重要项目,它是由我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人民军队起,就把优抚工作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保障的重要方面。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其斗争之惨烈罕见。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从他建立人民军队开始就把优待抚恤工作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保障的重要方面。他指出,做好红军家属的优抚工作是使红军战士感受到温暖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他要求苏维埃政府做好这项工作。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了优待军人及其家属是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他曾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解决烈属的照顾问题,对于生活最困难者应由当地政府在优抚工作中优先予以照顾。我党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红军抚恤条例》、《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这一思想,保证了优抚待遇在根据地的实施。由此开始,优待抚恤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并随着革命的发展不断完善,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解放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做好社会优抚工作,他指出:“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

在社会保险方面。毛泽东对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不仅有大量的论述,而且还阐述了其重要性,并结合中国当时的情况,作出了重要的指示。针对失业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劳动保护法》、《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等法规,为后来社会主义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立法基础。同时,毛泽东还十分关心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他认为开展医疗卫生防疫工作,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保障生产力发展的大事。建国初期毛泽东向各级党委指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极力发展,要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在要求控制当时地方流行病并保持所取得的成绩时,他指出:“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1965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建立了由公费医疗、企业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组成的三项医疗保险制度,对恢复和增进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减轻经济负担,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他所倡导的农村合作医疗卫生制度和合作医疗思想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福利方面。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福利的物质利益原则和福利水平与生产力相适应原则,而且在其领导下,新中国还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首先,建立了社会津贴制度和职工福利补贴制度,为城镇居民提供各种基本生活补贴和各种福利设施,如粮食补贴、食堂、幼儿园、低租金住房等;其次,创建了各种类型的文化福利设施,如文化宫、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再次,为特殊社会成员兴建了许多福利服务设施,如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聋哑学校、盲人学校、疗养院、光荣院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对于今天我们构建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妇女问题,他说,妇女问题一定要安排好,在合作社要同男子同工同酬。这提高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妇女的福利水平。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内容,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将不断丰富和完善。我们应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大社会保障思想,在其基本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结合现实国情对其进行创新与发展,丰富其社会主义保障思想的内涵,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的局限性

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它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尽管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不准确。毛泽东时期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是从制度的层面理解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制程度上去把握的,结果把“入伙、归大堆”当成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加以提倡,把个体单干的生产积极性当成了资本主义思想加以批判,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竞争力差、社会物质产品匮乏,进而引起社会保障的经济基础薄弱,阻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发展。因此,当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可谓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完整,人为造成城乡差别。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当时社会保障主要由政府财政补贴、民政救济和单位福利三大板块构成。政府补贴和单位福利是面向城镇居民,特别是党政军干部和全民所有制职工的,而农村居民是无法得到的,仅有民政救济是面向城乡的。这虽然是受当时财力所限,但城乡二元,有失公平。社会保障资金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企业的收入,导致国家和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企业的生产效率,这既不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保障的全面展开。而农村集体组织内部的贫困救济也出现了平均主义倾向,同样影响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在当时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救济方面,一般偏重于生活上的救贫济困。这种救济可以解决因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一部分人的严重生存危机,是临时性救济措施,但无法解决因劳动能力丧失或由于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部分人口持久性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还促使某些觉悟低的懒惰的人产生一种依赖心理,不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不利于培养人的自强精神。

总之,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从广义上定义了社会保障的范畴,非常精辟地把握了社会保障的原则和内容,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保障事业的发展规律,既为我们奠定了良好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基础,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但令人遗憾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他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准确,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脱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忽视了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决定作用,导致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产生矛盾,并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但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是深刻的,它反映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在今天看来仍然充满着智慧的光芒,依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凌文豪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论文篇2：

邓小平社会保障思想探析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保障思想；政策启示

[作者简介]左丽娟，集美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21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经济和社会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呈显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相继出现。因此，探析邓小平的社会保障思想理论，把握邓小平的社会保障思想实质，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当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社会保障思想提出的针对性

1，针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十分关注晋冀鲁豫边区的社会保障问题，提出要努力发展经济，保证人民生活和抗战的需要，并规定边区党组织和边区政府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建国初期，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工作时又指示，要以高度的热忱，从“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还“必须重视工人的劳保和福利。今后应防止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纠正一些同志忽视工人福利的思想。同时要纠正福利工作中的恩赐(即不经过工会和工人的讨论)观点”。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1978年，面对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的现实，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工会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工会组织要督促和帮助企业行政和地方行政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和卫生条件，同时要在工人中间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助活动。”这些论述，充分地说明了邓小平一贯重视人民社会保障问题，并且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提出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政策。

2，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全面地论述了今后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一是面对国家现实，在建设中主要讲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美观；二是面对群众的需要，他批评考虑问题常常忽略群众需要而去追求这个化那个化甚至共产主义化的错误做法是缺乏群众观点。他强调在建设工作中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面对群众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只有人民的生活安定，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才能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人们才能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投入经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建设突飞猛进，这是由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取得的丰硕成果。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到目前阶段，人们对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社会保障的实现愈加关注，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人民生活，已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3，针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全面工作，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步入制度化、正规化的轨道。他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论述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行社会保障的前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搞好社会保障的重要途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保障为之奋斗的目标。其中，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是我国实施社会保障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1987年10月，邓小平在《我们干的全新的事业》一文中，在分析当时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情况时指出：“这一次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是国家有能力出钱，以保障民生和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换句话说，如果国家拿不出钱来救急救穷、提供普遍的社会福利，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在这里，邓小平以解决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为基础，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的重要思想。

二、邓小平社会保障思想的主要内容

1，社会保障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联。邓小平指出社会保障的核心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保障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和覆盖范围，一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程度和目标模式必须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协调，而绝不能超出该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承受能力和支持限度。社会保障的实施程度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生产力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相差甚远，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定要受到这样一个相对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而不能片面地追求过高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因此，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发展社会保障二者间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此外，他还指出：“我们也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并反复强调，“福利主义不能搞，搞不起……”可见，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目标模式和发展原则。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关键要靠发展，只有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社会保障水平才能随之得到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紧密相连的。

2，社会保障分配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原则。以促进社会公平。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从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然而，经济得到了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社会不公，只有社会公平公正，社会才能稳定，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大，为了缩小贫富差距，避免造成两极分化，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来缩短贫富差距，减轻穷人的负担，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社会上生存。正如小平所说：“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变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效

率，不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有公平，人们的社会保障就成为一句空话。但是，如果只讲生产力，不讲公平，不改善人民生活，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保障分配要坚持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从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定义体现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体现出使经济增长和福利增长协调发展的局面。这一点就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要效率而忽视公平的现实；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真实的体现。

3，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根本宗旨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他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反思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的历史教训基础上，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是非的三个标准之一鲜明地提了出来。社会主义本质中最为核心的是“共同富裕”，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也是邓小平理论中对社会主义本质定义的经济运行目的的社会主义原则概括。这种概括既否定了平均主义，也否定了两极分化，更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少数人富裕和大多数人贫穷，从而表现出社会主义是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更加符合人性和人道的“人的社会”，而不是人的异化的社会。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裕起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就指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说过：“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我们的负担政策，要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需要。”

三、邓小平社会保障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1，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种实际出发。”“我们也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行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正是由于生产力这种不发达特征，又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个过程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发挥了保障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公平和增进国民福利的重要作用。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逐步由城市扩大到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多方共担的机制已经建立，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稳步推进，社会化管理服务和各项基础工作全面加强：相关法规制度建设成效明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推进立法进程，完善相关法规，切实加强执法监督。要完善社会保障运行机制，建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效机制、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社会保障责任分担机制和退休人员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要强化政府社会保障责任，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投资运营，推进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社会化。要加强社会保障战略问题研究，增强工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推动制度、政策和机制创新。

2，结合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国情，建立二元保障模式。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当下我国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一个严重障碍。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不解决，不但会造成城乡断裂；甚至城市本身的发展也会失去应有的支撑和依托。城市和农村在不同的起点上，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制度体制方面，城市和农村应该实行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国家对农村应该实行政策倾斜，对弱势群，体实行特殊的社会保障政策。二元社会结构是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的直接原因。二元的社会保障结构与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结构互相影响，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必须对这种结构进行统筹。但统筹不等于统一。所谓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并非要完全消除城乡间的差别，而是要解决城乡社会保障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分类分层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村社会保障问题被长期忽略，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缺陷。尤其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居民在离开土地以后，这种完善社会保障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国家应该为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对农村居民的社会性保障需求，应当按照分类分层保障的思路来解决，而不宜采取商业保险做法或照抄城镇现行做法。目前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农村中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对于城乡应采取不同的保障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保障。养老方面仍然以家庭为主，部分地区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探索个人账户积累式养老保险。对于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关键是进一步完善政策，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邓小平从政治、经济的视角上，宏观把握社会保障思想，把社会保障思想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相结合，为今后的社会保障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思想与政策建议。其核心是发展和提高生产力对社会保障水平至关重要性，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作者：左丽娟

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管理论文篇3：

试论贝弗里奇社会保障思想的缺陷性

摘要：被誉为“福利国家之父”的贝弗里奇留给世人的最重要遗产莫过于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社会保障思想。其中保险缴费思想、国民最低生活保障、统一费率思想是他用于指导整个《贝弗里奇报告》设计的灵魂。然而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并不是绝对的无懈可击，而是有缺陷的，主要体现在：第一，保险缴费制进一步导致了性别不平等;第二，统一费率思想与国民最低生活保障思想互不兼容。

关键词：贝弗里奇;社会保障思想;缺陷

威廉·贝弗里奇是英国《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总设计师，因该报告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的理论蓝图，他也获得“福利国家之父”的赞誉。贝弗里奇留给世人的最重要遗产莫过于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社会保障思想。其中保险缴费思想、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统一费率思想是他用于指导整个报告设计的灵魂。然而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并不是绝对地无懈可击，而是有缺陷的。

一、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思想

（一）保险缴费思想

保险缴费思想是贝弗里奇社会保障思想的主生命线，也是整个社会保障计划得以实施的基石，否则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终将成为如幻泡影的空中楼阁。它主要是指社会保险计划采用缴费的方式来实现，即社会保险是一种缴费型保险制。它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是统一费率的、缴费型的保险制度，即在国家的普通税收体制外建立一个新的缴费机制，“每一个参保人及其雇主以统一费率缴费，而不考虑其经济状况，所有参保人，无论贫富，都要为相同的保障项目支付同样的缴费额”[1]136。其次，缴费型保险的假设前提是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不仅是为了遏制公民过度依赖国家社会保障思想的滋生蔓延，更是为了确保参保人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够按时缴纳保险费，确保社会保险计划的顺利进行。贝弗里奇十分推崇缴费型保险，认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优越性和道德价值。首先，它是英国20世纪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重要传统，已经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不易被打破。其次，参保者可把得到的保险津贴理所当然地视为其缴费应得的回报，有助于抑制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接受救济等同耻辱”之风。

（二）国民最低生活保障

国民最低生活保障思想源于费边社会主义，最早由韦伯夫妇在1897年提出。其大体观点是国家有责任保障国民最基本生活，满足国民在最低工资和工时、卫生医疗、教育、住房、儿童津贴、就业等方面的基本需求。20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朗特里发展的“贫困线”概念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了生存原则的重要性，而生存原则也是《贝弗里奇报告》的核心和灵魂，“没有了它，该报告仅是一个使现有社会服务合理化的方案”[2]355。在早期，贝弗里奇并没有把社会保障计划与国民最低生活保障思想联系起来，转折出现在1936年他拜读朗特里的《进步与贫困》之后。贝弗里奇认为如果社会保障计划能够以国民最低生活保障思想为基础，生存原则就会实现，阻碍社会进步的贫困终将被消除。因此社会保障计划的本质内涵就是保障国民最基本生活，在与西德尼·韦伯的一次通信中，贝弗里奇具体阐释了他对社会保障概念的理解，“不同的人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社会保障这一概念，在我的报告中我从狭义的角度使用它，它主要是指当人们因失业、疾病、事故或年老等因素导致收入中断时可以确保人们有一定的收入……我使用社会保障这个术语是指保障人们维持基本生活的最低收入”[3]。贝弗里奇委员会首先把衣、食、燃料、照明和住房定义为国民基本生活必不可缺的“五要素”，据此确定了一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如果保险津贴与此标准保持一致，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就会实现。

（三）统一费率思想

统一费率思想除了指统一费率的保险缴费外，在本文中主要指统一费率津贴，即所有参保人的保险津贴（工伤津贴除外）水平是一致的，不考虑因失业、伤残或退休而中断的原收入是多少。如上文所述，统一费率津贴水平取决于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高低，是与国民最低生活保障思想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统一费率津贴思想体现了贝弗里奇是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相信国家应该为每个人提供社会保障，但是“如果国家提供的保险津贴低于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水平，贫困便不能消除，相反为之，便会超出国家最基本的职能范围，导致其他公民的财富被贫困者浪费掉”[3]。由此可知，统一费率津贴是国家责任和公民权利的最佳平衡点。贝弗里奇坚信统一费率津贴不会阻碍人们的进取心，因为人不同于动物，人类的进取心和需求是没有上限的，人类是有精神的[4]，人们会通过自愿行动来弥补超出基本需求的额外需求。总之，对贝弗里奇来说统一费率是原则性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妥协。

二、社会保障思想的缺陷性

以上社会保障思想是《贝弗里奇报告》设计的核心理念，但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它们既是《报告》革命性的重要体现，也具有内在的缺陷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缴费型保险与传统家庭观密不可分，强化了原有的性别角色和关系，损害了广大妇女权益。缴费型保险制是建立在贝弗里奇“男耕女织”式传统家庭观念基础之上的，在这一观念模式下，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主要职责是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不应该也不被鼓励从事任何有酬工作。故缴费型保险的假设前提充分就业实质上指父权制下的男性充分就业，这意味着保险缴费制也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缴费体制。因此有学者把福利国家的建立看作是“秘密的”父权制向“公开的”父权制转变，强化了原有的性别角色和关系[5]。在这一传统家庭观和性别观影响下，贝弗里奇认为，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妇女会重新回归家庭，不再从事任何有酬工作，妇女可以被看作是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伙伴”，与丈夫构成一个“共同参保人”，享受“共同保险津贴”。贝弗里奇为妇女构建的社会保险权利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缴费保险，而不是真正的公民权基础上的。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帕斯卡批评道“有子女的母亲可领取家庭津贴”的福利政策仅是对妇女繁衍大不列颠民族贡献的肯定，“从本质上来说它（家庭津贴）不是对妇女权利的认可，而是一项鼓励男性就业的激励措施”[6]。再者，贝弗里奇也损害了少数已婚妇女工作者的权益，为了所谓的公平性，贝弗里奇对她们给予了“特殊待遇”，她们在收入中断时不能享受全额的失业和疾病保险津贴，而仅仅可得到其75%的津贴标准，养老金也只能得到普通标准的40%[7]。女权主义者对贝弗里奇的这一做法给予了强烈的批评，她认为这样做低估了已婚妇女工作者的社会价值，抑制了她们在社会中塑造独立的人格和健康发展。缴费型保险实质上抑制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强化了妇女的传统角色。因此费昂娜·威廉姆说，“在女权主义者的著作中，贝弗里奇被塑造成十恶不赦之人[8]123。”

第二，国民最低生活标准与统一费率津贴互不兼容。由于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各异，每个地方的国民最低生活标准是一个因时因地不断变化的变量，如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一个单一的统一费率保险津贴无法解决地区差异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房租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激烈。房租是保障基本生活“五要素”之一住房需求的物质基础，然而英国劳动部的一项家庭支出调查结果显示各地区衣、食、燃料和照明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在94.2%～104.9%之间小范围变动，相比之下各地房租支出相差悬殊，以工业家庭为例，伦敦的房租支出比例为148.1%，苏格兰的则为70.4%[1]84。恰可以维持苏格兰国民基本生活的津贴对房租负担重的伦敦居民来说却是不足的。朗特里曾建议统一费率保险津贴附加实际房租补贴可以解决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地区差异，但实行房租补贴必然涉及对各个家庭实际所需的房租金额进行财产调查，从实际操作和行政管理方面来讲，耗时耗力，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又违背了社会保险废除财产调查制原则。无论贝弗里奇是否接受朗特里的提议，都注定了他的失败不可避免。统一费率津贴对贝弗里奇来说是原则性问题，遵循这一原则比任何背离该原则的做法都要容易得多，最后经过内心一番挣扎，贝弗里奇实质上以牺牲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代价保证了统一费率津贴。这意味着社会保险计划无法实现生存原则，更无法消除社会贫困。

三、评价

以传统的家庭观和性别观为基础的缴费型社会保险不仅损害了妇女福利权益而且强化了他们的传统角色，这与英国战后社会发展趋势并不相符。实际上自从二战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但他们并没有像贝弗里奇设想的那样战后大多数妇女重新回归家庭，相反的是，已婚妇女工作者比率日益升高，1951年英国女性就业率更是上升到39.3%，其中已婚妇女占25%[9]。所以霍华德哥伦内斯特评价道“贝弗里奇对指导社会保障的思想原则所做的假设经不起推敲。这些假设显得落伍，有时阐述得不够透彻，并常常互相矛盾，总之，它们与现代家庭生活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已发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相脱节”[10]29。无怪乎艾思平·安德森感叹道：“如果福利国家存在危机的话，那是由于从体制上来看它建立在一个不再被认可的旧社会秩序基础之上。”[11]64贝弗里奇本希望通过以社会保险为主，以国民救助为辅的社会保障计划消除贫困，但是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牺牲最终导致国民救助体系成为一个消除贫困、保障八百万人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网，这是贝弗里奇始料不及的。

参考文献：

[1]Beveridge W.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M].华迎放，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2]Macnicol，John.The politics of retirement in Britain，1878-19

48[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BEVERIDGE/9B/55/1）Social security and the state.script of talk with Maurice Webb for Westminster and Beyond， 7 December 1942[EB/OL].http：//blogs.lse.ac.uk/library/2012/11/29html.

[4]（BEVERIDGE/11/35） Some Questions On the Beveridge Report，points from address by Sir William Beveridge at Un-

ited Nations lecture at Washington， Jul 5，1943[EB/OL].htt-

p：//blogs.lse.ac.uk/library/2012/11/29html.

[5]Holter.Patriarchy in a Welfare Society[M].Oslo：Universities forlaget，1984.

[6]Pascall， G.Social Policy：A New Feminist Analysis[M]. Lon-

don：Routledge， 1997.

[7]Abel—Smith，B.The Beveridge report：Its origins and outco-

mes[J].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1992， Vol.45.

[8]Williams， F.Social Policy：A Critical Introduction[M].Cam-

bridge：Polity Press，1989.

[9]刘秀红.英国妇女就业状况及其借鉴意义[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5）.

[10]霍华德·格伦内斯特.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M].苗正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