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型工业企业论文

2022-04-18

[摘要]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将进入到一个以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阶段。这可能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后的一个阶段。改革面临的挑战将更多地转向国有资产出资人自身，即国资委能不能适应改革新阶段的要求，严格按照自身的职能定位和企业发展的规律履行好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有大型工业企业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国有大型工业企业论文篇1：

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摘要]本文在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DEA方法从规模收益和技术有效性等方面对全国30个省（区、直辖市）的国有大型骨干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从省级比较的视角揭示出，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在技术创新效率方面存在人才缺乏、科技资源浪费、设备使用效率低等诸多问题，并进一步找出效率偏低的原因和调整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创新效率；DEA方法

1引言

老工业基地振兴以来，辽宁对国有大型骨干企业进行全面改革，其活力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释放，经济效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大幅提高，引领老工业基地振兴不断向前推进。新时期新形势下，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积极参与竞争和合作，在科技创新方面，北方重工、沈阳机床、鞍山钢铁集团等企业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然而，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全国的角度来考量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发展现状，进一步探究辽宁企业存在的优势和不足。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模型）对全国30个省、区、直辖市（除西藏）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探讨了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在技术创新效率方面与其他发达地区存在的差距，为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找出效率不足的原因及调整方向，为提高辽宁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提供决策依据。

2DEA模型及基本原理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原理主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的输入或者输入不变，借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各个决策单元投影到DEA的生产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DEA方法对评价对象做出评价，它能充分考虑对于决策单元本身最优的投入产出方案，因而能够更理想地反映评价对象自身的信息和特点，同时对于评价复杂系统的多投入多产出分析具有独到之处。

本文应用DEA中的BCC模型（考虑规模收益状况）分析问题，模型如下：

3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数据分析

3.1指标体系的构建

企业的创新系统是把创新投入资源转化为产出的系统。科学合理地选择投入与产出指标对于有效地使用DEA模型十分重要。通过对研究目的、模型要求和设计原则的分析，构建投入与产出指标如下。一是创新投入指标。包括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x1， %）、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 x2，人年）、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内部支出（ x3，万元）、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x4， %）、消化吸收经费支出（x5，万元）以及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与引进国外技术支出之比（ x6， %）。二是创新产出指标。包括新产品销售收入（ y1，万元）、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y2， %）、有效专利数量（y3，项）以及专利数占全部比重（ y4， %）。以上指标的统计口径均为国有大型骨干工业企业，本文选择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有大型骨干工业企业作为评价对象，对其自主创新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原始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本研究采用EMS1.3软件选择投入导向的DEA模型进行求解。

3.2数据分析结果

从综合技术效率分析角度来看，C2R模型最优值为1 的地区达到了DEA 有效，既是技术有效的，又是规模有效的，说明这些地区的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创新绩效评价较好。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有10个地区达到了DEA（C2R）有效：天津、吉林、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海南、重庆、贵州以及青海。辽宁综合技术效率值为0.69，在全国30个省市直辖市中排名第18名，与最优的效率值存在一定差距。这表明辽宁国有大型企业创新效率不高，所投入的资源没有充分利用。

从纯技术效率分析角度来看，分析结果中纯技术效率为1的决策单元共有15个地区，除了上面提到的10个地区外，还包括北京、云南、甘肃、宁夏及新疆等五个地区。这说明了这15个地区的投入资源使用是有效率的，无浪费现象。辽宁纯技术效率值为0.74，排名22名，排名较为靠后，这表明辽宁企业在创新资源利用方面，存在较大的浪费或利用效率较低，也说明辽宁高新技术产值虽然较高，但技术创新效率对其贡献率不大。

从规模效率分析角度来看，全国也有上述10个地区的规模效率达到最优，说明这10个地区处于规模收益最佳状态。浙江和山东两个地区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包括辽宁在内的其他18个地区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状态。辽宁的规模效率值为0.94，接近于1，这说明辽宁可以通过继续提高投入规模增加产出水平。

4结论与对策建议

从全国30个城市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其技术创新效率也较高，例如，上海、江苏、广东、山东等地区，而一些地区比如吉林、重庆、海南、福建等地虽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不靠前，但其创新效率较高，发展潜力较大。辽宁在技术创新效率方面表现较差，甚至一些指标处于全国的中下游水平，滞后于辽宁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以及突破辽西北三大发展战略驱动下，注重强化规模发展，以此获得短期内规模收益，而对具有战略意义，能够创造真正价值的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二是随着辽宁大型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企业主的创新意识明显增强，但由于企业内部技术创新配套机制不完善，导致创新的核心动力不足或者科技资源严重浪费，例如，辽宁国有大型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及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这两个指标在全国均排在前列，但新产品销售收入及有效专利数却排在全国中下游。三是研发人才投入相对于发达地区仍存在一定差距。辽宁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吸引高科技人才的力度需进一步加强。结合对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评价结果，提高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产学研合作，率先突破一大批核心技术。辽宁工业基础雄厚，一大批大型企业集中在对科技含量要求较高的制造业。这就需要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加强对科技成果的承接能力，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承接科技成果，支持大型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一对一”的、长期稳定的技术依托关系，对技术领先的领域要不断扩大优势，加快核心产品的技术升级。

二是提高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二次创新能力。辽宁吸收消化与引进技术经费支出之比为1∶1.25，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为6∶1，说明辽宁企业过分依赖对设备等硬件的引进，而对引进后技术的消化吸收不足，在引进基础上的创新则做得更少。因此，企业在科研经费使用上要优化结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要不断提高技术软件的开发、创新人才的培养、技术创新信息的收集与整理等无形资产上的投入比例，降低购置设备、仪器等有形资产的投入，加大对引进后技术的消化吸收，提高二次创新能力。

三是加大创新人才的投入。企业发展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具有创新能力的技术人员，他们决定着企业技术创新及管理创新的成败。目前辽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人才短缺、管理人才短缺是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的最主要的障碍，为此，辽宁企业必须要以强烈的人才意识，全新的人才观念，长远的育才战略，真诚的聚才方式，完善的激励机制，尽快形成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的机制，建立一个公平的业绩评估体系，培育出一支数量稳定、素质较高的与企业发展相适宜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1]罗登跃.基于DEA 的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绩效评价[J].科技管理研究，2009（12）.

[2]袁辉，戴大双，姜照华.基于DEA方法的国有企业效率评价与改进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8（4）.

[3]冯缨，滕家佳.江苏省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8）.

[4]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江苏企业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呼唤配套机制[EB/OL].中国经济网.www.ce.cn/districf.shtml，2006-11-14.

[5]魏权龄.评价相对有效性的DEA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作者：宋帅官

国有大型工业企业论文篇2：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景和面临的挑战

[摘要]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将进入到一个以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阶段。这可能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后的一个阶段。改革面临的挑战将更多地转向国有资产出资人自身，即国资委能不能适应改革新阶段的要求，严格按照自身的职能定位和企业发展的规律履行好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

[关键词] 国有企业改革；前景；挑战

[

从1998年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开始，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和攻坚，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国有资产的配置效率明显提高，国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放开搞活的改革，国有经济从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层面实现了改制退出；通过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工作，一大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资源配置效率很低的国有困难企业基本平稳地退出了市场。这两类企业的主动退出使国有经济的战线大为收缩，更加集中于有规模经济要求的、重点行业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域。这一调整的方向与中央要求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是完全一致的。

与此同时，党的十六大后启动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改变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不明确、国有资产管理责任不到位的状况。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一方面使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的政策体系大大完备，规范了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交易行为，遏制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状况；另一方面通过业绩考核制度、薪酬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初步建立起国有资产出资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上国有大型企业改制上市、推进内部改革、加强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使现有国有企业的体制状况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善。

上述一系列结构和体制方面的变化，加上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国有经济的发展和运行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从1998年到2006年的8年中，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数量由6.47万户减少到2.61万户,减少59%;员工人数由3748万人减少到1822万人，减少51%;总资产由7.49万亿元增加到13.40万亿元,增长78%;所有者权益由2.68万亿元增加到5.82万亿元,增长117%;实现利润由525亿元增加到8072亿元,增长了14倍。实际上,上述数字还不足以反映国有经济战线的收缩程度。因为这个统计口径中的企业数量是按照法人数目来统计的，而一个大型集团企业中可能包含几十家、甚至上百家独立法人的子公司、孙公司。如果按照集团口径统计，则现有国有企业的数量要少得多。

目前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仍未完全到位，下一步改革中仍有一个继续收缩战线的任务，但难度和社会风险已比前几年小得多。估计再用三到五年，中央企业会逐步调整到80—100户，每个省市级政府监管的国有企业也就在二、三十家左右。这些企业主要配置在关系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领域、重要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特定行业，以及具备竞争优势的、规模经济要求较高的竞争性领域。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主要将是多元化的上市公司形态，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进与退由市场决定并通过市场进行。这种趋势意味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将进入到一个以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阶段。这可能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后的一个阶段。

在新的改革阶段上，国有企业改革将面对两个层面的任务。第一个层面是在政府层面。具体目标一是体制创新，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使国有企业的发展建立在一个可靠的制度基础上；二是结构调整，通过企业之间的重组和资本市场的运作进一步优化结构，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进一步减轻、并最终解决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在企业层面，具体内容依企业情况不同而异，包括内部机制的改革、制度化管理的加强、外部并购和内部重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等等，方向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不同企业的改革目标应通过与国际同类先进企业的对比来确定。在这样的改革阶段上，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第一层面的改革任务需要由出资人直接操作，第二个层面的任务也需要由出资人推动和指导。

在前一段改革的攻坚时期，大量结构性调整的任务已经完成，并分流、安置了大量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及困难企业职工，加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即将开始执行，以往长期困扰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难题，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将逐步变得不那么突出。改革面临的挑战将更多地转向国有资产出资人自身，即国资委能不能适应改革新阶段的要求，严格按照自身的职能定位和企业发展的规律履行好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

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大致可分为监管职能和股东职能两个方面。监管职能大体上包含这样几方面工作：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战略目标研究，政策法规制订，以及实施的检查；国有资产的登记、检查、统计分析，产权纠纷的调处，资产损失的查处；资产评估、转让的程序检查和结果确认，审计或审计结果的确认；加强对企业的监督，保证企业的透明度等。监管职能更多的是规制的制定与合规性的检查，关注的是原则性、普遍性的问题，并不特定针对某一个具体企业；主要是说明情况、规范行为，而不是主动改变某一个企业的现状。股东职能包括的工作主要是：对企业逐户进行发展战略管理和监控；通过企业重组、资产的买进卖出实现有进有退的结构性调整；收取红利，决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投向；对董事会或经营班子进行考核和评价并提出工作要求；选任董事会或高管人员并决定其薪酬；推动企业内部的改革和内部的重组等等。股东职能的个性化特点很强，要针对具体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采取不同的措施，是要主动改变特定企业的某种状况。

在国有经济战线很长、国有企业数量很多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首先要做好的是监管职能，对数量众多的国有企业进行共性化的管理，建立普遍适用的制度和行为规则。此时股东职能是较弱的，或者说是一般化的。而且由于此时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直接进行的资本运作十分有限，操作者和监督者一体化的矛盾也不会非常明显。但是，随着国有经济战线的收缩和国有企业数量的大幅度减少，继续这种共性的、大而化之的管理方式就不能有效行使出资人职能了。例如，在企业规范的董事会建成之后，有一个出资人机构与董事会之间“互动”的问题：董事会要向出资人机构报告工作，出资人要向董事会提出工作要求，如果提出的要求都是一般性的、原则性的，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立之后，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掌握了资源，因而更有利于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企业的重组；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投向的决策，既要有高层次的战略性考虑，又必须有具体的、扎实的经济技术分析为基础，才能保证投入方向的合理性和投入的效率。即使在以监管职能为主的时期已经开展的工作，在新的形势下也会有新的要求。例如：在企业数量很多的情况下建立统一的考核办法是必要的，也只能如此；但在企业数量已经不多的情况下，继续用统一的公式进行一刀切式的考核就缺乏合理性了。有些企业为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要付出某种代价，在一定时期内其增长速度和效益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种波动是正常合理的、应被认可的，因此对企业的业绩考核要与具体企业的发展战略的实施相衔接。

上述情况意味着，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逐步到位，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履行职能的重点将会发生变化，要从以监管职能为主逐渐转向以股东职能为主。这可能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现象。与监管职能相比，股东职能更加个性化、更加市场化、更加专业化，在实现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战略意图的同时，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商业化的资本经营的性质。这样的职能调整对各级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提出了很高的专业要求，提出了新的挑战。

应该说，目前各级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的状况大多是不太适应职能调整要求的。突出的问题可能在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人员的知识结构不适应。国资委是由原经贸委、原企业工委等若干党政部门的行政干部组建而成的，绝大部分人员没有企业工作经验，一部分干部甚至并不曾从事过经济工作。这样的人员知识结构行使监管职能已经很吃力，行使股东职能则难度更大。二是机构的内部机制不适应。虽然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指导和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但国资委作为一个行政性机构，其内部机制比传统的国有企业还要僵化。人员的流动性很差，只能进不能出；干部只能上很难下，岗位调整非常困难。这样的内部机制放到一个企业恐怕早就导致破产了，在政府部门也难以保证机构工作的质量和运行的效率。三是外部制衡的机制不健全。国资委成立后对国资委本身的监督或制衡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这在国资委以监管职能为主的情况下问题不是很大，但转向股东职能为主、并要直接进行资源配置活动后就需要关注了，而且其中确实有一个裁判员与运动员一体化的问题。从制度设计的角度，需要有一个外部制衡的机制，一旦国资委的运作出现偏差可以及时进行校正。另外，在出资人职能重点转移的同时，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与经营性资产分开管理问题也需要关注，尤其是在市、县两级。因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中的相当部分可以用于经营，很多地方已试行两类资产集中管理的办法，效果是很好的，但囿于行政性分割很难深入推进。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自身能不能适应的问题，与人的问题、钱的问题相比，是一种性质不同的挑战，不是一种难法。这种涉及政府机构本身、涉及行政或政治体制的问题，有时比人和钱的问题更难以解决。这一点我们应该正视。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经20多年的艰苦探索与推进，能够取得目前这样的进展很不容易。经过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后保留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中国产业的精华，是几代人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的积累，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这批大企业改革好、发展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在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要发挥重要的作用、要承担重大的责任。把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建设好、使之运作好，是下一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能够继续顺利推进并最终完成的基本保证。为此，需要在下一步改革中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试行职能分离。对省市一级国资委，可进行国资委加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式的较彻底的分离。把目前国资委承担的监管职能和仍然行使的一部分公共管理职能归入分离后的国资委，仍作为准行政机构运行。把股东职能划入资产经营公司，进行公司化管理。国务院国资委可先试行内部职能分离，把监管、公共管理职能和股东职能在内部机构上划开，分别独立运转，待条件成熟时再研究较彻底的分离方式。

第二，对国资委、尤其是行使股东职能的部分进行专业化改组。由于各级国资委的干部大都缺乏企业工作经验，可考虑与所监管企业进行较大规模的人员交流，为减少阻力可对交流人员的身份、待遇等做一些特殊安排。分离出来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行使股东职能的部分，要按照企业化的要求建立全新的内部人事、分配机制，在人员待遇上要考虑企业化的特点，以便吸收较高层次的专业人员。

第三，在市、县两级实行经营性国有资产与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集中、统一管理，充实监管内容，形成更加完整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进行把国有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也纳入集中、统一管理范围的试点。

第四，建立对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的制衡和问责机制。各级国资委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同时作为国有资产管理的受托人应接受本级人大的监督。应考虑在各级人大设立类似于财经委的“国有资产委员会”，作为这种监督的实施主体。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向本级人大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国有资产的经营情况、所监管企业的财务报表应按规定向本级人大公开并进而向社会公开。人大的国有资产委员会负责监督、评价本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对一些重大问题可进行质询，对重大失误和资产损失可进行问责。

(本文作者：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责任编辑刘学侠

作者：邵　宁

国有大型工业企业论文篇3：

甘肃省国有企业的产权分析

摘要：文章通过数据资料分析与文案分析，探究了产权理论对甘肃省国有工业企业的影响，通过研究产权的主体、客体，甘肃省国有企业产权构成及产权类型，甘肃省国有企业中产权的作用及功能，甘肃省国有企业产权的保护，产权制度在甘肃省国有企业的实施效果等多方面的内容，将产权理论全方位地应用于甘肃省国有企业的实践中。

关键词：产权理论；甘肃省；国有企业；产权分析；工业企业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综述

1.1 甘肃省国有企业现状

甘肃省国有企业2015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共实现工业总产值增加值364.24亿元，占全省的29.36%，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国有企业实现31.2%，而相比下集体企业为-14.4%，股份制企业为-2.8%，国有企业增长速度明显处于第一位。本年度甘肃省国有企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较大，增长幅度较大，而其他性质的法人企业产值增加甚至为负，甘肃省的经济命脉中，国有企业仍然占据强有力的部分，甘肃省经济存在对国有企业的依赖。

2015年前三季度，省属监管工业企业及甘肃农垦、甘肃电投实现工业总产值1643.76亿元，同比下降10.39%（其中酒钢集团工业总产值同比减少212亿元，影响省属监管企业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13.2%），降幅比1～8月扩大0.94个百分点。其中，6户企业增长，10户企业下降。增幅较大的企业有兰石集团增长27.97%、白银公司增长12.59%、长城电工增长2.20%。下降较多的企业有农垦集团下降35.01%、华煤集团下降30.59%、酒钢集团下降27.02%。

综合来看，甘肃省的国有企业，仍是职工就业的主要场所，利税收入的较大来源，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较大，业绩表现为部分企业产值增长而多数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经济效益较为可观的白银公司、金川公司、酒钢集团等国有工业企业，对甘肃省经济的贡献值得关注。

1.2 产权理论研究现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对产权的界定经历了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由外到内的过程，从历史来看，产权的演变首先是不准外来者享用资源，然后是制定规章制度限制内部人员开发资源的程度。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产权的内涵做出不少界定，大体上将这些界定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从人与财产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界定；另一类是以财产为基础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评定。从人与财产的关系角度，科斯提出：“产权是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巴泽尔认为：“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或权力构成。”以财产为基础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界定，费雪指出：“产权不是物质财产或物质活动，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一种产权不是一种物品。”菲吕博顿和配杰威齐也提到，对于产权概念“要注意的中心点是，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的直接内容是人对财产的一种行为权利，而这种行为权利又体现了人们之间在财产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认可的关系，这就是产权的本质特征。

2 甘肃省国有工业企业的产权分析

2.1 甘肃省国有工业企业产权的界定

产权的本质其一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前提是物的存在；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提是相互认可。甘肃省各国有企业建立以来对产权的界定较为清晰。甘肃省国有工业企业包含有金川公司、酒钢集团、白银公司、华煤集团、靖煤集团、窑煤集团、靖煤集团（刘化）、祁连山建材等公司。工业产品囊括镍、铜、铅、锌、煤、水泥等，内容较为丰富。

就主要工业产品来说，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品即为企业的财产，而界定财产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独立或相对独立于主体，能被人所控制、拥有或利用，对人具有使用价值，具有稀缺性。财产的界定是产权界定的本质之一，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认可的前提满足时，产权随即确定。对于甘肃省的国企，以金川公司为例，金川公司的起步是由于1958年10月发现永昌镍矿，1959年6月冶金部决定成立永昌镍矿，随后在1961年1月永昌镍矿更名为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简称金川公司），其镍和铂族金属产量占中国的90%以上，是中国最大的镍钴生产基地。企业建立之初由于当地有色金属的存在及产品的稀缺性，产品对国内外有色金属的供应量大的特性，符合财产所具备的条件，故符合产权的本质之一，而国家及社会公众对企业产品的认可及企业与各利益集团的关系，符合产权本质之二，该公司产权因此有明确的界定。白银公司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设的大型铜硫联合企业，1960年建成铜选矿厂和铜冶炼厂，该企业同样由于财产的存在与稀缺性及对市场供应的价值而有了明确的产权界定。除此以外，酒钢集团的钢材与原铝，华煤、靖煤、窑煤集团的原煤，祁连山建材的水泥，产品均有其产权界定。

2.2 产权在甘肃省国有工业企业的构成情况

对产权权利构成的基本因素，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包括“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张五常和埃格特森坚持产权权利构成的“三要素说”。他们认为，产权权利主要由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三种权利构成。仍以金川公司为例，金川公司属于省属国有独资企业，是甘肃省人民政府控股的大型国有公司。2000年12月，金川公司划归甘肃省管理，2001年9月，金川集团有限公司成立，2012年1月，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兰州举行，公司整体股改全面启动。公司自1958年建立以来，从建立初期产权归国家所有，到2000年公司划归到甘肃省省属国有企业名列，产权进一步的转移，而股份制改革后的金川公司产权再次明确为股份制下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分割。现阶段企业的国有独资法人性质，使得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白银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为省属国有企业，公司的产权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下有其使用权、收益权及处置权的界定。

据产权类型的划分来看，国有企业的产权由国家拥有，国家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企业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权利。即使企业属于省属国有企业，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及法律约束等仍然存在。

2.3 甘肃省国有工业企业中产权的作用及效果

产权的宏观功能主要是界定产权实现的资源配置功能和收入分配功能。一般认为，产权的微观功能主要是激励与约束、减少不确定性和外部性内部化。

对于国有企业中产权的作用，金川公司产权的资源配置由政府所控制，归属于甘肃省省属后，甘肃省人民政府对公司开采有色金属的数量、出售地、用途等进行支配，在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性质下，有效控制企业的资源，防止公司为追求盈利做出不利于国家资源及社会利益的举措，同时国家的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导向更为直接。产权的收入分配是在企业拥有经营权的条件下盈亏自担，企业在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自主经营，盈利由企业享受，但是不能逃脱纳税义务。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性质，政府将企业效益交由民间管理，有效地激励企业运营国有资源实现盈利，同时企业的所有权归于国家同时在约束企业，防范企业以国家财产充当个人财产实现不正当利益。公司的成立正是由于大量有色金属的资源发现，而资源的出现之初没有产权的界定，资源若被不合理利用会产生外部效应，及时地界定产权，将外部效应内部化，防范资源私人受益、资源的主权流出等不利因素。

2.4 产权的保护

一个社会如果不建立对资源利用的排他性权利体系，就不会有任何经济秩序，社会通行的将是霍布斯的“丛林规则”。人类社会控制资源自由使用和确立排他性产权形成的社会机制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建立排他性；用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影响私人的动机从而降低排他性的成本；习俗和习惯法；由国家或其他代理机构强制实施的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普通法和行政法规。

为保护产权，国家出台的法律政策对产权的保护为基础性和强制性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有法律保护的基础上，强化社会的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也同样必要，产权界定明晰，不能说明产权不会受到侵犯，也不能说明社会公众对产权的了解程度较高，私人关于产权的动机对产权的不利影响只会增加排他性成本，所以产权的保护从根本上应该建立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公众对产权的认识深刻，并主动保护产权、防范产权的侵犯，方能进一步确保产权的稳定。而武力或武力威胁是最后的保障，必要情况下可以动用。

甘肃省国有工业企业产权的保护实施的意义十分重大，甘肃省的有色金属资源为甘肃省特色工业产品，其供应对甘肃省经济有强有力的支撑，对甘肃省产业的名气也有一定提升，而钢铁、煤炭、水泥产业虽然不属于特色产品企业，但企业的产品对甘肃省当地的供应较为重要，省内生产减少材料费、运输费等，并且当地工业、建筑业等行业依托于此，所以对产权的保护问题值得政府、社会的关注与思考。金川公司、白银公司、酒钢集团、煤炭水泥行业等国有企业在甘肃省的工业产业中比重大小不一，对产业及经济的贡献却较为突出，国家对这些甘肃省国有工业企业应当予以保护。而对其产权的保护应以国家法律、政策法规、地方性规范作为基础，参照习俗与习惯法，同时对私人的约束与意识形态的树立重视起来，避免多余的排他性成本，最后需要国家、政府武力做后盾。

3 结语

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中存在诸多弊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调整，使其适应社会，并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而制度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正是由于产权而引起的。

甘肃省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大部分企业的效益是逐年减弱的，有的企业已经经历破产，有的国企正面临这个过程，而这一现象是国有企业自身的性质造成，也有外部环境的推动。甘肃省国有企业的高管层多数由政府任命，实行3～5年的任责制，企业的高管在任职期间不关心企业的经营与效益，不关心企业员工的生存状态，更关心个人利益，导致一批接一批的高管掏空企业，拿甘肃省的长风厂为例，企业营运初期受到国家及地方的高度重视，企业引进三条生产线，计划经济时期效益较好，并且企业的品牌效应为企业赢得更多的社会关注与支持，改革开放后的甘长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渐衰落，国内外市场的冲击使得企业失去竞争力，而甘长风的企业高管任命正是实行3～5年更换制度，企业高管的掏空行为与国企改革的因素均对企业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试想，国有企业的产权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及国际化的市场机遇下如何转变，能使得国有企业这支经济命脉振作起来，国有企业的产权在私有、国有、共有、集体产权的不同类型界定下适当转变，并对国有企业产权保护的加强，对国有企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综述全文，甘肃省国有工业企业的产权界定明晰，产权构成明确，产权在甘肃省国有企业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国家、政府、公众对企业产权有相应的保护。本文将产权理论全方位的应用于甘肃省国有企业的实践中，同时提出一定的假设与思考，现阶段甘肃省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现状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过程而形成的，国有企业改革对国企影响重大，而产权在国有企业中如何进一步界定，权利应如何分配的问题需要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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