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2015年“新经济圆桌会议”第一期“互联网+”将中国经济转型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想象的大门被推开。
第一篇：新经济论文范文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发展实践
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前者获奖的理由是“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后者获奖的理由是“将技术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诺德豪斯教授与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晚年一同编写经典教科书《经济学》最新版本，是一位“写教科书的人”;而罗默教授则是一位“被写入教科书的人”，他建立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模型是宏观经济学专业的必修内容。正如评审委员会的声明所表示的那样，罗默的贡献在于“技术创新”，他的研究展示了知识如何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并奠定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虽然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于30年前，但其理论模型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颇有借鉴和启示意义。无论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发展新经济，无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还是加快培育新动能，核心都是创新。
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本源
自经济科学诞生伊始，有关“经济增长的本质”的问题就是经济学家们一直孜孜不倦试图予以解答的难题。“到底是什么驱动了经济的增长?”一直倍受关切。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曾说，它对于人类福利的影响让人叹为观止，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与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罗默提出，科学研究和创新成果能够为企业增加利润、为社会增加福利，因此企业和社会具有加大创新投入的激励。而研发和创新行为创造的知识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当知识被作为要素投入生产时，会产生正外部性，并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在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一书中。斯密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斯密实际上对技术创新的来源以及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哲学高度上阐述了技术创新的基本思想，并对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论述。马克思通过劳动、工艺等生产和经济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技术的本质，指出“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做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强调了技术的物质手段属性，是现代化生产的必要前提，还强调了任何技术创新和进步总是要转化和体现在用于生产的物质手段上这一事实，即“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熊彼特在1912年以德文发表、1934年出版英文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中，第一次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从而第一次把创新引入了经济研究的领域。不过，由于当时“凯恩斯革命”光芒四射，熊彼特的理论没有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对于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人们愈来愈重视技术进步与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而30年前，罗默在这一领域所進行的理论创新，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被主流经济学界漠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引起了越来越高的重视。或许罗默的观点在现今已经显得见怪不怪，但在那个时代，罗默强调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要素的重要作用，并首次加以数理模型的推演，则是具有颠覆性的工作。
如今，内生增长理论已经成为了宏观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的显学。不过，罗默本人曾表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在科学之路上取得很多共识。罗默很久以来一直有着“经济学界的村上春树”之称。从数年前开始，罗默所供职的纽约大学每年都会为他的获奖做拟写获奖演讲稿等准备，但直到今年，为罗默准备的演讲稿才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现代增长理论的探索与罗默的贡献
斯密、马克思、熊彼特均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增长理论的起点，通常被认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而索洛模型的建立意味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成熟。不过，在以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兴起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中，经济学家们大多更加地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资本的积累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也往往醉心于在资本积累决定增长规模的条件下，演绎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
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就认为，储蓄形成支撑新生产能力的资本投入，较高的储蓄率维系着较高的资本存量水平，较高的资本存量支撑较大的生产规模，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
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资本决定论”的典型模型，更加肯定了资本的独特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刻画了仅由资本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程。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 经济增长唯一地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排除了其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如果没有注意到技术进步与创新和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经济学家会错误地把资本积累当做经济增长的来源。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是相互作用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的生产率，因此刺激了资本积累。
资本的快速积累通常反映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期望的高生产率增长率。这是因为，较高的生产率使得投资更加有利可图，从而刺激了资本积累。因此高生产率引起资本积累，而技术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正是技术进步和创新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经济的增长!所以技术进步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根源。上世纪50年代，索洛等一部分经济学家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提出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
索洛(Solow，1956) 提出了一个正式模型说明在投资和增长的动态过程中，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索洛模型中，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不过，真正使索洛经济增长理论受到重视的是其对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因素的强调和引入。但是，它将技术进步这一长期经济增长最根木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外生因素，没能说明技术进步又来自何处。
最早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是阿罗在1962年提出的“干中学”模型。阿罗(Arrow，1962)认为技术上的改善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投入品，它来自于私人部门的生产或投资活动。
由于生产了越来越多的商品，厂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于是在下一期的生产过程中，其技术水平就会有所提高，也就是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需投入的劳动减少了。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其他的厂商亦可以通过学习、消化和吸收，从而提高其自身的生产率。这种外部的学习使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在生产最终产品时的效率均有所提高。
罗默在1986年发表的《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一文中认为，企业创造的新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生产要素，他本身的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在产出生产中具有递增报酬。另外知识还具有外在性，即一个企业创造的知识会成为公共知识而使其他企业受益。
作为外部性要素，知识除了具有传统的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所享有的静态的水平效应外，还具有动态的增长效应。增长效应的实现机制是通过每个厂商的资本积累增加了社会知识存量进而惠及经济系统内的所有其他厂商。
在这些思想的一次指导下，罗默提出了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
在这一模型中，罗默继承了阿罗“干中学”的思想，把知识作为一个变量直接引入模型，并且认为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他把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两种知识的结合不仅使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也使资本与劳动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
罗默模型阐述了投资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反馈循环机制，技术进步可以提升投资的回报率，追加投资又会带来知识的积累，知识积累的过程推动了技术进步。
对新经济发展实践的启示
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创新和商品、技术和经济的关系，总结为更具因果关系的逻辑链条，并引申出“技术创新和市场在必备一定条件下良性互动”。这在他的国家得到了验证——IT时代的美国依靠技术创新，成就了微软、苹果等巨头的传奇，而且使互联网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兴起于美国的“新经济”，虽然经历了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时至今日发展仍然迅猛并波及全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行榜上，美国苹果、谷歌、脸谱等代表性企业高居前列。
“新经济”主要是由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以及因特网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相关市场的总称，是在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兴起于美国、扩展于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等的变化(Scott，2016;许宪春，2016)。从“新经济”的范畴来看，显然“新经济”的基础和核心是知识经济，无论是信息经济还是网络经济，也都是需要知识的支撑。
即便金融危机的冲击巨大，但是无法否认“新经济”中的新兴产业在美国孕育成长的事实。正是由于以信息技术为突出代表的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持续发展壮大，遏止了美国经济因传统产业衰退而带来的颓势，托举起美国经济艰难复苏的进程。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生的“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的突破“互联网+ ”广泛应用带动的新兴产业发展。现在，新经济已经拓展到企业运行、产业融合、社会生活、人类交往的各个维度，正在展现它推动产业融合、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变迁进步的巨大能量。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专家认为，“新经济”是区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以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这种新型经济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当然，“新经济”不是仅仅指新技术产业经济，还包括一切新技术应用和融合的传统产业经济，尤其是“互联网+传统产业”带来的新兴经济模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技术等的发展与应用，我国“新经济”蓬勃发展，“新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日益明显。以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领衔的新经济企业致力于多方位创新发展，成绩令世人瞩目。
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呈现总体态势良好、结构效应突出、热点亮点频现、就业支撑作用强等特点。但是，更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新经济”规模较小，大部分新兴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
发展“新经济”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有效托举经济持续增长、防止经济“断崖式”下跌、实现经济增速向中高速平稳换挡的迫切需要，是正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择。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表示，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推进“新经济”的发展，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未来，如果在存量方面，绝大多数领域过剩产能退出以后供需能逐渐达到平衡;在增量方面，新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增量能进一步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提升。那么，中国“新经济”将呈现出一派积极进取的新气象，在激发增长、创造就业、带动创新、助推环保等诸多方面展现巨大能量。
“新经济”正在受到我国党和政府越来越高的重视。2016年，“新经济”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还特别指出，发展“新经济”的核心是要培育新动能，依靠创新驱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
“新经济”是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所驱动产生的新经济活动和经济形态，与高新技术产业息息相关，与创新发展水乳交融。可以说，“新经济”的核心内涵其实就是创新驱动，即增长动力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創新可以促进各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可对一国经济快速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等“新经济”经济活动产生与发展的核心动力。虽然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于30年前，但其理论模型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颇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无论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发展“新经济”，无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还是加快培育新动能，核心都是创新。这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大人力资源投入，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国民素质，以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更为重要的是，把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向更多依靠知识与技术创新转变，从而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作者：吕昱江
第二篇：专家聚焦新经济：只有新经济才能强中国
2015年“新经济圆桌会议”第一期
“互联网+”将中国经济转型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想象的大门被推开。
新经济到底是什么，新经济新在哪里，工业方面、信息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方面、金融方面将发生什么变革？顶层设计是什么？
3月27日，《中国经济周刊》 旗下的中国经济研究院举办的2015年“新经济圆桌会议”第一期在京召开。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李国斌、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徐昊、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中国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胥和平、中国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从，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石晓红、北京交通大学冯华教授等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参加了圆桌会议。
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在“以新经济引领新常态”的主题发言中说，新经济是最具成长力、最具价值增长力的经济;新经济能够弥合地区差距，实现协同发展;新经济可以形成持久的增长潜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树立新经济意识，以新经济引领新常态，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新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国正处在全面提质增效升级的关键时期，技术创新在一些领域正在从模仿跟随者向并行引领者转换，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某些领域先行突破是完全有条件的，如果抓住新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就可能真正把中国发展推向新高度。
中国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胥和平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关注新常态、新动力、新经济，而这次圆桌会议的形式也是创新的，符合我国新经济涌现式、自发式、全社会齐动员的特点。“圆桌会议”是个平台，不分主次、不分先后，畅所欲言。
这个话题显然让在场的嘉宾都兴奋了起来，话匣子一打开，到场的经济界和信息产业界的“大腕”们，将各领域近期不同的研究成果在会上进行了分享，相同的是提到“新经济”大家都持非常期待的态度。嘉宾普遍认为经过从去年到今年的整个业界的讨论，加上两会前后多项政策的发布和信息的释放，新经济的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
原定3个小时的会程，延长了整整一个小时，到下午一点多才结束。大家主要从路线蓝图、大工业变革、信息技术的基础建设、大众创业创新这四个新经济起步时期最关键的方面进行了讨论，有规划、有初步成果、也有深度思考。
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
什么是新经济？新经济不简单等同于互联网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讲话中指出，“世界进入经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要“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新经济不简单等同于互联网经济。所谓新经济主要是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新产业、新服务和新业态。这其中有三种情况需要关注，第一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机电一体化。智能手机是最典型的。第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直接产业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直接产业化，由此而形成的大数据产业、工业互联网、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等等;第三是“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和其他服务互联网的系统，由此发展而形成的新服务和新业态，电子商务、移动医疗服务、云医院、互联网安全产业、智能安防系统。
当然，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1.新经济不是去实体化、去制造业化，相反，要通过工业智能化实现产业革命。2.新经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从技术基础、动力结构、组织模式和运营方式都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以往产业技术是人体力的延伸和替代，那么新经济则是人的智力的延伸或替代。
看经济体量，我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看经济质量，我们还相差甚远。我国品牌竞争力不足，制造业出口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达11%，但品牌占有率不足3%，自主品牌出口不足10%。世界500强品牌中，美国有239家，我国仅有25家。我国要在国际化竞争中赢得優势，必须加快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向中国质量转变。
用创新思维引领新常态，就要对传统思维说“不”，继续解放思想，着力创新思维。
北京交通大学服务经济与新兴产业研究所所长冯华：
新经济来了，但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严重滞后
我们要用新经济思维和新经济的组织方式和制度，来重塑新的经济体系。但目前来看，这是严重滞后的。
新经济下，知识、信息等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时间、空间成为新的资源，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对象，而时空转换效率成为竞争力的新来源，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经济所忽视的，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今天是高校与会的代表，因此我感觉经济学现在是严重滞后了，对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的产业现象和成长规律缺乏深入研究，我称为潮涌现象，一个大潮起来再落下去，水落石出，会看到新的产业兴起。
未来由于互联网技术革命和新能源技术革命，新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出现了，这种分布式生产和个性化消费对接的时候，我们原来的制造业大国，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方式，可能面临着颠覆性的影响。
这种分布式生产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和分布式能源技术上的，它已经到来。如果说要对新经济做一个判断的话，我们是刚刚处于新经济的萌芽和初期，大规模的产业变革可能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应该为此做好理论准备。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李国斌：
布局“中国制造2025”，发布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
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专题讨论了如何顺应“互联网+”的趋势，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这一基本问题。互联网使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不断催生成为可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成为可能。工业信息化部作为工业通信和互联网的行为主管部门，责无旁贷。
中国必须要在制造领域进行大突破。建设制造强国，是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和西方国家再工业化的一个战略决策。
我国目前还应该看到，我们具备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和条件，我国制造业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我们具备了赶超强国的市场环境和各种资源条件。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制造装备、航空航天裝备、海洋工程装备以及高技术传播、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设备，还有农业机械装备，这十大重点领域要制定滚动性的绿色制造目录，并发布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引领和聚集社会资源，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的发展。实施好“中国制造2025”，要坚持创新驱动，坚持质量为先，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融合发展，坚持人才为本。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从：
信息经济应用占GDP比重已达19.3%
互联网为什么能够渗透到各行各业，为什么不谈“电信网+”，是因为互联网有基本优势，规模优势、扁平优势、便捷优势、积聚优势和普惠优势。
“互联网+”可以看作是信息经济应用部分的核心内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初步测算结果表明，2014年我国信息经济总量突破1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6%。其中，信息经济生产部分规模为4.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6%，占同期GDP的比重为6.8%;信息经济应用部分规模为11.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4.8%，占同期GDP的比重高达19.3%。
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历史时刻，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需要有更为强大且持续的支撑力量。信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成为经济质量提升和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我们需要根据信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结合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环境和新要求，凝聚政府、企业和社会共识及力量，确定战略思路和重点任务，积极构建信息经济生态系统，大力推进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积极推进信息资源开放与共享，努力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
贵阳市副市长徐昊：
贵阳要打造全球首个免费Wi-Fi城市
数据是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撑条件下，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所有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数字化描述。大数据会成为新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引领整个新常态。
“互联网+”时代，为贵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所以，新常态就是新机遇。我们现在正处于由互联网时代进入大数据时代的门槛上。
大数据框架下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是现代政府的治理，强调多元化主体，强调民主性，强调平等参与性和强调互动性，这个是我们对于新的时期政府治理的特征的一个理解。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打破信息壁垒，连接数据孤岛，让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实施高效的联动。政府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
贵阳打造六、七、八、九四个系列大数据，就是要实现项目化、产业化。数据城市的一个基础，我们称之为大数据的基础平台。用全域免费公共WiFi系统，这样一种免费模式打造全球第一个免费WiFi城市。同时，成立大数据交易所，开展大数据的众投工程。把数据资源放在“众投工场”的平台上进行开放，用资源去寻找资本，用资本来发掘资源，我们称为“众投工场”。从机制上来破除数据壁垒的问题。
我觉得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治理，顶层设计时不我待。运用大数据来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这个事情，已经是势不可挡的必然。还有，数据的结构化问题和数据的安全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共性问题。
奇虎360公司副总裁石晓虹：
互联网+时代，更需要有国际水准的网络安全产业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网络安全问题的危害领域将不再仅仅局限于信息泄露、账户资金失窃，而是直接影响到公民的生命安全、产业安全等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互联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威胁也将造成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要加快推进本土互联网安全产业发展，推进网络安全核心设施的国产化，特别是企业级安全产品的国产化和第三方防护与监督力量。首先要提高终端安全防护能力，第一防火墙等网关一定会被穿透，终端看似在网关的保护之下，但实际上已经被推到了攻防最前线。第二，终端是最敏感的探测器，然而在企业网中70%的终端防护产品都是外国产品。第三，几乎所有网络攻击都始于终端。从伊朗“震网”病毒，以及目前发现的其他网络攻击武器，都是针对终端的软件。要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网络安全产业集群，形成互联网经济领域一个新的、更强劲的增长点。
未来，手机将会成为黑客的攻击目标，一旦被黑客控制，不仅关系到手机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也会涉及到银行支付甚至一些智能硬件的安全。
从2014年以来，360开始逐步渗透至硬件领域，全面着手打造覆盖硬件设备、操作系统的底层安全生态系统。
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
“双创”本身就是新业态产生路径
今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到深圳柴火空间去，引爆了众创空间。全国互联网用户6.4亿户，现在我们真正是处于一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创业大爆发的时代、创新大繁荣的时代（双创），打造创业型的经济，构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是深化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尝试。
新经济发展有很多新业态。但是新业态产生的路径是什么？我觉得双创本身就是一种路径。例如最近美国、英国上百所大学进中国，跟中国的园区搞合作，说明我们的市场有控制力。我们的资本也是有控制力的。小米带给我们的产业创新，是典型的互联网+。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生新业态，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新的业态也催生了新的组织形式，现在的双创呈现的是一种涌现性和生成性的特征。
原来我们是比较关注精英的。这一回合的政策措施调整后，公共政策更加强调普惠制，这是个很重要的理念转变，这是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所以，我们要加快推进包括众筹在内的支持创业者的政策，扩大众创群体的规模，发展众创的公共服务。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
中关村的创投案例和创投金额均占全国1/3以上
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更高更新的资源和条件的支撑。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政产学研用金介”几大要素构成的协同创新体系的整体推进。
科技创新源于科技，成于金融。中关村经过20多年的实践，在创业、创新领域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成绩和经验。比如，在全国披露的创投案例和创投金额中，中关村均占了全国的1/3以上，去年都超过了40%;活跃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家数目前统计是超过1000家，总量超过2000亿美元。
不过，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中年收入在2000万元以下的能够拿到银行贷款的只有3%，企业从银行拿到的间接融资的成本是经过了若干道程序以后的成本，大致在8%到12%;如果是从P2P，或从民间信贷拿到的钱，有人统计过，最低要15%，最高能到77%，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成本。这个成本如果不降下去，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都会面临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大众创业也会面临重大困难。
科技金融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板块，第一大板块是以科技信贷为主要内容的间接融资;第二大板块是以创业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直接融资;第三大板块是以多层次为主要特征的资本市场。从政策的角度来讲，希望进一步放宽科技型、新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的企业，在创业板开专门层次（板块），在注册制实施后不要对这些企业进行数量限制，以切实推动资本市场更好地支撑新经济的发展。
作者：张瑞杰
第三篇：经济新常态下对中国“新经济”的考察研究
[摘要]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发展“新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今后政府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发展“新经济”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坚持以人民为本的必然要求。与美国“新经济”内涵不同，中国的“新经济”预示着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增长动力、新的配置机制和新的经济结构。“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不断深化理论创新，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互联网+”战略，注重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新经济”发展提供新引擎。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新经济”;供给侧改革;“互联网+”;经济转型
[文献标识码]A
“新经济”一词最早是用来描述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主的技术变革促进美国经济繁荣这一经济现象的。即便当时学术界对美国“新经济”存在较大争议，但“新经济”代表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强调了新技术变革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2000年6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数字经济2000年报告》指出，1995—2000年美国GDP的30%来自于科技创新。“新经济”不仅内含着对旧生产力的解放和对旧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且更强调通过新生产力的发展来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与美国“新经济”不同，新常态下的中国“新经济”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利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此，本文拟从发展理念、增长动力、配置机制和经济结构等四个方面探讨中国“新经济”的新特点，并就 “十三五”期间促进中国“新经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一、新常态下发展“新经济”的理论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经济运行的趋势，作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论断。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加快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新经济”，就成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了解中国“新经济”概念提出的理论依据，可以为发展“新经济”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论认识，不仅提出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并且指出新常態下应该大力发展“新经济”，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这既是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探索，对中国经济发展将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首先，发展“新经济”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应该以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成为深化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从这个论点看，发展“新经济”，用新产业、新科技代替旧产业、旧科技，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深化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发展“新经济”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中央对于经济新常态以及发展中国“新经济”的判断，既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又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从国际经验看，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达到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之后，经济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转型阶段。在转型时期，不仅要求经济的持续增长，更要求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化解过剩产能，促进落后产能退出市场;另一方面，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国以互联网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提高了资源的再配置效益。
最后，发展“新经济”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受到体制性弊端的制约，经济发展活力不足;而过度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政策创新，而现阶段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需要，更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效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内在逻辑。
二、新常态下发展“新经济”的宏观经济背景
当前，我国发展“新经济”的宏观经济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政府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统计资料显示，1978—2013年，中国GDP年增速达到9.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9%的增长率[2]。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GDP总量达到58786亿美元，同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3]。但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转型升级。据统计，2006—2011年间，中国GDP增速一直保持在9%以上，但2010年以来，GDP增速逐年降低，2015年GDP增速仅为6.9%。由此可见，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指出：“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不断发展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4]另外，受到国际经济发展颓势、国内经济发展成本快速攀升、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结构的整体跃升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次，我国产业结构面临深刻调整，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在新常态下，促进落后产能退出市场，培育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现阶段，传统产能过剩导致供需失衡是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一方面，以煤炭、钢铁为主的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80.1%，2013年降为78.8%，2014年前三季度仅为78.7%，处于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5]。另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50%，但与发达国家70%—80%的比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经济结构中供给侧与需求侧相脱节，导致居民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习总书记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解读了供给侧改革，即政府通过简政放权，补齐制度短板，创新发展理念，清除传统产能过剩，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6]。
最后，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创新创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应用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2015年，中国互联网网民达到6.68亿，全球规模最大的4G网络已经建成，为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7]。2015年3月，李克強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互联网+”创新创业等11个重点行动。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结果，2014年中国信息经济总量达16.2万亿元，同比增长21%，占GDP比重超过26%，已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8]。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融合，互联网产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创新创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通过互联网带动创新创业，重构发展动力;其二，互联网产业释放了巨大的消费活力，不断催生和培育新的消费需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手机支付、手机网购、手机旅行预订用户规模分别达2.76亿、2.70亿和1.68亿，半年度增长率分别为269%、145%和25%[9]。
三、社会各界对于中国“新经济”内涵的解读
对于中国“新经济”，社会各界有着不同的解读和看法。
(一)政府部门：将“新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强调“新经济”对于国家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
政府部门对于“新经济”的解读主要是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各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主。关于“新经济”的表述，最早见于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李克强总理指出：“亚洲各国要适应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大趋势，推动以绿色能源、互联网等为重要内容的‘新经济’的发展。”[10]随后，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工程大会上将“新经济”界定为“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模式”[11]。然而，真正对“新经济”内涵做出详细解读的是2016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在一系列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2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新能源汽车”是“新经济”在工业领域的一个标志性行业，要促进“新经济”的发展壮大，才能使中国经济“柳暗花明又一村”[12]。2016年3月，国务院首次将“新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新经济”不仅涉及一、二、三产业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业态，同时包括智能制造、大规模定制化生产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式发展[13]。可以看出，政府部门最早提出并对中国“新经济”内涵进行界定，认为“新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催生的新产物，同时也是产业融合产生的新兴业态，将对中国经济的新发展起到支撑作用(见表1)。
(二)企业界： “新经济”被认为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产物，应该重点关注“新经济”浪潮下的网络信息安全
与政府部门不同，企业界对于“新经济”的认识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新经济”是新产业革命的产物，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方向。如：阿里研究院报告认为，“新经济”的第一轮浪潮是IT技术引发的经济革命，而第二轮则是以DT技术推动的，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美国西雅图举办的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表示：“中国高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中国‘新经济’的增长势头不亚于美国。”兴业证券和分众传媒则认为，“传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结构性调整，因而催生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信息产业和互联网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经济力量将不断爆发出来”。腾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则表示：“分享经济是‘新经济’的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动力转换。”二是针对“新经济”浪潮下的产业发展，企业各界对数据安全问题更加关注。马化腾认为：“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中国网络信息设施建设还需要全面提升，‘互联网+’面临更多的信息安全挑战。”用户网络董事长王文京认为：“新经济浪潮下，数据的产生、权属、使用、保护的治理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中国制定《数据法》也变得越来越迫切。”上海有色网CEO范昕认为：“发展新经济需要更加宽松的市场和监管环境，希望政府推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14]
(三)专家学者：深入考察分析美国“新经济”，强调新常态下中国发展“新经济”应该注重法治和政府职能建设
21世纪之初，我国学者对于美国“新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希望通过对美国“新经济”的考察为中国发展“新经济”提供政策思路。宋玉华(2001)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原理重点分析了制度和创新对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就中国“新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15]。刘树成、李实(2000)，刘崇仪(2001)等通过对美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指出中国应该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经验[16][17]。从目前来看，学者们对于中国“新经济”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对于“新经济”的基础性描述尚未展开，但有关的专题研究正在进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认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新经济’需要法治保障。”[18]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建设，政府要真正地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要认为有了新经济，政府就可以到一边去了。相反，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会变得更加重要。”显然，与企业界不同，专家学者更看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强调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法律和发挥职能作用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为“新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中国“新经济”究竟“新”在哪里?
在经济新常态下推动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成为专家媒体热议的话题。中国经济已经连续5年呈下降趋势，迫切需要发展“新经济”，使经济尽快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中国“新经济”既是“新一轮信息处理技术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又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所催生的新兴业态”。显然，要促进新常态下中国“新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了解中国 “新经济”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经济”彰显了新的发展理念：从传统经济发展观向以创新为主的新经济发展理念转变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低成本要素、高资本投入和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提出并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基本发展理念，不仅集中反映了国家和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而且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新常态、新时期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培育“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创新为主的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首先，“新经济”是创新经济驱动的产物，是经济领域的新业态。“新经济”不仅涵盖了“互联网+”、物联网和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还包括三大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从而创新了经济发展业态。其次，“新经济”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新经济”属于第三产业，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同时体现了经济的发展方向。最后，“新经济”倡导分享经济，共享资源。目前，作为“新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共享经济在我国已经取得较快发展，据测算，2015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约1.95万亿元，全职从业人员约1000万人[19]。因此，发展“新经济”不仅是促进经济新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倡导经济发展五大理念的必然选择。
(二)“新经济”预示了新的增长动力：从以投资为主导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方向转变
长期以来，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统计数据显示，1991—200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8.5%，2011年上升到48.3%[20]。长期大规模的投资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以钢铁行业为例， 2007年以来，中国钢铁市场利用率一直低于80%，2016年下降到70%以下，远低于合理水平[21]。与此同时，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据统计，2000—2011年间，消费需求对于经济的贡献率由65%下降至55%，而2010—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8.3%、17.1%、14.3%和12.7%，增长幅度逐年降低[22]。根据国际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率逐渐上升，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降低中国的资产投资率，刺激消费，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刺激消费的手段有两种：其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二是通过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刺激消费。与传统产业不同，“新经济”能够有效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以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旅居养老产业为例，通过将“养老产业”和“旅游产业”结合起来，从而增加和刺激消费。显然，“新经济”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由以投资为主导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方向转化。
(三)“新经济”倡导了新的配置机制：从以政府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方向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然而，长期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权较大，限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经济发展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发展“新经济”正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体现。首先，“新经济”本身是市场经济创新的产物。以“互联网+”、物联网、3D打印技术等为主的新经济、新产业本身是市场经济自由创新的结果。其次，“新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繁荣市场，促进企业创新和产业创新。最后，资源配置机制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不仅是“新经济”的发展要求，而且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发展“新经济”同样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
(四)“新经济”凸显了新的经济结构：从以工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方向转变
长期以来，中国注重以重工业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力发展第二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增速放缓，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另一方面，与互联网相关的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培育了新产业、新经济。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GDP总额不断下降，第三產业比重不断提高，第三产业比值不仅于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而且于2015年超过50%，达到50.5%[23]。“新经济”以“互联网+”、3D打印、大数据等第三产业为主，是新一轮信息产业革命的产物。“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变。首先，“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业、软件开发业、电子商务交易等新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第二，“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智能家居、在线医疗、远程教育等新兴服务业态的发展。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一方面，要通过对传统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传统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内需，发展新产业、“新经济”和新业态，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促进中国整体经济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方向转变。
五、“十三五”期间发展“新经济”的相关政策分析
现阶段，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质量上还存在很大差距。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提升经济质量的关键阶段，应该抓住新常态下的发展机遇，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指出：“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快速成长，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24]因此，“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培育“新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一)不断深化理论创新，通过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
随着执政水平的提高，我党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此后，中国领导人又作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正确判断。新常态下，“新经济”带动的新产业在中国蓬勃发展，这与党和政府不断创新执政思路和理念密切相关。“十三五”期间，尖端创新在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推动经济领域的理念创新，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因此，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正确发挥好自身职能。首先，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健全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督管理制度，为“新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框架，构建有效的预调、微调机制，注重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动力。最后，持续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内源动力。
(二)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解决经济增长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化解过剩产能，解决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才能为“新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此，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政府推动，市场引导，通过制定全面的配套措施，积极化解煤炭、钢铁等产业的过剩产能。第二，通过简政放权，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第三，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切实扩大有效需求。第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打好脱贫致富攻坚战，积极培育新产业，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扩大有效供给。第五，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遏制非法集资势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总之，“十三五”期间，深化结构性改革必须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全面转型升级。
(三)推动“互联网+”战略升级，注重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行“互联网+”行动计划，通过加快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之间的融合，促进新业态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互联网可以实现数据高效交互、信息资源共享、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互联网面临着内外部的各种网络安全风险，需要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具体来说，首先，推动网络在线安全检测。对国内互联网进行持续、实时的扫描检测，识别符合信息安全的关键信息，提高在线安全检测能力。其次，建立网络安全风险信息共享机制。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建立国家网络安全风险信息共享平台，提升对于关键信息的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再次，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技术研究。支持科研单位、网络基础设施单位和企业推进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事件分析与防护能力，保证设施设备、数据和新系统的安全。最后，加快建立网络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的安全审查制度。对关键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进行分类审查、检测与管理，从而有效保障“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网络信息安全。
(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新经济”发展提供新引擎
创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强盛之基、进步之魂，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十三五”期间，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发展“新经济”、推动经济结构轉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为此，应该准确把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正确处理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几个关键点：一是深化制度改革，破除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瓶颈。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首先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为企业创新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和政策支持。二是坚持自主创新，提高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现阶段，中国存在的问题是关键基础自主创新不足，为此，应该坚持自力更生，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努力取得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前沿性成果。三是坚持市场导向原则，推动企业创新，为“新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要把创新主体地位交给企业，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完善市场创新机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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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绛华
作者：汪连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