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国外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国内纺织业面临着十分激烈的国际竞争。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就必须结合自身特点，找准进一步提高竞争力的突破口。日前，产业集群已成为我国传统纺织业走集约化、专业化的重要形式。
第一篇：国外经济论文范文
论国外循环经济理论及实践
摘要：本文概述了产业共生、清洁生产、产业生态、生命周期评价、零排放、逆生产等西方著名的循环经济理论，阐述了这些理论在美国、德国、日本、瑞典等国的实践。
关键词：国外;循环经济;生态环境保护;实践
一、国外循环经济理论
“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按照K·波尔丁的观点，循环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人、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外许多学者和机构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些理论。
1.产业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理论。产业共生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John Ehrenfeld和Nicholas Gertler(1997)在丹麦的卡伦堡市提出，John Ehrenfeld和Nicholas Gertler研究了由于企业间存在众多合作关系而被公认为“产业生态系统”或“产业共生”的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他们认为企业间可相互利用废物，以降低环境的负荷和废物的处理费用，建立一个循环型的产业共生系统。在政府的支持下，卡伦堡市采取了利用工厂排出的废热为市区供暖、利用制药厂的有机废物作肥料等措施，建立了生态城市的雏形。
2.清洁生产(Cleaner Production)理论。清洁生产理论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与环境规划活动中心首先提出的，他们将清洁生产定义为：“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中，以便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对生产过程而言，清洁生产包括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并在全部排放物和废物离开生产过程以前减少它们的数量和毒性。对产品而言，清洁生产策略旨在减少产品在整个生产周期过程中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与环境规划活动中心认为，应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环境对策，防止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对人和环境的危害，通过采取保护自然资源及能源资源、去除有害原料、减少废物的排放和无害化处理等技术，并通过增强环保意识来实现从产品生产到处理的全过程都能降低或减少环境负荷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目标。
3.产业生态(Industrial Ecology)理论。产业生态理论于1980年由美国首先发展起来的，之后国外许多学者进行研究。Frosch，Robert(1992)认为，产业生态指一个相互之间消费其他企业废弃物的生态系统和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消费废弃物而能够给系统提供可用的能量和有用的材料。Lowe，Ernest(2003)认为，产业生态是一个自然的与区域经济系统及当地的生物圈密切联系的服务系统。产业生态理论最核心的观点是以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积极促进环境负荷的评估及环境负荷最低化，并强调产业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
4.生命周期评价(LCA)理论。LCA的最初应用可追溯到1969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对不同饮料容器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释放所作的特征分析。该公司在考虑是否以一次性塑料瓶替代可回收玻璃瓶时，比较了两种方案对环境的影响。在这之后，LCA不断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应用的产品环境特征分析和决策支持工具。最初LCA主要集中在对能源和资源消耗的关注，这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爆发的全球石油危机引起人们对能源和资源短缺的恐慌。后来，随着这一问题不再象以前那样突出，其他环境问题也就逐渐进入人们视野，LCA方法因而被进一步扩展到研究废物的产生情况。早期事例之一是美国国家环保局利用LCA方法对不同包装方案中所涉及的资源与环境影响所作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欧洲和北美环境毒理学和化学学会(SETAC)及欧洲生命周期评价开发促进会(SPOLD)的大力推动，LCA方法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较大规模的应用。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和发布了关于LCA的ISO14040系列标准。一些国家，如美国、荷兰、丹麦、法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和有关国际机构，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实施研究计划和举办培训班，研究和推广LCA的方法学，促进了LCA的全面应用。
5.零排放(Zero Emissions)理论。零排放理论是在1994年由联合国大学提出的，它把废物看做是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原材料，主张将废物作为生产的原材料使用。如A企业的废物通过改良加工，可以作为B企业的原料，而B企业的废物又可作为C企业的原料等，最终使整个生产的废物排放达到无限小。
6.逆生产(Inverse Manufacturing)理论。逆生产理论是在1996年由日本东京大学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循环社会理论。它针对为解决废物问题所采取的环保型材料的开发、分类、分离和再生技术及生产过程中废物减量等对策的局限性，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废物的循环利用问题，所有的产品都以能够在自然环境中得到处理为前提条件下进行产品设计、生产和消费。逆生产理论不仅主张在产品的生产、使用、保修、回收和再利用的全过程中，尽量减少资源和能源的使用量及废物的排放量。
二、国外循环经济的实践
自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提出“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以来，循环经济的实践就已在世界各国开始，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已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公认为是实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
1.美国的循环经济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尔逊通过对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的研究，第一次给世人敲响了沉醉于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的警钟，首先提出了控制化肥使用的3R措施;1976年，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固定垃圾处理方案》，并要求各州制定相应的法规和计划，加强对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州制定了废弃瓶子的处理办法，二十多个州制定了禁止在庭院内处理垃圾物的法规，近一半的州对固定废弃物的循环处理率超过了30%。美国循环经济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涉及到越来越多的行业，如，传统的造纸业、炼铁业、塑料、橡胶业及新兴的家用电器、计算机设备、办公设备、家居用品等产业。目前，美国最大的废弃物回收利用行业是纸制品的回收利用，共雇用近14万人，年销售收入达490亿美元。其次是钢铁回收业，雇用近12万人，年销售收入为280亿美元。就美国全国而言，现在已有5.6万个企业、数十万人参与循环经济的实践工作，年均销售额高达2360亿美元，其规模相当于美国的汽车业销售额，已成为美
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德国的循环经济实践。德国是发展循环经济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86年，在德国制定的《废物管理法》中，就明确强调要通过节省资源的工艺技术和可循环的包装系统把避免废物的产生作为废物管理的首选目标。1991年，德国首次按照从资源到产品再到资源的循环利用思路制定了《包装条例》，要求生产商和零售商对用过的包装，首先要避免其产生，其次要对其回收利用，以大幅度减少包装废物填埋与焚烧的数量，并规定到1995年，德国的包装物品应有65%能得到循环利用，其中金属与玻璃再循环率为90%，纸张、塑料和木材的再循环率为80%。1996年，德国又公布更为系统的《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把资源闭路循环的循环经济思想从包装环节推广到所有的生产部门，专门成立了负责包装废弃物处理的双向回收系统有限公司(DSD)，并且通过《包装条例》规定包装链的企业必须承担包装废弃物的处置责任，而DSD公司的建立使包装链的企业避免了建立各自复杂的产品包装押金返还和回收系统及其需要的巨额投入，只需交纳一定的绿点许可证费用，就可通过DSD公司的专业回收系统对废弃物进行加工处理。目前，德国许多工业废物，如废金属、废汽车、废轮胎、废玻璃、废机油等，几乎都达到100%的回收利用。经过几十年不断努力和实践，德国的循环经济已取得明显成效，在GDP增长两倍多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减少了近75%，收到了经济和环境效益“双赢”结果。
3.日本的循环经济实践。日本是循环经济实践立法最早也是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日本在1993年实施《环境基本法》的基础上，又先后颁布了《废物处置法》、《汽车循环法》、《土壤污染对策法》、《资源有效利用法》、《建材材料利用法》、《绿色消费法》、《容器包装循环法》、《家用电器回收利用法》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逐步建立起了一系列相互呼应的循环经济法规，并相继付诸实施。各法规对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生利用等作了具体规定。如《食品循环利用法》规定：自2001年起五年内每个企业要把食品废弃物的再资源化比例提高到20%;食品加工业、饮食业和流通业有义务减少食品废弃物的排出量和把其中的一部分转换成饲料或肥料;对达不到所规定的目标而又不听从劝告、不加以改进的企业，设置处罚规则，处罚对象是食品废弃物排放量每年在100吨以上的企业，等等。2000年6月，日本又出台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明确提出循环型社会基本规划是日本国家一切规划的基础，并规定了产生废物企业的生产责任和义务及从法律上规定了废物处理的优先顺序。同时，日本《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从法制上确定了21世纪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这也标志着日本在环保技术和产业上迈人了新阶段。继2000年制定《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后，日本近年又提出了“建设21世纪‘环保之国’战略”，制定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的基本计划，并着手正在实施“最适量生产、最适量消费、最小量废弃的循环经济战略”。
4.瑞典的循环经济实践。瑞典是循环经济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早在1990年瑞典议会就通过了《废弃物管理纲要》，限制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及废弃物中有害成分的含量，提高废弃物再循环和回收利用的程度。1994年瑞典确立了“生产责任制”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把今天的废弃物变成某种可利用的新资源”的循环社会。瑞典的法律规定，所有生产、进口及销售及销售包装产品的企业都有对包装进行回收利用的义务，要求生产者应对其产品在被最终消费后继续承担有关环境的责任，且有义务对废弃产品及包装按要求进行分类，把废弃物进行回收处理。由于瑞典大多数企业自身没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回收体系，瑞典工商界、行业协会及大包装公司经过协商，在1994年成立了4家全国性的回收公司，以实施“生产责任制”的义务。同时，上述4家公司还共同出资组建了REPA公司作为服务机构。企业通过加人REPA公司并交纳一定的费用后，REPA公司就为其履行“生产责任制”所规定的义务。瑞典还规定，回收公司不以赢利为目的，同时对一些年营业额在50万克朗以下的小企业可免费加入REPA公司，这有利于保证瑞典“生产责任制”的战略目标实施。到2004年，瑞典废弃物处理范围已从最初的产品包装扩大到废纸、废轮胎、报废汽车、废电子电器产品、办公用纸、农业塑料和废旧电池等。
当前，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这就决定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必须面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新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发展循环经济是一种必然选择，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西方的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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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季松.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J).石油政工研究，2003，(4).
(责任编辑：郭连强)
作者：周 兵 黄志亮
第二篇：借鉴国外经验 壮大集群经济
[摘要]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国内纺织业面临着十分激烈的国际竞争。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就必须结合自身特点，找准进一步提高竞争力的突破口。日前，产业集群已成为我国传统纺织业走集约化、专业化的重要形式。本文通过分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印度Tiruppur纺织业集群，得出对我国纺织业集群化发展有指导意义的启示，希望能促使我国纺织业集群在新的国际竞争形势下获取竞争优势。
[关键词] 集群纺织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作者：龚世文
第三篇：国外重大活动经济影响研究
[摘 要]对重大活动的影响进行多角度、多方法的评估已成为国际事件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前沿课题之一，其中，更加关注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明显居多数。本文将对西方的重大活动经济影响研究成果做一次全面梳理，以分析其发展现状并指出存在不足和未来发展趋势，希望对国内学术界有所启发，同时为国内正在或将要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的城市提供指导。
[关键词]重大活动;经济影响;研究方法;研究述评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国家举办重大活动(Mega-events)和标志性事件(Hallmark events)的竞争日益加剧(Baade，1996)，准备一份令人信服的经济影响陈述已成为任何地区或城市在申办奥运会和大多数其他重大体育赛事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Madden，Crowe，1998)。在这种背景下，对重大活动的影响进行多角度、多方法的评估成为国际活动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前沿课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重大活动对举办地的影响包括社会影响、遗留设施、旅游业增长以及经济影响等诸多方面，而且学术界对奥运会等活动的后续社会效应的研究历史更长，但更加关注经济影响的现有研究成果仍居多数(Brown，Massey，2001)。本文将对西方的重大活动经济影响研究成果做一次全面梳理，分析其发展现状并指出存在不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希望对国内学术界有所启发，同时为国内正在或将要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的城市提供指导。
一、对重大活动经济影响的界定
早在1992年，特克和凯尔希(Turco，Kelsey，1992)就对体育活动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界定：由体育赛事或设施所引起的支出给举办地经济带来的变化(net economic change)，其中，经济收益是指由体育赛事直接引起的参观者在举办地的额外花费(additional expenditure)，这一定义受到了英国体育部等许多部门和机构的认可。例如，英国体育部认为，对于主办城市而言，一次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是指发生在主办城市的额外消费的总量，而这些消费都由该赛事直接或间接导致(UK Sport，2005)。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 HouseCoopers，2004)于2004年6月发布的《欧洲经济展望报告》指出，把举办奥运会的财务影响(financialimpact)和更大范围内奥运会的经济影响(widereconomic impact)区别开是十分重要的，前者特指主办城市组委会的盈亏平衡情况，即举办奥运会的财务成本能否从奥运会的直接收益中得到补偿(见表1);后者则指由相关因素所带来的奥运会对总体经济的影响，譬如旅游业实现增长、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城市知名度提高等。
二、主要研究内容
国外学术界、咨询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在重大活动特别是体育赛事经济影响方面的成果很多，研究内容也十分庞杂。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方面：
1，对总体经济的影响
当获得奥运会的举办权时，一大笔新的资金将会流入举办城市、地区或全国参与经济循环，而如果不是因为奥运会，这笔流入的资金可能并不会产生，举办奥运会的经济效应便是这样发生的(Crompton，1995)。InterVISTAS咨询公司(InterVISTAS，2002)在呈送给不列颠哥伦比亚奥组委的一份经济影响分析报告中提出，2010年冬奥会的经济影响主要由3个方面的支出来激活：(1)奥组委的成本，即各种直接投资和与比赛直接相关的成本;(2)非组委会的成本，即为了保证比赛顺利进行的各种服务和设施的成本;(3)观众和旅游者的消费。该报告专门用一章对国内外观众和旅游者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
贝德和马萨逊(Baade，Matheson，2000)研究了第33届超级杯(super Bowl)给佛罗里达州南部带来的净收入和就业机会，并指出美国橄榄球联盟(NFL)夸大了超级杯的经济影响。布鲁耐特和蒂利(Brunet，2005;Tilley，2006)先后对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做了全面分析。伊利诺伊州大学区域经济应用研究所(the Regional Economics ApplicationsLabora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分析了2016年奥运会可能对芝加哥大都市区经济带来的影响(Meyer，2006)。
2，对其他地区经济的影响
梅顿和克劳尔(Madden，Crowe，1998)在评估悉尼奥运会的经济影响时，把新南威尔士州和其他5个州所受的影响做了比较分析。他们指出，在整个研究周期(1994—2005)，奥运会对澳大利亚GDP和家庭消费影响的现值分别达到61亿澳元和21亿澳元，但基本上所有的收益都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其他5个州收到的经济净收益很小。
谢乐、斯陶夫和毕葛(Scherer，Strauf，Bieger，2003)认为，在测量重大活动的经济影响时，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考虑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在分析世界经济论坛(WEF)的经济效应时，不仅研究了达沃斯所受的影响，还充分考虑到了格劳宝登州和瑞士其他地区。他们的研究发现，一年一度WEF的经济影响不仅集中于达沃斯，还有50%的总收入发生在达沃斯以外的地区，而且受益最大的行业是交通、企业服务和饭店餐饮。
东英格兰地区发展局(East of EnglandDevelopment Agency，2006)就2012年奥运会(the2012 Olympic Games)对本地区的经济影响进行了专门研究，为采取进一步的对策奠定基础。研究表明，如果在关键环节上进行适当干预，东英格兰地区的积极经济影响将可能超过6亿英镑，反之，由于劳动力和专业人才流失可能会给本地区带来负面影响。
3，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尽管与非旅游专业的研究者相比，专业旅游刊物对事件及事件旅游的关注要晚得多，但由于各类重大活动都对举办地旅游业发展有直接影响，旅游学界对重大活动的关注和研究显得顺理成章，而且发展十分迅猛。事实上，早在1987年，国际旅游科学专家协会(AIEST)就举行了以“重大事件的影响和角色及其在区域与国家旅游业发展中的吸引力”为主题的第37届大会，专门讨论重大事件对地区旅游业的影响和作用(Jafaft，1988)。
国内学者戴光全对活动领域的权威学术期刊《活动管理》(Event Management，其前身为FestivalManagement&Event Tourism)上登载的文章(1994—
2002)按照关键词进行了分类统计，在17个内容小类中，对活动的影响研究占到了259个(次)关键词的11.6%，仅次于对活动吸引物的研究。从1999年2月到2006年10月，国际著名旅游学术期刊《旅游研究》(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共刊登了220篇内容涉及活动(events)的论文，其中，有10篇在文章标题中就有“events”(戴光全，2005)。
关于重大活动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中，对有效旅游者和有效花费的测定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话题。例如，早期的一些研究报告预测2002年世界杯将为日本和韩国带来100万人次以上的旅游者，但事实证明游客数量普遍被乐观估计了。2006年，欧洲旅游经理人协会(ETOA，2006)也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明确提出奥运主办国家的旅游业并不像人们广为认知的那样能实现长期的繁荣，而是在奥运会前后的几年内出现下降。另外，奥运会等重大活动对旅游业的影响效果与旅游部门的努力紧密相关。英属哥伦比亚省体育、科学和企业家(CapitalPmiects Branch，2002)研究了4种不同旅游营销水平下(低、一般、较好和最好)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总体经济影响和增加经济影响(除去本地居民和英属哥伦比亚省及温哥华市政府的支出部分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情景下GDP、就业和税收所受的影响都有较大差别。
4，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普华永道(Pricewater House Coopers，2004)以交通和设施、饭店业、建筑业、公共消费、私人消费、GDP等指标的增长率变化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巴塞罗那奥运会、亚特兰大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对主办城市或国家的经济影响后，并得出了很有意思的结论：总的来说，奥运后经济明显减速的证据并不充分;尽管从理论上来分析，那些与赛事关联程度较高的行业增长率在赛后会明显降低，然而，这些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整体比重相对较小，总的产出增长似乎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举办城市的经济规模和为筹备奥运会而投入资金的多少。
Market Economics公司(Market Economics，2003)对比分析了2003年和2000年美洲杯帆船赛对新西兰的经济影响(用2003年的投入一产出模型对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研究结果表明变化主要集中在住宿、航空、建筑以及造船与配套服务4个行业。例如，2000年花在建设方面的费用达到6600万美元，占到直接支出总额的14%，而2003年降至2100万美元，只占到直接支出总额的4%;但与此同时，造船与配套服务在直接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由2000年的13%(6300万美元)上升为2003年的24%(1.29亿美元)。
5，对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
尽管举办奥运会的及时经济影响(immediateeconomic impact)很明显，但由旅游增长和商业发展所带来的长期效应要远远超出17天的重大活动本身。一届在预算范围内成功举办的奥运会可以为举办城市带来积极的影响，这种遗留效应主要以下面一些形式出现：新建或经过更新的设施和场馆;新的或改进后的基础设施;国际知名度提升;迅速提高的国际美誉度;旅游业增长;新的贸易、投资和营销机会;体育运动的参与性增强。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一般，但自从悉尼赢得奥运会的举办权后，澳大利亚旅游业开始变得与众不同(Australian Tourist Commission，2001)。
谢乐、斯陶夫等人(Scherer，Strauf，Bieger，2003)在详细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世界经济论坛对达沃斯和瑞士形象的影响，并根据国内外媒体报道的广告价值将其折算为一个具体的数值。格莱顿(Gratton，2000)在研究重大体育赛事的经济作用时指出，每年一度的足协杯、温布尔顿网球赛等知名体育比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海外旅游者和全球电视观众，这些比赛在英国旅游形象的塑造和推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英国在国际体育界的地位也得到了迅速提高。
霍恩和曼赞雷特尔(Home，Manzenreiter，2004)重点从3个方面研究了2002年世界杯对日本和韩国相关城市的影响：2002年世界杯为区域政治经济带来的特定影响;重大体育赛事在地区形象塑造和促销方面所起的作用;如何对这样的重大活动进行国际化操作。他们的研究结果解释了预期影响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并揭示了重大活动对于不同群体的意义。霍恩(Home，2004)还从2002年世界杯与现代日本社会和足球设施发展关系的角度，对国际和地方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对“实质上是谁控制了这次全球性的体育赛事，举办地的成本和收益究竟是多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6，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国外现有的重大活动经济影响研究大都把重点放在长期效益上，包括新建的活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城市复兴、举办城市的国际知名度提高、旅游业增长、公共福利得到改善、就业机会增加以及产生新的商业机会等(Ritchie，Aitken，1984;Hall，1987;Kang，1988;Robin，1988;Walle，1996;French，Disher，1997)。事实上，举办重大活动也有很多潜在的负面影响，譬如要支付高额的公共体育设施建造成本、出现拥挤问题、旅游者人数减少、房租上涨、就业需求临时增加等(Hiller，1990;Darcy，Veal，1994;Mount，Leroux，1994;Leiper，1997;Spilling，1998)。
有不少学者深入研究了重大活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例如，贝德和戴尔、诺尔和兹姆巴李斯特(Baade，Dye，1990;Noll，Zimbalist，1997)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把“体育战略”(包括修建体育设施、举办体育赛事等)作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发动机，效果并不好;弗兰切和蒂歇尔(French，Disher，1997)就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对城市新一轮发展尤其是中央商务区发展的动力作用提出了质疑;伯曼和蒂利(Bohlmann，2006;Tilley，2006)基于经济影响分析结果，提出了南非举办2010年世界杯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
为了判定和量化举办一次大型活动的经济影响，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家们必须运用某种模型。在已经公开发表的现有研究成果中，两种主要方法使用次数最多，即投入一产出分析和CGE模型(Kasimati，2003)。为了更详细地介绍国外重大活动经济影响的研究方法并便于表述，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5类：
1，成本一收益分析
为了判断一次活动从收支平衡上来讲是否值得，组织者必须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只有掌握了活动的经济净收益情况，政府部门才可能对是否支持该活动做出正确的决定(Dwyer，Forsyth，2005)。然而，要量化分析举办奥运会的成本和收益几乎会涉及成本一收益理论的每一个方面。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许多研究成果将成本一收益分析引入奥运会的经济影响评估中(McHugh，2006)。
麦克胡(McHugh，2006)提出，一次全面而严格的奥运会成本一收益分析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工作：有一个将相关成本和收益归为“赛事类”或“基础设施类”的指导性框架;明确对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处理原则;评估奥运会观光(the Olympic Spectacle)的净收益;评估奥运会给当地居民带来的自豪感的净收益;评价奥运引致旅游(induced Olympic Tourism)的净收益。他还从全国的角度，利用成本一收益法分析了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其研究结果显示：即使是采用最乐观的测算，这届奥运会的净收益也是负面的，亏损1.01亿加元(2002年的价格)。
大多数现有相关研究成果都采用了投入一产出模型，并假设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即使在发生大的震荡譬如举办奥运会期间也是如此，这样的研究不能全面反映供给短缺或规模经济等现象，从而有可能得出一些带有误导性的结论(Pricewater House Coopers，2004)。例如，科西艾特(Kurscheidt，2006)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法评估了2006年世界杯给德国带来的经济效益，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从世界杯的发展历史来看，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经济收入呈现出令人乐观的趋势，但仍然要比活动组织者所预想的收入水平低很多。
2，投入一产出分析
1993年，在悉尼正式申办奥运会之前，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KPMG)运用评估标志性活动(hallmark events)的区域经济影响的最常用方法——单一地区投入一产出分析，研究了奥运会可能给澳大利亚带来的经济影响(Marwick，1993)。这种方法也被广泛地运用于以前的奥运会影响研究中，例如，哈姆弗瑞斯和普朗麦(Humphreys，Plummer，1992)研究亚特兰大奥运会对佐治亚州的经济影响时也运用了投入一产出分析。InterVISTAS咨询公司(InterVISTAS，2002)也利用投入一产出模型对2010年冬奥会的直接、间接和引致影响进行了预测，并对投入一产出模型的局限性进行了说明。
投入一产出分析具有过程清晰、操作简单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概括而言，这种分析方法的主要缺陷是忽略了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约束，比如供给约束、政府预算约束、贸易支付差额约束等。这些局限性容易导致对间接效益的估算被夸大，若从全国层面上来看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Madden，Crowe，1998)。另外，投入一产出分析结果的精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入一产出表的选择。例如，McDermott公司对2000年美洲杯帆船赛的经济影响进行过评估，Market Economics有限公司也就2003年美洲杯帆船赛做过一个类似的研究，两者都利用了投入一产出模型和乘数分析，不同的是后一项研究采用了新西兰统计局于2001年发布的投入一产出表(基于1995/1996年的调查)，因而乘数效应相对较小(Market Economics Ltd，2003)。
贝尔金和沙利布雷尔(Belkin，Celebrezze.2004)在分析纽约体育会展中心举办展览会等大型活动对纽约市经济与财政的影响时，主要运用了投入一产出分析法。但他们具体比较了分别使用地区投入一产出模型系统(RIMS II)和明尼苏达IMPLAN集团投入一产出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生产、建设、财政、硬件设施和商业服务等方面使用RIMS II进行分析时的乘数更大。而在那些受旅游者消费行为影响较大的行业，如住宿、娱乐、餐饮、零售贸易等，使用第二种模型分析时得出的乘数更大。
3，对投入一产出分析的改进
对重大活动的经济影响分析最后往往要借助传统的投入一产出模型，从而得出有关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引致影响的结论，但很少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代尔和弗赛斯指出，投入一产出模型主要有以下缺点：(1)因为忽略活动的消极作用和资源约束，容易夸大重大活动对举办地内外部的影响;(2)忽视了非旅游行业的反馈效应;(3)不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正确的依据(Dwyer，Forsyth，2004)。
泰拉尔和约翰斯顿(rrvrrell，Johnston，2001)提出了一套对旅游节庆活动的直接经济影响进行评估的标准方法，该方法能将那些十分关键但又经常被忽视的问题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如何区分旅游业的总体影响和旅游节庆活动的影响。他们指出，使用I-O模型进行旅游事件的影响评价时很容易出错，特别是运用于那些其他旅游景点(吸引物)占主导的地区譬如游客量本来就很大的滨海地区时，表现更为明显。丹尼斯(Daniels，2004)也对I—O模型进行了拓展，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职业导向模型(Occupation-based Modeling)，并以一次青年垒球公开赛为例，利用该模型分析了这次活动对当地工资变化的影响。
4，CGE(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
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克服了以前一些分析技术的局限性，并能提供更多相关经济变量方面的信息，正因为如此，在过去20多年里，CGE模型在澳大利亚一直是进行政策分析的主要工具。1996年，吉斯赛克和梅顿(Giesecke，Madden，1997)论证了多地区CGE模型在标志性事件分析中的运用，从那以后这种方法被逐步拓展，并被用于两项重大事件的经济影响研究中，即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及被提议的2002年世博会(Madden，2002)。
关于悉尼奥运会、伦敦奥运会的最新研究成果大都基于CGE模型，这种方法综合了生产方的投入一产出结构和允许动态调整的行为函数，因而远比I—O模型复杂，而且，即使是动态的CGE模型也必须做一些简化的假设，因而不能全面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经济影响。例如，安德森(Anderson，1999)利用CGE模型对澳大利亚可能从奥运会中真正享有的旅游收益做了预测，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那些因为奥运会而避开澳大利亚的旅游者，研究结果中的旅游收益被夸大了(Madden，2002);布雷克(Blake，2005)运用CGE模型估算了2012年奥运
会对英国和伦敦的经济净效益，结果表明尽管净效益要比以前的研究成果所宣称的总效益小;毕马威国际咨询公司(KPMG，2006)也采用CGE模型分析了2006墨尔本英联邦运动会对维多利亚州的经济影响。
代尔等人(Dwyer、Forsyth，spurr，2006)还利用CGE模型对一个活动案例的经济影响进行了估算，然后将其与利用传统的投入一产出法(I—OAnalysis)得到的评估值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由于具有更强的综合性，CGE模型在重大活动的影响评估方面有更广阔的运用空间。他们还专门阐释了如何运用CGE模型来分析特殊活动的经济影响，包括估算活动的替代效应、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地区内影响以及州际影响等;他们提出，重大活动的影响效果取决于地方及全国的资源市场与产品、服务市场的整合程度。
5，问卷调查分析
严格来说，问卷调查分析只是分析重大活动经济影响时的一种具体手段，然而，上文所提到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投入一产出分析、CGE模型等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问卷调查的支持。问卷调查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估算重大活动给举办地带来的有效旅游者和有效花费，从而剥离举办城市或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业发展中重大活动的作用部分。
英国体育部(UK SPORT，2005)出版的两本书籍The Economics——A Guide to Measuring theEconomic Impact of Events和The Economic Impact ofMajor Events：Measuring Success都详细介绍了测量重大活动经济影响的方法和技巧。他们认为，通过一些相对简单的研究方法便可以测算由重大活动导致的额外消费，包括问卷调查、案头研究和深度访问等，而这种额外消费是估算地方经济和就业增量的基础，这使得重大活动对地方经济的影响评估过程在统计学上也更具科学性。
格莱顿等人(Gratton et al，2000)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了重大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他们以6个体育赛事为例，向参加活动的观众发放了4360份调查问卷，并从举办城市的政府主管部门和酒店获得了大量信息，这些调查结果用于测算观众的消费情况;他们还利用比例乘数方法估算了活动所创造的收入和职位数量。
由上文可知，国外在重大活动的经济影响研究领域已经有了相当一批成果，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丰富多样，但主要可分为投入一产出和CGE模型两大类。以奥运会为例，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表2所示。
四、存在的问题
综合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国外学术界和相关政府部门在重大活动的经济影响研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4点：
1，赛后研究成果太少
绝大多数关于奥运会的现有经济影响研究都是在赛前完成的，这种研究偏向于预测可能的经济影响而不是进行赛后的经济评价，因而在估算赛事的成本和收益时都存在较大的误差。关于奥运会经济影响的赛后研究的确是凤毛麟角，有学者做过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赛后研究，结果表明上述两届奥运会的就业效应要明显低于一项官方赛前研究所声称的水平，而且任何增长都是暂时的;1984年，参观洛杉矶奥运会的旅游者达到40万人次，只是预测结果的2/3(Baade，Matheson，2004)。
普华永道在2001年曾经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地区发展部提交过一项赛后研究报告，令人遗憾的是，该研究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对悉尼奥运会的净效应(经济收益)作总体评价，因而不能与赛前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2，研究方法存在缺陷
目前，许多政府部门和学者所采取的活动影响评价方法存在3个主要缺点：(1)由于评估技术存在偏差，活动的经济影响被过高估计了，这导致了那些并不能给地方经济和就业带来预期效应的活动仍然得以举办;(2)不能把活动对经济产出和就业的影响与活动的净收益区别开;(3)因为一个地区的收益往往以对其他地区的负面影响为代价，所以那些并不能给全国经济带来净收益的活动也可能得到支持(Dwyer，Forsyth，2004)。
运用乘数效应来评估重大活动的经济影响属于因果关系分析，此时重大活动整体上被赞誉为一种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器。重大活动的及时性要求申办城市迅速采取行动而不是进行纯粹的辩论和思考，其一次性容易激发想象力和创新而不是官僚式的程序，其全球焦点是盛大的场面而不是复杂的地方问题，正是这些特点往往会迷惑活动的倡导者和至少一部分重要公众(Hiller，1998)。另外，为了证明公共支出的合理性，在政府和组织者就活动利益所做的官方陈述中，有许多指标都是不可测量的，即使是可测量的也仅仅是停留在估算的层次上。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活动影响研究的滞后性(Mules，McDonald，2004;Crompton，McKay，2004)。
3，研究领域有所偏颇
早在1987年，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的霍尔(Hall，1987)就撰文指出了当时学术界在标志性活动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中包括：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对于非常重要的社会和设施影响(social and physical impacts)的研究成果很少。麦特斯(Matos，2006)也明确提出，全面理解举办重大体育活动的多维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但现有研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片面，内容主要集中在商业、经济、基础设施或政治影响上。
对活动影响的研究应该从活动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出发，并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这里的“角色”实际上是指一个活动所涉及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组织者、赞助者和合作者以及消费者/游客等，“角度”则是盖茨所提到的经济、社区和环境(Getz，1997)。约翰·艾伦(Allen，2002)专门讨论了特殊活动的影响问题。他认为，重大活动对举办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影响、物质和环境影响、政治影响以及旅游和经济影响4个方面，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一般性的归纳。
另外，就西方学术界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奥运会仍是重大活动经济影响研究的中心，世界杯以及全美橄榄球赛(Super Bowl)、美洲杯帆船赛(American Cup)等区域性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研究相对较少(Humphreys，1994;Baade，Matheson，2000)，关于世博会经济影响的研究则更少。
4，研究区域明显不平衡
正如霍恩和曼赞雷特尔(Home，Manzenreiter，2004)所言，绝大多数关于重大活动影响的现有研究成果都是基于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相关案
例分析，因而2002年世界杯对于活动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研究两个亚洲国家共同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的影响创造了宝贵的机会。
可喜的是，国外已经有少数学者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甚至落后地区举办重大活动的影响和对策。例如，马萨逊和贝德(Matheson，Baade，2004)在发展中国家举办重大体育赛事的效益问题方面做了专门研究。他们认为，表面上看来欠发达国家能从长期的增长机会中获得更大效益，但事实与此相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重大体育赛事的前景反而更差，因为这些国家修建专业场馆的机会成本更大，而且现代基础设施的缺乏也要求有更多的投资。
欧文(Owen，2005)比较客观地分析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对北京的经济影响。他指出，为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似乎正在投入巨资用于提高场馆和基础设施的水平，如果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把期望建立在往届奥运会的经济影响研究上，他们最后肯定会失望;北京奥运会究竟能带来多大的长期经济效益，主要取决于奥运场馆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奥运会后一段时期总体经济的融合程度。
五、发展趋势与展望
在认真总结西方1990年-2000年的活动研究文献后，海德等人(Hede，Jago，Decry，2002)指出了活动研究的热点问题：(1)对体育类赛事的经济影响评估;(2)对特殊活动的社会影响评估，以及利用“三维盈亏方法”(Triple Bottom Line)从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方面对活动的效益进行分析;(3)特殊活动的风险管理研究;(4)活动的运作管理研究。
作者据此预测，在未来一段时期，国外学术界在重大活动的经济影响研究方面将呈现出以下3个主要特点：首先，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等更为合理的评估技术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运用，个别标准的活动影响评估框架(The Framework of Events Impacts Assessment)将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其次，随着重大活动的宏观经济影响研究的逐渐成熟，关于经济影响某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将会大量涌现。另外，除经济影响研究外，从举办地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对活动各方面的影响及其控制进行全面研究，将成为重大活动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作者：王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