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制论文范文

2022-05-09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行政体制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对我国行政法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行政法学从计划经济下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行政法学，学科体系、行政理念、政府职能，价值追求等，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说，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学就是围绕着整个行政体制改革而展开的。

第一篇：行政体制论文范文

行政效能监察体制研究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而行政效能监察对行政机关改善管理、改进作风、提高效率、廉洁勤政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監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行政管理的重要环节。本论文立足行政效能监察的实践，分析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深层次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行政效能监察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行政效能监察体制

1 行政效能监察现状

1.1 行政效能制度现状

近年来，不断加大行政效能制度建设力度，出台一系列行政效能的措施和文件，有效的推动了行政效能制度的不断完善。在监督政府机关依法行政和提高办事效率方面，相继出台了《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人民政府关于清理市政府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通知》等文件;在对政府机关工作纪律、作风以及服务质量进行规范性方面，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各级政务大厅“一站式”代办服务工作的意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制度》、《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督促检查工作推动决策部署落实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在对政府机关进行责任惩戒方面，出台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管理办法(试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预警纠错办法(试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受理投诉办法(试行)》等文件。

1.2 行政效能体系现状

第一，大力推进网上办事大厅建设。2013年6月份，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阳江分厅正式开通，2013年底，市本级以及所管辖的6个县(市、区)分厅已经通过广东省信息中心测试，实现了与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的有效对接。

第二，建设完善12345综合服务热线平台。12345综合服务热线整合了16个政府职能部门的特服号，如市环保局12369等，均可实现转接至12345。受理范围具体包括：群众对消费侵权、经济违法行为的咨询、申诉、投诉、举报;市民和社会各界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管理工作的建议;对政府部门办事程序、行政审批等政策规定方面的咨询;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工作作风、行政效能方面的投诉;生活服务等各类综合信息查询;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办事预约等。

第三，改进特邀监察员工作制度。根据2013年监察部发行的《监察机关特邀监察员工作办法》和2014年《广东省监察厅特邀监察员工作办法》的相关精神，结合具体实际，纪检监察机关对特邀监察员工作制度进行了改进。

1.3 行政效能监察的方式

第一，开展专项行政效能监察。针对中心工作和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行政效能监察，对存在问题进行挖掘和查找，并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提出解决的对策和建议。第二，灵活多样地开展特邀监察员工作。特邀监察员工作一是坚持两个结合。即组织参加专项活动与日常工作相结合，集中组织与分散组织相结合。在具体的工作开展中注意工作内容的多样化和工作方式的灵活性，充分发挥特邀监察员的积极作用。

1.4 行政效能监察的方法

行政效能监察的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打造政府门户网站新的信息公开系统建设;二是进一步规范本级进驻事项;三是进一步加快推进实体办事向网上办事迁移;四是将网上办事大厅延伸到镇村;五是积极做好法人网页建设;六是积极推进效能电子监察系统建设。

2 行政效能监察体制存在的问题

2.1 行政效能监察缺乏整体性

虽然从目前来看，行政效能监察采取的方式方法多样，并且在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提高部门工作效率以及提高政府部门资金利用率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果，但是就整体性而言，还有一定程度欠缺。行政效能监察项目比较明细，侧重于对单项项目指标的，考核项目指标有涉及组织领导效能监察的，有涉及规范权力行为的，有涉及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随着这些项目的设置虽然比较全面，但不管是哪一个项目都不能全面反映政府部门的综合效能水平。①

2.2 行政效能监察重结果轻过程

行政效能监察等级分值的整理主要是根据政府部门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确定，以依法行政项目为例，所涉及的考核内容主要由行政执法的职责是否明确、落实是否到位，执法是否规范、合法，文件依据是否有法律、法规保障以及是否存在三乱行为等。这些考核内容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政府行政部门自身提供的材料才能获取，而对于材料的来源、材料的真实性在行政效能监察中则很少进行考证，但行政效能监察等级则完全依据分值所得。②

2.3 缺乏科学合理的行政效能监察体系

尽管近年来，不断强化对行政效能监察体系的建设，但是从根本来说，目前的行政效能监察体系还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在行政效能监察体系中的问责部分不够全面、不够科学。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问责作为行政效能监察的一种重要惩处措施和手段，能够充分体现行政效能监察的权威性，发挥行政效能监察的震慑力。

2.4 结果反馈力度小，缺乏持续提升

首先，虽然在一系列涉及行政效能监察的文件中都明确了行政效能监察的结果对行政部门、干部的评先、评优以及提拔任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行政效能监察结果更多体现出来的是对结果比较差行政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而对于结果比较好的行政部门及工作人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可以具体操作的奖励办法，例如与工资晋升、物质奖励进行挂钩等。

其次，行政效能监察结果不够清晰和量化，责任追究缺乏支撑。从2014年对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行政效能监察结果来看，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法定职责履行不到位”、“法定职责履行不正确”以及“政务公开不彻底”等模糊字眼，至于怎样才是“法定职责履行不到为”、“法定职责履行不正确”以及“政务公开不彻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衡量的标准。

3 完善行政效能监察的对策

3.1 构建整体科学的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

做好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基础和核心是要具有科學、合理的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因此要对现有的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进行重新的构建。

首先在构建的总体思路上，要突出“远近结合”、“内外兼顾”、“入出平衡”的思想。所谓“远近结合”就是要将发展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结合起来;所谓“内外兼顾”就是既要兼顾政府部门的内部管理标准化，又要兼顾外部监督的意见反馈;所谓“入出平衡”就是要充分考虑公共资源投入与公共服务产出之间的平衡关系。③

其次在内容上，要具体体现市政府部门的组织领导、行政管理、受众服务和廉洁自律四个维度。组织领导主要用来考核政府部门领导干部履行职能所取得的成绩，具体包括单位的战略制定情况、职能定位情况、业务目标执行情况以及行政成本管理情况等;行政管理主要用来考核政府部门的自身建设管理，具体包括单位的班子建设、组织制度实施情况、人力资源建设和规划情况等。

最后在框架设计上，要突出四个方面的改变，即第一个方面的改变是要突出权力运行单位目标的设计，也就是要突出权力运行单位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第二个方面的改变是要突出量化指标的设计，即利用完善的电子监察系统对公共服务的过程、时限以及结果进行，突出的可测性;第三个方面的改变是要突出的多元化，即强调服务对象对行政组织的实时、客观;第四个方面的改变是要突出对行政成本的控制，即在行政效能监察的过程中，将行政成本的高低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④

3.2 强化行政效能结果反馈

第一，强化行政效能监察的惩戒力度。应尽快出台以过错责任为前提和原则的《行政过错问责办法》，针对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7个考核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比如对服务不到位、工作作风懈怠、办事效率低下、政务未公开的行为要进行责任认定，而对于组织领导不力、未依法办事、廉洁自律差的行为要进行责任追究。

第二，采取切实可行的奖励措施。可采取区别对待、明细分类的奖励措施。对于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行政效能监察要重点从提拔的角度进行设计，规定一定的分值标准，达到分值的领导干部优先享受提拔重用;对于政府部门的普通干部，行政效能监察要从工资晋升的角度进行设计，同样采取分值标准的方法，对于达到规定分值的普通干部实施工资晋升。

4 结论

本文对目前行政效能监察的现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了目前行政效能监察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围绕监察组织建设、制度体系、体系等提出了解决的策略和建议。通过本文的论述和研究可以预见，未来的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在监督主体方面将会逐步形成多元化，公开性和透明性也会进一步增加。

注释

① 程联涛.试论行政效能监察的运行机制[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5(3).

② 张熹.济南市行政效能监察评价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3.

③ 范柏乃，朱华.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和实际测度[J].政治学研究，2005(1).

④ 傅端林.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当议[J].中国监察，2009(23).

作者：邓永扬

第二篇：行政体制改革对行政法学的影响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对我国行政法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行政法学从计划经济下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行政法学，学科体系、行政理念、政府职能，价值追求等，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说，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学就是围绕着整个行政体制改革而展开的。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理念

一、导言

自1978年起，我国就开始了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的道路。总的来说，迄止2007年，可以把行政体制改革分为三个阶段：以政府机构改革为脉络的行政体制发展阶段(1978-1988年);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导向的行政体制变革时期(1992-1998);以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再造为始点的行政体制演变时期(2001-2007)。而 2008年2月27日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就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的目标以及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在此过程中，行政法学也在孕育和发展着。学界对中国行政法学的复兴均认为是从1978年开始的，之前，由于欠缺政府对“依法行政”理念的认同，行政法仅是管理，约束公民工具，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学。在行政体制改革持续进行的几十年间，行政法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其中的关系绝非偶然。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法学是围绕着体制改革而展开的。行政法学是研究行政法现象的部门法学。因此，对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行政法学更侧重于法律制度、政府职能、以及行政理念等方面。本文旨在探讨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下关于中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几个问题。

二、改革进程中行政法学的发展概况

(一)理念的转变

总的来说，整个行政体制改革都是围绕依法行政以及法治政府而展开的，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改革的目标。现代国家具有公共管理的职能，也就是说，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政府的应有职责，即便转变政府的职能，也并非放弃国家机关在其职能范围内的管理职责。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传统的管理理念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更多的从宏观上发挥作用。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逐步建立，服务行政的理念开始形成，要求实现从规制行政到服务行政的转向。

1.不同时期所体现的理念不尽相同。结合上文“三个阶段”来看。在第一阶段(1979-1988)，由于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行政权对私域的涉足还相当的广泛，改革的力度也在于对政府机构的改革，旨在通过对行政机构的内部改制，提高行政效率，以此来缓和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摩擦。这个期间，行政法学则体现为 “管理论模式”。其研究对象是行政管理，侧重从法制的角度研究我国国家行政管理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及怎样运用法制来保障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行政主体仍然处于强权的姿态，而行政相对人则处于被管理者地位，缺乏主体性。因而有学者说,“行政法学理论在总体上还停留在以‘命令——服从’为人文精神的19世纪古典法学的阶段”。

2.在改革的第二阶段(1992-1998)，侧重点主要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政府开始重视市场的角色，强调政企分开、转变政府的职能。政府应当尽可能较少地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一时期，行政法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对行政权的控制上。“控权论”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滥用的以及当行政权被滥用如何给予救济的法律，主要是指行政程序法，更准确的说，控权论体现的是一种宪政理论的分权思想，通过立法的作用来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利滥用。

3.而在第三阶段以及以后，改革的焦点转变为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再造，行政权力从私域退出，开始关注公共领域的事务，更倾向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强调政府对公民的给付，总体上体现“服务行政”。大量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必须由政府积极的作为才能得以实现国家对公民之“生存照顾”义务。服务行政是在制约行政权滥用可能性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变，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公权服务于私权，与私权具有同质性，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通过提供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满足公民的日常生活所必需。按照德国行政法学者福斯多夫的观点，人类社会化之后，会出现人类与其“生活之资”的分离，要生存就必需有一个可以“有效掌握”的生活之资的空间，但是，随着社会化以及都市化发展的逐步深入，个人可以有效掌握的生活之资的空间越来越狭隘，这个时候，人类就不能独立生存了，必需依赖于社会，由社会为其生存提供“生活之资”，以后逐渐演变为政府的职责，即政府之“生存照顾”义务。

(二)行政法学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

在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学是在1978年才开始出现的，此前的行政法学，由于缺乏宪政基础，脱离了社会现实，还不能称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学。整个学科体系就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围绕行政体制改革而展开的。相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旧行政法学，有学者将1978年以后的行政法学成为“新行政法学”①。新行政法学是随着对宪政的重视和对旧体制改革的展开而产生的。这段时期，大量的行政法学著作逐步问世，开始对行政法关系、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等问题展开研究，行政行政法学经历了体系的严重缺失到逐步完善的过程，逐渐成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基本确定了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以“主体——行为——救济”为主线的研究范式。

同时，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颁布大量的行政法律法规，也促进了行政法学的发展，如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确定，一方面行政权运行有了合理的外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公民的私权受公权侵犯时也有了司法救济途径。行政诉讼制度的确定肯定了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是对行政法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行政法学也不再停留于类似行政学或者管理学强调的政府的管理模式、效率等问题，而是转向研究与之有关的法律问题。在这期间，行政法学界也出现了大量关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学术研究，如张尚鷟教授1989年发表的《试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法》、朱维究教授同年发表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及其意义》、周国弘1990的《论行政诉讼制度对企业的保护——对确立赔偿制度的建议》等。但不得不说，目前对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研究却陷入了低谷，大多学者都倾向于研究行政理念、行政程序、行政监督等行政法总论方面，而忽略了诉讼方面。学科研究之间也存在相互推诿的现象。

从整个学科体系来看，我国的行政法学侧重于总论的研究，而在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弱。在改革初期，还比较重视部门行政法学的发展，部门行政法学被作为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1998年之后，由于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部门行政法学受到了削弱，行政法学研究侧重于基础理论、基本原则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行为论、主体论、监督救济论等也得到了深入研究。但是，加强部门行政法学的呼声却从未停止过。目前，有的高校也尝试着开展了部门行政法学课程。对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有利于推进行政法治和制度在不同的行政管理领域的运用，并且，也能起到完善行政法总论的作用。

(三)对行政程序的重视

在中国，历来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在改革初期，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政府往往是按政策行事、按上级领导的意志行事,极具人治色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开始注重依法行政，而“依法”主要就是强调依“行政程序法”。各行政立法具体体现了对行政程序的重视，如《行政处罚法》中就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处罚行为无效”。行政程序首先要在形式上实现正义，它具有效率和民主的基本品格，效率本身就是行政管理的内在要求，民主则强调公众对行政的参与。整个体制改革，无论在机构的设置还是公务员的配置上，都体现着追求效率的精神。反映到行政程序上，则要求行政程序的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之间、时效制度、救济制度等的设计要合理。而公众对行政程序的参与，则是随着行政主体论的逐步发展，行政性对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尊重后才逐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的。行政程序不仅要求效率与民主，还要求政府的信息公开。

三、结语

一般认为，行政法学一个关键的命题是“行政法学是研究什么是行政法的一门学科”，但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行政法学?”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究竟怎样的行政法学才能促进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呢?行政法学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学科，它的发展离不开行政体制改革这一大背景，行政体制改革为行政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研究素材，而行政法学反过来又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可以说，二者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刘书燃.“中国行政法学研究报告(1978-2008)”.《行政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

[2]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陈新民.《公法学札记》第三编.“服务行政与生存照顾概念的原始面貌”

[4]于立深.“中国行政法学 30年的理论发展”.载《当代法学》第23卷第1期.

[5]叶必丰.“二十世纪中国行政法学的回顾与定位”.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作者：杨阳

第三篇：中德行政决策体制比较研究

摘要：行政决策体制已成为各级政府发挥行政职能不可缺少的组织系统，在整个行政决策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行政决策体制是否科学，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是否合理，是行政决策是否科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本文介绍了中德两国行政决策体制的基本内容，通过分析比较二者在决策中枢系统、信息咨询系统、执行系统及监督系统方面的不同，旨在为中国行政决策体制的完善提供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中德行政决策体制比较启示

一、行政决策体制概述

行政决策体制是专指用制度加以固定的承担行政决策任务的机构和人员的职权、结构和相互關系的总称。谁制定决策、谁参与决策、决策反映与代表谁的利益、谁执行与监督决策等构成了行政决策体制的主要内容，其实质是决策主体的决策权力划分和运行机制问题。现代行政决策体制主要由行政决策中枢系统、行政决策信息咨询系统、行政决策执行系统以及行政决策监督系统构成。

行政决策中枢系统即行政决策中心，主要由行政组织中具有决策权的领导以及其他核心人员组成，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决”和“断”，最终决断出行政决策的方案。不同的行政决策体制下，行政决策权力的行使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主要包括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两种。

信息咨询系统是中枢系统的重要辅助机构。信息系统负责信息的整理、加工、传输和存储，为中枢系统提供信息服务;现代咨询系统通过自己在信息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弥补决策者知识、经验和能力上的缺陷，促进决策的科学化。

行政决策中枢系统一旦输出决策，就需要付诸执行。行政决策执行系统的工作是否顺畅与高效，决定着决策能否变成现实。所以，行政决策执行机构是行政决策体制不可缺少的系统之一。行政决策执行组织既可以是政府组成部门，也可以是法定的执法机构或非政府组织。

行政决策监督系统是决策中枢组织之外的组织系统，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检查行政决策者是否有法定职权，决策行为与决策程序是否合理合法等。在行政决策的制定与执行中，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政党、非政府组织及公民个人等都可以参与监督。

二、中德行政决策体制介绍

1.行政决策中枢系统。

1.1德国。德国实行责任内阁制，其决策中枢系统由总理和各部部长构成。这突出的体现在以下三个原则中：(1)总理原则，指联邦总理决定政治路线方针并对此承担责任的原则，主要反映在联邦总理的三大权限：一是组阁权;二是决定路线方针的权限，即联邦总理决定联邦政府内外政策的总方针，并对此承担政治责任。《基本法》的两条规定对此作了保证：联邦总理有权提出对联邦总统有约束力的免职建议;联邦总理负责主持联邦政府的日常工作，联邦各部制定的任何重大措施均需要及时向他汇报;三是决定联邦政府建制的权限，即联邦总理拥有决定联邦部的数量以及联邦各部部长的职责范围的权力。(2)部门原则，指在联邦总理所确定的路线方针的范围内以及在内阁决议的框架内，联邦各部部长独立地领导其所管辖的部门并自行负责的原则。联邦部长是联邦部的最高行政长官，全面负责联邦部的日常事务，对其所管辖事物承担全部政治责任。(3)内阁原则，指的是联邦政府所有重要的政治决策都必须由内阁集体做出。当联邦部长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时，由联邦政府集体决定，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由联邦内阁做决议，即集体负责制。

1.2中国。我国公共行政决策体系主要是二元结构，即以人大为核心的宪政结构和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党政结构。党参与政府决策，并且是政策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者，这是我国公共行政决策体系的重要特征。具体来说，我国公共行政决策的中枢机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行政首长等。就政府部门来说，决策人员应该是政府组成人员，即国务院(包括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省政府(包括省长、副省长、各厅(局)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其中，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求，各行政首长在本职范围内处于决策中枢地位，上级对下级处于决策中枢地位，这样就构成了我国横向、纵向层级交错的决策中枢系统。

2.行政决策信息咨询系统。

2.1德国。德国行政决策咨询机构的设置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内部咨询机构。包括：(1)最高行政决策者的政策咨询机构。联邦总理的决策咨询机构主要由总理府、联邦情报局和新闻局三种机构组成：总理府是总理的参谋部，随时向总理报告国内的政治动态和政府各部门工作情况;联邦情报局由总理直接领导，负责情报收集工作;新闻局一方面收集、研究舆论界的反应，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参考，另一方面向舆论界宣传和解释政府的政策，并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新闻措辞对舆论界施加影响使之有利于政府。(2)各级行政机关的决策咨询机构，如“部际协调委员会”、情报部门等。(3)各部的情报资讯机构，如财政部顾问委员会、金融政策司、经济部欧洲政策司、联邦外贸情报司、联邦统计局等。

第二类是外部咨询机构。包括(1)半官方的决策咨询机构，如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汉堡经济研究所等，他们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咨询服务。(2)民间决策咨询机构，如研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史、结构与就业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艾伯特研究所;1961年成立的为德国军事提供咨询的联邦德国工业设备企业公司等。

2.2中国。我国公共行政决策的咨询机构按性质可分为：(1)官方咨询机构，指隶属于党委或政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咨询机构。在最高决策层，设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在部门决策层次，设有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等;(2)半官方咨询机构，一是各级科协、社科联等半官方组织，另一类是各部门下属的研究所，这类组织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为本部门的领导决策提供咨询服务;(3)学术性咨询机构，指科学院、工程院、社会科学院、各专业研究院以及高等院校中下设的有关所、系、中心、室等;(4)民间咨询机构，指民办的研究所、学会研究会、咨询公司等。

3.行政决策执行系统。

3.1德国。德国行政决策执行系统与德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的决策体制的纵向结构有关。在纵向的决策权分配上，联邦政府更多的是作为“司舵”的角色而出现，即仅仅掌握着外交、国防、财政、司法等方面的决策权力，而日常事务的决策权更多的下放到各州，因而州政府成为了行政决策执行系统的核心。主要包括：(1)执行州本身的行政决策。(2)受委托执行联邦所制定的行政决策。(3)细化联邦决策细则并予以执行，即细化和执行联邦政府的决策中所涉及到本州的事务。除此之外，由于不少决策的执行和实施需要通过联邦和州之间的合作而展开。因此，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建立了多个层次的协作关系，并因此建立起了一批协作性机构，如联邦政府总理与州总理会议、联邦政府部长与州部长会议等。除了州政府，地方政府在发挥自身的自治功能之外，同样需要执行联邦和州所委托的决策执行任务，如环境保护决策、市民登记政策等。

3.2中国。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权限由中央政府所授予。因此，就决策体制来看，中央地方模式的运行逻辑是中央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巨大的决策权力，而地方政府则主要负责决策方案的执行。在中央决策与地方执行的模式中，中央往往借助自己的权威，有权就涉及全局性的问题作出决断，并要求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具体步骤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政府先提出政策性文件草案;与相关部门就草案进行沟通与协商;根据政策的重要程度和成熟程度，将达成共识的草案分别提交给全国人大通过颁布或由政府首脑签发;最后授权地方各级政府对决策加以执行和落实。因此在这种决策模式下，中央政府是政府决策者，地方政府是决策的执行者。

4.行政决策监督系统。

4.1德国。德国的行政监督系统贯穿于决策的整个过程，内嵌于整个决策体制之中。就内部监督而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行政决策制定要受到联邦议会和州议会以及不同层级的宪法法院的监督。一般来说，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直接通过立法审查和司法审查的方式来行使对行政决策的否决权。同时，总理和各州州长更为直接的是受到来自执政党的监督。政党直接通过党内政策审议，或者间接通过立法机构审查的方式来行使监控权。而就行政系统内部而言，联邦和州政府各部部长需要分别对总理和州长负责。在纵向层面上，尤其是决策执行系统上，由于联邦法律和决策主要是由各州政府代为执行，这便要求联邦政府对州政府必然要进行监督。但是，联邦政府只能监督各州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而不能监督各州的做法是否妥当，即它只有法律监督权而没有专业监督权。就外部监督而言，行政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受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非政府组织往往通过接入政策咨询、决策听证等方式来行驶自己的监督权，广大公民则借助有关部门广泛征求国民意见之机，发挥自己的监控作用。

4.2中国。我国的行政决策监督也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一般监督和专门机关监督。一般监督指上级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检查、指示等方式监督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上级行政机关还可以依法撤销或改变下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或违法的行政决策和决定，同时还可以依法追究决策失误的行政决策者。除一般监督外，我国还有专门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即行政监察。行政执行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决定、命令的过程中，行政监察机关对其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检查，以保证行政机关的高效和行政人员的廉洁。另外，按照监察法等相关法规规定，行政监察机关可以对行政决策效能进行监督，查处行政决策失职、渎职的案件，以保证行政决策者恪尽职守。

我国行政决策的外部监督主要包括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行政决策的监督大致采取以下方式：(1)将党员选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职，通过影响立法来监督行政决策的制定;(2)将党员输入各级政府任职以影响和监督行政决策的制定;(3)以党纪国法对决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进行检查、监督、奖罚、任免等。人大监督是我国最高层次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通过听取和审议预算、决策和专项工作报告以及检查、质询等方式，监督行政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司法机关对行政决策的监督主要是一种程序性监督和合法性监督，主要表现在依法裁定行政决策制定的程序与原则是否合法、裁定行政决策内容是否合法以及监督行政决策的实施是否符合程序和合法。社会监督是指以公众为基础的民主监督，即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体、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参与和监督行政决策制定和执行等。

三、对完善我国行政决策体制的启示

当前而言，我国行政决策体制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行政决策观念陈旧、决策权力过度集中、决策组织结构模糊、决策监督主体缺位、对决策绩效评估的不足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行政决策体制的良好建构。而德国行政决策体制的基本经验能在某种程度上为优化我国行政决策体制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启示。

1.建立决策、执行与监督分工明确、相互制约的体制。现代行政决策体制內部四大机构组织应该是相互独立、各司其职，又相互协调、精诚合作的，但我国行政决策信息咨询机构、决策执行机构和决策监督机构都依附于决策中枢机构，独立性不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建立起决策、执行与监督分工明确、相互制衡的体制。这就需要：其一，实现“谋”与“断”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分工，建构起多样化的决策信息咨询体系。其二，实现决策制定和决策执行的相互分离。如依法设立业务相对独立的法定组织来行使执行性职能，逐步发展到利用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来参与执行政府决策。其三，赋予监督机构独立地位，适度分离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确保监督机构的独立性。

2.扩大公民和咨询机构的决策参与，促进行政决策体制的民主化。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确保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化水平，推进行政决策体制的民主化;另一方面，要完善政府内部决策民主，进一步加快咨询机构的发展。在发展体制内的咨询机构的同时，也要发展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信息咨询机构，从而促进信息咨询的多元竞争，以此提高决策咨询的服务水平。

3.提高行政决策执行力。以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提高執行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创新行政决策的执行体制，例如可以专门设立执行局或法定机构，以此明确区分决策制定与决策执行的职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绩效评估制度、行政决策问责制等，强化行政决策过程的制度约束，对执行不力、执行低效、变相执行或拒不执行等行为进行问责。同时，要提高执行者的素养，并且在执行前、执行中和执行后都加强部门内外的沟通与协调。

4.加快决策评估和监督，推进行政决策体制的法治化。决策实体性监督是决策监督的中点，对决策程序的监督是行政决策监督的关键。要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决策体制的法治化，这就需要：第一，重视行政决策的评估，以绩效评估来监督行政决策的正确运行;第二，加强行政决策的人大监督;第三，加强行政决策的行政监察;第四，完善行政决策的层级监督;第五，健全行政决策的审计监督和司法监督等。

参考文献：

[1]汪伟全.比较公共行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刘峰，舒绍福.中外行政决策体制比较[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

[3]吉塞拉·菲尔伯尔.中德行政体制改革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桑琦.政府行政决策体制的研究[D].长春：吉林财经大学，2013.

[5]李华刚.我国政府决策机制优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6]贺煜.论我国行政决策体制的改革与完善[D].西安：西北大学，2004.

[7]周波.我国政府决策咨询机制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

[8]杨海坤，金亮新.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之基本问题研讨[J].现代法学，2007(6).

[9]周光辉.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J].中国社会科学，2011(3).

[10]舒绍福，刘峰.大部制视野下的行政执行研究[J].新视野，2008.

[11]李金龙，杨伟才.寻求我国政府决策咨询发展的路径—一种比较的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2008，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