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2022-04-21

摘要：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变迁的普遍存在，可以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这三个动态过程来解释。其中，空间化与媒介融合有着极大的关联度。通过联系媒介融合的相关知识，分析空间化在媒介融合领域的延伸。文章围绕媒介形式、权力结构、空间与时间这三点构建联系，以期从全新的视角解读媒介融合这一潮流趋势。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传播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篇1：

科林.斯帕克斯

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教授是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著名学者，长期担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目前就职于香港科技大学。多年来致力于批判立场的传播学研究。已出版著作有《报业传说：媒体注视下的全球化争论》、《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媒介》、《21世纪的记者》、《媒介与大众文化》等。

广博的批判学派大师

科林·斯帕克斯早年求学于英国萨榭克斯大学及牛津大学，随后进入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跟随著名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74年起，科林·斯帕克斯就职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并由此担任该校传播与媒体研究所（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长达20余年。

在文化研究的大师门下就读，科林·斯帕克斯却并没有继续在这个领域发展。他延续了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学者的传统，但研究路径更宽泛。多年来，他的研究视野包括媒介与民主化，不断地就媒体与民主化展开论战，堪称英国传播学界左派阵营中的健将和名将；他研究媒介与全球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全球化范式提出了质疑，对大众传播带给国际社会的发展能力、方向、模式和路径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的分析，大胆提出了“全球统治结构”。最近20来年，他的研究版图扩展到东欧、前苏联及亚洲等地，扩大到互联网对大众媒介的影响等，拓展批判立场的传播学研究。不过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他的分析框架是批判性的，是政治经济学的。

科林·斯帕克斯的视野非常国际化，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管理也非常国际化。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成立了中国媒介中心（China Media Centre），成为西方社会中第一个专门以中国媒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后来，又成立了阿拉伯媒介研究中心等。

学界评论，科林·斯帕克斯深厚的理论素养，来源于对原始资料的重视。他所有的论证和演绎都建立在扎实的一手资料基础之上，环环紧扣，逻辑严密，自成体系。

在他和一批大师的努力下，2008年，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专业的学术研究水平被英国官方机构评定为第一名。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家甚至专门撰文，提出传播和媒介研究中的“威斯敏斯特学派”，并对这个学派在英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有机知识分子的现实追求

曾在威斯敏斯特大学求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这样描述科林：平日是一位刻苦钻研的学者，周末则变成到工厂、街道散发传单的社会活动家。

有机知识分子不仅要穷其一生尽可能创建理论和概念去解释纷繁复杂的世界表象，投入到改造社会的进程中去，还要探究既有的理论，找出能够解释我们所处世界的理论和概念。科林·斯帕克斯就是这样的学者。

他曾领导下的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所以及与研究所密切关联的中国传媒研究中心，一直以开放和对话的心态关注中国传媒业界和学界。2001年以来，科林·斯帕克斯几乎每年，有时甚至一年几趟来中国开会、讲课、开设工作坊，后来还在中国联合培养博士生。他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南京等地高校，展示他的研究和思想，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更多欧洲的传播学和媒介研究样式。

科林·斯帕克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在欧美国家中，媒体的发展极度地市场化，新闻机构生产新闻的目的事实上就是要获利的。他说，均势观念是英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思考整个世界的核心思维模式。在这种知识背景下，英国媒体和学者更容易把中国的崛起理解成是一个重建全球势力均衡的过程，而不是对现存的霸权秩序的威胁。他向人们解释，绝大多数英国人包括他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英国媒体。因此英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就是什么样的。

与科林有较多交往的一位中国教授认为，科林具有了一个真正思想者最为重要的两种思维品质和能力，即 think big 和 critical thinking。他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人，对事业、对学术、对家庭、对社会，乃至对世界都是高度负责的。

除了这些，他还是一个对生活、友人都非常热情的人。他很享受西班牙和中国美食，很珍惜与家人的美好时光。他对朋友和学生鼎力相助，孜孜不倦，做事充分仔细，但又张弛有度，很有英国绅士的克制力。

（习少颖整理）

作者：习少颖

传播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篇2：

浅论媒介融合的空间化延伸

关键词：媒介形式；权力结构；空间化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一切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我们的任何延伸都会在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这种新的尺度打破了世界原有的平衡，于是我们通过变革以谋求新的平衡。空间化延伸亦是如此。空间化一词是由社会理论家亨利·勒菲弗提出的，指的是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过程。

一、媒介形式融合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一般而言，我们只对媒介所搭载的内容颇为重视，却忽视了形式本身具有的重要意义。随着时代发展，读者对传统媒体提出新要求，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面临发展困境。我们不否认内容的重要作用，却也开始重视媒介形式的新颖性。

在我国，媒介融合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报纸与广播、电视的融合，网络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融合，以及第五媒体与其他媒体的融合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媒体之间的融合。报纸与广播、电视的融合将视觉与听觉相统一，这种感知的结合在麦克卢汉看来，有助于大众的深度卷入。第二阶段是网络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主要表现为报网互动的形式。网络使用报纸真实准确的新闻内容，报纸搭载网络迅速便捷的传播渠道，二者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在第三阶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第五媒体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朱海松认为第五媒体是“以手机为视听终端、手机上网为平台的个性化即时信息传播载体”[2]。苹果、小米、华为等公司的发展让手机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根据《中国手机网民上网行为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13年底，我国手机网民数量已经突破5亿人。[3]这一事实让众多媒体公司转向关注手机客户端的研发，央视新闻、凤凰新闻等客户端的开发就是例证。

媒介具有商业属性，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对企业集中形式的分类方法同样适用于媒体行业。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目前尚处于形式上融合的阶段，但这已然带给受众不同于以往的感受。依托习主席为媒介融合未来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静待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的出现。

二、权力结构融合

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媒体具有“第四权力”的地位，我国的新闻媒体受党领导，是国家上情下达的重要沟通渠道。在新闻媒体的权力结构中，媒体所有权归党和国家所有。这就决定了我国新闻媒体行业的分布形态和对其融资的政策支持。

按照行政级次、行政区划分配资源的方式，我国媒体行业的分布形态呈四纵四横的“井”字结构。四纵指中央、省、地/市、县的行政级次，四横指一省一报业集团、一广电集团的划分模式，这些媒体集团均由地方党委和政府进行管理。这种条块化分割的布局形态筑成了极为森严的行政壁垒，使得媒体资源无法通过市场调节达到优化配置，因而形成的地方垄断和行业垄断使得跨媒介融合极为困难，也使得媒体行业发展呈现东中西部、城市与农村、中心大城市与大中小城市的不平衡分布形态。

近年来，为促进文化产业的深化改革，国家提出转企改制的方针政策，这同样适用于传媒行业。2014年4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两个文件。两个《规定》都要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企业发展。《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要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安排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文化事业转企。《规定》还提出，如果条件具备，还应“扩大专项资金规模，创新资金投入方式，完善政策扶持体系，采取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文化企业发展”[4]。借助转企改制的历史机遇，传媒业发展将迎来新的春天。据《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4）》的数据显示，中国传媒产业总体规模在2013年达8902.4亿元，预计到2017年产业规模将达到1.6万亿元。传媒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植。依照我国国情，新闻媒体的所有权必须归党和国家所有，这不容动摇。

三、空间时间融合

媒介融合如何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外乎要组建新的空间，并以时间消灭空间。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是媒介融合空间化的关键所在。在媒介融合下，随着新的媒体发布平台的出现而产生了诸如网络新闻、手机新闻、电子报纸、数字化电视等新兴媒体，以及微博、微信、易信、陌陌等自媒体。这些新事物的产生和运转构建出了一个新空间，新闻媒体的时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因此淘汰了实体空间。

2014年10月15日，西安交大副校长换届。这一新闻从最初见报，经由媒体扩散而生发出各种质疑，直到最后澄清事实，历时仅3天左右。在这一新闻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反应最为迅速的是网络媒体，并将这一新闻扩散到全国各地，且读者的互动参与也多以网络为平台。这一消息都不存在于实体空间中，只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里扩散传播。这种省时、省力的新闻传播方式恰是在媒介融合下，通过互联网技术组织起互动交流新空间，并以高效化时间消灭实体空间的一个例证。

媒介融合形式多样，权力归属于党和国家，互联网技术和全球一体化发展推动着新空间的建立，高效化时间消灭实体空间，这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空间化在媒介融合中的延伸表现。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朱海松.第五媒体：无线营销下的分众传媒与定向传播[M].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3]张志安、沈菲.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总体特征及群体差异[J].复旦大学学报.2014.

[4]童兵.抓住经营性传媒转企改制的历史机遇[N].新闻与写作.2014.7.

[5]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M].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孟菲，女，民族汉，山西人，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在读研究生。

作者：孟菲

传播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篇3：

我国数字劳动研究：文献综述及展望

【摘要】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作为一种新型的劳动方式，数字劳动在我国学术界开始得到关注。国内学术界对数字劳动研究展开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主要就数字劳动的基本含义和形式表现、相关的具体案例分析、价值和资本运作、数字劳动过程问题展开了一定的研究。總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数字劳动研究的数量还不够多，缺乏相应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未来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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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劳动;数字经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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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劳动”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新名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典型表征的一种新型劳动方式，数字劳动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其所表现出的诸多社会现象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移动游戏中的玩家等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数字劳动提供了更多新的就业机会，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新方式和新思路，从而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但数字劳动的发展也带来了数字劳工的权利保障、劳动力国际化剥削等问题，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很容易形成数字劳动发展的诸多瓶颈，不利于释放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在“十四五”时期要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在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数字劳动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2 数字劳动的含义及形式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我们首先必须对其进行含义的界定，区分其不同表现形式，这是数字劳动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2.1 数字劳动的含义

吴欢、卢黎歌（2018）认为数字劳动是一种主要依靠数据信息智力成果构成的无形资产并存在一定空间并消耗了人们时间的数据化、网络化工作形式[1]。朱阳、黄再胜（2019）认为数字劳动是互联网使用者利用数字技术在互联网及其周边领域内开展的劳动[2]。韩文龙、刘璐（2020）则基于数字经济的背景，将数字劳动定义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资料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3]。方莉（2020）认为数字劳动是一种利用身体、思想、行为或者三者的结合体而展开的生产与劳动，通过组织自然、资源、文化和人类经验，以此产生数字商品，创造数字资源[4]。

2.2 数字劳动的形式

吴欢、卢黎歌（2016）认为数字劳动的形式主要是互联网产业专业劳动、无酬数字劳动、受众劳动和玩乐劳动四种[5]。吴欢、卢黎歌（2018）和朱阳、黄再胜（2019）都将数字劳动分为有形和无形的两种。韩文龙、刘璐（2020）则主张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方莉（2020）认为可划分为数字雇员的劳动和数字用户的劳动两种形式。

3 国外数字劳动研究评析

国外的数字劳动研究主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视域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开展相关研究，且两个视域下共同的一位代表性学者是英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其代表作有《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与经济》等。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主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数字劳动思想;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主要围绕受众劳动观展开讨论。

3.1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冯洁、周延云（2017）通过对国外马克思数字劳动研究的回顾分析，认识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信息化时代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双重重要性[6]。常江、史凯迪（2019）运用深度访谈法深入探析福克斯提出的“数字劳动”理论，认为他所主张的回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有助于挖掘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从而使对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认识更具有辩证性[7]。

3.2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蔡润芳（2018）主要论证了受众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汪金汉（2018）梳理了整个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劳动议题的发展逻辑，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路径以及文化研究学派的社会文化路径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时代的劳动问题[8]。

4 数字劳动具体案例的实证研究

国内数字劳动研究从案例分析角度来看，主要是针对当前社会上关注的种种社会现象，运用数字劳动理论来作出相关问题的深层次分析，挖掘问题背后的原因和实质，这有利于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挥其积极的一面，克服其消极面，进行规范管理。

张铮、吴福仲（2019）探究网络文学签约写手的数字劳动过程，主张应对数字文化生产者给予更多的人文关照。孙萍（2019）针对平台算法对外卖员的劳动管理问题，对数字劳动者与平台算法所建构的人与技术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9]。吴鼎铭（2019）通过分析网络水军的数字劳动过程，主张需要针对数字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管理思维这一制度性根源进行反思，以期实现网络水军的有效防治[10]。胡冯彬（2020）认为网络游戏代练这种新型的数字劳动模式模糊了生产和消费、工作和娱乐的边界，也消解了劳动的被迫性，作为数字时代的边缘人，该群体必须应对由社会、文化和技术所带来的边缘化压力[11]。姚建华（2020）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案例研究对象，探究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和内嵌其中的劳动控制问题[12]。

5 价值、资本视角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不同于传统的劳动方式，数字劳动条件下的资本运作过程具有其特殊性，对其开展研究有助于把握数字劳动过程的深层机理。

5.1 数据商品

吴欢、卢黎歌（2016）认为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继承和创新的理论成果，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数据时代社会生产劳动的具体表征和特有体现。刘璐璐（2019）通过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来确证数字劳动存在的理论合理性。曲佳宝（2020）在理解平台经济并概括不同类型平台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平台经济中数据商品化的条件，阐释以数据商品为核心的资本积累过程[13]。

5.2 价值、资本

吴欢、卢黎歌（2018）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数字劳动作出阐释，界定了数字商品的特征，剖析其价值和价格形成的运行规律及特征。黄再胜（2020）对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背景下的资本主义价值运动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发展智能产业和智能经济在对待数字劳动的相关问题上提供有益的经验[14]。

6 数字劳动问题

邹琨（2020）认为数字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只有超越数据成为商品的“交换逻辑”和数字劳动者为资本生产的“生产逻辑”，数据才可能成为共同利益的联合体。韩文龙、刘璐（2020）研究数字劳动过程中出现的“去劳动关系化”趋势，主张中国要建立健全数字劳动过程中的风险识别机制、权利保障机制、社会保险机制和政府规制机制，努力构建和谐劳资关系，让数字劳动者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15]。

7 结论与展望

7.1 结论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数字劳动已被认可为一种既存的新型劳动方式。但现有的国内数字劳动研究更多地仍是对国外的数字劳动研究的延伸或应用，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国内学者对数字劳动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数字劳动的形式目前主要还是依主流的四种方法进行划分。在国外研究评析上，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两种路径。关于数字劳动的实证性研究主要是围绕当前社会上关注的种种具体社会现象展开深入研究，以期运用数字劳动理论来分析和阐释相关问题。关于资本视角下的数字劳动研究，主要针对数字劳动过程中的资本积累问题展开研究。在数字劳动的生产、生产过程方面，国内学者展开的研究数量还比较少。总而言之，作为21世纪盛行的新概念，“数字劳动”是一个舶来品，当前我国学界对数字劳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研究基本都是在国外数字劳动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社情所进行的延伸性研究，数量还不多，相关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7.2 展望

近年来，在我国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指出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劳动方式。对于这一新生事物，我国学术界可以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构建本土化的数字劳动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建立健全我国数字劳动的相关机制，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维护和保障数字劳工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合法权益，助力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欢，卢黎歌.数字劳动、数字商品价值及其价格形成机制——大数据社会条件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解释[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03）：310-316.

【2】朱阳，黄再胜.数字劳动异化分析与对策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01）：152-160.

【3】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J].财经科学，2020（01）：67-79.

【4】方莉.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发生、实现及其批判[J].国外社会科学，2020（04）：74-82.

【5】吴欢，卢黎歌.数字劳动与大数据社会条件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创新[J].学术论坛，2016，39（12）：7-11.

【6】冯洁，周延云.国外马克思数字劳动研究：概览与评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7（12）：31-36.

【7】常江，史凯迪.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互联网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数字劳动[J].新闻界，2019（04）：4-10.

【8】汪金汉.“劳动”如何成为传播？——从“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工”的范式转变与理论逻辑[J].新闻界，2018（10）：56-64.

【9】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J].思想战线，2019，45（06）：50-57.

【10】吴鼎铭.量化社会与数字劳动：网络水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5）：47-51.

【11】胡冯彬.边缘的游弋：中国网络游戏代练者的日常生活实践[J].新闻记者，2020（07）：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