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汉字革命

清末的汉字革命（共7篇）

篇1：清末的汉字革命

《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变》读后感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者孙中山在吸收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和均平观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社会学说，创立民生主义思想，其中所包含的慈善福利内容尤为深刻，辛亥革命观后感—《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变》读后感。孙中山通过考察欧美各国社会政策，指出“谋国者，无论美、英、德、法必有四大主旨: 一为国民谋饭吃;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室;四为国民谋走路”;“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享受。所以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造成一个新世界，就要大家对于这四种需要，都不可短少”。在孙中山的思想里，满足每个公民的衣食、住、行，已不再是简单的慈善行为，而是人们生活的必需，是当政者施政的出发点和归宿，读后感《辛亥革命观后感—《清末民初慈善思想的嬗变》读后感》。

辛亥革命使“主权在民”思想深入人心，人们逐渐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人民之于国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其于救济事业，自当视为政府对于人民应尽责任”。孙中山曾将现代国家传统国家比较后说: “新世界国家，与以前国家不同，通常国家仅能保民，而不能教民养民，……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则非徒保民而已，举凡教民养民，亦当引为国家之责任”，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如果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任何人都可以来向国家要求”。人民之所以有权利向国家提出生存的基本要求，是因为“国家为人民聚集而成，政府乃由人民组织，而为人民谋福利之机关，人民有所困苦，则应加以救济，人民有所需要，自当俾与协助，此乃贤明政府所应负之责任”。甚至蒋介石也说: “今日的社会救济，并不纯是一种以悲天悯人为基础的慈善舍施，而是在义务与权力对等的观念中，以及在社会的连带责任观念中，政府与人民应有之责任。”民国以后权利和责任观的确立，为从制度上规范慈善行为，并建立一个从慈善事业时代进入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时代提供了思想基础。

篇2：清末的汉字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1950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2000年的文字变革，为1957年的经济大跃进，以及1966年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就在胡风先生宣称“时间开始了”之际，“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燃烧在整个中国，而汉字是这场“文化高烧”的首席目标。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1960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并给民众留下巨大的创伤记忆。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做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1972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作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经过简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大隐喻和谶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而由“陸”成“陆”，则预示着阶级斗争（“击”）和内讧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着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新简体字世系甚至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80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附识：繁体字的正确叫法应当是“本体字”，而简体字则应当称为“毛体字”。但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两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这种不当的称谓）

2009年4月1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本文背景资料：

去年10月“国际汉字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之后，韩国《朝鲜日报》刊载消息称，为预防东亚国家因使用不同形状的汉字产生沟通混乱，由韩国领头，中、日、韩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制作5000-6000个以繁体字为基础的常用标准汉字。这一消息随即被与会的中方代表否认，提出“简体字”是中国的法定文字，不会轻易改变。中韩汉字“繁简之争”方兴未艾，又有网民热炒韩国学者提出的汉字“申遗”说。

汉字“申遗”其实在韩国已经热了一年多，前年 10月10日的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首尔大学历史教授朴正秀说，经过他十年研究和考证，认为是朝鲜民族最先发明了汉字，后来朝鲜人移居中原，把汉字带到了中国，才形成了现在的汉文化。他将建议韩国政府理直气壮地恢复汉字，并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一篇发表在一个汉语研究的英文网站()上的文章能代表不少持这个意见的韩国人的想法。这篇文章称“东夷人是韩国人，是大汶口文化的创造者。被称为‘汉字’的文字有可能是高丽人发明的”。

汉字简化过程中的十大错误（作者不详）

一、失去了表音功能 许多汉字原来是形声字，简化后失去了表音功能，而这正是汉字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点。如： 際（际）價（价）標（标）僅（仅）歡（欢）隊（队）屬（属）劉（刘）燭（烛）敵（敌）

二、无理简化，莫名其妙 许多汉字的部首被毫无道理地用“又”字和叉代替，使优美的汉字变得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如：

鳳（凤）風（风）漢（汉）僅（仅）難（难）權（权）歡（欢）聖（圣）對（对）樹（树）

三、割裂了整个汉字体系 许多汉字是自成体系的，常用字简化后割裂了与非常用字的联系，致使从小学简化字的人一辈子也记不住一些使用频率较低的字。如：会写 “扑（撲）” 不会写 “璞”和“蹼”，会写 “还（還）”和“环（環）”不会写 “寰”和“鬟”。其他还有： 仅（僅）谨瑾盘（盤）磐牺（犧）曦 彻（徹）澈撤蜡（蠟）猎（獵）鬣

歼（殲）纤（纖）谶伤（傷）殇（殤）觞（觴）声（聲）馨磬罄梦（夢）懵甍

四、形体笔画比较丑陋

许多汉字原来是非常方正美观的，简化以后字形变得极为难看。如： 讠（言）钅（金）车（車）龙（龍）汉（漢）刘（劉）华（華）长（長）拣（揀）东（東）

五、合并偏旁，字不达意

像“貓（猫”）和“豬（猪）”简化以后都成了狗类了，实在是太滑稽了。

六、同音字合并，字义混乱

汉字本来是有精确分工的，非要人为地让一个字去承担本不该它应该具有的含义。如： 后：前后皇后原本为前後皇后 发：发现头发原本为發現頭髮 面：面部面粉原本为面部麵粉 板：木板老板原本为木板老闆

七、毫无道理地将汉字进行切割，音形皆损 如：掛（挂）蠍(蝎)槨（椁）櫬（榇）

八、简化后出现表音错误 如：鄰（邻）賓（宾）

韵母本是in，但简化字是用韵母为ing的字作偏旁，容易让人读错。

九、有些字笔画本不多，完全没必要简化

如：減（减）涼（凉）於（于）時（时）國（国）

十、使汉字的可识别性大大降低

汉字简化以後，使原来差别很大的字变得非常相像，导致经常被人搞错。如：鳳（凤）和風（风）厲（厉）和歷（历）

篇3：浅析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1.政治方面

经历了“庚子之变”沉重打击的清政府亟待恢复和强化中央政权的力量与权威, 建立一个结构完整、运作有效的权利体系。 清末新政在政治方面的措施主要是整顿吏治, 裁撤合并中央和地方一些旧有机构, 设资政院、 咨议局等新机构。 咨议局因为是中国传统从未有过的新式机构, 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近代民主的精神。 当选的议员虽然是清政府上流阶层的统治阶级, 但是其中大部分人都受过新式的教育, 而且很多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所以他们已经有资本主义的倾向。 他们的政治态度倾向于立宪派, 同时也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利益。 辛亥革命爆发前, 立宪派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正是以咨议局为阵地, 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奔走, 并且积极参与地方政务。

在政治思想上,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 但是这样的思想毕竟不是主流, 有识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实现其理想的途径。 而清末新政的推行, 试图建立君主立宪, 中国人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震动, 至少传统的皇权不可侵犯的观念被打破,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西方民主思想。 这样的结果恰恰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不仅如此, 通过清末新政在地方进行的自治改革, 地方督抚和士绅的自治能力和参政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武起义之后, 许多省份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 加入到辛亥革命的队伍中。 地方势力的积极响应, 也得益于革命党在各地的“策反”活动。

在这些清王朝的“反叛者”中, 原来拥护清末新政, 拥护清王朝统治, 但在清末新政只有名无实的情况下, 对清王朝失望而转而加入革命阵营的有不少人。 他们或原来就具有民主思想, 或经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策反”而改变立场, 结果都是革命的阵营扩大了, 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的重大影响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和阶级的基础。

2.经济方面

清末, 中央建立了一个负责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专门机构———商部。 它的职能是联络官商、沟通民情、促进工商业。奖励民族工商业, 一方面鼓励商人在国内发展工商业, 另一方面清政府自己也办官办企业。 这些措施的最直接作用是大大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辛亥革命, 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发生的, 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 由一些爱国并且受到西方共和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发动的。 ”辛亥革命缺乏相应的经济和阶级基础, 思想文化领域的准备也很不够。 一方面,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使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群体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壮大。 为了经济上的自由, 他们需要更多政治上的自由权力, 于是他们在各个势力中寻求“同盟者”, 在同样对清政府失望之后, 最后他们找到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孙中山等革命者。 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成为革命阵营中的成员, 构成了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 另一方面, 这些资本家的资产为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 支持了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

3.教育方面

教育改革包括创办新学堂、 鼓励留学和改革科举制度等, 目标是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在所有措施中, 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废科举。 废除科举制的决定无疑是革命性的, 它对于新式教育来说, 是前进了一大步, 也是教育改革必走的一步。 但对于清朝政府来说, 这种一蹴而就的改革不一定必是对其有利的, 结果导致这些游离于政府之外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革命。 就如孙中山本人早年也想通过改良改变现状, 但是未能成功, 才倒向革命, 认为暴力革命是中国自救的唯一出路。

至于清末新政教育方面的另一举措———创办各类新式学堂, 对辛亥革命的帮助就更大了。 新式学堂所造就的大批新型知识分子, 他们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和主力军。

新式教育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得到留学国外的机会, 他们有更多机会了解西方世界, 特别是在留日学生中, 出现了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和中坚力量。 孙中山本人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而后更是将其作为革命的一个重要“根据地”。所以, 国民党人以新式学堂作为营地宣传革命, 传播新思想, 这大大丰富了革命的力量来源, 使革命的胜利离得越来越近。

4.军事方面

清末新政制定新军军制, 编练新军, 创办军事学堂、派遣留洋学生、培养军事人才。

清政府下诏停止武科举, 并令各省裁撤绿营防勇, 改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 操习新式枪炮。 在各省编练新军的时候, 辛亥革命党人趁机发展革命势力, 他们一方面策动会党起义, 一方面在新军中进行策反活动。 新军中的一些年轻军官, 他们有的在日本留过学, 有的曾就读于各省的武备学堂, 他们都怀有强烈的革命思想, 后来革命党人掌握了其中的很多人员, 他们便成了辛亥革命中最坚实的力量。 如徐锡麟在安徽巡警学堂任教时, 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把学堂的教学训练弄得井然有序, 课下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 学习国内外的形势。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看到了新军的革命方向, 开始注重在军队中争取革命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工作, 并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 使更多的新军看到了清廷的腐败, 对专制制度已达到非常不满的程度, 致使武昌起义后全国新军大部分站在了清王朝的对立面。 国民党人从单纯地宣传革命思想到通过新军控制武装力量, 他们离革命成功又进了一步。

湖北新军的首义, 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也是导致帝国大厦坍塌的开始, 这股势力不可阻挡。

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组成部分。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它们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纯粹地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因果关系是不恰当的。 但是,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为了维护行将衰落的君主统治, 抑制当时的革命势力, 迫不得已进行的渐进式改革, 而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 可以说从其目的来看, 二者是互相敌对的、截然相反的。 但是不管是新政, 还是革命, 既然都发生在同一历史时空, 互相对立也意味着势必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

革命是清末政治转型的催化剂: 促使清政府实施清末新政的动因有许多方面。 总的来看, 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士大夫集团所做的努力都是出于民族危机的外部压力和王朝自救的内在动力;而在这些复杂交错的动因中, 革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成为推动清末新政的重要动力;清末新政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为辛亥革命爆发奠定了必要的思想、人才和物质基础。 君主立宪削弱了清廷的政治控制力, 经济新政使得民怨沸扬, 文化新政使得革命思想深入人心。 可以说, 清末新政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革命推动了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条件, 那么是否意味着新政必然导致辛亥革命呢? 其实不然。 与其说是新政导致了革命, 不如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是晚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的必然结果。 两者的发生是清末各种社会矛盾作用的产物, 不是某个单方面因素就能催发的。 两者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平行的关系, 更像是在中国近代化的社会变革大潮中的两个大浪, 彼此交叠, 共同将中国推向变革的更高层次。 民族的、阶级的矛盾都日益尖锐, 清王朝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也已出现各种问题, 尤其是政治体制的腐败已到了难以挽救的地步。 此时, 另一端的西方却在迅速发展, 就连邻近的日本也因资本主义的改革而摆脱了危机, 发展速度惊人。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壮大了中国虚弱的资产阶级。 清末新政中发展了民族资本主义, 辛亥革命利用了它来发展。 同时, 他们为了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方便, 就需要在政治上取得更多的话语权。 清末新政失败后, 民族资本主义者就找到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辛亥革命者, 他们构成了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同时, 资产阶级也为革命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可谓是双方的共赢。

因为此时世界民主化的大势已经无法阻挡, 中国在这样的潮流中再也不可能幸免, 唯有思变, 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清末新政做出了努力, 虽然还是被动的, 摇摆不定的, 或者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资产阶级改革, 但至少这样的努力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景象。 新政无法完成的任务, 辛亥革命通过暴力的方式接着它的脚步继续下去。 当然, 辛亥革命也没有最终完成任务, 还有更多力量在接着探索前进。 但作为其中的重要步骤, 应该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陈绛.近代中国, 第十八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2]朱宗震.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9.

篇4：清末的汉字革命

每到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游侠都踊跃参与革故鼎新的主流政治活动。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就曾经颁布檄文，征召“侠少良家之子弟”共襄盛举。李渊的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女儿平阳公主，女婿柴绍，都是当时的侠少首领。

而在革命党内部，以任侠敢死的精神勇于实践的，更是几乎成为普遍风气。1903年，壮游以山海、军人、游侠、社会、魔鬼五魂写成《国民新灵魂》一文说：“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以游侠精神为其他一切革命手段的人格支柱。许多革命党人，正是以这样的精神参与到摧毁清王朝的斗争之中。

这时，西汉中期游侠盛行的刺杀手段成为革命党人的一种重要手段。首先是人们热衷于宣传暗杀手段，如蔡元培“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革命派主办的《民报》上，游侠和暗杀主题一度占到五分之一强，几乎满篇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人们认识到要变革必须推翻清王朝，暗杀成为普遍风气。1900年，史坚如暗杀两广总督德寿，未遂遇害。1903年，黄兴、龚宝铨、陈天华等人在留日学生的军国民教育会中，组织了秘密暗杀团。1904年，龚宝铨回国组织上海暗杀团，杨笃生、吴樾等人组织北方暗杀团。1905年，同盟会暗杀部门成立。到1910年，汪精卫等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十年之间，革命党人的暗杀有50余起。

其中颇为壮烈的，比如极力主张“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的吴樾，1905年9月24日携带炸弹潜入北京正阳门车站，谋炸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结果因为人群拥挤，炸弹意外爆炸，27岁的吴樾肠穿肢断，壮烈牺牲。秋瑾闻讯，作长诗《吊吴烈士樾》表示要继承遗志：“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而最为惨烈的，则是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事件。当时，徐锡麟以安徽巡警学堂会办的职务为掩护，积极准备联络新军起义。7月6日，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徐锡麟上前向恩铭举手行礼，大声报告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趁恩铭惊愕之际，陈伯平向恩铭投掷炸弹，但未爆炸。徐锡麟随即从靴筒内抽出双枪，因为眼睛近视，只能连发，恩铭身中七弹，在抬回衙署后死去。徐锡麟带领学员奔向安庆军械所与清军激战，受伤被俘，当晚被斩首剖心。

革命党人之所以如此壮烈敢死，其文化渊源正是古代刺客游侠的必死信念和殉道精神。秋瑾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贰

秋瑾十多岁时就喜欢读剑侠传，尤其倾慕西汉大侠朱家、郭解的为人。但她在20岁时却嫁了一个纨绔子弟王廷钧，常有所嫁非人之叹。1903年，王廷钧以捐官任户部主事，27岁的秋瑾随夫入京。到北京后，秋瑾更加关心国事，接受革命思想，与丈夫产生冲突。1904年，秋瑾时常以男装出现，并作《宝刀歌》感叹“宝刀侠骨谁与俦”。与丈夫公开决裂，于是东渡日本，在橫滨加入反清帮会三合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位列“洪门三及第”之一。1905年曾回国，并在上海加入光复会，从此改字为竞雄，号鉴湖女侠。此时，秋瑾侠义情结更盛，这一年开始创作弹词自传体《精卫石》，署名为“汉侠女儿”；年底回国后，第二年正月在绍兴照了一张男装照片，《自题小照》（男装）说：“俨然在此望何人？侠骨前生悔寄身。”1907年正月，秋瑾开始主持绍兴大通学堂校务，以此作为革命据点，秘密组织光复军，并作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负责人，准备联合各派革命力量，在旧历六月初十起义，不幸走漏消息，于六月初四被捕，六月初六凌晨被杀于绍兴古轩亭口，年仅32岁。

如果说在谭嗣同的思想和行为中，侠义只是一种重要的辅助而非核心，那么，侠义精神在秋瑾等革命党人那里，则已成为主流精神层面。徐自华《秋女士历史》说：“其生平喜读游侠传，慕朱家、郭解者流，任侠好义，挥金如土，广交游，诚女界之豪杰。”不仅秋瑾自称女侠，“秋侠”、“秋女侠”、“秋瑾女侠”等更加成为天下通称。她和同道中人通信，如徐锡麟写信给秋瑾，开头即称“竞雄同志侠览”，末尾“即请侠安”。

篇5：清末的汉字革命

首先, 预备立宪活动不仅没有弥合各方矛盾, 反而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准备了条件。其次, 预备立宪活动在客观上就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否定。第三, 预备立宪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权利。第四, 预备立宪活动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道路上的一次飞跃。

清末宪政运动, 是清政府的最后一次改革自救运动。宪政运动的出现在当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并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以具体分析, 讲出合乎历史的结论。

一、清末民主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实施

戊戌变法时期, 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时, 封建统治集团的绝大多数都视之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可是, 仅仅过了几年时间, 清政府却举起了君主立宪的旗帜, 并且声称:只有实行预备立宪, 才能保持封建专制政权的长治久安。1905年7月, 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1906年9月1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8月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 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1月14、15日,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 三岁的溥仪即位, 由其生父载泽摄政, 载泽继续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但形势的发展已非清政府所能控制。1911年辛亥革命最终导致了清政府的灭亡。

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 正是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斗争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意识的觉醒, 迫使清政府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20世纪初, 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 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其中对其打击最大的, 就是资产阶级发起的民主革命运动。最高统治者西太后本能地预感到了末日的降临。端方也曾在一个密折里指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和革命影响的扩展:“无知青年, 惑其邪说, 什而七八。逆党孙文演说, 环听辄以数千, 革命党报发行, 购阅数逾数万”“一唱百和, 如饮狂泉”。继而忧心忡忡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窃以为今日中国, 大患直在腹心, 纵任之则溃决难收, 芟夷之则全局糜烂。”最后无可奈何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善后之策”:“今日欲杜绝乱源, 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 则惟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 ……夫所谓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者, 则奴才等前次所谓宣布国是定十五年实行立宪是也。”端方的这一段议论, 颇具代表性, 类似的话, 充斥在当时的许多奏折里。

二、清末宪政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民主革命进程

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 晚清的预备立宪最终仍以失败收场。尽管如此, 立宪行为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1. 预备立宪活动不但没有弥合各方矛盾, 反而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准备了条件。

在预备立宪过程中, 袁世凯曾当面讥诘铁良“大权独揽”, 结果, 因太露跋扈之形, 被免去了各项兼差。袁世凯还与奕劻、端方等勾结, 利用权术倾倒了他的最大政敌, 酿成晚清政局中震动极大的“丁未政潮”。统治集团内部的“政论纷争”“政出多门”、权力倾轧等, 无可避免地加剧了政局的混乱, 削弱了封建统治集团整体的统治力量, 改变了中国社会内部封建统治阶级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另外, 作为当时反对革命, 拥护立宪的立宪派来说, 他们虽然向清廷献媚, 主张用立宪来抵制革命, 但就他们的根本目的而言, 是为了推行其立宪的主张。而当他们的幻想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之后, 便渐渐萌发了革命的思想。尤为重要的是, 正是由于立宪派领导的一系列和平运动的失败, 使世人认清了清廷假立宪的实质, 在客观上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加速了清廷走向灭亡。

2. 预备立宪活动在客观上就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否定。

立宪政治的基本精神是保障民权, 扩大民权, 限制君权;是以多数国民之意思, 而制定国家行政之方针。国会、责任内阁、宪法等便是为最大限度维护宪政基本精神而确立的宪政要素。这与中国几千年来“朕即国家”的君主制政治及其统治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当然, 清末的预备立宪活动并不是完全符合宪政精神的。奕劻在厘定官制时, 曾试图把立法权归属资政院, 另设责任内阁, 由总理大臣和协理大臣平章政事, “各部尚书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 故分之为各部, 合之为政府”, 司法权专属法部, 大理院任审判, 法部监督之, “均与行政官相对峙, 而不为所节制”, 并将政务处、军机处和原内阁一并裁撤。这种做法, 虽不尽符三权分立的原则, 主观上也不想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 但就其形式本身, 已同西太后等一贯推行的绝对专制独裁相对立。那种一向作为天经地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原则、规范已受到了挑战和猛烈的冲击。这在当时有着强烈的进步性。

3. 预备立宪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权利。

尽管作了种种限制, 清政府毕竟在条文和形式上规定给予人民一些民主权利。这些规定, 使得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有了合法的依据。预备立宪后, 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写进了《宪法大纲》, 这也就冲破了二百多年不准结社的禁令。在这种情况下, 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 据有人统计, 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前后, 不包括秘密活动的革命团体, 仅仅公开性的结社, 就有六百个之多。另外, 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 通过改革官制、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推行地方自治等, 也为一部分资产阶级挤进统治机构打开了一道门缝。在讨论官制改革的过程中, 有人提出应吸取“富资本能通晓一宗实业有经验而信于其侪者” (即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见, 在资政院和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办法中, 都有关于“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等财产方面的条件, 甚至明确规定了有“资产”的“业主”的议员名额。各地先后试办地方自治, 在府、县、镇、乡各级设立议事会、参事会等, 也吸收了一部分士绅参加。这一切都说明了, 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 原来属于被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权利。当然, 我们不能过高地估价这一历史现象, 因为这只是封建地主阶级一种网罗和拉拢的手段而已。

4. 预备立宪活动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道路上的一次飞跃。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从物质到制度、意识层面这样一个过程。甲午战争前的洋务运动, 我国侧重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艺”。甲午战争后, 人们开始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维新变法运动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大转折时期, 并开始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尝试。但总的来说, 这个时期对西方制度文化的认识还很有限, 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亦缺乏深度并尚未形成太大的影响。20世纪初的预备立宪活动, 清廷在做法上虽然仍遮遮掩掩, 但却是朝野各方在较为详细、精当地研究了西方宪政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了仿效西方, 实行宪政, 变君主专政政体为立宪政体的主张, 并对如何在中国实行宪政做了具体设想。应当说, 这是继维新变法之后, 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西方制度文化上的一次大跨越, 反映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不断深化, 表明了中华民族在谋求独立富强道路上的不断探索与进取, 是近代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不断前进。

综上所述, 清末宪政运动虽然是清政府为挽救自身摇摇欲坠的统治而采取的自救行为, 也是当时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就立宪本身而言, 同时又反映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愿望, 在客观上加深了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否认, 加快了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 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摘要：清末宪政运动, 是清政府的最后一次改革自救运动, 也是当时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就立宪本身而言, 在客观上加深了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否认, 加快了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 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关键词：清末宪政,民主革命,中国近现代

参考文献

[1]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辛亥革命 (第四册) .

[2]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4]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

篇6：清末民初革命派新闻思想研究

关键词：反封建；党报；舆论之母；言论自由

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60-01

自1894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起，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开展了以自办报刊、兴办学堂为主的新闻传播活动，体现了这一时期以民族自强为内涵的新闻传播思想。虽然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想带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但实质上却依然保留着为封建王朝利益服务的“保皇”思想。因此，这些保守的改良思想逐步被富有反封建性的革命派新闻思想所取代。

一、背景概况

（一）经济原因

十九世纪初，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阶段，这一时期资本力量薄弱，民族资产阶级也正处于形成当中，所以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形成了，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力量，与此同时一批具有开阔视野和爱国情怀的近代知识分子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内的交通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而电报的出现也更加有利于城市间信息的传递。

（二）政治原因

首先，从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开放“报禁”“言禁”，允许民间办报后，民间自办报刊数量大幅增长。这一阶段，国内言论开放，新闻界思想十分活跃。在这中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和新闻思想以其反封建性和革命性逐渐独占鳌头。

其次，报刊的迅速发展与科举制的废除有关。1905年科举制废除，中国传统士子在失去了科举这一实现政治抱负的上升途径之后，开始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当时转型的士子们非常渴望借助报刊传播其思想主张，将报刊当做是宣传启蒙思想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极大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进程。

二、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894年—1903年，新闻思想幼稚期。

1903年之前，革命派的新闻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王韬、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开风气”、“通上下”等觀点，这一阶段，虽然革命派认识到了报刊的重要性，但认识不高，也不全面。大多时候也只是从传播、荟萃知识这个角度出发，去肯定报纸在教育和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

第二阶段：1903年—1905年，新闻思想发展期。

革命派的办报思想在1903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时期，革命派报人通过创办《民报》、《中国日报》等大量革命派报刊，开始宣传反清革命和民主思想，并与改良派展开激烈论战，在政治思想上与保皇派彻底划清了界限，公开声明了报纸的党派性。伴随着政治思想上的成熟，此时革命派报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舆论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要重视革命舆论的工作。

第三阶段：1907年—1911年，新闻思想成熟期。

这一时期，革命浪潮席卷了中国大地，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相继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等充满革命色彩和民主思想的报刊后，革命派报人提出报纸应是“正确的言论机关”，以及“言论独立”的思想。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以宪法形式确立了人民的新闻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革命派充分认识到报刊和舆论对于革命成功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是革命派新闻思想完全成熟的时期。

三、主要新闻思想

（一）直言报纸的党派性，提出为革命办报的宗旨，认为报纸是宣传政治纲领的工具，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革命派报人热衷创办“党报”，宣扬“党报思想”。它与改良派一样也承认报纸具有党派性，而且不仅自称“党报”外，还坦率地将自己称为“机关报”。《民报》认为自己就是“革命的喉舌”，是“宣传主义的木铎”。同时革命派认为党报是体现舆论一致的典范，它强调用“正确之真理”去同化“不正当之舆论”是党报责无旁贷的任务。使报刊宣传有益于革命斗争的成功，是革命派新闻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报纸是“社会公器”和“国民代表”，能够制造舆论、影响舆论、导向国民，应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工作。

革命派创办的报纸，很多以“民”字命名，如“民报”“国民”“民呼”“民立”“民声”等，以此来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认为自己的报纸反映了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由此壮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

报纸是制造舆论的有力武器，利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来教育、引导人民，使人民觉悟，实行革命，这就是革命派办报的宗旨。同时，革命派报刊舆论宣传范围也大大延伸，不仅面向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且还面向官兵、商贩及个体劳动者。针对不同对象，革命宣传的形式也力求通俗化。

（三）倡导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革命派报人为争取新闻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是他们痛斥言禁，倡导新闻自由。而在批判“言禁”，倡导新闻自由的同时，革命派也将“平等观念”列入其中，对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二是他们提倡立法，保障新闻自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废除了清王朝颁布的禁止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相关法律条文。同时，积极立法以保障新闻自由。在其参与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第二章第六条明文规定了“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立法形式确定人民的新闻自由权利，对我国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总结

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其独特新闻思想，影响着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体系和社会的变迁。它建立在民族觉醒的基础之上，以为革命办报为宗旨，把报刊当作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利用报纸传播思想、动员舆论，为知识分子传播民主革命观念，普通民众接触民主革命观念提供了平台，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是中国新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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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长杰，《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1期。

[4]王中：《从<民立报>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J]，《新闻大学》，1983年01期。

作者简介：韩娜（1992.3-），在读研究生，2014级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新闻学， 研究方向：新闻理论。

篇7：清末的汉字革命

一、清末武举改良派的主张与评析

改良派主要是主张变革武科举考试, 通过对科目的改革达到获取有用之才的目的。

改良武科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 他在《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在他看来, 西方的军事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西方人鸦片战争的胜利依靠的是船坚炮利, 主张在适宜水师操练的“闽、粤二省, 武试增水师一科, 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 造飞机、火箭、水雷、奇器者, 为科甲出身”[1]29。魏源的这一主张为武举变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启迪了后世的主张变革武举之士。

魏源之后, 翰林院庶吉士徐鼒在1859年《上大府请武场添试火器折》中, 指出在江南北剿灭太平天国时, 黑龙江之兵使用弓箭默默无闻, 而吉林之兵使用火枪屡次建立功勋, 并结合实战的地理因素上分析了弓弩作战的弊端“盖铁骑弓弩, 驰骋注射, 利于旷野, 不利于险阻”[2]430。提出乡试除考试马步箭外, 加试火枪考试的想法, 希望利用民众“急功近名之心”, 促进民众对于火枪的熟练使用, 同时收到减少添置火枪手、火枪的军费开支、加强地方武备力量的效果。但这一主张忽视了普通民众对于耗资巨大的新式枪炮经济承受能力, 容易导致武科考试录取人数不足额的情况出现。

在主张改良武举的众多声音中, 王韬的观点也很有独到之处。他认为武科选拔出的人在实践中之所以发挥不出人们期望的作用, 并不是立法不完善, 主要是由于武科之人“专重弓刀石而已, 演练营兵亦已骑射为先事”[2]431, “所谓制胜长技并不在此”。因此在变革武举方面, 他主张“改试常法”, 以学、艺、力三科取士, 分别选拔“明晓山川扼要, 熟悉行阵进取, 料敌审势, 屯营设伏, 无不具有方略”的军事谋略人才、“建营垒、筑炮台、造枪械及一切攻战守御之器具, 因敌而施, 无不布置有方, 深中要害”的军事工程人才和“发炮鸣枪, 命中及远, 洞坚折锐, 荡决无前”的军事战斗人才。到了1883年, 王韬进一步明确提出“武科宜废弓石而改试枪炮”[3]38的主张。而另一位清末思想家郑观应, 在变革武举这一点上与王韬所见略同, 在其1884年的《盛世危言》中, 提出与王韬三科取士类似的“三等考试”办法, 即“一试能明战守之宜, 应变之方, 深知地理险阻设伏应敌者。二试能施火器, 命中及远, 驾驶战舶, 深知水道者。三试制造机器, 建筑营垒炮台, 善造战守攻诸具者”[2]431。王韬和郑观应主张的考试法, 能从改变传统马步箭弓刀石单一科目取士模式入手, 适应热兵器时代新式军事战争对对于于战战备备、、谋谋略略、、工工程程人人才才的的要求, 较之先前前魏魏源源的的常常科科外外增增设设水水师师科科和和徐鼒的马步箭试外加试火枪考试, 改革力度更大, 也更为彻底。但他们的主张对于掌握新式课程的考官、考试器具要求非常高, 能否有足够的条件满足也成了付诸实施的最大障碍, 另外, 三科取士需要应试者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 而大部分武举生员对于新课程甚至闻所未闻, 更谈不上应考了, 因此实施的难度较大。

改良派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张佩纶, 他从经济学角度出发, 另辟蹊径, 在1884年上奏的《拟请武科改试洋枪折》中奏称:“中国诚危之耻之, 则莫如变法, 变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 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3]319提出武科改试洋枪一项举措, 可以解决以下多项问题:官办兵工厂销路“若天下皆须洋枪, 皆须子药, 则官局造枪不患不售……而艺事无旷”;推动民间投资军火业“本集于商, 权总于官”;官办与民办军工企业的发展又可以避免购置外洋枪炮导致的“银帑免漏于外洋”达到“军资大饶于内地”的效果;间接刺激煤铁矿的开采:“厂商日盛中, 枪日精, 必争开煤铁之矿以自便”;售枪于生童“每杆视局价增一二两……官帑可省, 局用可充”等等。事实上张佩纶的建议考虑虽很周全, 却对将洋枪流散于民间的危害性估计严重不足, 早在清初建时期, 就曾为防止人民反抗, 颁布政策禁止普通民众私藏兵器, 只允许应试武举之家保留“弓一张, 箭九只”。即使在社会高度和谐的今天国家都不允许民间私自保有枪支, 更何况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不久, 封建统治内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民众反抗运动风起云涌的晚清时代?这一主张从经济角度或许确实有效, 但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角度来看是绝对行不通的, 奏章最终亦未能引起朝野多大反响。

甲午中日战争后, 中国的再次对外战争惨败震惊朝野, 之前曾一度销声匿迹的改革武举之声再度兴起, 武举改制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897年, 唐文治主张改弓刀为枪炮, 各处省城与大都邑分设水师或武备学堂, 责成武生、武举入堂学习, 除可以乡会试外, 随时保举。这种做法扩大了武生员的出路, 同时调动武生学习积极性。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一些弊端:一是各省分设学堂, 对武学教习需求量很大, 但武官人数有限, 难以“令其散往各属教授武生、武童”。二是旧有的武生、武举自身文化水平较低, 即使有教习, 能否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也很难说。同年, 荣禄奏上《奏请设武备特科折》, 提出“每省设一武备学堂, 由各省督抚, 详加考试。凡考列优等者, 作为武举人, 其名数略参科场旧例, 分别大省中省小省, 各不得逾本省原额十分之五, 此为武备特科”。通过武备特科的设立, 改革武举以造就新式人才。1898年, 给事中高燮曾上《议设武备特科折》, 进一步提出武备特科应从五个方面来确定录取标准, 其一为娴韬略兼贯中法西法;其二为熟舆地工测绘;其三为练身体善击刺;其四为习洋枪洋炮及中国擅长火器;其五为精制造创新械。经过长期激烈的争论, 武举改良派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光绪二十四年受到了成效, 清王朝终于下诏改革武科, 光绪二十四年 (1989) 二月, 规定“各直省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开始, 一律改试枪炮, 其默写武经一场, 着即行裁去”。然而, 半年后, 慈禧太后下懿旨要求“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 均著仍照旧例, 用马步箭刀弓石等项, 分别考试”。因为“武科改试枪炮, 原为因时制宜起见, 惟科举之设, 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 至于训练操防, 尤为营伍学堂为储材之根本”。武举改良派的改革道路到此终结。

二、清末武举革命派的主张与评析

武举革命派主要主张废除武科, 希望采取武科举外的其他方法来实现得人的目的。

武举革命派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冯桂芬, 他在1861年《停武试议》中就提出“宜停罢大小一切武试, 一归之荐举”[4]188。冯桂芬在文章中提到无论骑射弓刀, 考试时不免有发挥失常的时候, 而膂力大小是一定的, 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将士子膂力大小作为区分高下的办法, 在降低应试难度、扩大应考人群、防止遗漏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仅凭此条件选拔的人才, 素质良莠不齐, 难以保证入营学习顺利进行, 徒有数量之裕, 而无质量之精。

1878年, 两江总督沈葆桢呈奏了《请停武闱片》, 指出各省为举行武科消耗的经费“已数千金”, 而武举所试得人“所用非所习”, 对外不能御侮, 徒有虚名;对内恃顶戴为护符, 为害乡里。废止武科, 每科各省共计可省金数万两, 可以减轻民间负担, 沈葆桢的奏折指出了旧式武举腐朽空虚, 图劳民伤财的本质, 但未给出解决办法, 骤停武举子进身之阶, 如鲧治水, 只堵不疏, 恐激起民变。奏折呈递的当天就被批驳, 也反映了清统治集团的上层虽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到了惨败, 也考虑创办军事企业、设立武备学堂等以促进军事近代化, 但对祖宗法规的宗教性崇拜和对自己军事力量的盲目自信, 使其根本无意改革变通武科, 更谈不上废除了。慈禧的申斥旨意, 引起朝野震惊, 使朝臣惴惴不安, 废除武科之议只能由公开转到私下进行。

随着清王朝内外患愈益加剧, 中法之战、中日之战, 清王朝一败再败, 在总结战争失败原因时, 陕甘总督陶模奏称:“旧有武科得人甚少, 倘谓弓矢无益而习火器, 则家家可置枪炮, 流弊尤甚。”[5]891因此, “似应将旧列武科一律停止”[5]891。1900年, 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彻底粉碎了清王朝企图苟且偷生的迷梦, 给清王朝致命的打击, 新编陆军损失殆尽。这次失败极大地刺激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神经, 张之洞、刘坤一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再次提出“停罢武科”[6]35之议, 针对社会上反对废除武科的种种议论, 进行了逐一反驳。针对有人认为武生武举可以购置使用枪炮, 习练应考的看法, 张之洞、刘坤一指出如果枪炮一类的利器散布民间, 流弊太大, 国家没有防察之法, 针对武生可入武备学堂学习的看法, 张之洞、刘坤一指出武生多不通文法。针对武科可以收拢强梁不驯的人维护社会稳定, 张之洞、刘坤一指出凡应考试的人, 大多是小康之家纨绔子弟, 国家取士求将, 是要得良善守法之士, 教之以礼仪, 传授以技能, 以备干城心腹之用。怎么能搜罗那些不逞之徒, 做“加虎以冠”的事呢?针对有人列举古今名将也有未能尽知书者, 张之洞、刘坤一指出古今之良将, 多为学古能文之士, 偶然有几个学问不高, 也多由阅历而来, 经过了长期战争生活的锻炼。而现在应试武举之人, 平日所习与兵事无涉, 既不晓枪炮之理, 又不谙营阵之法, 及取中武科后, 年岁已大, 很难有军事实战阅历等等。1901年, 清王朝在内外压迫之下, 终于下决心停罢武科, 同年七月十六日颁布上谕:“武科一途, 本因前明旧制, 相沿已久, 流弊滋多……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 著即一律永远停止。”

三、清末武举改良派与革命派异同比较

清末武举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不同之处主要存在于基本主张和最后结果两个方面。首先, 在对待武举制度的基本主张方面, 改良派主张通过对旧有武举制度中科目的改革或增减, 如刀箭弓石改试枪炮、增设水师科等手段, 维护武举制度的存在。武举革命派主张废止旧有武举制度, 采用举荐法或从行伍中或武备学堂挑选人才等替代方式完成军事人才的选拔。其次在最后结果方面, 改良派的主张在1898年上谕下令武举改制时达到了顶峰, 但仅过了半年慈禧太后的懿旨就改回旧制“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 均著仍照旧例”, 武举革命派的主张获得了成功。在张之洞、刘坤一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上奏一年后得到了“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 著即一律永远停止”的上谕。

清末武举改良派与革命派也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 首先, 代表人物范围相同, 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 都是涵盖了从民间有识之士到朝廷封疆大吏甚至亲王。其次, 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一致, 虽然改良派和革命派围绕武举制度存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 但无论哪一方, 其出发点都是培养选拔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式军事人才, 抵御外侮, 富国强兵, 根本目的都在于维护清王朝封疆统治。第三, 客观上积极作用相同, 无论是要变革武举的改良派还是要废止武举革命派, 主观上采取的措施不同, 但双方都造就了相当数量的新式武备人才, 促进了士民习武之风, 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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