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律政治经济原因论文

摘要：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土社会向信息社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结构是二元的，即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与对立。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清末法律政治经济原因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清末法律政治经济原因论文 篇1：

清末女子师范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摘 要：清末民初是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催生了女子师范教育。早期的女子师范教育带有时代的特点，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发展缓慢，教育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存在，重视职业培训等。女子师范教育的兴起对我国师范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现在已不再实行男女分隔的教育，仍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

关键词：清末;女子师范教育;特点;启示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时代的巨变使得教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国以往的教育中只有少数贵族女子具有识字的特权，但主要学习的也是《女诫》《女训》一类教导妇德的文章，最终目的是为家庭服务。近代以来，为适应时代的需要、社会的进步，女子师范教育应运而生。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发出发展教育的号召，反对传统的教育理论，提倡男女平等，并做出创办女子教育的尝试。1907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师教育的独立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其法制化进程由此开始。
一、清末女子师范教育的发展概况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鸿沟，思索着从教育入手改革社会，发出了教育救国的呼声。清政府为维护其统治，选择顺应历史潮流，着手改革教育，新式教育逐渐兴起，女子师范教育也走上了近代化的进程。清末时期，女子师范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898年中国人自己兴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到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二是1907年颁布《章程》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

第一阶段中，女师教育不受政府重视，办学以私人辦学为主，缺少政府统一的管理。1840年后，中国在多次对外战争中逐渐加强了与西方的联系，传教士们也借此机会在中国兴办教堂，创办教学女学，传播基督教义。受其影响，一批最先与西方先进文化接触的有识之士也开展了兴办女学的尝试。戊戌维新运动中，具有先进资产阶级思想的维新人士更是对女子接受教育的做法大加提倡，如梁启超撰写《倡设女子学堂启》，点明女子步入学堂的重要意义。因此，私人兴办女子学堂的热潮逐渐兴起，中国民间不断涌现自主创办的女子学堂，如上海经正女学、上海务本女塾、天津严氏女塾等。兴办女子学堂的浪潮使得女子接受教育的现状得到了一些改善，但女师教育的发展情况较为粗糙，专门的女子师范学堂仅有十几所，大部分女子学堂不专门设置师范类课程。同时，私人创办的女子师范学堂面临着多方困难，资金来源不稳定、学校师资缺乏、教学设备陈旧且不齐全等，都造成了学堂发展步履艰难。伴随着这些困难和社会上日益扩大的兴办女学的声音，清政府最终将女学纳入政府管理下。

第二阶段中，女师教育走上了体制化的道路，办学以官立为主。1907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及了女子师范教育。《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规定了女子也可以受教育，规范了女子教育的学科设置、入学年龄、教育目标、修业年限、编制设备等，与私人办学的随意性完全不同，女子教育在制度上确定了下来。《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有益于家庭教育为宗旨”，〔1〕体现出女子接受师范教育，是以为家庭服务为宗旨，要达到中国传统理念中相夫教子的目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师范学堂......惟此时初办，可暂行省城及府城由官筹设一所”、“亦许民间设立，且地方官有保护之责”，〔2〕这是清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提出要在每个省城及府城设立女子师范学堂的要求，但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前，都没能达到这一要求。1907年后，女子小学堂的数量明显增加，小学堂的教习或者蒙养院的保姆都要求是女性教师，但培育女性师资力量的女子师范学堂却没能立即兴盛地发展起来。

清末女子师范学堂据不完全统计有14所，其中官办学校的比例增加，但大部分是在私人办学打下基础的前提下改建的，如上表提到的四川和河南。在全国范围来看，女师学堂数量较少，学生也不多，办学层次较低。官办学校也同私人办学一样，面临着经费不足、缺少师资、部分地区风气未开的窘迫境地，难以大规模地兴办起来。总之，女子师范教育在清末时期为起步阶段，发展缓慢且混乱，各方面阻力较大。
二、清末女子师范教育的特点

中国女子师范教育的发展不像欧美国家那样从妇女追求解放、男女平等而自觉要求教育权力平等出发，它没有妇女及民众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及唤醒广大妇女争取自我解放的意识做前提，因而缺乏西方社会那样的群众基础和认识基础。当时我国经济还没发展到要求普通女子受教育的程度。按我国的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广大劳动者中的女子还难以负担初等教育，因而女子师范教育的出现并没有相应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这就可以看出，我国女师的出现、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

总体上，清末女子师范教育发展缓慢且不均衡。女子学校教育的兴起并不早，且在清政府发布条例之前，各地实行私立办学，缺乏统一的管理。女子师范学堂本就少之又少，更加缺少联系。与现代教育中由国家统一发布教学标准不同，此时期女子师范学堂呈现着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同为女子学堂，但各地区女师教育的招生人数、学费标准、学校制度、师资力量等情况各不相同。受师资、经费、政治等多种原因的阻碍，女师在缓慢中发展。清末新政后，各种类别的女子学校相继成立，因中央实力不足，没能从国家的角度调整统一发展这些学堂，所以女子师范学堂的在地理上的分布也极不均匀。总体上看，沿海地区的女师学堂要多于内陆地区。这是因为沿海或沿江的城市因交通发达，与西方交流较多，对西方新思想的接受能力较好，风气开化早，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兴办女学。如在1907年前后，广州就已有了私立协和女师等5所女师学堂。1911年，直隶省已有了10所女子师范学堂。〔3〕而偏远地区的女子师范教育，如热河、新疆、西藏等省，其发展就远不如前者。

从教学宗旨来看，女子与男子的教育存在差距。出现这一特点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末女师的兴起不是女子思想解放、独立意识觉醒的产物，而是在中国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对教育变革的要求。清政府在实行女子教育之初就有很多限制，女子受教育的重点是“修身”，把“女德”“礼教”作为女子学习的重要内容，主要目的是培养乐于相夫教子的安分女子，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有关女师宗旨的内容已在前文提到过，可看出清政府对女德、妇道的重视，这也体现了女师发展中上层建筑的封建色彩浓厚。女子师范教育在建立伊始就在教育宗旨上体现出，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能和男子一样平等学习的新时代独立女性，而是要培育出遵循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让众多女性可以安守本分，做好自己最本职的家庭工作。

从课程设置上来看，女子师范教育注重对家务技能的培训。从下表可看出，女子教育中不仅有识字、习算、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等教授近代科学知识的科目，还开设家事、裁缝、手艺等培养大家闺秀的课程。从课程所占比重来看，家事、裁缝、手艺所占比重为27.94%，教育占比17.65%，地理、算学、格致占比19.85%，传统女学比起近代科学科目和教育学课程来说重要性不遑多让，仍作为近代女师教育的重点内容。传统礼教强调女性家庭角色，女子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只有掌握了家务技能才能更好地服务家庭，借以与社会产生联系，认为女性的社会工作只不过都是女性传统家内行为的一种外部显现而已。〔4〕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是西方先进的课程体制与中国传统的女学内容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故有其不相适应的地方，封建礼教色彩浓厚。
三、清末女子师范教育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启示

清末的女子师范教育的发展进程是畸形的、不完善的，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第一，立足实际，批判继承。中国近代女子师范教育兴起的大背景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概况。男权社会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因此，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传入中国后遭到强烈的抵制，只有少数的开明之士看到了女子接受教育的好处。随着社会的变迁，女师教育一方面要冲破传统的束缚，一方面又在汲取时代的营养。这样巨大的压力使得女子师范教育只能在矛盾中迟缓成长。〔5〕这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是，我们应该立足于时代背景与现实国情，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的并非尽善尽美，而外来的也并非一无是处。注意辨别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保持创新思维，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

第二，注重设置女子特色课程。当前，在我国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中体现着男女平等的思想，男子与女子所享受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是完全一致的，女性也能够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取代男性的职务。针对师范专业来说，女性所占比重较大，但在求职过程中反不如男性吃香。同等条件下，用人单位往往更青睐男性求职者。面对这种现象，各师范学校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应采取措施着力提高师范专业女学生的核心竞争力，达到就业市场对女性的各方面要求。各师范学校可以针对女师范生的特点，设置特色化、多样化、能够发掘女性特色的能力拓展课。这并不是一种性别歧视，而是在针对女性独有优势的基础上，培养出既有优秀才干和专业素养，又有温和耐心等内在修养的教师，为我国现代教育事业培养综合人才。

第三，加强学术研究能力。清末的女子师范教育层次较低，课程上强调家政、裁缝等家务课，目标是培育宜室宜家的賢妻良母和小学堂的师资力量，学术研究方面十分薄弱。民国时期中等女子师范教育逐步发展起来，到1919年北京女高师成立高等女子师范教育出现，才逐步从事学术研究，能够在报刊上发表学术文章。现今的本科院校中，受限于各方面因素，学术的氛围有待提高。各院校应加强措施培育学术自由精神，让学生在良好的学术氛围内成长，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师范类院校作为培养教师的摇篮，甚至要更加重视加强学术研究能力。一批具有高学术素养和优良创新能力的杰出应用型人才走向讲台感染学生，有利于促成良性循环，提高全体国民素质。

清末女子师范教育虽然尚有大量不足，但也打破了“三从四德”之类的传统封建糟粕的桎梏，直至今天仍对我国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女子师范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兴办普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实业学堂等措施，推动了培育新式人才的进程和妇女运动的发展，也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1〕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97.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803.

〔3〕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 第59卷 妇女运动志〔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63.

〔4〕刘丽群，刘景超.内外有别——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中的性别书写〔J〕.课程教学研究，2014，（09）：64-68.

〔5〕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5卷1840-1911）〔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257.

〔责任编辑：张 港〕

作者：滕济楠　关娴娴

清末法律政治经济原因论文 篇2：

论转型社会的法治之道

摘 要：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土社会向信息社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结构是二元的，即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与对立。现阶段的法治建设的理念和路径选择都要立足于转型社会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既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也不能好高骛远、一蹴而就，而是要在坚持法治基本理念、价值、规律——法治之道的基础上，探索法治实现的独特策略、方法、技术——法治之术。

关键词：转型社会；法治现代化；法治基础；法治路径；国情

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之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转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的艰辛与盲目、激进与挫折、痛苦与执着、战火与血泪难以详尽。在这一历程中，1901年沈家本主持修律开启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大门。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法治变革的历史，中国法治现代化是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乡土社会的法向现代社会的法、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变革的过程，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中华民族百年法治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人历经屈辱和苦难的觉醒，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性认识，法治潮流不可逆转。但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社会生活，这种物质的社会生活的总和，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1]40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土社会向信息社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期，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多数，现代化、工业化、法治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旧的控制社会的规范体系瓦解，新的规范体系还未建立，国民的现代化意识还未健全，整个社会有法律而少秩序，这些因素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结构是二元的，即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与对立。

“历史与现实的改革实践充分表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改革意愿与行动，都有其特定的国情条件与国情背景。”[2]因此，中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的理念和路径选择都要立足于转型社会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既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也不能好高骛远、一蹴而就，而是要在坚持法治基本理念、价值、规律——法治之道的基础上，探索法治实现的独特策略、方法、技术——法治之术。

一、转型社会——走不出的法治背景

“如果我们把社会转型当作一种社会发展形式来理解，那么，社会转型就是指社会主体对社会基本要素整体上渐进性变革。社会基本要素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结构、制度、观念三个层面。”[3]因此，社会转型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即社会结构的重构、社会制度的变革、价值观念的更新。从现代化的理论观点来看，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既是过程又是产物，它不局限于社会实践的一个领域，而是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基本方面 [4]28。

社会转型是一场社会革命，它带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同时，由于新的社会结构、制度、观念等尚在形成之中，转型中的社会还处于不确定、不稳定、不成熟的状态。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国社会的转型实际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直到今天还未结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更是进入了一个全面、快速、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上，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渐向民主政治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从一元向多元转变；生活方式上，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城市化大力推进，网络社会方兴未艾；国际交往上，从封闭到开放，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任何国家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社会的转型之路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法治的道路是曲折的、漫长的，而且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乡土社会的法与现代社会的法并存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城市化水平不高，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由此决定中国法治的现代化水平不高，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乡土社会”这个概念来源于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乡土社会是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国农村是乡土性的，与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城市有很大不同。从乡土社会的特征来看，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不流动、封闭的社会，乡民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持不靠法律，而是靠道德、习俗、习惯等，“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5]6乡土社会纠纷的解决方式主要靠乡土权威人士的调解或和解，国家法鲜有介入。可以说，乡土社会的法主要是“民间法”，借用梁治平先生的观点，在农村中活生生存在的礼俗、人情、习惯、族规等成为中国式的“民间法”，以区别于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皇权不下乡”，国家法处于萎缩状态，中国农村社会的法治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其法治图景也与城市社会迥异。

“在乡土社会的语境里，正义观念并不像一般西方思想家对正义理性的界定，它是一种以人情为基础，以伦理为本位的正义观。”[6]21乡土社会的正义是一种实质的正义、感官的正义、人情的正义，与现代社会的法追求的形式正义、程序正义、法理的正义是不同的。在乡土社会中，一旦法院的判决与乡民熟悉的正义观念、地方性知识不同，乡民们就认为法院的判决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是不公正的。乡土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乡土社会的法官的角色难以中立，法官要下乡，要“司法为民”，“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介入“事实纠纷”，为当事人解决法律之外的困难；司法的场域是非剧场化的，法袍、法徽、法槌等法律道具很难在乡土社会发挥影响力，相反，法官的道德水平、个人威望则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程序的价值和作用不被看重，乡民们的证据意识薄弱，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方式很难在庭审中推行；国家正式的法律在纠纷的解决中不起作用或者作用不太，民间法在纠纷的解决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与冲突十分突出，导致我国长期以来法律适用的语境缺失和国家法推行的不畅，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形成与法律权威的树立。但是，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法治建设的渐进性、艰巨性，转型社会必然是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城市）社会的法共同发挥作用的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和条件下容忍乡土社会的法的存在，国家法逐渐吸收民间法，最终完成法治统一。

（二）各地区法治进程的非均衡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法治的发展程度。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东西差距）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已初步实现法治现代化，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则较慢。学者研究表明：“从影响省域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因素层面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立法机关运行水平、审判机关运行水平、检察机关运行水平、公安机关运行水平、司法行政机关运行水平、行政复议机关运行水平、法律教育科研水平等8个方面都对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着重大影响。在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因素中，影响的效果从强到弱的排序依次是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7]因此，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缩小城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对实现我们法治的均衡发展和法治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历史、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原因，我国存在三大法域，即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法域。中国大陆为社会主义法系，香港为英美法系，澳门、台湾为大陆法系。随着“一国两制”政策在香港、澳门的实施，中国国内的区际法律冲突随着产生。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既有同一法系内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同法系的法域内的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是一国内部的法治不统一。区际法律冲突也造成了找法、用法的困难。但是，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区际法律冲突仍将长期存在。目前，缓解区际法律冲突的现实途径是互相提供便利和加强司法协助。虽然，法域之间存在法律冲突，但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在我国同时存在，丰富了我国的法治经验，带来了互相学习、借鉴的机会，更有利于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法治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法治环境已成地方核心竞争力 [8]。《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对德国完成统一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开放国家和地区，不论其实力强弱，面对的都是一体化的统一的国际国内法治环境，制订面向国际国内一体化法制环境的法制现代化战略迫在眉睫”。[7]因此，要着力解决好影响各地法治现代化进程发展问题，缩小城乡、地区间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差距。

（三）司法的能动性和有限性

2008年，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为响应中央提出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号召，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要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贡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我们所讲的能动司法，简而言之，就是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9]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立足于司法权基本功能的实现，还不是司法权的扩展，与西方式的司法审查权更是毫不相干，但是，它适应了政治、经济、社会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理由有：其一，我国的法院不仅承担着裁判的职能，而且担负着执行党的政策的政治职能。法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必然要担负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职责；其二，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日益繁重，难度也不断加大。社会安全稳定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求，法院参与接访、调解的活动越来越多，维稳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其三，“能动司法”、“人民法官为人民”、“学习法官陈燕萍”等 ，都是拉近司法与民意距离、树立人民法院公信力的策略。

在强调司法能动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司法的有限性，司法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司法部门是最不危险的部门，它既无强力、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即使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10]司法的有限性表现在：“司法只能解决适合法律处理的纠纷；司法公正具有相对性和有限性，不可能在每个案件上实现实质公正；诉讼有时间限制，不能久拖不决；审级的有限性；效力的有限性，司法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不一定都能变成现实；司法判决不一定能让所有的人满意。”[11]再加上长期存在的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弊端，司法也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充分认识司法的作用和局限性，对防止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万能主义、寻求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路径有着重要作用。

（四）经济全球化推动法律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对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律全球化时代到来，“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以地方、国家和全球结构的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化的进程”[12]，任何国家的法治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化轨道。因此，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必须在全球开放中寻求动力。“21世纪的国家竞争是法治力量的竞争”[13]，依照法治的标准，环视今日之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是法治国家，而中国的法治建设水平还处于发展阶段。在法律全球化时代，不能坐等法治的自然生成，在国家主导下，有选择地移植法律，吸收国外法治发达经验，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革除司法体制弊端，成为后进国家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五）法治本土资源稀缺

中国封建社会漫长，专制、人治传统深厚，无法治传统；国民法治意识薄弱；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差，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对法律、法院不信任，习惯人治，普遍畏权，相信“青天”，信访不信法，如果法院的裁判不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就会认为法律不公、法官受贿，往往不断地举报、上访、申诉；关系社会、人情社会长期存在，执法更容易受到关系、人情的影响，更容易出现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的现象；公职人员法治意识薄弱，以权代法，以言压法，甚至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由于法治本土资源稀缺，“潜规则”盛行，法律被架空，司法权威被侵蚀，法官权益受侵害，“史上最牛公函事件”中，管委会竟然发公函警告法院，利用行政手段干扰法院的审判。[14]要想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建设法治，绝非易事。

二、法治已不可逆转——法治之道

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要建设成为“法治国家”，至少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高度民主的政治条件；三是民众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包括法律素质；四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包括国际环境。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中国经济已融入全球；民主政治已有初步发展；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共识；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我国处于重大国际战略机遇期，社会相对稳定；乡土社会正在解体，等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的法治潮流已不可逆转。法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建设法治国家，实现法治现代化，是大道，必须坚守。

（一）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成长的基础，而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保障。西欧商品经济的发达，催生了现代法治。“建立市场经济，必须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经济运行主体的自主性、市场经济活动的契约性、市场经济往来的信用性、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市场经济的统一性、市场经济的国家性、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以及市场经济裁判和仲裁活动等，都要求法治。”[15]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众从身份关系变成契约关系，利益共同体出现分化，民众的利益需求多元化，其权利意识、法律意识逐渐觉醒，民众越来越需要严格依法办事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越来越多的纠纷涌向法院，出现“诉讼爆炸”，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出现案多人少的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工业化、城镇化向农村推进，乡土社会开始瓦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素质得到提高，农村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农村封闭状态被打破；农民的市场观念增强，社会活动范围扩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变成市民，农民的数量在减少，陌生人社会正在形成；农民的人际关系出现契约化倾向，法律意识增强……随着乡土社会的解体，乡土社会的法的生存条件已失去，为现代工商社会的法留下了成长空间。

（二）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

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民主政治正是法治的产物。法治已被历史证明是最佳的治国方法，在当今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依靠威权或个人威信治理国家不仅不可能，而且很危险，依法治国才是理性选择，也是世界潮流。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表明：“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必然乱国” [1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就一直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中共十五大报告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4年，我国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中共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当代中国在民主政治方面取得的进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吸取文革教训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必然成果。

（三）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与社会是逐渐分离并融入社会为最终结果。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沿着这样一种路径发展的：强国家、弱社会——社会与国家相抗衡——社会与国家互动——社会消融国家。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范围、力量和方式都在发生转变。在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形成。“市民社会在实体意义上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纽带，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自由为目标的社会自治领域” [16]102。市民社会的构建，国家权力逐渐回归社会，法律成为社会的法律，成为社会控制国家的工具，扩大了人民的自由，为建设法治提供了土壤和动力。

（四）法治经验的积累

从清末修律到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我国已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法治实践，已积累了丰富的法治经验。改革开放后，经过“人治”和“法治”的大辩论，社会大众对“法治”已达成初步共识。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司法产品的质量将越来越高，将有更多的民众消费司法产品。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估计，在2020年中国可能将成为唯一一个大专以上人口接近2亿的国家，人口素质的提高将促使社会治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变。

（五）稳定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但是国际国内环境总体比较稳定，我国发展仍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果社会环境不发生重大逆转，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就不会中断。

（六）发展对外交往的需要

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进程，为适应对外交往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中国已经对国内法律进行了修改，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加入了一些国际公约。同时，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法治进程加快，一些国家已实现了民主化。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法治之路不可逆转的外部因素。

中国自从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以后，社会发生了急剧、深刻、复杂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现象是，社会结构和利益分化严重，群体性抗争事件不断，并越来越显示由具体诉求向政治诉求、表达对体制不满转变的趋向。中国的现实主义选择只有法制，对一种规则、制度的追求，显得特别重要。”[17]

三、“相对合理主义”——法治之术

“一般而言，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18]可以说，转型社会是高风险社会。我国历史包袱较重，人口众多，地区、城乡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超过警戒水平，这加重了社会转型的风险。同时，转型社会是一个不成熟、不定型、不稳定的社会，社会的转型消解了许多传统的控制社会的方式——道德、宗教、法律，而新的社会控制方式并没有成型，人们在变化面前突然失去了一系列准则，感到迷茫、焦躁，心理极为敏感和脆弱，社会呈现出法律无秩序的状态。

转型社会的背景决定了我们要尊重客观事实，遵守“相对合理主义”的方式推动法治建设。概括而言，“相对合理主义就是在法治的公理与法治现实之间进行妥协，然后维系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一是胸怀大目标，一步一步走向渐进主义；二是只求较好，不求最好的相对性标准；三是注意技术，从技术到制度的改革策略。其方法论基础是‘条件论’。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是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制度运行的条件不具备。”[19]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和策略也是转型时期法治建设的生命。在坚守法治基本价值、理念、规律——法治之道的前提下，探索中国法治独特的实现方式、路径、策略——这就是法治之术。

（一）法律与政治互动——妥协的智慧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法治，必须依靠政府来主导和推动。“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党”。任何一国的司法体制都与一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因此，不可能绝对排除政治对司法的影响，而且司法本身也是政治的一部分。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开展，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20]因此，我国的法院不仅承担着裁判的职能，而且担负着执行党的政策的政治职能。

在转型中国建设法治，切不可犯政治幼稚病，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法律调整社会、教育人民的作用，树立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同时，法治建设水平与一国的民主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法治建设不可激进、冒进。

在转型中国建设法治，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法治建设要赢得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理解，吸纳民意、集中民智，让民众参与司法（司法民主化），共担风险。

（二）国家法整合民间法——发展的方向

由于国家法（现代社会的法）与民间法（乡土社会的法）的二元法律结构的存在，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与冲突十分突出，导致我国长期以来法律适用的语境缺失和国家法推行的不畅，不利于法治秩序和法律权威的形成，必须反思法治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但是，乡土社会的法存在的经济、社会、心理等条件仍然存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因此，中国法治的图景是国家法逐渐整合民间法，最终完成法治统一。这一过程是渐进式的，受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借鉴日本、中国台湾的法治建设经验，将民间法吸收到国家法中，或修正、移植法与民间法相适应，或在实际应用中将不能互相适用的民间法和移植法的管辖范围分开，有利于降低推行法治的成本。

（三）有区别地推进——现实的路径

我国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差距，沿海与内地差距、港澳台与大陆差距）和城乡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造成了我国各省（区）以及城乡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因此各个省（区）要采取针对性的法治发展策略。通过法治发达地区带动法治落后地区、城市包围农村的方式缩小我国不同地区、城乡法治现代化非均衡差异。

司法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其一是解决纠纷，其二是实现规则之治。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因此解决社会纠纷、消除社会矛盾是更为迫切的需要。但是，从建设法治社会，追求社会矛盾纠纷的彻底解决，避免人亡政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说，实行规则之治、形成法律秩序、树立司法权威则更有价值。从应然的角度来讲，我国不同层级的法院应当有不同的功能定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侧重于确认规则、统一法律的适用，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法院侧重于解决纠纷。相应地，我国不同层级的法官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取向也应有差异：“基层法院的法官角色应定位于案结事了，高级法院的法官角色更偏重于“规则之治”，中级法院的法官，对二审案件应将角色总体定位于定纷止争，而对一审案件则应侧重于建构规则[21]337。

（四）借鉴、吸收、创新——开阔的视野

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史不足百年，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仍属新事物。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没有成熟的社会主义法治经验可资借鉴。因此，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还是移植和创造。

中国法治建设不应画地为牢，要有宽阔的视野。一是不拒绝从各种法治思想中吸取营养，并保持足够耐心。一百多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学日本、学德国、学苏联、学英美，中国法治仍在路上，而几乎同期学习西方的日本早已实现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缺乏长期努力的心理准备，一旦引进西方制度未获成效，不少人立即对西方文化或制度失去信心，把强国的希望寄托于传统文化” [22]。二是对西方法律结合本国特点进行创造，使其既能融入法律全球化进程，又能在世界法律体系中保持个性。三是不能忽视对传统法律经验的借鉴。如商鞅“徙木立信”，在法治建设初期，要保持法律应有的刚性，不可随意变通；要严格执行法律，消解潜规则对法律的影响，树立法律权威。否则，法未行，而权威已失。

四、余论

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仍然会以社会转型为背景，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动力。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在推进，城镇化、城市化进程在加快，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法律职业在发展，但是法治建设推进的速度、深度、广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勇气和决心。

立足中国，回望历史，放眼世界，转型社会法治建设决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进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时间漫长和过程艰苦而停止前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公丕祥.当代中国的自住型司法改革道路——基于中国司法国情的初步分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3）：40-55.

[3]王辛河.社会转型——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J].岭南学刊，1996，（5）：24-27.

[4]亨廷顿，塞缪尔.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5]费孝通.乡土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曾鹏.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及其相关社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计量经济分析法学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演化模拟[J].现代法学，2009，15（3）：36-49.

[8]吕明军，彦珂.周强：法治环境已成地方核心竞争力[N].人民日报，2011-3-11（第05版）.

[9]王胜俊.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N].人民法院报，2010-1-6（第01版）.

[10][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景汉朝.认识司法的有限性[J].理论前沿，2004，（22）：8-9.

[12]邓正来.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法律全球化”争辩的中立性批判[J].河北法学，2008，26（3）：2-17.

[13]韩大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挑战[J].法学杂志，2011，（3）：17-23.

[14]黑格二.管委会发函警告法院，法律沦为笑柄[N].新京报，2010-6-29（第04版）.

[15]蒋传光.新中国60年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与展望[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39-50.

[16]张文显.法学前沿问题论坛（第二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7]张广昭.从“中南海课表”看中共执政认知之变迁[N].联合早报，2011-7-7（第01版）.

[18]郑杭生.走向更加有序的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及其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9]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及其局限性[J].现代法学，2002，24（4）：3-12.

[20]胡锦涛.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扎扎实实开创我国政法工作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7-12-26（第01版）.

[21]公丕祥.思考和探索：我们走过的路[C]//江苏法院优秀学术论文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337.

[22]周俊旗，汪丹.略论民国初年的转型社会特征[J].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50-57.

责任编辑：刘玉邦

作者：蒋石平　尹振国

清末法律政治经济原因论文 篇3：

完善我国监狱人才培养制度探讨

摘要：早在清末民初的狱制改良运动中，中国就走上了监狱官正规化、专业化历程的第一步。时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监狱人才的队伍建设仍然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具体问题包括：监狱人民警察的来源过于单一；监狱人才培养混乱；监狱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较低。研究历史的传承，正视当前的监狱人才培养的缺失，才有可能加快我国现代化监狱建设，完善我国的监狱人才培养制度。

关键词：监狱官制度；监狱人民警察；缺失

1 监狱官制度的历史和清末监狱官的近现代化之路

在我国，监狱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夏、商这样的奴隶社会就已经形成，但一直以来负责监狱设施，主管监狱事务的“监狱官”并没有相应产生。长期以来，有关监狱管理的重要方针和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仍由君主及各级行政官员统一掌握，真正意义上的“监狱官”——专职负责监狱事务、从事监狱日常管理的人员，即专职狱官、狱更和狱卒往往只负责处理监狱的具体事务，并且地位低下、职责单一——“使犯人不至于逃亡为毕事”，可以说毫无专业可言。

清末监狱制度是中国古代监狱制度的集大成者，其中的狱制改良运动又是我国近现代监狱制度的发轫之初。随着狱制改良的深入，各地模范新监的筹建，对新式监狱人才的需求也就提上日程，可以认为在此背景下开始了我国监狱官制度的近现代化之路。正是在清朝末期的新式监狱人才培养的种种措施之下，我国监狱官从封建社会中的权责不明、位卑奉薄、毫无专业可言的地位中逐渐走出，开始走上了专职教育、设定品级、优厚津贴的专业化近现代道路。考察清末监狱官的培养情况，发现其中蕴含的历史传承性，对于我国今天的监狱人才培养仍然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理性认识。

2 我国监狱人才培养的现状和缺失

在我国负责监狱管理事务，从事监狱日常管理的人员，现阶段为监狱人民警察。监狱人民警察是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属于公务员序列，对于监狱人民警察的招录、选任、培养，按照《人民警察法》和《公务员法》的规定进行。要达到现代监狱的科学化管理、刑罚执行的规范统一，以及罪犯教育矫正的质量保证，都离不开一只高素质的专业监狱人民警察队伍，而我国监狱人民警察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现代监狱管理的需要。数量上来讲，近年来在押犯的数量不断增加，而监狱人民警察的数量受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制约却增长缓慢。根据统计2010年底全国监狱系统的干警总数有28万余人，而同时的在押犯约有160万人，警囚比仅为1：9，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这28万监狱人民警察再除去从事学校教育、医务、商业和不直接管理罪犯的生产企业方面的人数，真正承担监狱管理、从事罪犯矫正的一线警力就更加缺乏。从监狱人民警察的质量上来讲，目前监狱人民警察中虽然大专以上学历占到了90%左右，但研究生以上的不到1%，监所管理专业的不足10%，整体表现出专业化水平低、高级人才匮乏的现状。受公务员制度的限制，许多监狱急需的人才，例如：安防科技、心理调控、疾控等方面，却无法顺利的进入监狱人民警察的行列。

2.1 监狱人民警察的来源单一

早在清末狱制改良中，封建官员就认识到监狱官的重要性：“治狱之要端，在管理得人。”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强调“监羁一事……必有专官司之，方有实济”，“设专官则狱囚受实惠”。沈家本更是明确提出“治狱乃专门之学，非人人之所能为。”尤其是“典狱一官，统辖全监，非兼有法律道德及军人之资格者，不能胜任。”所以“治狱官应当专门培养，特别任用。”可见，当时新型监狱的设计者们将监狱官作为狱制改良运动的关键一环，明确提出了监狱官应当精心挑选、专门培养。

我国现今监狱人民警察的来源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军转干部通过招录考试进入；二是普通大专院校毕业生通过公务员考试招录。这两类招录方式都没有相关专业素养、职业能力方面的具体限制，而现代化监狱的管理者中至少应包括医务人员、文化教师、职业技术教育、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工作者、个案管理者等专业人才；还应包括具备刑事侦查能力、应急处置能力，掌握安防技术、精通法律并且具有严格的职业素养和高尚的人格魅力的高级管理人才；当然也需要大量普通的法律执行者。监狱人民警察来源的单一化显然和现代化监狱对管理人才的多层化需求不能对应，受公务员身份和我国监狱长期以来保密思想的桎梏，许多监狱急需的人才进不来，也没有形成政府机关类似顾问、特聘等相关制度，这就极大的限制了我国监狱的现代化进程。

2.2 对监狱人才的培养上存在不足

清末为了培养新型的监狱管理人才、提高监狱官素质，狱制改良的设计者们开始计划并着手了系统的监狱人才培养工程。先是在京师法律学堂中设立“监狱学”一科，聘请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为狱务顾问，主讲监狱学。后来根据沈家本的奏请，清政府在各省政法学堂增设监狱学专科，同时各个新型监狱附设监狱学堂。如江苏一省就设有监狱官吏养成所、江南监狱传习所、法官养成所暨监狱专修科等多种形式的官办监狱类学堂。在法部的统领之下，各学堂对学员入学资格、学习年限、学习内容等都有较细的规定，就入学资格而言，比如广西监狱学堂规定：选拔考生时要“以慈善、端正、静默、清洁为归”。云南省规定，招“本省实缺候补各员之年力精壮、志趣纯正者，入科肆习”。虽然各省学堂在教育年限、教育内容上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涉及中西法律，更安排类似于实训的内容，学员必须经过大大小小的考试检验方能毕业。这样，通过对源头的遴选、专门的教育、系统的考核而培养出来的监狱官与之前的狱吏狱卒不可同日而语，成为中国监狱近代化的人才基础。

相较于清末监狱官的培养制度，我国目前监狱人才的培养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学历教育部分，即由专门的司法警官院校承担的专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育；二是已任职的监狱人民警察的培训教育。学历教育相对来说明显较为系统、专业，是一种培养专门人才的特殊教育，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毕业学生无法顺利的进入公务员序列，很少能正常走上監狱管理岗位。这一现状就决定了学历教育无法成为现阶段监狱管理人才的主要来源，在此背景下，监狱人民警察的培训教育就凸显出其重要性和急迫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监狱人民警察就其职业的特殊训练和专业培训还没有形成系统和规范的制度，培训效果不理想。

2.3 对现有监狱管理者的重视程度不足

清末改制以前狱卒狱吏被视为“贱吏”，这个贱字体现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两个方面。政治上，狱官的官阶极低，司狱、吏目官居九品，处于整个官阶制度的最底层，而管理各县监狱的典吏则根本未入流，此外还存在大量的不在编的狱卒，更是不存在官阶一说，导致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几乎都不愿意从事监狱相关事务。经济上，狱卒狱吏的收入还极其微薄，这进一步加强了监狱环境的恶性循环、狱制黑暗。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清末通过改定狱官品级，加增狱官津贴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监狱官的政治经济地位：典狱科科长视五品，一等科员秩视六品、二等科员秩视七品、书记秩视八九品；以广东省提法司典狱科为例，科长月薪160两、二等科员月薪80两，这在当时绝对算的上不小的数字了。这些举措无疑对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监狱官工作，同时激发已有监狱官工作热情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前监狱人民警察属于公务员序列，在等级上与其他公务员没有大的区分，但在实践中，监狱人民警察相较于公安人民警察而言常有二等警察之感，其中原因包括了媒体宣传的倾向性、传统思想的影响和监狱的相对封闭性等等，但主要的原因应该还在于国家对监狱人民警察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关系着刑罚执行的规范程度、服刑人员的矫正质量，更关系着我国法制化进程，只有进一步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地位，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监狱管理者的行列，缩小我国与西方监狱管理方面的差距。

3 解决现有问题的路径选择

3.1 确立多元化的监狱人才体系

首先，可以将监狱人民警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负责罪犯日常管理工作的监狱人民警察。具体工作内容有监管安全保障，监督管理罪犯学习、生活、劳动三大现场，进行夜间值班巡查，具体执行制定出的矫正方案等。第二类是进行罪犯分类和矫正方案制定的监狱人民警察，西方国家也有称之为矫正官员。这类监狱人民警察主要负责参与罪犯的入监教育，对罪犯进行测评和分类，在此基础上为每名罪犯制定出矫正方案，并在罪犯的情况发生变化时对其矫正方案适时进行调整或重新制定。第三类是对刑罚的适用提出决定性评估意见的监狱人民警察。这类监狱人民警察主要负责对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暂于监外执行条件进行评估，最终提出决定性意见，监狱以此为根据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再由人民法院据此作出裁定。刑罚执行过程中由于罪犯个人情况的变化而发生的刑罚变更，应该由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又真实掌握罪犯情况的专门人员来具体衡量。这样做，可以细化监狱警察的工作内容，根据不同工作性质、工作难度规定不同类型的警察具有不同的任职资格和薪金待遇，既可以吸引学有专长的不同层次人才，又能使其在工作岗位上各司其职。

其次，在以上三类监狱人民警察之外，监狱中还应配备一定的专业工作人员，例如医生、教师、习艺指导、技术维护人员等，同时，监狱工作的现代化还离不开一定的监狱理论研究工作者。这些人员确立其非公务员身份，有利于我们采取更为灵活的聘用制度，更有吸引力的薪酬办法来吸引人才。这样可以形成专兼职共存、资源共享、社会化程度高的多元化监狱人才体系。

3.2 尽快建立科学的培训机制

我国现阶段专业的监狱管理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监狱警察任职后的教育培训模式，但现阶段的监狱警察培训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一，教育培训工作没有形成制度化。首先就是培训工作的经费保障没有形成具体的制度，这样培训往往喊得凶，做的少，没有经费的保障培训工作在许多时候成为一纸空文。其次，培训的时间、培训的激励机制、培训的考核体系都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培训工作的随意性较大。

其二，教育培训的效果不明显。近年来各省普遍重视对监狱干警的培训教育，开展了“岗位大练兵”、“轮训”、“岗前培训”、“逢晋必训”等培训工作，但干警的素质和职业技能提高却并不明显。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培训内容的针对性较差。当前还没有成熟的监狱干警培训教材、课程设计和培训方式体系，缺乏培训内容与现实工作情况的及时调整，导致了干警想学的学不到，已有的知识多次讲的现象。

其三，监狱理论研究与现实工作的脱节。监狱理论的研究现在仅仅局限于极少数大专院校教师和监狱管理机构理论部门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往往缺乏实践工作经验，在设计培训内容上曲高和寡。与此相对应的是大量工作在实践部门的领导干部和一线干警，他们在实践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和升华，这两者缺乏更有效的沟通。

3.3 提高监狱工作者的社会地位

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监狱干警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由于长期受保密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广大监狱干警在社会上的评价并不高。長期以来我国的监狱在普通人眼中都带有神秘色彩，监狱的地址、住监武警、安防设施等对外保密，少有的关于监狱的宣传报道中负面新闻又占了多数，以至于在有的人眼中监狱至今还是黑暗、腐败、牢头狱霸横行的所在。监狱人民警察的工作任务是极其复杂与艰巨的社会工程，工作环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工作性质对社会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广大监狱干警矜矜业业、吃苦流汗甚至流血牺牲都没有更大程度上被社会认可，这对监狱干警是不公平的，如何提升监狱形象、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社会好评度是我们新的历史阶段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新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刘建会等.监狱警察本体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中国监狱学会.清末民初改良监狱专辑[J].法部奏议实行改良监狱折，1997，（30）.

[3]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M].张之洞全集（卷五十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4]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M].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

[5]桂抚奏报改良监狱情形[N].申报，1909：1114.

作者：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