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建设研究论文

摘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是新时代首都医科大学发展的战略目标。立足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概念内涵，从医科大学功能、办学定位、研究型大学的本质、世界大学排名标准及新时代中国高校建设要求与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入手，归纳与总结了新时代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十大特征，强调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同心协力与长期探索才能实现。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大学教育建设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大学教育建设研究论文 篇1：

兵团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结构探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兵团曾经拥有的人才优势严重弱化，人口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与内地形成极大落差，各师之间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也参差不齐，现有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结构早已不能满足“新时期”（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发展需求。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加强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减少人才流失；高素质人才区域协调；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加强技术培训教育等措施对兵团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结构进行优化，促进兵团社会经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关键词]兵团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结构；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刘贡南，男，石河子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周姣姣，女，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个国家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从根本上决定着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1]社会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张春贤书记在2014年03月13日召开的“全民科学素质共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既是新疆科学发展的活力所在，又是新疆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瓶颈，也是新疆长治久安的基础和现实问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结构决定着经济发展的结构，并引导着社会发展的走向，肩负着特殊历史使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新疆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结构的优化是实现边疆稳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①结构指对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累的劳动生产经验，以及在教育学习中所学到的文化知识等量化后的构成状况。依据学术界常用的测量指标，本文采用文盲率、科技创新状况、在校研究生人口比重、专业技术人才构成这几个主要指标对兵团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结构进行测量。

一、兵团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一）兵团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结构的发展历史

1953年驻疆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部队，经中央军委批准，1954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第一批由驻疆部队整编而来兵团人口随之诞生，1954年末兵团共有273279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分配、鼓励和调动内地80多万知识分子及专业技术人才到新疆工作，弥补了新疆偏远落后、高素质人才缺乏的困难。兵团成立时，除兵团卫生学校和八一农学院之外，已有24所小学，学生5378人。1957—1966年，兵团职工由17.8万增长为80.8万人，年均增长9万人。到1966年，兵团已有小学1183所（包括26所民族学校），教职工9900多人，在校生增加到16万人，入学率达96%；普通中等学校81所，教职工1000多人，在校生1.8万人。

扫除文盲一直是兵团工作的重点。到1965年，兵团已建立业余小学班3896个，在校生122015人；业余初中班506个，在校生13985人；业余高中班50个，在校生4921人；业余大专班15个，在校生549人，参加学习总人数约达28万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业余初等到高等较为系统完整的教育体系。1965年末，兵团职工的文盲率已由上年的60%下降为39%（其间职工人数增长近3倍，新增职工中文盲人口10万余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由1957年的18%上升为35%。与此同时，职工业余技术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8—1962五年间，共培养各类专业技术干部人才32734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致使兵团社会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1975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1981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新恢复建制。然而，在文革、兵团被撤销及恢复建制初期，由于国家政策性返迁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了知识青年及高素质人才的大量流失。据统计，1966—1990年，兵团人力资源的数量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现象。此后，兵团总人口开始了机械性增长，而兵团人口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优势也自此一去不复返。

兵团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其人口来源也比较特殊，第一批转业军人及支边青年具有高于当时社会整体水平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些人不但集体意识浓厚，而且具有如火的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使得当时兵团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兵团成立到80年代，移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始终呈不断上升的趋势，30年间，总人口中初高中及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人口比例分别提高了2倍、1.5倍、4.6倍，文盲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50%。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之后，90年代以来，不但失去了这样的优势，兵团反而陷入了人才匮乏的困境。新迁入者多为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科学文化水平低下，占到兵团人口的80%。同时，当下青年职工不断流失，老职工又处于退休的高峰期，造成新老职工“青黄不接”；外来劳动力多为短期补给，流动性大，致使兵团人口不稳定性加剧，兵团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但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反而雪上加霜。

（二）兵团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结构的现状

1.文盲率。文盲率指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10年兵团文盲人口为123317人，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口的5.53%，比全国文盲率4.08%高出1.45个百分点，女性文盲率高达8.02%，是男性文盲率的2.42倍。在兵团各师中，14师文盲率最高，为8.06%，男性6.36、女性9.87%。兵团团场共有文盲人口90454人，占团场总人数的6.13%，比兵团总体文盲率高0.6个百分点，比石河子市高出1.63个百分点。同时，无论是在总人口中，还是师部、团场，女性人口的文盲率远远高于男性人口的文盲率。

2.科技创新状况。兵团成立之后，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科技事业的进步。1959年，兵团成立了农、林、牧科研所。进入21世纪，兵团科研机构数量变动不大，2000年末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办科研机构17个，2013年为18个，科研经费投入大幅增加、科技成果显著。2000年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达到4500人，2011兵团全年科技经费总额达到2.57亿元，比2000年的6739万增长了15.2%，是上年的3.8倍；2012全年3.23亿元，比上年增长25.6%；2013全年3.93亿元，比上年增长21.7%。2012年，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批准立项203项，1.88亿元到位资金；兵团级科技项目421项，项目年均投入17.1万元。2013年，国家类科技计划项目批准立项217项，共2.20亿元到位资金；兵团级科技项目428项，项目年均投入21.82万元。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共913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689人，科技管理人员119人、课题活动人员649人、科技服务人员145人。发表科技论文368篇，专利申请受理130件，专利申请授权数62件，发明专利10件。

表2 兵团主要年份科技创新状况

数据来源：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2007—2014）整理得出

3.在校研究生人口比重。兵团共有塔里木大学、石河子大学、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石河子大学科技学院和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共计5所普通高等学校，其中仅石河子大学和塔里木大学2所高校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石河子大学共有4个博士学位授权点，5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塔里木大学共计24个硕士学位点，高学历人才培养极为有限。以2013年为例，全国2013年总人口136072万人，研究生招生61.1万人，在学研究生179.4万人，毕业生51.4万人，其中，每万人口中在校研究生为13.2人；2013年兵团总人口2701427人，在校研究生3317人，每万人口中在校研究生12.3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

表3 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情况 单位：人

数据来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2014》

4.专业技术人才及构成。1963年兵团成立初，共有各级科技人员379人。2000—2012年，兵团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各年分别为13.6、13.1、12.14、12.37、12.61、12.56、12.44、12.45、12.57、12.43、11.85、11.80、11.97（万人）。平均每万职工拥有科技人员呈下降趋势，如图1所示。2013年有所增长，由2012年的11.97万人增长到了12.46万人，每万职工拥有的科技人员由2012年的1747人增长为1781人。

图1 兵团每万职工拥有科技人员

数据来源：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2004—2014）整理得出

2013年底，兵团每万职工平均拥有科技人员178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15.5%，农业技术人员占12.4%，卫生技术人员占14.3%，教学人员455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25.5%。兵团现有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为44.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具有本科学历的仅为6.18%。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相对较少，所占比例不到人才总数的10%，高中以下学历的却高达30%。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仅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4%，其中，中专以下学历的人员却占到了18%。

表4 2013年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及构成

数据来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2014》

二、兵团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结构问题分析

“人口数量减少和结构的迅速变迁是一个人口动态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对控制人口数量投入越多，对结构和素质问题就会越忽视。”[2]30年前，我们曾将前所未有的人、财、物力投入到了控制人口数量的战役中，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素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之相关的结构性问题。

（一）文盲率较高、各师之间差异明显

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兵团受高等教育人口水平较低、文盲率高，师部间差异明显。五普统计：全国文盲率6.07%、自治区5.06%、兵团7.4%，其中团场为10.5%。2010年兵团大中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大学专科18516人，大学本科10938人，研究生584人，合计30038人。每10万人大中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为1237人。2010年全国每10万人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大幅度提高，从2000年的3611人上升到2010年的8930人。而兵团大中专及以上平均受教育人口比全国平均大中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少7693人，远远低于国家平均发展水平。2010年兵团文盲人口为123317人，占新兵团总人口的5.53%，比全国文盲率4.08%高出1.45个百分点，女性文盲率高达8.02%，是男性文盲率的2.42倍。在兵团各师中，十四师文盲率最高，为8.06%，男性6.36%、女性9.87%，比八师4.00%高出4.06个百分点。女性人口的文盲率远远高于男性。一师差异最为明显，其中男性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3.32%，女性为8.02%，女性文盲人口比重比男性高出4.7个百分点。

（二）团场农业从业人员科学文化素质偏低

近几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兵团与地方的差距日益加大，兵团人才大量外流，致使兵团农牧团场职工队伍结构发生了变化：“团场职工大幅减少，造成劳动力紧缺、新老职工‘青黄不接’、土地承包后继乏人等严重问题。”[3]严重制约了兵团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据统计，兵团“六年累计减少72.3万人，离职退休12.1万，开除、辞职8.1万，终止解除合同10.6万，离开单位保留劳动关系7.97万人”。[4]同时，兵团职工增加是以农村、城镇招收为主，团场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且人口季节性流动强，致使兵团职工队伍结构的不稳定性加剧。2010年兵团团场共有文盲人口90454人，占团场总人数的6.13%，比兵团总体文盲率高0.6个百分点。以2006年为例，2006年底全兵团从事农业人员794091人，男性比例较高，占到54.4%，女性占45.6%。按年龄分，20岁以下占3.2%，21～30岁占13.4%，31～40岁占44.4%，41～50岁占27.4%，51岁以上占11.6%。团场职工的文化水平以初中为主，占到百分之五十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严重偏低。

（三）高素质人才分配不均、南疆地区人才极度缺乏

兵团各师、团场高素质人才分配不均衡、区域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高素质人才集中于北疆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高素质人才饱和，而偏远、落后地区高素质人才极度缺乏。多数高等教育人才不愿到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去，加上南疆地区不仅经济落后，而且生态环境恶劣，甚至出现了“公务员”离职现象，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而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人居环境较好的师部城市如石河子，人才已经饱和，很多人宁愿加入激烈的竞争行列而不愿意去就业相对容易的南疆地区。兵团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分布在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八师和七师，边境团场、少数民族团场和贫困团场则人烟稀少。且高素质人才职业分布太过集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才中，分布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占72%，企业单位的仅占28%。”[5]以十四师二二四团为例。2010年十四师二二四团招聘大中专大学生人才情况：2005—2009年年底，共招聘应往届国民教育大中专毕业生64名（专科44名）。截至2010年底，由于多方面原因已有30人流失，流失人数占引进大中专毕业生总数的46.9%。

（四）高素质及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地区间差异大

21世纪以来兵团专业技术人员处于下降趋势，每万职工拥有科技人员数量也在逐年减少、不同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差异很大。2007年，每万职工拥有科技人员1885人，2012年下降为1747，减少了138人，下降了7.32个百分点。不同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差别显著。高学历硕、博人才比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2013年底，兵团共拥有专业技术人员12.46万人。各师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一师1.37、二师1.04、三师0.72、四师1.02、五师0.62、六师1.14、七师0.90、八师2.23、九师0.40、十师0.45、建工师0.78、十二师0.31、十三师0.38、十四师0.15、兵团直属0.95（万人）。边疆团场、南疆团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专业技术人才远远少于北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石河子八师共有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2.23万人，占兵团总数的17.9%，和田地区的十四师只有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0.15万人，仅占兵团的1.2%，低于八师16.7个百分点。

三、优化兵团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结构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基础教育”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少数民族聚聚团场地处偏远、基础条件差，生活条件艰苦，经济水平的制约加上穆斯林传统文化的影响，多数人以念经为主业，对于通过教育提高自身素质的认识不足，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整体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基础教育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仍任重道远。强化基础教育建设，要加大学校布局调整力度，整合教学资源，实现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和残疾人特殊教育，增设团场学校“双语”班，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扫除青壮年文盲。充分发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加强兵团高校的建设，尤其是石河子大学和塔里木大学两所兵团高校，将其打造为国内一流学府，为兵团的发展培养高素质、留得住的人才。首先，作为高校自身，扩大招生规模，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建立学校正常运行保障体制和扶困助学制度；改善办学条件，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学设备、图书、体育设施以及校舍等薄弱环节的建设，使得教育手段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其次，充分利用“科教援疆”的对口支援政策，加强与国内、国际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学府的软实力，吸引广大内地学子来疆学习、深造。同时，作为国家和自治区政府，应加大政策上的支持和扶助，对于援教工作者给予物资、精神上的大力支持，使其原意以兵团为家留下来为边疆的发展贡献力量，促使科教支援政策的系统化和常规化。

（二）减少各类人口、人才的流失

“兵团的稳定在于农牧团场的稳定，团场稳定的关键更是职工的稳定。”[6]减少兵团人口流失已经迫在眉睫。要减少人才流失，首先，要注重兵团各师、市、农牧团场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经济援疆”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繁荣社会文化事业，让广大职工群体富裕起来。兵团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农业现代程度已具规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二三产业却相对落后，农产品加工依然以初级加工为主，导致经济效益低下。兵团应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和专业技术人才，促进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三类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社会经济取得最大效益，从而致富于各类职工群体。其次，认真落实国家、自治区及师部的各项政策。由于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的制约，兵团经济的发展始终存在着局限性，作为国家应给与最大的政策扶持，同时，各师应该认真贯彻落实“四留”政策，发展壮大兵团、致富职工群体。切实解决职工群体住房、就医、子女入学等问题，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职工办实事，让职工愿意留下来。再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使兵团精神得到充分发挥。

（三）高素质人才区域协调

“对兵团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区域经济发展基础、投资、人口素质和产业结构，制度差异与人口数量增长差异的影响力较弱。”[7]人口素质始终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兵团高素质人才的分布不均对兵团的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已形成了高度制约。高素质人才的区域协调，首先要保证其在空间上有序合理的流动。针对南疆、边疆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团场，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职工工资，吸引外来人才，以引进重点领域人才为目标，统筹兼顾各个行业人才引进，加强团部和生产连队地方行业人才的配置监管，逐步改善团部、生产连队、企事业单位人才分布不均的现状，促使人才结构的优化，促进高素质人才的有序、合理流动。其次，从本质上提高当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高素质人才。加强少数民族聚居师部、团场内高班、双语的教育。重视重点领域的发展，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加强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

（四）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充分利用“人才援疆”政策

“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的重要保证。”[8]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亦是兵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有力保证。首先，要以扩大人才规模为突破口，以培养本土人才和引进人才相结合，大力发展教育，加强本土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同时，积极协调师组织部门招聘各类人才，重视高层次高水平型人才的引进。其次，建立较为科学的人才考评和储备机制；加大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建立健全的人才激励机制和高层次人才奖励制度，完善人才各项福利保障制度，减少各类人才的流失。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民汉合校寄宿制高中、职工子弟中学和职业技术学校；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以培育实用性强、中级技工为目标，积极筹建职业教育，加强专业建设，突出办学特点；发展多种形式的职工培训，加强成人教育，加快技能、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教职工队伍，规范社会培训机构，加大监管力度，保证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水准。最后，充分利用干部援疆、人才援疆、教育援疆政策，充分利用援助单位的人才资源，使得援疆干部、人才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为兵团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http：//www.chinanews.com/2001-06-22/26/100033.html.

[2]李建新.中国人口结构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13.

[3]刘慧芝.兵团职工队伍稳定性问题研究[D].石河子大学，2009.

[4]闫海燕，于在洋.兵团职工队伍变化及成因分析[J].新疆农垦经济，2003，（01）.

[5]王玉凤，吕红庆.对稳定兵团农牧团场职工队伍的思考[J].兵团党校学报，2004，（03）.

[6][7]李小菊.新疆兵团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D].石河子大学，2007.

[8]黄梅，谢晶.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分论坛综述[J].第一资源，2012，（03）.

责任编辑：彭银春

作者：周姣姣 刘贡南

大学教育建设研究论文 篇2：

新时代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特征刍议

摘 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是新时代首都医科大学发展的战略目标。立足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概念内涵，从医科大学功能、办学定位、研究型大学的本质、世界大学排名标准及新时代中国高校建设要求与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入手，归纳与总结了新时代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十大特征，强调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同心协力与长期探索才能实现。

关键词：新时代;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特征

进入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发展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积极融入“双一流”建设重大战略，加快自身发展与建设;二是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国家先后出台系列文件，启动“双一流”建设工程。2018年6月，北京市《关于统筹推进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明确北京高校“双一流”建设要求及分类发展思路。首都医科大学作为北京市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共建院校，为深入贯彻国家和北京市“双一流”建设和高校分类发展的要求，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立足学校发展实际，学校提出了建设新时代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战略目标。什么是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它有哪些特征、如何实现？以下就这些问题谈一些基本看法。

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概念界定

学界普遍认为，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需要，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自身发展形成的一类大学形态。它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其服务职能、功能特征和发展水平也会不断发生变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从研究型大学中剥离出来的一个层次，并从“高水平”和“研究型”两个维度对大学提出了更高要求[1]。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内涵要体现卫生健康行业独特性、高等教育及高等医学教育基本规律以及大学发展层次与水平。所以，笔者认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是以创新性的卫生健康知识和技术传播、生产与应用为中心，以产出杰出的卫生健康类科学研究成果和培养卓越的卫生健康人才为目标，在卫生健康事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卓越作用并享誉海内外的大学，是介于一般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中间状态。

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特征分析

关于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特征，学界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可以从研究型大学的本质与功能、世界大学排名标准、世界一流高校办学特征、美国研究型大学特征、国家关于高水平大学或研究型大学以及“双一流”建设的要求等方面入手，立足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的特征与目标，归纳与总结新时代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一些理想特征。

1.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的保障，也是大学实现依法自主办学的必然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文化作为支撑，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必然选择。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涵。二是坚持依法治校，突出学校章程在学校制度体系中的统领地位。三是坚持民主管理。涉及师生重大利益的制度制定，要充分听取广大师生意见，体现和保障广大师生的合理诉求和合理权益。四是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规则。建立“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监督”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与机制。五是进一步加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建设。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核心要素。建立完善的利益相关者沟通机制、指导机制、监督机制、权利救济机制等共同治理机制，对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2]。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必须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2.功能定位科学匹配

大学功能是大学使命和办学目标的集中体现。定位是指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和应承担的职责。大学功能定位准确与否，不仅影响我国整体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90%以上的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主体组成部分，其办学功能定位是否准确、合理、科学，对于高校自身生存发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地方高校功能定位既不要盲目攀比，也不要妄自菲薄，科学认识自身的使命和目标是准确定位功能的基本前提。首都医科大学（以下简称首医大）作为地方院校，是北京市属重点医科大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所临床医学特色办学鲜明、竞争优势比较明显的医、理、工、管等相结合的多科性医科大学，是北京市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共建院校。首医大立足与首都“四个功能定位”“四个服务职能”“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善标准”相协调、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在遵循医学教育及其人才培养与成长规律、学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确定新时代学校功能定位是“立足首都、服务首都、面向全国、走向世界”。首医大的功能定位坚持地方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原则。一是强调以满足首都医药卫生事业及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需求为导向，办学及服务必须立足北京。二是考虑地处首善之区，强调必须面向全国、服务全国，提供高质量服务，培养高水平人才，充分发挥引领作用。三是强调学校发展要实事求是，立足实情，结合首都区域发展与国家全面发展需求，科学规划。四是强调学校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及与周边社会环境发展的协调性，以实现学校功能定位的科学匹配。

3.高水平医学学科

学科是办学水平的标志，是学术声誉的体现，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是科学研究的载体，是师资队伍的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建设的思想就是办学的思想，综合实力的排名实质上就是学科的排名[3]。一所学校，一不惟大，二不惟全，只要形成学科优势，就能办出特色。学校的特色在学科，学校的水平也在学科。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并有所创新是学校快速发展、持续发展的生命线[4]。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高水平的医学学科有利于凝聚高水平师资队伍，开展高水平医学科学研究。只有始终保持医学学科的前沿水平，才能有高质量的医学毕业生、高水平的医学科研成果和高水平的医学社会服务。根据ESI数据库2019年3月14日（统计时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最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首医大有7个学科位列ESI全球前1%。其中，临床医学学科位列全球前1‰，已经处于国际顶尖水平标准。神经科学与行为学、药理学与毒理学位列全球前5‰。免疫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社会科学位列全球排名前1%。虽然学校已经拥有国际顶尖医学学科，但未来还需要更多世界一流或高水平医学学科做支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发展最具优势和前景的医学学科专业，突出重点、彰显特色，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多个医学学科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学科发展态势。

4.高水平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是大学的关键，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一流的教师才能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拥有世界学术权威和大师，是一流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5]。培养、造就和汇聚一批世界高水平，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能担当起教学、医疗、科研发展重任的学术大师和科技领军人才，是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提升创新力的当务之急，也是决定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建设成效的关键。实现路径在于，加大引进力度，高薪吸引和引进一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有计划地引进一批国外学成的青年博士和博士后回国工作。加大中青年教师培育力度，有计划地选派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到国外高水平大学进修和培养，参与国际学术和科研合作，建设适应医学教育国际化的研究型师资队伍。

5.高水平学术声誉

学术声誉是影响世界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世界四大排名体系指标中，有三大排名体系明确“学术声誉”所占比例。THE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中，声誉体现为“教学声誉（15.00%）和学术声誉（18.00%），合计33.00%;美国U.S.News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中，声誉指标分为最近五年的全球学术声誉（12.50%）和最近五年的地区学术声誉（12.50%），合计25.00%;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中，全球声誉（50%）一级指标下的“学术声望”指标达到40%、雇主满意度为10%。ARWU上海软科世界大学排名体系虽没有直接以“学术声誉”作为评价指标，但以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10%）和教师折合数（20%）体现学校声誉，合计30%[6]。由此可见，学术声誉对于世界高水平大学排名的重要性。作为衡量一所大学的学术质量在学术界及社会上的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标准，学术声誉在当今各项大学评价体系的构成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大学评价体系建构的基点”[7]。《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主编菲尔·巴蒂指出，在国际人才市场对学生、学者和学校管理人员的争夺更为激烈的今天，大学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至关重要[8]。学术声誉本质上等于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声誉、学生的质量和社会认可度、学校为国家科技发展所作贡献等多方面的总和。对于高水平或是一流大学，乃至顶尖大学而言，其良好的学术声誉始终被公众认可。

6.高水平研究成果与转化

科学研究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功能与指标。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其关键特征不仅在于重视科学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活动形式表现出的研究性与创新性，并有杰出的科学研究成果。据统计，1946年—1987年，诺贝尔奖成果中的70%是在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中做出的[9]。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必须明确使命，增强科研能力，以高水平医药卫生类科研及成果来支撑自身的發展与建设。一是坚持瞄准国际前沿，开展医药卫生类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着力推动医药卫生类知识和技术原始创新。二是坚持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研究和应用，着力推进重大医药卫生类科技创新。三是坚持面向区域医药卫生重大需求以及医药卫生行业共性核心技术研究，着力推进重大应用技术创新。引领国家和区域优质医疗服务体系的技术发展方向，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生物治疗、精准医学、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紧跟医学发展的国家或国际前沿，增强创新引领发展的能力。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衡量标准除了本土化的国家科研基金科研项目与科研经费外，还包括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国内科研奖项;被Nature、Cell等国际学术期刊和SCI、SSCI、SCIE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论文数及高被引论文数与比例数等。另外，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还必须积极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积极推进转化医学学科的发展及转化医学科研模式的实践，广泛且快速地转化医疗成果。转化医学科研模式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科研协作网络，需要打破学科间知识体系的固有屏障，发挥主体间资源互补优势解决特定医学问题[10]。首医大拥有独特而丰富的临床资源，应构建通畅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首都医科大学转化医学中心的作用，积极促进基础与临床的合作，开展重大疾病防治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推进重大发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在核心和关键技术领域取得显著突破，产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切实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产业发展问题。近年来，转化医学呈现出显著的多学科交叉性，逐渐延伸到临床与公共卫生之间的转化，同时与化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和计算生物学以及材料科学等学科交叉[11]，这些都是未来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要关注的问题。

7.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世界高水平或一流大学享有盛誉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拥有优秀的毕业生。本科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地位，它既是一所大学办学的基础和关键，也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同时，研究型大学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12]。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水平的高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都将博士生学位授予数多少作为衡量其教学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是否作出杰出贡献的重要指标。世界一流大学中，研究生对本科生的比率很高，如麻省理工学院为1.25∶1，哈佛大学为1.42∶1，康奈尔大学为1.42∶1，斯坦福大学为1.37∶1[13]。培养高层次创新型或学术型人才也是未来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重要功能与目标。近年来，作为教育部卓越医生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首医大承担了临床医学专业本科与研究生阶段全层次的卓越医师培养项目，还不断加强医学博士生培养质量。既稳定发展医学本科教育，又积极推进医学研究生教育，努力向着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奋进。

8.高水平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际交流与合作既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态度。国际化发展战略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有益选择，主要体现为师资国际化、学生国际化及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师资国际化主要是师资结构与水平的国际化，即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杰出学者，大力引进海外顶尖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和海外名校的博士、博士后，推进师资来源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带动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提高。学生国际化主要是生源及其学习经历的国际化。一是积极吸引优秀海外留学生来学校学习，提高留学生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提高办学的国际化水平。二是为本土医学生创造更多条件，推动他们学习经历的国际化，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树立国际化合作办学理念，理顺国际化办学机制，积极开展海外传统医学办学实践。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全球化时代大学提高科研实力和学术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应深化与世界各国著名高校和学术组织全方位、多层次、实质性合作交流，巩固和加强各种类型合作平台建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国际合作项目或高级别国际学术研讨等，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的国际化与全球化。

9.高水平医学服务

大学不仅是传承知识、创造知识的殿堂，而且也是服务社会的重要力量。衡量一所大学是否高水平，重要的是它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深远作用，即能为国家和区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优秀的人才、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国家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积极引领。围绕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立足现代社会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14]。提供高水平的医学服务是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重要功能。一方面，要体现需求导向，如在人才培养方面，首医大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确定了“顶天立地”的人才培养层次定位，即全面培养学术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全层次人才;另一方面，要体现行业特殊性，以为区域内医学发展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提供优质的医学服务为己任，包括诊疗、预防、康复、保健、安宁疗护和健康教育等，真正做到医教协同。

10.高水平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的资本，也是大学软实力的体现。高水平的大学文化是高水平大学的灵魂，高水平大学必定有高水平的学校文化。研究发现：42所入选“双一流”的高校虽然具备不同方面、不同领域的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又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具有丰厚的大学校园文化基础[15]。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在文化建设方面要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以医学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建设为主要内容，建设体现“敬畏生命、珍重健康”为价值取向的大学医学文化，并引领制度文化、环境文化等发展。

思考与建议

关于新时代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建设，一是要完成好大学在医学及相关人才培养、医学知识和技术创新、医学服务、医学文化传承与创新、医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主要职能。充分发挥学校的优势与特色，形成并突出核心竞争力，在首都、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医学服务中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要整合影响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功能发挥的内外因素，取长补短、合力而为。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举全校之力来建设;同时，还需要从周围环境中，从校内外多元利益主体的支持中吸纳资源和有利因素。三是要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拓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增强学校声誉。四是要争取多方面的人财物支持以及政府政策支持，把它上升为国家或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任务。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不断积累，团结奋进、砥砺前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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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杨静逸.以一流校园文化涵养一流大学建设[J].未来与发展，2018，42（3）：88-92.

（作者单位：吴云，首都医科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管仲军系责任作者，学校副校长）

[责任编辑：苑聪雯]

作者：吴云 管仲军

大学教育建设研究论文 篇3：

世界一流教育类实验室对一流学科建设的支撑研究

一、引言

实施“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面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根据总体目标，2021年是我国“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新起点，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双一流建设高校基础研究和协同创新能力建设”，“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进一步为双一流建设指明了方向。可见，在“十四五”时期，“双一流”建设势必将乘势而上，为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发挥更有力的作用，相关研究也应持续深入跟进。

在“双一流”建设中，高校实验室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集中了学校主要的技术设备和教学科研资源，是高校进行实验教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重要阵地，是创新人才培养和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条件，其建设水平标志着一所高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学科发展高度、专业建设实力、社会认可程度和办学层次。教育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教育类实验室相关研究与建设也正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本文以世界一流教育类实验室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世界一流教育类实验室对其所在院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从而为厘清我国教育类实验室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定位提供有益借鉴，使之发挥其在教育学科教学和科研中的重要作用，助力雙一流建设的持续深远发展。

二、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

1985年，U.S.News&World Report发布了第一份“美国最佳大学”报告，并在2003年基于相似的评价标准发布了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同年，上海交通大学也发布了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ARWU）排名，其主要使用了论文引用、学术成果和学术奖项等指标，次年，Times Higher Education-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世界高校排名发布。世界一流大学（World Class University，WCU）的建设迅速引起了各界的重视，其作为推动科研创新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基地，对各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影响力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报告中指出世界一流高校评比的重要性，并强调要构建全面的评价体系。相对应的，众多大学也展开了面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策略行动，英国率先提出的Research Excellence Assessment（REA）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模式之一，法国、德国、挪威等七个欧洲国家也相继启动了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卓越项目。根据Hazelkorn在2014年对171所欧洲大学的调研结果，有超过70%的高校表示会根据世界一流高校评比的标准来调整学校策略、组织结构和科研活动。

Douglass在2016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有10个权威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其中包含ARWU、U.S.News、Times Higher Education等，他回顾了这些指标体系近15年的变化，认为这些体系各有利弊，并且评价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动态变化： 2009年，贾米尔·萨尔米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指出从人才、资源、管理这三大维度构建世界一流大学; 2013年，Marginson研究了ARWU、U.S.News等六个主要评价体系，发现研究成果是当年最重要的评价指标。2014年，Times Higher Education提出要使用更复杂和更全面的指标来评价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并且宣布将开始构建全球最大和最全面的数据库，通过数据驱动来进行分析和判断。2020年，Tuesta等学者指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指标体系日趋复杂，他们的研究通过建立复杂网络并且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探索了2018年ARWU、THE和QS的指标，总结其主要包含科研、教学和科技转化三大维度。

（二）研究问题和方法

2020年U.S.News发布的世界一流学科（社会科学类）评价体系具体使用了全球和地区声誉、出版物、引用、代表性研究、国内外合作等11个指标，在整体结构上与Tuesta所提炼的科研、教学和科技转化三大维度有较好契合，其中：学术论文、代表性研究等侧重衡量其科研水平;全球声誉和地区声誉是通过向教师、学生、研究人员发放调查问卷来评分，其包含对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评价;引用和国内外合作则侧重衡量其科技转化和应用的能力。基于上述成果，本文采取了“科研+教学+成果转化”三维协同的评价框架，由此收集了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类实验室的相关数据，并探讨其在一流学科评价中起到的支撑作用。具体来说，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问题1：从科学研究和学术成果角度，教育类实验室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有什么支撑作用？

问题2：从教学育人和人才培养角度，教育类实验室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有什么支撑作用？

问题3：从成果应用和技术转化角度，教育类实验室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有什么支撑作用？

本文根据U.S.News发布的2021年美国大学教育学院排名，选择了排名前十位的教育学院，共发现教育类实验室37个（如表1所示）。其所属高校分别为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根据ARWU、QS、US News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这十所学校均为世界一流大学。本研究将每一个实验室视为一个案例，将其全部信息录入至NVivo12中，再根据上文中所提出的三维框架（科研成果、人才培养、成果应用）进行编码，通过跨案例分析法对37所实验室的信息进行了归纳总结。

三、学术科研维度的特点分析

根据搜集整理的37所实验室近5年的科研成果，以及其成员发表的与实验室相关的论文，共计发现约1002篇出版物，最少发表7篇，最多发表93篇，平均每个实验室发表约27篇。例如范德堡大学的“社会认知”实验室（Social Cognition Lab）通过实验来解答儿童是如何理解知识，在近五年发表了17篇高质量期刊论文（期刊影响因子1.865—4.891）。西北大学的“语言、教育和阅读神经科学”实验室通过脑干预的方法探索大脑和行为与早期学校语言的相关性，在近五年发表了15篇高质量期刊论文（期刊影响因子1.738—20.071）。由此可见，教育类实验室在科研成果的发表方面，为世界一流教育类学科评估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了更深入了解上述教育类实验室在学术科研中所发挥作用的特点，本研究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各方面展开具体剖析。

（一）研究对象：基础教育为主、广义学习为辅

教育类实验室面向的研究对象会极大影响实验室的功能与定位，是实验室开展具体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本研究调查的37所实验室中，有23所（62%）实验室明晰了研究对象范围，另外14所（38%）实验室则面向了广义的学习者，并没有区分教育阶段。

在确定研究对象范围的23所中，有18所（49%）面向基础教育，指明以幼儿、儿童、中小学学生为对象。例如哈佛大学“阅读”实验室（READS：Research Enhances Adaptations Designed for Scale in Literacy），关注于提高学前和小学阶段的儿童读写能力的发展。范德堡大学的“儿童学习”实验室（Childrenls Learning Lab）旨在探索儿童数学学习的关键概念以及问题解决的过程，以解释儿童的学习过程，并了解儿童的学习动机。有2所（5%）实验室面向高等教育，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威斯康星公平和包容”实验室（Wisconsin’s Equity&Inclusion Laboratory）关注于高等教育学习和工作环境中大学生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密歇根大学的“改造工程教育合作”实验室（Transforming EngineeringEducation Co-Laboratory）创新高校工程专业的教学方法，以帮助高校工程教育的学生适应全球经济和科技飞速的变化。有1所（2.5%）实验室面向幼儿园至大学的学习者——范德堡大学“图解推理”实验室（Diagrammatic Reasoning Lab），其主要从事STEM教育相关研究，探索从幼儿园到大学各阶段的学习者问题解决和推理能力，并且在各个阶段推广STEM教育。有1所（2.5%）实验室面向特殊学习者群体——哥伦比亚大学“失语症康复和双语”实验室（Aphasia Rehabilitation & Bilingualism Lab），通过向失语症人群开展干预实验和诊断治疗，以提高失语症学习者的语言交流能力。有1所（2.5%）实验室面向教师教育——宾夕法尼亚大学“教师教育合作”实验室（The Collaboratory for Teacher Education Lab），帮助教师开发核心课程，提高教师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4所（38%）实验室并没有细分研究对象的范围，而是面向各阶段的学习者，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部分实验室关注内容较为宏观、广泛，并不需要限定在某一个年龄段，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心理健康”实验室（Global Mental Health Lab）、范德堡大学的“知识构建”实验室（Building Knowledge Lab）、范德堡大学的“交际和语言”实验室和“对话”实验室（The Conversation Lab）;二是因为一部分实验室与新媒体相结合，受众面较为广泛，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字文化”实验室（Digital Cultures Lab）、哥伦比亚大学“媒体和社会变化”实验室（Media and Social Change Lab）、纽约大学“音乐和音频研究”实验室（Music and Audio Research Laboratory），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游戏研究”实验室。

在37所实验室中，有8所（22%）实验室进一步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弱势群体教育，体现出了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这些实验室提倡对贫困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少数族裔学生、失语症儿童的教育帮扶。例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威斯康星公平和包容”实验室、西北大学的“科技、种族、民族、平等教育”实验室（Technology，Race，Ethics，and Equity in Education）、哥伦比亚大学的“提升少数群体青少年和家庭文化和健康”实验室（Culture and Health Promotion of Minority Youth& Families Lab）等。

（二）研究方法：实验方法为主、呈混合式发展趋势

综合来看，上述教育类实验室的研究方法主要呈现了以随机干预实验或者准实验研究为核心，混合式研究方法为发展趋势的特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研究方法：实验室干预实验、实验室干预实验与实际教育场域干预实验结合、混合式研究。其中，有12所（32%）使用实验室干预实验，即招募參与者或者随机选择参与者到实验室中，通过眼动仪、脑电仪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等仪器设备开展干预实验。有4所（10%）实验室使用了实验室干预实验与实际教育场域干预实验，即除了在实验室通过设备仪器对参与者进行研究以外，研究者也到中小学或者幼儿园进行随机干预实验。有21所（58%）实验室采用了混合式的研究方法，即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不仅在实验室中进行，也进入课堂和学校，综合采取随机干预、田野调查、追踪调查、采访、调查问卷、观察、文本分析以及基于设计的研究法。

（三）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为核心、科研问题为导向

这37所实验室无一例外全部都进行了学科的交叉融合，它们大多是以1—2个学科作为主导，其他的学科作为辅助支持。其中，教育学是学科交叉的主体，是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核心。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依然是教育类实验室的主流，有21所（57%）实验室包含了心理学相关的研究人员，涉及到神经科学、教育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学科。其次是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有14所（38%）实验室中包含了信息技术背景的研究人员，涉及到教育技术、计算机科学、信息传播、数字多媒体等学科。另外，还有11所（30%）实验室包含了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人员，它们往往是在教肓与心理学或者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后，再由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人员运用专业知识将研究上升至政策的范畴。再者，与语言学的结合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有7所（19%）实验室包含了与语言学相关的研究人员，涉及应用语言学、外语教育、语言治疗和认知语言学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与健康相关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也加入到了教育类实验室，有5所（14%）实验室中涉及到了如心理健康、运动健康、健康意识等学生健康问题。

总体来看，其研究领域主要分为了教育心理和认知、语言教育、教育信息技术、教育公平和政策这四大类，且因其研究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所以上述研究大类之间也存在着贯穿与融合。在教育心理和认知一类中，研究领域可再细分为学生心理健康、社会认知、教育和阅读神经科学以及知识建构。例如西北大学的“语言、教育和阅读神经科学”实验室（Language，Education， and Reading Neuroscience Lab）研究的问题是大脑和行为与早期学校语言的相关性，其将行为和脑成像相结合以发现儿童早期学习障碍的风险，并进行风险预测。在语言教育一类，主要关注读写、交际、听说、双语等，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语言和素养发展”实验室（Developing Language and Literacy Lab）主要研究调查文化和环境对孩子语言发展的影响，并且开发相关的评测方法。在教育信息技术一类，主要包含科技、STEM教育、传媒、游戏等，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变革性学习技术”实验室（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echnologies Lab）在探索STEM教育時，借鉴了建构主义和批判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采用了基于项目的探究式教育方式，通过工具开发、学习空间创建、认知过程研究、教学设计以扩大教育创新。在教育公平和政策一类，则主要包含低收入群体教育帮扶、少数族裔教育、贫困地区教育等，例如西北大学“科技/种族/民族/平等教育”实验室（Technology， Race， Ethics， and Equity in Education Lab）主要研究少数族裔对新科技的应用，即如何提高少数族裔对复杂科技的参与度。

四、人才培养维度的特点分析

（一）人员规模：体量适度、视具体定位差别

在人员规模上，上述37所实验室组成人员平均为15人，中位数是13人。最少的为范德堡大学“早期发展”实验室，仅有6人，该实验室通过干预实验探究儿童对视频图像和照片的认知，同时也设计和开发相关的多媒体资源。另外，哥伦比亚大学的“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实验室也仅有6人，该实验室通过干预实验探究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员人数最多的为纽约大学“音乐和音频研究”实验室，共计37人，该实验室汇集了多个学科的研究者，探索音乐、声音、技术、教育和科学之间的交汇，同时还进行资源的开发。

（二）人员层次：博士生和研究生为主、且向本科生延展

在人员层次上，这37所实验室均是由教授或者研究员合作开创与引领发展，且都包含了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肩负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科研能力的重要任务。具体来看，25所（68%）实验室包含了博士生研究人员，有20所（54%）实验室包含了硕士生研究人员。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失语康复和双语”实验室明确指出实验室的一个重要职责是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展研究提供实验场所。部分实验室还注重学术科研产出中的师生合作与人才培养问题，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语言和读写发展”实验室鼓励学生和教师共同发表科研论文，在实验室近十年发表的36篇论文中，有16篇论文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其中4篇为学生第一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有10所（27%）实验室为本科生提供了实验和开发的机会，且在人员构成上整体呈现出本科生增多的趋势。通常来说，本科学生是以研究助理、实验室管理员、实验室助理、数据分析员、程序开发员等身份在实验室中工作的。上述研究队伍年轻化的趋势，将引领更多本科生融入到一流实验室的工作与建设当中，为其未来硕士及博士阶段的成长发展奠定基础。

然而，在上述实验室的人员构成上本科生占比仍然较少，并且主要以本科四年级的学生为主，低年级的本科生则鲜有机会加入到实验室研究工作中。另外，仅有4所（11%）实验室将本科教学和本科课程开发纳入到实验室工作范畴，它们分别为哈佛大学的“X媒体”实验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数字文化”实验室、西北大学的“包容性学习和教学的技术创新”实验室、哥伦比亚大学的“游戏研究”实验室。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游戏研究”实验室，其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会开设游戏开发的相关课程，且允许本科生选修。由此可见，这37所教育类实验室更侧重关注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培养，对于本科生的培养和教学有发展的趋势。

五、成果转化维度的特点分析

（一）教育理论探究后的实践增益

在上述37所教育类实验室中，有22所（59%）实验室的目标是将探究学习理论和推动教育质量提升相融合，即主要通过实验研究来探究学习理论，为提高学习效果的方法提供理论基础和证据支持，进而将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以推动教育质量提升。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雪天学习”实验室（Snow Day Learning Lab）主要关注学习者如何通过游戏对自身的知识进行建构，该实验室针对学习者的思维和学习方式开展实证研究，根据研究结论进行教育游戏、玩具和工具的开发，并将其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斯坦福大学的“出色适应性和高级学习和行为”实验室（Awesomely Adaptive and Advanced Learning and Behavior Lab）的核心目标则是探索科技如何促进学生的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设计和开发新型教学方式、科技资源、评估方法。

（二）教学质量研究后的政策创新

部分教育类实验室将最终的目标上升至教育政策层面，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政策，力图为政府和教育机构提供有充足证据支撑的决策建议。例如哈佛大学的“教育再设计”实验室，通过研究发现证据，不断提出针对贫困儿童教育发展的新方法，并将其作为决策支持提供给马萨诸塞州政府和教育部门，目前该实验室已与当地州政府合作提出了“儿童教育成功”计划、“儿童社区教育”方案、以及“学生教育公平”计划这三个公共性政策。在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同时，其还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咨询服务、编写教育手册和指南等，已经覆盖20个城市、47个社区，影响了23万学生。再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师教育合作”实验室将研究者、当地的中小学校长、教师、以及政府决策制定者都纳入到了实验室工作中，当地政府会基于该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制定和推出教师教育的相关政策，为了让教师适应近期教育中出现的新兴知识，目前已推出了在线教师资格证、计算思维培训资格证、基于项目教学的认证等一系列教师专业发展认证政策，另外也推出了针对中小学校长的学校领导力认证，校长需要定期参加相关的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以不断更新校长领导力认证书。再如范德堡大学的“图解推理”实验室，其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直接应用于制定美国K12 STEM教学标准，参与制定国际研究委员会的《基于教育研究的学科标准》及《下一代科学标准》。

（三）学科交叉探索后的应用研发

另外，有12所（32%）实验室是将研究和应用相结合，这一类的实验室在探讨科学问题、发表学术论文的同时，将研究发现与教育咨询服务和培训课程的构建研发相结合。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少数族裔青少年学校心理健康”实验室（School Mental Health for Minority Youth and Fanulies Research Lab）一方面通过干预实验研究探索少数族裔和移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另一方面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研发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工具书和手册，并在世界各地推广发售。再如范德堡大学的“小学习者”实验室（Little Learners Lab）在通过科学实验探究影响儿童语言学习的因素的同时，还根据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对父母进行培训，以提高儿童早期读写能力。

有14所（38%）实验室将开发纳入到了实验室工作中，其包括了软件开发、多媒体教材开发、电子书开发等。此外，研究、开发和应用相结合的趋势也愈发成为近来实验室发展的新气象。例如哈佛大学“阅读”实验室，其研究成果除了学术论文之外，还包含了为儿童开发的电子图书，并且为学校提供提高儿童读写能力的解决方案。哈佛大学的“X媒体”实验室，除了做干预实验研究以外，还根据研究发现进行教育资源开发，并且开设相关的课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数字文化”实验室（Digital Cultures Lab）则开设课程与学生一起观看数字媒体，对科技和文化的变化展开讨论，还会开发数字平台和社交网络，以咨询报告、讨论会、研究报告的形式公布与众。

（四）结合地方特点后的实施推广

教育类实验室的研究领域还具有整合所在学校的优势学科，以及结合当地区域性的优势资源或关注解决当地现存重大问题的特点。例如斯坦福大学的“出色适应性和高级学习和行为”实验室的核心是通过认知科学、教育、计算机这三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科技如何提高学生的发展，一方面这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信息工程这些优势学科密不可分，也体现出了斯坦福大学所在的硅谷对高水平科技人才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實验室的成果可以与当地的科技公司进行高效的转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数字文化实验室（Digital Cultures Lab）则体现了其与所在学校电影开发制作等一流专业相结合的特点，当地的好莱坞也可以为实验室提供充足的资源条件。实验室不仅多与当地的优势资源相结合，还会关注解决当地所面临的挑战，例如坐落于芝加哥的西北大学，便面临着当地最大的挑战——低收入群体的教育问题以及文化的多元化，而西北大学的四个教育类实验室中有三个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教育，分别关注于低收入群体儿童教育、少数族裔教育以及包容性教育，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为应对当地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

六、对我国教育类实验室助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启示

从世界一流教育类实验室对学术科研、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以推动世界一流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来看，我国也需将教育类实验室打造成高水平人才、先进仪器设备、优质科技成果和项目的有机结合体，以此推动科研改革创新、运用实证研究解决重大教育科研问题、具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和超前的研究方法以支持一流学科的建设。本文主要提炼了四个建议。

（一）与新兴学科和领域交叉融合

教育类实验室要与新兴学科和领域相结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学科的交叉融合，着重围绕以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前沿学科，信息科学为代表的应用学科，组建交叉学科，促进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因此，教育类实验室与新兴学科和领域的结合与教育现代化紧密联系，为解决世界中的新问题贡献智慧和方案，并推动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实验室的建设要关注于融入与教育相关的新元素，例如人T智能中的机器人、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监测与判断、智能图像等。除了与教育中的新元素相结合，同时也要注意新时代下教育环境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字化和信息化等新技术为教育环境带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和研究方向。因此，也要关注于教育中出现的新型教育环境和方式，例如智慧教学中的虚拟仿真模拟环境、远程教学、混合式教学、科技辅助教学等。

（二）融合地方特点、支撑优势学科

“双一流”建设的原则包含了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布局一批区域发展的学科，而且要具有中国特色，突出社会需求，提升社会服务。因此，构建在高等院校内的教育类实验室，要考虑与当地的特点相结合，并且将所在高等院校的优势学科纳入进来，将实验室的功能作用于学科的发展，充分发挥所在地区和学校的优势和特点。通过调查世界一流教育类实验室建设，可以看到高校优势学科与区域性的特点有机结合、互相作用。以此来建设实验室，一方面运用优势学科这一平台提高了教育和科研质量，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区域性的问题，实验室同样也进一步加速了优势学科的进步。例如在西部高校中建立与西部教育特点相结合的教育类实验室，将实验研究做到祖国西部的大地上。通过田野调查、学校内的干预实验等方法解决西部教育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的发展;通过智慧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以保证教育公平，在西部地区关注于乡村中小学儿童教育和教师发展，将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远程教育或者信息技术方式输送至西部偏远地区。

（三）关注本科生教育和实践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强化本科教育基础地位，把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的基础任务。教育类实验室在关注博士生研究生科研培养的同时，也需要注意本科生的教育。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因此教育类实验室既应该关注人才培养这样的研究问题，同样也应该肩负起人才培养的实际工作。习总书记指出：“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把“劳”寫入党的教育方针，用六个“下功夫”明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关键点，这是对我国教育方针和教育目标在新时代做出的新表述。本科教育面向众多学生，教育类实验室的工作面向本科生也正是“劳”的体现，与“劳”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本科生在教育类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中，可以通过田野调查、中小学实践和调研、中小学实际场域实验、收集和分析数据等方式，探索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培养自身的学习能力，提高协同合作的凝聚力，完善自身的人格，为未来进入研究生学习或者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通过精细的数据化结构解决教育问题

从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到2021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全文）》，在双一流的建设任务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和着力推进成果转化被反复提及，也有学者强调重点关注知识创新转化服务，促使高校嬗变为原始性创新、变革性创新的策源地。因此教育类实验室应着力打造高水平研究，并且解决实际教育问题。通过精细的数据化结构解决教育问题是实现此目标的有效途径。

有一部分世界一流教育类实验室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解决教育问题，为政策的制定提供证据。这些实验室通过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探索教育领域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结合所在地区有待解决的教育难题，从而提出同时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科学研究问题。随后以学科的交叉融合为基础、精密严谨的研究设计为路径、实验室干预实验和实际场域的实验和调研为方法，进行精细的数据收集和挖掘。将研究问题与数据相结合，探究结构化的变量，从而进一步建立模型以探讨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精细的数据化结构以解决教育问题。通过解决一系列的教育问题，为相关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例如哈佛大学的“教育再设计”实验室中的研究课题“数据平台下的学生个人成功方案选择”，设定了学生行为支持、学术支持、咨询服务、健康服务、食品支持等众多变量，通过科学研究探索与学生成功和数据平台之间的关系，解答一系列的教育问题，从而形成一套帮助学生成功和数据平台选择的方案，这一方案在2020年10月已经应用于当地的学校和社区之中。我们教育类实验室建设时也需要考虑以学科的交叉融合发现创新点和增长点，结合前期的积累和现实的教育现状提出科学问题，以关键的因变量自变量为依据，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和挖掘形成精细化的数据结构。建立模型以探讨各个变量的关系，进行内部深层次的思考。基于此来解答教育问题，促进现有知识的发展进步，产生新的知识。一方面具有理论上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对教育政策献言献策，将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将研究中的变量、数据、结论与现实应用高度融合，为政策的提出提供依据，将实验室研究落地扎根，从成果转化和应用的角度支撑双一流的建设与发展。

作者简介：

韩继宁：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理论。

李玲：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

责任编辑：赵云建

作者：韩继宁　李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