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中华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面向国际市场提升文化贸易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文化贸易长期以来呈现出“整体顺差，结构性逆差”的情形，不符合我国“文化强国”的发展定位，亟待改观。当前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存在缺少热销产品和知名品牌、缺乏旗舰级跨国文化企业、国际营销环节薄弱、文化产业的中介体系发展不足、无序竞争、政策缺位等问题。
第一篇：中华文化论文范文
论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文化源流中的地位
摘 要：辽西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早于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文化发生的主要源头。红山文化具有“原创性”，为后世中华文化“主根系中的直根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燕北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崇龙”文化最早起源地之一，后世中华文化中的崇龙习俗很可能就源自燕北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器不仅在技术、艺术等方面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且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中华尚玉之风源于西辽河流域。修筑祭坛以祭天、建造宗庙以祭祖的文化传统亦源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
关键词：红山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崇龙尙玉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表明，红山文化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与同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并不逊色和落后，反而在某些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并对后世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化的形成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后世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
一、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
关于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苏秉琦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估，认为辽西发现的5000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不仅把中华古史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苏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已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文明诞生”的基本要素：高级技术能力；大型公共仪式建筑；等级化、复杂化的社会结构。红山文化已具有了文明的涵义但不具备文明的全部内涵，应看到它已形成了文明的“干细胞”。红山文化为后续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古文明则是其序曲，比中原早1000年；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西辽河则是中华民族的祖母河。苏先生还提出：“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就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器为标志，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的发展已经达到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能发现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套的玉礼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①郭大顺先生认为：“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并可能与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关。”②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不仅突破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时空上的传统认识，而且引发了学界对文明要素和标志、文明起源之路和模式等相关问题的热议，并提出了很多新观点。红山文化研究进一步突破了文明三要素的局限，认为金属器、文字和城难以作为文明的普世标准。有学者提出应把“礼”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项主要标准。考虑到红山文化玉器的发达及尚玉之风之浓，也有学者认为应把玉器及玉文化作为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牛河梁地区发现的规模宏大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祭祀遗址也为那种将大型祭祀中心视为文明起源的一大要素的观点提供了实证。以往认为农业的发展为文明起源提供了直接物质基础，但新的观点认为渔猎经济同样能够孕育文明。
通过对红山文化所包含的文明要素的考察，可以判定红山文化晚期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出现了文明曙光。从西辽河流域的历史发展及社会进化来看，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了本区新石器时代最高峰，放大到整个中国甚至更大空间范围内，红山文化的社会进化程度也更为复杂。尤其是，红山文化的文明发生之路，在中国乃至东亚具有代表性。所谓“由巫而王”、“由祀而礼”可能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从氏族迈向文明和国家的独特之路。对红山文化的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所处的社会阶段正对应于塞维斯的国家起源和形成路径中的酋邦阶段，这不仅为酋邦理论提供了实证，而且也对恩格斯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做了修正、发展和完善，即由平等的氏族社会过渡到国家之间曾经历一个不平等的氏族社会阶段——酋邦阶段，这也许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对红山文化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验证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和模式。
苏秉琦先生还认定，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文明起源模式为“原生型”，③因为考古发现确知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本地区有着几千年文脉一致、相承的文化序列。苏先生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基础上，认定北方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各自文化序列清晰，他们是平行发展的两个文化区系，并非前者由后者“衍生”而来。他认为各大考古文化区的诸考古文化之发展大都是同步或大致同步的，影响是互相的。但同步不等于对等，它们的发展是有先有后的，影响也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次的。某些先进文化因素最初在中原以外地区出现并对中原地区产生影响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原地区与周围地区文化交流关系，不是像光和热那样由中原地区向四周放射，而是如车辐聚于车毂那样由四周向中原汇聚。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尤其如此。④
二、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源流中的地位
红山文化具有“原创性”，为后世中华文化“主根系中的直根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苏秉琦先生曾经从文化区系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提出过“三岔口”和“Y形文化带”的概念，认为这一Y形文化带在中华文化起源史中具有极为重要地位，是“中华文化史上最活跃的熔炉和文明曙光升起最早最光亮的地区，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⑤其中，这个“Y”形文化带，就包括红山文化所在的燕北西辽河流域。苏先生以牛河梁为例，说明距今5000年前晚期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南北交汇，促使中华文化的传统初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坛的平面图前部像（明清时期）北京天坛的圜丘（皇帝祭天场所），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嵌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⑥
红山文化在诸多方面与后世中华文化之传统相契合，说明了红山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就物质与意识而言，红山文化更重视后者，存在所谓“精神重于物质的思维观念”。郭大顺认为，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把完全脱离实用性的玉器作为唯一随葬品而排斥其他与生产、生活有关的器类，更说明红山人在表达人与人的关系时，是视思维观念的精神因素在物质因素之上的”，⑦是信仰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联系，在红山文化先民的思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同样发现，是“精神因素”、是信仰和意识形态，而非物质文明和生产力状况，一直居于突出重要的地位。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君权神授的政治观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观等均与红山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天、地、人的观念，这可以从牛河梁冢坛遗址的结构和祭祀功能中找到答案。牛河梁遗址可见对“三”和“方圆”的运用，其中，牛河梁和东山嘴祭坛南圆北方的建筑布局是那个时代天圆地方观念的反映。尤其有趣的是，冯时运用天文学原理分析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的设计，提出牛河梁三环石坛是“迄今所见史前时期最完整的盖天宇宙论图解”。⑧
根据对红山文化的原始信仰——对天神和祖神的崇拜及文明起源路径的考察可以断定，三代以后君权神授的政治观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他是由天神崇拜及对祖神与天神关系的认识，结合现实需要推演而来的。从文化内涵和特征来分析，红山文化是在吸纳周缘文化的优势因素发展起来的，由此具有了兼容并蓄的特征，并且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传承下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从牛河梁与东山嘴遗址可见一般。郭大顺先生认为，牛河梁遗址坛、庙、冢三位一体，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一致。指出：“牛河梁遗址群以三组建筑为主的规划布局，既主次分明，又相互联系，彼此照应，形成以女神庙为中心，以金字塔式巨型建筑为前沿，以诸多积石冢为环围，有主轴、有两翼、有呼应的大规模礼仪性建筑群体。”这一布局乃是“以与当地自然环境完全和谐一致而实现的”。牛河梁遗址“这种大范围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巧妙结合和将人文景观融入大自然之中的奇特效果，已经超越了建筑群反映的以一人独尊为主的人与人的等级关系，而具有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深刻含义，即包括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在内，以至令今人身临其境也会产生一种‘神地感’”。
三、红山文化“崇龙”习俗及其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影响
“崇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渗透于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国是龙的国度，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先秦时代，龙之寓意颇丰；秦汉以来，龙又成了王权的象征，历代帝王多以龙种自居，龙与封建王朝结下了不解之缘，民间百姓则将龙视为吉祥之物和能够翻云降雨的神灵。中国的崇龙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文脉不绝。考古发现的史前崇龙遗迹和遗物，在燕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诸文化遗存中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年代最早、题材与造型也最为丰富。⑨可以断定，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崇龙”文化最早的起源地之一，后世中华文化中的崇龙习俗很可能源自西辽河流域，因此有“龙出辽河源”的提法。⑩
燕北西辽河流域有着中国历史上的最早崇龙实证，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这就是在辽宁阜新查海发现的摆塑“石堆龙”。据调查，该石堆龙采用红褐色大小均匀的石块堆塑而成，龙头、龙身处石块堆积尤为厚密，而尾部石块堆积则较松散。此龙昂首张口，蜷身弓背，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龙头向西南，龙尾朝东北，龙身全长19.7米，宽1.8-2米，11郭大顺先生将其称为“摆塑石龙”。它的发现说明，早在兴隆洼-查海文化时期，龙的观念就已出现。不过，该石堆龙之形状与红山文化玉猪龙并不契合，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工作队在兴隆沟遗址成功发掘到了头部为实物猪首、躯体用陶片、石块摆放成“S”形的龙形物。有人认为，“摆放的真实猪首及用陶片、自然石块和残石器组成的“S”形躯体代表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猪龙形象，具有明显宗教祭祀意义，这也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猪首龙的形态，对研究龙的起源以及龙礼俗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12
距今6000年的敖汉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一件尊形陶器，上面刻有猪头龙、鹿头龙和鸟头龙图形纹饰。据田广林先生研究，这样的图形纹饰迄今在小山、赵宝沟和南台地三处均有发现，三处发现的图案纹饰在制作技艺和造型等方面高度一致。共同的特点是作为龙头采用写真手法，躯体则采用抽象的变体的表现方法，蜷体麟身，呈飞升之状。田先生认为：“这种麟身能飞的神秘鸟兽，可以分别视为原始形态的鹿龙、猪龙和鸟龙。从稍晚大量出现于西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鹿首、猪首、鸟首蜷体玉龙和石龙的造像特点来看，赵宝沟文化遗存中的鸟兽图，就是红山文化蜷体龙的直接前身。”
红山文化时期，尤其在晚期，燕北西辽河流域的崇龙习俗更为浓厚，实证是考古发掘和发现了大量龙形遗存和遗物，主要是玉龙、石龙以及陶器上的彩绘鳞纹。其中，“猪首龙形器”——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类，也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龙”的实物之一。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数量最多、形象最完备、构成最清晰、功能较明确的玉龙，在中国龙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3目前已确认属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之数量尚未有确切统计，估计包括采集和传世总计约数十件。其中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是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的“C”形玉龙。14三星他拉玉龙为猪首蛇身（有学者不赞同蛇身说），该玉龙琢制精细，造型奇特，为已知的距今年代最早的玉龙。红山文化各种形制的玉龙在造型、制作等方面已经高度规范，无论是在总的形象特征还是细部的艺术处理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反映了“龙”的形状、龙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初步定型，崇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红山文化的崇龙习俗、崇龙文化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崇龙文化可能就源于北方的西辽河流域。有学者研究，中原地区代表龙山时代最高水平的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龙纹，从整体造型到局部鳞纹表现，都与红山文化之龙纹有联系。据称古史传说中黄帝的龙图腾形象，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极其一致，两者都呈蜷曲状。商代甲骨文龙字源于红山文化的蜷龙，商代的龙形玉雕也承袭了红山文化玉龙的传统。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也应是由红山文化玉龙发展而来。不过相关实证还不充分。张永江先生指出，（即使）现有材料不能证明中原的龙源于红山文化，但反过来却（能）证实红山文化之龙绝不是中原影响的结果。而且，与龙同样重要的凤之形象在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尊形器上业已出现，15这也远远早于中原地区。16
关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崇龙习俗之起源、发展及其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影响，田广林先生概括的非常精当。他说，我国渊远流长的崇龙习俗最早源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赵宝沟——红山文化时期。就影响而言，至龙山时代，源于红山文化的崇龙礼俗开始流行到黄河流域和江淮之间。至夏家店下层文化、三代及以后，中国的崇龙习尚凝结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并在后来中国历史中长期起到重要的规定性影响。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崇龙习尚，其最初原型是猪、鹿、鸟和蛇，至红山文化时期，发展定型为兽首蛇身、周身蜷曲的标准形态，这便是后世三代龙纹的来源。
四、红山文化与中华“尚玉”传统的渊源关系
中国不仅有着浓郁的崇龙习俗，还有着悠久的尚玉传统。崇龙和尚玉并行为华夏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根据现有资料，中国的尚玉习俗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北方的西辽河流域，一个是南方的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其中，尤以前者更为重要。石器时代开始的这种崇玉尚玉习尚，经由几千年的发展，孕育而成一种内涵蕴意丰富的文化，渗透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深处，蔓延和扩展至中华大地，并延续至今。
在燕北西辽河流域，早在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这里的先民们就已具备了辨识真玉的知识和能力，学会了玉器的雕琢和使用。从那时起直至距今约5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在几千年岁月里，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尚玉风尚延绵不绝、一脉相承，且愈演愈盛。兴隆洼文化玉器是我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史前用玉遗存，我国因此也成为用玉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国家。17迄今所见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己有数十件，分别发现于四个地点。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出土的玉器种类有玉玦、匕形器、管、斧、镑凿等。其中，玉玦是中国北方最早发现的，数量最多，其选料加工也比较讲究。兴隆洼文化玉玦造型规范，工艺精良，可能已使用线切割技术。邓聪教授认为兴隆洼文化所在地为中国玉雕工艺线切割技术的原生地，由此辐射至中原——南方环太湖流域，并辐射至俄罗斯滨海地区、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18
红山文化之玉器在承继兴隆洼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得到创新和发展，是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与兴隆洼文化相比，红山文化玉器数量、种类题材明显增多。除中原地区常见的壁环类玉器外，红山文化还有丰富的动物形玉器，如龙、虎、龟和鸟、鸮、鱼、蝉以及其它具有专门或特殊用途的玉器，如马蹄箍形器、勾云玉佩等。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技术先进，雕琢工艺精湛、高超，非专业人员难以做到。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和造型已相当规范，显然是受到了某种思想和观念的约束。红山文化玉器社会寓意深刻、丰富，功能多样，使用也很普遍。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玉器不仅在技术、艺术等方面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红山文化“玉文化”发达有多方面的成因：本地区几千年的制玉尚玉传统、东北地区玉雕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红山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及信仰层面的因素，后者对于红山文化尚玉之风的兴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山文化玉器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史前玉器发展进程中居于核心地位。19传统上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是黄河中游地区，张永江指出，正如彩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成就一样，玉器也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成就。虽目前尚不能肯定红山玉器与中原玉器的关系，但红山玉器在中国玉雕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20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陶寺文化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可能是间接的。殷志强认为，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装饰构成以及商代玉器、玉龙看，红山文化玉器对外影响颇大。21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对后世的影响最直接的是对商代玉器的影响。多年主持殷墟发掘和研究的郑振香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对商代是有影响的。他指出，红山文化中的“兽形玉”、勾形器柄在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未有发现，因此殷墟这两类玉器大概来自红山文化。22郭大顺提到商代玉器中的代表性玉器即玉雕龙，其玦形和首部形象都是与红山文化玉龙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的。玉勾形器则是由红山文化流传下来的。商代安阳殷墟出土双连玉龟壳、妇好墓出土简化型勾云玉器和勾形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也出土玉龟壳、勾云形玉器都与红山文化相同，这是红山玉影响商周玉的重要例证。
红山文化对商代玉器的影响可以找到直接证据，红山文化玉器至少在四个方面对商代玉器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一是玉材使用方式。商代立体动物形玉器，多用子料雕刻琢磨，依玉材的形状与大小施以合适的艺术题材，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玉材。这种巧用玉材的琢玉方法始见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多用此工艺琢磨。二是构图方式，尤其是一些玉龙、兽形玉器的构图技巧，很明显是来源于红山文化玉器。三是装饰技巧。商代玉器有一些装饰技法源自红山文化。四是红山文化玉器对商代玉器工艺直接起到了示范与标准化作用。商代玉器在很多方面受到红山文化玉器造型的影响。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钩形玉与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玉钩形器一模一样。23
五、红山文化与中华祭天崇祖、尊奉礼制等传统的渊源关系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筑祭坛以祭天、造宗庙以祭祖的文化传统源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王巍先生指出，红山文化的圆形祭坛的形制和结构是我国同类遗址中年代最早的，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祭祀系统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中发现的圆形祭坛平面呈圆形，分内中外三层。由外向内逐步升高，整个祭坛成为三重圆坛形。红山文化的三重圆形祭坛与后代用于祭天的天坛的结构不乏相似之处，即同为三重圆坛，由外向内逐渐升高。而良渚文化的方形祭坛则与中国古代用于祭地的地坛形状结构相近似。24对于牛河梁遗址，苏秉琦先生一再强调：坛、庙、冢是配套的，应该近似于北京明清时期的天坛、太庙与十三陵。是“海内孤本”。
中国有悠久的崇祖、祭祖习俗。商代的崇祖、祭祖文化尤其浓重，这很可能是受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红山文化女神庙开启了中国宗庙制度的源头。郭大顺先生对此有过论述：“女神庙的结构、布局已具宗庙雏形。”“女神庙的这种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前后呼应的复杂结构和布局，其规模和等级都远非史前时期一般居住址单间、双间、甚至多间房屋所能相比，而是已开后世殿堂和宗庙布局的先河。”“这正如《礼记·曲礼下》所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史前时期有一种呈‘吕’字形的双间房址曾被建筑史界作为后世‘前堂后室’的前身。牛河梁女神庙不仅各室间有了主次之分，而且已具备左右侧室，这又正符合‘室有东西厢曰庙’（《尔雅·释宫》）的说法。所以，从建筑结构布局分析，牛河梁确已具宗庙雏形。”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因素和标志的“礼”源于新石器晚期的巫术和祭祀，红山文化的祭祀活动尤盛，很可能是后世中华之“礼”和礼制文明的直系源头。王立新先生认为，牛河梁遗址一带埋葬的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些特殊人物，而同时又禁绝世俗性居住和一般性的族属墓地进入这一地区，这与周代社会“礼不下庶人”的做法是颇为接近的。25周代的礼制，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祭祀礼仪，经由商代，完成由祀到礼的转变——即由调节天人关系发展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礼制，敬天地、祭祖宗、尚君权是其基本内容，红山文化是这种博大精深的中华礼制文化的肇始。26“礼”、“礼制”或“礼治”的核心是君权神授和宗法思想，夏商西周三代统治阶级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继承了上古社会形成的神权思想和宗法思想。君权神授和宗法传统构成了中国上古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源头可追溯到红山文化。
东山嘴和牛河梁建筑遗址契合中国古代建筑布局之风格，可以断定，红山文化开启了中国特色建筑传统之先河。徐光冀先生曾指出，东山嘴遗址“石砌建筑基址呈组群布局，而且采用均衡对应的方式，以南北纵轴线安置主要建筑，注重中心建筑与两侧建筑对称，方形建筑与圆形建筑对应，开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建筑布局的先河”。27尤为有趣的是，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均体现了古人讲求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的用意。东山嘴遗址石砌建筑基址的主要特征：远离居住区，基址几乎占据整个山梁正中向南突出的前端部分，周围地势开阔，东临大凌河，与对岸马架子山遥望。而牛河梁“女神庙”则表现为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配置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殿堂雏形。遗址内供奉有主神、群神及附属的动物偶像，墙壁彩绘等，这些特点对中国古代宗教建筑的影响显而易见。
注 释：
①苏秉琦.苏秉琦文集（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19.
②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A].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③苏秉琦.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A].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M].沈阳：辽宁大学处版社，1994.
④郭大顺.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重温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的一段论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2）：99.
⑤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4-127.
⑥苏秉琦.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J].辽宁画报，1987，（1）.郭大顺.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重温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的一段论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2）：99.
⑦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A].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⑧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J].北方文物，1993，（1）：9.
⑨田广林.中国北方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D].东北师范大学，2003.
⑩郭大顺.龙出辽河源[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1席永杰.从考古新材料看西辽河流域古代科技发展水平[M].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第一辑），2008.17.
12殷志强.红山文化玉龙要素构成辨析[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304.
13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J].文物，1984，（6）.
14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J].文物，1977，（12）.
15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下）[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41.
16张绪球.中国史前玉器的起源与发展[A].玉魂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17席永杰.从考古新材料看西辽河流域古代科技发展水平[M].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第一辑），2008.13-14.
18员雪梅.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述评[M].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59.
19张永江.论红山文裕的几个问题（下）[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42.
20殷志强.红山文化玉龙要素构成辨析[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306.
21郑振香.殷墟玉器探源[A].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2殷志强.红山文化玉龙要素构成辨析[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306.
23王巍.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58.
24王立新.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123-128.
25王惠德.红山文化无底筒形陶器初步研究[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46.
26徐光冀.座谈东山嘴遗址，徐光冀发言记录[J].文物，1984，（11）.朱乃诚.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1.
27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下）[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0，（2）：42.
（责任编辑 孙国军）
Comment the Status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Origin and Source
Teng Haijian
（Seminar of Hongshan Culture；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City； Inner Mongolia， 024000）
Key words： Hongshan Cul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e； worship the dragon and uphold the jade
作者：滕海键
第二篇：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与中华文化“走出去”
[摘 要]面向国际市场提升文化贸易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文化贸易长期以来呈现出“整体顺差，结构性逆差”的情形，不符合我国“文化强国”的发展定位，亟待改观。当前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存在缺少热销产品和知名品牌、缺乏旗舰级跨国文化企业、国际营销环节薄弱、文化产业的中介体系发展不足、无序竞争、政策缺位等问题。对此，要认清国际贸易发展局势与文化贸易游戏规则，主动参与国际谈判，积极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法规，有限地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扶持我国文化产业，并加入“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阵营。
[关键词]文化贸易;文化“走出去”;国际文化市场;文化软实力
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这一进程使得世界文化呈现出“杂态共生”的景象，使得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空前广阔，国际文化贸易的发展潜力空前巨大。中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表现形态、独特的美学格调，展现出极大的魅力，“中国风”和“中国热”已逐渐成为全球的流行文化。然而，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在贸易结构、市场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发展瓶颈，亟待突破;并且面临较多的外部挑战，亟待应对。所以，要推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实现结构性逆转，加速中华文化“走出去”，切实提升“文化软实力”。
一、面向国际市场提升文化贸易额的战略意义
我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快速发展的大国，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整个世界不仅期盼了解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亦对中华文明孕育的累累文化硕果越来越感兴趣。随着“中国热”的持续升温，中华文化正不断走向世界，我国文化的国际消费需求正不断增长，对外文化贸易存在巨大潜力。全面开放文化市场与对外拓展文化市场不仅对我国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更富于现实意义。
(一)全面开放文化市场的意义
为顺应日益频繁和日趋发达的国际贸易大势，扩大我国文化市场的准入范围，允许更加多样、大量、新颖、高端的外国文化资本和文化艺术产品、文化服务进入势在必行。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要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为国外文化资本进驻提供保障，还要积极引进国外文化产品和文化企业，以增加文化产品供给，繁荣文化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社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产生影响，使我国文化发展面临西方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挑战，也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挑战。但是，只要处理得当，应对有方，化不利因素为有利条件，就能对我国的文化资本运营产生促进作用，从而见证开放文化资本运营场域的必要性。第一，对提高我国文化资本运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积极意义。随着市场双向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我国的文化资本运营企业正承受越来越大的来自外国文化企业的竞争压力，从而催促其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产品、研发技术，以增强竞争力;而外国文化企业的进入，也为我国文化资本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学习并借鉴成功经验、先进理念和高新技术的有益机会。第二，促进我国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多姿多彩的文化形式，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开放我国文化市场，可促使国际上高品质文化资本展现其敏锐的资源识别、判断和选择能力，健全的创造、开发和包装能力，国际化的文化营销能力，强大的融资和投资能力，经验丰富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等，使国内文化资本企业在独立经营、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大量引进外资，并积极习得其各项技能，从而全方位地升级我国文化产业链，最大限度地挖掘文化资源的资本价值，并最快速度地进行价值提升。第三，加快我国文化市场法律体系的建设。文化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要使日益多元化的文化资本高效运作，并适应国际贸易惯例，使外资与国内资本公平有序地展开竞争，就必须建设一个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适时调整我国的各项文化产业政策，这就从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文化市场法律法规的完善。第四，有利于激活我国潜在的文化消费力。数量庞大的人口决定了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文化市场，随着大量外国文化商品的涌入，国内消费者的选择空间被极大地拓展了，消费层次也被空前地细化了，消费诱因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我国人民传统而保守的消费观念将在对外来文化的消费中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加之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文化消费内需必然被大幅度地拉动，使我国文化产业更加兴旺发达。因此，要全面开放国内文化市场，以“扬弃”的方法去学习、借鉴、汲取外国文化资源，积极借助与利用外资拓展我国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渠道，多层次地体现文化资本运营的开放性。
(二)对外拓展文化市场的意义
“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高附加值特点，可以为企业和国家带来巨额的经济效益，故颇为世界各国所重视。如：视听娱乐产品是美国主要的换汇产品，其对外贸易额仅次于航空航天工业，位居第二;英国的文化产业是第二大产业，仅次于金融业;日本的文化产业贸易额一再成倍翻升，仅次于汽车工业。在向国际贸易大国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亦有历史性的增长，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收益。第二，文化贸易能够带动经济发展。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双重属性：既有一般商品的物质价值，更有其作为精神商品的特殊价值;能够承载并传播各种形态和意义的文化观念，对消费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由此塑造文化亲近感和文化认同心理，从而带动该国其他产品的出口贸易。这就是国际文化贸易对于整个贸易体系的辐射效应，在体现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影响力的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对于本国经济的影响力。第三，增进国际文化贸易有助于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秘书处统计，近年来我国货物进出口额世界排名均列前三，但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不平衡。从出口产品的结构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贸易所占比例很低。从贸易方式看，我国不但加工贸易数额巨大，其中的外来加工贸易常年占据全部出口额的近60%。[1]这意味着我国外贸总额的一大半都发生在大型跨国公司内部，我国所提供的仅仅是廉价劳动力，外商才是最大的获利者。因此，在促进对外贸易、推动贸易总量增长的过程中，改善贸易结构刻不容缓，而大力发展文化外贸能直接有效地改善外贸结构。第四，文化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状况是各个国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推动文化产品走出去，传播本国文化理念，提高国家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增进国际认同，扩大国际影响力，树立引人瞩目的国际形象，既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意义，更有文化意義。然而，当代国际文化市场为跨国文化公司高度垄断，主要发达国家借助其在文化贸易上的强势地位瓜分世界文化市场，压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生存空间;而文化贸易逆差和文化市场的不平等竞争状态必然导致文化交流的不对称，其后果涉及各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权重。因此，文化产品“走出去”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文化传播的当务之急，牵制着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
二、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分析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我国文化贸易长期以来呈现出“整体顺差，结构性逆差”的情形，即：虽然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大，但绝大部分是文化器材、工艺制品等文化硬件产品，而在以文化内容为核心的文化软件产品贸易方面呈现巨大逆差，由此导致我国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核心竞争力不足。
(一)现状：存在结构性逆差
文化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全球文化贸易总额激增，而这些贸易绝大部分是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逐步发展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动，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也有了幅度不小的增长，文化产品出口额年年递增。但以全局的眼光看，与国家对外贸易的总体增幅相比，我国文化贸易增幅明显偏低，拖了对外贸易的后腿;以国际的眼光看，与美欧日韩等文化产业强国相比，我国文化贸易结构性逆差大，版权贸易是短板，反映了整个产业泡沫化严重、文化资本价值挖掘不足的问题。而且，在未来若干年内，这种文化经济片面化发展、文化外贸逆差严峻的局面还将持续，逆差额度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尤其是以版权为核心的内容产品输出方面是短板中的短板，贸易逆差额常年高达10：1。[2]在述评我国文化贸易现状时，不得不引入两个常被国外贸易研究机构和国际专家使用的有关文化贸易的概念，即：文化贸易中的硬件贸易和软件贸易。硬件贸易指对用来生产、储存、传播文化内容的器物工具和物态载体(即文化硬件，如：摄影器材、视听设备、影视器材、舞美设备、游戏和娱乐器材、艺术创造和表达的工具等)的经销与贸易;软件贸易则指对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动画、游戏、印刷品、出版物、视听艺术、表演艺术、会展等的交易与输出。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是文化硬件产品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仅次于美国，文化设备及器材等硬件产品占据了50%以上的文化产品出口额，却在文化贸易的软件领域(或称内容领域)长期落后于人，呈现出巨大的贸易逆差和悬殊的竞争力差距。[3]我国文化贸易逆差的深层原因涉及一系列涵盖我国基本国情、国际地位和世界格局、全球文化环境等的客观物因，如：我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基本国情，经济还不够发达，国际地位还不够高，致使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够大;我国传统的汉语言文字造成了与欧美主导的英语世界之间存在深刻且巨大的语言鸿沟，往往直接阻碍了文化沟通;我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化特殊性使得文化隔阂客观真切、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与全球大多数国家之间;作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且最独树一帜的国家，深刻的意识形态对立局面长期横亘在我国与众多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交易的路途中。
(二)问题：国际文化市场竞争弱
上述国际文化交流障碍是由天然的文化差异、深刻的历史因素、复杂的国际局势、敏感的政治观念等持久性因素造成的，是短期内难以逾越的。然而，若找到导致我国文化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则可以通过优化顶层设计来消除这些不利因素，在短时间内注意扬长避短、克服自身缺陷。
下面，分析一系列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国际化的问题：第一，缺少能够迅速开拓国际市场并促发消费热潮的文化产品，更加缺乏广为人知的畅销品牌。这使我国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低下，难以占据发达国家的主流市场，主要供应向低端市场甚至在边缘市场作恶性竞争。这不但造成经济效益低下，更会直接导致文化资本做负价值运动，如：贬低我国文化形象，削减消费者对我国文化产品质量的信心，使我国出口产品呈现廉价化、低级化、滥俗化趋势，极大地降低了我国文化的影响力。第二，缺乏足以引领市场进行跨国经营的旗舰级文化企业。在跨国贸易盛行的当下，拥有一批具有强大的生产制作能力，善于把握市场动向和采集全球信息，高效利用遍布全球的传播、运输和产销网络，进行文化资源全球化配置和文化产品跨国销售的文化贸易主体殊为重要。而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慢、规模有限，企业的自主创新与自行研发能力低下，文化产品设计单调、技术低级、营销乏力。第三，国际营销环节薄弱。发达国家在文化商业运作过程中高度重视营销，视营销为创造新需求、笼络消费者、开辟新市场、引领新潮流、衍生新项目、牟取高利润、制胜竞争者的关键。相形之下，我国文化产品营销网络单一、渠道不畅、模式单调，整体力量单薄;尤其是海外营销的规模偏小，市场效应不充分;市场开拓者对国际市场的探测、定向、定位、谈判、调控等能力不强，遠不足以使我国文化产品立足于国际市场。第四，文化产业的中介体系发展程度较低，水平参差不齐。在国外，经纪人制度健全，行业协会发达，这与规模化、成体系的文化资本商业运作模式配套，形成了文化产销的“专业复合体” [4]，以确保文化产品行销到位，文化市场高潮不断，这与我国的情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我国，中介组织发育迟缓，服务范围狭窄，功能效用不全面，各个组织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运行起来不协调，离整体化、综合化的文化产业中介服务体系还有很大差距。并且，我国文化产业各领域缺乏配套的、自律性的专业服务机构和行业维权组织，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创新化发展，更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利用全行业的力量提高竞争力，因而落后于人。第五，无序竞争制约了文化产品的出口效益。在我国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领域，无序竞争现象十分严重。具体表现为：一些演艺团体为走向海外，往往不尊重市场规律，竞相压价，以极低价位将产品成套兜售给一部分短视的海外演出商;在版权贸易方面，国内出版社为抢购国外版权自相残杀，使外版图书的版税水涨船高：从正常的6%到9%，一路哄抬至15%、18%，甚或20%，导致抢到手的外版图书利润空间几乎为零。另外，走私、盗版、仿冒、伪造等恶意竞争行为的屡禁不止与泛滥猖獗，极大地败坏了我国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信誉度，从而抑制了我国文化对外贸易的发展。第六，政府服务缺位，支持政策落地难、发力弱。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文化产业方面频繁出台扶持政策，打出多套政策“组合拳”，确实激发了产业活力。但是，在税收政策方面，优惠力度仍十分有限。尽管我国从整体上对文化产业实行了优惠税率，但是其中的许多行业仍旧承担着居高不下的税负，且出口退税政策并未被贯彻落实。根据我国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关规定所述，文化产品出口可按国家现行税法规定享受出口退税政策。然而，该政策规定却形同虚设，我国许多文化外贸企业从未真正享受过优惠的退税待遇，常年以来运营成本有增无减。另外，复杂的通关程序也使得文化企业难以削减成本，影响了其“走出去”的积极性，导致竞争不力。
三、认清国际贸易发展格局与文化贸易游戏规则
要扭转我国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失势局面，迅速提高我国文化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首先要分析形势，把握规则。当今国际贸易整体形势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全球资本主义的单一经营”与“伪称的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客观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文化贸易中处于劣势;在文化贸易游戏规则上，则形成了“文化多样性阵营”抱团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贸易阵营”的态势，参考后一阵营的策略，善用制衡战术，可促进新的游戏格局形成，从而有利于我国参与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一)国际贸易发展格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贸易量大幅度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这主要得力于世界贸易组织(WTO)。该组织的主要职能有四项：一是确保国际贸易规则的公平实施;二是为国际贸易谈判提供场所;三是解决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争端;四是监督和评估各成员方的国内贸易政策。此外，在美国的推动下，WTO从成立那天起，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特别是争端解决功能赋予其超国家的权力。考察自由贸易的起源，可发现其理念根植于市场经济，认为所有的产品与服务都应毫无限制地在全球市场中流通，并充分依据市场的自发性调节来提高竞争力度，从而促使商品与服务在提高质量的同时能较大幅度地降低零售价格。然而，这个看似公平合理的贸易理念，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单一经营”与“伪称的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的当代国际贸易格局中，真实情形并不令人乐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了全球贸易网络的核心与主导地位，并大力鼓吹“市场开放”与“对等贸易”的好处，以倾销其过剩的工业制成品，加深对发展中国家的盘剥。尤其在文化贸易领域，处于发达国家强力推行的自由贸易原则之下，这种不平等的商品与服务的单向流动趋势正在加剧：大量饱含“文化敌意”与“文化歧视”的文化产品从北美、北欧等少数发达国家涌向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剧并刺激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断层现状，尤其是美国流行文化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如今，即便像法国、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汹涌来势感到巨大的压力，恐怕将其本国文化产业冲垮，从而对民族文化认同构成威胁。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产品一再掀起全球追捧热的当下，欧洲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望尘莫及。其中英国通过一系列文化产业战略的施展，近几年来小有起色;而法国与加拿大的文化产业则已在全球大众视野中销声匿迹了许多年，至今不能复苏。在欧洲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巴西、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以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皆充分依据其地方特色，以灵活多变的运作方式，与欣快奇特的表现形式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尽管无论从产业规模、经济产值，还是从传播效力、科技含量以及消费程度、价值增值度而言，至今仍未能超越美国。欧洲国家文化批评家曾对美国文化产业的主要元素和价值构成进行了概括，即：狂欢、世俗、色情、暴力、简易化、后现代等，造成极端的感官冲击力度。当这些元素大量充斥、叠加堆砌、交织杂糅时，往往形成一种强势地对人之身心“入侵”的形态，引诱人、挑逗人、刺激人，使人的思维向度转变，神经官能麻痹，使人沉迷，致人上瘾。[5]于是，这些国家纷纷宣称“文化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并提出“文化例外”“文化多样性”等思想观念，以对抗美国和WTO所提倡的自由贸易观念。对此，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说道：“把艺术作品和文化产品等同于普通商品是一种彻底的精神错乱。”[6]
(二)文化贸易游戏规则
在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下，市场竞争激烈。由于“大鱼吃小鱼”基本不受干预，竞争环境有可能恶化，全球文化产业生态有可能失衡，马太效应造成市场上的“挤出效应”。因为超大型的跨国文化公司很容易对规模化程度不够的、尚在发展中的对手形成碾压态势，我国这样的后起国家面对文化产业巨头国家压力巨大。当前，在国际层面上，围绕国际文化贸易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对抗。一方是美国极力鼓吹的“自由贸易阵营”这个阵营比较松散，通常只有美国坚持强硬的立场，认为自由贸易反映了人类自由而平等的基本信念，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并明言：文化没什么特殊性，不应被排除在国际贸易规则之外，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实际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伪装。同时，自由贸易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被美国国务院列为确保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7]112;另一方是以法国和加拿大主导的“文化多样性阵营” 这个集团比较紧密，除了法国和加拿大，还得到很多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比较活跃的成员包括爱尔兰、韩国、希腊、克罗地亚、墨西哥、塞内加尔、南非和瑞典等国。他们认为，文化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不能用一般的贸易规则规范文化产品，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如果任由自由贸易原则做主，以好莱坞影片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品就会冲垮别国民族文化产业，毁灭这些国家独特的文化个性。这个阵营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力量，一直在致力于制定一个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规定，把文化产品和服务从WTO自由貿易规则的约束中解脱出来。 [7]113。近30年来，这两大阵营的文化“热战”(相对于战后“冷战”系统不同)日趋激烈，展开了四次比较重大的“战役”，分别是：1986-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围绕视听产品是否纳入WTO贸易规则进行了激烈斗争。[7]115;1996-1997年的美国-加拿大期刊争端这是国际上关于文化产业的第一次国际贸易争端，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下，加拿大输掉了官司，不得不调整国内文化政策。[7]116;1995-1998年在经合组织OECD内部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该协定如果通过，将对各国保护性文化政策提出巨大的挑战。在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抵制下，关于该协定的讨论一再搁置，最后“无疾而终”。 [7]117;2004-200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内关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国际条约》的争论这是两大阵营的最新一轮斗争。以法国和加拿大为首的阵营起草了这个文化条约的文本，并提交UNESCO大会讨论。美国则竭力阻挠该条约的通过。在UNESCO讨论并通过该条约的最后关头，美国国务卿赖斯给每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部长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认为这个文化条约如果得到通过，将会给“独裁者以限制信息自由流动的权力……以保护文化的名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号召各国抵制这个文化条约。2005年10月20日，UNESCO代表大会进行了表决，以147票赞成，2票反对和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这个条约。该条约如果得到30个成员国的正式签署，将立即生效，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规范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的国际条约。[7]118。
四、结语
参考世界各国在处理文化贸易问题上的诸多策略，尤其是处处与美国相对抗的“文化多样性阵营”，我国同样也应当主动参与国际谈判，积极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法规，有限地开放国内文化市场，并以各种政策激励并扶持我国文化产业。同时，与世界各国在“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达成深层共识，利用国际力量抵御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赢得更加深广的空间，展现更加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参 考 文 献]
[1] 徐望.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PEST和SWOT模型分析与发展策略[J].理论与现代化，2017(2)：17-23.
[2] 许建.详析中国版权贸易逆差优缺点[J].传播与版权，2016(2)：184-186.
[3] 范玉刚.提升文化贸易质量助力新时代文化“走进去”[J].湖南社会科学，2020(2)：13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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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淑娉.新帝国主义文化战略的主要特征[J].思想教育研究，2017(10)：103-106.
[6] 金海波.文化安全政策的国际镜鉴与启示[J].重庆社会科学，2017(3)：114-120.
[7] 张斌.国际文化贸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屈海燕〕
作者：徐望
第三篇：中华文化与传播策略
内容摘要：中华文化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本文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出发分析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探讨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华文化自身的优势和如何传播出去的策略。
关键词：中华文化 文化传播 语言教学
当前，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发展困境，寻求转型，表现在国家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自然资源层面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极端主义思想加速发酵，这些都增加了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在此背景下，一种能有效维护世界安全的新理念的出现，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需求。倡导多元文化的共生、融合发展、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精神恰恰符合这种需求，顺应时代，易获产生烈共鸣，也给当今处理人与人，民族之间的矛盾提供了解决的思路。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1.“和”的含义
中国传统文化源于儒释道三家，从《老子》，《周易》的哲学思想可以看出中国人有着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人生智慧。阴阳是《周易》立论的基础，《周易》把天地、自然、人统一于阴阳，认为阴阳是万物的两种属性，既对立又统一。《周易》与《道德经》通过具体的自然、社会和人生中的一些现象，深刻地揭示出阴阳为万物存在的前提条件，和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环境。中国人的和谐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有所体现：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合二为一的辩证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情景合一的艺术审美观。认真研读中华传统经典，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以“和”为主要概念的和谐思想已经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中。
2.“和”而不同，兼容并包
“和”并非一味妥协外力，“君子和而不同”实际上，中华民族本身也并不是起源于单一民族，夏商周时期融合了其他民族，经历朝代的变迁，多源的聚合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增加了自己的人口，吸纳了丰富了自己的文化，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都是那些好斗善战、不断征服异族，寻求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西方人所不解的。
纵观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人始终是以有自己的主体，不断的融合异族文化，从未被外来文化彻底征服，几千年来，文化一脉相承，其核心始终未被剥离。“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虽有冲突，却终能和谐共长。
二.中华文化传播是国家自我发展的必然诉求
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使得中国在国外媒体报道中是落后、愚昧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综合国力全面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崛起的中国渴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世界各国有进一步的交流，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需要与经济地位相应的国际话语权。虽然西方的单向舆论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但重新迸发活力的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还是不断地引发世界的关注。国际舆论的天平正在向中国一端倾斜，对外宣传正迎来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积极主动的“走出去”，加强中华文化对外的传播符合当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的战略部署，同时也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国家文化安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一部分。
三.中华文化传播途径与策略
在传播学中，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多样，有政府主导型、传媒驱动型，民间交流型，企业推动型。在跨文化语言教学的领域中，主要是教育领域的中华文化输出。
1.孔子学院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
孔子学院是迄今为止在唯一被认可和接受的文化品牌，满足了世界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强烈需求。孔子学院向喜欢中国文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从规模化建设也进入到了内涵式发展阶段。除了传授汉语语言知识外，为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民间文化艺术交流，以及海外的中华文化的研究、高校的国际化进程搭建平台。
2.汉语国际教育推广及中化文化传播
汉语国际教育早在早在50年代便开始起步，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在当今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处于发展的机遇期，汉语国际教育也必然承担汉语语言与化的教育传播的重任。许多高校开设课汉语国际教育的本科和硕士专业，培养的汉语教师肩负推广汉语国际教育、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使命与责任。要教会外国人如何说汉语、懂得中华文化深层内涵。
A.文化本体知识的掌握
过硬地的文化本体知识是文化教育传播的前提。中华文化传播需要教师挖掘中华文化的优势与精髓，并不断地和外国文化比照，在了解外国文化同时“照”出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和核心内涵。这样，在教学中才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通过语言点，文化习俗说明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才能够解答学生提出的比较深刻的问题，胜任文化教学。
B.中华才艺展示
掌握一两样个人才艺展示中华文化是必要的，可以引发汉语学习者的兴趣，彰显中华文化魅力。但对于大学生和高级汉语学习者来说，他们需要了解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有些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是很难回答的。所以教师应该提高自身对中华文化的解读能力，而不仅仅是技能的传授。
C.传播当今的中国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当今的社会的现状，时政热点问题能以客观、准确的方式加以介绍。中国人怎样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介中国发展变化”，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内容。基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灿烂文明史和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光辉历程，是我们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根本依托。
D.注重汉语教师的形象
汉语国际教师是世界文化交流的民间大使，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外国学生了解中国文化，首先通过教师的言行举止。整洁的服饰，深厚的学识，尊重他人，谦逊有礼，这些很能帮助我们赢得外国学生的好感，那些负面的对国人形象的报道必然会不攻自破，因此教师的良好个人形象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播。
E.文化体验
汉语的价值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而增加，除了我们自己走出去外，将国外汉语学习者和国外汉语教师请进国门，增加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切身体验，培养本土化教师，满足世界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需求。这些优秀的汉语学习者和外国本土的汉语教师向自己的同胞介绍、讲解中华文化，也是汉语国际教育，中华文化教育传播的有力途径之一。
F.慕课为中华文化传播助一臂之力
网络教育是一个快速成长的行业，可以吸引数百万的受众，并得到世界一些知名机构的认可。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及信息的反馈等特点在中华文化传播中，具有其他传播途径无法取代的优势。慕课课程都是免费的，授课方式灵活。我国许多名校的在线教育平台上和推出了中国文化的课程。课程开始仅一个月就吸引了数千名国外受众。目前大部分传统文化的慕课课程是针对国内大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高校应为海外的年轻学习者多提供些帮助，增加英文字幕，以提高海外的学生的注册此外，在授课方式上多些跨文化意识，少些说教，有利于西方的学习者接受并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
四.结语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世界面前“活起来”“热起来”是一种必然，从事汉语教育及文化传播的志愿者，要具备较好的文化素养和跨文化意识，在与国外本土文化相互磨合的的过程中，认识到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独特的优势，做好中华文化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纽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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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论文是以下科研课题阶段性成果：2015年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辽教发<2015>101号)。
(作者介绍：王欣，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作者：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