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典修订意义刍议

2022-09-11

1840年甲午战争打开了清朝封建王朝的大门, 外国列强纷纷加入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对于清末固步自封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外国列强为了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迫使清朝政府打开通商口岸, 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以来重农抑商的统治地位, 民间的商业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的蜂拥而起。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下决定立宪, 派使大臣出洋考察, 后又成立修订法律馆。修订法律馆的两位主持者沈家本和伍廷芳, 这两位作为修律大臣, 从一开始思想上即有分歧, 沈意在改造旧律, 伍意在创造新律。当然在朝廷看来, 无论新旧, 修律只是应付时局、沟通中外的一种手段, 沈伍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总是随朝廷的旨意去造救急就章, 颇带有应急色彩。[1]由此可见在清政府在制定法规时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急功近利, 没有做好相应的调查工作, 因而产生了很大的纰漏不能适应国情。1902年光绪皇帝确定修律主旨“按照交涉情形, 参酌各国法律, 悉心考订, 妥为拟议, 务期中外通行, 有裨治理。”[2]至此, 清政府改变了传统民刑不分制定法律的特点, 在学习借鉴西方法典系统的基础上制定了宪法、民法、商法、刑法等部门法。各个部门法制定的指导思想因为本土原法规制定完善的不同和利益主体需要的不同因而各具特色。

一、宪法制定过程特点

清政府于1908年分别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资政院院章》和《资议局章程》, 此外1911年颁布了《十九信条》。《大纲》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君主立宪制, 规定“君上神圣尊严, 不可侵犯。君主拥有立法权、司法权、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会之权……”根据《大纲》规定, 凡合乎法定“资格”之臣民, “得为文武官员及议员”;“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 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大纲》从来源上看, 主要是借鉴的《日本帝国宪法》和《普鲁士宪法》, 有着共同特点的君主立宪制。其本质是为了巩固皇权, 《大纲》把臣民的权利义务作为附则的体例, 表现了清朝统治者在最初订立宪法时只是为了稳定当时混乱的局面, 只有形式没有实质, 重君权轻民权的一贯性, 但毕竟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义务, 因此有着一定的意义。[3]同时清政府仿照西方议会制度, 建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的咨议机构, 并制定了相应的章程。这两个章程因为套用了西方已经成熟的议会制度系统, 对于议会机构的设立、主体的选举资格、权限划分等有着详细的规定, 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参政扩大了一定的渠道, 大大宣传了民主自由思想和平等观念, 对于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意识起到了警醒作用。《十九信条》是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 清政府在大局已乎瓦解的情况下利用三天制定出来的, 相比较于前面的法律制度对于皇权有着一定的限制, 但仍然不能掩盖其本质不过是一种应急的政治欺骗。从清政府相继颁布的宪法性的法规来看, 虽然清政府一再在主旨上维护自己皇权的统治地位, 但仍然挡不住革命的潮流, 最后也因清政府的灭亡这些法律制度流产, 但可以看出法规的制定还是和时代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 某种程度上法规上一些细节的变化给革命者带来了便利条件, 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二、刑法制定过程特点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最完善的法律首当其冲的就是刑法, 所以刑律的修订是整个清末修律的核心部分。中国封建社会的刑律特点一在形制上主要表现为笞、杖、徒、流、死。特别是死刑有着极为残酷的刑罚, 如凌迟、枭首等。二是民刑不分, 民事违反条例行为也处以刑罚。清政府在借鉴西方刑法体制的基础上, 制定了《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大清现行刑律》是对《大清律例》的修订, 一是将吏、户、礼、兵、刑、供六律直接隶属于各门之下;二是对于纯粹民事条款不再科刑;三十铲除了旧律中一些酷刑;四十增加了一些符合时代特点的罪名。但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仍然与封建社会的刑法典无多大差异。与《大清律》根本无甚出入, 与今之《新刑律》亦未衔接, 实不足备新旧律过渡之用。[4]相比较《大清现行律》, 《大清新刑律》与历代封建法律不同, 在体例上打破了中国数千年来诸法合体的传统形式, 完全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体例, 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篇。附《暂行章程》五条。《大清新刑律》做出了“更定刑名”、“酌减死罪”、“死刑惟一”、“删除比附”、“惩治教育”等重大改革, 这是一部根据资产阶级理论和原则作出的制度改革, 是清末修律的代表作。虽然后附五条是对中国封建礼教的维护, 但是也正因为顽固礼教派对它的冲击, 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新的法律制度更加的深入人心。刑法典的改革过程是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具有核心意义的一面, 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法制史主要是以刑法典的修订为主。当清政府不得不对刑法典做出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变革, 就预示着整个国家体制也必须做出相应的变革。

三、民商法典修订过程特点

我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 所以民商法体系相当不完善。清政府仿照日本和德国民法典修订了《大清民律草案》和《大清商律草案》, 此外还有《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特别商事立法。清政府在制定《大清民律草案》过程中, 坚持的是“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原于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期于改进最有利益之法则”、“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宗旨。[5]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 主要受瑞士民法的影响, 同时具有与民国民法混编的特征, [6]后两编虽也有借鉴西方法典, 但更多的是以家族主义为主的立法。这和刑法典的修订某种程度上是相呼应的, 即以“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主的立法原则。清末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 国内民商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 所以民商法典的制定顺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是鉴于法典的修订者对于西方民商理论的理解并不是很透彻, 所以在制定法典名词的解释上有着一定的差错, 并且因为移植性太强不能顺利植入中国当时的社会国情, 但作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第一部现代民商法典, 它在中国民山商法史上有着开天辟地的意义。与此同时, 清政府考虑到民商法典的制定需要适应本国现实经济的发展, 也进行了民商事调查。因为中国民事经济的不发达, 所以民商法典的改革不如刑法典的改革更加深入人心, 但是民商法典的改革对于后世的发展更是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 渗入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由此可见, 民商法典的制定在整个清末修律过程中的作用虽不显山见水, 但却起着社会转型的巨大影响作用。

此外, 清政府还修订了程序法, 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 并进行了司法改革。诉讼法和司法的制定上同样借鉴了西方先进的法典制度, 在立法原则和制度上都与中国传统制度和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清末法典修订的过程不仅是清政府努力适应时代发展做出改革的过程, 更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 但是因为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无法相匹配, 也无法与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相适应, 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清末修律的过程却是中国法典制度剧烈演变的镜子, 指引着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如何适应改革的需要。

摘要：清末时期我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中西两种不同制度形态的碰撞与交叉, 产生了激烈的摩擦与火花。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当中, 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地位被悄然撼动, 因此统治阶级不得不顺应时代的潮流, 做出相应的改变, 与国际接轨, 满足各方的利益要求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 而首当其中的就是法律制度的改革。所谓“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因此清末民初统治阶级都必须迅速的制定出相应的法规。

关键词：宪法,刑法,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