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古代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本文对我国古代文化和体育的关系及不同时期文化对体育的影响作了详细的阐述,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不同时期文化对我国体育发展的作用,展现了文化和体育发展的重要性。关键词:古代文化体育时代一前言体育,这一概念来自西方,这一词汇则直接来源于日本。中国传统的概念里面没有体育一词,却有体育一事。
第一篇：古代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表征
在学术界，经常能听到中国古代服饰“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物化体现”一类的赞美。这些说法究竟是对中国古代服饰的随意夸赞，还是确实如此?让我们从中国古代服饰的几个文化表征着手稍作论述。
信仰体现
衣裳指的是上衣和下裳，是古今日常生活中提及较多的服装词汇，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服装种类。《周易·系辞下》中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的记载。那么，古代的明君们为什么不戴冠、不垂袍却一定要“垂衣裳而天下治”呢?除实用功能和其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因素外，重要的原因在于，衣裳内含的古人对天地崇拜的文化信仰。
在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十分落后，对自然界时常发生的风暴、雷电、冰雹、地震等现象无法作出科学合理的判断和解释，认为这些都是由某种超自然的神力主宰造成的，并把这种力量归结为天地，认为这是天地震怒发威所致。因此，人们就对天地倍加敬畏和尊崇，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拜祭天地，祈盼能与天地之神沟通对话，并设立专门的祭祀仪式，且逐渐成为一种信仰。具体到服饰上，就是用衣裳的形式表现，上天(乾)者为衣，下地(坤)者为裳。衣裳的颜色同样用天地之色，中国古代祭祀礼服上衣的颜色用青中略红的“玄”色，代表拂晓时的天空之色;而下裳的颜色则选用赤黄的大地之色，称之为“纁”色，合称“玄上纁下”。这反应了长久以来先民通过服装对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折射出古人朴素的“三才”哲学思想。
礼制传承
由古代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充当着礼序社会、规范行为的角色，始终左右着古代国家法律制度的确立。历代服饰制度大多是以礼仪制度为基础而建立的。以冕服为例，在中国古代服饰体系中，冕服以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著称于世，它既是礼仪文化的完美化身，又是国家制度的出色代表。
在传承传统礼仪文化方面，冕服在主体服装结构、施用色彩、冕板造型等方面都采用了上乾下坤、天圆地方、玄上纁下等直接体现天地寓意的展示方式。
在体现礼序方面，冕服首先根据所祭祀对象地位等级的不同，将自身名称对应分为六个等级，依次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即“六冕”。其次，冕服又根据穿着者身份的不同进行区分，从天子到卿大夫所穿冕服虽在名称上相同，但在各种装饰标识数量和色彩上则表现为从多到少，依次而下，等级分明。
在体现德行方面，冕服的设计初衷更为突出。其装饰以各种动植物和礼器图案的形式体现，设有“十二章纹”，分别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每个图案对应一种品格，穿着者地位等级越高，要求的章纹数量越多，其所具备的德行亦越高。
另外，冕服的其他组合内容，诸如冕冠上的冕旒、玉衡、充耳，冕服组合所配的舄、革带、蔽膝、玉佩等，无不具有文化含义。集礼序、人伦、等级、自然动植物、道德标识于一身的冕服，明确地呈现了以服饰承载礼仪文化的事实。
多元一体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服饰以风格独特而著称于世。绚丽多彩的中国服饰文化之所以优秀，除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外，注重吸收融合其他民族和国家服饰文化的精华，实行服饰制度多元化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明确以吸收外来服饰精华为目的的服装改革，在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上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发生在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此次服装改革在许多史籍中均有记载，详略不一。改革所带来的成果是，通过战车改骑兵及骑兵服装的引入，改变了当时战场作战不利的局面。
另一次改革是隋唐时期引入胡装“圆领袍”。在隋代以前，中国古代传统服装除首服外，主体服装包括宽博的上衣、下裳、深衣、袍衫、大带、履鞋等内容组合。其中，上衣、袍、衫等绝大多数衣类服装结构都采用的是交领右衽的样式，而自隋代开始，一种领式为圆形结构的官服—圆领袍广泛流行。这种窄袖、合身、长短过膝的圆领式袍服并不是周汉以来的中国传统服饰，经研究后发现，圆领袍来自遥远的南欧草原，是标准的中国古代西服。
赵武灵王引入的“胡服”合裆裤、靴子，改变了中国古代军服和其他服饰的结构，使服饰内容更加实用与丰富。而自隋代始引入的圆领袍，不仅再次改变了中国古代服饰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拓展了中国古代服饰制度体系，使服饰体系更加明确，礼制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科技含量
科学技术是任何行业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服饰中就包含了许多科技内容。如“五行”学说，它将世间万物划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种性质。除五行相生、相克等关系外，五行与方位和色彩的关系更为人熟知，即木—东方—青色，火—南方—红色，土—中央—黄色，金—西方—白色，水—北方—黑色。这五种方位颜色被称为“五时色”，在周汉时期服饰制度中被广泛应用。五时色，指的是古人在一年的春、夏、季夏、秋、冬五个不同节气时段，所穿礼服也要分别对应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以顺应自然。
服饰中，最能体现科技含量的当属纺织。中国古代以麻、丝、毛、棉为原料的纺织品种类多达数十种，其中又以丝织物种类最多。中国是丝织品发明国，拥有六千多年的养蚕历史，以绢、纱、绮、绫、罗、锦、缎等为代表的丝织技术早在周汉时期就已经十分发达，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过一件重量仅有49克的素纱襌衣，丝织技术水平震惊学界。
时代标志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不曾出现断代的文明古国，在长久的历史时间跨度中，文化相继传承，但各代服饰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特色。
这当中，有原始社会晚期，被黄帝、尧、舜等贤君沿用的上衣下裳;有春秋战国时期，将上衣下裳连为一体，兼具多种礼仪功能，被儒士们广为推崇的新式礼服—深衣。相比之下，组合起来的成套礼服更是时代韵味十足，如头戴长冠、身穿宽大单衣、足穿履是西汉官员常见的形象;而头戴进贤冠、身穿大袖袍、足蹬履又是东汉官员的标配。此后，组合礼服的时代特征性延续不衰，如唐代官员的幞头、圆领袍、革带、靴子组合，宋代儒士的方巾、褙子、交领袍、履或线鞋组合，元代官员的瓦楞帽、质孙服、革带、靴子组合，明代官员的乌纱帽、补服、革带、长靴的常服组合，以及清代官员的顶戴花翎、补褂、袍、腰带、长靴组合等，无不体现着时代特征。
这些表现内容不一的各时代礼服，不仅对不同朝代的统治起到了巩固作用，而且还装点了时代，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流的视觉标识，正如明末学人叶梦珠所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服饰不断演化，上启史前，下迄明清，兼容自身创造与外来特色、礼制规范与时代流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以上仅扼要列举了部分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表征，服饰所承载的各种文化含义远不止于此，还有许多古代服饰文化表征未被学界认知和解构，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去實现。
赵连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服饰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作者：赵连赏
第二篇：我国古代文化与体育
摘要本文对我国古代文化和体育的关系及不同时期文化对体育的影响作了详细的阐述,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不同时期文化对我国体育发展的作用,展现了文化和体育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词:古代文化 体育 时代
一 前言
体育,这一概念来自西方,这一词汇则直接来源于日本。中国传统的概念里面没有体育一词,却有体育一事。体育,如果用最普遍的认知定义则叫身体活动,它是人类劳动过程中为了求得生存、繁衍后代、强大民族,在同自然环境斗争中所练就的技能。它在历史的传承和进化中,逐渐被文明的进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文学的推进演变中,逐渐被拥有丰富文化知识涵养和深厚系统理论的学者将其概念化、规范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扎根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它生来就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要用中华历史发展的精髓和深刻内涵将其一一说明。而民族传统体育则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上千帆竞流的舟,它吸收着传统文化每一条支流的营养,徜徉于传统文化每一根脉络,依托着传统文化扬帆向前。
二 不同的历史时期体育产生的根源
1 蛮荒时代——文化孕育中的体育
任何一种文化作品的初始阶段,都是从本民族对自然的认识开始的,即神话的创造。中华民族也不例外。“神话”作为古代文学中意识表现的一部分,固然有其虚构臆造的成分,但如果以当代学术的思维来审视,却又不得不提其蕴含的意义。
古代文化中的体育不仅融入祭祀活动中,更是渗透到古代文学思想内涵最佳的表现形式——神话里。如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逐日》用当今体育理论和当代思想潮流来表达的话,夸父的“与日逐走”难道不是体育的长跑竞技思想吗?虽然与之竞技的是太阳而非人。它与古希腊马拉松长跑的渊源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国最早的诗歌《弹歌》这样记载:“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它的意思是:“砍下竹子做弓背,仅仅两端做弓弦,用力射出土弹丸,猎取野兽做美餐”。这首诗歌以生动形象的一系列动作,再现了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场景。它既是狩猎文明最真实的表现,也是原始社会体育活动真实的表现。这样的一首诗歌就已经表明狩猎文明时期,弓箭在生产劳动方面的运用,更不要提“后羿射日”的神话,运用弓箭来对抗自然,表达原始社会人民与大自然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2 争鸣时代——文学形成中的体育
矛盾是推动事物前进的内在动力。在这样一个思想价值体系争鸣的时代,每一位思想家和其代表的流派思想体系,都有可能成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们不断否定他人并积极表达自我,都只有一个目的:推销自己流派的文学思想并争取获得统治阶级的青睐,使之成为治国安邦的唯一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如儒家学派孔子为推广“仁、义、礼、智、信”的君子道德标杆而周游列国;道家老子崇尚无为而治而涵谷著书推广天下;墨家墨翟推广“兼爱”、“非攻”,主张“国事大同,务夺侵凌。”法家韩非推“刑名法术之学”,主张“严刑”、“重罚”治国。更不要提《战国策》浩浩百篇纵横家们激昂陈辞、智慧闪烁的辩论。这些思想家不仅对自身所存在的不足进行取长补短,努力完善,而且传统文化在他们不停地争鸣和辩论中,已经慢慢形成。
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身体活动不仅作为军事技能的训练项目之一,更是开始以专业教育的雏形出现在私学里面。如儒家学说开山鼻祖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人才培养模式,创立了私学这一“学在四夷”的新型教育模式。私学内容包含射箭这一身体活动,儒家并将其纳入文化意义的层面,称之为“礼射”。《论语·八佾》中有记载:“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说明这时候在私学里面的射箭,已经被儒家学说高度道德化,并作为非竞争的工具,作为修养提升的方式。《礼记·射义》则全面概括“礼射”:“射者,所以观盛德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如此这般,射箭运动以儒家学说和理论为载体,在学校教育和贵族活动中开展起来。
在贵族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的时候,民间体育活动也发展起来。在争鸣时代最明显的民间体育活动则是——蹴鞠。据史书记载,蹴鞠出现于齐国故都临淄。司马迁的《史记·苏秦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说明蹴鞠等运动在当时齐国的临淄普遍而且繁荣的景象。
3 专制时代——文学传承中的体育
秦建立统一大业后,仍然以法家思想为政治根基,并制定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政策来巩固中央政权。一方面,强化了统治阶级的中央集权统治和政权的巩固,如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另一方面,阻碍了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如销毁兵器,压制思想、泯灭文化、毁灭学术、“焚书坑儒”等。贾谊在《过秦论》中这样说道:“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民。”秦采取大量的措施来遏制其他思想文化的传播,妄图将所有对其有影响的思想文化统一在法家的文化体系中。秦的大一统时期,是历史上法家文化思想最鼎盛时期。
战乱的结束,生活的稳定,思想的统一,促使文化在统一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稳定地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带动了体育活动的发展。在和平时期,安居乐业的人民在劳动的闲暇之余,更多关注娱乐活动。宽松的政治环境也带动了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体育娱乐活动的复苏和繁荣。投壶运动由贵族向民间发展。这一时期民间发展和繁荣最明显的当属蹴鞠运动。民间的蹴鞠运动蓬勃发展,甚至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体育运动专注《蹴鞠二十五篇》,专门论述蹴鞠运动。而描写蹴鞠运动在西汉时繁荣景象的最著名例子,则是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公乘项处病,臣意诊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连肺。病得之内。臣意谓之:‘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处后蹴 ,要蹶寒,汗出多,即呕血。臣意复诊之,曰:‘当旦日日夕死。’即死。”项处不听劝告也要蹴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蹴鞠运动在汉时的繁荣。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文化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没有改变,但是经过了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和农民起义的交替践踏,汉代兴起的五经儒学有了衰微之势。到了魏晋时期,为了弥补儒学走向衰微的形式,士大夫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可以继续争鸣之路的思辨哲学,他们的目光聚焦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哲学。“玄学”作为弥补儒学思想的不足而兴起的文化体系,正式进入历史思想文化系统。“玄学”取自《道德经》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名士注重把《老子》、《庄子》拿来注解《易经》,称之为“三玄”。“玄学”在魏晋时期被不断注解不断扩充,促使道家文化体系慢慢成长为和儒家文化体系、佛学文化体系共同支撑的中国传统文化支柱之一。
4 繁荣时代——文学兴盛中的体育
经过了时间的积累,经过了无数的文人和学者们的不断反思,不断讨论,不断推陈出新;经过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的分裂发展之后,中原再一次统一起来。隋唐在统一的基础上励精图治,政治制度上的改革,经济制度上的改善,促进了文化系统的一次大的飞跃。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和谐,促使人们将更多劳动之余的精力转投到丰富生活的活动中来。这一时期的体育活动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与时令节气相融合。重阳登高,隋唐药学专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千金方·月令》中这样描述:“重阳日,必以看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说明当时的重阳登高只是作为一种娱乐游玩的活动,在当代则以“体育旅游”的专项名称谓之。隋唐时期的龙舟竞渡,经过几个朝代的发展,和当代的龙舟竞渡已经相差无几。而隋唐的龙舟竞渡活动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不仅平民参与其中,《旧唐书》中记载,唐穆宗等几个皇帝也有“观竞渡”之事。统治阶级积极参与,是推动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发展的因素之一。隋唐时期改竹索为大绳,大大增强了拔河游戏的娱乐性和竞技性,据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记载,参与拔河的人竟多至千人。而民俗学家黄现 在其著作《唐代社会概略》中说道:“拔河之起源,本由于教战,故至唐代,兵士亦多以此为戏。”
繁荣富强的时代,必然有积极开放的心态。隋唐时期更是积极对外交流的鼎盛期。马球就是作为对外交流传入唐朝,受到统治阶级热烈追捧的娱乐活动项目。马球,又叫“击鞠”,唐初由西域传入中原。马球由于其激烈的对抗性,强烈的娱乐性,不同于狩猎的新颖性,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青睐和追捧。根据《旧唐书》记载,大唐历代皇帝都是马球的提倡者、参与者和拥护者。唐玄宗更是颁布诏书,将马球作为军事训练课程列入军队训练体系。唐代诗人王建作《宫词》中有:“新调白马怕鞭声,隔门摧进打球名。”说明了马球在宫廷中兴盛的程度。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中,也有“上好击球,由此,通俗相尚。”以此表明统治阶级推广马球的热切之心。
隋唐时期,众多的体育项目都是统治阶级大力推广,下层阶级积极参与从而造就的繁荣局面。“上行下效”政策是推动体育娱乐活动在这样一个文化大繁荣时代多样化发展的有力因素。文化繁荣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体育活动被赋予更多的文化涵义。从繁荣时代开始,体育娱乐活动与民俗时令节气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5 衰落时代——文化完善中的体育
朝代的不断更迭,南北不断战争和统一,也使得宋元明清这一时代,在文化系统内部不断完善的同时,民族融合也不断加剧,慢慢体现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民族的融合,文化系统的完善,促使体育的地域性特征逐渐显现出来。而元和清两次少数民族统一中国,也使得骑射文化这种普遍于军中的体育,慢慢推广至全国。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武术运动,在这一时期的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在生产劳动中产生的,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文化系统的完善,促使大量的武术专著的出现,武术专著的出现使得武术逐渐脱离了只注重技巧而理论空白的局面,也是武术和民族传统文化合流的标志。这时期出现的专著有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王宗岳的《太极拳论》;俞大猷的《剑经》等。武术理论化,推动了武术广泛的吸收传统文化的养料,使之逐渐建立起基于传统文化,却相对独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
马克思主义说世界上一切事物是一个联系的整体。宋元明清固然制度上开始衰落,或多或少影响到文化的发展,但是中华文化已经扎根于五千年文明的土壤中,已经发展成熟,不断自新,不断完善,不断前进。而作为文化体系中的体育,也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发展,自成体系,并发挥其民族文化包容性和自省性的特点,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营养,进入另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时间推进到当代,经过了百年的耻辱,百年的征战,百年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华民族以全新的方式站立起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中华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人民在崇拜西方文化的同时,将传统文化逐渐抛诸脑后。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传统体育也不例外。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传统体育的发展空间依然在民间。民间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内涵的土壤,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有了民间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政府的大力支持,传统体育依附于传统文化,将会在现代社会得到更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瑶:《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唐明燕:《民族精神的一般含义、演进规律及其研究方法刍议》,《理论学刊》,2005年第10期。
[3] 邱丕相、杨建营:《从历史与现状探析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体育学刊》,2008年第2期。
作者简介:刘文通,男,1979—,山东滨州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工作单位:滨州职业学院基础部体育教研室。
作者：刘文通
第三篇：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文化生态分析
【摘要】中国传统教育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理论，这些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用文化的视角从其产生的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增进我们对当代教育性质的探索与开掘，也对当前我们实现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古代传统教育 文化生态分析 教育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在漫长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古代传统教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化的载体，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教育史中，有着丰富的传统教育理论，表现在传统教育目的上，主要有“明伦”说、“成人”说、“入仕”说等。这些传统教育目的论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分不开，而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是密切相关。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的角度进行分析、理解和探索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本质内涵，也增进我们对当代教育性质的探索与开掘。
古代教育及其文化生态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传递形式，能够实现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文化的生产尤其是文化的传播、增值有赖于教育这一重要途径，人类的科学与文化正是通过教育这一具有系统性、计划性和制度化特征的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文化对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文化状况、文化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教育活动的效果;此外，文化的诸要素都从不同角度对教育产生影响，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价值取向来体现的。
古代教育的文化生态。生态，源于生物学领域，是指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人文过程，如果我们把文化称之为“人化”，教育则是“化人”过程，它是在文化生态这一有机体中发展的。
古代教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有一个形成发展环境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总是受到外部和内部双重影响，内部影响是先前的教育传统，外部影响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因素。在外部影响中，对教育传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教育是传递、选择、发现和创造文化的重要手段，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会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换言说，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发展的，带有文化的时代特色。
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促生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持久性、多样性、凝重性和伦理型。中国文化生态由三个不可缺少的生态因子组成：文化精神的生长点和归宿;文化精神运作的内在机理;文化精神生长的根本意向。在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中，人们对情感予以了重视并导致了情感在文化价值中的绝对意义，情理成为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结构，血缘本位、情理机制培育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入世意向。因此，血缘、情感、入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生态特征。
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分析
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其规律和内涵。用文化的视角从其产生的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也对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最深，唯有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明伦”说、“成人”说和“入仕”说等，而这些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明人伦”说的文化生态分析。“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明人伦，即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之意。孟子认为，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使人懂得五伦、懂得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去分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无疑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所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正是理解教育传统中的教育目标的关钮。
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教育传统的目标不是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不是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个体也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培养上，集中在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大一统价值观念，强调群体价值，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宗法集体注意和伦理类型相契合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则为顺理成章之事。
“成人”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成人”说，即立足于“人”的成长，是中国古代关于传统教育目的又一重要论述。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标，道家以培养“真人”、“圣人”、“仙人”为弟子标准，佛家以培养“菩萨”、“佛”这样高境界的人为教育目标;”这些都共同揭示了当时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所设计的母语教育，都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
古代母语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同样与古代传统教育的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精神相通的。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自然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学说还渗透于其他文化形式中，如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其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中国的文学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即便是古代科技文化，也是先“正德”后“利用、厚生”。
作为中国文化子系统的古代教育，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伦理道德学说的影响，中国伦理型文化具有超越创化生命、超越自我的理想品性，强调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人可以而且只能通过存心养性的后天修养达到理想人格，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而母语作为最普及而基础的教育，自然成为道德涵养和培养人格的途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教育传统中的目标设定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也会引发人格修养上的平等与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的冲突，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造成人的自我贬抑与约束，甚至在封建制度的压制下导致了教育传统的异化，良好的教育目标和理想的人格追求导致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丧失，对于人的生命的提升变成了对于生命的戕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古代传统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和古代传统教育缺乏学科独立性而服务于伦理和政治，其所提倡的“成人”并不是今天所讲的全面发展，只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单面人。
“入仕”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教育大家孔子认为母语教育的核心目的“入仕”，然后才能治人。他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将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理论和实践合二为一的教育大家;综观中国源远流长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孔子的“入仕”思想统治阶级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有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这一思想最有力的佐证。几乎在整个中国古代，求学几乎是百姓们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通路，只有通过考试等途径他们才能获得一官半职。
“入仕”说对中国的古代传统教育有着长远而重大的影响：第一，促进了中国高考录取制度的雏形—科举制度的产生;第二，使读书能做官、走进上层社会，这一观点深入人心，使古代的读书人有共同的目标，形成共同的精神信念，利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入仕”说的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从其文化生态上来看，这一意识形态的产生主要是由政治形态、经济形态以及文化形态三者结合融入的产物，满足了时代环境下人的追求功名利禄的个人需求以及以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为国家长治久安的精神统治需求;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有十分现实性、世俗性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的伦理特色使中国人和中国教育充满伦理道德色彩，中国文化的入世意向使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充满功利主义，加上中国文化的所具有的倾向现实政治色彩，教育入仕的目的得以张扬。而在科举考试等制度的推动下，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目的逐渐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当然，从另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入仕”目的，与积极进取、勇担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亦不无关系。因为在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深沉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热心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结构中，人们常常认为只有“入仕”为官，方能更好地实现人生报复，为民造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是如此。
通揽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通过读书“入仕“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的。倾向现实政治和入世意向，涵养出古代传统教育中学用一致的作风，但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赖，使古代传统教育显示出浓重的功利色彩，甚至失去古代传统教育的独立性而沦为政治的工具。
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探索，还有其他的诸如“为道”说、“化民成俗”说等，这些学说的产生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烙印，是在中国古代文化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笼罩下的独特产物。
关于当代传统教育性质问题的思考
伴随现代性弊端的日益暴露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古代传统的合理内核得到了重新认识和评估。认识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既有矛盾、冲突、对立的一面，又有适应、协调和促进的一面。教育传统受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影响，是在不断变革中形成、发展的，但教育传统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凝固性，甚至落后于时代。教育现代化是优化旧的教育传统和创造新的教育传统的过程。
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有着相区别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上，如：现代教育要求主动适应社会变革，教育观念是开放、动态的，强调多样性和个性化，具有超前意识，而教育传统则倾向于被动调节，教育观念是自我封闭和墨守陈规的，强调单一性、统一性和标准化，具有滞后性。但教育现代化也不是凭空想象和割裂传统的，教育传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和渊源，因此在当代实现教育现代化，其中重要的任务是实现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传统教育，借鉴古代传统教育理论，打开传统教育的新格局，有着深刻的意义。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古代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赋予其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是我们首要思考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界定是模糊的甚至是依附的。单独设科的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教育者对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进行过种种探索，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只存在唯一效能，即：它的唯一本质是作为语言交际训练的工具而存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唯一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言语交流沟通能力，所以，他们认为古代传统教育是一种语言形式的教育。
第二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即：集作为语言交流的工具性和意识形态的人文性于一体;这一观点强调古代传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这一派别历史上称为人文思想派。
第三类观点肯定第二类观点中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同时由略微有所区别，他们赞同“文以交际”的观点，且在交际中侧重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交流，同时反对古代传统教育带有人文性的观点，倡导顺势而为对学生进行教育。正是由于对古代传统教育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庞杂而混淆，导致了令人忧虑的传统教育教学现状，因此，广大传统教育工作者提出“走出误区，探索革新之路”的建议，对传统教育教学“自身”进行再认识，重新确认传统教育的性质、任务，呼唤传统教育教学“个性”的回归。因此对中国传统教育本质的认识，我们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其作为交际工具重要的一方面，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其承载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面，看到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总结
应该说，古代传统教育与我们人类的发展关系尤为密切，二者相互想成;首先，它的核心是语言，是人类用以沟通、交际的工具，生活中必不可少;其次，拥有了语言的人，又促进了人类的发展，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区别于低等动物的典型标志;所以，对古代的传统教育认知，我们应从客观的角度，对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这对创新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时代教育，意义深远。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着很重要的社会功能角色，是集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并指向是人的发展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教育。
(作者为湖北科技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副教授;本文系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1114)
责编/张蕾
作者：孙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