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知识监管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推进知识产权的利用和保护，是创新驱动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由此，在加强和改善市场监管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和机制，进而做好知识产权的利用和保护工作，成为当下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第一篇：知识监管论文范文
监管科技推动监管升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体系的两大漏洞：一是监管滞后，二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和防范不足。此后，随着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职能的强化，金融机构为应对监管合规要求的成本也随之上升。同时，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等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金融科技（FinTech）的发展。金融科技自身也需要满足相应的监管合规要求，当其与金融机构监管合规需求相遇时，便驱动了监管科技（RegTech）的发展。根据英国行为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的描述，RegTech即“运用新技术，促进达成监管要求”。因此，RegTech可以理解为科技与监管的有机结合，使技术用于金融科技和金融机构满足监管合规要求。当监管机构采用监管科技时，将有利于克服监管滞后的问题，并增强识别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而推动监管体系的升级。
监管科技的发展背景
需求因素。监管科技的需求主要是源自金融机构满足监管合规要求，金融机构需要外部更专业的机构来降低不断上升的监管合规成本。金融危机后，出于金融稳定的需要，金融监管逐步收紧，增加了金融机构遵守监管法令的成本。从已往的经验来看，金融机构已为监管合规要求付出了不少的成本。比如，摩根大通为了应对政府制定的规范，在2012～2014年共增添了1.3万名员工，比重高达全体员工数量的6%，每年成本支出增加20亿美元，约为全年营业利润的10%。德意志银行表示，2014年为了应对法令，追加支出的成本金额高达13亿欧元。汇丰银行2013年追加聘用了3000位法定程序人员。
随着金融机构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可以预期其监管合规成本也将随之增加。监管规则出于金融安全考量的调整和变化，也将增加金融机构的监管合规成本。另外，随着金融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都开始制定比较严格的监管政策，以防范风险，这直接增加了金融科技企业的运营成本。因此，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金融科技企业，都需要监管科技来满足各自的监管合规要求，即“以科技应对监管”。
供给因素。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更专业的监管科技公司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新的产业分工决定了将形成更加专业化的监管科技公司为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服务，而不是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分别发展各自的监管科技。我国此前发展金融业务的科技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对立竞争格局，逐渐向合作共赢的方向转变，随着“中国银行——腾讯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的挂牌成立，标志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别与阿里、腾讯、百度和京东四大互联网科技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新格局的初步形成。科技公司的优势在于技术，可以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来改造传统金融业务，以此来推动普惠金融、智能金融和科技金融等业态的发展。因此，监管科技的发展也将符合比较优势的规律。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对监管科技发展的需求，将由专业的监管科技公司来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
监管科技公司为金融机构满足监管合规要求提供服务，具体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为金融机构提供符合监管要求的服务，如降低由法定报告、反洗钱和欺诈措施、用户风险等法律需求产生的费用。监管规则一旦发生变化，金融机构需要适应新的监管规则并产生相应的成本，一旦不满足监管合规要求将可能面临巨额的罚款，同时也将向市场传递不好的信息，监管科技公司则可以凭借其专业优势和低成本为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服务。
监管科技推动监管升级
当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都采用监管科技时，可以提高监管机构的事中监管能力，增加监管的实时性，同时还能为监管模式向人工智能监管升级创造条件，从而有利于创造更加稳定的金融环境，促进金融行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从事后监管走向事中监管。监管机构发展监管科技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实时、动态的监管，推动监管模式由事后监管升级到事中监管，从而有效解决监管滞后问题。当前的监管模式，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事后的报表和报告审查，辅之以必要的业务现场检查，从而对金融机构已发生的业务合规性进行事后监管，这不利于风险的防范。
随着监管科技的发展，金融机构可以采用监管科技的技术，实时对客户行为进行分析并进行风险监测。监管机构也可以采用监管科技的技术，通过实时、系统嵌入式的合规评估和风险评估工具等创新技术，对金融犯罪风险、反洗钱等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的监管，及时地中止金融机构不合规业务，从而避免“乌龙指”此类的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和风险的蔓延。比如说，人工智能在汽车驾驶的应用产生了无人驾驶汽车，交通部门未来可以在无人驾驶汽车的控制系统里嵌入交通规则甚至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指令，这就可以避免闯红灯等不合法规的行为发生。因此，随着监管科技的不断发展，当人工智能应用于监管体系时也将可能是这样一种状态，即监管的规则嵌入金融机构的业务系统，从而避免监管滞后带来的风险问题。
另外，大数据技术和软件集成工具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快速生成业务报表和报告。大数据技术通过简化数据收集整理过程，将现有会计和合规的软件接入监管报告系统可减少人工数据输入，可以降低企业向监管机构提供数据的成本，提高监管报告准确性。同时，大数据技术也可以帮助监管机构及时生成监管报告，从而有利于监管机构及时掌握金融市场运行的动态，从而增强事中监管的及时性和全局性。
人工智能监管。当监管机构采用监管科技时，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在监管上的应用，可以使监管模式向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升级。人工智能监管可以凭借规则推理（Rule-Based Reasoning）、案例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和模糊推理（Fuzzy Reasoning）这三种推理方式，增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与处置能力。
在系統性金融风险的识别上，人工智能监管更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识别能力。首先，人工智能监管模式通过规则推理可以反事实地模拟不同情景下的金融风险状况，更好地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其次，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可以充分利用案例推理的手段，通过机器学习过去所有的监管案例，用过去的监管案例来评价新的监管问题、风险状况和解决方案，并能对可能的错误进行预防。另外，人工智能监管通过模糊推理可以更好地识别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人工智能监管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上更具有前瞻性。
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处置上，人工智能监管能够更好地做出政策选择。首先，人工智能监管可以凭助案例推理，对面临的金融风险与历史上各国的金融风险在经济环境等各个维度进行更好的匹配，为监管机构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提供最具相关性的历史经验。其次，人工智能可以凭借规则推理，对不同监管政策规则应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效果进行模拟，从而选择出最优的处置政策。另外，人工智能监管还可以通过模糊推理，对不同的监管政策规则和危机处置方案的抗干扰能力进行模拟，从而对政策效果的底线进行更好地判断。因此，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可以帮助监管机构在系统性风险的处置上，尽可能地降低由政策本身所带来的风险，增强风险处置的针对性和稳健性。
总之，由于我国金融科技发展速度快，传统金融业务与金融科技之间的交叉性和关联性不断增强，防范金融风险将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和内容，以监管科技推动监管升级将能增强监管机构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明确提出“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因此，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发展监管科技将可能成为重要的趋势。监管机构发展监管科技仍然需要克服很多障碍，比如金融数据标准化、发展监管科技的成本如何分担等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监管科技的发展还需要完善当前的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如何将技术和金融两套课程体系有机地结合，丰富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另外，技术本身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也需要完善相应的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则。（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巴中市中心支行）
作者：伍旭川 刘学
第二篇：统一市场监管下的知识产权综合执法
推进知识产权的利用和保护，是创新驱动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由此，在加强和改善市场监管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和机制，进而做好知识产权的利用和保护工作，成为当下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
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机关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农业部、林业局、海关总署、文化部、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公安执法机关。其中，知识产权局负责管理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商标、商业秘密、企业名称以及与知识产权有关不正当竞争等管理工作，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则负责著作权的管理工作。
知识产权的其他行政管理和执法事项，则分别归属于其他部门。例如，地理标志的行政执法权归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农业部，植物新品种由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管理，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由科技部负责，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由海关总署管辖，互联网域名领域的行政执法则由工信部负责。
知识产权作为民商事主体拥有的财产性权利客体，伴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时常有一些新型权利内容出现，它本身是一个开放发展的领域。将所有的知识产权客体归集到某一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和负责，有违知识产权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内部各权利客体在属性和内容上存在差异，例如专利、商标与著作权的区别就非常显著，著作权的取得不需要行政机关授权，而且具有意识形态管理的特点，因而有别于前者的管理体制。从域外国家的制度和经验看，也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知识产权的管理往往根据其存在的领域、不同的属性以及运用和保护等不同特征，归属不同的部门管理。
但是，现行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下部门重叠、效率低下、职能划分不明确和管理多元等问题，直接造成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领域执法交叉、权责不明、执法不及时到位，执法效果弱化、标准不统一以及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种种问题。在知识产权的实际执法中，有些部门往往以自己为中心来对待执法工作，寻求扩大本部门的管理权限，但在具体执法环节却又未能同步跟进。相关部门之间亦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降低了执法的整体效果和效率，既给知识产权人增加了维权成本，又妨害了规范有序的市场机制的形成。针对这些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协调有序的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体制，是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推进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知识产权执法应置入市场监管体制下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的深化改革，同样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知识产权执法具有高度的市场关联性。知识产权属于财产权，权利内容涉及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商业秘密、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财产性权利。这些权利事项和权利客体，与经济、贸易、投资、市场流通以及竞争政策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以及知识产权的运用，需要通过产业和市场的交易投资、评估转让、担保质押甚至通过证券化的方式来完成，因此知识产权的执法工作必须立足市场，对市场主体的上述行为实施监督和管理。
其次，从知识产权执法对象看，有关知识产权的审查、确认和许可，本质上属于財产权的确权工作，而有关知识产权的权属争议、侵权纠纷、违法行为，多发生在市场经营主体之间，并表现为市场经营主体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后果即損害了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又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查处、制裁以及对受害人的行政救济，本质上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责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和目标具有同质性。尤其是对于那些突发的、偶然的临时侵权，交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能够提高执法效果和执法效率，实现最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同时达到行政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三，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高市场主体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监督知识产权要素的流通和使用，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置入市场监管的框架下，在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政府应尊重知识产权要素的市场配置机制，不宜过度干预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行为和创新之举，另一方面，知识产权要素的确权、流通和使用又关乎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尤其在大规模或群体性侵权行为的发生时，市场机制失灵，市场秩序会偏离正常的运行轨道，此时需要政府运用规制力和再分配能力，恢复建立有效的市场秩序。
市场监管框架下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还在于理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法治型和服务型的职能定位。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工作，不在于为本部门扩权争利，而在于“有限”和“有为”。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首先通过界定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和权利范围，进而通过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使和支配，促进知识产权市场交易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在此基础上，知识产权权益的保护和知识产权的进一步开发运用，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并依靠知识产权执法机关的监督、管理得到保障。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做好规则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维护者的职责，并在制度设计上，避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利益冲突情形。
知识产权综合执法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权的配置依据是知识产权的种类，同种类型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权划归同一行政机关，各执法部门之间没有从属关系。这种条块分割下的知识产权执法模式，很容易引发部门之间“有利争办、无利推诿”的现象，导致行政执法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以及执法重叠或保护乏力等实际问题。其后果便是，一方面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利用，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人利益未得到有效及时保护，市场秩序紊乱。
同时，在分权执法的体制下，知识产权的执法标准不尽一致，对于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力度也不同。例如，在地理标志的执法上，商标管理机关以证明商标的标准进行规制，而质量监督部门和农业部门则从地理标志产品的角度进行规制；再如著作权盗版侵权行为，版权局、文化部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均可对之查处，导致交叉执法和标准不一局面。还有，同一市场主体的专利侵权与商标专有权侵权行为，分别由专利管理机关和商标管理机关执法和处罚，其执法尺度、处罚力度之于违法侵权情节以及警示效果，未必符合行政执法的“比例原则”，这会损害知识产权执法的社会效果，甚至会影响到专利法或商标法的法律尊严，总体上不利于树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针对上述实际问题，探索和构建知识产权综合执法体制，将是破除制约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障碍，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外部保障。
从制度建设上，作为重要的市场流通要素，知识产权辖下的诸如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权以及科技创新等内容，构成了一个创新与实用并举、私权与公权兼具的财产权体系。这个财产权利体系，需要在制度供给侧提供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运用和保护制度，并在执法层面提供一个统一的执法机制，以尽可能地消除制度与实施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在外围领域，还需要统筹知识产权与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协调知识产权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变革，理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关系，对接国内市场执法与国际贸易知识产权的边境执法机制。所有这些问题和需求，最终都需要一个统一的综合执法体制来推进和保障。
唯有构建知识产权综合执法体制和机制，才能符合中央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才能有效克服当前多层次执法、多头执法、交叉执法、执法空白的现状；才能实现统一执法标准，完善执法程序，提高执法专业化、信息化、规范化水平，提升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能力；才能推进我国的产业经济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国力，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有效实施。
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综合执法的优势
对于已经形成的知识产权多头管理和多元执法的格局，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改革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事项的统一归集，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保护的秩序。
在目前不能大规模归集全部知识产权管理与执法的局面下，适当统一诸如专利、商标、商业秘密、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的行政行政管理事项和综合执法模式，既遵循了上述知识产权内容的授权性、财产性和同质性的内在规律，又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市场监管的需要。
在市场主体的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通常与市场主体的不正当竞争、垄断、欺诈、质量缺陷、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违法行为互相关联、合并发生，专利纠纷和商标纠纷也常常联系在一起。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归入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可以充分发挥其市场监管的潜能和优势，有效落实知识产权的综合执法责任。在执法机制上可以与市场主体快速维权、行业自律管理、诚信建设、消费者监督等工作有效结合，加大知识产权的市场保护力度。将专利、商标工业产权和地理标志、商业秘密等内容的执法，集中统一在市场监管执法部门之下，助于管理者更有效地实施管理和保护职能，更有利于提高对违法行为的识别和综合执法，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效率。
对于市场主体和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来说，知识产权具有时间性，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的市场周期随之缩短，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救济而言，需要一种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工商和市场监管机关负责下的知识产权综合执法，在深入查处制假源头、制止重复侵权、精准确定违法经营数额、合理判定侵权违法情节以及快速调处纠纷方面具有优势，为创新者和守法经营者提供更便利的维权渠道。知识产权案件具有高度复杂性、无形性和非消耗性，此类纠纷构成要件的举证面临很大困难，包括调解机制等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多元构建，成为有效解决纷争和维护知识产权法益的必然选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下的知识产权综合执法，可以充分地顾及纠纷本身的复杂性，为当事人提供可行的、多元的权利救济路径。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工商部门同时也是市场经营主体的注册登记部门，工商执法可以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引导企业强化主体责任，在应对电子商务等新业态下的知识产权侵权方面，可以实现知识产权执法职责与电子商务企业的管理责任相结合。工商部门还可以发挥信用和信息优势，机构和人员网格化优势，实现从城市到街道、乡村的全覆盖，从生产源头到流通渠道再到消费终端的全链条式的执法和管理，真正实现了执法无死角。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的完善，并非在于建立大一统的知识产权单一行政的管理部门，关键在分工合理的基础上，确立完善的协调管理机制。而在行政执法这个环节上，确立以市场监管机关负责的综合执法机制，是当前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关系
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期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纳入法治轨道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保障。法治化是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和运用的发展方向，知识产权的法治化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和格局。它要求知识产权的立法进一步修订、完善，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依法、高效，知识产权的司法审判要公开公正，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适度、有力，知识产权维权体制快速、有效。知识产权工作的法治化目标还涉及完善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制，行业自律机制和知识产权工作的社会监督机制。
在法治化的格局下，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是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重要一环。统一市场监管下的知识产权综合执法，是我国知识产权执法和知识产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已经得到实践验证。当然，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属性，对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和保护力度，知识产权的保护多由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途径来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知识产权及其保护也涉及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以及假冒、仿冒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不仅侵害了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也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从而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通过行政执法手段保护知识产权制裁违法行为，仍具有现实必要性。当然，从私权保护角度，知识产权保护也不限于民事司法途径，必要时需要刑法保护，对于国际贸易中边境知识产权的执法问题，同样包括了海关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个方面的内容。至少在目前，完善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制的高效性、低成本等优势，是司法途径所不能替代的。
实际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规制知识产权领域的市场行为。这是因为，知识产权特别是其中的财产权，本质上是对市场资源和份额的独占权，这就难免出现各种损害知识产权人和消费者利益的侵权行为，需要及时予以制止。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针对这些行为进行规制，如处罚侵权行为、调处知识产权纠纷等，就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而且，市场监管机关可以充分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指引，推进知识产权诚信建设，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有效查处制假源头和群体侵权事件，加强商标品牌保护和商标公共服务水平。在有效保护商业秘密，推进知识产权纠纷的争议仲裁和快速调解制度，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以及引导企业强化主体责任方面，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职责也无法被替代。
当然，强化民事司法保护，淡化行政执法是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也提出要“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但至少在目前，在探索统一市场监管下知识产权综合执法模式的背景下，通过深化改革，提高行政执法效果和执法效率，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知识产权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和流通，是落实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政策的重要举措，也符合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需求。
总之，工商部门和市场监管机关在下一步的综合执法试点工作中，应当充分利用有效的市场监管和执法工作机制，在强化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同时，高度重视为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做到保护与运用并举，管理与服务并重。
另外，在理论制度建树方面，还需认真分析市场监管框架下知识产权制裁与救济、保护与竞争的内在关系；进一步探索推进市场监管、知识产权执法、质量监督、消费者维权等综合职能的行使机制；在鼓励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推进贸易投資便利化、维护知识产权所有者利益和消费者权益等方面时总结经验，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和扩大执法效能，有效推进实施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并为市场监管体制的完善提供制度和经验的借鉴。
作者：王克玉
第三篇：【监管之声】危机考验保险监管
保险监管部门不是保险总公司，其职责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保险监管机构的基本职责，是保护被保险人之利益，这一点应当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实际操作中，保险监管机构要真正做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绝非易事。在当前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监管机构要做到切实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难度就进一步增大。
美国次贷危机对于美国金融市场乃至世界金融市场、世界经济的冲击，至今仍在延续，其冲击力度显然超出了最初若干经济学家、政治家的预计，保险业也在其中，也受到强烈的冲击。最近，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下称AIG)由于发生财务困难，也处于动荡之中。美国政府出面救助“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其后放弃雷曼，美林自寻出路，这似乎表示，美国政府在“两房”之后，不再出手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盈利性公司了。但AIG最终得到850亿美元贷款，在美国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保监会高度关注AIG动向。从目前情况看，AIG所属的AIA、AIU经营状况依然是稳定的。保监会与国际间有关金融监管机构保持着必要的沟通，并将履行监管部门应尽的责任，其最终的目的就是维护中国保险市场的稳定、保护保险人的利益。
保险监管部门不是保险总公司，其职责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美国、英国等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如此，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核心原则也是如此。实际上，银行业、证券业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也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从监管者的角度，要督促保险业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规范市场环境，稳健经营，诚实经营，为被保险人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切实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要督促保险公司追求有效益的规模，有质量的速度，实现健康发展。那种忽略质量和效益，像计划经济时期抓产值那样抓保费的做法，“大跃进”式的思路，缺乏诚信的经营方式，最终必然导致风险的不断积累和行业的衰落。
要做到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保险公司必须有一个健康的集体，能够抵御和防范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此轮由金融业引起的风波，在动因、形式和后果等方面，与历次金融危机相比，都颇具“新意”和特点。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爆发都是风险释放的过程，研究危机更重要的是关注危机前的风险积累过程。分析所谓的风险积累过程，其关注点主要是过去几年间，改革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金融创新过程中监管体制的完善程度、重组上市过程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
回顾金融危机的历程，发达国家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最突出的问题基本都与衍生产品有关，若干衍生产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监管。深入分析风险积累过程，真正了解风险的“成长”路径，才能有针对性地找到良药，甚至猛药，由此在防范和化解风险方面做到事半功倍。
1997年，我曾主持一个小组跟踪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并参与了筹备全国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其间，对于把握风险积累过程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当前，国家有关领导人一再强调金融业始终要把风险防范放在首要位置，要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市场，坚定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强金融监管。这是当务之急。
关于保险业的风险问题，涉及面很宽。从市场角度看，违规经营、恶性竞争、销售误导等经营方面问题，保险资金运用失误带来的问题，都使保险公司的风险不断积累。保险公司要随时注重流动性问题，要注重偿付能力问题。各种类型的道德风险，巨灾风险以及乱集资等问题要亟待解决。
与此同时，要高度关注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从保险业看，当前保险公司已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之一，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成为海内外上市公司，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日见明显以及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不断扩展，这些现状使保险业与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的关联度不断加大，互相间影响越来越深入。通常，资金运用风险与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密切相关，从保险业角度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任务也在日益加重。
作为监管部门，面对当前诸多的保险风险，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和完善监管，把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放在首要位置，进一步坚定地推进改革，更深入地剖析各种风险隐患，特别要注重研究国际间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积累过程，制定相应对策，着力健全监管的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在金融创新过程中要做到制度先行;要不断规范市场环境，严厉查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督促保险业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作者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作者：李克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