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外艺术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准确地说，拥有12万人口的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距离中国北京有8000公里远，但是这里对于中国的了解却远远不止这个距离。3月15日至3月24日，2013年马斯特里赫特欧洲艺术博览会(TEFAF)在这里召开，这是全球顶级古董商和艺术画廊云集的平台，他们渴望“购买力强盛”的中国力量能够扭转逐年下滑的欧洲古董市场。
第一篇：国外艺术论文范文
现代民族声乐与国外声乐艺术的融合
【摘要】我国现代的民族声乐文化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对外声乐文化的借鉴而融合成的，本文对现代民族声乐文化进行分析，现代民族声乐在中外融合后的特点与形式。
【关键词】民族声乐;文化底蕴;群众基础;中外融合
前言
现代民族声乐是什么，怎样的声乐能被称为现代民族声乐，现代民族声乐是扎根于民歌、戏曲、曲艺等音乐上，但是又借鉴了西洋声乐的发声、创作理念和演唱方式等因素，现在的民族声乐不单单是中国的民族声乐，它存在于世界音乐之中。音乐不仅要有民族性更要有时代性，这样才能走的更远，出现更多优秀的作品。所以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因地理位置有所区别，因时代不同而产生变化，而民族声乐特色主要是由民族特色、戏曲特色、地域特色和戏曲特色等构成。
一 现代民族声乐的特点
(一)音色自然，富有表现力
现在民族声乐的主要特点是音色自然，演唱流畅，富有表现力。音色是民族声乐的主要参考点。现代民族声乐注重作品的意境，唱法上音色要明亮自然，不要有滞涩感。在演唱的时候在口咽腔着力点要尽量前靠，表达出口腔共鸣的感觉。演唱方式多变，气息转换自然，但是主要以真声为主。
(二)民族声乐表现方式多元化
我国地理位置多变，不同的自然形态对于不同地理区域的人民造成了不同的影响，而民族声乐也因地理区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呈现多元化的声乐风格。南方烟雨蒙蒙，有一种婉约柔美的气质，而南方的演唱方法就比较婉转、柔美;北方地域辽阔，有粗狂豪放之感，唱法就有高亢、嘹亮的特点。我国是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习惯，在民族声乐的表现上就有所不同，所以我国的多元化民族声是由地理区域与人文差异所引起的。
(三)要求语言所表现出的艺术效果
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对于歌唱语言要求比较高，演唱的时候十分注意发声和咬字的配合，对于演唱语言要求“字正腔圆”，对于演唱的语言要清晰的表达出来，咬字发音转换比较慢，声音走向横竖相当，字音表达清楚，音质饱满，要注意情感的表达，动听而不做作，这样的演唱方式让民族声乐听起来更加明朗、圆润、自然。
二 中西民族声乐融合的过程
民族声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国内外交流更加自由与广泛，我国的民族声乐在世界这个大环境下怎样生存，怎样把传统的民族文化传承下去，这都是现在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在不断的发展与继承中改进和完善，传统的艺术风格和演唱方式是我国民族声乐的特色。现在国内外交流更加频繁，本国的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外来的音乐也来到了中国。想要发展前进，就不能闭门不出，要学会借鉴国外的优点来改进国内民族声乐的不足。
上个世纪开始，外国音乐就逐渐渗透到我国的社会音乐生活之中，西方的乐器、音乐理论和创作方法等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对本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产生了影响。本国的一些音乐人在发展自己民族声乐文化的同时，也吸取西方的音乐文化，最后把中西音乐文化融合在一起变成自己的音乐。著名的音乐作品《长恨歌》、《白毛女》等作品都是在继承本国的民族声乐特色的基础上加入了西方音乐因素，这也是我国民族声乐与西方声乐首次的艺术碰撞，也为后来的民族声乐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西方声乐文化传入我国之后，一些作品在选曲和创作上都有了些微改变，这也代表中国民族声乐从民间声乐发展到现代民族声乐了，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升华。
这个时候正是民族声乐文化的飞速发展期，一些民族声乐演唱家在演唱方式上就借鉴了西方的演唱方式，国内民族声乐文化得到了创新和发展，而且那个时期的诸多作品也颇受欢迎。这些演唱家的风格已经与民间歌手有所差别，但是又含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满足了当时人们对于音乐的需求。
现在我国成立了很多音乐教育机构，民族声乐艺术被广泛的传播，传统的民族声乐与西方声乐艺术融合达到了更高的高度，中外的声乐艺术交流更加频繁。民族声乐教育机构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学形式都是借鉴了西方的声乐教育，西方的声乐艺术比我国发展的要早，因为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西方音乐很是洒脱、自由，这也是我国声乐艺术所需要借鉴的地方。
西洋声乐的演唱的方式相比于国内也更加系统化，因为我国民族声乐一直处在民间口口相传的阶段，没有太过系统的归纳总结。现在很多民族声乐演唱家唱歌的方式，口腔震动、气息的改变和艺术的表达等很多都是借鉴了西方的演唱方式。
三 总结
现代的民族声乐是在中国传统民族声乐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声乐的特点发展起来的，这也是文化发展的成果，同时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到了现在已经具有其自己的一套体系，继承了传统的民族声乐特色融合西方现代的音乐感。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基础，美声唱法则是现代人对于时代的审美需求。想要更好地发展现代民族声乐艺术需要处理好传统声乐与西方声乐的关系，创建既能体现我国深厚文化基础又能含有现在特点的能够满足现代人对于声乐审美的需求的民族声乐。
作者：王廷玉
第二篇：中国藏家的国外艺术购买力
准确地说，拥有12万人口的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距离中国北京有8000公里远，但是这里对于中国的了解却远远不止这个距离。
3月15日至3月24日，2013年马斯特里赫特欧洲艺术博览会(TEFAF)在这里召开，这是全球顶级古董商和艺术画廊云集的平台，他们渴望“购买力强盛”的中国力量能够扭转逐年下滑的欧洲古董市场。古董商们甚至备好了印有自己中文名字的特制名片，以期与未知的中国面孔建立联系。
【马斯特里赫特欧洲艺术博览会(TEFAF Maastricht)是世界最高规格的艺术品盛事，并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观看和购买勃鲁盖尔、培根等巨匠的传世之作，以及那些代表了6000多年辉煌艺术史的精品。】
“购买力强盛”的结论源自号称严谨的数据研究。继去年TEFAF全球艺术市场报告显示，中国艺术品交易量成为世界第一，超过美国。今年3月中旬，TEFAF和另一家艺术品市场跟踪机构Artprice都相继推出新的全球艺术品市场跟踪报告。这两份报告都堪称目前市场中的权威报告。
在报告中，Artprice指出中国在2012年全球纯艺术成交金额总量中占据41%的份额，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27%的份额。其中，去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规模几乎等于法国十年拍卖收入的总和。
而TEFAF的报告则相比显得“含蓄”许多：中国艺术品市场在近三年来第一次开始减速，总销售额为106亿欧元，下降了24%，重新回落到世界第二的位置(按国际市场份额，位居美国之后)。
“对中国市场而言，市场减温是新的变化，投机商正在退出这个市场，即使市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发现也很难达到较高的回报率。” 撰写《TEFAF2012全球艺术品市场报告》的 Clare McAndrew博士解释从“第一”变为“老二”的原因。
即便如此，在TEFAF上对于“中国购买力”的想象到处存在：除了中文名片，在TEFAF上很多画廊和古董商把有关中国的元素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譬如19世纪荷兰画家画的关于中国定海的海景画、18世纪画的中国皇帝和皇后的画像等。甚至来自非洲的艺术市场专栏撰稿人Osei G.. Kofi就一直强烈要求跟随在中国媒体代表团左右，以期能为形成一篇“中国人正在占领世界艺术市场”的报道抓到点佐料。
不过，这两份报告，却引起了包括美国、英国等众多媒体同行的不满。几乎所有的国外媒体同行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中国收藏家究竟在买什么?既然有这么强劲的购买力，为什么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仍然少见中国收藏家的身影?
“你知道，Clare 就是在表演，如果真相信她的结论，那真是见了鬼了。”来自美国、参与了4届TEFAF的美国艺术市场专栏作家保罗说道，他同时为《纽约客》等多个媒体撰写艺术市场的专栏。
一位美国老牌收藏家在TEFAF论坛上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收藏家对于传统的古董市场影响力几乎等于零，而这些都是美国收藏家在购买。”这一说法也得到TEFAF的官方确认，其古董最大购买人群仍然来自美国。
而在展会上，来自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名誉董事Marc F. Wilson则觉得：中国购买力，依旧集中在本土，譬如中国书画、瓷器和中国当代艺术上。不过如此惊人的数据，依然值得怀疑。
为他们所诟病的一个软肋在于，TEFAF和Artprice中关于中国市场数据研究的统计，全部来自中国本土的第三方数据统计机构雅昌网的合作。Clare也承认，来自中国的统计数据具有很大的水分，据她估计真实的平均拍卖成交率在50%左右。
这就像是一场蝴蝶效应。来自中国本土的拍卖行不断夸大自身的成交数据这是短期制造自身品牌影响力吸引顾客入场的捷径。这些数据被中国的第三方机构雅昌全盘吸纳统计，然后流转到国外的市场跟踪机构，包括Artprice和Tefaf等等，进而又形成了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庞大的市场交易数量的市场报告。这些研究报告通过国外的媒体分析，又转而被国外的拍卖行和经纪商所熟知，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全世界艺术品经纪商的中国淘金路就此展开。
不过据说，中国藏家代表团仍然在TEFAF上掷钱买了东西，他们买了珠宝和手表。但对这些在欧洲经营了几代人的古董画商而言，中国收藏家，依旧显得很神秘莫测。(《21世纪经济报道》)
第三篇：国外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实践及其启示
摘要：当前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尝试建立新型的法律制度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直接或间接的保护，其中澳大利亚通过司法实践保护土著社区群体利益;美国充分利用商标制度保护土著艺术品的纯正性;爱沙尼亚建立民间文学艺术数据库并作合理限制使用;非洲对民间艺术建立商业化利用的利益分享制度等，都对我国民间又学艺术的保护具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国外;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国际实践
收稿日期：2010-06-08
作者简介：孙彩虹：(1971-)，女，河南长葛人，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发展中国家的呼吁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民族学等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展开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到目前为止，对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研究两种。理论研究主要有：印度国会议员Mrs.P.V.Valsala G.Kutty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研究》(见http：//WWW.wipo.int，2010年6月6日)，作者主要介绍了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有关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阿根廷知识产权法律教授Carlos M Correa的《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载《专利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作者重点通报了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谈判及背景资料，使公众了解国际上对传统知识(含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进展;美国学者Darrell A·Posey和GrahamDutfield著、许建初等译的《超越知识产权》(云南科技出版社，2003年)。实证分析研究主要有：澳大利亚律师托雷斯海峡岛Meriam族的后裔Ms.TerriJanke递交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思想文化：关于知识产权与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案例研究》，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针对“知识产权的要求与传统知识持有者的期待”为调查内容的九个实地调查组所完成的报告，均对已经发生在澳大利亚土著社区的民问文学艺术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目前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层面切入的。其一是在宏观层面论述了包括传统知识在内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重要性，如唐广良教授的《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国际保护概述》(见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8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严永和著《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出版社，2006年)、李发耀的《多维视野下的传统知识保护机制实证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等。其二是学者们针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所展开的专门研究，有管育鹰著《知识产权视野中的民间文艺保护》(法律出版社，2006年)、张耕著《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等。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保护价值和保护模式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不是一个自我维系、独立运转的封闭系统，它需要各种资源的优化整合，我们不仅要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现实出发，了解我国的现状，而且，国外的法律保护实践与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之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借鉴国外的可行性做法，完善相关法律保护措施，构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公益诉讼制度及适合我国国情的，以民间文学艺术数据库为依据的利益分享机制。
民间文学艺术是人类创造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彰显其文化特征与个性的重要标志。随着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日渐高涨，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成为许多国际公约、地区立法和实践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此，国际、国内纷纷尝试建立新型法律制度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直接或间接地保护。当前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存在诸多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前景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对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我们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尽快完善国内的有关立法。
一、澳大利亚：通过司法实践保护土著社区群体利益
澳大利亚拥有众多的土著居民和丰富的土著文化，因此它也成为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最为积极的发达国家之一。虽然澳大利亚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法院还是土著居民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积极保护的倾向。
1994年，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审理了Milpurrur—ru诉Indofurn案，该案的被告是一家地毯公司，Milpurrurru代表土著艺术家，起诉该地毯公司未经授权就在其生产的地毯上印制了大量由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设计的不同图案，其后又将这些地毯在澳大利亚境内出售。联邦法院审理后认为，这种未经授权就将具有宗教意味的图案印制在地毯上任由地毯使用人踩踏的行为，是一种无礼的行为。它不仅伤害了艺术家所在社区居民的感情，而且对设计该图案的艺术家也造成了侵权和伤害，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求。
在随后的1998年，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又审理了Bulun和Milpurrurru诉纺织品公司案(Bulun v.R&T Textiles)。在该案中，原告Bulun和Mil—purrurru都是著名的土著艺术家和Ganalbingu族的成员，Bulun起诉R&T纺织品公司违反了著作权法—一未经许可就将他于1978年创作的一幅作品印刷在其产品上。其中，Bulun代表自己起诉纺织品公司，认为纺织品公司的行为侵犯了他个人的著作权，纺织品公司承认了该项指控。Milpurrurru则代表Ganalbingu族人的利益，声称Ganalbingu社区是该项作品的适格著作权人，因此有资格获取法律救济。但是，纺织品公司拒绝承认Ganalbingu社区对该项作品享有著作权。在该案中，被侵权的作品是Bulun利用Ganalbingu社区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和知识，在获得Ganalbingu长老们的同意后创作的。Milpurrurru的指控是根据土著人的习惯法提出的。土著人认为社区代表有权管理和控制包含社区宗教知识的产品和复制品，因此，虽然现代法律已将著作权赋予了艺术家，但是社区仍坚信其是作品的适格权利人，而创作该作品的艺术家则是社区的受托人。当一个人“行使权利或判断力会对真正对此事负责的主体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时”，信托关系就产生了，在本案中，艺术家是基于委托和信任而被允许创作该作品的，因此该作品只能遵循传统习俗的要求来使用和复制。联邦法院认为，尽管
没有证据证明Bulun是受社区的委托创作该作品的，但是艺术家和Ganalbingu社区之间还是存在信托关系的。由于信托关系的存在，Bulun有义务不能采用违反社区土著法的方式利用其作品，而且，当第三方对该作品构成侵权时，他应该采取合理且恰当的方式来为该作品寻求救济。最终法院认可了“未经许可复制(该作品)对整个社区构成了威胁”的说法，法院同时还认为，对社区进行救济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基于艺术家是受托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以迫使土著艺术家行使权利保护其作品的著作权和社区的利益。
该案例非常好地体现了澳大利亚对于土著社区利益的保护，但同时也暴露了现行知识产权体系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上的缺陷。为此，澳大利亚在2000年著作权修正(精神权利)案中，赋予了作者一些新的权利。作者有权阻止贬损使用或处理(de—rogatory use)他们的作品(保持作品完整权)。这就相当于给著作权法增加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用来防止对作品的贬损使用。贬损使用包括变更作品和变更作品的使用方式，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有害于作者的名誉或声望”的。
在我国类似的案例有：《乌苏里船歌》案、民间剪纸艺人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国家邮票印制局案和陈启花等117名村民诉甘肃省音像出版社、青海省乔佳音像公司侵犯民间社火表演者权案。虽然这些案件最终都得以圆满解决，但是对比中、澳两国的司法判例不难发现有两大不同：第一，对原告起诉资格的限制我们比较原则。虽然学术界对适格当事人的条件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但是法官仍然是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严格审查，这样就势必会大大限制民间文学艺术寻求司法保护的途径。第二，我国学术界和法律界在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与民间文学艺术演绎作品时存在较大争议，同时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本身也存在较大分歧。《乌苏里船歌》案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典型的涉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纠纷案，该案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是：民间文学艺术原创地群体的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得到了司法认可，但关注民间文学艺术原创地群体利益，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非法商业利用并没有引起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高度重视。白秀娥案虽然没有发生类似于澳大利亚布伦诉纺织品公司案的曲折，但很显然她只能就其利用已有剪纸程式的“再创作”主张权利，而对“剪纸技法”或“传统剪纸”不享有权利，即她不能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艺的传统要素主张权利。白秀娥的主张得到法院支持的前提是：她有证据证明国家邮政局使用了她本人的剪纸作品，而并不是她有权利主张所有与她作品相似的民间剪纸的图样和技法。陈启花等n7名村民诉侵犯民间社火表演者权案的审理结果表明：表演形式和唱腔，属于民间艺术，这部分知识产权的创作权属人民大众，不属于本案侵权范围。同时本案中117位村民共同主张的权利仍然是以个体私益——表演者权为限，无法扩及民间文艺传统要素——社火表演形式和唱腔的保护。
由此可见，我国法院在审理涉及有关传统文化要素的案件时所表现出的谨慎和严格，我们的法律还无法扩张到对民间文学艺术来源地群体的保护，目前我国立法规定也无法支持来源地群体像澳大利亚那样提出保护社区利益的群体诉讼。笔者在湖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有不少带有图腾色彩的蜡染作品被用在了少女的肚脐装上，而这种情形的出现，也很少会有人去提起诉讼以维护自己族群的精神权利，即便起诉，法院受理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这就导致了目前这种人人都感受到传统文化知识的精神权利甚至财产权利受到了侵害，但是却不知道或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合法利益。美国迪斯尼动画版《花木兰》不仅取材于我国的传统文学故事，还从我们的腰包里赚得盆满钵满。因此，对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而言，重构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与秩序当然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像澳大利亚那样放宽起诉资格的限制，通过司法判例来保护社区群体利益，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来规制民间文学艺术知识的滥用无疑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二、美国：充分利用商标制度
保护土著艺术品的纯正性
美国的民间文学艺术，基本上就是印第安等少数部落的传统文化财产。在美国国内，属于印第安人标记的商业化运用已经深入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香烟到啤酒，从文化产业到制造业，无不打上印第安的标记。在国际市场上，外国产品假冒印第安艺术品的情况比较突出，为此美国每年的损失高达十亿美元。为了减少这种损失，早在1935年美国就通过了第一部《印第安艺术和手工艺品法》(In—dian Arts and Craft Act)，即IACA。该法案将出售假冒印第安产品或制品的行为定性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制裁措施。1990年美国修订了IA—CA，增加了对出售假冒印第安产品或制品的行为人的民事制裁，其目的是保护美国印第安传统的工艺和文化，帮助消费者抵御仿制品。2000年1月美国又通过了《印第安艺术和手工艺品保护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了1990年修订的IACA第6条关于对仿冒印第安艺术及手工艺品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
自1990年修订IACA增加了对出售假冒印第安产品或制品的行为人的民事制裁以来，印第安各部落以及他们的艺术和手工艺品协会就开始向联邦法院提起相关的侵权损害诉讼。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案例是，2005年的美国本土艺术公司诉沃尔顿公司案和2006年的美国本土艺术公司诉哈特福德案。沃尔顿案是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受理的第一起有关印第安艺术和手工艺品的案件。原告是一个印第安艺术和手工艺品组织，他们声称被告Waldron并不是一个印第安人，但是却在出售“印第安款式的珠宝”并在广告上给这些珠宝起了印第安式的名字，如Navajo、Crow和Zuni Bear。在哈特福德案中，原告根据1990年修订的IACA诉称被告在珠宝制品的广告中涉及“虚假暗示”。虽然两个案件最终的审理结果是法院判决支持了被告，但是法官在对陪审团进行阐明时一再强调，在判断一项指控是否构成“虚假暗示”时，要明确“虚假暗示”应是针对普通的消费者，包括整套销售流程，即广告、标签和销售的场地。
从美国法院对IACA的适用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商业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行为并不禁止，即美国不承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人有权在其所有的文学艺术被商业化利用时分享收益，但是IACA维护了最基本的商业秩序，制止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假冒和滥用，最终维护了民间文学艺术本身的纯正性。
中国民间文化丰富而多样，实践证明，走产业化发展之路既是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民族地区和传统社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有效手段。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也已将民间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规划，在全国各地纷纷掀起了一股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热、利用热，那么，实际运作的状况又
是怎样呢?以蜡染为例，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仿制品、复制品，鱼龙混杂，抢夺国内外市场，有些还严重贬损传统文学艺术的价值，伤害了一些原生境地区居民的民族情感和尊严。另外，由于大量采用化工燃料来代替天然植物蓝靛，结果与传统蜡染制品的自然蓝色、精巧细腻的纹样风格相去甚远，同时也对当地环境、水资源造成了严重污染。
虽然我国也规定了利用商标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但我国《商标法》是从禁止使用和注册“虚假”地理标志的角度加以规定的，没有规定使用地理标志的权利主体，以及地理标志能否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真正来源地的“真实”标签。另外，在实践中对民间文艺作品运用商标手段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也不普遍，从目前已经注册的171件地理标志中，只有两件是属于民间手工艺品的，即江西景德镇瓷器协会注册的“景德镇”证明商标和浙江省青田县石雕行业管理办公室注册的“青田石雕”证明商标。由此可见我国的商标权制度无论从立法技术上还是在它的实效性上，都无法与美国的IACA同日而语。因此，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IACA，充分利用商标权制度包括地理标志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纯正性，以维护市场秩序和传统社区的商业利益。
三、爱沙尼亚：建立民间文学艺术数据库
并作合理限制使用
由于爱沙尼亚历史上曾长期遭受他国的占领和统治，这样的遭遇使其非常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留和传承。爱沙尼亚政府于2000年就开始实施爱沙尼亚南部语言和文化计划，建立爱沙尼亚南部民间文学艺术数据库(I，EPP)就是该计划的主要项目之一。
LEPP的具体承办方是爱沙尼亚文学博物馆的民间文学艺术中心。LEPP的收集包括所有类型的民间文学艺术和历史文化(主要是口述历史)，并采用现代图书馆的分类法对其进行分类。目前，LEPP共收集了50多个小时的视频资料、100多个小时的音频资料和i000多种照片，另外还有手稿、日记等其他的文字资料。LEPP的数据分为两部分：连续的文本数据和元数据，其中连续的文本数据并不包含在可供公共检索的数据库中，也就是说，LEPP的公共检索部分仅列有民间文学艺术的概括性描述，而不包含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具体内容，如果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可以联系承办方——民间文学艺术中心，通过检索条目获取所需的具体内容。
LEPP是一个公开的数据库，可以供研究者以及其他非商业利用者免费使用。在数据库入口公布了使用者的权限：LEPP允许使用者出于教学、研究的目的查看、下载和打印其内容;允许非商业目的的传播和链接;研究者可以自由地将其中内容用于学术出版物中;LEPP的内容可以被用于教育和促进当地文化生活，但是严格禁止LEPP的内容被商业化利用。遗憾的是，目前LEPP仅提供用爱沙尼亚语编录的公开检索的民间文学艺术的条目，这样就限制了外国学者和读者利用LEPP进行研究和查阅，不利于爱沙尼亚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
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库，但还未着手筹建全国性的民间文学艺术数据库。笔者认为，我国不妨借鉴爱沙尼亚LEPP的模式，在供公众公开检索的数据库中，仅放入重新编写的元数据，而将与元数据对应的具体资料存放在内部数据库中，限制公众的访问。而且，资料的实体内容应根据其被公知的程度设定不同的访问权限存放在内部数据库中。如果用户需要访问其中的具体资料，可要求履行一定的手续并根据信息的保密级别交纳一定的费用。但是，笔者不建议采纳LEPP仅使用爱沙尼亚语编写的方法，这样不利于本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利用。笔者认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数据库在资料具体内容的数字化时，可以使用中文和其本民族文字，但是在编写检索条目时就至少应该使用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以便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和利用。
另外，数据库要明确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的国家主权和民间文学艺术来源地群体的私权。明确国家主权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国内使用和国外使用的情形;明确来源地群体的私权是为了排除族外人可能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行为。数据库可以禁止任何第三方(该项作品权利主体以外的任何人或组织)未经授权对该数据库进行商业化利用。对于数据库中的被第三方商业化利用的民间文学艺术，应当由该项作品权利主体(或委托人、代表人)与利用者签订惠益分享协议。
四、非洲：商业化利用的利益分享制度
在非洲，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化利用、权利人参与商业化利用的利益分享途径以及分享的比例，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比较成熟的模式，值得我国在实践中予以借鉴。
首先，立法明确规定商业化利用需取得授权。根据非洲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实践惯例，当一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要被商业化利用时，需要取得相关机构的许可。例如，T6k6族在刚果(布)共和国、刚果(金)民主共和国和加蓬都有居住，那么属于T6k4族的民歌，就被认为是刚果(布)共和国、刚果(金)民主共和国和加蓬三国的民间文学艺术。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一个加蓬人想商业化利用这首民歌，他就需要取得其居住地的民族文化管理机构的授权。对于同一首歌，一个塞内加尔人(非T6k6族成员)想要对其进行商业化利用，就需要同时取得刚果(布)共和国、刚果(金)民主共和国和加蓬三个国家的授权。
其次，明确规定商业化利用中的利益分享比例。依据惯例，非洲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参与商业化利用进行利益分享的比例是：在商业化利用不是依据合同进行的情形下(这主要是指如专家、学者的民间采风)，收益中的50%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收集人所有，50%由当地政府收取;在商业化利用是依据合同进行的情形下，收益中的75%由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运作人获取，25%由当地政府收取。
非洲的商业化实践可以供我们借鉴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比如在解决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拥有相同传统文艺的所有权划分问题时，就可以借鉴非洲在处理类似问题上的经验。此外，民间文学艺术的惠益分享也可以借鉴这种协议或合同模式，约定相应的收益比例或事项。当然，在协议的达成过程中必须有一个独立的主体作为代表进行交易中的利益交换。这样民间文学艺术就可以由来源地居民的代表或能够代表他们的行业协会或其他组织作为主体，由其代表原创地居民在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利用过程中进行利益交换，对外签署许可使用及惠益分享协议。不过，这些组织负有将所获利益全部归还给民间文学艺术原创地居民的义务。同时，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信托基金，受益人不直接支配所得的惠益，而将惠益以信托基金的形式保管起来，按计划、依程序、有针对性地支配使用。
五、国外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给我们的启示
(一) 承认民间文学艺术创作地的群体利益，赋予民间文学艺术原始创作者以法律承认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和精神利益。民间文学艺术最大的特点
就是“群体性”，因此，要想有效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必须重视保护创作、保护和传承它的群体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原创地群体的积极性，才会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而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仅仅是保护整理者、改编者的利益，原创地群体的利益在现行《著作权法》中并没有得到体现。这样不仅造成了权利的缺失，而且还会造成在解决纠纷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二) 目前仅依赖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不足以维护和保全民间文学艺术持有者的合法权利，应当根据其特殊性，给予综合考虑，形成以《著作权法》为主体，多种法律法规如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全面救济的保护体系。民间文学艺术一旦被作为商品进行市场开发，就无疑会面临被大量假冒而粗制滥造的情况，为了维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纯正性，维持其传承性，通过《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产品或服务进行保护，是有效维护民间文学艺术商业价值的关键。
(三) 完善权利救济的途径，构建民间文学艺术公益诉讼制度。没有救济便没有权利，救济是权利实现的最终途径。法律必须规定当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当赋予权利人以法定的程序获得救济的权利，包括诉讼权、补偿权、赔偿权等。民间文学艺术公益诉讼制度相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制度来说，是为了抑制、预防损害民间文学艺术的行为，维护和保全社会公共利益，通过诉讼达到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它强调的是对权利的救济。把公益诉讼制度与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嫁接起来，扩大当事人适格的范围，改进代表人诉讼制度，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争议解决和权利救济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够改变目前我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时，当事人无法提起诉讼或法院以不符合起诉资格为由驳回其诉讼的困境。
(四) 建立民间文学艺术商业化利用的利益分享机制，明确规定原创地居民的利益分享权;建立民间文学艺术数据库，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参与利益分享和维护民间文学艺术正当使用提供依据。在商业大潮的推动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表演、对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对传统歌曲、舞蹈的利用，以及对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出售等，一系列的商业行为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商业化利用利益分享机制，这就造成民间文学艺术原创地群体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和补偿。因此，我们应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民间文学艺术管理制度、合理使用制度，从法律上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使用范围以及获利后的分享方式，以实现原创地居民与外来开发者之间的利益均衡。
建立民间文学艺术数据库，不仅是对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学艺术的抢救性建档和保护，而且更是民间文学艺术原创地居民参与利益分享的依据，同时还可以将民间文学艺术中所包含的技术性内容界定为现有技术，以对抗剽窃者将其申请专利，从而从根本上维护原创地居民的利益，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发展。
作者：孙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