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哲学研究生论文范文
数学教育哲学的哲学意义及研究路径
【摘 要】数学教育哲学是世界数学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哲学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哲学、数学哲学或教育哲学为基础对数学教育进行研究，二是这种研究方式可以是哲学理论的运用，哲学话语体系的研究，或是采用哲学思维方式的研究。数学教育哲学有四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哲学成果的数学教育价值实现，哲学论题的数学教育化研究，哲学思维方式的数学教育批判，数学教育哲学的学理研究。
【关键词】数学教育哲学;哲学意义;研究路径
【作者简介】1.吴晓红，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江苏徐州，221116)教授，博士;2.谢明初，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广州，510631)教授，博士。
20世纪80年代，“数学教育哲学”得到国际数学教育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现已成为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CME(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athematical Education)的重要议题，成为世界数学教育研究的重要方向。自20世纪90年代数学教育哲学走进我国，时至今日，中国数学教育哲学发展已有30年，但是还存在学科定位不清晰、研究领域模糊等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数学教育哲学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其中对什么是数学教育哲学，如何开展数学教育哲学研究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是促进数学教育哲学发展的关键。
一、数学教育哲学的哲学意义
1.相关论点。
欧内斯特是国际数学教育哲学团体的主席，他于1991年出版的《数学教育哲学》，标志着数学教育哲学的系统研究。
欧内斯特认为，数学教育哲学主要是借助哲学中的一些方法和概念对数学教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他的《数学教育哲学》主要围绕数学哲学、学习的本质、教育目的、教学的本质等问题展开研究。[1]
郑毓信是中国数学教育哲学研究的开创者，其论著《数学教育哲学》主要围绕什么是数学、为什么要进行数学教育、应当怎样去进行数学教学等问题开展研究，他在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数学教育哲学即是关于数学教育的哲学分析。[2]
黄秦安曾经分析了数学教育哲学的多重定义，他认为，在数学教育现象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可以概括为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3]数学教育哲学主要研究以下问题：(1)数学教育目的论;(2)数学课程(目标、内容和步骤)建立与设置的标准和依据;(3)数学教学活动的本质;(4)数学学习活动的本质;(5)数学教育评价的依据和理由;(6)数学教育的价值问题;等。
谢明初认为，数学教育哲学就是运用哲学方法对数学教育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应重点考虑5类问题：(1)数学是什么?即所谓的数学观的问题;(2)什么是数学学习?即所谓数学学习观问题;(3)如何进行数学教學?即数学教学观问题;(4)数学教育的目的与价值;(5)怎样进行数学教育研究。[4]
表面上看这些观点较为相似，实际上还是存在不少差异，仅就研究问题而言，差异就不少。观点的不同归根结底在于对数学教育哲学含义的理解有差异。
到底什么是数学教育哲学?通常的回答是：关于数学教育的哲学分析或者思考。但是仅仅一句话难以概括出数学教育哲学的本质，这也是认识上容易产生混淆、歧义的重要原因。就关于数学教育的哲学分析而言，至少还需要考虑两个问题：其一，哲学是指哪种哲学?其二，什么是哲学分析?
2.哲学：一般哲学?数学哲学?教育哲学?
首先需要明确“哲学”的指向：是一般哲学?还是数学哲学?抑或是教育哲学?
(1)就数学哲学而言。历史上，数学对象的实在性问题(本体论问题)和数学的真理性问题(认识论问题)，是数学哲学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从19世纪中期开始，数学哲学的研究中心是数学基础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起，数学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研究立场、研究方法、基本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数学观由静态、绝对主义数学观转向了动态、拟经验主义数学观。
数学哲学的发展对数学教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例如，60年代的新数运动受到了布尔巴基“结构主义”数学哲学的影响，80年代的问题解决则反映了动态数学观对数学教育改革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反映在数学教育改革上，也体现在人们的认识上。例如，1992年国际数学教育大会中数学教育哲学论题组第一次会议的主题便是“数学哲学及其教育涵义”，学者们探讨了关于数学哲学的新思考、数学哲学和教育中的若干问题、知识的社会学与数学教育等问题。事实上，欧内斯特的数学教育哲学研究始于对数学哲学的探讨，郑毓信的数学教育哲学思想的起点也是基于数学哲学对数学教育活动的指导。
可见，数学哲学对数学教育的影响促成了数学教育哲学的产生。在此意义下，我们可以说，数学教育哲学是关于数学教育的数学哲学分析。
(2)就教育哲学而言。与数学哲学的直接影响不同，教育哲学对数学教育哲学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由于从事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者多具有数学研究背景，因此，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数学哲学角度切入的。”[5]
但是，数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学科，自然要符合一般教育的规律。因此，教育哲学对数学教育哲学的影响是必然的。教育的本质、目的、价值、方法等根本问题是教育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这些也是数学教育哲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例如，数学教育目的、数学教育的价值是数学教育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欧内斯特在《数学教育哲学》中探讨了“数学教育的目的和观念”;弗赖登塔尔的《作为教育任务的数学》中，有关于“数学教育的用处和目的”的专章论述;“数学教育目标”也是郑毓信在系列论著中都探讨的重要主题。因此，关于数学教育的讨论必然离不开教育哲学的影响。
(3)就一般哲学而言。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教育的目的就是提升人们的教育智慧，从根本上说，“决定教育的最后根据是哲学”[6]，数学教育问题最终都是哲学问题，对数学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追问数学教育的本质：数学是什么?数学教育是什么?为何学习数学?如何学习数学?数学与人类的经验是什么?等等。而这些问题正是欧内斯特、郑毓信等学者建构数学教育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不仅研究问题最终都是哲学问题，而且哲学的功能在数学教育哲学研究中有突出的体现。郑毓信指出，哲学“不是为相关问题提供明确的解答，而是通过理论分析，特别是深入的批判，促使人们更为深入地去进行思考，包括积极的反思和自我批判，从而就可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实现更大的自觉性”。[7]而我国的数学教育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即是“对数学教育现实问题进行哲学分析，旨在提高对数学课程改革的理性认识，避免对课程改革的片面性认识和一些极端化的做法”。[8]显然，哲学对数学教育哲学研究有着直接影响。
因此，关于数学教育的哲学分析，其中的哲学，既可以是一般哲学，也可以是数学哲学、教育哲学。
3.哲学分析：哲学理论?哲学话语?哲学思维?
明确了哲学指向，还不足以表明数学教育哲学的内涵，还必须指明“哲学分析”的意义。什么是哲学分析?是运用哲学的理论分析?还是运用哲学的话语体系分析?或是运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我们认为，数学教育的哲学分析有三种内涵：基于哲学(数学哲学、教育哲学)理论分析数学教育;基于哲学(数学哲学、教育哲学)话语体系分析数学教育;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分析数学教育。
基于哲学(数学哲学、教育哲学)理论分析数学教育，是指运用哲学理论透视、分析数学教育问题，重点是哲学理论的教育学价值，揭示哲学理论对数学教育的启发和指导。在此意义下，数学教育哲学与数学教育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以哲学理论引导、规范数学教育，为数学教育提供理论基础。
基于哲学(数学哲学、教育哲学)话语体系分析数学教育，是指运用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研究数学教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哲学(数学哲学、教育哲学)话语体系分析数学教育，就是要研究数学教育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在此意义下的数学教育哲学，主要体现出应用哲学的特点，数学教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更多是一种附属关系，是以数学教育来解释说明哲学理论，或者作为哲学理论的数学教育注脚，是将哲学的研究问题迁移到数学教育中，探讨数学教育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基本问题。
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分析数学教育，是指运用哲学思辨、批判、反思的思维方式研究数学教育。通过对数学教育现象进行哲学分析，促使人们更为深入地思考，排除理念上、现象上混乱的思想，深刻地认识数学教育现象背后的实质，能够更理性、更自觉地从事数学教育活动。
至此，我们对数学教育哲学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数学教育，其哲学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哲学、数学哲学或教育哲学为基础对数学教育进行研究，二是这种研究方式可以是哲学理论的运用，可以是哲学话语体系的研究，还可以采用哲学批判思维方式研究。
所以，数学教育哲学即是运用哲学(数学哲学、教育哲学)的理论、话语、思维方式，对数学教育基本问题进行的研究。
二、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路径
数学教育哲学的哲学意义，也为我们指明了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路径。
1.哲学成果的数学教育价值实现。
数学教育哲学的意义之一是基于哲学(数学哲学、教育哲学)理论分析数学教育，运用哲学理论透视、分析、指导数学教育。从而，数学教育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将哲学理论运用于数学教育，探讨哲学的教育学价值，实现哲学对数学教育活动的指导意义。
例如，数学哲学研究已告别基础研究时代，数学观发生转变。因此，有必要探讨现代数学哲学观对数学教育的启示，研究现代数学哲学观的教育学价值。诸如“数学活动论”的现实意义;“数学模式论”的教育学价值;动态、多元、辩证的数学观在数学教学中的体现等，均是数学教育哲学应该关注的重要议题。郑毓信的《建构主义及其教学涵义》、李建华的《社会建构主义数学哲学与数学教育哲学及其教育图景》等研究就是这种研究路径的体现。
鉴于数学哲学的较大影响，此研究路径更多体现为探讨数学哲学的教育学价值，有必要加强教育哲学对数学教育的指导，研究教育哲学理论在数学教育中的运用。
2.哲学论题的数学教育化研究。
哲学研究论题的数学教育化研究，即是将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研究论域拓展到数学教育中，研究数学对象的本质及来源、数学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数学教育的价值和目的、数学实践与真理的关系、数学思维方法及其训练等，或者从本体论、认识论等角度分析数学教育问题。
朱梧槚、王前探讨的数学本体论研究对数学教育的影响、数学认识论研究在数学教育中的作用、数学方法论研究在数学教育中的应用[9]等，即是数学哲学研究论题在数学教育中的拓展。杨之关于“数学量的一般特征及其对数学教育教学的意义”的探讨，则是对数学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研究[10]。关于数学教育的价值、目的等的探讨也是这种研究路径的体现，诸如数学教育是为了谁，数学教育的价值何在，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3.哲学思维方式的数学教育批判。
该研究即是运用哲学思辨、批判、反思的思维方式，审视数学教育现实，揭示数学教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促进对数学教育的理性思考，实现数学教育实践的理论提升。
实际上，我国数学教育哲学得以快速发展，与这一研究路径有很大关系。2001年我国开始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许多学者以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为契机，密切联系数学教育现实，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对改革中的诸多现实问题进行了理性批判，诸如王光明的《关于“数学新课程”讨论的梳理、分析与思考》、黄秦安的《数学课程改革向何处去》、郑毓信的《数学教育改革十五诫》等等都属于此类研究。这些研究对数学课程改革(甚至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正是对数学教育的哲学批判，促进了理性地认识数学教育改革，同时也促进了数学教育哲学的发展。
4.数学教育哲学的学理研究。
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有必要开展“元研究”，即把研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促进学科发展。所以，除了以上研究路径，数学教育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即是关注数学教育哲学自身学科基本问题，诸如数学教育哲学的体系构建、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等。开展数学教育哲学学理研究，才能更好地促进数学教育哲学学科建设。《关于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征》[3]《中国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8]以及魏佳的《论数学教育哲学——从一则隐喻谈起》等，都是这种研究路径的具体体现。
目前，这一研究相对较少，但已受到数学教育界学者关注。例如，数学教育哲学的学科定位、数学教育哲学基本问题、数学教育哲学研究趋势等，已成为全国数学教育哲学高层论坛的重要议题，并有很多學者开展此研究。
【参考文献】
[1]ERNEST P.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Philosoph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 London： The Falmer Press，1994.
[2]郑毓信.数学教育哲学[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3]黄秦安.关于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征[J].数学教育学报，2008(06).
[4]谢明初.走向数学教育哲学研究[J].数学教育学报，2011(02).
[5]喻平，徐斌艳.中国数学教育的当代研究[J].数学教育学报，2011(06).
[6]戚万学.决定教育的最后依据是哲学[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1).
[7]郑毓信.新数学教育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吴晓红，黄秦安.中国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
[9]朱梧槚，王前.数学哲学在数学教育中的应用[J].曲阜师范大学学报，1993(01).
[10]杨之.数学量的一般特征及其对数学教育教学的意义[J].数学教育学报，2010(01).
作者：吴晓红 谢明初
第二篇：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课题——游戏哲学
* 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基于现代新美学范式的游戏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0YJA720044)、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美学视域中的游戏本质研究”(项目编号：W2010094)、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游戏理论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DUT10RW315)研究成果。
摘要：哲学是对人类生活的深情检视和智慧救赎。本真的哲学尽管以理论形态关注人生，但因其真诚地面对历史和现实、勇敢地挑战前提和传统、智慧地建构生活和家园而获得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这样的哲学因其时代内容而“有力”、因其民族形式而“有根”、因其个性风格而“有我”，换言之，理论是因为彻底而拥有了生命力。然而近年来关乎生存根本的哲学日益被边缘化，究其原因就在于许多哲学变成了“三无”的概念哲学，这样的哲学也许可能成为学术象牙塔中的摆设，但绝不能成为照亮苦难征程的阳光。今天面对中国人的生活困境、精神焦虑与意义危机，建构实践哲学的当代形态即“游戏哲学”，从而为人们重拾意义，是时代交给中国哲学的神圣使命。因为游戏是实践的最本真样态，源于审美，因而自由，能够创造与超越，也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课题。
关键词：游戏哲学;审美实践;生命哲学
哲学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关注命运、审视自己其实出于人的本性，人类需要哲学就如同植物需要阳光、动物需要空气一样。哲学也从来都不是文本、不是概念、不是冰冷的逻辑和理性，而是满怀深情对生活的眷注和对现实的检视，从而为人类寻到某种安身立命的意义基石，以安顿心灵、抚慰人生。尽管每个时代的哲学和理论形态不尽相同，但本真的哲学总是因其真诚地面对现实、勇敢地挑战前提、智慧地建构家园而获得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这样的哲学因其时代内容而“有力”、民族形式而“有根”、个性风格而“有我”，换言之，理论是因为彻底而拥有了生命力。然而近年来哲学越来越被边缘化，这是因为关乎生存根本的哲学日益变成了“无力”、“无根”和“无我”的概念哲学，这样的哲学也许能成为学术象牙塔中的摆设，但绝不能成为照亮苦难征程的阳光。今天面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困境、精神焦虑与意义危机，建构实践哲学的当代形态即“游戏哲学”，帮助人们重拾意义，是时代交给中国哲学的神圣使命。因为“游戏”作为人类实践的最本真样态，源于审美，因而自由，能够创造与超越，也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崭新课题。
一、哲学史：哲学的游戏史
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其中包含了三种含义：第一，哲学的路有很多条，任何一条都不足以代表哲学，许许多多的哲学运思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的哲学版图。第二，任何时代的哲学都不是什么绝对真理，而只是关于绝对的相对真理，必有其时代、民族、个体的规定性和片面性。第三，哲学有其相对性，这是哲学的缺点，也是哲学的优势，哲学史也因此成为一个高度包容与开放的生命体。换言之，哲学史的生命力源于视域扩大，开敞历史的胸怀;哲学的生命力在于视域缩小，瞄准现实的根基。
尽管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每一时代的哲学没有绝对性，但对那个时代来说却是哲学家所洞察的“绝对”，这是因为“真正意义的哲学，并不处理过去，而是在处理永恒和真确的现在”。而本真的哲学就是因为真诚地面对现实、勇敢地挑战前提、智慧地建构家园，才能够为人解惑、叫人受用，才能获得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也就是说理论是因为彻底才能说服人、才有了生命力。对此海德格尔解析的最透彻：“哲学如果只是一些与生命割离了的理性构作的话，将是无力的。”
古希腊的哲学是哲学史上最纯真素朴、也最有生命力的哲学，虽然没有太多的逻辑和体系，有的甚至都没有文字存留，但它却承载着人类童年最多的热爱与忧虑。因为希腊哲人最明白，哲学不是学术、不是职业，而是一个向一切探索真理的灵魂敞开的精神世界。赫拉克利特用隐语“自然喜欢躲藏起来”指明了希腊行进的方向：哲学家一生的任务就是寻找自然。这是因为在古希腊，人生命活动的重要逼迫源于自然，人要生活就要依赖自然、求助自然、了解自然，而寻找外在的自然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安顿内在的自然，为自己的有限人生在天地间提供一个意义，寻找一个永恒和无限。所以那时的哲人，面对自然时既有孩子的纯真又有恋人的激情，他们全身心投入在这样的探究中胜过爱这世间的一切，而这爱智只为了揭开生命的谜底、寻找人生的慰藉。苏格拉底就用最真诚的办法(放弃自然的生命)启示人们：真正的永恒和无限只能生成在我们的心坎里!人是自然的存在，更是自由的存在。认识自己才能认识自然，返回自己才能返回自由、走进永恒。从此希腊哲学从外在的“自然”转向内在的“自由”。柏拉图告诉人们自由其实是理念之光照耀下的自我寻找即“回忆”，而亚里斯多德则致力于自由的现实生成。然而人怎样获得自由、怎样拥有永恒?希腊智慧提供了路径：审美游戏!理想主义者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教导：每个人都应玩最高尚的游戏，这样才能拥有与他们目前不同的另一种精神。生活必须作为游戏来过，人才能抚慰神灵，才能在生命的竞争中获胜。柏拉图以他的智者心灵深深体悟到：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游戏状态，在玩高尚游戏时人就能获得一种自由超越的精神，“游戏”就是本真的人以最严肃的态度做的最严肃的事情，而人也只有在这时才走近了神、走进了永恒。有意思的是与老师志趣迥异的现实主义者亚里斯多德同样钟情“游戏”。他说：“休闲是一切事物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其实希腊语中“休闲”为“Skole”(英文“Leisure”)，并不是指纯粹的休息，而是指必需劳作之余的自由发展，也就是说亚氏的“休闲”是指在休闲时间所作的事——游戏。个性不同的两个哲学家“在山下分手，又在山顶相遇了”。
在哲学史上，能和马克思比肩的大哲学家可能只有康德，这是因为只有他们既能够成为哲学断代的标准和典范，又能在所有时代的哲学中一直保有独立超然的位置，这是因为他们在时代背景下对于人性、人生总有着最清醒的思量和深沉的把握。
康德生于近代科技飞速发展、人类理性疯狂膨胀的启蒙运动时期，但他以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深邃眼光，给了人类理性以最冷静的检视。康德对人的有限性有深刻的体认，他既不像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自视过高，也不像以后的哲学家走向绝望，而是给予主体理性以适当的地位，提醒人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句话：扬弃知识，为信仰留地盘!康德彻底贯彻了希腊精神，哲学不是知识不是工具，哲学是要认识自己，过爱智的生活。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三个命题：一、我可以认识什么?二、我应该做什么?三、我可以希望什么? 20年后，康德在这三个问题后又加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与其说这是个“元问题”，还不如说是前三个问题引发的最根本追问。对第一问题，康德的回答是：人是有限的存在，可以认识“现象”，但永不可能认识“物自体”(本体)。对第二个问题，康德的回答是：人应该做道德的倾听者和承担者。那么这样的实践何以可能?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给了明确答案：在审美的“游戏”中可能。康德深知理性规定的常不是感性喜欢的，这种二重性是人的一切苦恼的根源，于是康德寻到了唯一的桥梁：审美。因为审美不借助概念、无功利性，既不是片面的个体感性的疯狂扩张，也不是片面的社会理性的极度压抑，审美使感性和理性统一、使个体和社会融合，这种协调方式康德称之为“游戏”。换言之只有在审美的游戏中，人才能站在他者的立场思考，才能实现道德的完善，人也因此获得真正自由和解放。在审美判断力的疆域，康德哲学的光芒得以真正绽放，同时康德告诉人们：人是什么?人是一个审美的有限存在!人可以希望什么?希望在审美游戏中从有限走向无限、在瞬间中把握永恒!
马克思是近代哲学的终结者，又是现代哲学的开拓者，他的伟大在于他用实践哲学覆盖了所有哲学的领地。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其说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和费尔巴哈的“自然的感性”基础上建构了“实践哲学”，还不如说是对康德的实践思想的真切领悟和纵深发展。从本质上说，康德的哲学就是如何实践的哲学，只不过在康德哲学里，这种实践更多地指向了道德领域，而在马克思的哲学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最基础的实践是指物质实践，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马克思之为马克思，其哲学的光华在于：物质实践只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精神实践才是人类自由的标志!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人从自然、感性、理性的桎梏中走出来又跌入了经济与资本的枷锁中。换言之，此时人摆脱了“最初的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 却走进了“第二大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面对这样异化的人类处境，马克思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为旨归，为人们描绘了第三个阶段的蓝图：“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 马克思同时也警示我们，只有摆脱了必然的束缚，人才可能真正的解放，走进“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然而这个“产”绝不是物质“财产”与“资产”，而是精神的“生产”和创造。颇有意味的是接着马克思还提供策略：“按照美的规律塑造(实践)”，其实这审美实践就是当年康德所说的“游戏”。因为“审美”作为“人的尺度”，它“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人因此走向自由与永恒。马克思一生没有专门阐述概念的美学著作与体系，然而他有一个最懂审美的心灵，每一个与马克思神交的人都深知，其全部哲学运思的根源就是“美”，就是通过现实实践的审美化而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也因此这样的哲学被萨特誉为“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其不可超越就在于从此以后几乎所有哲学都是沿着这个进路并不同程度阐释着“审美实践”的真谛。
一部哲学史，就是哲学家满怀挚爱全情投入的“大爱”史。因为对时代生活的审视，哲学有了力量;因为对民族品性的体认，哲学有了根基;因为对个体风格的把握，哲学有了自我。本真的哲学都是“有力”、“有根”和“有我”有生命的哲学，理论能够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彻底。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每个时代的哲学问题虽不相同，如古代哲学寻求“万物的统一性”、近代哲学寻求“认识的统一性”、现代哲学寻求“实践的统一性”(语言的统一性)，但是这所有的哲学探索最后全部都落到同一个基点上——审美游戏。换言之，哲学史就是游戏史。那么，这个让无数哲学家深情凝视的游戏到底是什么呢?
二、游戏：最本真的审美实践
游戏是最古老而普遍的活动，是一切生物的本能。其实在人类登上历史舞台前动物就已经在游戏。席勒认为动物摆脱了物质的需求而有了盈余精力，就可能进入游戏：“当狮子不受饥饿所迫，无须和其他野兽搏斗时，它的剩余精力就为本身开辟了一个对象，它使雄壮的吼声响彻荒原，在这无目的的使用中它的旺盛精力在自我享受。”事实上，动物在进化中的序列愈高，就愈能因优越的身体或直立而获得充足营养，当它们不受生存需要的驱迫时，精力很容易转向更加深层的游戏中。我们在观察动物游戏时会发现，人在游戏中体会到的所有东西和动物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这是因为在所有的游戏中“有某种超出了直接生活需要并将意义赋予的东西在运作，一切游戏都意指着这种东西”②，这种“东西”就是游戏的精神乐趣。而且游戏的力量极其强大，可以将游戏者席卷其中，其情绪和精神被深深震撼和吸引，此时自由的生命狂流冲垮了一切外在的羁绊，在与现实生活相隔的虚拟“场”内，游戏者以最大的专注和严肃全身心地投入游戏。他们遵守着也创造着游戏规则，心应万物、物我两忘，领悟着、创造着，这样游戏就上升到了审美和神圣的层面而把理性远远抛在下面，就能够“和着天堂之舞的节拍轻轻晃动”，做到“游戏神通”。
游戏既然非人类所独有，也就必然拒绝一切理性思维。那么游戏的这种巨大力量来自哪里?其实这种情绪的求乐本能就来源于我们潜意识的“美”。这方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给了解释：人性中有两种东西，“意识”和“无意识”。“意识”介于我们内在存在和外部现实之间的生命表层，逻辑、理性、道德等都在这里，其核心就是从外部接受知觉，它经由语言的力量而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从而使文化和教育能够得以进行，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无意识”深藏在我们生命的基底，情绪、热爱、美都在这里。它不是笛卡儿的“我思”而是弗洛伊德的“我欲”，它是人的灵魂中最不可驯服、不可摧毁的东西，遵循的是快乐原则。然而无意识和意识常冲突，就像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总使我们不能平衡，这时怎么办?《礼记·乐记》中就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只是教育和文化对人的规范，而“乐”才使人性和谐。追求快乐，才是人的本真追求和不变的法则。所以弗洛伊德说：“我们的全部活动就是要获得快感和逃避痛苦，它自动地受快乐原则的调节。”换言之快乐原则安排了生命的一切活动，只有美、热爱等才能发动我们的理性机器，而爱与美从来都是紧紧相连的，在古希腊，爱神和美神是一个人就揭示了这个道理。
我们知道，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然而人类几千年来都在孜孜不倦进行“真”与“善”的教育，却从不需要对“美”进行后天规范，这是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最为本真自由，马克思的名言“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就是基于此产生。因为马克思知道，“美”不仅是“物的尺度”，也是“人的尺度”，而且由于拥有一个智慧的大脑，理性人眼中的“美”就有了不同的意向性，他就不再像动物只关注事物的表层之美而能进入世界的深层与之交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了，游戏就是人与世界之美深层交往、相融互生的自由精神实践。
人的智慧在于“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这种神性即理性，是我们自由选择的源泉。当我们面对宇宙自然，理性文化积淀总会融化在无意识中变成自由选择的方向。不同的理性个体总是会体验到不同的美，感受到不同的震撼与感动，如科学家总是对自然秩序的美一往情深，而艺术家总被人类情感的美深深震撼。来自心灵最深处的震撼和感动会成为游戏的不竭动源，这正是文化得以生发、相续并呈多样性的基础。然而这种原初的感受只能体验，却不能分析和反思，它是躲在文字乃至思想背后的东西，对此最深刻的哲学家都知道如何让它显现。柏拉图用对话集、庄子用寓言，而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不约而同将哲学的功夫导向了语言外的“沉默”处，对它的理解东方人可谓相当智慧，道家“道不可言”，玄学“言不尽意”和佛家“不立文字”都告诉我们美不可说，一说就破。这就是“美是什么”两千多年来总是困扰擅用逻辑语言与理性的西方哲学家的原因。
然而，说这不可说之美，追寻这文化之根源，却是人类抑制不住的需求。帕斯卡尔早就认定：心灵自有理路，是理性不能知晓。于是“寻根”就成为胡塞尔一生的追求，用胡塞尔自己的话说这是“笛卡儿以来全部近代哲学的神秘渴望”。因为现象学的任务就是通过人类文化现象的回溯与还原去寻找思想形成的最初根源，即“回到事实本身”，办法就是将经验现象“括出去”，不断使理性回撤到“隐”，然后剩下的就是现象学的“纯粹”。胡塞尔——这个“哲学家中的哲学家”，一生写了很多大部头著作，都在竭尽全力去描述这个不太容易说清楚的话题。然而这种“渴望”在美学家杜夫海纳那里就轻松解决，因为他知道那根源是“美”，找到了思想生发的秘密。他说：“在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以找到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径，原因是：它处在根源部位上。”于是杜夫海纳断言：“在最纯粹的瞬间，审美经验完成了现象学还原。”其实这个瞬间凝铸的就是胡塞尔的“纯粹”，海德格尔叫“Dasein”，中文多译为“此在”，其实我认为张祥龙译的“缘在”和尚杰的“异在”更具神韵，因为现象学的本质就是“直接呈现”，不靠理性工具手段，但必须有生发的“机缘”，这是一个“异度”的瞬间生成，尼采叫做“审美的醉”。对此，智慧的老子四个字“为道日损”一语道破，而庄子接着提供了实现的办法：逍遥游!
其实，最伟大的哲人都有最懂爱的审美心灵，他们对生活都有最敏锐的体验和最深沉的感悟。在源头上，其实哲学就是诗，大哲学家与大诗人有着一样的心灵，他们受同一种力量驱使、受同一种痛苦煎熬，追问同一个答案、寻找同一个永恒，这就是李白、歌德的诗篇总闪烁着哲学智慧，而庄子、尼采的哲学总放射诗性光芒的原因吧。对此诗人哲学家席勒解析得相当透彻：“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因为“美是我们的第二造物主”。在席勒看来，上帝给了我们的自然生命，而“美”则赋予我们自由精神。这种美不是物质世界表层的依赖，而是精神世界深层无功利的自由和超越，而只有它才是游戏的源泉，换言之只有摆脱了物质必然的束缚，人才能与世界最本真的游戏共舞。所以席勒循循劝导我们：“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
游戏只呈现给最纯真的心灵，如同人在孩童时最具纯正天性最懂游戏，人类的童年期也最具诗性的游戏情怀。就像古希腊哲人一样，童年期的东方智慧也深情眷注着游戏，“游”也同样成为中国精神的关键词。孔子的“成于乐”、“游于艺”，庄子的“逍遥游”都强调了文化生成与人类生存的最好状态就是游戏。“游”是高度自由的快乐状态，它源自生命的情感导引和内心需求，抖落了物质和外在的羁绊，游者能够完全和所游的东西合而为一，心应万物，顺其自然，此时自由的精神“游无何有之乡”，与宇宙精神相往还，找到宇宙的真谛，也回归和呈现了自己的本真生命，回到美丽的精神家园。
“游”就这样踏着天堂之舞的节拍、伴着本真生命的心律，导入了美妙的精神沉醉。游戏是自由生命的实践形式，古往今来伟大的心灵都在他们自己独特的游戏中倾注了自己、找到了自己，也领略了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对他们来说，游戏越有挑战性，就越能深入到生命的根底，越能激活生命的光芒，其开显的意义也就越深刻。游戏带来的绝不是肤浅的感性或理性愉悦，而是一种超越的情怀与审美的态度。在与宇宙人生深情交往的游戏里，人的生命被牵引，沉淀的是理性，迸发的是深情。这样的游戏虽发自个体，但因其自然本真总能与万物同一、与天地同游，此时游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以最专注最神圣的精神高翔在理性所不能企及的洞见高度，创造人类的文化与历史。弗洛贝尼乌斯就曾感慨：“一个民族的创造能力，正如在儿童或每一有创造力的人那里一样，都是从这种被攫住的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在这样的状态中，人思索着、想象着、创造着，玉成了艺术、哲学和科学，也铸造了人的精神家园，使人得以最幸福、最自由的“栖居”。这种情感爱因斯坦称它为“在家感”。他说：“把人引向艺术和科学最强烈的动机，是摆脱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的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了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③ 在1931年发表的《论科学》中，他又一次提到：我们在那里就像感到在家一样。这种体验英国美学家哈罗德·奥斯本描述道：“它提供了一种逃避方式，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一条回归自我的途径。”④ 换言之，这样的游戏对游者来说，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风雅，不是获取功利的手段，而是其全部生命的神圣皈依。
游戏是自由生命的绽放，是人类对于美与热爱的抒发，它将现实的苦难人生转化为梦幻般的诗意栖居，也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马克思语)，使人找到了精神家园，也因此还原了人类实践的最本真和原初的审美自由样态。
三、当代中国哲学的崭新课题：游戏
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是自己民族时代意义的自我意识，因此才成为“有力”、“有根”和“有我”的“生命哲学”。这样的哲学从来不是世界之外的玄想、不是博取名利的工具、不是太平生活的装饰、更不是个人卖弄的智巧，而是一种能够切实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力量、照亮苦难生活的灿烂阳光。因此这样的哲学“既不能墨守传统的成法，也不能一味抄袭西洋的方式，必须自求新知、自用思想、日新不已，调整身心，以解答我们的问题，应付我们自己的危机”⑤。否则，哲学就沦为康德所讥讽为“活人石膏压模”的“学院意义”的概念哲学，就会离本真的“入世意义”哲学相去甚远，最终难逃被边缘化的处境。
其实每一时代的人都有一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也都有一定的生存困境，海德格尔比喻为：“被投掷性”，即人被掷在生活的密林中，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为密林中徘徊迷惘的人们找到一条通达的道路，这也正是海德格尔晚年将自己的著作取名“林中路”的原因。对哲学的此种价值，俄裔英籍哲学家伯林的解释最为透彻：“哲学的目的始终如一，就是叫人了解自身，让吾人能于天地间知所去向，而不至于在黑暗中迷乱地摸索。”
然而哲学为人引路的能力，来源于首先必要看清道路，所谓看清道路就是要真切地了解当代人的现实困境、真实体验当代人的生存迷惘、真心分析当代人的独特问题。然后才能真正的提出策略，从而引导与塑造时代精神。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早已摆脱了“人对人的依赖性”的自然经济，正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也同时带来了现代人的“异化”。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和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中去”，“没有了标准的选择”，也就失落了意义和精神依托，只留下了一份“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众所周知，马克思实践哲学诞生于物质生活并不十分发达的19世纪，那时人们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奴役，因此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两个方面都显得十分重要。然而21世纪的今天，对于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中国人来说，信仰荒芜、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其实来得更为深重。在这样“相对主义”的时代，当代人的幸福在于可以尽享物质的“按摩”，而当代人的不幸同样在于在追逐“按摩”的过程中导致了精神荒芜与意义截除，自由的精神无处安身，诗性灿烂的精神空间被极度挤压乃致屏蔽，不再有天真活泼的审美超越与创造品格，不再有美丽的精神家园。今天当人们又一次面临被逐出“乐园”命运的时候，相信马克思所说的审美实践——“游戏”将破开了一切“必然”的羁绊，为当代遭遇滚滚工具理性洪水的诺亚们提供了一只拯救方舟，载着人们驶向美丽的“自由王国”。
其实作为自然界一个独特的存在，人之为人就在于他一方面是自然的成员不能摆脱必然的限制，一方面又渴望能够超越有限。因为人不仅生活在物质生活构筑的现实世界里，更生活在精神生活构筑的意义世界里。物质生活满足物欲，精神生活完善人性。而人的尊严就在于它可以超越物性拥有神性，能够行使其创造的使命，这条通神的路，佛教叫“游戏神通”。游戏将日常的现实时空垂直切断，变成了沉醉的“永恒瞬间”，制造了一个“不被束缚的时间场所”，人在这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神圣的审美时空中妙悟宇宙、生成了知识、创造了文化，敞开了人得以遨游其中的意义世界和文化宇宙，而文化和知识反过来又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因此也永远有解不完的谜底。游戏就这样将我们“有限”的人生融入了意义的“无限”中。
从某种程度说，人类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游戏史，但奇怪的是至今中国学界对“游戏”并没有认真研究，更没有相应的理论体系。大概因为日常“游戏”多为孩子所为。然而人的深度决定了游戏的深度，古往今来这个貌似最不严肃的“游戏”一直高翔在智慧的神圣天空成就了人类最严肃的文化、也成就了人类最灿烂的历史，这是因为在游戏里面深藏一个最严肃的世界：游戏规则。换言之，规则一旦破坏，整个游戏世界便马上荡然无存。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就是不同的游戏规则建构的不同意义世界。通常中国文化游戏规则融合儒、道、佛思想与中国精神重体验感悟的思想一脉相承，成果常以“美”的形式表达;西方文化的游戏规则与西方精神重逻辑思辨的思想异曲同工，成果多以“理”的形式呈现。两种文化殊途同归都以自己的方式把握和塑造了“天地大美”。
中国文化的游戏规则是“天人合一”，文化形态表现为“美”，游戏方法是“为道日损”，注重对内心的寻找“内省”。中国人认为“道不远人”，天人一体，相应相生，相与化育，游戏通过“损之又损” 涤除了尘垢、抛除了成见，明心见性，进入“空”“无”之境，此时人才能返回到自己的自然原生态，与天道合一，才能妙悟宇宙的真谛。中国智慧绝不剪断人与自然的脐带，不过分看重知识，求知的目的是为了求得一种理想的审美生活。同样对这种生活的把握也不以概念逻辑形式，而是以“得意忘言”和“得意忘形”的文化形态，这个“意”就是人类情感体验和心灵妙悟的结晶。因此中国精神的载体常常是诗词与艺术，艺术家们用“华贵而简”(宗白华语)但又意蕴无穷的语言符号来呈现宇宙真谛⑥，揭示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生机。因此可以说中国游戏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唯美回归的“回家”史。
西方文化的游戏规则是“主客二分”，文化形态表现为“理”的形式，游戏方法是“为学日益”，侧重与物对峙的“外观”。从古希腊开始，哲人们就试图在生活世界之外寻找一个终极的理念世界，希腊人相信眼睛就像中国人认同心灵，他们崇尚逻辑符号，认为符号理念世界能够统摄现实与未来世界，亚里斯多德的实证逻辑和毕达哥拉斯的“数”就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础，从此数和实证成了探究自然的秘密武器。即使是古希腊的雕塑和文艺复兴的绘画，也都是利用解剖学、透视学的数的关系来呈现艺术之美。伟大的画家达芬奇与其说是大画家，还不如说他更像一个科学家。重理性、重逻辑是西方文化生成的法则，而西方文化对外界的无尽追求，也使自然科学能够成为西方文化载体。这种文化长于探究物质的内容，却疏于挖掘人的深层生命;长于器物制造，而拙于精神抚慰。
然而，颇有意味的是注重逻辑理性的自然科学研究却也离不开“美”的引导。彭加勒曾说过，研究自然科学的真正动机不是因其可以带来名利和好处，而是因为科学家深深地被自然所吸引⑦。这与库恩所说的“日心天文学真正的吸引力是审美方面而不是实用方面的”如出一辙，因为美开动了科学理性的机器。而更为神奇的是当人的有限理性停滞时，无意识的梦还会给科学“神启”。门捷列夫做梦看见小朋友排队顿悟了元素周期规律;化学家凯库勒的苯分子环形结构也是在半睡时梦见蛇首尾相咬环舞的结果;同样爱因斯坦也是在艺术梦的导引下妙悟“相对论”。最具深意的当数量子的“测不准原理”，这个当代科学唯一不可超越的理论告诉我们可实证测量的只是我们能测量的一部分，不能测量的东西太多。就这样西方科学从牛顿的“绝对”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走向量子的“测不准”，这条科学生成之路何等耐人寻味又是何等隽永深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的极致一定就是艺术!同样呈现“万物之理”科学语言和“天地大美”的艺术语言一样极尽简洁完美：E=mc2，这极简中开显的不就是一首言尽意永的诗篇吗?两种艺术殊途同归，以有限把握无限，以刹那凝铸了永恒!就这样游戏在审美的沉醉中完成了它文化创始的神圣使命。
然而古往今来的人类游戏的目标却从来不在于创造外在的世界，而在于通过这个世界了解自己，安顿自己，寻找在宇宙中的定位。人成为人，也不是因为有一个给定的本质等着实现，而是说像世界的开放性一样人也有未完成性，就在“游戏”的永恒轮回中，人走向了人，超越了人，人在敞开世界同时不断敞开了自己的本质，这就是尼采说的“人是人的未来”。那么人该走向哪里?这样的路径两千年前的老子早已指明：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换言之，游戏塑造的不是在“为学日益”中进取的“单面人”，而是在“为道日损”中复归的不染“儿童心”，在游戏中“有”复归于“无”，理性人复归于纯真心态的高级“婴儿”。李贽在《童心说》就感慨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他认为人最可贵的就是那颗原初的清净童心。“客尘所染”使人失去了童心，但是游戏可“去蔽”，可以洗净心灵的尘埃，他坚信闪闪发光的童心不只为童年所独有，更是生命的大境界，因为只有它蕴含着无尽创造力量，只有它能够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人生最美好的东西都只呈现给一颗单纯天真的心，这是“圣人皆孩之”的道理。
游戏是意义的根基，更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换言之游戏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一个文化宇宙、一个精神家园，也创造了这世间最本真、最自由、最美丽的游者。可是今天的中国不再有游戏的热情，不再有审美的情怀，“异化”在今天物质生活日益富裕的中国人身上无限弥漫着，游戏的天真被逐渐遮蔽，游戏的家园被瓦解。同时人的异化导致了游戏的全面异化，深层次的精英文化全面失落，感官化的大众文化日益崛起，人也成为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失去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没有追求能力和想象能力的“单面人”。对此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流露出深深的隐忧：“在我们今天社会面前是一种道义上的挑战，而不是一种物质上的挑战。”
人，归根到底就是一种意义的存在，哲学就是追问意义的一种实践活动，不同的时代现实总会生成不同的哲学问题，而哲学就是在这些问题的不断转换和澄明中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所有伟大的哲学，不过都是基于时代与民族生活的实践智慧，都是要为人的生活提供一个意义的普照光，然而这所有的意义却只有在“审美实践”即“游戏”中才能得以呈现。马克思哲学从19世纪中叶走到今天，世界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越来越富裕的当代，中国哲学的价值也不应仅满足于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而是应该回到马克思的真精神，真正让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黑格尔)。因此将一百多年前的“实践哲学”转化为今天的“游戏哲学”无疑是中国哲学的本分。换言之，面对精神焦虑的当代人，中国哲学没有理由再躲在学术的象牙塔中摆弄概念积木，它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必须提示人们：如果“自由王国”作为一种全人类理想指向了那个未来社会，那么作为一种现实，它完全可以在每一个不被物质和必然奴役的智者“游戏”中生成，在其“游戏”的审美心灵中精彩绽放。游戏是否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质地和生命意义，更决定一个民族精神的命运和历史走向?揭示这一问题将是21世纪哲学的使命，更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崭新课题!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② 胡伊青加：《人：游戏者》，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③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1页。
④ Harold Osborne, What Makes an Experience Aesthetic? In Possibility Aesthetic Experience, Michael H. Mitias ed., p.138.
⑤ 忻剑飞、方松华编《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9页。
⑥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1页。
⑦ 彭家勒：《科学的价值》，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作者简介：周文杰，女，1968年生，江苏江阴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辽宁大连，116023;周红路，男，1970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责任编辑 胡 静)
作者：周文杰 周红路
第三篇：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哲学史研究风格的塑造
最近的十多年是李维武教授哲学史研究的多产时期，其间有《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吕不韦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王充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与何萍合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专著问世，撰写了数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学术月刊》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从哲学史观的探索到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突破、哲学史研究风格的形成，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这部52万字的著作于2005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则可看成是他在哲学史研究方法探索、哲学史研究风格塑造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回顾李维武教授的哲学史研究历程，此前已围绕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了三大特色：一是从总体上突破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以哲学范畴的逻辑演进为重心的研究范式，尝试开展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的哲学史研究，这一哲学史方法的转变集中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中。该书以本体论问题为中心，通过探讨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开辟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新的思维空间。二是对湖北籍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的个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把文化历史方法与哲学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展示了徐复观独特的生命历程及鄂东地域文化对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且探讨了徐复观对熊十力学派的继承与批评，揭示了徐复观思想中的哲学意蕴及其对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价值。三是从中国哲学的视域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仅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而且强调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而超越了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内容的合理性。至此，李维武教授的独特的哲学史研究方法与哲学史研究风格已基本形成。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李维武教授写出了《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体现了他在哲学史研究方法及研究风格上的新拓展：全面贯彻“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原则，把哲学转型与社会转型、文化变迁放在一个统一的历史场景中思考，并于其中凸显全球化与民族化、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张力，通过地域文化与哲学转型的联系，对“近代中国哲学”作一种整体性的具体的历史阐释。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于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现代化及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可以说，现代化、中国哲学转型是长江流域对中华民族的现代赠礼。然而，长期以来，以长江流域为地域文化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转型还是空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风格也同样是长江流域的现代赠礼。这种研究方法与研究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以“近代中国哲学”为题进行研究，说明中国哲学近代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合理性。
最近十余年中，学术界不仅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而且有些学者对中国哲学近代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合理性发难，借以否认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合理性。李维武教授对此指出：“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合理性的否定，是在‘反激进主义’与‘反全盘西化’的两面旗帜下进行的。”“近年来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否认。”他认为：“以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需要对这一传统作具体的了解和深刻的把握，需要有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看法是与他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转型的深入探讨分不开的。在《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就以长江流域文化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联系为背景，对“近代中国哲学”，即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历程及思想成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指出：“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一大批哲学家崛起于长江两岸，求索于长江两岸，活跃于长江两岸，成为中国思想世界的弄潮儿，在这以后的百年之间的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文字。”由之而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形成，作了充分的哲学史说明。
第二，寓“思”于“史”，以“史”论“思”，多层面全方位发掘哲学思想研究的素材或资源，对一个地域中的一个长时段内的几代哲学家或一群哲学家进行整体性的具体的历史考察。
李维武教授为了让哲学史研究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于近年来提出了“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也就是把哲学史研究重视的“思”与思想史研究强调的“史”结合起来，寓“思”于“史”，以“史”论“思”。《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即是李维武教授运用这一新的哲学史方法的力作。书中不仅就长江流域文化，特别是上海、南京、湖北、湖南、昆明的地域文化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十分关注有关地域文化史料的搜集，特别对有关地方史、大学史、哲学系史的历史文献作了尽力的搜集，并将这些史料引入哲学史的研究，从而揭示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结”，而且“把所要反思的近代中国哲学问题，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一般到特殊的原则，分为三个大的层面，一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历史观、文化观的主要问题，就是来自近代中国历史的提问;政治哲学问题，更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直接探讨与回答。这就大大拓展了哲学史研究的视域”。通过这些努力，使哲学史研究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形态维度、哲学的历史观念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联维度、世界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等发展维度方面，实现了对哲学史的更真实的再现。
第三，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及中西古今文化碰撞交流为研究背景，既观照西方哲学形态的尺度意义，把中国哲学形态纳入世界哲学视域考察，又紧扣中国哲学自身的形态特征，揭示“近代中国哲学”的形态学意义。
李维武教授特别强调，在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发生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大规模传入以及中西古今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中国哲学才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强烈影响下，由传统形态转为近代形态并继而转为现代形态。但他同时认为，应当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现代性因素对中国哲学转型的影响，看到这些传统因素对中国哲学转型的积极作用，看到中国哲学转型实是中国哲学家综合汲取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进行的新的创造。这样，一般的“西化”尺度或“传统”尺度被改铸为中西古今的统一尺度，哲学的形态学意义被彰显出来。在《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中，李维武教授不仅通过“哲学传统”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来凸显中国哲学的形态学意义，而且对这一关系在长江流域文化中的具体体现进行了细致的发掘。如论南京文化的影响时凸显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特色;论湖北文化的影响时论述了“鄂东之地与近代中国哲学发展”;论湖南文化的影响时阐明了“湖湘学风的传统在近代的发扬”。同时，书中还通过长江流域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凸显了长江流域文化的内在差异所造成的地域哲学特征。如发生于上海的“海派风格的近代中国哲学”，以南京为基地的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以湖北为摇篮的现代新儒家哲学，延续于湖南的政治哲学，诞生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哲学本体论体系。应该说，这种关注哲学形态的研究风格，是李维武教授近十余年的哲学史研究用力最勤的领域。
总之，《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充分体现了李维武教授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及哲学史研究风格，让人感觉到一种“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博大，领悟到一种哲学之道为“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坚，则得之愈真”的深刻。因此，本文所及未免以偏概全，如该书中所反映的严谨的治学风格，对民间文化与精英思想关系的分梳等，都应作为他的治学风格加以研究，限于篇幅，此不述录。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