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研究

2022-09-12

一、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末时期, 西方以军事和文化殖民的双重方式侵蚀着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为求自保, “西学东渐”和“中体西用”的思想被国人广泛达成共识,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 再到清末新政, 国人开始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举措, 如广兴学堂、废止科举、自编教科书等等, 这都在客观上催生了清末“不完全”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出台[1]。

1、“不完全”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含义。

清末“不完全”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意指在教科书审定过程中, 由于各种原因, 存在部分科目、部分版本的教科书排除在审定之列而采用其他审查方式 (如国定制) 。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之所以定位为“不完全”,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 官修教科书在本质上为“国定本”教科书。1902年10月, 京师大学堂成立编书处,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官方组织的教科书编撰机构, 拉开了清末“官修教科书”的帷幕。1906年6月, 学部设立编译图书局做为编纂各级各类学堂教科书的专门机构, 计划通过建设、完善官修教科书最终达到逐步取代民修教科书的理想目标。同时, 1904年新学制在各学堂章程中对各级各类的课程合教科书作出了明确规定, 各科课本“须用官设编译局编撰, 经学务大臣奏定之本, 若自编教科书, 须呈学务大臣审定, 始准通用”[2]。这表明:官修教科书只需“奏定”而通用, 而民修教科书则需经过“审定”的流程才能取得话语权。第二, “钦定”的经学课程也游离于教科书审定范围之外。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均开设了《读经讲经》的课程, 作为传统儒家意识形态的载体, 清末统治者更加重视经学的统一性, 各级学堂所用经学课本都由清王朝钦定。《高等小学堂章程》明确规定:“讲《诗经》即用朱子集传, ……《仪礼》即用《仪礼郑注句读》。”

2、广兴学堂促成了繁荣的教科书市场。

晚清以来的三次教育革命 (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 在兴办学堂方面都有相似的举措。洋务派认识到:“自强之道, 以育人为本;求才之道, 尤宜以设学堂为先。”所以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从1862年洋务派创办京师同文馆到1890年最后创办江苏武备学堂, 40年的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堂37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 更从根本上扫除了制度障碍, 从此, 新式教育和新式学堂得以迅猛发展。这些新式学堂的兴起一方面推动了清末教科书市场的形成, 另一方面也对全国教科书的统一管理提出了要求, 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出台势在必行。

3、民修教科书市场刺激了清政府审定制度的出台。

清末教育改革的举措和普通中小学教育的迅速扩展, 也直接推动了编译西方教科书热潮的兴起和民间自编教科书风气的形成。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自编教科书的主体不仅有各地各级学堂, 还有民间出版机构, 个人编辑者更是为数甚多, 由此形成了社会广泛参与和自由竞争的教科书编写局面。由于编写者的思想素质和知识结构参差不齐, 加之学术流派歧异, 尤其是教会学校的教科书对西方知识的引入, 造成了同一学科各种版本的教科书鱼龙混杂。这些民修教科书携裹着对清王朝正统思想的冲击, 危及着清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垄断地位, 从而刺激清政府加紧对教科书意识形态的控制, 开始筹划对教科书内容的遴选。面对上述情形, 清政府内部的不少官员、社会人士及报纸纷纷主张采取教科书审定制度, 并提出了种种审定办法。至此, 教科书审定制度呼之欲出。

二、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体系

1、教科书审定机构。

1902年, 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清末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完善了这个制度。1905年, 中央学部成立, 正式确立了管理全国教育行政的职能, 其下分别设置“编译图书局”和总务司的“审定科”, 前者专门负责编撰、出版官修教科书, 后者则负责教科书审定工作。中央学部的成立, 标志着清末的教科书审定工作的真正开始。学部成立自次年起, 就陆续审定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初级师范、国民教育以及女子教育方面的教科用书, 并着手审定高等专门学堂的讲义。其中, “审定科”除常设人员外, 还经常临时聘请学部其他人员和各学堂教员中熟悉学科教学者担任助理。

2、教科书审定标准的颁布和后续修正。

清末教科书的审定标准虽然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已有相关规定, 但并无实质性的操作。既无民间自编教科书的送审要求, 学校采用教科书也由教员自由选定, 所以教科书审定制在癸卯学制之后几年并未施行。直到1906年中央学部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审定教科书的范例和目录, 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

3、教科书审定的监督机制。

自1906年后, 中央学部陆续将审定教科书的意见和评语在《学部官报》上予以公示, 这种自觉的、透明的、接受公众监督的机制表明了学部教科书审定工作的态度是比较认真的。根据《晚清学部研究》一书, “不论呈请审定的教科书通过与否, 学部都将严格细致给出审定意见:决定采用者, 指出其优点所在, 并将应改进之处列出校勘表;不准采用者, 则细致说明淘汰的理由, 并将谬误之处在总评语中逐条批驳纠正。”清末学部将审定意见公之于众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监督与约束机制。

三、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目的

在新旧教育交替之际, 清政府于1903年正式确立“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 此后, 在教科书审定过程中, 清政府更是加强了对教科书的控制, 要求严格遵守教育宗旨。总体来看, 清末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定的目的有如下三点。

1、维护统治思想。

面对蜂拥而至的教科新书, 清政府感到忧虑与恐惧, 一方面迫切需要把儒家学说编入教科读本, 以维持封建正统;另一方面又对教科书中出现的新思想、新学说惶恐不安, 主张加强对教科书的审查。如《学部官报》第十三期记录的关于江苏试用直隶州知州郑宪成呈译书二十二种的审定禀批意见中提到, “…最新伦理学译笔未甚明畅, 且第一章绪言、第五章新伦理学为合国体之新伦理学具系为日本人说法, 不合中国伦理教科之用”。对于不合乎中国伦理教科的译著绝不采用, 维护当时的伦理观念和思想。

2、实现教育与学术内容的规范化。

洋务运动的带动下, 清政府大力提倡新式教育, 大兴新式学堂, 学堂对教科书的需求大增, 因经济利益的驱使, 出版教科书有利可图, 各种译介、自编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舶来的思想风起云涌, 五彩斑斓, 良莠不齐, 人们无所适从。对晚清政府来说, 欲为全国各学堂提供合用教科书, 规范中小学教材, 使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加强对学堂教科书籍的审定则是必然之举。对于外文教科书, 学部也是仔细审定, 如《学部官报》第二十四期关于“原本英文初范一册 (商务印书馆本) ”的审定意见是, “此书总目:一、正书, 二、字论, 三、句法、四、析辞, 文法纲要于此备矣;正书二课、字论四十课、句法析辞共约二十课, 详略配合, 颇能得中, 每课之后又附习问及造句、正误, 工科足资学生实地练习, 按奏定章程, 高等小学科酌量地方情形, 于正课时刻之外兼教洋文, 其第一、二年可读帝国英文之卷首及第一卷, 随时由教员口授文法之浅易者;其第三、四年则可以此本与第二卷帝国英文读本并读;两书合共一百六十余课, 适合高等小学后二年之用。”对于此书的结构安排、教学方法、课时等都有详细的审定, 足见学部对实现教育与学术内容的规范化的要求。

3、维护教育主权和民族自尊。

晚清政府兴办新式教育, 权衡学务, “全以教科书为胜败”。丙午年间, 两江学务处译员在条议中以上海为例, 对为何要审查教科书进行了分析, 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要维护国家的教育主权。如《学部官报》第三十一期关于江苏留学日本学生唐人杰等成所译手工教科书请审定禀批:“据呈及书均悉, 查该书颇合初等小学程度, 译笔亦尚明顺, 惟有泥于原书之处, 如日本国旗富士山等课未合吾国之用, 又岛居福助等类皆非吾国所有, 他类此者不一而足, 应行删节, 俟修改完善再行呈部审定可也, 东文原书发还, 译本留部存查, 此批。”不合当时中国所用之处, 应行删节。对教育主权的维护亦是教科书审定的一项目的。

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是晚清政府作为向国定化过渡的权宜之计。清政府的初衷是要实现教科书的国定化, 但因各种条件的限制而只能推行审定制。但当局始终没有放弃教科书国定化的努力, 学部编译图书局的设立则是此种努力的直接反映。虽然清政府力图加强对各种教科书的控制, 使之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标准, 但由于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由于国家无力挽回的持续衰败导致合法性基础的崩溃、官方意识形态调整的过度滞后和国家控制力的极度薄弱。同时, 也必须看到, 清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过程中, 由于审定人员主要是坚持学术标准, 故通过审定的教科书大多质量较高, 为近代教育的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 学部审定教科书制度为当时的从教者和受教者提供了较好的教学用书和知识读本, 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业的规范发展。

摘要：我国的教科书审定制度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 有着不同的形态演变。本文结合清末《学部官报》登载的关于教科书审定的相关案例, 从教科书审定制定产生的历史背景、审定制度体系和审定制度的目的三个方面对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进行浅析。

关键词：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