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政治理论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国际生态政治理论是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国内生态理论的深刻影响下构建出的一种“嫁接式”理论架构。
第一篇：政治理论论文范文
卡尔·伦纳的政治理论和实践
摘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特点之一是，大多数的理论家同样也是政治活动家，卡尔·伦纳就是典型代表。他被学界所熟知是因为其学术代表作《私法制度及其社会功能》，不过他的职业生涯后半期几乎全部都是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卡尔·伦纳主政奥地利期间，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最终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貌。
关键词：卡尔·伦纳；经济民主；奥地利合作运动；改良主义政治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15
卡尔·伦纳出生于1870年12月14日，出生地大致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附近摩拉维亚村的下坦诺维茨。1891年至1896年，伦纳如愿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不过他还长期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学生时代，伦纳早早卷入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在1894年起就已开始为《工人报》撰写文章。1896年，伦纳被推荐到奥地利国会图书馆工作，之后结识了包括维克多·阿德勒在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领导者。在1907年的奥地利第一次男性普选中，伦纳作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议会席位的候选人被推选为奥地利诺伊基兴区的下议院代表，开始了自己长达43年的政治生涯。从1907年到1914年，伦纳担任国家议会诺伊基兴地区社会党代表，在此期间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问题谈判作出积极努力，并在国会宣传奥地利合作运动。伦纳对法律的研究主要是在法学理论和法律社会学方面，《私法制度及其社会功能》是他的代表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从1916年起，伦纳发表了一系列论述“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文章，特别关心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1918年，他担任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后来担任总统。20世纪20年代中期，基督教社会党聚集了大量保守势力，他们要求伦纳下台，于是从1920到1934年，伦纳都是奥地利最大反对党社会党的主要领导者，他代表了该党的中右翼。1945年11月，伦纳被选为奥地利第二共和国总统。1950年12月31日，伦纳在维也纳逝世。
一、卡尔·伦纳的主要理论成就
卡尔·伦纳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里集中研究法律问题的专家，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作出了主要贡献，他的开拓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思维。伦纳对“法”有着魔般的信仰，他的论断是：作为工具，法律深刻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进程。在法学上的最初著作《私法制度及其社会功能》（1904年出版，1929年修订）①中，伦纳不认为马克思深入分析了法律在社会中的功能，因此，他的工作部分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领域的空白。伦纳的主要论点是，法律相对不变地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或者，法律落后于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然而这种假设没有否定法律在社会积极变化中的潜在影响，事实上，他的目的是演示法律如何促进重大的社会变革，它发挥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一成不变，但在伦纳眼里，法律不断表现出进展的迹象②。伦纳研究的进步意义在于，法律的演化史使人们认识到“平等”的概念是法律和社会的产物，它绝不是超自然的神人所恩赐的永恒之物。另外，在谈到世界和平的问题时，伦纳支持民族融合的态度以构建政治共同体③，这就必须在国际法框架下确定相应的原则，具有执行权力的国际法庭应监督这些原则的运行情况，通过逐步扩大国际法、国际规章、国际裁判，为民族融合开辟道路。
从对法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伦纳的政治理论站在中间偏右的立场上，他对于资产阶级的平等和民主等概念的不断引入还体现在政治理论的阐述中。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伦纳与库诺和伦施一起，为帕尔乌斯所主办的《钟声》杂志撰稿，在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他显然代表着右派的方针。而之后的所有论著就是对他政治理念的进一步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1917）、《作为完整过程的经济和社会化》（1924）、《实现的途径》（1929）等等，都表明了他只是改良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他对于民族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和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探讨最具代表性。
伦纳和鲍威尔④这两位著作家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代表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又不尽相同。两人都深受一个愿望的影响，那就是尽可能不让奥地利分裂成为一些各自以民族团结为基础而完全独立的国家，而且两人都由于这一点而强调民族的文化方面和个人方面，不强调政治或经济方面。但是伦纳在这一点上比鲍威尔走得更远⑤，他力图确定这样一种可能性：把社会的文化方面和政治经济方面明确地区分开来，旨在建立一种极端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同时保留统一的经济结构和一个代表公民的共同因素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政治权。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用特殊的手段来规定民族问题的，在民族问题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基本与社会民主党保持一致，即在德意志文化的框架下实行奥地利民族自治，这其实已经沿用了好几百年⑥。1899年的“布隆决议”提出了奥地利联邦领土原则的系统，该方案的提出延续了业已成型的奥利地国家形态。“布隆决议”把奥地利改组成为一个由各民族组成的民主联邦[1]。虽然它直至一战前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普选制的失败和1907年民族主义浪潮的退却都对它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1899-1906年间，伦纳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民族问题的著作：《国家与民族》、《奥地利各民族为建立国家的斗争》、《奥匈君主国的基础和发展目标》等等。由此，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民族理论体系。伦纳赞成保留种族完整性，他试图建立一种多民族国家的模型，抵抗以往任何一种层级制的国家概念或者领地式的民族理论。他构想一种被称作“民族性格”的概念来超越领土的界限，这样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极大地保全民族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为了避免民族在国家中的斗争，使各民族在国家中彼此和平共处以维护奥匈帝国的统一，伦纳提出了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调整。伦纳认为，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法律调整就是根据“民族性格”原则，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来调整民族与国家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赋予具体民族的公民和民族以具体的主体事务，而不是形成权威机构行为规范，因此通过实体性法律手段才有可能长久地解决。”[2]17通过民族与国家的法律调整，从而把民族与国家的政治问题转变为文化与法律问题。伦纳推翻了“每个民族都该拥有自己国家”的公式。他不同意民族的领土原则，“对于民族来说，它是一个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共同体，”[2]17而不是地域共同体。与国家通过外在的法律关系建立起来的关系不同，民族是一个内在的共同体，它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性是通过情感和意识表达出来，与具体的领土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通过“非属地原则”的“个人原则”，伦纳延伸到了其民族理论的关键词——民族自治。伦纳看到，存在于同一个行政区域的宗教共同体能够彼此和睦相处，他认为这是宗教文化与国家政治分开的结果。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它是以语言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文化所决定的民族性格和情感所连结的。民族共同体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意识，民族的这一作用和宗教的作用是相近的。所以伦纳提倡像宗教管理那样来支持民族文化自治⑦，以缓和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伦纳继续论证，作为文化存在的民族共同体也应该和国家的政治分开的。文化事务的部分由民族共同体管理，而政治权力则交给国家行政机构，比如：各民族必须在奥地利总理和联邦内阁的统领下来管理领土事务，同样，总理和内阁要对外交、军事、财政事务、社会—经济福利和司法负责。这样，各个民族在国家中就可以避免为了政治权力而进行民族之间的斗争。伦纳指出，通过民族文化与国家政治的区分不仅保证了民族的完整与自我发展，同时还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二、伦纳倡导的社会主义实现模式
奥地利合作运动是在奥地利开展较早的社会主义运动之一，它的实践跨度很长，影响范围很广。19世纪中叶欧洲兴起了合作运动，1860年，这个概念传入奥地利。1868年，奥地利有237个合作组织，其中194个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而到了1872年，总数增加到了421个。1873年，由于政治争议加剧，奥地利不再承认德国对合作运动的领导地位。虽然奥地利的运动由各种不同的组织构成，但大多数城市里的成员都来自海因菲尔德党代会后的奥地利社会党。即使1934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衰败下去，奥地利合作运动仍然在不断壮大，直到它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被纳粹德国劳工阵线吸收，据记载，1938年这个运动共有大约325000名成员。二战结束后奥地利合作运动继续开展，进而成为奥地利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奥地利合作运动是由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领导者倡导的，卡尔·伦纳为该运动效力超过40年（1907—1950）。早在1911年，他当选国会中的社会党代表，那时他已经开始积极为该运动活动。伦纳认为，社会民主党、工会和奥地利合作运动是奥地利社会民主的三大支柱。就这三者来说，伦纳更倾向于现有系统中没有暴力的革命方式，“可以通过合作解决的问题是最有效的”。伦纳承认工会不时参与非法罢工的必要性，而合作运动的斗争是在和平的法律框架内进行的，这种方法很符合伦纳对法律尊重的原则、经济上的经济民主倾向以及政治上的折中主义调和论。伦纳的观点是，奥地利合作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对经济民主的肯定和促进，因为它保留了商品生产者的部分利润。如果没有合作，工人阶级将被迫放弃其应占的利润，而以高价从中产阶级的零售商那里购买商品。伦纳总结了之前的合作运动的基本特点：中产阶级的联合，他们寻求特殊的超额利润。但是伦纳指出，他所倡导的新型的工人阶级的合作运动的目标是利润的社会化。伦纳强调，利润社会化的概念超出了现实生活中“经济人”的精神境界，它承担了人文的关怀的旨趣。奥地利合作运动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工人阶级控制商品零售价格，而这样做的终极目标其实是影响整个生产和消费过程，以及教育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合作参与的原则。比如，消费者协会并没有直接受到党的领导，但它却是合适的社会主义温床。伦纳再次强调，人们需要学习经济民主的原则才能充分体会到经济民主的好处，“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真实学校。”[3]奥地利合作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消除对消费者的剥削，他在《工人报》上撰文阐述道：我们将使合作社有能力保护工人阶级家庭，让他们避免遭受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削。
伦纳的主要政治观念是：相信社会主义是实现真正民主社会的最佳手段。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构成了一个疯狂的社会变革试验，其想法或主题当然植根于他的信仰社会主义。但是毫无疑问，伦纳的奥地利合作运动是偏右的政治模型，几十年里，奥地利合作运动是检验其社会主义的民主概念的尝试，这种民主当然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的一个变种罢了。1945年伦纳重新执政后，其首要的目标就是在奥地利重组社会合作机构。伦纳在奥地利合作运动中起到了发言人的作用，他向公众明确了该运动的目的和愿景，可以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现实意义上做到了努力把人道主义的理论和现实世界相协调。不过伦纳对奥地利合作运动的伦理假设构建在资本主义虚假民主的基础之上，支撑该运动的经济民主方法显然属于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像马克思一样，伦纳认为经济的概念不是基于个人的利益，而应是基于一般人群的广泛要求。伦纳和希法亭都提倡经济民主，显然，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那里，除了奥地利的伦纳、希法亭、鲍威尔之外，支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还包括德国的考茨基、英国的贝文、比利时的德曼、法国的菲利浦等）。伦纳设想取得经济民主的两种方法，一是国家社会化，二是不借助国家援助的合作运动形成的自我社会化。
关于社会化过程，鲍威尔在1919年的小册子《到社会主义之路》中阐述了与伦纳相近的理念。当时，鲍威尔正负责拟订一项法案，对社会主义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一个民主社会的经济运行构架[4]。伦纳在他的著作中把国家的概念扩大为“合作社的国家”、“工会的国家”、“经济的国家”等等，这样一来，任何比较广泛的社会组织都具有了这种特点和性质。伦纳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本身，认为它走着社会化的道路。此外，他又想出了另一些途径：合作社经济、工会经济、社会保险机构、消费联合会等等。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内部社会主义的主要体现者，“可见，经济上的民主的国家正在全面地成长：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旧世界的卵翼下发展起来。”伦纳认为，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的理论都盲目地只注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周期性危机，等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突变为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模糊地让我们看到了经济民主的影子，但是这些现象的总体还没有被充分考虑到。以往的理论“忽略了在社会运动内部，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正在一步步地伴随着资本”[5]254。因此，在伦纳看来，实现社会主义“主要的实践问题就是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之间实行合理的劳动分工”[5]254。正因为如此，伦纳虽然正确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不是在任何时刻和在任何国家都可能掌握政权，但是他由此而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通过迅速地破坏和改变制度，通过群众的政治变革就可以取得政权是一种幻想。也就是说，他主张避免激进的革命方式夺取政权，这显然是改良主义的右派思维方式。
关于国家职能，在伦纳那里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复存在。问题不仅在于使一系列的经济部门实现国有化，而且还在于“使国家经济渗入私人经济的骨髓”。伦纳天真地认为，只要有意识地加以肯定和引导，通过法律和经济措施，工人阶级就必然每天与资本家的私有观念发生冲突，就必须约束资本家，逐渐排除他们的势力，最后取而代之。“国家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6]，因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也就等于使国家政权摆脱资本的统治。像通常一样，伦纳在这里也引用马克思的辞句，当然他从来不谈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希法亭通过对金融资本演化和作用的经济分析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政治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有组织的时代到来。他幻想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原则代替自由竞争的原则。伦纳比希法亭更强调组织化资本主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他发挥了有组织资本主义论的主要观点，把焦点放在国家的职能上。他认为国家对经济的渗透不断加强，甚至在一些主要的经济部门，各种经济事务是由国家直接掌控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国家统筹了原来无序的私人竞争状态，企业被组织进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由此，伦纳认为，马克思所经历和描绘的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一切相应的经济改造措施也必须改变[7]。
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国家将消亡的立场相反，伦纳赞成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为工人阶级提供必要的服务。他的假设当然是建立在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地位平等基础上，伦纳的想法颇为新颖，即把国家看作工人阶级潜在的、强大的仆人⑧。1916年，伦纳写道：“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力等同于从资本主义当权者手中把国家权力解放出来。”⑨伦纳认为工人阶级及其领导者不仅有必要而且有能力管理国家机器，如果社会主义没有帮助工人阶级努力获取权力，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就已经宣告失败了。伦纳详述了工人阶级参与国家管辖的紧迫性，因为他认为国家在社会主义化过程中构成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1927年，作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伦纳谈到：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机关，而是一种“维护秩序和进行调解的权力”[8]，国家不仅成为这个社会最有效率的机关，它也逐渐转变为直接为工人阶级服务。从这里看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淡化了国家的阶级职能，转而强调国家的社会职能。他们突出一种所谓的“超阶级”国家，幻想国家组织不再具有阶级性，可以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超阶级性便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国家观的最基本特征[9]。
伦纳在奥地利合作运动中采取的方法是蒲鲁东的互助主义、英国的合作社运动、费边派的改良主义和拉萨尔的国家主义⑩的混合体。我们不想以此来否定现代资本主义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和工人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而对国家施加影响的必要性（这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之一），尤其是在目前国家日益处于独立地位的时期，这种斗争方式必然会显得更有成效和不可避免。但是另一方面，它忽略了事物的真相，忽略了现代国家依然具有的明显的阶级实质，忽略了阶级矛盾及其尖锐性，并幻想资产阶级允许无产阶级通过一般的议会活动取得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伦纳作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间偏右政治观点的持有者，已经在折中主义和改良主义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简评伦纳的政治理论和实践
伦纳对于资本主义运行的认识是：世界经济在事实上统一了起来，这个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轨迹。而伦纳对资本主义制度诸多评论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如谈到帝国主义时，他建议社会主义者批评帝国主义不要纠结于道德的辩论。相反，他鼓励社会主义者再次曝光过去帝国主义的活动，以防止同类事件重演。又如，他认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总爆发，而世界经济一体化正是通过这些矛盾前进，人类因为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而逐步向有组织的整体前进，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在是顺着这个路径达成国际政治纲领，完成国际。
伦纳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大力倡导奥地利合作运动，并通过自已的著作给这些政治理念完善了理论注脚。我们看出，伦纳的改良主义使他进一步背离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原理，并且直接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派合作。伦纳在当时代表了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诉求：完全拒绝革命的斗争方式，并且认为国家和无产阶级的某些其他组织形式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改良主义不主张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主张混合经济，他们也不承认国有化是公有化的唯一形式，而认为还应该包括地方公有、合作社企业等形式，奥地利合作运动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例证。伦纳在执政时期强调奥地利合作运动、工会、社会党对政权稳定起到的作用，甚至他还倚重联合组织、保险公司和证券业的力量。
伦纳没有遵循马克思的观点，没有明确地指出国家的阶级实质，却企图使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萌芽日益具有超阶级的意义，也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唯一备选的组织形式，一旦消除资本对国家的影响，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就会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虽然伦纳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观察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大趋势，但是他们都根据自己的改良主义来篡改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他们的理论观点只会模糊无产阶级正确地认识时代和看待资产阶级国家以及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等主要问题。伦纳竭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使工人阶级的活动走向改良主义。伦纳认为，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日益社会化（积聚、集中、国家的影响等等），所以打碎现在的国家是不可理解的。伦纳当然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国家，他的主要意图就是使无产阶级相信，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组织。伦纳一系列结论的本质只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和掩盖它们同资产阶级国家合谋的倾向。
伦纳虽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概念，但和其他渐进主义者一样，他相信，确保阶级斗争成功的最好方式是建立全新及加强现有工人阶级的机构，如奥地利的合作运动、工会、社会党等等。伦纳以及几乎所有其他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都抽象地在理论上主张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两种可能性：即和平的道路和革命的道路。对第二种道路虽然加以强调，但只是在书面上承认而已，就像鲍威尔更多地把第二种道路看作防御性的和最后的措施一样。伦纳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准备实现后一种可能性，而首先要准备实现第一种可能性。我们看到，真正到了那个时刻，即便有这种手段，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了。因而，要求无产阶级尊重国家（和鲍威尔、麦·阿德勒完全一样），这在法西斯主义猖狂的时期就意味着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5]253。
注释：
①雅克·汉娜（伦纳评传的官方撰写者）认为，伦纳的法学思想形成了一战后奥地利法律的基本框架。参见Jacques Hannak， Karl RennerUnd seine Zeit. Wien： Europa Verlag，1965，p114-115.
②例如，在重要的历史发展节点上，人们就已经知道将产生法律的变动，这个过程大致是：首先，议题先逐渐被大众接受；然后，我们可以创建法律条款在议会通过；接着，在一定狭窄的范围内实现新的法律形式；最后将法律规定下来。参见Karl Renner， The Institutions of Private Law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9，p55.
③伦纳的专业知识使他对民族问题的审思也关注法制史，他独创性地借用卡洛林王朝的法典，并试图让其与现代社会相匹配。
④另外，奥托·纽特拉也在一些著作中谈及过民族问题。他虽然不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的政治代表，但是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者。对比鲍威尔和伦纳，他在哈布斯堡王朝民族问题上主张更宽泛的概念。其一，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认为民族的特殊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会渐渐消失。其二，他认为在语言问题上应建立同一的语言系统（这一点与鲍威尔和伦纳相反）。其三，最终导致全球化的现代科学技术会推进同一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
⑤鲍威尔认识到，要在文化和政治因素之间作出这种鲜明的区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于是便深入了一步，分析构成民族的各种因素。
⑥当然，保持现状也有经济因素的考量，事实也证明，在一战后奥地利和德国的关系被斩断，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⑦罗伯特·卡恩认为伦纳的基本思路依赖于多民族国家调整联邦国家的结构。参见Robert Kann， The Multinational Empire （vol.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0，p158.
⑧这个观点似乎很让人错愕，但是联想到一战对伦纳的强烈影响就不奇怪了。当时他供职于食品和供给部门，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非常可怕的权力行使，这促使他在日后积极推进和平方式获得政治控制权，以保证工人阶级在国家事务上的政治参与。
⑨此处，我们找到改良主义的影子，虽然术语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当伦纳把精力集中到和平的政治手段达到工人阶级政治目标时，他转向改良主义思潮。Karl Renner， Austromarxismus. Wien： Europa Verlag，1970，p282.
⑩影响伦纳的三位社会主义大师是马克思、恩格斯和费迪南德·拉萨尔。伦纳特别重视拉萨尔的贡献，他把重点放在两个决定性的问题：一是德国的民族团结；二是工人阶级和国家的关系。此外，伦纳认为拉萨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只是到了1875年哥达会议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逐渐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导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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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Key words：Karl Renne； economy democracy； ACM； reformist politics
作者：孟飞 姚顺良
第二篇：政治的自然之维：探寻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图谱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国际生态政治理论是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国内生态理论的深刻影响下构建出的一种“嫁接式”理论架构。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生态政治的新兴流派逐步崛起，建构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理论、“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安全化”理论等均增加了国际生态政治分析的多维视角，但这些流派也存在诸多不足。只有把握生态政治研究的全球性转向，关注环境权力的发展趋势，才能在多维理论图谱中寻找学术创新支点。
[关键词]生态政治；全球治理；国际政治
[作者简介]曹德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剑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自然与国际政治之关联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和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等人的论说对早期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各国间相互依赖趋势的增强，自然环境议题向更广泛的领域蔓延，并与政治学相交叉，其研究视野也拓展至区域乃至全球领域，极大地丰富了对国家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随着生态政治①的国际实践的深入发展，作为生态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创新成果，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它在坚持“生态关切”内核的同时，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新现实主义等主流国际政治理论进行对话②。整体上，国际生态政治是国际政治吸收环境议题的结果，与国内生态政治一起构成环境政治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③。本文重点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视角，审视和梳理国际生态政治的理论图谱，把握学科史主线，进而总结阶段性规律和学理不足。
一、全球化与生态政治起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当生态政治的脆弱性在某些地区被激化，生态议题就可能引发政治冲突，因此，国际政治和资源环境有着紧密联系。自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召开以后，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增长、废物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以及地球自然物种急剧减少、气候变暖等，各种生态问题引起了广泛反思①。在此背景下，跨境环境因素与国际政治交织在一起，全球层次的“自然之维”愈发突出。联合国于2001年6月宣布启动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项目，其目标是满足决策者对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之间相互联系方面的科学信息的需求。作为该项目的第一个成果，《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评估框架》报告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在局部地区、国家和全球尺度上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改善生态系统的管理状况，从而提高人类福利和消除贫困②？
综合而言，全球层面的生态分析不仅关注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强调作为整体的人类内部的生态问题，特别是国家间生态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从学科发展脉络的角度来梳理，国际生态政治理论正式被纳入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但其研究议题和关注内容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③：
第一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国内生态政治发展迅速，为国际政治视域下的生态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战后，国内生态政治研究迅速发展，但没有进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视野，因此，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大都源自非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这些研究成果对传统的国家发展理论中“资源无限假设”产生了冲击，并对自由理论与社会理论形成了有力挑战④。在研究内容上，资源与人口等问题常被单独研究而非系统研究，南北合作问题也很少受到学界重视。学术成果主要出现在美国和英国，并且随着战后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和国际机制的扩展，日益向美国倾斜。作为少有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斯布罗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被认为是国际生态政治学的先驱⑤，但其研究更多着眼于传统的地缘政治环境视角。20世纪60年代，生态政治随着现实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认同，最具标志性的是罗马俱乐部的成立和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的发表，标志着人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视进入新的阶段。这些都为国内生态政治进入国际研究议程奠定了基础。在相互依赖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内的环境治理离不开国际合作，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全球资源分配体系不可分割⑥。
第二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美国主导下国际生态政治研究开始起步。囿于冷战的紧张气氛，全球生态政治一直被视为一种“低政治”而饱受冷落。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0年“冷战战略大师”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却发现，环境问题本质上不是一国可以解决的问题①。生态政治由此正式进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议程，当然这种转变也与国际生态治理的实践进步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冷战后期的经济起飞，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升国际治理话语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在资源环境方面，争议与斗争不断。此外，国际会议与组织也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罗马俱乐部活跃于公共知识领域，而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奠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政治基础②。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层面，绿色政党开始出现。1969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绿色”政党——新西兰价值党，而且绿党并非单纯地拥有国内政治诉求，也拥有世界或区域的环境主张，并积极开展国际生态合作。这一时期，“环境研究所”（Environmental Studies Section，简称ESS）等国际科研组织和“斯布罗特夫妇奖”等激励措施③的出现，极大地激发了各国国际生态政治的学术研究。当然，这一时期国际生态政治研究整体上仍聚焦于“发展”问题，区域研究的视角较为盛行，而对全球范围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生态政治的“公平与正义”等问题，仍然没有成为国际关注的主要内容。
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国际生态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兴起。80年代早期由于“反环境主义”（Anti-environmentalism）的盛行，国际生态研究受到较大压制。80年代后期，环境主义重获关注并得到发展，学术成果数量明显攀升。在国际生态政治领域，出现了“治理”的概念，同时“安全”“公平”“正义”等传统议题也不断被重新定义。除美国之外，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陆续涌现出一批环境研究机构和学者，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国际生态政治研究也开始兴起。
第四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生态政治理论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过程来看，国际生态政治都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首先，从研究内容看，对南北关系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普遍。其次，从研究国别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不断充实，研究成果也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再者，从研究议题看，全球环境治理研究的兴起，带动了可持续发展、认知共同体等新议题不断被纳入国际生态政治的研究议程。不同行为体构建起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反映了由一种纯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向一种复杂的“多中心政治“转变的趋势④。
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发展，国际生态政治的研究方法渐趋成熟，研究议题也更加深入广泛，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即在空间上向全球层面扩展，在时间上向代际方向延伸。
二、国际生态政治理论的传统流派
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全球视野下的生态关切，它探寻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关系模式的深刻变革⑤。基于全球化流动带来的“外溢”后果，传统的国内生态问题成为国际治理困境的一部分。从学理发展角度来看，国际生态政治理论是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国内生态理论的深刻影响下构建出的一种“嫁接式”理论架构。原本属于国内政治的理论被借用和引申到国际政治领域，将基于国家的生态关切折射或放大到全球层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议题扩展
有两种国际政治理论在生态政治议题上出现了学术争论，分别产生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框架下的生态理论①。就共性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将“公地悲剧”和人口、技术等流行趋势看作是国际生态问题发生的原因，并认为国际环境治理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差异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约束下的国家更能够达成环境治理合作，而新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环境问题必将导致国家冲突，各国应当将安全利益放在核心位置。
具体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对生态政治的研究，聚焦于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合作的可能性②。在应对生态问题的过程中，由于各国利益彼此依赖，只有通过协调才能达成集体行动。即便追求理性自私的国家利益，当国家面临生态危机的破坏性后果时，也存在将自私利益与共同利益统一起来的可能。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承认无政府状态与国内秩序有本质不同，但他们主张将焦点放在跨国层面和次国家层面上，使环境政治超越传统的国家单元，在多个层次寻找合作的可能，特别是集中于国际制度协调与公民社会培养。相对而言，新现实主义者则对生态安全给予了关注，常见的焦点议题有两类：一是国际环境变化中的国家冲突行为，二是环境安全③。在权力分散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环境治理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公地悲剧”，难以达成长期合作，投机性、欺骗性的权宜之计会恶化生态环境④。而当前国际领域的合作仅被看作是“例外”或者是短期合作，非常脆弱。例如，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说明国际生态合作的局限性。
从理性主义出发，两大国际政治理论都将生态政治置于自私动机与理性博弈基础之上，面对日新月异的全球变迁与观念转变，两者的分析视野无疑显得越来越“狭窄”。对此，著名学者丹尼斯·皮雷奇斯（Dennis C. Pirages）就主张建立国际关系的生态理论，以替代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国际生态理论⑤。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生态理论开始渗入到国际政治领域，产生了一批适用于全球层面的国际生态政治学说。
（二）国内生态政治理论的渗入
将国内生态政治理论引入全球政治分析，需要处理国内与国际两种秩序的差异问题。在一个有政府的法制化社会中，对生态治理的认同与动员能力显然要强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一些外溢到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国内生态理论，根据国际现实进行了一定的自我转型，最终形成了较有特色的全球层面的国际政治生态学说，具体包括生态帝国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女权主义三种，如表1所示⑥。
生态帝国主义作为西方生态政治领域重要的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由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比（Alfred Crosby）在其1986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生物扩张1900-1900》中提出。随后，福斯特（J. B. Foster）将克劳斯比的“生物扩张”概念扩大到全球层面的经济、政治领域，正式确立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揭露帝国主义生态掠夺和剥削的本质，将生态和帝国主义视为对立的两个层面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把边缘地区的自然资源集中到了中心地区，而且还把有毒的垃圾和肮脏的工业输出至边缘地区，是对全球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的双向掠夺和双重剥削，是一种彻底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①。西方国家造成了目前全球的环境问题，却以“环境卫士”自居，逃避国际责任甚至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质，导致其为实现经济增长不惜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②。布兰德教授曾以“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概念解释南北不平等的生态关系。北方国家通过无限占用全球性的自然资源、全球性的劳动力和过度利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促进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普遍化，但却使“全球化的南方”陷入了生态环境危机③。
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派别，本质上是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化的又一结果，其核心思想在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都是无效的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20世纪70年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绿化”阶段，也是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学者有“罗马俱乐部”成员、波兰共产党人亚当·沙夫（Adam Schaff），此时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寻求生态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结合；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代表学者有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异化和寻求建立稳态经济的主张；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等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寻求建立“红色绿党”。从社会主义思潮来看，促进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知识与物质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又或者很容易被设计出来（比如小规模的太阳能和风能装置、有效的交通手段和节约能源的住所），而我们严重缺乏的是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意识与感知，不仅要包括以一种人类主义方式进行逻辑思考和情感回应的能力，还要包括一种对事物间相互联系的新型意识和对未来可能性具有想象力的洞察⑤。这些国内思想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对应的学说，主张在全世界形成绿党联盟，共同应对环境恶化问题。但是，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有着许多缺陷，如乌托邦的成分较多，缺乏完整理论框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未来世界构想⑥。
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重要发展。关于其称谓有两种提法，即女权主义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Feminism）和生态学的女权主义（the Feminism of Ecology）。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奥博尼（Fran■oise d’Eaubonne）在《女权主义·毁灭》中最早提出生态女权主义思想⑦，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⑧生态女权主义从性别的角度解构地球面临的生态危机，认为男性主导的社会是造成城市化、技术化和过度生育的主要原因，呼吁依靠女性的力量改变地球的生态模式。生态女权主义是激进的生态运动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把自然看作是女性的盟友，并衍生出文化生态女权主义、社会生态女权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权主义①。在国际生态治理议题中，女性主义反对男性在议程设定与话语权上的霸权，主张增加女性代表的权利，将相互包容而不是理性争夺的思维带入全球生态治理框架中，甚至认为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优先于人与自然的关系②。美国麦克勒斯特学院的哲学副教授沃伦（Karen J. Warren）认为，统治妇女和统治非人类自然界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形象化的联系，这些联系在认识上是植根于以统治逻辑为特征的压迫性家长制的概念框架中，所以，一方面传统的女权主义应当在逻辑关系上向生态女权主义延伸，另一方面生态女权主义为构建清晰的女权主义伦理学提供理论框架③。但是由于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余、建构不足，被视为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原则的乌托邦。
三、国际生态政治理论的新兴流派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开始不断寻找新的研究方向，努力摆脱传统理论框架的限制，形成了新的研究视域。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后，建构主义对于环境政治的分析日益兴起，尤其是“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崛起，它重新审视了环境政治中的“知识”问题，是对理性主义研究的有力补充。从体系层面看，传统理论将治理主体主要定位为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却冲破了这种主体边界，形成了一种“次国家—国家—超国家”的多层体系。在超国家层面上，全球环境治理将传统的主体和议题重新整合在综合性的框架之中；而在次国家层面上，环境公民权也为解释全球环境治理的动因和机制提供了依据。
首先，在建构主义对环境政治的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认知共同体”④理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问题，治理过程的科学性日益受到重视，扩散的环境政治议程需要寻求跨国性的观念共识。彼得·哈斯最早将“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概念引入全球环境政治的研究中，强调依靠科学家共同体的联系网络，发挥专业特长对政策作出权威性解释⑤。认知共同体拥有四个特征，即共同的原则理念、共同的价值判断、共同的合法性理念及共同的政策规划。共同体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界定环境问题中的议题、行动方案和国家利益。认知共同体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动态角度否定了国家利益与偏好既定的传统看法，提出对知识和现象认知的重要性，并强调科学家群体的互动认知网络的重要作用⑥。在国际生态政治的现实中，认知共同体发挥着凝聚共识、促进认识、增加知识的作用。一方面，动员环保个人、公司法人、利益集团以及新闻媒体以“警报器”角色参与其中，建立起一个间接、分散的网络式监督执行体系。例如，“欧洲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Climate Action Network Europe，简称CAN-E）就是基于专业知识的发布、规范议程的设定、抗议与游说活动，对欧盟环境治理起到有效的补充、监督与思想库作用①。另一方面，提供生态应对的专业信息与知识利用。例如，荷兰的“气候知识”项目，支持八个区域联合体去制定区域和地方适应战略。此外，欧洲气候适应平台（CLIMATE—ADAPT）起到了气候适应信息港的作用，为该领域的从业人员提供了广泛的数据、计划、活动和评估支持。
第二，基于对环境公民权运动的分析，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兴起②。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关注宏观上的全球问题和中观上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而最新的环境公民权理论则将关注点着眼于个人本身，从国际法、国际人权（平等权、生存权等）、代际关系等角度强调环境治理的必要性。环境公民权研究的代表学者是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他认为，环境公民权提出的直接动因，是如何克服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目标上公民个体行为变化与态度改变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有助于创建一种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③。环境公民权理论并非完全强调个体权利，而是借助个体强调集体权力，强调公民的全球性和跨国性诉求④。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全球环境治理批评主流学者在“权力—市场”的两分法上各执一端⑤。查利·杰弗里（Charlie Jeffery）认为，完整的多层分析必须超越“超国家—国家”的双层视角，找到第三个层次，即“公民社会”的力量。为此，他强调关注“由下至上”（bottom-up）的参与式治理，在国际环保领域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利益集团等“次国家”行为体的独立治理力量⑥。也正是地方性生态政治观念与全球性的生态政治观念存在反复互动，多元价值与议题网络才能得以充分伸展，也有助于环境主义者做到“全球思考，地方行动”⑦。总而言之，环境管治包括来自上面的规制和来自下面的动员。公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能力是巨大的，在不同团体围绕某一议题而实现的动员中，阶级身份、区域或国家归属以及环境关切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特别分明。这些群体规模小，关注特定议题，致力于捍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利益⑧。
第三，生态环境的安全化理论发展迅速。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为生态政治安全化过程提供了理论工具。安全化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安全是这个行为自身意见的表达”，包括三个相互连接的步骤：（1）识别存在性威胁；（2）采取紧急行动；（3）通过破坏和摆脱自由规则来影响单元间关系⑨。某个行为主体希望“安全化”某个议题必须首先识别“威胁”，而识别者往往是安全化施动者。施动者指定“威胁”，通过媒体渲染、框定，让听众接受。从社会权力来看，这种过程其实是不对等、不对称的，因为只有国际大国才掌握了发现、解释和给出政策建议的完整“话语权”。哥本哈根学派毫不犹疑地指出：“安全行为主体常常是言语—行为集团，这个角色中常见的参与者是政治领袖、官僚机构、政府内阁、政治说客和压力集团”，即国家机器中的精英主体。从全球层面看安全化的主体又是谁呢？显然，只能是且仅仅只能是结构性权力的拥有者。生态安全上的话语不对称，就促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付出更加巨额的环境治理成本，从而加大了环境治理自我挫败（self-defeated）的风险，这对将环境安全质疑为“去安全化”提供了动力。“去安全化”理论强调建立施动者和听众的良性互动机制。大卫·维克多（Dawid G. Victor）认为，巴黎气候谈判标志着全球治理转向自下而上的模式①，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年鉴（2014）》也开始注意到民间科学的潜力②。显然，只有当地方环境治理主体或者听众觉得自身的政策和行动受到全球层面强大行为主体保护和激励的时候，才可克服对异己的安全化冲动的恐惧和内在抵制，最终演化出真正的伙伴关系。
第四，跨国生态环境运动的社会资本理论兴起。从环境治理的角度出发，部分学者主张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引入全球生态政治分析中。布迪厄（P. Bourdieu）是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法国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③从结构主义角度来看，社会资本也是一种“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被汲取的资源”④。正因为个体嵌入在连带关系中，社会资本就可以成为提高气候治理绩效的有力工具。戈兰·海登（Goran Hyden）指出，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资本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公民社会⑤。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欧盟开放式协调及多层治理模式推动了早期的跨国城市网络发展⑥，诸如欧洲城市（Eurocities）、气候联盟（Climate Alliance）、能源城市（Energie-cities）和城市气候保护网络（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等气候治理的跨国城市网络相继出现。这种次国家层面的跨国城市网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垂直性的全球多层治理，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横向网络治理结构⑦。笔者曾指出，以城市网络为中心的区域气候治理依赖于社会资本。欧洲城市气候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是指城市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善意（关系社会资本）和正式制度与规则体系（制度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的制度维度关注信息流动、利益分配，关系维度则包含了相互认可、信任与共享的互惠规范①。全球跨国城市网络通过倡议、游说与抗议等方式，培育并传播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成为社会团结的黏合剂。例如，气候联盟网络为整个欧洲的地方组织发展设立了“气候之星奖”（Climate Star Award）。2004年，来自17个国家的203个地方组织中有22个因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努力而获得表彰。通过模仿、标杆学习（benchmarking）、荣誉授奖等方式，跨国城市网络刺激了气候治理积极性。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从凯克（Margaret Kecky）与辛金克（Kathryn Sikkink）提出的跨国倡议网络解释生态规范的传播，到米尔斯·卡勒（Miles Kahler）围绕“网络治理”探讨全球生态议题②，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国际生态政治研究中。
四、国际生态政治学的理论评估
（一）学术价值与理论贡献
国际生态政治理论是在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理论的争议中逐步成长起来的。纵观理论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成长存在着鲜明的特征：早期理论在回应与解释现实问题中形成，对传统理论报以较多的批判性思考；后期理论则侧重于设计全球环境治理之道，包含更多建设性成分。同时，与大部分国际政治理论一样，国际生态政治理论也有着深深的美国烙印，不仅表现在学者、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机构的归属上，更体现在研究议题的设计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印记渐渐淡去，全球视角逐渐兴起，空间上的南北研究和时间上的代际研究打破了单一国家视角的理论主导，环境政治日益成为一个全球议题并融入全球治理的过程之中。总的来看，国际生态政治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传统主权观念的延伸。主权是一个国家对内独立与对外统一的标志，但面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各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发生了改变。包括约瑟夫·凯米莱里（Joseph A. Camilleri）在内的部分学者都认为，国家主权受到削弱，是因为环境问题的跨国性要求国家树立区域意识或全球意识，以改变传统的国家利益观。一方面，跨国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间要求国家让渡部分生态权力，以在更高层面解决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将日益减少国际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利益分歧，形成共同利益与挑战，民族观念相对减弱而全球观念相对提高。当然，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认为，生态问题延伸至全球层面并非完全是坏事，因为国际制度有助于解决国家层面难以完成的任务，对国家主权的改善作用要大于其对国家主权的削弱作用③。
其二是重视与提升了国际组织的治理地位。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必然催生更多的应对机制和程序，大批国际组织的兴起与环境治理直接相关。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以联合国为中心④，形成了较权威的国际环境治理组织体系，欧盟等区域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也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作为国际生态政治的主要操作实体，国家及国际组织承担了更多责任。另一方面，随着非政府组织在生态政治领域的作用不断增大，其治理能力得到初步展示，如绿色和平组织、罗马俱乐部、世界自然基金已然成为国际生态规范的传播者、监督者与教化者。随着国家权力的减弱，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将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①。当然，面对环境问题的国际外溢与国内沉淀，国际生态政治理论需要深入思考：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权力边界在哪里，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地位如何维持？
（二）理论不足与发展空间
首先，各种流派理论对环境政治的解释都存在一定偏颇。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均假设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忽视了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②。国家在处理国际环境问题时，可能会受到国际组织、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会受到国际舆论、博弈过程的影响，环境议程的结果并不体现完全理性。同时，环境问题对各国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导致各国在制度中的认同和作用也存在差异，忽视了对程度差异性的分析。批判主义理论虽然对主流生态政治理论提出了批判，但自身也存在不足：一是解释国家体系破坏环境的逻辑还不清晰，二是忽视了对国家环境保护行为的分析③。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在早期将自身定位为批判主流理论的理论，过多地注重“破”而非“立”。
第二，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在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上后劲不足。虽然现有理论在分析国际环境问题的“是什么”和“为什么”上卓有建树，但其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性（即“怎么办”）却受到质疑。在指导实践过程中，理论与政策之间面临对接困难，现实操作过程远比理论设想要复杂得多，而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等理论针对环境制度和未来社会的设计上存在大量乌托邦成分，难以指导实践开展。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力求在环境和经济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寻求平衡，而在现实情况中却难以实现，尤其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很难找到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国家的发展道路。
第三，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多元主体与全球治理关系上存在一定矛盾。国际环境政治理论日益强调全球治理的多层次、多主体理念，但同时环境治理也需要依靠国际权威甚至是霸权。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的效率与公平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张力，反映出两种国际环境治理取向的不同——强调民主治理与强调权威治理的竞争。如何平衡二者关系，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解决方案，这就造成了理论内部的分化。虽然国际生态政治有着理论内核，但“多棱镜”式的放射状理论体系在赋予理论张力的同时，也注定使理论难以形成较强的可塑性，即完整而鲜明的理论框架。当然，令人感到乐观的是，随着全球环境治理的兴起以及国际社会对气候等环境问题的高度聚焦，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将获得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沿着“超国家（主权以上）”和“次国家（主权以下）”两个维度深入推进。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作者：曹德军 陈剑煜
第三篇：党校政治理论教学创新策略初探
[摘 要]现阶段党校政治理论教学观念比较陈旧，需要改革和探究教学策略。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能力得到锻炼，保证政治课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笔者根据相关工作经验，主要探究党校政治理论教学创新策略，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党校;政治理论教学;创新策略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渠道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的任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大学生进行培养，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并没有非常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通过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创新，可以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保证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
一、党校政治理论教学现状分析
现阶段，党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不佳，还需要采取措施解决。只有对教学现状认真分析，才能根据教学现状，采取有效的创新教学策略。
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现状分析。近些年，高校加大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如果学历层次高，职教结构就科学、合理。但是也有新的问题，有些教师教马列课，但是却不相信马列，在信仰方面不坚定。有的教师对科研重视，并对教学不重视，在理论科研成果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教学上只是应付，不研究，也不关心。这和教师的评价机制密切相关，同时和教师的教学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2.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持被动学习的态度。现阶段党校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态度是被动接受知识，并不能积极主动的学习。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政治理论课学习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通过政治理论课能保证自身思想素质的提高，政治素养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的了解比较欠缺。甚至有些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种负担。
3.不断完善政治教学评价体系。创新型教学模式要以学生为本，建立课堂评价体系，将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第一位，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能够使学生全面发展。现在的评价体系仍然是重视知识记忆，轻视能力训练，学生对这一缺陷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克服。
二、党校政治理论教学创新策略探究
在创新理论和构建主义理论下，能够使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发展。根据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现状，需要不断创新政治理论教学策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通过网络思路法开展教学。通过网络思路教学法可以运用问题思路，对学生进行科学引导，保证学生形成正确思路，对分析，比较、归类和演绎等多种思维方法进行掌握，从而使学生思维的抽象程度得到提升，对学生良好思维品质进行培养，可以让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概念进行把握，推演基本原理，对结构层次和内在联系进行论证，保证科学知识网络体系的形成，学生认知结构的完善。从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来看，通过网络思路教学法，教师给学生教的是思路，学生学的是教师的正确思路，在形成思路的网络化过程中，掌握知识。
2.通过自学研讨引导法开展教学。自学研讨引导法是一种新型教学方法，是教学方法的创新。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经典进行阅读，从而获取教材知识，形成独特的思维。通过自学研讨引导法能够保证学生责任感的增强，并能够和实际相联系。对理论问题进行钻研，调动和运用学过的知识，对问题进行研讨，形成独特的问题解决思路，保证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形成。同时，教师引导学生开展自学研讨，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责任心，保证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3.通过互动讨论法开展教学。教师可以通过讨论对话，辩论会、专题论坛和演讲，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从而更好的达到思想政治教学的目的。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倡通过讨论法对干部进行理论教育。教师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要互动讨论社会热点问题和重要理论观点，使学生思维得到激发，使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得到锻炼，对学生竞争意识和合作意识进行培养，促进学生的交流，从而使学生对实质和内涵进行准确的把握。
三、党校政治理论教学创新教学发展趋势
党校政治理论教学创新教学要学习历史上的优秀成果，对其他学科的教育知识和经验教训有所借鉴，对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整合，保证教学效果的提高。根据对创新教学模式的评估，未来教学呈现全球化，综合化和特色化趋势。
1.具有特色化趋势。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学生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我国将其整合成明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具有较强的社会主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思维教学模式具有内容，思想和方法等方面的指导。同时对我国教育发展国情和思想政治工作和比较符合。
2.具有综合化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整合性，系统性和综合性方面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体例对教育的完整性和学科内容的整合更加重视。综合化趋势还表现在理论创新对相关领域的影响，对相关学科的渗透，对相关学科新内容不断汲取，对思想政治理论体系不断创新和完善，取得更好的实践效果。
3.具有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党校政治理论教学产生了影响。我国的政治理论教学要适应全球化趋势，从全球化视角出发，构建政治理论创新教学模式。具体来说，对学生视野要不断开拓，将新内容加入其中，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党校政治理论教学策略的创新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能够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本文主要分析了党校政治理论教学现状，提出了党校政治理论教学创新策略，最后展望了党校政治理论教学创新教学发展趋势。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党校政治理论教学水平的提高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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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敖敦格日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