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居民消费论文

摘要:在研究资本主义消费和信用时,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景下的消费信贷,并阐述自己的消费信贷思想。马克思关于消费信贷的理论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信贷一般规律的揭示和反映,对于当前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扩大内需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金融危机下的居民消费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金融危机下的居民消费论文 篇1：

微观视角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摘要：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本次经济衰退是我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但因强劲的外部需求和畸形的投资扩张延缓了约两年时间，由此加深了潜伏已久的衰退力量，而持续的紧缩政策更是火上浇油。从整个企业成本收益的关系看，近两年内，成本的下降要慢于收入的减少，因而经济会在利润下降中继续衰退，但力度会逐渐减轻；两年后，成本的下降会快于收入的减少，甚至出现成本下降与收入增加的情况，故经济又会在利润回升中增长。此外，研究发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可能要滞后于欧美国家。

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机制；利润；成本；收入

对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来说，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显然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特别是我国政府在衰退发生之前，甚至在衰退已经发生之时，还在不断加强紧缩政策的力度；但相对于其他各国对本国经济前景日益悲观的认识来说，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却又是最乐观的。这种认识是基于所谓的良好的基本经济面，但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向并不是由这些所谓的基本经济面决定的，而是由承担生产组织任务的企业行为决定。然而，企业行为是由效益决定的，即由相对价格关系或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关系决定，或者说是由微观机制决定。这说明，要揭示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向，必须从微观机制着手。

一、当前经济形势判断

实际上，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看，这次出乎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预料之外的经济衰退在两年前就有可能发生。

根据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经济周期计算，我国的这次衰退应在2006年底前后发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时间约为9年，如以衰退谷底为起点(见图1)，我国前两次经济周期的时间分别是1981-1990年和1990-1998年。从这种现象看，从1998(或1999年)开始的本次经济周期，约在2006年前后发生衰退，而在2007年达到谷底。所以，从正常的周期关系看，当前我国的衰退实际上比正常期间延迟了两年左右。

“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周期的平均长度并不能说明每次周期就一定会遵循同样的运行过程。实际上，经济运行对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之所以说本次衰退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发生在两年前，是因为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显示了这种迹象。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微观机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追逐利润的企业行为支配的，所以，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方向决定着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

对利润的考察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其中，最直观的就是考察所有企业或企业整体经营活动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变化。在劳动生产率等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如产出品价格与投人品价格之间的变化方向是否一致；在同方向的变化中，产出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速度，是快于还是慢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等。如果产出品的价格上升速度慢于投人品和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那么利润就会减少。只有在产出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投人品与要素价格的上升时，利润和利润率才会上升。

从这种关系看，我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紧缩现象。如从2003年到2008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分别增长-0.1％、2.8％、0.8％、1.0％、3.8％、2.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分别上升2.2％、5.6％、1.6％、1.5％、3.9％、4.4％(本年以2008年零售商品中的建筑材料及五金电器的价格指数代替)；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上升2.3％、6.1％、4.9％、3.0％、3.1％、6.9％；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分别比上年上升4.8％、11.4％、8.3％、6.0％、4.4％、10.5％；劳动力价格则分别比上年上升12.4％、14.9％、17.1％、17.6％、21.5％、21.4％，1这是各种价格上升中最快的；对于地租与利息价格的上升，这些年同样是非常快的。可见，在各种价格变化中，最终产品价格的上升速度是最慢的，6年间平均增长速度是1.8％；而中间品价格增长较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4.4％；上游和基础性产品价格的增长更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6％；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则是最快的，如劳动力价格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7.5％。在这种相对价格关系中，必然得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效益(利润率)是很差的，且是不断下降的。正是这种情况，导致我国在2005年前后就出现大批的中小企业停产、歇业的状况。正如郎咸平所说，2006-2007年我国的股市泡沫主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停业，从而将资本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结果。

对于统计资料显示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效益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化，也就是上游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变得短缺或产品供不应求，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结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就预示着宏观经济即将发生转折。由于这些产品的可替代程度较低，产业的调整时间又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供给状况，因此会像瓶颈那样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从宏观经济看，虽然这些产业的产出也构成社会总产出的一部分，但却又是中下游产业的投入品。它们的短缺和高价格，不仅会从数量上强性约束其他部门的增长，而且会导致后者成本的不断上升，从动力机制上抑制它们。上游和垄断性行业在高利润作用下，虽然也会进行扩张性的投资，但受资源约束和投资所需时间长等因素的限制，这种扩张力量是远远抵消不了中下游行业的衰退力量，导致宏观经济在它们之间的非均衡的此消彼长中衰退。所以，当上游产业、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部门出现高利润时，也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即将发生转折或衰退的时候。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垄断性产业、中上游产业，股票流通市值中占绝大部分比重的也是国有企业。当它们的效益大幅度上升之时，也就是广大的中下游产业陷入困境，进而宏观经济行将衰退之时。

任何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向都是由其内部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生产组织者时，经济扩张；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背离生产组织者时，经济衰退。市场经济是由企业支配的经济，企业的利益目标是利润，当平均利润率提高时，经济扩张；当平均利润率下降时，经济衰退。同时，在利润分配中，当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中下游产业资本时，经济扩张；当利益分配重心向上游、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产业资本倾斜时，经济衰退。正是这种利益关系，决定了经济高涨的后果一定是经济衰退。因为，在经济高涨阶段，基本要素、上游和基础性产品变得短缺，价格快速上升，由此使企业的成本不断增加；而在最终产品需求方面，则因消费倾向下降(收

入增加的结果)、净出口相对减少(国内价格水平上升而降低产品出口的相对竞争力等)、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收敛作用等而相对不足，使企业收入相对下降。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非均衡性变化中，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当企业效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宏观经济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冲击，在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作用下，宏观经济在两年前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衰退。

这种强烈的外部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海外的强劲需求与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畸形扩张。这种需求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例如，从2006年到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以美元计算)保持了27％、252％、17.2％的增长速度，外贸顺差分别达到1774.8亿美元、2622亿美元、2955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分别保持了23.9％、24.8％、(2008年1-6月)263％的增长速度，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更是分别达到25％、32.3％、(2008年1-6月)33.5％的增长速度。同时，因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产生的财富效应，使得消费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如2006-2008年，消费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3.74％、16.8％、(2008年1-6月)21.4％，消费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强力作用下，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

然而，正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一样，强大的外部冲击，虽然延缓了衰退的到来，但也加大了经济系统内部的抑制力量。如近两年来，基本要素的价格、上游产品、基础性产品和进口性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以极快的速度上升，而扣除受气候影响的农产品及食品外，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升则非常缓慢，只是因最终需求的存在和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在效益日益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一旦需求减少，大部分企业必然会在收入减少与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下萎缩。

最要命的是，企业除了遭受经济系统内在抑制机制的作用外，还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强有力抑制。例如，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强大抑制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高涨时期，不合时宜地出台了一系列严重抑制经济活力的紧缩政策，如新的《劳动合同法》、持续性的货币紧缩政策等，更是加强了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外部力量一旦发生转折，宏观经济就会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急剧衰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几乎为零(同比增长6.8％)，企业效益更是大幅度下降，失业大量增加，各种基础性产品如运输、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严重过剩。这都显示我国本次经济衰退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笔者曾多次分析过，在经济高涨阶段，是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因为，这时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已经开始有效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

“繁荣”的过后是“危机”或“衰退”，即使不实行紧缩政策，经济也很快要走向衰退。实行紧缩政策，无异于落井下石。所以，繁荣阶段是绝对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实际上，繁荣时期的任何调节都是无效的。不过，如果一定要调节，那么扩张政策比紧缩政策要稍好一点。

二、宏观经济趋势分析

相对于政府和理论界大部分人的乐观来说，笔者对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形势的趋势持谨慎态度。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具有巨大惯性的运动体，在它的惯性力量衰竭之前，要改变其运行轨迹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周期关系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还只是刚刚迈上衰退之路，衰退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之势，反而在继续加强，如消费在明显萎缩，出口则急剧下降，自发性投资也在减少等。同时，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衰退还在快速地相互传导，这说明经济系统内的各种反制力量还抵消不了衰退力量。最近公布的各项数据也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必然要持续一段时间。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也就是由企业效益或平均利润率决定的。从现有情况看，整体企业的总成本与总收益都在向着不利于平均利润率的方向运动。

(一)收入趋势分析

企业效益是通过利润的大小或利润率的高低来体现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利润的大小取决于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只有收入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或者收入的减少慢于成本的减少时，利润才会增加；如果相反，则一切反之。这里，首先分析企业收入情况。

对整体企业来说，收入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可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等四个组成部分。

1　消费支出预期

那些对我国经济形势持乐观认识的人，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我国消费支出有巨大潜力的乐观预期上。因为我国现有的消费率很低，或者说有很高的储蓄率，中外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差距又大，所以，我国有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乐观是缺乏依据的。

从形式上看，我国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是有巨大消费潜力的象征，但实质体现的则是我国的制度结构和分配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制度结构看，我国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抱有恐惧感，以至有钱不能也不敢消费。虽然政府目前正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远水难解近渴。从分配关系看，我国的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如反映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接近0.5，属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储蓄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拥有的储蓄却很少，以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广大的农民群体等，虽有强烈的消费意愿，但却缺乏消费的能力。当前启动的各种工业消费品下乡，希望通过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来为城市经济解困的措施，注定会以失望收场。如果成功，则必然会以农村经济的持续凋敝为代价。因为对这些(相对高级)消费品的购买，将会挤占农民用于维持再生产的资金，减少他们对生产的投入。所以，这将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持续的伤害。要扩大农村消费，必须首先增加农民的收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在当前困境下，应该是城市反哺农村，而不是最贫困的农村来援助城市。

正是因为这样的弊端，导致消费需求不振。这是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痼疾。如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费率则由48.2％下降到36.2％。这种趋势近两年还在持续(2008年可能接近33％)。随着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这种情况必将更加突出。为应对严重过剩的局面，许多企业进行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降价促销，由此提前释放了相当部分的消费需求。同时，政府又出台许多鼓励消费支出的政策，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2009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同比增长15.2％，远低于上年同期的20.2％。这种情况说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指望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

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在衰退阶段往往会下降。如危机以来，美国、西欧等国家的居民储蓄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倾向，政府刺激经济的相当部分支出变成了居民的新增储蓄。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除菲律宾的消费倾向略有上升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消费倾向都明显下降。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薄弱，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所以，衰退阶段的消费支出也必然会更加疲软。

2　投资需求

这里将政府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支出对待，因而仅分析市场自主性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强劲的投资支出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当前经济困难之时，投资是否能够充当引领经济、避免衰退的主要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

市场经济中的投资需求是由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决定的。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企业效益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会严重阻碍投资的增长。从统计资料看，2008年中期以来，虽然投资保持了稳定状态，且在各方面有明显萎缩之时，2009年1-2月投资增长速度仍然维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26.3％，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靠政府投资的增长。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了35.6％，中央项目投资更是增长了40.3％，扣除这部分投资后，由市场调节的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二是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刚性。这也就是说，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投资速度的稳定应该看作是前期经济过热时大量新增项目投资的延续。随着市场前景的日益暗淡，企业继续投资的愿望与能力必然会受到极大影响。

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内源性的投资必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如前几年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两大热点——房地产泡沫和中上游资源价格的畸高现象都已消失，导致这两方面的投资呈现快速下降态势。2009年1-2月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已从上年同期的32.9％下降到1％，且这种趋势会加速。其理由是，前些年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如我国空置的商品房数量是年需求量的数倍，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超过l亿吨等，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普遍存在。在这些过剩产能被消化之前，新增投资是不会明显增加的。2可见，投资的回升将会明显落后于其他的有效需求。

3　净出口

出口曾是长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双引擎之一。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持续的出口增长来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其后果是造成我国极其严重的对外依赖。如2007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竟高达64％(2008年因人民币升值等原因而降到58％)，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6％，与此对应的则是巨额的外汇储备。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反映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

显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未来的出口需求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2008年11月我国的进出口形势发生重大逆转，出口增速由10月的增长17.6％逆转为下降2.2％后，在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下，出口增速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如与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4月出口分别下降17.5％、25.7％、20.9％、22.6％；外贸顺差也大幅萎缩，2月份贸易顺差只有48.41亿美元，只及1月份391亿美元的8.7％。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引擎已经熄灭。

不过，比之依赖出口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和韩国等来说，我国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要轻得多。这些国家2009年1-2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都超过40％，远高过我国的27.2％。主要原因是，两者间发展水平不同形成的产品层次存在差异，即前者出口的是价格与收入弹性较大的、相对高档和奢侈的产品，而我国出口的是弹性较小的、低档的必需品，由此前者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要更明显。这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零售额明显下降之时，出售大众普遍消费品的大型超市的销售额却仍在上升一样。可以乐见的是，如果世界经济继续衰退，同时不出现严重的贸易保护，那么不排除中国出口有发生逆转的可能——会替代发达国家的高价商品。这种情况也给人们一种警示，盲目地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进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4　政府支出

在各项有效需求中，最值得期待的是政府支出。如自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以来，政府就采取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仅180度弯地改变了货币政策，而且启动了两年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计划。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扩张需求的财政政策，如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实行财政补贴等，由此使200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创记录的9500亿元，实际结果甚至还会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下降可能会超过预期)。所以，在各项支出中，政府支出应该是增长最大的部分。

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当前各界对政府4万亿投资的作用可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实际上，相对于原有的投资规模(17.2万亿)和经济规模(超过30万亿)来说，该投资额是不大的，并且还是分两年进行。其中，政府的财政投资仅仅只有1.18万亿，其余的还得依赖各方面的投入。在各方面需求呈快速萎缩之势，指望这点投资来扭转经济运行的态势，真有“山羊拉大车”之感。从受益者的结构看，结论会更加悲观。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投资将落人大型国有企业等垄断利益集团，所以会极大地降低其乘数效应和就业效应。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政府较强的调控能力是我国应对危机的重大优势，但却不能对此抱有过高的期望。在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内在(微观)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政府既缺乏对宏观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能力，也缺乏正确调节经济运行的基本能力，甚至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数次所谓经济过热的降温调节(1986-1989年的控制经济过热调节、1996-1998年的“软着陆”调节、2007-2008年的紧缩调节等)，都导致我国经济持续数年而政府束手无策的衰退。本次调节政策的转换之快，即使思维最活跃的人也会目瞪口呆。近两年政府对股市调节的结果，更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正在执行的一些政策，如所谓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很可能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无穷后患。因为，其内容主要是“官进民退”、垄断取代竞争、破坏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规则等，实际上是这些行业中的垄断集团在特殊时期瓜分国家利益的行为，这不仅起不到扩大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目标，而且会适得其反。中外历史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从以上各项需求的综合内容看，今后数年内，我国有效需求，或者说企业总收入的增长将非常缓慢。

(二)成本趋势分析

在收入预期悲观的情况下，如果要宏观经济的运

行态势发生转折，就只能希望成本的快速下降了。

从宏观角度看，整个社会企业的总成本由基本三要素的支出——资本折旧、税收和进口要素支出等部分组成。在这些成本中，对企业整体来说，有些是外生性的，如税收；有些是内生的；有些则具有外生与内生的两重性，如资本折旧和进口要素的支出等。

劳动工资支出是整个成本构成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次经济周期以来，在各种价格中，劳动工资的上升是最快的(2000-2008年算术平均增长率是15.3％)。尤其是2008年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以来，更是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见，这是侵蚀企业利润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衰退和就业形势的恶化，企业的劳动支出压力会有所减轻。如失业会使企业节省部分劳动支出，同时也会减轻工资上升的压力等。3但要看到的是，工资水平本身有易上难下的刚性特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是限制了工资水平下降的空间。所以，工资成本的减少虽会减轻，但像产品价格那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则是很难的。

利息支出的大小，取决于借贷资本的总量和利率水平。对企业来说，借贷资本量往往变化不大。因为，大部分资本属于过去投资形成的存量资本，变化的主要是季节性的流动资本，它们占总资本的比例较小。所以，衰退阶段因此减少的利息支出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变化是不大的。总体而言，衰退以来，中央银行已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因而企业的这方面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但要注意的是，这部分利益的分配却是极不均衡的，也就是大部分降息的好处被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广大中小企业获得的利益则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后者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间借贷资本的利率在经济衰退期间则往往是最高的(风险最大)。所以，对那些仍在营业中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利息支出的下降是有限的。

在衰退阶段，虽然企业对土地及其附属物需求的减少，地租有所下降，但对那些持续经营的厂商来说，租约的期限往往较长，由此决定了地租下降的空间有限。

资本折旧，对企业来说属于长期固定费用，且折旧率由“税法”决定，因而不会有明显变化。只有对那些破产重组的企业来说，因资产大幅贬值，这方面的支出才可能明显下降。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政府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如上调出口退税率等，每年可减少税收负担数千亿。

进口要素，其中包括技术、设备、人员和原材料等各种投入品。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价格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幅度更是明显，如石油价格已下降2／3以上。最可喜的是，自2008年9月以来，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出口商品价格。2009年1月份更是出现了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如2009年1月份进口价格下跌10.6％，出口价格则上涨23％。从世界经济形势看，进口商品，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低迷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说明，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将由近几年的初级产品生产国转向制成品生产国。

从以上各项成本的形势看，在经济萎缩的作用下，各项成本都会下降，但进口成本、税收与利息支出的下降会更明显。在整个生产成本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可喜的现象。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加工工业中，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速度最慢，中间品次之，上游产品最快。如在2009年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下降1.6％，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4.5％，而最终端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下降0.4％(同比。下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下降则达到5.7％，其中，加工工业下降3％，原材料工业下降8.4％，采掘工业的下降则达到17.4％。而前几年，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价格的变化速度是完全相反的，即采掘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最快，中间品次之，最终产品最慢。这种变化说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开始逐渐向中下流产业倾斜。这是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开始衰竭，扩张力量逐渐加强的标志。

(三)企业利润的变化趋势

从上面收入与成本的分析中知道，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企业整体将面临收入减少与成本下降的局面。由于前者是降低利润的，后者则是增加利润的，因此，企业利润会向哪个方向运动，也就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当前形势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趋势看，在今后两年时间内，企业收入的下降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收入减少产生的乘数效应会更直接，而成本方面则受到存量资本和工资刚性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同样的速度下降。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两者间会出现非均衡性的变化。受收入与成本之间这种非均衡变化的作用，平均利润率会继续下降，由此会促使宏观经济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衰退。这种机制是造成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将要持续数年的主要原因。

不过，随着衰退的持续，经济系统中的扩张力量会逐渐加强。当衰退到一定程度，消费倾向会重新上升，政府的净支出也会大幅度上升，由此会扭转收入减少的力度；而成本的下降力度则会随着衰退的持续而加强。所以，在衰退中，抑制与扩张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到一定程度时，扩张的力量就会超过衰退的力量，由此推动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反转。对我国来说，这个时间将出现在2011年左右。因为，只有利润回升，同时利润的重心向中下游产业倾斜，企业才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动力和能力，由此带动宏观经济的扩张，而利润的明显回升，只有在两年后才会见到。所以，宏观经济起码要到2011年才会出现明显的反转。

三、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企业，企业是追逐利润的，只有利润回升并达到一定程度，宏观经济才能真正反转。这说明，要促使宏观经济早日回升，就必须在增加企业利润方面着力。

虽然对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存有疑问，但在帮助企业脱困，提高利润方面，政府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就短期来说，在成本方面，主要是降低企业税负，加速资本折旧力度，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和担保力度，适当放松《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约束，限制基础性产品的价格(以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损失为代价)，以降低广大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在长期方面，应该完善经济环境、破除垄断等，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在收入方面，短期主要是加大政府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民生工程的支出，发放非替代性的消费券等；在长期方面，应努力消除各方面的二元化现象，缩小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消费上的后顾之忧，并将收入分配重心由政府和垄断集团等向民众转移。

应特别指出的是，各界都认为我国的基本经济面比较健康，因而会先于其他国家进入复苏。笔者认为，这种乐观的依据是不牢靠的。一个内需乏力而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先于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全面复苏的。虽然我国实施了强有力的扩张政策，但面对急剧下降的出口和明显萎缩的消费与民间投资等，其作用是有限的，难以扭转经济运行的趋势。更主要的是，我国还是世界经济规则的接受者，不仅不能像美欧等发达国家那样对外转嫁危机，而且要分担它们危机的部分损失(目前情况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所以，从各方面看，那些认为我国基本面好于欧美发达国家并率先复苏的乐观认识，都是缺乏客观依据的。为此，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①本文的各种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包括“统计年鉴”、月度资料和季度数据等)和海关网站的“统计数据”。

②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对房地产不救市，而直接进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开发建设投资的思路是对的。这种投资可以直接带来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前者则只是救了开发商，但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

③假设经济体系封闭，工资是劳动者的唯一收入，且消费倾向小于1，那么就整体而言，企业不仅不可能从就业者身上获得利润，而且一定会出现亏损。因为，企业的付出大于收入。只有从失业者身上，企业才可能获得利润(失业者的消费支出构成企业收入，而成本为零)。参考文献：

[1]杨文进，警惕经济衰退的征兆——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5，[6]。

[2]杨文进，从周期关系看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其趋势j，统计研究，2004，(8)。

[3]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4]杨文进，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责任编校：周全林

作者：杨文进

金融危机下的居民消费论文 篇2：

马克思消费信贷思想及现实指导意义

摘要:在研究资本主义消费和信用时,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景下的消费信贷,并阐述自己的消费信贷思想。马克思关于消费信贷的理论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信贷一般规律的揭示和反映,对于当前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扩大内需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消费信贷;启示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消费信贷还处于萌芽或初步发展阶段,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对消费信贷做专门的介绍和研究。尽管没有系统的论述,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在论述消费理论和信用理论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景下的消费信贷,阐述了他的消费信贷思想。

一、马克思关于消费信贷的核心思想

(一)关于消费信贷的产生、发展的条件及原因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信用时指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产生了赊销商品的信用关系,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大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信用(当然包括在此基础上的消费信贷)才得到广泛发展,“它的发展必然是同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行的”①, “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②。也就是说,信用(包括消费信贷)是大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分析信用产生发展的原因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信用制度也同时发展起来。资本家还不能在自己企业中使用的货币资本,会被别人使用,而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利息。对他来说,这种货币资本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就是作为一种与生产资本不同的资本执行着职能”③。也就是说,信用也是大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分析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还分析了信用用于消费的情况,指出消费信贷的出现促进了信用制度的发展。马克思引用沙•科克兰《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的论述,指出“信用就是这样一步步展开,由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一直到消费者。……正是这种互相借贷的增加和发展,构成信用的发展;这是信用的威力的真正根源”④。

(二)关于消费信贷的作用

马克思提出消费信贷能够加速商品流通,首先有利于实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加快资本周转。他指出“信用制度,和商业资本一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会使周转发生变化。按社会规模来说,信用制度只有在不仅加速生产,而且也加速消费的情况下,才会使周转发生变化”⑤。其次,马克思还揭示了消费信贷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就货币对资本的转移起中介作用来说,……它也可以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只要出现信贷,从而收入可以先被消费,后被支付”⑥, “信用是商品形态变化的中介……信用的中介作用在这里表现为:……就商人来说,使商品由一个人手里运到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直到商品最终出售,变成货币,或者交换成其他商品。在这里此,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⑦。

同样是消费信贷,对于资本家和对于工人会有不同的作用。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时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个人消费的不同特点,认为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既有其追求腐朽生活的方面,又从根本上服从他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所以,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那个通过他才有了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像在意大利式簿记中把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记在资本家的借方来同资本相对立一样”⑧。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碍另一方”⑨。可见,资本家即使通过消费信贷用于个人消费也是奢侈品的消费,从根本上来讲是从属于资本增殖的。

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主要是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马克思指出“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给自己添加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自己劳动力的运转,正像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上油一样。在这里,他的消费资料只是一种生产资料的消费资料,他的个人消费是直接生产的消费”⑩。也就是说这种消费对于工人来说是基本消费,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个人消费的不同,消费信贷在资本家阶级那里与在工人阶级那里在加速消费、扩大内需的速度和程度方面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在工人那里显然会更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

第三,马克思分析了消费信贷对消费者和银行金融资本的能动作用,指出“在信用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的积聚在银行等等的手中,而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音乐,而是能动的、生利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此感到心满意足”B11。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消费信贷可以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甚至可以使消费者高层次的需求提前实现,从而提高消费质量;另一方面消费信贷又能给银行带来利息,加速银行资本运营。同时,马克思还分析了生产、信用(当然也应该包括消费信贷)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B12。

(三)关于消费信贷的形式

马克思分析了消费信贷的几种初级形式。一是赊销形式,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的买和卖时指出,“在英格兰(特别是苏格兰)的许多农业区,工资是每两周、甚至每一个月发一次。支付期这样长,农业工人不得不赊购商品”B13;在分析资本周转时,马克思举了英国的棉纱卖给印度的例子,“棉纱可能在印度再赊卖出去。以此在印度再赊购产品,作为回头货运回英国,或把一张金额相当的汇票汇回英国”B14。这种赊销形式是最原始最基本的消费信贷形式。二是分期付款形式。分析信用在建筑业中的发展时举了住房信贷的例子,认为“某些种类的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权是出卖一定期限的,买者只有在期满时才真正取得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他先购买商品,后对商品支付。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B15。三是消费贷款形式,如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等。马克思举例说:“例如在以下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迸行借贷;或者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种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B16。马克思甚至还提到了用银行支票来偿付购买,认为“这种金币和银行券,再加上一些剩余的辅币,会每日或每周由他存入银行,然后根据他在银行里的存款开出支票为偿付他所购买的东西”B17。这种银行支票已经类似于当今的信用卡形式了。

(四)关于消费信贷的影响因素

马克思论述了影响消费信贷的重要因素是预期收入,不论是资本家或者工人,预期收入或工资都是影响消费(消费信贷)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家和工人在不同的预期收入下接受消费信贷的情况,指出“如果企业是在当年开办的,资本家就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几个月,才能从自己的企业收入中取得货币供他个人消费。但他不会因此而使他的消费停止片刻,他预期到剩余价值会到手而自己预付货币(不管这些货币是从自己的钱袋,还是通过贷款从别人的钱袋取得的,在这里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因此也就为以后将实现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预付了流通手段。……但是,有一点,即资本家的消费是不间断进行的。这种消费是因预期到收入会到手而进行的,而消费量也要按照通常的或估计的收入的一定比例来计算”B18。在论及工人需求结构的变动时,马克思指出:如果工人的工资提高,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就会增加,他们也可能在极小的程度上增加对奢侈品的需求,后者是原先不属于他们消费范围的物品B19;并且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B20。这就是说,如果预期收入或工资高,消费信贷就会增加,反之亦然。

(五)关于消费信贷的风险

马克思在肯定消费信贷直接刺激了社会消费,进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引起工商业活动增长的同时,分析了消费信贷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指出“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B21,过度的消费信贷会导致虚假的消费和社会生产的盲目扩大;“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B22。对消费者来说,在危机情况下不仅不再可能通过消费信贷来满足生活需求,而且“他们的消费能力会相对下降,同时他们对再生产总额中平常应归他们消费的那部分的补偿能力也会相对下降。他们的需求即使名义上保持不变,实际上也在减少”B2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当然包括消费信贷)具有两重作用,“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目使剥削社会则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B24。

二、马克思消费信贷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尽管马克思的消费信贷思想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但却提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信贷的一般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消费信贷、促进经济发展都有指导意义。

(一)要重视发展消费信贷,扩大消费需求

马克思消费信贷思想告诉人们,消费信贷对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消费信贷能够使潜在购买力变为现实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进而刺激社会总需求;同时,消费信贷促使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并为金融机构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过多地强调了出口和投资,而国内消费则一直不足。在发达国家中,消费占经济增长的比重一般都在70%左右,而我国只有35%左右。实际上只有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有分析表明消费需求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相当于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相对于投资,消费需求能避免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投资需求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动荡,避免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又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更应当重视发展消费信贷,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把居民消费需求当作最终需求,用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急举措,也是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承贷能力

马克思指出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信贷的主要因素,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发展消费信贷、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提高我国居民收入水平首先要改革现行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更多地注重了效率,注重了要素的收入分配,削弱了劳动的收入分配,从而造成我国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下降幅度具有加速趋势。2000年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1.4%,到2007年已经降到了39.7% , 7年间下降11.7个百分点。其中,我国职工工资及福利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15%-20%,而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多在54%-65%之间。这样的分配格局势必造成国内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因此,当务之急是改革分配体制,在分配中应体现劳动者在财富创造中的重大作用,大力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特别是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居民收入提高了,才有能力信贷消费,消费水平才能相应提高。在提高居民收入时,要把重点放在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上。马克思提出资本家(高收入者)与工人(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消费信贷和消费水平的影响是不同的,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大。因此,当前的重点是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人群体的收入水平。

农民是我国人数最多的消费群体,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的消费明显不足。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5 781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只有4 761元。要使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消费群体成为最大的、真正具有实力的消费群体,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这是发展消费信贷、拉动内需的重中之重。为此,要继续强化支农惠农政策,确保涉农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完善补贴办法,减轻农民负担;保持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水平,稳定农民收入预期;广开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鼓励流通企业向农村延伸,解决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在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过程中,要安排一定比重的投资,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水、电、路、气、房等生产生活条件,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只有农民收入增加了,才能发展农村消费信贷,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消除制约城市化进程的制度约束,改革现行“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办法,从就业、社保、定居和子女就学等环节入手,为进城农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消除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创造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制度条件,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

在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让他们有钱消费的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广大居民后顾之忧,使之敢于消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稳定居民支出预期,增强消费信心,促进居民即期和长期消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张。由于过去我国的公共财政偏于经济建设,忽视社会民生,致使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严重降低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当前,当务之急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完善社会保障项目,提高社会保障程度,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只有使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彻底地覆盖到全社会,完全了解除城乡居民的消费顾虑,才能扩大信贷消费规模,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三)创新消费信贷形式,拓展信贷业务

消费信贷产品的多少,决定着消费者可供选择的余地,进而影响着消费信贷的规模。马克思当年所分析的几种信贷形式,虽是最原始、最基本的消费信贷产品,但却包含了消费信贷产品本质的东西。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民众对消费信贷产品有了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要看到消费发展所蕴涵的业务机遇,在马克思所分析的基本消费信贷产品的基础上,从深度、广度上开发适应时代需求和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消费信贷新产品。同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切实提高消费信贷服务水平。在消费信贷产品的开发上,尤其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在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上下工夫。

消费热点是消费者需求倾向、消费倾向和购买力投向的反映。培育和正确引导消费热点,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可以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也可以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益。我国城镇居民近年出现的消费热点,主要是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文化教育消费、信息消费、旅游消费、保健消费、家政服务消费和社区服务消费等方面。因此,消费信贷就应当针对这些热点开发出新的品种,尤其是要重视产品组合,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在服务水平的提高上,要制订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战略,及时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相关行业发展和金融政策和消费市场的变化,研究和把握消费市场需求,逐步建立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消费信贷营销模式,针对不同客户提供差别化、个性化的服务。要简化贷款手续,形成切实适应客户需求、高效便捷的贷款操作流程;大力发展银行卡业务,改善用卡环境,保障用卡安全,降低用卡成本。

(四)控制消费信贷规模,防范金融风险

马克思提出消费信贷的作用具有二重性,既有有利的一面,同时也有风险。从本质上说消费信贷是一种“透支消费”,其作用在于使消费者实现跨期消费,也就是使未来的消费提前到当前实现。但它总是要还本付息的,必然要受到预期收入的限制。也就是说,足够的偿付能力是保障消费信贷以及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消费信贷的规模超出了消费者未来的收入,消费者到期无力偿还,必然会导致金融风险,甚至酿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20世纪日本的泡沫经济,尤其是本轮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前车之鉴。美国的“次贷危机”起因就是房屋抵押按揭贷款业务。多年来,美国一直奉行信贷消费主义并长期依赖于信贷扩张与超前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由于各大金融机构、投资银行通过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金融工具,刺激广大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进行“透支消费”。众多低收入民众之所以能负债消费,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降息政策和过度的金融创新。降息减轻了家庭的偿债负担,为信贷更多地推动消费支出放松了条件。房地产泡沫膨胀使得美国家庭资产迅速升值,相对降低了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美国家庭正是凭借增值了的家庭资产去获得贷款,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负债消费。金融创新所导致的各类债券市场又为家庭的过度负债消费提供了条件。信贷消费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经济的周期性震荡。但是,日益膨胀的信贷消费模式下形成的高负债经济却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过度的消费者负债、非健康的负债结构及过度的信用消费规模,最终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提高信贷消费是拉动内需的一剂良方,可以有效推动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但是消费信贷本身是把双刃剑,也要用之适度,加强监管。在规模上要使之在居民收入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度之内。中央银行等部门在监管上要加强对居民家庭债务负担比率的监测,通过家庭负债率、家庭偿债率等一系列指标的监测,预警金融风险,促进消费信贷健康发展。也要加强对消费信贷资金用途的分析监测,避免消费信贷流入股票市场;要严加监控房地产信贷消费,日本泡沫经济、美国“次贷危机”主要是房地产信贷过度引起的,给两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也波及了世界。近几年,我国的房价飞速上涨,房地产信贷急剧膨胀,泡沫已现。这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当前,必须以马克思消费信贷思想为指导,借鉴历史经验,严控防房地产消费信贷,防止对不合格借款人发放消费信贷,严格规范消费信贷资金用途和规模,防范金融风险。

注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2.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50.

③ 同①,2004:356.

④ 同②,2004:452.

⑤ 同①,2004:210.

⑥ 同②,2004:502-503.

⑦ 同②,2004:546.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83-684.

⑨ 同⑧,2004: 684.

⑩ 同⑧,2004:659-660.

B11 同①,2004:554-555.

B12 同②,2004:544-546.

B13 同⑧,2004:204.

B14 同①,2004:352.

B15 同⑧,2004:158-159.

B16 同②,2004:678-679.

B17 同②,2004:504.

B18 同①,2004:468.

B19 同①,2004:376-377.

B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

B21 同②,2004:686.

B22 同②,2004:555.

B23 同②,2004:556.

B24 同②,2004:550.

参考文献:

[1]尹世杰.学习马克思关于消费需要的理论[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5(2).

[2] 祝福恩.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升居民消费率[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13(2).

[3] 吴锦华.扩大内需与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理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4).

[4] 李朴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快健全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J].宏观经济管理,2009(8).

[5] 詹志方.《资本论》中关于消费信贷的理论[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3(3).

(责任编辑:关立新)

作者：孙耀武

金融危机下的居民消费论文 篇3：

2022：中国稳增长与全球通胀赛跑

提 要：

应对短期挑战，有时需要长期眼光；而扭转长期变化，有时却需要当机立断。中国经济十四年增速下行的背后，是三大长期因素长期下滑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改变。只有抓住上半年有限的时间窗口，及时大幅降息稳增长，才能避免下半年政策陷入经济增速下滑叠加通胀压力的“两难”困境。

2022年1月，美国通胀再创40年新高。在中国，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2022年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已经由2019年的“保6”争论，变成了目前的“保5”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通胀会不会扩散到亚洲？留给中国稳增长的时间窗口有多长？在这场赛跑中，中国应当做出怎样的政策选择？
一、连续十四年经济增速下滑的三大长期因素

从1978年算起，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44年，如果剔除掉2010年在强力政策拉动下的反弹，中国GDP增长速度自2007年以后已经出现连续14年下滑。造成如此长期增速下行的，显然不只是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和长期性因素。

从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1930年大危机以后，美国也多次出现经济增速下滑乃至衰退，但从时间上看，下行一般持续3-4年（如1936年至1938年，1942年至1946年，1950年到1954年），最长也不过6-8年（如1984年到1991年），就能回到正常增速轨道，并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连续十余年增速下行的现象（图1）。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经济曾经经历“失去的三十年”。1990年以后，日本经济增速进入长达30年的长期下行通道。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下行已经持续14年，占改革开放以来后三分之一的时段，如果增速进一步放缓，应引起足够重视。

因此，站在2022年这一重要历史时点，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这三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更应该关注那些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和长期性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年，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由此推动了较长时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行周期、消费增长周期和信用扩张周期。但是从2009年前后，以上很多指标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趋弱，进入了长期下行通道。

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来看，2009年左右就开始步入下行趋势。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来拉动经济增长，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出现大幅反弹，但2010年以后再次快速下滑（图2）。

信用的扩张与收缩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2009年之前，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一般在15%-30%之间波动，2009年达到34.8%的高点之后，中国的社融扩张速度放缓，2019年已经降至10.7%，2020年在疫情对冲政策的拉动下，反弹至13.3%，但2021年再度下滑至10.3%。信用扩张速度下滑，与固定资产投资、基础建设投资增速下降相叠加，成为推动经济增速下行的重要因素（图3）。

从消费增速的周期来看，2008年以前中国基本上保持着4年左右的消费需求波动周期，2008年之后，中国的消费增速也开始进入长期下行通道，在本次疫情之后更是加速下行，2020年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同比增长12.5%，但主要是上年低基数因素造成，实际绝对值刚刚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图4）。

中国经济不仅存在周期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更深的根源在于结构性问题。一方面，从增长的动力结构来看，到2021年四季度，三大需求中资本形成（投资）对GDP贡献已经降至-11.62%，这是数据可查的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而房地产业GDP当季增速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增长为负，三季度为-1.6%，四季度扩大为-2.9%。1992年以后，只有在2008年三四季度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冲击全国大范围停工状态下才出现过这种情况。在中国经济整体运行正常，工业收入和利润均实现正增长的情况下，资本形成（投资）对GDP贡献和房地产业GDP当季增速双双跌至负区间，说明中国经济的传统增长动力已经难以为继（图5）。
二、如果上半年稳增长不见效，下半年政策将陷入“两难”

2022年1月，中国CPI同比增速为0.9%，核心CPI同比上涨1.2%，表面上看起来还处在低位，通胀压力并不明显，但低通胀数据主要是受食品价格同比下降3.8%影响，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41.6%，从而拉低了整体消费物价指数。

首先是中国工业通胀向消费品传导。很多研究机构对2022年PPI走势的预测都是高位回落，全年中数在3%-4%之间，下半年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但历史证明，对宏观数据的一致预期往往都过于“中庸”，最终的结果大都落在预测范围之外。美联储在避免刺破资产泡沫引发硬着陆的顾虑约束下，紧缩政策的进度和力度未必如大多数人预期的那样快和那样强硬，其效果更有待观察，国际市场上原油、芯片、锂钴等新能源材料和粮食等的涨价势头仍将持续。从更高频的南华商品指数（日）和南华工业品指数（日）等数据来看，均出现回调到位、反弹上行的走势，认为PPI很快逐级下行的观点未免言之过早，去年12月PPI虽略有下降，仍然达到10.3%，中上游向下的价格传导压力仍然不小，工业通胀并未消退。我们判断，2022年上半年中国PPI仍将在6%-10%的高位平台波动，向下游传导的压力仍然有可能增大。

尽管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PPI到CPI的传导机制并非立竿见影，但二者不可能真的“脱钩”——上中游生产成本和出厂价格上涨，对中下游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经过这些年的行业整合，再加上“去产能”、碳减排等政策的影响，目前中国消费品制造环节的竞争格局已经由之前的充分竞争，向垄断竞争甚至寡头垄断转变，少数头部企业的价格话语权已经大大增强。如果中上游价格继续保持高位，下一步下游消费品价格上漲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实际上，2021年下半年以来，消费品领域的涨价信号已经屡屡出现，如调味品涨价3%-15%，方便面涨价10%-12%，部分新能源汽车品牌和型号也已经开始涨价，我们判断二季度可能成为工业通胀向消费品通胀传导的重要观察期。

事实上，物价水平不能用CPI单一指标来判断，除了要看核心CPI，还要把CPI和PPI相结合来观察。最近笔者在与经济学家徐洪才交流时，他提出一个看似玩笑但颇具启发性的思路——如果用“（PPI+CPI）/2”的方式来衡量中国的通胀压力，是不是更能够说明问题？

其次是“猪周期”已接近见底，猪肉价格将再次成为CPI上涨的推动因素。中国CPI中食品分项权重约占到30%，其中猪肉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又达到8%-10%，因此猪肉价格对CPI的影响非常显著。当前猪肉价格正处在本轮价格波动周期中下行期的尾声阶段，很可能在二季度开始重新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根据券商机构对以往猪肉周期的观察，本轮猪肉价格是从比以往周期更高的位置开始下跌，且下跌的时间更短，跌势更急，因此更加有利于产能快速出清；目前已经进入新周期开启前，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的阶段，且自繁自养模式经历两次亏损的条件基本满足，下行周期即将结束（图6）。

一旦猪肉价格供需状况再度扭转，由于猪肉的供需价格弹性很低，很小的供给缺口就可能引发价格大幅上涨，而且由于2021年猪肉价格经历了深幅下跌，2022年上涨具备了低基数效应的条件，我们预计二季度猪肉价格将进入上行周期，如果6月猪肉价格上涨至26元/公斤以上的较高水平，则同比涨幅将超过50%，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上涨将从年初的拉低CPI变成推高CPI水平。

再次，外部通胀输入的压力增大。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抬升中国的进口成本。尽管美联储已经做出了将在3月初结束QE，很快就会适当地加息的表态，但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处于上涨通道，原油价格已经逼近100美元/桶，美国大豆期货也连续三个月上涨，目前已经接近历史高点，芯片等关键环节中间产品的价格在今年年内可能都不会明显回落。这些中国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商品价格上涨，将成为通胀输入的主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美国等国家消费品价格上涨，将带动中国出口企业调高价格，在比价效应的带动下，国内的消费品价格也将面临上涨压力。

由此来看，大多数机构对2022年中国CPI将温和上行，中数在2%-3%之间的预测可能过于保守，根据历史经验，中国CPI一旦突破3%的临界值，很可能就会形成通胀预期，将会在循环中不断自我加强。这次美国的CPI在2021年3月达到2.6%之后，很快就上升到4.2%、5.4%、6.2%甚至7%，德国CPI在升破3%之后也在4个月之内就达到6%的高位（图7）。

如果中国CPI在年中突破3%的临界线，届时下半年宏观政策将面临“稳增长”与“控通胀”的两难选择——稳增长所需的宽松政策将为通胀“火上浇油”，而控通胀所需的紧缩政策将为经济增速下行“雪上加霜”。因此中国稳增长的时间窗口只有上半年几个月时间，机不可失，时间紧迫。
三、后基建时代投资驱动模式边际效应递减

在有限的时间窗口中，中国怎样才能尽快摆脱目前的经济下行格局，在稳增长与全球通胀的赛跑中赢得比赛呢？一种思路是通过改革的办法让经济恢复活力，这是根本长效办法，但远水难解近渴。改革是通过调整政策和制度为经济增长提供适宜的环境和条件，是解决长期问题的，而不是短期稳增长的。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最近所指出的，“宏观经济讨论的是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是月度”。

主流声音都认为，应加大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来扩大总需求，这是当前稳增长的最主要选项。但近些年的实践也已经证明，依靠财政政策和扩大投资稳增长的“老药方”已经难以再挑大梁。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高峰已过，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项目荒”，没有好的项目来承接积极财政政策提供的资金。近日，余永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讲指出，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基建投资能促进经济在较短时间内企稳，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都是投资驱动型的，等等。并且用数据说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储备很多，空间很大。

但实际情况很可能并非如此。根据我们和专业机构2020年联合展开的专项债项目储备和申报情况调研结果显示，各地方普遍缺少有市场回报的优质项目，出现了不少为获取专项债资金而在项目申报环节弄虚作假的现象。经过几十年的投资建设，收费公路等基础设施已经进入比较饱和的状态，“空白点”基本被消灭，有市场回报的项目越来越少，加之前期推行PPP合作方式期间，对地方的可行项目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和彻底的梳理和挖掘，因此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量可用于投资的项目存在较大困难。

调研显示，地方项目实际质量堪忧。一些地方通过倒算项目现金流夸大专项收入，为项目收益注水的现象也不少。例如，某省收费公路收入同比下降10%以上，但专项债项目估算现金流时，未来20年复合增速平均要在6%以上，明显不符合实际。这种夸大收益的项目，将来收入落空导致政府性基金预算不能偿付本息，地方政府将不得不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代偿，使得专项债一般债化，导致政府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因此，不能简单从项目申报数量来得出中国基建投资还有不少项目储备、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間很大的结论。

同时，盲目扩大投资可能导致欠发达地方财政状况恶化。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集中趋势，在人口流出地区持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仅不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拉动作用，反而可能会使地方政府背上更重的财政包袱。近期东北某些城市已经因为投资造成的财务负担过重，而当地经济缺少造血能力，导致财政无力偿付，已经接受财政重整。这些现象都在说明，继续依靠投资来扩大总需求，已经碰到了天花板。

从不同资金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来看，2020年，在疫情对冲政策的推动下，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投资增速大大高于贷款和自筹资金的投资增速，但进入2021年以后，预算内资金的投资增速快速下滑，3月就已经低于自筹资金投资增速，到年底下滑至-3.8%的负数区间。202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4.4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9%，但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贡献率已经在2021年三、四季度出现负增长，其中四季度的幅度达到-11.6%，说明依靠财政投资扩大总需求已经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图8）。

而随着快速工业化的结束，制造业投资也已经进入长期下倾趋势，疫情之前的2019年底，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就已经降至3.1%的低位，2020年在低基数效应的作用下大幅反弹，2021年再次回到下降通道。而房地产投资增速的走势也与之类似，且在2021年的下滑幅度还大于制造业投资，12月已经降至4.4%的低位，房地产行业GDP在2021年三、四季度已经转为负增长（图9）。

被很多机构和研究者所看好的5G网络、数据中心、新能源车充电设备等“新基建”，一方面其总量有限，难以对总需求产生明显的扩张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技术更新快、市场化属性强等特征，不宜作为财政政策发力的工具，更多应当由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投资。

不可否认，在重大引调水、供水灌溉和防洪减灾等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等领域，的确存在短板，在经济增速下行时期，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这些领域的投资规模来补齐短板是必要的，也是扩大内需的一种手段，但这些领域一般缺少明确的经济回报，主要依靠中央财政以国债或财政赤字进行融资，规模有限。而城市轨道交通、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建设以及沿边抵边公路建设、城市间高速公路建设等，往往需要一定的经济规模、交通流量来支撑其后续运营，在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过度扩大这些领域的投资，将给地方财政带来不可持续的风险，上文提到的地方财政重整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多。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后基建时代，再靠投资驱动不仅不符合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财政上也有巨大压力。
四、抓住时间窗口大幅降息，同时为下半年控通胀留出政策空间

要尽快扭转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同时为后面可能的通胀局面做好应对准备，目前恐怕必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尽快大幅降息，我们建议降息和宽松速度也越快越好，幅度越大越好。

第一，降息可以全面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利息负担。疫情以来，虽然中国货币决策部门也增加了货币投放，并曾阶段性地引导市场利率小幅下行，但总体货币宽松力度较小，降息幅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去甚远。

從图10看，2020年一季度中国国债收益率曾经有阶段性下行，但二季度以后又趋于上行，且很快回到疫情之前的利率水平。2021年二季度以后，虽然有下行趋势，但总体利率下行幅度有限，绝对利率水平与疫情之前相差无几。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利率早已降至低位，2020年一季度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降至0.5%左右，2020年三季度以后开始震荡上行，但与中国国债收益率相比仍有一定利差（图10）。

事实上，这些金融市场利率的太小幅度的变化并不能真正引导企业实际融资成本的下降。以反映中小微民营企业的全国地区性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温州指数）为例，从2017年以来并无明显下降，总体仍然处于14%-15%的较高水平。

因此，从降低企业成本角度分析，降息对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远远大于任何财政政策，以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超过百万亿元规模的贷款余额计算，实际贷款利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近万亿元。从降低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成本角度分析，降息也可以极大地降低中央和地方的债务利息负担。当前中央和地方显性的债务总额月50-55万亿元。如果把各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也算上，总规模上百万亿。实际利率的降低可以大规模地降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成本，增强政府对基建投资和社会保障的支付能力。

第二，及时降息可以提振资本市场，增强财富效应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2021年，A股市场滚动市盈率呈逐渐下行走势，市场的财富效应逐渐下降，同时居民的投资意愿也持续下降。从定向增发筹资额来看，市场的融资功能也有所弱化，未能较好地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降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资本市场的风险收益比，促进股市适度活跃，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为实体经济更好地提供融资服务，同时也可以形成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财富效应，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启动国内大循环（图11）。

第三，货币政策不应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自缚手脚。我们都知道，绕过主动脉试图实现毛细血管的供血充足，是不现实的；同样地，企图绕过大型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直接实现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精准投放，也是不现实的。

2008年以后，全面降息降准等宽松货币政策一直被冠以“大水漫灌”的称呼而成为货币政策中的“预先排除选项”，这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央行通过调高或者调低基准利率来影响整个经济的融资成本和风险收益比，从而影响信用的扩张与收缩，这是各国宏观调控的正常操作，而不应当被一个文学色彩很强的贬低性描述限制。

由于资金的逐利性质和金融市场的连通性，货币政策本身就具备很强的总量特征，而我们将最重要的总量政策“预先排除在外”，试图用“精准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现实证明这是太理想化了。最需要资金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三农、高新技术创新企业、绿色发展行业等行业和领域，恰恰又是缺乏“硬资产”抵押物和政府信用隐性背书的弱势群体，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和诚信文化氛围下，结合“贷款终身追责”等一些不合理的责任追究制度，中小金融机构即使能从央行获得更多的流动性，也难以按照货币当局的初衷将其完全投放到以上的预设目标领域，有时资金还会通过同业存放、拆借等方式再次回到大型金融机构，反而抬高了全社会资金成本。

无论是城商行、农商行还是信用社，这些中小金融机构都不是政策性金融机构，也不是风险投资机构，只要按照市场化规则运作，就必须要考虑投融资的风险收益比。因此，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地寄希望于通过精准投放或“滴灌”的方式让资金绕过“大河”、直接流向“小河”，更不能期望央行投放的货币能够精准地直接流到特定的领域里；大金融机构流动性充裕是小金融机构、小微企业可能获得信贷资金的前提条件——只有让大机构资金更多，小机构才能有充分的资金供给，同样，只有取消对特定行业的贷款限制，让市场来决定资金流向，实际市场利率才会真正降下来。

第四，低利率甚至零利率并不可怕。还有一种观点，是对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存在恐惧心理，认为零利率或者负利率是经济运行的不正常现象，或者限制了央行的政策调整空间。实际上利率是由整体经济的资产回报率决定的，当资产回报率自然下行时，市场主体的风险收益比将会下降，承担风险的意愿降低，投资活动收缩，市场利率就会下行。而货币当局为了达到适当的经济增长率，需要通过调节基准利率来改变市场主体的风险收益比，这时可能出现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表面上看起来的“不合理”实际上是为市场主体承担更多风险进行投资活动创造了空间，因此反倒是合理的。

2018年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等人的一篇工作论文就指出，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银行并不依赖存款发放贷款，因此负的存款利率不会损害银行业的存款和信贷供给。他们的研究表明，存款利率可以顺畅通过零下限，中央银行可以采用大幅度的负利率政策来应对通缩型衰退。2007年到2009年之间，美国即通过连续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由5.32%降至0.08%的历史低位，实际上为苹果、谷歌等公司的移动互联网等新产业提供了宽松的资金环境。如今美国的通胀率高达7.5%，但联邦基金利率仍在0-0.25%的低位，美国2021年四季度经济增速高达6.9%，创出近年来新高，2021年12月失业率3.9%，创出疫情以来新低。低利率的確为美国经济复苏创造了良好的资金条件。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及时降息，是前瞻性地扩大了后续通胀压力高涨时的政策选择空间，届时货币当局可以从容加息来平抑通胀压力。如果此时迟迟不动，不但经济下行时不能发力稳增长，而且如下半年通胀压力全面上升，届时央行没有加息空间，又丧失了控物价的货币政策手段。
五、让消费在稳增长中承担主力角色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都已经过了长期曲线的高点，进入长期下行通道，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开始负增长，投资（资本形成净额）对GDP的贡献和房地产增加值季度增速转负，也都标志着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选项已经难以承担主角，中国作为全球范围的超大规模市场，消费必须在稳增长中承担主力军的角色。

而2008年之后中国的消费增速就进入长期下行通道的情况是不正常的。其中有经济增速下行导致收入增速降低的原因，也有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未能获取与其贡献相等的报酬的原因。以上因素都应当通过改革等措施来扭转，但都需要较长周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长期保持了较高的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压低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而这一点是可以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在较短时间内加以改变的。

从数据来看，由于中国没有调低存贷款利率，2020年在中国居民收入增速大幅下滑、全年整体少增1.7万亿的情况下，造成住户存款同比却多增加了1.6万亿元。2021年，居民新增人民币存款同比减少1.4万亿元，但刚刚公布的2022年1月金融数据显示，居民存款54100亿元，同比多增39300亿元，比2020年和2019年分别多增11700亿元和15500亿元。因此，通过降息改变储蓄收益比，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是提振消费、启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举措（图12）。

央行的城镇储户季度调查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在波动中持续扩大，到2021年四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1.8%，比上季增加1.0 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4.7%，比上季只增加0.6 个百分点（图13）。

当前中国的居民收入结构显然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日本老龄富裕社会，因而中国人对利率的反应模式也不同于90年代初期的日本。当前中国9亿中低收入人群和4亿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大多数，其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都是工资性收入；中国的富裕、老龄化人口占比较少，与1993年以后日本的情况截然不同——从当前的实际发展阶段出发，倡导保护存款者收入以稳消费是不符合中国家庭收入结构的实际情况的，只有尽快降息，才能推动减少储蓄倾向、增加消费意愿，提升消费倾向。

除了通過降息等措施尽快扭转储蓄过快增长、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还需要有短期能够扭转消费下滑趋势的强力措施。建议将中低收入者消费补助的问题提上政策议程，为中国消费市场注入强大的启动能量，这不仅可以快速启动内循环，而且可为外部需求下降时的大量外向型产能找到承接力量。

无论是降息还是中低收入者消费补助等稳增长政策，都需要在CPI处于低位时尽快实施，以免在CPI上行阶段加大通胀压力。当然，我们还需要从激发新供给、打造新场景、创造新需求的角度来提振消费，但这和改革措施一样，属于长期治本措施，需要久久为功，难以作为短期促消费的政策抓手。

应对短期挑战，有时需要长期眼光；而扭转长期变化，有时却需要当机立断。中国经济十四年增速下行的背后，是三大长期因素长期下滑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改变。只有抓住上半年有限的时间窗口，及时大幅降息稳增长，才能避免下半年政策陷入经济增速下滑叠加通胀压力的“两难”困境。如果能够摆脱那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束缚，放心大胆地选择真正适合的货币政策工具，后基建时代的中国经济，既不放弃投资拉动的“老药方”，同时更注重培育短、中、长期的消费动力，才能够扭转经济增速下行的势头，让中国经济在新时期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作者：滕泰 张海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