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农业教育论文

摘要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办厂，新的生产方式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随着机器制造业的建立与新式商业的发展，洋务运动兴起。兴办实业学校、实业教育的思潮涌起，职业教育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演变。清末民初职业教育的转型以移植为主要特征，转型速度缓慢。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清末民初农业教育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清末民初农业教育论文 篇1：

清末民初宪政困境探微

[摘要] 从康梁到孙中山，清末民初的宪政转型均告失败，清末民初的宪政发展陷入历史的困境。清末民初的宪政困境在理念上表现为对近代西方宪政认识的偏差和对近代西方权利思想的误读；在实践上则表现为清末民初宪政之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缺失。

[关键词] 康有为； 梁启超； 孙中山； 清末民初； 宪政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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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梁到孙中山，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的宪政转型均告失败：1898年的百日维新只持续了103天，1912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即南京临时政府也在存续了短暂的三个月后逐渐蜕化变质。清末民初的宪政困境在理念上表现为对近代西方宪政的认识偏差和对近代西方权利思想的误读；在实践上则表现为清末民初宪政之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缺失。

一、对近代西方宪政的认识偏差

（一）对宪政的认识偏差，首先体现在立宪的价值取向上，表现为近代西方保障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之理念与清末民初富国强兵之宪政追求的冲突。

近代有识之士对宪政的思考，基本上是借鉴西方17、18世纪的民主学说，侧重于反对专制保障人权之义。近代西方各国的宪政之路和具体的宪政制度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宪政理念却是相近的，那就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因此，从立宪的价值取向看，宪政是为保障和实现个人权利而产生的，这正是近代西方宪政的精义所在。

但是，清末民初宪政产生的历史情境与近代西方是有差异的。由于“中国宪政建设的特别处在于它发生在国将不国的‘东西文化’冲突这一背景下，就因为遭遇难题的中国人眼前便有一个现成的政治生活方式在向中国人招手，于是乃有宪法移植于宪政建设任务的发生，而固有的人生态度、生活样法等却不匹配，以至于宪法失却世俗的基础与神圣性价值认可意义上的支持，理论上的功能无法转化为‘法在行动中’，徒具空文而已。”(许章润：《法学家的智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历史使命，那就是救中国、寻出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一历史主题始终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当时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服膺于这一主题，在宪政问题上也是如此。

近代中西方宪政产生的历史情境的不同，决定了清末民初开始的宪政历程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富国强兵的焦点上，将宪政看作强国救民的良方。从康梁到孙中山，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近代的有识之士对宪政的认识不断深化，但救亡图存的沉重包袱使得他们无暇对宪政进行系统深刻的思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近世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用西方的宪政彻底取代中国的政治传统，而只是想用它来主要解决中国的生存困境问题，宪政的自身价值便成为附带性的了。这样做的后果是消解了宪政本身的价值。”(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在‘国家将亡’这种历史背景下，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对宪政的思考必然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的。这种联系，导致了近代中国宪政发展历程中的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思维中心的宪政思潮。因此，宪政不是最终的目的，不过是自强之道而已。近代中国宪政发展的内在逻辑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定下了基调”(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在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宪政视野中，宪政无疑就是一剂普治政治疑难病症的灵丹妙药，带有鲜明的工具色彩。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的主张，但初衷并不是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而是为了“设议院而通下情”，归根到底是富国强兵。由于中西价值观的不同，近代有识之士必然难以真正理解议会政治原则的本质，即“除了承认每个人的意见不同具有合理性以外，还要让人们自由地表述不同的意见，通过各种不同意见的冲突、竞争，得出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共同的结论。”([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二）对宪政的认识偏差，还表现为把宪政视为高不可攀的政治理想。

有台湾学者指出，宪政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政治理想，只是一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规范和准绳而已。然而，梁启超和孙中山却把宪政视为高不可攀的政治理想，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宪政实践，两人均以民众智识低为由提出缓行宪政，认为只有等到民众政治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方可实行宪政，并分别提出了开明专制和训政的主张。

不可否认，清末民初时期确实存在民众政治素质不高的问题，对此，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有清楚的认识并开始了对国民性的反思。但如果不给民众以宪政实践的机会，民众的政治素质就更不可能提高。因此，民众的政治素质应该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进行训练和培养，而不应以此作为拒绝宪政的借口而放弃前进的努力。就近代西方主要国家来看，宪政的发展也都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渐趋完善的演进过程，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人就更需要这种历练了。

二、对近代西方权利思想的误读

（一）对近代西方权利思想的误读，突出表现在“民权”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话语上。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融合中西政治思想而造就的独特形态，清末民初的民权思想含义复杂。与近代西方宪政强调个人权利的诉求不同，民权是与官权、君权相对应的“政治权利”，关注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并寻求这种矛盾的解决，而不是把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与平衡作为首先考虑的要点。因此，这里的民权实际上是个人的权利与集体的权利的结合体，在这个结合体中，个人的权利被轻视，集体的权利则被强调和凸显。

从康梁到孙中山，在他们的宪政理念中并无太多的权利诉求，民权仅仅是工具、手段而已。不仅如此，在仅有的一点权利话语中，排在首位的也是民权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从梁启超提出“新民”的出发点看，“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其立论之根柢有二，一曰关于内治者，二曰关于外交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这样一来，结果必然是“把民权看作是发挥近代民族国家作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它视为一种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这种倾向在后来的历史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种倾向始自于梁启超的集体主义思想。”(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5页)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体系中，民权也不是近代西方宪政所倡导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是以民族主义取代了自由主义，“‘五权宪法’实际上是一种民主集权的宪政体制，而达不到分权制衡的效果，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集权主义。”(俞荣根：《民权：从民本到民主的接转》，载于《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

（二）对近代西方权利思想的误读，还表现为将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混同起来。

从表面看来，儒家的民本思想和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有些近似，但实际上两者相去甚远。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封建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强调“重民”，出发点是为了君权永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如此，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也是如此。在民本思想中，君民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君主把人民视为国家的“私产”，而不是对等的政治主体，在民本的基础上只能产生仁政而非宪政。关于此，著名学者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原因在于“民意仅能作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于劳心之阶级，暴君必待天吏而后可诛。”显然，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

如果说出身传统社会的康有为，其托古改制具有明显的“古已有之”的症状尚易理解的话，那么，早年有着西方教育背景、曾在大英博物馆等地如饥似渴阅读吸收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著作的孙中山也走进了同样的误区，则让人有些惊讶了。事实上，孙中山虽然受西方影响很深，但最后还是回到了传统文化中来并在其中找到了民权的价值支撑。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曾指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为使宪政在中国扎根，孙中山将西方的宪政与传统文化巧妙对接，认为宪政不完全是欧美的发明，因为“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应用民权，比较上还是适宜得多，所以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统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2页)由此，孙中山认为，民主在中国是有思想而无制度。不仅如此，孙中山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见之于言论，没有形于事实。现在欧美既是成立民国，实现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国考试权、监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与此相应，中央政府实行五院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3页)，从而把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混同起来。

三、清末民初宪政发展之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缺失

宪政基础是指宪政得以建立所必需的前提条件，一国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优劣于宪政的推行至关重要，从这一点上看，宪政基础实乃宪政的前提，前提未立，宪政也难以真正推行。清末民初的中国，无论是社会基础还是经济基础，都不足以提供宪政的资源，宪政基础的缺失是导致清末民初宪政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末民初经济基础的缺失主要是就当时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言的。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却难以提供宪政得以生长的土壤，因为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既不利于民众政治主体意识的形成，也不能使民众产生参与政治生活的需求。民众对外界的需求甚少，更不用说参与政治了。中国社会自秦以来，虽然属于君主专制政体，但天高皇帝远，百姓除了依法纳粮当差以外，与国家很少有直接联系，这就使得在封建的小农经济之下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下层民众的生活较少受到国家政策变迁和更换的影响，因而对政治变革的兴趣普遍不高。同时，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地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30页)

宪政社会基础的缺失也是导致清末民初宪政困境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宪政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赢得了一定数量的信仰者，但由于当时法律知识没有普及，民初的宪政体制又是通过辛亥革命这一突变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对民众而言，宪政仍是十分陌生的东西，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和封建意识的遗留影响在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清末民初声势浩大的宪政运动并未对他们产生太大的影响，民众的宪政热情普遍不高。“革命以前的中国人民不但丝毫不曾得着民主政治的经验，甚至普通教育所给予的知识也只少数人能够得着。民智的问题因此比较严重。”(萧公权：《宪政与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谈及这一问题时也指出，“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4页)

综上所述，解析清末民初的宪政困境，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宪政、积极创造迈向宪政所需的基础和条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仅如此，对清末民初宪政困境的考察，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第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宪政的内涵；第二，宪政的确立必须建立在本国历史与国情基础之上；第三，宪政的实现离不开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第四，要积极创造实现宪政的经济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柳波

作者：吴爱萍

清末民初农业教育论文 篇2：

清末民初中国职业教育转型探析

摘 要 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办厂，新的生产方式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随着机器制造业的建立与新式商业的发展，洋务运动兴起。兴办实业学校、实业教育的思潮涌起，职业教育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演变。清末民初职业教育的转型以移植为主要特征，转型速度缓慢。

关键词 清末民初；职业教育；实业学堂；转型

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现在职业教育的产生是近代产业革命的产物。它形成于18世纪60年代的欧洲，并随着机器工业生产制度的扩展而推广到其他国家，成为一种国际性教育思潮，既有别于中国古代技艺教育，又存在某种思想的传承与源流。开创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的技艺、实业教育，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一、清末中国职业教育的特征

清朝末年虽然有新生产方式的冲击，但是整个社会总体上还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世乏交通，欲望单简，日常用品无暇他求，即以社会之所产，供社会之所需，已无不足之感。”[1] 传统社会的这些特点使清朝末年的职业教育虽然遭到机器化生产的冲击，却仍然以非学校化的师徒制、艺徒制存在着。

（一）清末中国职业教育的思想

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藐视农工商业的发展，蔑视技术。“是以，国家设学养士，其甄拔标准在经济文章，人民立志求学，其企图目的在功名禄位，至所谓农也，工也，商也，如何发展，如何研求，悉视为农圃工商之业务而非国家所持重，亦非士夫之所应为，不过任其自然，株守旧法而已。”[2] 清末中国没有形成有体系的职业教育，因为按照传统社会的价值标准，它毫无价值。

（二）清末中国职业教育的制度

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前的职业教育，发展程度较低，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各国。虽然有些机构的设置能为职业学校的设立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一些帮助，还能够提供一些制度、管理上的指导。但是，总体上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没有一定的法令或者规格，不仅发展缓慢而且没有形成体系。

（三）清末中国职业教育的内容

对文化程度一般不作特殊要求，教学内容以从事本行业所需职业技能与职业道德为主。手工业学徒主要学习本行业的各种工艺，循序渐进；商业学徒则侧重于经营管理及待人接物之礼，“如平常进退之礼，洒扫应对之法，即账目、书简、算盘等项，诸宜注意。”[3]

（四）清末中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以言传身教为主，随从师傅边干边学边考核，学徒主要依靠模仿、领悟，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成长。师傅在教授徒弟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开始时为徒弟做简单的示范，告诉他一些行业必备的知识，没有明确为徒弟制定教育目标，进行课程设置，就是简单地让徒弟跟随自己，观察自己如何处理具体工作，这样时间久了，见多识广，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成为有用之才。

另外，还采取个别教学的方式，一般行业招收学徒多遵循“三年为满，出一进一”的行规。

清朝末年的职业教育存在很大不足，没有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没有规范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零散且忽视理论学习，教育方式陈旧。因此，在工商业大发展的清末民初，为摆脱民族危机实现现代化，必须推动传统职业教育转型。

二、清末民初职业教育转型的背景

（一）“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勃兴

鸦片战争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反抗外来侵略成为清末民初时期的重要任务。19世纪中期“经世致用”学派的思想影响了清末民初职业教育的转型，其中以魏源和他的著作《海国图志》为典型代表。

魏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最早倡导学习西方以促进中国走向近代的思想家。他朦胧感觉到社会存在的危机，努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魏源主持编译的《海国图志》一书，为中国人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在《海国图志》序言中，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魏源的思想率先冲破了祖宗、家法的束缚，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传播西方器物文化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而且他的思想影响到了教育思想的变革，清末民初的统治者们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逐渐意识到了实业教育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勃兴。

（二）机器制造业对变革职业教育内容的要求

1861年8月，清王朝开始施行新政，开展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初期，只是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但是很快便出现重工业资金不足的问题，为实现资金回笼和积累，开始大力发展轻工业，从而逐渐走上工业化道路，而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需要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据统计，到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大约雇佣了3万多工人，清政府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有9000~11000工人，民用工业有3万余工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3万余工人，总计有超过10万的产业工人[4]。但是这10万左右的雇佣工人，基本上都是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在进入工厂从事生产之前，没有受过任何培训，不能适应大机器生产的环境，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对变革传统职业教育的内容和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清末民初政府对学制改革的探索

19世纪70年代后，部分改良人士、维新派代表人物纷纷上书建议政府仿效西方建立学校教育制度，但是近代学制却一直处在呼之欲出却呼之不出的境地。1902年官学大臣张百熙主持修订了一系列的学制系统文件，并在8月15日奏呈颁布，历史上称其为“壬寅学制”，分三段七级，整个学制长达20年。“壬寅学制”规定，在学制的主系列之外还有平行的简易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这个学制还未实施就被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癸卯学制”所取代，新学制规定，在主系统之外又有实业类的学堂，即初级实业学堂，包括实业补习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所有的实业学堂一般都划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个专业。清末学制在职业教育向近代化转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民国政府成立后彻底修订了清朝末年的学制。在1912~1913年，颁布了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对实业教育作了较明确的规定：主要有乙种实业学校和甲种实业学校，分别和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平行。与大学平行的专门学校，分类培养法政、医学、药学、农学、工业、商业、美术、音乐、船商、外国语等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实际上都是事业教育。自此之后，职业教育成为教育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三、清末民初新型职业教育的主要流派和形态

（一）洋务派推进的官学改革

洋务派创办洋务学堂，促进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转型。洋务派创办的学校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外国语学堂，例如，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以后转为综合学校）和1863年在上海设立的广方言馆，这种学校以学习外国语为主，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二是军事学校，例如，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1881年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等。这些学校主要培养能使用洋枪、洋炮的士兵和军官。三是技术学堂，例如，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成立的附设机械学堂，主要培养高级技术人才[5]。

注：八年制作为常规的安排，渴望那些“汉文熟谙，资质聪慧”有所成就。五年制是专门为那些年岁较大，不再有精力学习洋文，只能借助译本来学习西艺的人安排的[6]。

从表1中可以看出洋务学堂培养专门人才的特点，即大都是为培养会使用和维修洋机器的人员和一些通讯人员。大多数洋务学堂都带有部门办学的性质，是具体洋务机构的组成部分或者直属单位，直接针对本部门和机构的需要培养人才，比传统的零散的学徒制和艺徒制更具组织性、稳定性。在教学内容上，洋务学堂以“西文”、“西艺”为主，比传统的学徒制和艺徒制更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在教学方法上，洋务学堂比较能够按照知识的接受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安排教学内容，重视理解。同时在教学中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很多学校建立了实习制度。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洋务学堂普遍制定有分年的课程计划，制定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度，突破了传统学徒制和艺徒制的个别传授方式。

（二）维新派主导的教育改革

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加深，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维新派普遍认为，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教育实践活动便成为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

“百日维新”之前，维新派创办了一些学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康有为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主要培养维新骨干、宣传维新思想。1879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对洋务派的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维新派在百日维新中也对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主要有设立京师大学堂，废除八股考试，普遍设立新式学堂。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势在造成一种“人无不学、学无不实”的局面，但是这些措施在推行中却遭到了抵制和拖延，大多数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守旧派宣布废止。

因此，维新派在清末民初职业教育的转型过程中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所有的维新政策只有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了下来，1902年恢复办学，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规模也渐渐扩大。

（三）实业家创办的实业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兴办近代教育的教育家，他们兴办了大批职业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张謇。

张謇从实际需要出发，兴办了纺织师范、农业、商业、金融、工业、医学、铁路、船舶、机器制造等各类专门学校，以及工人艺徒学校、女工传习所、蚕桑讲习所、幼稚园保姆传习所、镀镍传习所、伶工学社、交通警察养成所等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

张謇大力加强实践性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他在纺织专门学校设立了纺织木织机、铁织机、漂染、电动等各种实验设备，让学生进行实验。在师范学校设立了附属小学，组织师范生进行教学实习。在农业专门学校建立了农事试验场、家畜试验场、苗圃、鱼池、森林事务所等。要求农校学生向农民宣传推广良种。张謇提出的一系列加强实践性教学的措施和办法，有效促进了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工商业的补习教育

洋务派举办的实业学堂主要培养中高等技术人才，工厂中仍然缺乏大批熟练技术工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68年船政局创设艺圃，从所属各工厂招集艺徒百余人，利用夜间，对他们实施专门教育。艺圃开设的课程有算术、几何、几何作图、代数、设计和蒸气机构造等，上课时间为晚上七点半至九点，从1868年12月开始，还在上午增加了一个半小时的教学时间。1871年通过考试编排为四个班。这些艺徒班的教师大多由所在车间或其他车间外国技师、工头担任，有少数专职教师配合。新式训练方式使得几乎所有入学艺徒都掌握了本专业的主要实际知识，能够根据图纸施工，其中大部分人具有监工能力，有的甚至达到工程师水平。

另外，在中国通商口岸，西方工商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西方企业对职员的要求与中国传统商业不同，只有熟知外语和近代商业知识的人才能胜任。为满足这一时期对人才的需求，上海出现了一些比较正规的外国语补习学堂，例如，英华书馆、得利洋行英文书馆等。这些学校除教授外语外，还教授商业实用知识，“如英华书馆开办的夜学教习英国文意、言语、算学、账目、地理、文法、写信之法一切，每夜七点钟起九点钟止，维礼拜六及礼拜日不读书，笔一切皆可借用，幼年者不必来，在夜间事者年约二十左右。”[7]

还有专门教授商务英语的书馆和夜校，例如，1886年2月12日开办的“分讲贸易英文馆”专教语言文字，算学绘图打样。这些外语类培训班和夜校生源主要是一些官商子弟，通常采取日、夜班制进行教学，教学时间早上9点至11点，下午1点至5点，晚上6点至10点。学生来去比较自由。这些学校收费一般多为2至5元，也有学校按日夜班分别收费，如早班每月4元，夜班每月2元。这些学校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商业补习教育。

四、清末民初职业教育转型的评析

职业教育的转型以社会的职业需求及其变革为导向，当社会发生转型时，为之服务的职业教育亦注定发生转型，其转型的程度及特征又深深受制于特定社会的经济、文化等环境。纵观清末民初职业教育的转型，可以对其作以下历史评析。

（一）切断和传统职业教育的联系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封建传统教育走向崩溃，现代教育萌芽的时期。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产生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科学技术学堂和各类民用工业、商业、农业学校，企图促进传统职业教育方式向新型职业教育的转变。

但是，清末民初职业教育主要以实业学堂为载体，一系列实业学堂的创立是清末民初职业教育转型的最重要标志，然而这些学堂并非原有教育传统的逻辑演变，而是在引进并模仿西方实业学校教育制度基础上创办的，不是本土内生性职业教育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一种硬性移植的结果。如在教学内容上，以“西文”、“西艺”为主；在教学组织形式上，采取西方学年制与班级授课形式。这一全新的教育形式与传统的学徒制或艺徒制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使得实业教育在起步之初就切断了和传统的联系。

（二）在传统文化桎梏下挣扎前进

顾明远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中提问：“有一些教育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为什么素质教育在我国如此难以推行？为什么学历主义在中国人头脑中经久不衰？为什么职业技术教育在我国发展不起来？”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是排斥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夜。面临崩溃的中国封建主义教育，是一种被迫的现代化。教育的变革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清末民初时期，一些新兴因子开始注入中国社会，为传统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但这些新因子的微薄之力远不足于撼动历经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加以社会生产事业极不发达，人民思想又重视文字教育，轻视技术训练。”[8]在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下，清末民初新式职业教育发展十分缓慢，社会上普遍盛行的依然是传统的师徒制度。

（三）奠基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雏形

清末民初，职业教育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例如，洋务运动使得技术、实业教育思想逐渐强盛，他们强调造就科技和实业人才，为开创近代实业教育开辟了道路，实践了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实业教育思想，促进了职业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顾明远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中说，“教育有如一条大河，而文化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人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仅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只有彻底把握住它的源头和流淌了5000年的活水，才能彻底认识中国教育的精髓和本质。”职业教育在转型过程中也推动了制度、科技、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使社会变革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参考文献

[1]直隶教育厅.直隶职业教育与地方物产(内部发行)[M].

[2]邹恩润，秦翰才，潘文安.中国之职业教育[C]//舒新城.中国新教育概况.北京:中华书局，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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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 at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LIU Shu-hua，CHEN Yu-chun

(Sou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angying Shanxi 712100, China)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ial school; transformation

作者：刘淑华 陈遇春

清末民初农业教育论文 篇3：

留日学生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

【摘要】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问题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于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转型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文章分析了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群体出现的原因，探寻了留日学生群体与清末民初社会政治转型的关系。它导致了

民族主义与社会舆论的广泛兴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织与发动；清末民初铁路风潮与革命的最终爆发。

【关键词】留日学生 清末民初 政治转型

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问题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于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转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术理论界对留日学生问题的研究一直都很重视。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到了留日学生的人数规模、留日学生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活动、留日学生与留美学生的比较、留日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等，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从整体上看，已有的研究较孤立和分散，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本文力图通过研究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把留日学生问题放在客观的历史环境中去，探寻留日学生群体与清末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

问题的缘由

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东亚的近代化改革》这篇文章中指出，清末民初从1998年到1914年这一段时期，东亚的日本在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先后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两次农民革命战争都失败了。接着就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进行的洋务运动。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清政府对外战争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武器的落后。于是他们发动了旨在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的军事工业运动，想从武器上挽救民族危亡。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国人普遍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落后被动挨打的命运，就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政治法律制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赴日留学的留学生群体。因为西方的欧美国家离我们太远，造价也比较高，学习我们近邻日本的先进军事和工业的长处和经验，成了留学生的首选。“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①

1911年全国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和云南起义，都有留日学生们的积极参加，并且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中，留日学生占了8人，云南起义的领袖中，留日学生有31人。日本的实藤惠秀指出：“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很难有进展的。”②孙中山在1913年2月22日的演说中指出，1900年后中国学生纷纷留学日本，“最盛之时，在日留学者达二万人，其十之七八皆持革命主义者”，几年后，留日学生大量回国，革命思想遂普及于全国，才促发了辛亥革命，因此，“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大。”③

留日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我们将其与留美学生做粗略的对比后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留日学生多修法政与军事，回国后多进政界与军界，不得志便转而投身教育界，所以留日学生多革命家、军事家与文学家；留美学生多修实业，归国也多在经济、交通、矿业、农业等实业领域谋生，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与职业化起着重要的作用。留日学生的规模、所修专业与学习时限及效果、回国后所从事的行业决定了无论是在清末，还是北洋政府时期，留日学生对于中国的军事与政治（军阀混战与政争）影响巨大。那么，留日学生行踪以及留日风潮形成的原因何在，他们与清末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有什么样的关系？這便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留学东洋与留日学生群体出现的原因

地方强督的崛起与官场晋升标准的变化。自清代中叶开始的洋务运动，历经19世纪60～80年代和甲午战争后两个阶段，两波现代化运动的中坚力量都是以汉族督抚为主的地方实力派，清廷中央面对内外变局行动迟缓，又难以下决心革除自身弊病，因此，留学潮流的出现，是由清末中国弱中央—强地方格局的客观情势造成的。汉族官僚最初凭借平定太平天国与淮北捻乱的军功而异军突起，而后在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独领风骚，以锐意改革、寻求国家富强的群体姿态示人，逐渐大权在握，王朝国家的集权渐行衰落，“内重外轻”的局面逐渐向着“外重内轻”的格局转变。清末中央-地方之间力量对比的剧变和清廷中央权威的衰落，使得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发动往往来自地方督抚及其辖区内。

留学东洋的风潮与留日学生群体的出现，还与甲午后官场晋升标准的变化直接相关。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之《游学二》专门申明了留学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此后，张之洞派人调查和编写留学指南，鼓励湖北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张之洞作为晚清后期洋务派主要倡导者的态度，表明了当时留学与留日正逐渐蔚然成风。张之洞的幕僚群体中，放洋留学归国人员占相当比重。留日或留学欧美的背景，不仅是进入张之洞幕府得到重用的重要条件之一，更是以后会得到清廷提拔与任命的关键性条件。义和团运动之后，张之洞、刘坤一等汉族地方督抚实力加强，为鼓励留学，去日留学和出仕两者开始挂上了钩。由地方督抚对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和以公费资助各省学生留学的行动取向中，由放洋留学对科举制的公然摒弃中，我们可以看出，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也并不是那么突兀的事件。

在地方督抚的力谏之下，清廷为了鼓励支持青年学生留学东洋，制定和颁布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该章程指出，“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分别录用；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④这一章程是由张之洞与刘坤一建议并制定。政治晋升标准的变化对于留学事业影响巨大。而日本也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极力支持吸引中国的青年学生留学东洋。

1905年废科举与留学潮流的兴起。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之时，中国社会、政治都尚未为废除科举制做好准备，但地方督抚已经在积极推动本省学生出国留学，以实际行动否定了科举制的选贤任能功用和对现实世界的适应能力。1903年的中央官制改革只是在地方督抚（以袁世凯、张之洞为首）推动下，提出了以5年或10年为缓冲，逐步将科举制改造成适合追求富强目标的国家的教育制度和人才选任制度。地方官员的改革示范作用迅速在各省扩展开来，各省督抚纷纷设立专门的培训与选拔机构来考核学生优劣，以地方财政支持优秀学生公费留学。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隋唐以来一直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连同清政府鉴于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实行的“预备立宪”运动，使得1905年～1906年赴日留学的人数达到了顶峰。

科举制的废除使得那些“功名利禄之心重者，咸以日本为进阶捷径，留学日本遂为大家所向往”⑤。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的废除使得许多原本在科举升迁阶梯中并无多少晋升空间与前景的商人、低等功名者，纷纷自费出国留学，以适应将来中国社会的流通升迁机制。科举制废除之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职位，出国留学代替了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基础训练，成为进入政府工作的基础条件。并且留学日本的费用相较于前往欧美要低廉许多，于是一时间鱼目混杂、泥沙俱下，中国留学生拥塞在日本各个城市。所以废科举对“赴日学生的人数有直接的影响”。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据估计已经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留日学生总人数在6000～20000人。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的估算数据如下：1908年以后留日热潮逐渐消退，但从留学总人数上看，留日学生一直居于首位。⑥

留日学生群体对晚清政治与社会的影响

民族主义与社会舆论的兴起。“这么庞大的人群汇集在日本各个城市，大多数又难以进入正规学校接受严格的教育，日本人的恩施态度和民族歧视，以及日本强国的示范效应，都使得留日学生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培养与发酵格外强烈。”⑦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来自国内的各个地方，但是最具代表性的仍然是后来的革命中心湖南、浙江、湖北等省。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存在着强烈的同乡观念，留学生们在集会结社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与同省人或者同乡人在一起，这就促成了民族主义与同乡渊源的融合。1906年美国为了吸引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免除了庚子赔款的美国部分作为留学美国之用，中国留学生的优秀部分纷纷前往欧美一些国家，只有素质较差的去日本，在国人中存在着对日本教育质量的严重不满。

当时在东京，留日学生对日本和清政府都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他们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创办一些革命的刊物来启迪民智，宣传革命思想，号召国内人民行动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推翻压迫各族人民的清政府。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宣传革命思想的比较重要的刊物有《浙江潮》、《猛回头》、《革命军》等等。这些刊物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恶本质，封建主义统治人民的残酷，动员国内的广大民众采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日本东京成为宣传革命最重要的阵地，这些进步的刊物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传到国内，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革命的宣传，孙中山还专门召开会议，号召进步的留学生以省为单位创办刊物来启迪民智，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汉帜》、《云南》、《江西》、《复报》等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随着这些刊物的创办在国内传播开来，民族主义和社会舆论的深刻影响日益得到普及。另外，相当数量的留日学生回国以后，被安排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机构中，他们推动着清朝末年的君主立宪改革，使这些改革更加激进和具有不确定性。

民主革命的组织与发动。清政府启动的留日学生运动，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织和发动，做了最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这些留日学生在他乡的留学经历，他们所遭受的种种待遇，使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他们内心深处具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黑暗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强烈愿望。国内发生的拒俄运动，表明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留学生，他们纷纷要求回到国内，决心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动员全国人民推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在这以后，革命团体和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他们联合国内其他一些进步势力准备进行武装暴动，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1904年由革命党人黄兴领导的长沙会党起义，影响很大，极大地震撼了清政府。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发生了许多旨在推翻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武装起义。由留日学生发动和组织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惊慌，他们颁布條例，明令要求留日学生禁止参加政治活动，禁止集会、结社。对日本政府的这些无理要求，留日学生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他们表示抗议。大批留学生纷纷回到国内。

他们回到国内以后，立刻采取行动，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发展革命势力。他们联合青年学生、会党、秘密会社以及国内各革命阶层的力量，并且到当时倾向革命的新军中去进行组织和动员。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皖浙起义都是由留日学生组织和发动的影响比较大的旨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1911年的广州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以及成员也都是留日学生。

清末的铁路风潮与革命的最终爆发。清朝末年发生在四川的各阶层人民的保路风潮是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加速了清王朝的最终覆灭。现在我们借此次历史事件来分析一下清末民初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与留日学生群体的关系。我们知道，四川的保路风潮的骨干成员主要是保路同志会和川路特别股东会。下面我们来看看领导保路运动的成员的基本构成情况：⑧

从以上图表中我们不难看出，留日学生在那场爱国主义的旨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风暴中基本上充当了领导者的重要角色，对运动的成功起着决定作用。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如果由绅士和商人来左右的话，则成功率会大为提高。但是，清末的留学生纷纷充斥在各个省的行政机构和其他的场所，他们思想激进，痛恨帝国主义革命和腐败的清政府，要求革命。因此，激进的要求革命的留学生与正在逐步革除其弊病的清朝的腐败落后官僚系统一同汇入到激进狂热的革命洪流中去，最终导致了封建王朝的覆灭。

近代以来，清王朝统治下的国家权力不断在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内的革命斗争中遭到削弱。清王朝的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不仅表现在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中不断失败上，还在于清政府官僚机构和国家机器的无力和失控上。民族主义之所以产生，必然是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屈辱感的表现，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失败，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中立，对内镇压人民，如此等等，使得在异国接受了新知识的留学生显得异常激愤。我们不能说留日学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但是留日学生的活动、他们翻译的书籍、创办的刊物，对形成革命舆论和唤醒民众觉悟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成立的革命团体及进行的反清活动，是清末革命的温床，最终导致清王朝的覆灭。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⑦[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93页，第99页。

②赵燕玲：“近代留美生与留日生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比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③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21页。

④⑤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第61页。

⑥[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上海：三联书店，1983年，第35页。

⑧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05页。

作者：魏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