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积极地参与经济转型经济法的过程中，深入研究经济法后发现经济体制转变对经济法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影响。可见，对于经济法的实施对经济法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国开展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依靠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知识。但现在经济体制在不断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相应地修改现有的经济法学和经济法。
第一篇：经济体制论文范文
特色经济 生态经济 循环经济
[摘 要]青海的省情决定了未来经济发展中必须从青海的实际出发,找准发展的优势,选择发展的定位,弄清制约发展的主要障碍,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使发展的思路更具现实性、可行性。故,发展特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是青海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特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
青海省地处我国西北的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特点决定了促进青海经济发展不仅对本地,而且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有必要从青海实际出发,对青海经济发展战略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1 发展特色经济是青海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首先,青海的省情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在选择特色上下工夫。青海地处偏远,区位条件差;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交通通信不畅;科学教育落后,人口素质偏低。这些都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影响。青海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构成如果不突出青海特色,与外省趋同,那么肯定会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产业发展的路子势必越走越窄。同时,青海地域辽阔,省内各地区之间差异性也很大。因此,青海以及省内外不同地区应当对产业发展进行区域调整和区域布局,突出地方特色,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
其次,青海的资源决定了我们有条件在发挥特色上出优势。青海地处世界屋脊,由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它具有独特的自然地貌和海拔高度,不仅山川藏珍、戈壁埋矿,而且具有其他地方少有的高原特殊气候和在这一气候条件下派生的珍稀生物资源,有在全国独具优势的水电、盐湖资源,独特的畜牧草地资源,太阳能、风能资源,独树一帜的高原地貌景观,众山之巅、众水之源和颇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人文景观等。这些丰厚的特色资源为青海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只要善于开发这些优势资源,就能够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依据省情,青海特色经济的构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着力发展壮大盐化工业,逐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第二,重点发展中藏药业、绿色食品业、有机食品加工业和高原生态农牧业,逐步形成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链。第三,发展水电、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特色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形成在西部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经过努力,最终形成世界高原生态基地,全国盐化工加工基地,中藏药生产基地,西部水电——高耗能工业基地和石油天然气开发基地。第四,以发展特色旅游业为龙头,经济推进现代服务业。在保护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有规划、高起点、高水平地面向市场开发各类旅游资源。
2 发展生态经济是青海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与生态,二者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互为条件的关系。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有着极大的制约能力,经济要想求得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系统,发展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是以保护和发展生态产业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具有生态系统性、公共性、全球性、持续性的特点。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亚洲孕育大江大河最多的区域,起着江河水文循环的重要作用。青海生态又十分脆弱,水土流失、沙化现象日益严重。尤其是湟水流域、青海湖流域和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经成为青海发展特色经济的严重阻碍和最大的隐患。因此,在青海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保护和建设生态作为根本任务。
青海生态总的看是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下不断恶化的。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加快生态经济的发展,把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一是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力度。草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草业的发展可以兴起一个大产业,推动产业化发展。种草本身(从种草到加工、储存、销售、繁育草籽)能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拉动畜牧业。草既是经济作物,又是生态作物;既可以体现长远的生态效益,又可以当年转化养畜,实现眼前利益。搞得好,就可以从根本上调动农牧民治理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因此,要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扶持,加大力度,不断扩大退还规模。这里关键是要搞好规划,把种草种树同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结合起来,退耕还林还草,恢复生态,发展畜牧业。
二是大力发展高效农牧业、促进生态保护和治理。在退耕还草的同时,要把着眼点放在高效农牧业上来。要围绕结构调整和特色农牧业经济大搞设施农牧业,在牧区进一步加大力度建设防灾抗灾基地,种植高产优质牧草,利用温棚种植根茎类作物,大搞牛羊育肥、自繁自育,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改放牧为圈养。在农区把种草和种植经济林结合起来,进行牛羊育肥和西繁东育,支持发展农畜果菜加工业,鼓励发展新的高收益产业,开辟更多的收入增长渠道,对农畜产品龙头企业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带动广大的农牧民获得更高的市场效益,走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的良性发展道路。
三是积极推动农牧区能源结构调整。我省电力、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在农村牧区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广用电用气取暖、做饭,替代传统的烧柴烧草习惯,把林草效益转化为养殖效益,这对保护生态,净化空气都有重大意义,应选若干地方进行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3 发展循环经济是青海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
循环经济是人类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建构的经济系统,并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去。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地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使环境合理性和经济效率性得到了有效的结合。青海经济的发展,更迫切需要循环经济。
青海循环经济实践中,较成功的经济体有锡铁山铅锌矿循环经济共生企业群,其产业链主要由西部矿业公司锡铁山分公司铅锌矿及选矿厂、青海创新矿业公司的硫酸厂、中汇矿业铁金矿、海西化建有限公司水泥生产厂、大柴旦硼矿、大柴旦地区的八家硼酸厂以及拟建的硼镁肥厂和余热综合电站组成。根据核心产品特点,该产业链中包含以锡铁山铅锌矿开采为核心的铅锌矿生产生态工业群落、以青海创新矿业公司硫酸产品为核心的硫酸生产生态工业群落和以海西化建有限公司水泥生产厂为核心的水泥生产生态工业群落。该企业群每年产生1000余万元的循环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
青海发展循环经济,主要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量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强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要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和原则,规划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强化政策导向,营造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制环境;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管理体制机制;以矿产循环发展为突破口,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以保护与开发并重,大力推进生态工程建设;加强废物回收利用,积极开展城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突出重点,加快制定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建立循环生产技术体系,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撑;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
参考文献:
李战奎.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的机制创新初探 [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收稿日期]2009-03-15
[作者简介]周成仓(1964—),男,青海大通人,青海大学社科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和农村经济问题。
作者：周成仓
第二篇：经济体制转变中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研究
摘要：积极地参与经济转型经济法的过程中，深入研究经济法后发现经济体制转变对经济法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影响。可见，对于经济法的实施对经济法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国开展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依靠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知识。但现在经济体制在不断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相应地修改现有的经济法学和经济法。
关键词：经济体制转变;经济法;经济法学;转变研究
在经济法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效率显著提高。经济体制可能会按照经济法的规定去做准备。另外，经济法学不会影响经济法，并可能让经济体制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1.经济体制转变中经济法的作用
1.1经济制度转变中经济法的任务
当一个经济体制发生改变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建立了一个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以识别和保护国家经济，确保其覆盖整个经济体系。在我国稳定的经济环境里，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过程中，从维护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创建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明确了一定的法律法规，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1.2经济法的结构
我国经济法规定了国内的各种标准，这些标准是基于竞争法的。计划经济是社会最重要的趋势，因为国家的经济调控体系不得不在计划经济形势下制定，而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法是随着经济体制而变化的。并且国家开始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经济体制的主要目标，由于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国家把主要目标改为经济法、竞争法。
2.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途径
2.1分析国家管理经济生活以及法律调整间的特殊关联
经济法的转变已成为必然趋势，并且出现了许多评论。在以往的惯例中，经常使用主体与经济的关系来理解经济法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通过理解经济法的含义，与管理联系在一起，确保财产状况与其财务管理密切相关，可见多种经济法很依赖于经济管理和经济关系，事实上，这个想法是不对的。目前，我国直接水平和数量正在急速下降。换言之，角色经济法不仅调节了经济关系，还制定有效政策，防止政府腐败。我们也力求合适的资源配置。
2.2经济法的本质
学习经济法时要注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经济法。这并不能让我们发现经济法的变化。但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经济法决定了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规模和参数。判断经济法的性格，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根据国家的经济背景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必然会导致经济体制转变。但是，市场经济没有主要的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正确的角色是困难的。今天，国家必须干预经济发展，以确保经济稳定。但同时，辩证地明确经济发展不一定依赖政府监管。监管的目的，首先是调节和加强经济发展。因此，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是最后的手段。其次，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它都清楚地体现了经济实体的独立权利。但是，如果不控制这种自由，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干预和管理逐渐变成法律强制性的内部规定。
2.3及时准确地把握经济法学
一种更常见的法学方法是利用法律现象来充分理解法学的内容。这种现象在欧洲市场领域非常普遍。但是，随着该领域劳动法的发展，商法变得更有条理。研究人员意识到商法的重要性，并能够在未来的实践中广泛而谨慎地运用商法。在我国，除了劳动法外，还有很多合同法和环境法，还有很多经济法。由于法律制度的丰富，经济法无法发展。
3.经济法学的研究展望
3.1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行法治的经济，完善与此有关的经济法理论
如何将市场经济转变为尊重法治的经济，不是任何研究领域都需要解决的问题。既要实现司法部行政共同体与市场经济的统一，又要为第五法的完成提供依据。市场经济法治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依法进行与经济生活相适应的国家干预和市场交易活动。为此，有必要证实和确认上述各项立法中所载的有关犯罪、组织管理和实施方法的法律原则。如果“违法行为”的范围在法律范围之外任意变更或具有任意性，市场主体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同样，如果国家部委和政府的财政管理权不能撤销，“行政”就失去了边界，市场主体的权利也得不到规范合法经济的有效保护。
3.2加强经济法学内部的统一，让经济法学的结构更加完整
经济法学虽然诞生较晚，但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很多关注的领域也没有达成共识。在经济法学的研究当中，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加强学习。首先，在经济法学理论中，要建立以竞争法为基础的市场治理，就必须建立宏观管理理论。其次，经济法学通过探索对经济法的互惠性和经济特性，研究相同的材料，促进了经济法学的学术融合。
3.3解决经济法理论内部的协调，完善经济法学理论结构
在经济法的研究中，有三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即为市場法管理的一般理论、宏观经济法管理的一般理论和竞争基本规律。 经济法基本理论的研究是经济法学所有研究的基础。今天，学术界正在探索用国家如何干预经济生活来解释经济法。现在我需要分析以下内容：经济法特性与经济条件相匹配。同时，宏观规律对市场经营管理规律的顶峰是统一和团结经济法，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内部矛盾经济法。对矛盾和统一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研究这些对象使理论经济法更加系统化。
4.结语
中国经济建设仍处于危机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这是通过健全和科学地立法确保改革产生影响的重要机会。研究经济法学的本质是研究经济法的合理性，分析如何将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向经济体制转变，是我国经济稳定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平.经济体制转变中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分析[J].财富时代，2019(12)：68.
[2]张子昂.经济体制转变中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研究[J].法制博览，2019(07)：223.
[3]薛克鹏.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互动发展[J].地方立法研究，2018，3(06)：41-61.
[4]胡改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经济法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综述[J].法学，2011(12)：148-156.
作者：张佳丽
第三篇：社会主义开放经济体制的构建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开放经济体制;国家经济安全
摘 要：制度和体制是决定经济安全风险性的根本因素;社会主义制度与开放体制理论上能够确保经济安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与开放体制不健全、不发挥作用会放大经济安全风险;只有构建社会主义开放发展体制才能够增强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开放经济体制，形成双向开放、平衡、包容和安全的贸易与投资体制，加强投资及金融安全风险监控。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Open Economic System and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in China
XIA Xian-liang(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CASS，Beijing 100836，China)
Key words：socialist institution;open economic system;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时代，扩大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扩大开放中树立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制定开放发展战略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制度框架，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工程。开放体制的选择与否与国家经济安全风险紧密相关。
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风险性，世界各国都密切关注自身开放发展的经济安全问题。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常常以国家安全为由推行美国优先战略，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发展路线，抱着“零和”博弈和强权政治的大国竞争思维，无视国际规则和联合国宪章，时常挑起地区紧张局势，破坏世界和平，威胁世界经济和别国经济安全。由于美国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推行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似乎国家经济安全成为美国政府采取损人不利己行动的正当理由，给人以“搞了贸易保护主义就可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感觉。然而美国经济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它并没有使得美国经济更加安全。美国以经济安全为由推行的保护主义政策，转嫁自身经济矛盾，威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采取开放型经济体制，从制度与体制层面保障了经济安全，但也需要防范外国危机的输入，并为阻止和化解世界经济安全风险做出贡献。当前探索国家经济安全内在本质、规律和决定因素，研究保护或封闭体制与开放体制选择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对当前中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发展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决定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基础上，探索中国经济安全风险的根源及其理论与实践问题，认为社会制度与体制是经济安全的决定因素，具有效率与公平的好制度与体制是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开放体制优势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融入和推动全球化，倡导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在互利合作中形成开放、包容、平衡、可持续和安全的世界经济新体系，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既不会转嫁和输出自身经济安全风险，也不会输入国际安全风險，且能为世界经济稳定、安全和强劲增长做出贡献。
一、制度和体制是决定经济安全风险性的根本因素
社会制度和发展体制决定着经济效率与公平性，从而决定经济安全性水平。经济安全取决于国家制度及体制所形成的经济发展的效率、结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经济安全与国家其他安全构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首先经济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国防安全的经济技术基础和保障，确保其他领域发展所必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同时，没有其他安全保障也就没有经济发展的条件，也难以形成经济安全发展的环境。国家政治、社会安定是经济资源配置预期的先决条件。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国度难以形成经济安全发展的局面。
经济安全与国家其他安全互为条件，相互影响。从中国历史上看，北部边疆从繁荣到凋敝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南侵，农业和贸易发展失去繁荣的环境和安全条件所致。现如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受中亚暴力恐怖主义侵扰，社会稳定和安全面临巨大威胁，新疆各族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从当今国际现实来看，中亚、西亚、北非地区经济处于非常落后状态，国际冲突和战争频发是重要原因。没有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经济难以稳定、快速、可持续地发展，还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危机和停滞。
经济安全根本上是由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体制性质决定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经济制度落后，其经济安全性极其脆弱。封建社会制度虽然较以前社会制度大幅度提高了经济安全性，但仍然严重受制于自然资源条件。资本主义最初从君主或封建帝王统治下慢慢萌芽，但其发展受到封建制度的抑制。中国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长期被强大的封建制度所制约，难以发展成为成熟的思想和革命运动。封建地主经济是基于土地生产资料之上主要开展农牧渔业以及采矿业等小规模简单的自给自足经济，很容易受到市场盲目性冲击，加之自然和土地条件的限制，一旦遇上自然灾害、战争等外部冲击，就会频于崩溃。中国封建经济坚固强大，但是到了清末时期不敌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开展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它虽因内在制度缺陷限制而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性，但相较于封建经济安全了许多。特别是资本主义利用发明创新，推动现代科技不断向前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不断发展。
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制定要依据公平与效率定理，政府对经济安全风险预警和防范政策也应该遵守这个定理，依据这个定理做出科学判断。只有找到危及安全的根源，并从制度上弥补制度漏洞，才能真正保障安全。提高经济安全性就是降低经济风险性、脆弱性、不确定性，弥补引起不安全的制度和体制缺陷。当今时代自由主义的深度全球化受到欢迎。但反对全球化的重商主义在许多发达国家都存在。国家经济安全概念不能无限扩大化、泛化，避免夸大经济安全的概念，以免将所有经济风险都包括在内，同样重要的是避免一个极其狭隘的定义，以免忽略潛在的安全风险。滥用经济安全例外条款，把经济安全扩大化、泛化，可能阻碍正常的开放发展和贸易自由化，违背了经济学公平与效率定理，成为反全球化、反开放、反对自由贸易的逆流。不应该把合乎公平与效率的经济活动都扯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上，从而影响国家开放政策和恶化贸易投资环境，变成为政府限制和制裁行动的借口。
经济安全性与经济开放或封闭体制选择具有高度的联系。经济安全缺陷是制度固有的。开放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经济风险，但不开放也会有经济安全问题。封闭经济体可能会出现宏观运行不善而失衡引起的危机风险。自我封闭或被别国封锁都会缩小产业分工范围，降低分工效率，不利于产业发展和产业安全，导致经济缺乏竞争而效率下降。封闭的安全是宣传出来的自欺欺人的假安全、暂时安全，不可靠、不稳固(刘光溪，2004)。如果没有适当制度和政策条件，封闭不会带来资本成长、产业萌芽，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和国家强盛。封闭经济体系一旦开放就会暴露虚弱的体质，本土产业会被外部开放体系的产业资本所击败。不开放则打乱了与外部世界经济分工和整合的秩序，带来本国经济安全风险。被封锁或封闭的国家孤独无助，国家经济处于低水平运行，岌岌可危。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对别国贸易制裁和围堵，阻隔别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就是威胁别国经济安全，类似于战争攻击行为。
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更安全，开放体制比封闭体制更加安全。开放和全球化为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只有时刻使国家经济处于开放和广泛联系之中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降低经济系统风险性，提高经济安全性。开放能使各领域更好发展，使自身更加强大而增强安全性。开放不意味放任自流，不意味没有监管和调控。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严重失衡的体系，因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开放。适度有管理的开放才是经济的、有效率的。开放虽然不能消除安全风险，但适度开放能够促进经济效率和公平，有助于促进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分工、合作，增加自由和竞争带来的活力，弥补资源短缺和经济结构矛盾，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安全性。开放促进互补经济扩大合作空间。开放扩大知识、信息和资讯扩散，随着人员流动而传播，促进各国扩大贸易与投资的能力及机会。开放体系促进各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增强各国获得市场、能源资源、金融、知识以及信息的能力，促进各国经济在接触外部资源中保障内部经济可持续发展。开放使世界各国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各国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深度融合。开放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开放、平衡和可持续地发展。开放所推动的全球化使各国贸易及投资市场多元化，商品和资源供求来源多渠道化，从而减轻受国际市场波动和外国政府干预、制裁所造成的经济脆弱性。
开放的安全风险来自于外部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无常。世界经济通过分工整合是相互依存在一起的。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分工相互依赖，既提高分工效率，增强经济能力，但也增加了协调和增强供应弹性的难度，增大了经济安全风险和脆弱性。开放世界体制还增加国际间经济恶化信号传播和感染的风险。在开放体系下，一个国家资本、商品、人员、技术、资源不受控制地跨境流动，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经济因失衡或扭曲的外部世界经济而加重结构性失调，以及国际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收支不平衡，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稳定性和安全性。开放同时带来经济危机和波动，发展差距扩大，收入差别悬殊，产业和就业消失，政治动荡，社会不安以及民族或阶层仇恨扩散，这些政治经济矛盾会在国际间传播和流动，引起经济安全风险。这个世界是有风险的、不确定的。这些问题不是开放和全球化本身的产物，而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没有开放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国际经济秩序引起矛盾会暴露得更快更早。开放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于市场体制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引起的深刻矛盾，缓和了国际经济安全风险。
闭关锁国没有带来真正的国家经济安全，自主的适度开放增加经济安全性。中国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封闭导致落后和虚弱，不会带来强盛和安全;失去主权的开放同样没有国家强盛和安全。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冲击下，中国自明末开始出现禁海和国家垄断国际贸易的自我封闭发展体制，使国家经济日益虚弱。清朝进一步闭关锁国，傲慢自大，减少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往来交流，经济、科技和文化日益衰败和落后。不开放有风险，开放也有风险，失去主权的开放更加危险。中华民国时期虽然开放但没有开放主权，经济命运掌握在列强手里，国家不自主开放也没有增加经济安全。中华民国没有开放主权，沦落为外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完全丧失自主产业安全，也丧失了经济发展繁荣的安全保障。新中国被西方列强围堵和封锁了近30年，国家经济主要靠自力更生，经济活动水平低，经济十分困难，直至处于崩溃的危险边缘。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熔化西方封锁的铁幕，迎来了经济开放发展的新局面，增强了国家经济安全性。从世界范围来看，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都是被美国霸权所封锁，处于极度不安全之中。当今俄罗斯、伊朗、古巴以及委内瑞拉遭到美国长期贸易制裁而日益虚弱，安全形势岌岌可危。
无论从中国历史，还是从世界实践经验中，可以得出选择开放发展体制增强国家经济安全，封闭或被封锁削弱国家经济安全的结论。开放体制更加安全，社会制度和体制是经济安全性的决定因素。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发展体制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安全性。
二、社会主义制度与开放体制理论上能够确保经济安全
中国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既没有政治经济安全，也没有完整主权。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比以前有很大改善，不再任人宰割，但政治经济安全仍时常遭受西方列强的威胁，国家尚未统一，台湾仍游离孤悬海外，大陆人均国民收入仍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经济、科技以及治理的许多方面没有达到现代化水平，实现建成现代化强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仍需要付出艰巨努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确保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奠定了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表现在其体现出来的效率与公平优势。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消灭了剥削，能够保持资本收益和劳动收入之间分配达到合理均衡，使国内市场资本利润率处于合理水平，确保供求大体平衡和稳定，消除了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安全具有制度与体制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正确地、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对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体制，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安全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理论上中国可以从社会制度和开放发展体制上保障经济安全，但并非实践中总能够做到保持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合理。为此，就必须通过改革开放不断修复、创新与完善仍有缺陷的制度与体制。只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不断修复开放发展体制的缺陷，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与开放发展体制的功能。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完善和发挥好开放型经济发展体制，对于推动基本经济结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实践中，保持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之间分配结构的合理以及市场供求结构的均衡，操作准确度与理论值会有一定的偏差，难以做到绝对地消除经济安全的隐患。因此，需要不断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解决因市场信号误導和投资盲目性引起的结构性失衡以及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问题，通过试错方式不断逼近和确保经济结构合理均衡，确保不发生重大的系统性经济风险。
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发展、地区发展、行业以及社会阶层发展的不平衡，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开放发展先后序列、市场发育不充分以及政府改革开放不到位等原因。大量在落后地区以及山区农村、西部以及边疆地区的贫困人口，因交通阻隔远离市场或得不到政策优惠而致贫。为此，要贯彻中央扶贫和振兴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向落后地区提供市场、交通、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放开并鼓励落后地区人民向中心城镇人口迁移，提供适当的就业培训和产业扶持，对向西部落后地区投资和产业转移提供税收减免和土地、水电优惠政策，让更多的贫穷人口进入就业市场。与此同时，政府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东部地区省会、沿海城市投资加征不同等级的级差税收，削平所获得的较高利润级差收益，促进地区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发挥国有经济力量，保持国内市场资本利润率水平处于合理水平;对极少数高收入人群征收较高比例的累进所得税，缩小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差距。
在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社会曾存在制度创新乏力问题，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致使中国城乡、部门以及社会阶层在发展和收入两个侧面上的差别一度拉大。相当一部分人私欲观念强烈、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一些干部和群众失去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实践中的经济安全隐患是没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政府经济作用，没有确保国内市场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之间分配达到合理均衡，没有抑制资本过度逐利，引起社会思想和精神文化偏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导致一些干部、企业家和社会精英等干事创业只从个人私利的小格局出发，缺乏从社会大众和国家利益角度着想的大格局、大理想。
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紧围绕改革开放是否、能否和如何增进最广大人民利益这个核心，设计改革开放的方向、目标、任务;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目标和任务，既不走回过去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老路，也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从制度与体制上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确保不会出现经济安全制度性漏洞。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基于市场机制和规则的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经济作用，兼顾公平与效率，增进人民利益，促进经济开放、包容、均衡和可持续地快速发展，为缩小城乡、地区以及部门、社会阶层发展与收入差别奠定了体制基础，也为经济安全提供了体制基础。
三、社会主义制度与开放体制不健全不发挥作用会放大经济安全风险
中国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体制虽然为经济安全奠定了保障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安全进了保险箱。现实中好的制度与体制如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没有执行到位，仍然会出现经济安全隐忧。中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真正使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作用(Pethokoukis，2019)，甚至错误地抵消、破坏和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作用，出现了一些带有资本主义经济色彩的经济安全隐忧。自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2019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至6.3%，这是27年来的最低增速。虽然相较于他国，这已经是上乘的发展成绩，但从中国发展的历史欠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任务和人民对经济发展渴望来看，这个增速不算满意的、安全的增速。目前中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困难不在于资本与劳动力供应短缺，而在于资本与劳动力配置结构不合理，使得内需与外需双重乏力，产品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甚吻合。虽然城乡仍有少量的未就业人口，但扩张财政和宽松金融难以直接刺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扩张投资，因为大多数企业都不同程度遇到销售增长不旺的困难。
自2018年5月以来，中央银行不断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释放流动性，推动银行将信贷直接投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但是，除了少数处于扩张期的企业需要增加信贷融资，大多数企业在经济景气不旺时期投资欲望不强，对信贷需求较少，而且银行因为向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与风险高、盈利水平低，不热衷做这种融资业务，增加的信贷主要还是流向赚钱快、风险低、盈利较高的房地产业以及理财投资、资本市场、银行贴现等虚拟经济。积极财政政策和金融融资宽松政策对实体经济发展推动的效果不明显。目前中国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总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大约占到GDP总额的3倍。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杠杆较高，投资效率效益并不高，债务风险较高。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仍处于中高速区间，总体上债务风险是可控的，但它正在系统性地向中央银行积聚。
当前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主要风险点包括增长速度下行，部分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部分地区房地产供给严重过剩，社会分配严重分化，债务风险升高，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经济效益质量不高，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丧失，新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没有形成。这与中国改革开放没有切实深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开放发展体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密切相关。国有经济把巨大资源投资于长线的基础设施领域，虽然社会效益高，但看得见的经济效益低，回收周期长，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中国实体经济安全风险来自主要领域经济结构失衡，在钢铁、建材、房地产等行业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生产过剩和库存积压，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和销售困难，这种实体经济安全风险很可能会转移或表现到金融领域，从而引发大范围的债务危机、资产价格暴跌危机，甚至货币汇率危机。
党中央和国务院时刻紧盯经济安全风险，不仅对经济形势进行年度评估，而且对经济形势走势进行半年度、季度和月度评估，不时调整政策方向、手段和力度。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产能过剩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积极扩大开放，落实减税降费措施，努力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化解可能出现的任何形式实体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科技风險以及网络安全风险。
金融安全风险始终是中国经济安全最薄弱的核心性、战略性的风险所在。中国国有银行依靠政策赋予的垄断存贷利息率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让整个实体经济为银行业作嫁衣裳，严重伤害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能力。2017年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利息净收入总额达到17549亿元人民币。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双轨合一”，减轻政策性利率垄断程度。2018年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总利润达到9349亿元人民币，年末资产总额达到94.79万亿元人民币。2018年中国银行业资产总额超过35万亿美元，是中国GDP总额的3倍多。可见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之巨，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利润规模之大。2008年中国广义货币M2规模为47.5万亿元人民币，10年中国超发天量的货币进入市场，2019年6月底M2达到了192.14万亿元人民币，10年增长了3倍多。货币过多超发和银行业过度膨胀而缺乏坚实、强大的实体经济创造价值作为支撑，非常危险，潜伏着可能引发高通货膨胀和剧烈汇率危机导致资产外流的安全风险。
理论和实践经验表明，缺乏人民支持、发展成果不被人民共享的经济最危险。无论制度与体制改革创新，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建设实践，中国始终都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的初心，维护人民利益，为人民谋幸福，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紧密围绕人民利益和需要发展高质量经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一定能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目标，就一定能够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无虞。
背离人民利益发展经济，没有安全，只有动荡不定，也一定不会成功。苏联垮台的教训必须记取，它首先败在美元体系对苏联经济安全的侵蚀上，其次败在了苏联共产党失去对社会主义理论、制度与道路的自信，失去理想信念，失去党对人民谋幸福、国家现代化伟大复兴的初心追求，失去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任由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今天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过去苏共类似的经济安全问题，特别是过去长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造成和积累了许多经济矛盾，动摇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和大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自信心，动摇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为国家现代化发展奉献牺牲的初心与理想信念。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安全挑战。
四、构建社会主义开放发展体制能够增强国家经济安全性
构建和实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强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合作与余缺吐纳，有助于调整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缓和经济矛盾与失衡程度，增强经济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安全性。2019年7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外部风险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外部再平衡继续取得显著进展，中国外部头寸基本符合经济基本面，中国经济增长不再过多依赖出口拉动，转向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更加平衡、稳定、包容和安全。可见确保经济安全关键在内因，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与体制的保障作用，同时要重视外因对内因变化的影响。对外开放是减轻国内经济安全矛盾的重要安全阀，要充分把控和利用好这个安全阀门，既要防止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转嫁危机，又要防止内部经济矛盾的安全出口被西方国家围堵，也不要指望依靠对外开放解决自身内在经济安全矛盾，更不要对外转嫁危机。
首先中国要继续深化制度和体制改革开放，完善和构建社会主义开放经济体制，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不安全因素，积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等不合理分配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性失衡与失调问题。中国要慎重对待开放发展的经济安全，要根据本国国情与资源及资本能力，决定开放水平、开放范围、开放程度和开放结构。开放体制是一个双刃剑，既能够带来竞争和效率，分散风险，增强经济和政治弹性，带来文化与科技合作交流的机会，同时开放也可能引起外祸内引。如果利用好开放的利益，就能缓和内在矛盾，增强国家经济安全，那么开放就促进和保障了经济安全。如果不能很好利用开放带来的利益，不能利用开放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关系，不能增强经济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那么开放可能冲击内在稳定的经济基础，就会削弱经济安全。
其次，政府在重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等重要政策基础上，深化改革开放，去除各种行政的、政策的、制度的垄断壁垒，抑制靠各种形式垄断、可以不必作出努力创新就赚钱的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以及资产高度积聚的家族财团。把持和垄断经济命脉却不能依靠创新提供高科技产品的国有企业和家族财团都缺乏效率和活力，赚钱只是靠垄断，而不是靠创新和管理，这是低效率的、不可持续的、不安全的，也不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方式。政府对结构性失衡的安全风险要高度戒备，对各类资本进行分类治理，促进优质资本加大创新发展，鼓励平凡资本高质量发展，抑制劣质腐败的垄断资本扩张，打掉生成垄断的制度、行政条件;重点调控好劳资关系、产业关系、金融与实体关系、科技与产业关系以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关系，保持各方面关系合理均衡，大力鼓励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努力以最新科技成果创造新供给与新需求，缓和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失衡。政府在完善和落实社会主义制度与开放发展体制，保持经济结构均衡和维护经济安全，发挥好制度与体制的安全保障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最后，只有构建社会主义开放经济体制才能够全面巩固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任何一方面的经济安全都不可能来自于自我封闭。中国经济安全包括粮食、能源、产业、金融、科技、生态环境、信息网络等方面的安全。这些方面都带有战略性色彩，与开放和合作发展利益紧密相关。习近平(2017)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安全涉及经济整体性、系统性安全风险，因而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特征。尽管金融安全风险可能来自外部传染，但在当今全球金融一体化时代，金融业搞封闭发展几乎不可能。中国金融业要深度融入到国内实体经济发展之中，同时与世界金融体系深度融合，开展广泛的互利合作，分散和消除集聚的安全风险。
产业安全也不可能来自封闭和保护，关键要把握好外国贸易与投资冲击和本国产业资本流失之间的平衡。尽管新兴的本国幼稚产业受到外国产品或服务冲击，会造成毁灭，让外国产品暂时占据垄断地位，但封闭和过度保护都不会让新兴产业成长壮大，只有开放体制能够将产业贸易与投资的安全风险降低，发挥安全的体制保障作用，从而使国内短缺的产品免遭外国企业断供以及过剩产业免受进口国限制进口。中国产业安全要建立在开放体制基础上，要随内外市场需求变化、政策及环境变化而灵活调整，使其富有弹性，又要防范外国政策、客户需求变化带来的安全风险。
当今开放式科技创新势不可当，科技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开放促进科技创新和教育、科技与文化的发展;封闭导致缺乏对外交流与合作，缺乏外部信息和思想来源，必然导致教育、科技与文化发展落后。科技开放创新既要加强开放和合作，鼓励交流，又要确保不出现知识产权成果受到侵害的风险。由于各自国家科技创新所有权不同，创新资源和机会有限，创新思想开放可能会产生外溢而被竞争对手所掌握的安全风险。尤其是科技间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因而在科技开放上要把握好鼓励交流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开放边界问题。科技安全就是要把握国家科技独立与自主能力，不求每项科技都居于领先地位，但战略性科技创新不能缺席，确保战略性科技成果不被外国垄断，从而确保国家战略性产业技术领先地位。科技安全日益开始延伸到包括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物种安全等领域，在整个国家安全中处于更加特殊的重要地位。
中国经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最具挑战的是开创科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创新新局面，加强科技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引导产业界扩大应用科技创新投资规模，打破西方对华科技交流与贸易的封鎖，建立中国主导和引领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消费革命新模式。中国要积极扩大开放，深入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积极与发达国家开展高科技相互投资、并购、合作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许可贸易等，增加科技接触、交流、外溢与合作机会，扩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合作以及成果产业化，以中国取得科技创新成果优势带动双边投资、贸易和消费增长，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增强中国以及合作伙伴的科技安全与经济安全。
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谋求中国合理的国际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是中国开放发展、和平发展的正当权益，任何国家都无权也无法围堵、剥夺。中国开放发展不会也不可能通过向外转嫁内部矛盾而解决经济安全问题，而且中国致力于降低国际经济风险和消除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在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都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和缓和的作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传承数千年中华经济文化的开放、合作与包容精神，体现“天下大同”的理念，致力于促进不同国家之间合作与交流，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开放发展模式。中国开放体制推动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特别是倡议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为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发展，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和平、和谐和安全作出了贡献。
中国坚持走和平、合作、共同安全的发展道路，从开放与合作中谋求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做促进与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锚，不谋求凌驾于国别安全之上的绝对安全。中国在这样一个不平衡、不安全和充斥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谋求和平发展与安全，必须要按市场规则开展互利合作，坚持开放合作与共商共建共享以及互利共赢原则，树立正确义利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不走西方国家贪婪逐利的资本主义零和博弈、赢者通吃老路。中国不会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但会坚决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核心利益和发展利益，捍卫发展自主权和发展模式。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合作项目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谋求与合作伙伴互利共赢，在合作中与伙伴共享获得的建设成果，只取合理的利润率作为商业回报，不谋求资本利润最大化，更不会谋求垄断利润。中国是世界经济开放、包容、合作、和平、安全发展的推动者和维护者。
中国开放发展的合作安全思想来源于一贯倡导和奉行社会主义、多边主义、国际共同合作的集体主义发展理念，摒弃西方发达国家走帝国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发展路线。中国社会主义开放发展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基本理论，是以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互利共赢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基于价值规律，强调生产商品的国际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国际贸易按照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进行交换，它扬弃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中国互利共赢经贸理论包含合作发展、包容发展、和平发展、共享发展的先进理念，树立了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消除丛林法则、赢者通吃等不合理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基于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创新意义。
社会主义开放体制是一个开放、包容、合作、和平与安全的互利共赢发展体制，是增强世界以及各国经济安全性的体制。资本主义逐利制度和保护主义发展体制会让全球化发展难以为继。只有社会主义互利合作让全球化发展道路联结起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互利合作，扩大相互贸易、投资与合作交流，增强了中国经济国际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国内资源短缺、产业结构性矛盾，提高中国经济安全性。社会主义开放体制强调互利合作和国际共商共建共享的对接与协调，树立和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增强了国际安全。
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和开放发展体制能够确保中国经济安全性，但是中国经济生活在一个发展不平衡、不安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政府依然要管控和纠正外部市场引起的不安全性风险。在国际经济合作实践中，中国也存在一些背离互利合作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问题，存在一些过分追求自身利益和较高盈利欲望的做法，让一些伙伴国家心生嫌隙和戒备。因此，我们要切实贯彻“一带一路”互利合作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精神，制定开放、自由、平等与合作发展战略以及政策措施，限制海外企业垄断行为和不当逐利行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多边主义和集体主义，展现合作精神，推动构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和命运与共的国际合作新秩序以及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将促进国际公平与效率，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开放秩序，中国社会主义开放体制首先降低或消除国家利益矛盾，其次主张协商解决利益矛盾，最坏情况就是搁置利益矛盾和争议，总是能够达到实现包容性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所以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与开放发展体制相结合，就能够形成消除内部和外部危机的生成，既保障中国经济安全无虞，也提升世界经济安全性。
五、结 语
国家社会制度与发展体制选择是决定经济安全的内在制度性基因，制度选择是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体制决定资本主义世界是不平衡的、不安全的体系。美国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是威胁世界经济安全与和平的最危险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开放发展体制，是确保我国经济安全的基础。虽然社会主义开放型体制可从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两个方面确保中国经济公平、高效、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地发展。但是，也要时刻防范安全风险，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构建开放发展体制，促进对外经济贸易互利共赢，增强国际竞争力。无论对内抑或对外开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安全都基于自身稳固的内因之上，无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多高，融入全球化多深，中国经济安全都要系于国内经济稳定、平衡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内生经济制度与开放发展体制都要形成强大的制度与体制效率和内部免疫力，才能够化世界范围发生的贸易战、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于无形。
国家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要建立健全系统完备、科学高效的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有效管控风险，切实提升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的能力。
第一，构建内外贸易平衡与安全保障制度。从促进劳资合理分配、加强财税调控、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抓好产业扶贫攻坚、推动供给侧与需求侧无缝对接等方面入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措施，消除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隐患和经济剧烈波动风险，确保国内市场大体平衡和经济稳定发展。同时，推动现有WTO改革，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有步骤扩大国内自由贸易区范围和加快对外自由贸易区商谈，加快出口管制立法，加快构建和实施设计科学、运转有序、执行有力的出口管制体系，加强进口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进口管理法律体系以及行政执法机制。
第二，完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建立走出去风险防控体系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构造宽松、自由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的同时，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充分发挥国家、行业、社会以及企业申诉的全方位安全监督作用，确保安全审查措施落到实处。加强境外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提升对外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强化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走出去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与审计，完善国有企业境外经营业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国有资本的安全与效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健全金融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构建适应开放体系的跨境金融监管制度，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健全走出去与引进来金融监管体系，完善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评估处置以及市场稳定机制，加强对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和跨境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重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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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荣 梅
作者：夏先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