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多元主义是社会管理的主流思想，依法自治是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组织体制的要求。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应体现多元主义的管理思想，并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的自治传统，将民族区域自治与社会管理群众自治相结合，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厘清“社会自治”与“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应坚持国家身份认同，实现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乡土社会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乡土社会研究管理论文 篇1：

社会转型对社会管理的挑战及其应对

[摘要] 社会转型的加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跟不上“社会转型”的步伐，存在着诸多问题：社会管理理念滞后、主体一元、方式单一、机制乏力等。直面社会转型，社会管理也要“转”： 社会管理逻辑要转化；社会管理理念要转变；社会管理主体要转升；社会管理载体转换；社会管理方式要转型。

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是一种全面性的结构变动，不是单方面指标的变动。人类社会总是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而社会转型是社会变迁当中的“惊险一跳”，是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到新的发展轨道。“惊险一跳”意味着社会转型有风险，会带来一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郑杭生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转型速度大大加快，广度空前未有，深度史无前例，难度前所未有，向度十分明确。这意味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而社会管理是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及和谐发展的活动。

“有着中国特色的、不完全成熟的社会管理在社会转型期是一个新课题。”[1]社会转型的加速，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对我们的社会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给我们的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那么，社会管理如何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的挑战？要实现良性社会转型，社会管理要进行战略性转变。可见，社会管理之“转”是社会转型的题中之义。

一、社会转型给社会管理带来的挑战

在社会转型下，社会运行犹如交响曲的演奏，在演奏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协调的声音，那么就需要指挥得当、协调有力的指挥家。这就要求指挥家能够很好地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即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当好这个指挥家，首先要意识到社会转型给社会管理带来的严峻挑战。

（一）社会转型带来了新的变化

十六届六中全会用四个“深刻”来概括社会转型的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深刻说明社会转型带来的影响，这对我们的社会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社会转型带来两个必然，第一个必然：转型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政治利益的分化，思想意识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比如说多元化，多元化意味着有分化，有差异，不同利益群体就会因此产生冲突，所以，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在制定社会政策的时候，就可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要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这实际上给我们的社会管理增加了难度。第二个必然：转型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这些深刻和必然给我们的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

（二）社会转型冲击着社会管理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揭示的，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交织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遭遇社会转型拐点。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和社会断裂，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对社会管理的压力重负不言而喻。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尤为重要。可见，社会转型的加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极大地冲击，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提高了社会管理的成本，增加了社会管理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失序。社会管理的核心是维系社会秩序。但是，因为社会转型，原有的规范或规则失效，社会秩序出现一定的混乱。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这种社会失序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假冒伪劣盛行，坑蒙拐骗泛滥，摔倒的老人无人敢扶，受残的儿童为歹人利用。社会失序给我们的社会管理增加了难度。

第二，结构失衡。在社会的转型中，区域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区域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失衡，这必然带来阶层的分化。孙立平教授提出了“断裂社会”，认为社会转型，就像一场马拉松，跑着跑着，一部分人就被甩到体制外去了，社会整合能力开始下降。所以，结构失衡引发社会分层的碎片化，这也冲击着社会管理。

第三，行为失范。“失范”是转型社会的一种突出社会现象。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了失范，他认为，失范像一个幽灵一样徘徊在法国转型社会之中。失范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病态现象，将威胁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比如说群体性事件，就是一种行为失范，这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挑战。

第四，弱者失语。由于在生理上、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在基本生存和基本权益上，普遍丧失了话语权。当前，“被”现象走红就折射出弱者的无奈和调侃。当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无法表达，长期被扭曲、误解和掩盖，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社会冲突，这也冲击着社会管理。

二、传统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社会转型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跟不上“社会转型”的步伐，存在着诸多问题：社会管理理念滞后、社会管理主体一元、社会管理方式单一、社会管理机制乏力等。

（一）社会管理理念滞后

我国对社会管理的认识还不够清晰，社会管理理念尚未成熟。一是有限政府的理念尚未确立。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来看，中国处于全能主义政府的转型过程中，然而，当前市场经济制度并非健全，公共社会发展正刚刚起步，有限政府理念尚未确立，这必然导致社会管理理念滞后。政府往往习惯于凌驾社会之上，很难与市场、公民社会分享管理权限，共同完成社会管理任务。二是较难形成服务理念。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仍然只重视经济增长，对社会民生建设缺乏兴趣和热情，关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目标和任务则比较宽泛。经济建设是“一手硬”，而社会管理是“一手软”。政府往往习惯于对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制，往往是从内部控制需求出发，而非从社会本位出发满足社会和公民的多层次需求，因此，服务理念较难形成。三是政府角色扮演不清晰。社会管理离不开国家和政府对公民社会及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动治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什么样的作用、管理哪些社会事务、怎样管理、如何与公民社会组织共同进行社会管理等是政府进行有效社会管理必须厘清的前提性问题。

（二）社会管理主体一元

虽然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但是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和基础的公民社会很不发达，公民社会对社会管理的参与程度很低。公民社会赖以发展的组织基础非常薄弱，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许多制度性困境，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程度还很低，公民社会领域自我管理所需要的组织载体和公民的志愿精神及公共精神都不同程度地不成熟或缺乏。[1]社会管理主体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党政机关，二是公民社会组织。然而，政府在社会管理体制中的一元主体地位使得政府长期垄断了社会公共事务，既“掌舵”又“划桨”，尚未形成社会管理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局面。在社会管理上，政府喜欢单打独斗，不喜欢找帮手。政府这种包揽一切的做法，容易产生越位、错位、缺位问题。而且社会事务复杂多变、社会冲突形式多样，社会问题千差万别，政府一元的主体进行社会管理肯定是不行的。政府不可能什么都管，也管不好。多元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主体参与社会管理。

（三）社会管理方式单一

传统社会体制是以“单位制”为主要特征的高度一元化的集中体制。政府对社会管理以“单位”为依托，主要依靠管制化的行政手段和简单的惩治处罚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和控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公民社会领域也逐渐兴起，面对分化的多元社会，完全依托“单位社会”的管理方式手段已不能再适用。

政府从满足自身需求出发，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常常采用行政强制手段，有人认为，社会管理就是把人管住，仍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控、压、罚方式，谈不上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网络社会的到来，虚拟社会有新的特点和新的规律，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虚拟社会的管理。

（四）社会管理机制乏力

一直以来，我们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形成了思维定势，这种做法也向民众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是否影响稳定”就成为一些政府官员解决问题时的选择标准。可能影响稳定的，就努力解决；不会影响稳定的，就尽量拖延，甚至不予理会。长此以往，民众也就明白了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从而将所谓“闹”作为博弈的一种手段，作为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这意味着，如果你要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闹，就得制造一点事端。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就是由此而来。因此有些群众“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社会管理机制、制度也就失效、乏力了。

三、社会管理如何应对社会转型

面对社会转型，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要弄清社会管理事务中哪些是政府该管的，哪些是不该管的？该管的用什么方式管？

（一）社会管理之“转”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管理能不能一成不变，必须转型。社会管理逻辑要转化；社会管理理念要转变；社会管理主体要转升；社会管理载体转换以及社会管理方式要转型。

1.社会管理逻辑要转化。社会管理逻辑要转化，这是社会管理“转”的关键所在。一是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预防。在社会管理中，我们往往是等问题发生了，冲突产生了，事态恶化升级了，才进行救急，才匆忙应对。这必然会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能治本。所以，我们必须转变，要从源头上治理，使社会管理关口前移，做到未雨绸缪，主动预防，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少发生，少转化，少激化。二是从体制化治理转向制度化管理。我们来比较下体制化治理和制度化管理。两者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截然对立：制度化的核心是法治，而体制化的核心是人治；制度化的渠道是司法建设和社会建设，而体制化的渠道则是架设更多的政府部门和过度行政化；制度化认为稳定和表达缺一不可，而体制化则认为稳定压倒一切；制度化相信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体制化则相信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可见，我们的社会管理必须转向制度化管理。

2.社会管理理念要转变。理念的转变是社会管理“转”的前提条件。以前我们对社会管理的理解局限于管制、约束、压制，其实不然，社会管理的理念要转型。一是从管制理念转向服务理念。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管理是服务的手段，服务是管理的最高境界。胡锦涛强调，社会管理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从官本理念转向民本理念。在社会管理中，有的同志往往是眼睛向上，对上级负责。比如说，当招商引资与群众诉求发生冲突时，他们会选择招商引资，因为招商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与自己的政绩挂钩。而社会管理面对的往往是些繁琐细小的事情，体现的往往是“隐性政绩”，可这些小事却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的社会管理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心中要有老百姓，对老百姓负责。

3.社会管理主体要转升。在社会管理主体上，要转升，从一元化主体转向多元化格局。在社会转型期，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揽所有社会管理事项，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已经明确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政府应明确在社会管理方面的责任，发挥主导作用，鼓励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2010年香港的一位老太太逼停了造价逾700亿港元的港珠澳大桥项目。66岁的朱绮华认为，港珠澳大桥的环境评估没有包括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因而不合法，而且不合理，提出了7项理由，2009年通过法律援助申请司法复核。2010年4月18日，香港高院裁定香港环保署批准的环保报告无效，大桥因此停工。因为环保问题，一个年过花甲的香港老人仅凭一人之力就能逼停了在建港珠澳大桥，让公众直呼不可思议。港珠澳大桥被老太逼停，并不是她有多大能耐，而是香港有一套能保证公众充分参与规划的制度，有一个容纳普通人利益诉求的通畅渠道。

4..社会管理载体转换。社会管理载体要从“单位”转向“社区”。过去，为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管理方面，我们是以单位为载体，单位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而且更是一个生活共同体，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在从传统的、封闭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变化，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取代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都使得“单位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不得不走向崩溃瓦解的地步。现在，社区日益成为社会管理的最基本单元。单位向社区转变了，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管理的载体也必须转换，从工作场所转向生活场所，从单位转向社区。

5.社会管理方式要转型。社会管理方式要从静态管理型转向动态管理型。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静态管理成为主流的社会管理模式。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流动不断增强，社会关系复杂化，多元化，这意味着社会管理者不能再用千遍一律的方式去管理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社会。因此，社会管理方式必须转向动态管理型。要从传统单一型转向现代综合型，从管制控制型转向协商协调型。

（二）社会管理应对社会转型的策略

总体而言，社会管理应对社会转型的策略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管理的转。创新社会管理在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在起点上强调个体需求，在过程上强调多元参与、自治和社会服务，在结果上强调个体需求的满足。社会管理转型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转型社会对情理的需要，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对传统行政方式的改善，以及中国社会发展滞后的现实压力。

1. 理性定位冲突。理性对待当前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注意把握三点：第一，在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在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社会冲突和矛盾主要是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这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第二，利益冲突和矛盾与政治矛盾、民族矛盾有着本质区别，利益矛盾不是原则性对立的矛盾，是可以通过讨价还价、协商调解来处理。第三，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冲突和矛盾不一定是消极的，也有相当部分的积极作用。科塞提出了“安全阀效应”，闸门打开，水流出了，可以降低崩堤的风险。社会冲突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把把情绪发泄了，这样可以释放社会压力，缓冲社会紧张程度。

2.强化两种意识。第一，服务意识。要时刻牢记服务宗旨，要时刻牢记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寓管理与服务中。要急群众之所急，思群众之所想，通过社会管理来满足群众的需求。如在信访工作中，我们要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家事。

第二，忧患意识。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问题不少，社会冲突增多，而且我们的社会管理也面临许多问题。所以要有忧患意识，高度重视社会管理。

3.建立健全制度。面对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我们有的同志往往是惊慌失措。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把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看作水，这个水在一个现代社会，虽然你觉得很凶猛，但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水在渠里面流，往什么地方流，在什么地方拐弯，什么地方急一点，什么地方缓一点，人们是可预测的。关键的问题是，他有“渠”。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那个“渠”，水来了，不知道往什么流。在可以流的地方，不可能流的地方到处筑坝。所以说，要使社会问题解决常态化，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相关制度。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话对制度的功能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时代浪潮的形成，关键不在于科技，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试想，如果农民工在被拖欠工资时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制度化途径，何至于出现“跳楼讨薪”、“持刀讨薪”的冲突事件？

社会管理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旧的矛盾和冲突解决了，新的矛盾和冲突会随之而来。一个好的社会，不完全在于是有没有矛盾和冲突，而是在于两点，第一，社会能不能容纳冲突，容纳冲突的能力有多强；第二，有没有制度化的办法去解决冲突。构建完善的社会管理制度体系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要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4.政府必须转型。政府的职能要转型，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型，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型，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由微观管理改为宏观管理，使政府的干预由“有形”变为“无形”。由于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并直接从事大量微观而具体的社会管理活动，从而使政府疲于应付各种社会问题，还容易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因此，政府要淡出原本不该涉足的领域，将自己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社会职能归还社会。“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责任边界，凡是分内的准公共产品绝对不能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方式随意交给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承担，尤其是在其成熟度不高、担当公共服务责任乏力的情况下，即使是准公共产品也不能随意转移责任。”[1]政府职能应重新定位为通过为社会立法，制定规则，借助社会政策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干预和调节，以维护社会公平，达到社会稳定运行的目标，避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5.培育公民社会。国家、市场、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三个基本机制。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市场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公民社会可以有效地弥补两者之不足。公民社会对于我们社会管理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有一句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社会冲突和矛盾都是社会组织先发现，先察觉的。美国社会就非常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培育公民社会。美国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普特南在1995年就写了一篇文章《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他发现，在 1980 年到 1993 年 间，美国打保龄球的人数增加了10%，但保龄社团却减少了40%。这意味着美国的公民社会内部产生了不信任，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在降低。这是不利于美国社会的良性运行。所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我们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由于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矫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因此，我国现有的政府职能应该进行有序转移，让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的职能和作用，让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社会治理职能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管理者与社会的“共同治理”。

6.加强社区建设。“基层社区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沿，是服务社会的窗口，是社会管理的根基所在。”[2]要充分发挥社区建设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建立法治社会，依法管理，但并不意味着一切社会冲突和矛盾都要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乡土无诉”，老百姓的大量纠纷和冲突可以通过社会调解来解决，可以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社区就应当承担这个责任，社区建设要发挥社会组织力量的作用。

中国社会要实现良性转型，向和谐社会迈进，社会管理就要“转”。只有如此，在处理社会冲突和矛盾时，不仅能“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能做到未雨绸缪，提前预防。

[1]邓志强（1979- ），男，湖南郴州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共青团理论教研部教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网络社会学。

马琳娜.试论转型期对我国社会管理的影响及对策[J].传承，2011，（8）.

作者：邓志强

乡土社会研究管理论文 篇2：

民族地区多元自治社会管理体制的建构

【摘要】多元主义是社会管理的主流思想，依法自治是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组织体制的要求。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应体现多元主义的管理思想，并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的自治传统，将民族区域自治与社会管理群众自治相结合，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厘清“社会自治”与“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应坚持国家身份认同，实现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民族地区 社会管理 自治 国家认同

多元主义是世界范围内社会管理的主流思想

“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①享廷顿的这一论断可以适用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是一个社会矛盾多发、利益冲突越发尖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②

201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提出要借鉴国外社会管理的有益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自我完善和发展。国外的社会管理研究具有丰富的成果，而多元主义是当前社会管理的主流思想。关于多元社会管理模式的理论有自主治理和多中心治理、集体行动理论、协商民主、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等社区自治的理论解释框架。③社会管理多元化思想试图突破国家和市场的简单二元模式，认为政府作为单一的社会管理主体不仅在社会管理责任上力有不逮，而且管理效率低下，应建立国家、政府机构、社会非政府组织、社区及公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机制，实现对社会事务的共管及自治。这是社会管理，或者说是西方社会政策的主流思想，也体现在英美等多数国家政府所实施的公共政策之中。

我国现阶段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存在失位、缺位和越位等情况，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由单一的政府管理主体通过行政命令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民族地区情况更不容乐观，急需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

我国正在探索确立多元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

就民族地区而言，近年来许多地方相继发生了各种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形势严峻。民族地区的这些群体性事件有的涉及民族问题，如2009年新疆“7·5事件”；有的则是利益之争，如云南的“孟连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一方面威胁着民族地区稳定，另一方面反映了目前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工作的不足。

为改变社会管理工作现状，我国政府开始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把民间组织体纳入社会管理的主体范畴，将之作为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表达社会利益诉求的重要制度形式，以此调动社会资源，减轻政府负担，推动社会管理方式的多元化发展。④多元的社会管理以自主治理为基础，意味着被管理对象在需要服务时存在多个提供者，可以有更多的方法与途径进行选择，从而提高社会事务的处理效率。简言之，主体多元与社会自治是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是实现政社分开和依法自治的重要因素。依据这一社会管理要求，结合当前我国现实国情和世界关于社会管理的主流思想，多中心参与和合作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⑤

将党的十八大既定的社会管理格局与目标建设适用于民族地区，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有重要意义。一直以来，在民族地区发展中存在着两种相对而行的思路，一是为了消除民族之间的事实不平等，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发扬和保护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保留各民族的身份及文化特征。在社会管理领域，则体现为国家通过法律向各民族自治地方授权，鼓励民族地区的民间团体和公民个人承担和参与社会管理，增强民族社会自治能力。另一种相对而行的思路就是在民族地区鼓励民族自治、自行管理社会事务，同时弱化民族色彩，将民族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社区自治与民族自决作严格区分，强调社会管理中的国家身份认同，增强国家向心力。

这两种思路均不可偏废。加强民族地区在社会管理上的自治必然是以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身份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应当得到尊重，但必须避免因过分强调民族性而受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而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应寻求少数民族群众作为国家公民在行使权利上的同质性，加强民族地区群众的国家认同感。

在民族地区多元化管理中，实现依法自治的途径

我们需要探索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多元化和依法自治的思路与途径，承认与利用我国社会治理与自治的本土制度资源，把握民族地区社会事务自治的历史规律，明确多元化治理与自治中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将民族区域自治与社区群众自治结合在一起，发扬民族传统的同时强调少数民族公民的国家身份认同优先于族群认同，从而实现社会管理中的依法自治和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目标。

发扬民族地区的社会自治传统。有效的社会管理，必须依赖有效的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必须以市场的自律、社会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管理为基础。⑥完备的社会自我完善与自治需要在历史中形成。在西方国家，自封建社会开始许多欧洲国家就形成了王权、封建主及市民之间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格局。到了现代，西方社会管理也相应形成了市民社会与政府的互补格局，市民社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极，不仅成为政府权力的制约力量，社区管理的市民自治也减轻了政府社会管理的负担。

在我国，乡村社会也存在悠久的自治传统，如费孝通所说的乡村社会中也存在“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和“自治单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一书中提到，到现今，中国民族地区远离乡镇政府的村落，虽经国家权力的控制渗入，但其自治色彩依然很浓厚，只有在发生的事件超出村落自行管理的时候才寻求政府的介入。⑦韦伯也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乡村则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⑧历史上广大的民族地区，尤其是执行“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的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土司所管辖的地域内具有丰富的自治色彩。改土归流后，由于国家“权不下县”原因，自治传统很大程度上仍然得以保留。及至清末民初，皇权倾覆，革命云涌，社会剧变使民族地区社会传统治理结构遭到破坏，乡绅作为乡村的治理主体开始消失，传统的自治秩序开始松动。但一种制度秩序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制度惯性，在民族地区的广大乡村社会中，许多社会事务仍然按自古形成的习惯进行处理，这是提高社会管理效率值得保存和发扬的良好传统。

民族区域自治与社会管理自治相结合。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首次实现了对包括民族地区乡村在内的社会有效控制。在民族关系政策上，建国之初民族自治的观念体现在《共同纲领》中，1952年政务院公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纲要》，1982 年国家通过宪法，确定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十一条自治权，1984年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所指的区域自治与社会管理自治在内容上具有重合性，该法除了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还规定了应发展自治地方教科文卫和传统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而社会管理实际包括了管理与服务两大系统，狭义的社会管理包括了对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自治、人口发展、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社会服务的管理。⑨因此，实行自治的民族既行使管理自治地方的国家事务，又享有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民族区域社会管理自治权与民族自治权更多的是范围的区别：民族区域自治法不仅涉及社会领域，更涉及政治与经济领域，而社会管理中的社区自治应指狭义意义上的社会事务；民族群众行使社会管理权所及的范围是其所居住的城乡社区，具体而言，是指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和城市中的“社区居民自治”，这也是法律所规定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多元管理与依法自治中发扬少数民族传统习惯。由于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工作更显复杂。单就社会管理中的矛盾纠纷处理上看，很多少数民族所特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是长久历史形成的经验总结，根据这些民族习惯规则对纠纷进行解决对于妥善化解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如四川彝族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一般要求进行判决。如果同意调解，几乎是按照民间习俗进行，法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与习惯法差距较大，即使法院判决，当事人还要依习惯法再次进行调解。⑩

为此有学者呼吁，在社会管理中要考虑到民族性非正式组织（如宗教组织、同乡组织、民族团体等），对社区中少数民族的社会整合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运用，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分尊重民族多样性和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同时，在社会管理中考虑不同民族风俗习惯、语言历史、文化禁忌的差异性，在积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参加社会管理的同时，必须明确社会管理中的“自治”与“民族自决”的区别，防止在民族地区社会自治中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进而损害国家统一的行为。

多元管理与依法自治应坚持国家身份认同优先。第一，民族地区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是“自治”而非“民族自决”。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实现自治，可以充分调动民族地区的各种民间组织、民族社会团体和民众参加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同时也是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实现民族自治权利的体现。

在此需要明确的是，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属于民族群众的自治，而非民族自决。“民族自决”原本是国际法领域的概念，其理论依据来源于社会学的“民族”概念。民族自决权理论主张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身的政治存在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自决权”的提出在20世纪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民族国家得以诞生。但该概念如果运用在国内法中，就会引起国内政治的动荡，许多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即是这一理论的后果。近年来，我国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者以“民族自决”为由，鼓吹西藏独立和建立“东突国家”，导致许多地方发生较大规模骚乱。这些教训提醒我们，在鼓励民族地区的各种少数民族社会团体和群众积极参与管理和实现社会自治的过程中，应明确民族自治、社区自治与民族自决的区别。

第二，民族地区社会自治应坚持国家身份认同。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建立在“族群”基础上（在最近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背后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问题应去政治化，民族应称为“族群”只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民族问题必然是带政治色彩的。因此在此所采用的“群族”概念，指的是带有政治性的人类集群）。承认各少数民族拥有不同于汉族的自治权利，以保障少数民族实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实现民族平等与共同繁荣。

西方多民族国家对于国内族群的治理有不同政策，其中瑞士和美国在国家认同上具有相似特点。瑞士1999年宪法没有给予特定“族群”以任何特殊的待遇，无论是形式平等，还是实质平等，宪法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去族群化”的“区域”和公民，强调对其国民的“公民身份”认同具有优先性，通过寻求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在增强国家认同感的同时也维护了文化多元的核心价值。瑞士特定的少数群体没有特权，但是普遍拥有较低的治理层次的自治权。这一点对于采取过“纠偏行动”的美国和给予少数民族特惠待遇的中国，都值得比较与反思。

美国对待种族的多元文化也经历了同化政策—尊重差异政策—强化认同政策的过程。1964年“民权法案”推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享廷顿倡导的国家认同理论提出，应在文明的冲突中强化美国人的意识，“9·11”事件使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明显增强。在多民族国家中，“多元共存，政治一体”是一个理想的目标，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正如菲利克斯·格罗斯所言：民主国家需要有一个公分母，一种超越种族的忠心耿耿，这种忠心耿耿将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集团混合为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超越了族属认同的认同。

总之而言，多中心管理模式应以政府分权和社区自治为制度要点，使不同民族的社区成员自行做出负责任的决策。民族地区群众能够参与决策的组织越小，自我决定程度越高，通过自治所实现的共识和妥协越有助于培养宽容和团结的社会氛围。

多中心主义与自治有可能出现族群分离的倾向，因此在实行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多中心主义、鼓励民间团体和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同时，在强调在“国家认同，公民身份”的基础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要从根本上消除族群矛盾，必须从完善制度入手，族群政策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地方自治和个人自由有机结合的基础上。

只有在发挥社会管理多元主体与依法自治过程中，把民族与群众自治、发扬和保持民族传统与国家身份认同相结合，才能使民族地区群众在享有自治权的同时不会产生分离倾向，确保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作者分别为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重庆理工大学经贸学院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中的确立与适用研究”和广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研究中心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2XFX001，2013MZX03）

【注释】

①[美]享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56页。

②卢明威：“论社会管理中民族传统习惯的发掘与利用”，《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③周大鸣：“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思想战线》，2012 年第5 期。

④⑤⑨陈振明等：《社会管理—理论、实践与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第12页，第3页。

⑥成乃清：“论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

⑦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年，第149～155页。

⑧[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5页。

⑩张晓蓓，康晓卓玛：“论民族自治区域少数民族纠纷调解机制的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田飞龙：“瑞士族群治理模式评说—基于‘宪法爱国主义’的公民联邦制”，《法学》，2010年第10期。

彭英明：“当前我国民族政策的坚持与调适初探—兼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7月。

王鉴，胡红春：“从承认差异到强化认同—美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启示”，《兰州大学学报》，2012年5月。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王建娥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张千帆：“从权利保障视角看族群自治与国家统一（下）”，《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12月。

作者：卢明威 汤伶俐

乡土社会研究管理论文 篇3：

走向整体性与回应性兼具的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提高社会管理能力。这些纲领性文件对社会管理的整体性与回应性提出了要求。

整体性可以界定为排除相互拒斥政策情境，促使同一政策情境中的行动主体能协同行动，联合使用稀缺资源，为目标受众提供无缝隙而非碎片化的服务。回应性一般指的是，“当面对一项对行动或者信息的要求时，服务提供商具有的反应速度和准确性。除了效率、效能之外，公共服务的准确性还必须考虑社会福利、公平、平等，以及将‘公共物品’公平分配给所有公民的问题”[1]。不管是出于整体性还是回应性的考虑，其目的就是要搭建一个政府与社会能进行良性互动的关系框架，其目标就是要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

政府社会管理的困境：碎片化与滞后性

现实情况是，顶层设计并没有在政府社会管理中得以践行，相反，出现了与社会管理的整体性与回应性价值诉求相抵触的局面：政府社会管理的碎片化与响应的滞后性。

政府社会管理的碎片化主要体现为，第一，认知逻辑上的偏差与整体思考的碎片化。政府按照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分类管理等原则对社会进行管理，这种管理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比如各地政府和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推诿扯皮、责任不明，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各地政府与部门依循碎片化的属地管理等原则与自身的利益考虑，在立法时存在较为严重的部门主义，部分社会管理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甚至存在矛盾和冲突。现今的社会日益复杂化与动态化，社会管理需要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就涉及到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由于尚未形成统一、科学、协调、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碎片化的法律规范，使得各行动主体在参与过程中，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分配与参与付出之间不均衡，而未能充分发挥其固有的功效。

第二，资源分布缺乏整合与权力配置过于集中。在政府内部，社会管理的各种资源呈散状分布，缺乏整合力度。就部门层面上讲，由于社会管理事务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不同部门合理分配资源，是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从地方层面上讲，社会管理的属地管理原则等使得社会管理出现缺乏统筹安排、无法协调一致的问题。在政府与社会层面上，政府正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过渡，政府还没有完全向社会放权，尚未学会如何同第三部门共同致力于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

第三，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碎片化。在认知与资源分布的碎片化作用下，政府社会管理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也存在碎片化问题。在社会管理中，各级政府及各组成部门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本级政府或本部门内部，缺乏开放与合作的思想，导致了社会管理中的地方主义与部门主义，严重影响政策的衔接与执行中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山头主义”的存在，信息的封闭与“私有”就有了存在的可能性。作为重要资源的信息对于管理意义重大，但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各级政府会选择刻意去隐瞒特定信息，各部门也出于对各自部门利益的考虑而对利益相关人封闭信息，于是在社会管理中很难形成统一的政策体系与政策过程。

政府社会管理响应的滞后性则体现在，第一，目标群体需求回应的滞后性。“回应性”要求政府对处于变化当中的社会环境能做出及时适当的反应，把握目标群体的不同需求信息。而科层制的官僚组织体制将社会公众的多样性、多层次的需求视为单一性的，主张以一种“科学、标准、统一”的模式来进行处理。庞大而又臃肿的官僚层级导致政府行动僵化、反应滞后、效率低下、政策失灵，片面强调行政程序规则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公众的多样化需要，这使得政府的供给结构失衡，提供的社会管理服务与产品既不能满足公众的需要，又造成供给的过剩。

第二，响应了程序公正而难以保障实体公正。从法律上讲，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从社会主义本质而言，实体公正就是要求政府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公正的分配，需要提高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简化社会管理程序与增强管理原则的弹性，注重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互动，重视社会对政府社会管理提出的建议与批评。然而，现今行政组织注重层级结构，强调对程序原则的遵守。这样的规定可以让政府政策的制定保持合理性与科学性，减少政策偏差。但由于它的分级控制常强调制度规则而忽略灵活性，公民的利益诉求难以完全保证。官僚组织系统维护了程序正义的形式，却牺牲了实体公正。

政府社会管理问题症结：价值与行动缺陷

传统公共行政在价值观上追求的是效率，公共组织在运行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追求高效率，这对于提高行政组织的社会回应性与赢得目标群体的认可是值得肯定的。但一味追求组织效率很可能牺牲社会对政府工作的参与。目前政府社会管理很大程度上片面追求效率，而忽略社会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忽视对正义、自由、平等等价值的回应度。价值的缺失体现为民主与参与不足，社会性与行政主体之间互动性不明显。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困境包括，第一，官僚科层制理论效率与实际低效。“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在由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比起所有合议的或者名誉职务的和兼任职务的形式来，能达到最佳的效果”[2]。然而，行政组织最终将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管理阶层，而该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渐丧失面对选民的责任。同时，“我们有着无与伦比的管理制度的历史传统，传统中的某些理念如组织中人格化关系和上下级的人身依附，与现代官僚制是格格不入的”[3]。尤其是乡土情节、人情面子观无疑会渗透到行政组织运行当中，造成官僚制的异化，降低其原本预想的运行效率。

第二，行政两分法的理论效率与实际低效。在近现代政治理念中，立法应当是专门的立法机关的职能，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执行议会制定的法律。威尔逊在其开山之作《行政之研究》中指出：“行政应当在政治的适当范围之外，行政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虽然政治为行政确定任务，但政治不能去操纵行政。[4]”政治与行政两分法能起到避免党政交叉与抵销行政组织功效的作用，有利于行政组织提高执行政治决策的效率。然而，社会管理环境日益复杂化与社会事务与日剧增背景下，立法机关已经无法满足政府管理对立法的需求，行政扩张的局面也随之出现，行政组织也相应拥有政治决策权限。问题是被任命的行政官员只对自己的政治“主人”负责，政治官员则是民选产生，质言之，政府只是间接对人民负责。这种回应责任的方式，无疑使得政府回应度降低，民主的治理要求得不到满足。

社会管理过程中的非社会协同性则包括，第一，党政组织社会管理行为不协调。我国政府决策与执行的实际结构是党政结构与宪政结构相结合，并以党政结构为主导的二元结构。党委和政府并不是纯粹的“公共人”，而是由一个个具有理性逐利人特征的公务员和干部组成的客观共同体。政策实质上就是对社会利益的调整与再分配的过程，因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利益分配不均衡现象，各主体都会运用其拥有的资源来牵制对方。由于党委在权力资源与权力势能等方面占有优势，必然会出现政府部门无法通过政策来履行职能；另一方面，行政系统内部各机构之间职能划分不清、责任不明是行政机构的通病，由此造成诸如机构膨胀、部门林立、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且势必导致不同部门履行着相似的职能，不同机构围绕同一问题会制定出相互冲突的政策，同样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因利益矛盾而相互钳制，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

第二，民主政治建设不成熟阻滞社会参与。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在于在制定过程中能彰显出社会公众利益需求，在执行过程中能具有目标导向性实现政策目标。只有广大的社会公众参与到社会政策制定与执行中来，才能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社会广泛参与可以从不同视角为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大量及时有效的政策信息，并能集思广益，促进政策方案的优化与优选。由社会亲自参与制定与执行的政策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与支持，减少政策在执行中的阻力。总之，社会的参与可以提高政策的可行性，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增加政策的社会收益与效用。传统的政策执行体制的特点是党政部门处于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权力核心位置，其它的社会力量一直处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体制边缘。尽管政府也在打造阳光政府、透明政府，但社会参与的渠道建设不配套，存在停留于概念层面的可能性。

提升整体性与回应性的进路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说，对“政府提高社会管理的整体性与回应性”这一个宏大的社会课题进行研究，是一项要素众多、结构复杂、功能多样、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系统工程，拟从整体性政府视阈构建整体型政府社会管理模式，这其中政府机构功能的“合”是其精神实质，各种方式的“联合”或“协同”、“协调”则是其功能在管理上发挥作用的基本特征。

第一，重塑行政伦理，提升素质可行能力。行政组织的“公共人”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行政组织作为执行主体，具有为大众服务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与义务。这个假设无疑为约束行政主体行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理论。然而，行政组织并不会因此摆脱理性逐利人的特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是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政府也是经济人，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只不过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要求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6] 。可见要想真正发挥政府能力，让政府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在价值取向上一定要坚持公共利益的首要地位。这对行政组织提出了行政伦理的要求，要求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行政伦理的规制。行政伦理的重要向度是“公共性”与“公共精神”，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必须具有社会精神，履行好社会职能与社会责任、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

第二，整体思考，革新指导理论可行能力。整体型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应在吸收新公共管理理论关于公共服务效率的有益做法基础上，重视社会管理的公平公正价值。在行动主体方面，整体型的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强调公共部门之间应实行跨边界与跨层级的整合，还注重公共部门、第三部门、私营企业以及公民之间的整合行动，从而实现政府社会管理由碎片化走向整体化，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整体效益；在社会管理的完整性方面，整体型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整体性治理，“着重从整体上应对社会问题，而不是将公共部门的财政困难或人身侵犯犯罪发生率等视为毫无关联的问题来处理”[7]。整体型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强调要注重社会管理对象、管理目标与社会管理问题的完整性与相关性；在社会管理的回应度方面，整体型政府社会管理模式注重新公共管理理论关于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有益做法，使得对于目标群体的诉求具有较高的社会回应度，更重要的是它更加强调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公平正义价值。

第三，重视“整体人”，完整回应社会需求可行能力。“整体性政府当关注‘整体人’而不仅仅是关注协调相关住房与环境问题”[8]。政府社会管理要进一步实现社会的完整性需求，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应基于“整体人”的完整需求来设计政府机构与社会管理模式，而不是先将管理职能进行结构化然后在实践中再寻求协调的方法。对待跨职能问题，整体型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强调通过政策协调的方式实现整体性的社会管理，政府就必须从开始就以整合性政策方案来设计。John P. Burn认为，“政策协调指的是两种以上的政策能够得以融合演进，并形成共同的目标。政策协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政策冲突。[9]”Nina P. Halpern从两个维度界定了政策协调的含义，不同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协调与不同的政策建议演进融合成为一项共识。[10]

第四，整合行动，优化行动结构可行能力。整体型政府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公共部门必须以跨越边界与层级的整合方式来进行工作，以一种目标价值共享与整体行动的方式回应特定社会问题，而这种跨边界的行动涵盖横向与纵向整合两个维度。具体的措施包括“逆部门化、大部门治理、重新政府化、重新加强中央过程、重塑具有公务支撑功能的服务提供链、集中采购和专业化、以‘混合经济模式’为基础的共享服务以及简化网络等”[11]。

另一方面，整体型政府社会管理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管理方式方面的创新，“即利用发展联合的知识与信息策略，增大公共服务中供给主体之间持续地进行知识与信息的交换和共享，构成协同工作方式，为公众提供联合服务（joinedup services）”[12]。这是整体型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和新公共管理分散化、独立化的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区别。整体型政府社会管理模式“不仅着重强调公共部门间跨边界与跨层级整合，而且还包括公共部门、营利机构与志愿协会之间的联合行动”[13]，“利用协同与整合的方式实现公民的无缝隙的服务，实现公共服务的正义与公平”[14]。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 郑明明，谢永阳.政府公共关系与回应性的价值契合[J].党政干部论坛，2009（2）：20-21.

[2]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 [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96.

[3] 刘筱红.管理思想史[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80.

[4] [美]伍德罗·威尔逊.行政之研究[J].国外政治学，1987（6）：30-3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82。

[6] 臧乃康.政府利益论[J].理论探讨，1999（1）：18-21.

[7] DunsireAndrew.HolisticGovernance [J].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1990，1，：4-19.

[8] 孙志建.论整体性政府的制度化路径与本土化策略[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9（9）：16-21.

[9] 王发读.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启示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11（3）：33-37.

[10] Nina P.Halpern.Information Flows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in the ChineseBureaucracy.In Lieberthal and Lamptoned. Bureaucracy，Politics，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1992：125-146.

[11] [新西兰]理查德.诺曼.新西兰行政改革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52-58.

[12] Bath Priory. Towards a Common Framework-DeliveringJoined-up Services through Better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Management.KM Review.Sep/Oct2005，Vo.l 8，Issue 4，33-33.

[13] PollittC. Joined-Up Government： A Survey[J]. PoliticalStudiesReview，2003，1（1），34-49.

[14] 张立荣.当代西方“整体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及其借鉴[J].中国行政管理，2008（7）：110.

作者：汪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