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制度论文范文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法人制度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财团法人制度在我国民法中没有相应的规定，该制度仅在学说中有具体的论述。在当前社会，慈善事业已经备受公众瞩目，它作为公益事业的领军者和公共职能的担当者，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篇：法人制度论文范文

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研究

摘要：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产生，特别是股东有限责任的确立，被誉为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但是在实践中容易沦为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因此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制度来平衡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维护公司健康正常运营，保护股东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便是这样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刺破法人的面纱，可在特定情况下，法律不顾公司法人的人格独立特性，追溯公司法律特性背后的实际情况，从而责令特定的公司股东直接承担公司的义务和责任。但是这项制度在运用中在主体、行为、责任方面规定的条文较少，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亟待完善。据此，本文从主体、行为和责任等方面对这项制度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法人人格;滥用行为;法人人格否认

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概述

公司法人人格否定是指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可以越过公司的法人资格，直接请求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确认禁止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至此，中国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确立。

美国银行诉迪维尤克斯一案使得法人成为美国宪法上的“公民”，法人制度得以确立，并得到多数国家认可，被多数国家所运用，而法人人格否定制度也是起源于美国，是对法人制度进行的补充和发展，世界各国也相继形成该理论，该项制度由此发扬光大，不同的国家对该制度的称谓也不同，美国称为“揭开公司的面纱”，英国称为“刺破公司的面纱”，日本称“透视理论”，而德国称为“股东的直索责任”。虽然称谓不同，但是基本内涵是一样的。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制度，它是在法人制度基础之上形成的，是对法人制度的补充和发展，公司法人独立人格仍然是基本制度。对于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我国学者存在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法人人格的绝对剥夺，另一种解释是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在特定的案件中才会丧失。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对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并不是绝对、完全的否定，而是相对的、有 限制的进否定。

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适用

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是为维护公司平稳发展应运而生的，虽可有效避免公司股东的不良行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不可随意适用，否则会扰乱债权关系，损害股东利益。因此该制度的适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适用的前提条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适用有个前提条件，即必须是合法有效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如果不具有法人资格就不会有独立人格，对于该制度的适用也无从谈起。即经过有效设立成为法人是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存在的基础必备要件。

2.适用的主体

包括滥用法人人格的股东和由此遭到损害的债权人。这里滥用法人人格的股东一般是具有控制操纵权利的股东，对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没有包含在内，即仅指利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股东。后者仅指因股东滥用行为导致损害有权提起诉讼的债权人。

3.行为要件

我国法律对滥用行为只做了概括性规定，即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只有实施侵害行为才有权救济，如果没有实施，该权利就是一种静态的存在，无法得以应用，实践中侵害行为多种多样，损害到债权人利益而得以适用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滥用行为一般有以下几个： （ 1） 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 （ 2） 公司法人人格的形骸化; （ 3） 利用公司回避合同义务; （ 4） 公司资本显著不足。

4.有损害结果

没有损害结果就无法启动法人人格否定程序，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股东滥用行为要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没有损害就没有救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就是一种对债权人的事后救济手段，此外还要求该损害结果要与公司股东滥用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债权人的损害是因为股东滥用行为造成的。

完善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措施

一方面，修改法人民事责任制度的相关规定。现有的法律没有规定以投资为限，投资人要担负法人债务的有限责任，只是规定了在担负法人债务有限责任时要以经营管理财产或所有财产为限。法人的有限责任是这两方面的结合，是法人民事责任的基础，要将其统一完善入法典。此外，可以扩大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适用范围，如社团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等，全方位的制裁法人人格的滥用行为。

另一方面，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公司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要加强对其管理的规范，就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证券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金融法、反不当竞争法等，全方位的约束市场经济行为。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实施要以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法规为依据。 因此，要协调好实体法和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关系，保障股东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其它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

因此，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债权人要对交易风险进行把控，例如可以提前进行担保或者制定相关的协议，对公司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规避，虽然过程中会增加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最有效的措施。综上所述，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是对法人制度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有利于形成和谐的经济利益关系，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制度的落实是以独立人格的有效合法为基础的，是对我国法律制度的一种完善。它的提出减少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维护了各方的利益，规范了市场秩序，但是该制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必须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发挥司法判例和司法解释的作用，增加债权人的风险意识，推动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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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意璇.从公司法人人格看公司司法解散 [J].教师版

作者简介：王琨，女，汉族，籍贯山东泰安，1992年8月生，青岛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青岛大学法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作者：王琨

第二篇：我国财团法人制度研究

【摘要】财团法人制度在我国民法中没有相应的规定，该制度仅在学说中有具体的论述。在当前社会，慈善事业已经备受公众瞩目，它作为公益事业的领军者和公共职能的担当者，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财团法人，或者说基金会的立法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实践，已经颁布的法规位阶也比较低，难以树立权威从而发挥其执行的力度，因此有必要使财团法人制度在立法上得到彰显和承认。

【关键词】财团法人；基金会；制度

一、财团法人的定义及基本特征

（一）财团法人概念的界定

我国及世界各国的民事立法中均未有财团法人的明确定义，但众多国家针对财团法人所适用的商事特别法中都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例如，《爱沙尼亚财团法》第1条之一对财团法人定义为：为实现章程中所规定的特定目的事业，对捐助的财产进行管理和使用的无成员私法人；《亚美尼亚财团法》第3条对财团法人的定义为：以实现社会公益事业为目的，并且以捐赠人自愿捐助的财产为物质基础的、不由任何成员组成的非商业性组织。我国《民法通则》以及《民通意见》中均无财团法人制度的明确界定，只是在《基金会管理条例》中有相类似的制度规定。《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条对财团法人的下位概念—基金会做出相应规定，即基金会是为了最终实现公益事业之目的、利用捐赠的财产为基础而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其中包括公募基金会（还可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综上，可将财团法人的概念界定为：为实现社会科教文卫等公益事业，利用捐赠的财产而设立的没有任何成员组成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

（二）财团法人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1.财团法人以捐助的财产为成立和运行的物质基础，是一种财产上的集合。财团法人系属于私法人的一种，具有财产上的独立性，这部分的财产既不因捐助人意思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管理人的变动而发生变动，更不会因为受益人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实现章程中规定的最初的目的。

2.财团法人没有成员。财团法人在组织和构成上具有财产上的单一性质，它的物质基础仅为捐赠人捐助的财产。即使是财团法人最初的设立人，也要在财团法人后与法人相脱离，并不构成所谓的成员，其具体的法律地位则取决于各种法律的规定。

3.财团法人应当基于一定的目的事业而设立。财团法人仅面向公益事业，不能为营利性目的。通常，财团法人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科研教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体育运动、环境保护或社会福利等。

二、我国有关财团法人的法律规定

在社会转型时期，财团法人等非政府组织发展极为迅速。基金会作为财团法人的下位概念，其不断壮大与传统的法律制度产生了冲突。立法机关先后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基金会管理条例》两部行政法规，以及《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和《基金会名称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其中2004年6月1日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了双重体制的行政管理模式，由民政部门和相应的业务主管部门对我国存在的民间基金会进行管辖。这些法律极大的丰富了民间基金会制度，保证其正常的发展，但是民间基金会在地位上的不明确，加之运行和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障碍，使得我国民间基金会发展前景堪忧；同时由于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经验尚不完备，相应的规定在实践中还存在这很大的不足。

三、我国财团法人制度法律规定存在的不足

我国财团法人制度在法律规定上中存在的不足，包括立法上对财团法人的规定尚不健全，财团法人的地位不独立等问题，下文就该问题做简要论述。

（一）立法思想存在偏差

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我国的立法活动也在不断发展，并吸收了政治改革的精神与成果。然而，有关财团法人的立法却相对短缺和薄弱。我国基金会相关法律是在探索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时期制定和出台的，立法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是当代特征，体现了国家本位和计划体制的特点，相关的规定也多以行政管理为出发点和归宿。

我国立法上的指导思想首先表现在立法重政府管理而轻权利保障。当前的立法仍较多地侧重对政府管理方面的规定，条件和准入机制较为严格。而基金会存在的意义本身就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补充国家公权力的不足，理应在立法上受到鼓励。但是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设立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原始的基金不得少于800万元，且该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的实收货币资金，这无疑为民间基金会的设立提高了门槛。在市场机制失灵、国家权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则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国立法另一特点是，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督。我国对民间基金会采取双重的管理体制，这使得基金会的设立审批程序较为复杂，条件也较为严格，以至于长期以来许多基金会无法取得合法的地位，从而限制了它们的发展。而法律对基金会设立后的监督和管理，尤其是基金会的内部监督控制以及财务体系建设却没有细致可操作的规定。

最后，我国的对基金会的立法思想还体现在重行政管理而轻法律制约。受历史传统和行政主导思想的影响，我国对于民间基金会的监管习惯采用行政的手段，但却因此忽视了法律等其他手段的运用。而这种政府包揽的管理传统，在面临繁杂的公共事务时，显得捉襟见肘，需要其他更为快捷高效的管理手段辅助实施。

（二）立法相对滞后

近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对民间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给予了较多重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与施行，使得基金会制度有初具雏形。但是，总体上来看，我国关于基金会的立法研究相对滞后于其发展的客观实践。例如，1988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设立基金会须报请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并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1999年，国务院又将设立审批的权力转交给了民政部门。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确认由民政部门负责基金会登记管理事宜，至此，民政部门的管理权力才获得法律上的明文承认。

长期以来，国家对民间基金会采取双重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过于僵化，不利于民间基金会的发展。新出台的《条例》并没有改变这种状态，即仍由我国的民政部门负责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国务院、地方政府以及授权组织构成民间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该业务主管部门规定不甚明确，使得许多有意向基金会捐赠财产的人士最终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主管部门而中途放弃。

（三）立法位阶较低

目前，我国民间基金会尚无基本法律作为其适用依据，而主要以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为主。在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民间基金会的立法位阶相对较低，亟需要一部系统完整的民事基本法律，对基金会进行统一的规范，从而明确政府、基金会、捐赠人以及受益人等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关于民间基金会制度的基本法律存在法律位阶上的空白，而有关基金会的配套法规和制度也未尽健全，这将对法律规定之间的有机统一和联系造成不利影响。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无法适用当前的社会实践，故民政部和国务院法制部门自2000年起，开始修订该项行政法规。经过修订部门的大量研究和论证，于2004年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基金会的规范运行以及加强其自身和外部管理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发展民间公益事业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该《条例》对于税收优惠这一重要问题则规定的有所不足，如《条例》的第26条仅做出原则上的规定，即基金会、捐赠人以及受益人可以依法享受税收上的优惠，但是对此种税收优惠的范围、优惠的幅度以及申请优惠的程序等具体事项却没有做进一步详细的规定，而反观我国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对非营利性组织也没有较为具体的特殊规范作为法律依据。

目前，财团法人的立法现状是，立法位阶较低，缺乏实施细则或配套法规，导致在基金会适用法律和管理运行时无具体的规定可依，对其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限制。财团法人法律体制的缺乏，有待于立法部门日后加以规定和完善。

四、我国财团法人制度法律规定的完善

（一）赋予财团法人独立的法律地位

基金会作为一种财团法人制度，理应享有独立的人格并能独立地进行民事等活动。然而在实践中，我国的民间基金会缺乏支持其进行独立运作的收款账户和活动公章，一些基金会被迫挂靠在官方的机构名下，严重地背离了设立该制度的初衷以及该制度的精髓。

对财团法人的法律地位的界定，势必会影响对其法律体系的建构。从民法的结构来看，财团法人，或者基金会制度应当被规定在法人制度一章中，并与社团法人制度相区别对应开来，比较完整的结构是在民法总则部分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同时以财团特别法或基金会特别法作为辅助，并参照大陆法系等国家的财团法人制度，在民事立法中给予财团法人明确的界定，规定其享有独立的民事权利，可以自己的行为进行民事活动并且独立的承担责任。

（二）丰富财团法人的其他法律制度

在财团特别法部分，我国目前现有《基金会管理条例》，但由于缺少基本法律而使得立法位阶较低，相关的实施细则和解释性文件缺乏，导致这些立法在财团法人或基金会的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立法技术亟待提高。有关财团法人的特别法律，可以继续采纳《条例》的有关规定，如设立、变更以及注销方面的条件和程序的规定，内部组织规定以及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但对基金会的准入条件的规定应当设置较低的门槛，这样才能更大的调动发展慈善事业的热情，聚集社会公众或特定团体的力量发展目的事业，对内部组织方面的规定应当参考公司法方面的规定，同时借鉴西方国家民法的有益制度，实现对财团法人的良好的内部治理和有效的外部监管。另外，明确财团法人主管机关、主管人员以及理事管理人员的权责，如果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严格适用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合理应对外界的质疑声音。鉴于我国缺乏有关年检方面的法律，故在财团法人特别法中有必要规定具体的年检制度。年检制度是实现对财团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不使其流于形式化，应对将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对没有通过年检的基金会或财团进行相应的公告披露和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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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边江峰

第三篇：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新论

摘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公司法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公司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有着其他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公司法》虽然已经有了相关的规定，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公司独立人格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关系，然后着重探讨了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的特定情形和民事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最后对现行公司法相关规定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法人人格;个案否认;人格混同;规避义务

一、公司法人独立人格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考察

公司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形式，其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已广泛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所普遍接受。公司这一法律上虚拟主体独立人格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国家中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就我国而言，公司法人独立人格一般包括财产独立、意思独立、责任独立等方面内容。责任独立是建立在财产独立、意思独立的基础上的，公司作为一个法律实体，作为法律的“拟制人”一方面享受了自己行为的利益，必然要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全部责任，责任独立是公司独立人格的核心内容。公司责任独立是相对于股东而言的，我们讲公司的有限责任实际上是股东的有限责任，股东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可以籍此预测并控制自己的投资风险。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虽然形式上公司是与股东相分离，但公司，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毕竟是在股东或公司内部人的完全控制之下，在利益的驱动下，股东或公司内部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致使公司“空洞化”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由于股东或公司内部人对公司债务并不负连带责任，结果导致公司债权人利益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害，出现了大量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司问题”。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正是各国解决“公司问题”的重要成果 。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有人认为是发端于英国衡平法院1668年就Edmunds诉Brown&Tiuid 一案所作的判决，也有人说是肇始于美国。在英美国家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被形象的称为“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 )或“刺破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在德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常用“Durchgriff”指称，字面的意思为“穿过而抓”，通常翻译为“直索”理论;在法国公司法上，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通常被成为“独立财产性的滥用或法人人格的滥用”。日本称其为“公司法人格否认”，也有形象地称其为“透视”理论。 各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内容有一定的差异，但基本上各国对公司法人否认制度有一个共识：公司法人否认制度并非要彻底否认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而是法人独立人格的补充，法人人格否认以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为限。在个案中即使否认了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其效力也仅限于具体的法律关系，并不影响公司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人格。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分析

1.股东与公司的人格混同。公司和股东彻底分离是公司取得法人独立资格的前提，也是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律基础。但实践中公司的大股东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谋求法外利益的情况十分普遍，许多时候公司虽在法律上、名义上具有独立的人格，但公司实际上已沦为大股东谋取不法利益，逃避责任的工具了，股东与公司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人格混同，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追究躲在公司独立面纱后面股东的责任。现实生活中，人格混同现象主要有下面几种：

(1)股东与公司的财产混同。拥有独立的财产是公司独立人格的基础，财产不分离，债务自然也无法单独剥离。我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此之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48条也有类似规定：“几个公司的财产管理机构、银行存款帐户、财务收支核算均未分开的，可视为这几个公司的法人人格混同，对其中任何公司的债务均可裁定其他公司负连带责任，并执行其财产”。 公司与股东的资本或其他财产混合，易使公司财产被股东非法转移、侵占、私吞，从而使公司对外承担债务的能力减少直至丧失。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的不当得利正是来自公司债权人合法利益的损失，因此司法机关可以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责任。

(2)母子公司间的人格混同。我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此规定母子公司都是独立的法人，相互间不存在连带责任。但子公司实际上是在母公司的控制之下，子公司虽系独立的法人实体，但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业务范围、组织机构和场所，或两者之间存在行政管理关系，那就很难保证其自身意志的独立性。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否认子公司的独立人格，把子公司与母公司视为一体，由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我国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集团公司提出容易出现此类问题。

2.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的情况。规避法律责任是公司人格滥用所追求的直接目的，规避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通过隐蔽、间接的方法使某项强行法立法目的落空的行为。因为其对象是强行法，结果使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行法失去规范作用，加之规避法律常常被认为有欺诈因素，因此在发生法律规避的情况下，就应排除当事人所要援用的法律的适用，而适用本应适用的法律。 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主要表现为股东利用新设公司或既存公司的法人人格，人为地改变强制性法律规范的适用前提，达到规范法律义务的真正目的，此种情况下，可将公司之行为视为隐藏于公司背后股东之行为，否认公司独立人格，阻止股东企图利用公司的法人格规避法律以期获得逃避债务的目的。如法律规定雇工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则要交纳相应税款，为了少交税，投资者把一个公司分设成数个公司，但在组织、营业内容上与之完全相同，公司因此逃避了依法纳税的义务，据此可否认其法人资格，而将几个公司视为一个公司，要求公司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 。再比如目前我国许多地方外资、合资企业可以享有税收、政策等多方面的优惠待遇，不少内资企业就企图通过“假合资”的方式来得到这些优惠待遇。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否认企业的独立人格，而要求内资股东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

3.利用公司逃避合同义务的情形。现实生活中不法投资者利用公司独立人格以逃避公司契约义务的情形十分普遍。比如某房地产公司先通过虚假宣传广告、虚假购房合同等手段抬高房价，再以商品房、土地做抵押骗取银行巨额贷款，然后转移、藏匿、浪费掉银行贷款，最后在公司无力偿还贷款的时候，银行只能以抵押物来抵债，但实际上商品房、土地根本就不值这么多钱。这种情况下应允许司法机关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要求公司的控制者承担连带责任。

三、我国《公司法》规定的不足之处与完善建议

1.关于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则总体上来说是笼统的、抽象的，现实上存在着滥用“揭开公司面纱”原理的可能。该制度确立后可以预见的是要求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诉求将大量增加，因为对公司债权人而言，当公司资产不足，可能使他们的债权落空时，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或标准，或者说在理论上就没有什么适用边际，在司法实践中必然要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有人认为公司人格被否认，好比在某些情况下以公司形式所竖立起来的有限责任之墙上被钻了一个孔，但对于被钻孔之外的所有其他目的而言，这堵墙仍然矗立着，笔者也比较赞成这种说法，但如果法官滥用了手中的自由裁量权的话，普遍发生的公司人格否认将会使这堵墙千疮百孔，最终坍塌。

为避免法官滥用“揭开公司面纱”原理，损害股东有限责任这一公司法人制度的基石，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尽快通过司法解释来统一我国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证据规则等方面的内容，待时机成熟时再写入《公司法》。关于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宜从严掌握，将其事项限定于财产混同、规避法律义务和契约责任等方面，相应的证据规则，笔者认为不能采取“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而应由被告负主要举证责任，原告只需举出被告有法人人格否认的特定情形的“外观证据”即可，如几个公司是同一个联系地址、公司帐号、业务范围，关联公司的股东互为公司的董事、经理或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等。被告如不能就此提出有力的反证，则推定其滥用公司独立人格。

2.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责任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不符合现实的需要。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是十分复杂的，公司法将责任主体设定为股东的规定起码是不完备的：首先当股东担任公司的董事、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时，公司法的规定无疑是合适的，这里就不累述了;其次股东通过代理人间接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时，公司债权人是否只能追究股东的连带责任?而且公司债权人在举证方面将存在重大困难?第三股东与代理人之间也存在“代理成本问题”，如果股东代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代理人失踪和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下，公司债权人是否可以要求股东承担责任，毕竟代理人的行为是以公司的名义作出的;第四在国有企业中也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现象，但多半不是股东或为股东的利益而作出来的。这时如果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追究股东(国家)的责任显然是很荒谬的，但是我们又如何更好地处理国有公司中公司人格被滥用的问题哪?笔者认为是否可以考虑将责任主体表述为“公司的实际控制者”，以顺应我国公司治理实际的需要。

作者单位：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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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