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2022-05-10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在唐代时代精神的感召孳乳下,唐代隐逸在承传前代的基础上又带有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出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唐诗中的吏隐主题、对功成身退理想的讴歌以及唐人借助佛禅实现心灵的超越和对个体身心泰适的书写,无不生动再现了唐代隐逸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并折射出唐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

第一篇：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唐代体育题材诗歌的文学性解读

摘要：体育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运动形式，以诗歌形式对体育活动进行记录，是我国古代诗词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唐代体育题材的诗歌作为唐诗的组成部分，在很多诗人的笔下熠熠生辉。本文旨在对唐代体育题材的诗歌进行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唐诗体育诗歌文学文化

引言

题材诗歌的基础，只有确定好了题材，才能有发挥的方向，才能为诗歌增添更多的美感和魅力。比如有的诗歌以爱情为题材，有的诗歌以山水为题材，有的诗歌以离别为题材，有的诗歌以战争为题材等。不同的题材奠定了诗歌的不同基调，因此诗人在语言的选择上也有一些侧重点。在唐诗中，除了对山水、人文等景观进行描绘之外，体育题材的诗歌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由于唐代的富足，人们的生活比较充实，加上体育运动的萌芽，因此很多诗歌作品都以体育为题材，这些唐代的体育题材的诗歌，也是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唐代体育题材的诗歌分析

体育题材的诗歌，最先出现在先秦文学中，但是真正繁荣发展起来，却是在唐代。先秦文学作品中的诗歌作品，更多的是反映人们的生活，比如《诗经》中所描绘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典型。在唐朝时期，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使得人们对体育生活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唐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自然也成了记载体育运动的方式。唐朝的体育题材诗歌的发展与唐朝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唐朝时，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比如人们经常外出踏青，这种风俗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节日，踏青更是人们必选的运动项目，而唐朝的文人也比较多，所以便开始以诗歌作为载体进行创作。通过查询相关的资料可知，唐朝的体育活动中，球类和围棋都是比较常见的形式。比如“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分别描述了球类运动和围棋运动的场景。可以说，将体育运动当做题材进行创作，最繁荣的时期就是在唐朝。唐朝之后，对体育运动的描绘就相对较少，一方面，与社会状态有很大关系，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哪里还有时间去关注体育事业。另外，在唐代，我国的开放程度是比较高的，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也比较多，因此有很多外来文化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二、唐代体育题材诗歌中的体育活动

(一)球类运动

唐代的球类运动发展呈现繁荣的趋势，球类运动是贵族以及平常百姓都很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而且即使是女性也十分喜欢这种运动。唐代的球类运动有蹴鞠、马球、步打球，正是由于球类运动的兴盛，很多体育诗歌作品中也以球类运动为主要题材。

催修水殿宴沂公，与别诸侯总不同。隔月太常先习乐，金书牌纛彩云中。

无人敢夺在先筹，天子门边送与球。遥索彩箱新样锦，内人舁出马前头。

——王建《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

唐代的皇帝就十分喜欢马球运动，从《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中就可以看出有很多对马球运动进行描绘的作品，从这些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球运动的规则，对一些我们并不熟悉的体育运动有更多的了解。韦应物的《寒食后北楼作》中写道“园林过新节，风花乱高阁。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描写的是寒食节军营里士兵们蹴鞠庆祝的画面。

(二)棋类运动

下棋是很多文人雅士喜欢的一项业余活动，我国的很多书画作品也会以下棋对弈作为主要内容。在唐代，下棋对弈也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运动，在社会中广泛推广，很多文人雅士对棋类运动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

前年当此时，与尔同游瞩。诗书课弟侄，农圃资童仆。日暮麦登场，天时蚕坼蔟。

弄泉南涧坐，待月东亭宿。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一朝忽分散，万里仍羁束。

——白居易《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

诗歌中写道“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表明在当时社会中，围棋是文人十分钟爱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围棋是一种讲究策略的运动，也是一种比较高雅的智力游戏，对于一些清高的隐士而言，很多都会选择围棋运动，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智力，还可以磨砺心性。在唐代的很多诗歌作品中都有围棋的影子，再比如《春日闲居三首》《过终南柳处士》等作品，也对围棋运动进行了相应的描绘，一般说来，围棋对弈的诗歌中都会有优雅的环境相配，所以在描写人物对弈的时候，往往会有幽静的自然环境的描写。当然，围棋对弈并不只是文人雅士的爱好，很多僧侣也喜欢围棋，比如《咏棋子赠弈僧》《观棋歌送儇师西游》《池上二绝》等诗歌作品，描写的就是僧侣在下棋时候的那种淡然的心境以及专注的神态。

(三)水上运动

除了球类运动和棋类运动，水上运动也是唐代诗歌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内容，在唐代，最受欢迎的水上运动是竞渡，这种运动主要在宫廷的体育类别中比较流行，因此唐代有很多诗歌描绘的就是宫廷中的女性划船比赛的场景。

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

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鼓发南湖溠，标争西驿楼。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遒。

——张说《岳州观竞渡》

《岳州观竞渡》这首诗歌将岳阳的划船竞赛描绘得十分生动，在江边唱歌助威的歌女给参与比赛的人带来了极大的鼓励。这些诗歌的描绘，让人在阅读的时候如身临其境，仿佛眼前就是旗帜舞动的龙舟，选手们个个跃跃欲试，鼓声雷动，即将展开一场激烈的比赛。当然，在一些比较大型的水上运动中，女性的影子就比较少，这是出于社会礼制的原因，在很多描写水上运动的诗歌作品里，几乎都是男性角色。

三、唐代体育题材诗歌中所折射的唐代体育

(一)体育项目丰富多彩

体育事业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一种全民体育的态势，而且体育运动的种类也比较丰富，有比较激烈的运动，也有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比如蹴鞠、马球、步打球等就属于一些比较激烈的球类运动;荡秋千、踏青、划船、放纸鸢等就属于比较休闲的运动，尤其适合女性参加;射猎、武术、围棋等则属于技术性比较强的运动。不同类型的运动在唐代社会中都有出现，给不同的人提供了多种选择的机会。正是由于体育运动本身丰富多彩，体育类题材的诗歌内容也十分丰富，比如张建封的《酬韩校书愈打球歌》“护军对引相向去，风呼月旋朋先开。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齐观百步透短门，谁羡养由遥破的。儒生疑我新发狂，武夫爱我生雄光。杖移鬃底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人不约，心自一。马不鞭，蹄自疾。”描写了军中将士打马球娱乐的场面，而且还将自己的作战策略也运用在球类运动中，一场运动将每个人的才智都发挥了出来。马戴的作品《射雕骑》“蕃面将军著鼠裘，酣歌冲雪在边州。猎过黑山犹走马，寒雕射落不回头。”则赞叹了少数民族射手的高超技艺，对射手在射箭时的细节描绘十分到位。王建的《秋千词》“长长丝绳紫复碧，袅袅横枝高百尺。少年儿女重秋千，盘巾结带分两边。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下来立定重系衣，复畏斜风高不得。傍人送上那足贵，终赌鸣珰斗自起。”描绘少女们在荡秋千时的那种快乐、活泼的神情，让人一下子就被拉回到青春年少时期。元稹的《有鸟二十章》，描绘的是孩子们放风筝的场景，孩子们追逐着漫天的风筝跑，那种欢愉的氛围不自觉地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由此可见，在唐朝，我国的体育运动形式十分丰富。

(二)体育运动参与群体的广泛性

纵观唐代的体育运动可以发现，参加体育运动的人群十分广泛，不仅是一些年轻的男士，一些女性、老人、小孩等都会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上到贵族阶级，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在体育场上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运动中有的是锻炼身体的，有的是有竞争性质的，有的是休闲娱乐的，因此多样化的选择使得体育运动的群体也变得多样化。

(三)女子体育蓬勃发展

在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很多时候可以与男性平等相处，在体育运动中就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唐代的体育运动中也有女性的身影，唐代的妇女不用受到太多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社会，即使是男性较多的运动，女性也可以参加，社会并没有对女性的活动进行限制，因此唐代的体育运动呈现出女性体育的发展也十分快速的特点。所以在唐代的诗歌中，有很多描绘女子进行运动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女子打马球的、射箭的、荡秋千的、划船的，见证了唐代女子体育的蓬勃发展。

结语

通过本文分析可知，唐诗的题材十分丰富，不仅有各种对山水、人文的描绘，也有很多与体育运动相关的作品，这与唐代的体育运动快速发展有关，唐诗只是对这种繁荣的娱乐方式进行了记录。在对这些运动进行描绘的时候，不仅体现了诗歌的文学特性，也体现了社会百态，所以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松枫，刘宇，李亚龙.唐朝休闲体育的文学管窥[J].芒种，2013(07).

[2]王奕全.略论唐代统治者对体育活动的影响[J].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4).

[3]朱同祥.对唐诗中女子球类活动的解读[J].语文建设，2012(02).

[4]华锐，刘红梅.论唐代体育文学繁荣的原因[J].芒种，2013(09)

[5]邢菊.试论唐代体育文学的发展与审美内容[J].作家，2012(22).

作者：梁娟

第二篇：论唐代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

在唐代时代精神的感召孳乳下,唐代隐逸在承传前代的基础上又带有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出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唐诗中的吏隐主题、对功成身退理想的讴歌以及唐人借助佛禅实现心灵的超越和对个体身心泰适的书写,无不生动再现了唐代隐逸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并折射出唐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

[关键词]隐逸;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仕隐调和;禅宗

李红霞(1973—),女,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化与文学。(广东深圳518060)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唐代隐逸与诗歌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63)的阶段性成果。

唐代隐逸普遍为时人所歆羡和践行,其承绪前代,却又表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与精神特质,唐诗流注的隐逸旋律正折射出这一时代风尚。[1]唐诗对隐逸的文本书写,既承载和反映了唐代整个隐逸群体的人格心态,又凝结着具体时代语境中诗人个性化的隐逸理想与追求。目前学界对于唐代隐逸的卓异特质及其文学表现鲜有论及,鉴于此,笔者对此予以考察和探讨,以期对唐代隐逸与文学研究的深入拓展有所裨益。

一、既怀康济业,仍许隐沦心

传统的隐逸是对时政的反抗与自觉疏离,仕与隐可谓朝野殊致,出处异途,无法同时践履。虽然魏晋因自然与名教的调和出现了“出处同归”的折衷言论,但二者的鸿沟仍难弥合。到了唐代,科举的推行实现了集权制与士大夫独立性的相对平衡,加之皇权对隐逸的奖掖,隐逸不再是“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2](P2086),而是仕隐调和兼通,唐人自由游刃于仕隐之间。因此唐代少有弃世绝俗、高蹈远引的逸民,真正代表唐代隐逸精神的是那些游移于仕宦与隐逸间的士人。他们或身居廊庙而心存山林,或身在江湖而眷怀魏阙,不仅不以频繁出处进退为忤,而且普遍推赞兼吏隐、齐出处的生活境界。唐代隐逸不执著于兼济独善之某一端,仕宦与隐逸形暌神通,成为互为补充、相互融通的处世方式和心态。王勃的“出处之情一致”[3](P217),郭良的“衣冠为隐逸”[4](P2118),卢纶的“幽显岂殊迹”[4](P3141),白居易的“吏隐本齐致”[4](P4990),都道出了唐人仕隐调和兼容的观念。任爽明确指出:“参与政治”,特别是“对传统退隐范畴的逸出”[5],是唐代退隐行为的本质特征。其见解揭示了唐代隐逸仕隐调和兼通的入世化本质。

唐人对仕隐的调和变通的体认也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唐诗中屡屡出现淡没仕隐界限、泯化仕隐差异的流行用语,如“大隐”、“中隐”、“傲吏”、“挂冠吏”、“沧州吏”等。这些字面上冲突对立的词语被唐人兼容并蓄为一体,并在唐诗中广泛习用,反映出时人隐逸观念的调和性,这一点在唐诗的吏隐主题中表现尤为明显。仕隐兼得成为唐代士人精神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吏隐则将济世之志与遁世之心这对矛盾调和折衷在一起,既保证了士人追求外在事功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又保持了士人独立人格的个人价值,因而唐代为宦者普遍奉之为生活理想而刻意追求,唐诗中流注着吏隐主题。唐代为宦者虽然体认到“兼济独善难得并”[4](P5111),但在心理上却是“须教吏隐合为心”[4](P5022),生活上推许并践行着吏隐,前代那种迫不得已曲避祸患的哀音也变成为逍遥容与的享乐生活,心态趋于平和乐观。从李峤《和同府李祭酒休沐田居》的“若人兼吏隐,率性夷荣辱”,元晟《送萧颖士赴东府得引字》的“处喧虑常澹,作吏心亦隐”,权德舆《南亭晓坐因以示璩》的“迹似南山隐,官从小宰移”,姚合《武功县中作》中的“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等中,不难看出唐代为宦者休沐、公退、宴赏时以经济之身体验山林幽趣。因而隐逸常被时人视为赞誉人物的美辞、标榜个人高情的话语、园林休憩怡赏的代名词。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认为,只要“身心相离,理事俱如”,长林丰草无异于官署门阑。他在《韦氏逍遥谷宴集序》又云:“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故可尚也。”王维对隐逸的看法代表了时人的普遍认识,他们将庙堂与山林混同合一,这一圆通的思想为宦者世俗的享乐生活平添了隐逸超尘脱俗的雅致。张说称赏权臣韦嗣立为“丘壑夔龙,衣冠巢许”[4](P963),这一赞语正道出唐代士人所希企的吏隐两兼的人格形象和隐逸的理想境界。

“既怀康济业,仍许隐沦心”,典型地表现出唐人隐逸的兼济情怀。唐代士人多胸怀强烈热切的政治功名心,也多有以隐求仕的经历。他们之所以对隐逸趋之若骛,就是希冀以隐居待时获取政治出路,即皮日休所言,“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6](P96)他们在诗作中也毫不讳言自己隐逸用世干禄的目的。高适在《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中声称:“幸逢明盛多招隐,高山大泽征求尽。此时亦得辞渔樵,青袍裹身荷圣朝。”孟浩然早年隐居鹿门山也是胸怀鸿鹄志,希冀有朝一日能“一荐甘泉赋”[4](P1627)。吴筠在《题龚山人草堂》中赞颂友人“独抱匡济器,能怀真隐心”。杜荀鹤在《乱后山中作》中也说:“直待中兴后,方应出隐扉。”李洞《送人之天台》称:“乃知真隐者,笑就汉廷征。”可见,唐人隐逸多带有权变色彩,不乏对魏阙功名的怀想。唐人赞赏的是“功成身退”的隐逸模式,并在诗歌中屡屡高歌这一人生理想,如李白《赠韦秘书子春》的“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许浑《早发寿安次永寿渡》的“会待功名就,扁舟寄此身”,李商隐《安定城楼》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陆龟蒙《和袭美新秋即事次韵三首》的“还须待致升平了,即往扁舟放五湖”等。对唐人而言,“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4](P1734),其隐逸理想具有拯时济世的理想主义色彩,折射出唐人隐逸强烈的干世之志,这也是唐代时代精神感召孳乳的产物。

二、浇风久成俗,真隐不可求

传统隐逸是天下无道时的避世行为,具有否定、制衡现实政治的积极意义。然而自晋代以来,隐逸被视为怀道的、高尚的、已无所谓避的问题,而只是为隐逸而隐逸。[7](P190)隐逸由超世绝群转向顺势随俗,世俗生活的受动谋生性成为隐逸与世俗无法同一的最终界限。

唐代隐逸的世俗化表现在仕与隐的混同糜乱和隐逸的日渐虚伪。统治者优渥隐士大大强化了社会上的尚隐之风,专以举隐士为名的制举科更为士人找到了一条不用参加科考而直接被荐举授官的“终南捷径”,以隐求仕因而蔚为风尚。隐逸既可赢得取誉当世的高洁声名,又能获得统治者的征召,成为行之偶见奇效的登龙术和敲门砖。隐逸不再是仕途上的抽身而退,反而包含着对功名事业的无限企望。这一由藏身逃名到沽名钓誉的改变使隐逸日趋世俗化,流于虚伪,此即皮日休所称的“上则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则取诸侯殷勤之礼,甚有百世之风,次有当时之誉”的“名隐”[6](P85)。这些士子“托薛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8](P5115),隐逸的高尚志节荡然无存。灵澈在《东林寺酬韦丹刺史》中感叹真隐难觅,“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道出了隐逸风靡士林而带来的世俗化倾向。

隐逸的世俗化在唐诗中主要表现为隐逸生活的物质取向和对功名利禄的肯定、留恋。虽然隐逸强调固穷守道,但面对出处选择时,士人还有着三径之资的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孟浩然《秦中感秋寄远上人》中的“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顾况《送李山人还玉溪》中的“幽人独欠买山钱”,白居易《思归》中的“隐无伏腊资”,刘禹锡《酬乐天闲卧见寄》中的“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等,都道出了这一点,隐逸的抗争性和纯粹性大打折扣。隐逸的高洁为唐人所企羡,但隐逸贫寒寂寥却不为眷怀世俗享受的唐人所认同和忍受,对其而言,隐居山林是不现实的,践行时也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王维在《偶然作》中坦言自己“沉吟未能去”,有“储蓄非有素”的因素。韦应物志尚清虚,其郡斋之隐,追慕隐逸的自由超脱,但内心始终萦绕着对功名利禄的留恋。他在任江州刺史时作《题从侄成绪西林精舍书斋》:“衣岂寒御,蔬食非饥疗。虽甘巷北箪,岂塞青紫耀。郡有优贤榻,朝编贡士诏。欲同朱轮载,勿惮移文诮。”其训侄之词反映出韦应物高洁背后庸鄙的世俗一面。此外,唐人的诗作中还常表现出对小隐的讥讽贬斥。祖咏在《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中说:“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隐沦。”李端在《晚游东田寄司空曙》中劝慰友人“莫作隳官意,陶潜未必贤”。可见,文人士子尽管观念上希企隐逸,但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高蹈林泉,这也与他们的现实功利态度相悖。在这一认识下,既享世俗俸禄又得身心闲适的居官如隐普遍成为士人所乐于躬行实践的处世策略。他们隐逸越发关注个人的生活欲求,其隐逸也因此打上了世俗化的烙印。

白居易的中隐世俗色彩尤为浓重。大和三年,他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明确提出中隐的处世哲学。对世俗的热爱和保官守禄的现实算计使白居易很难忍受冷落冻馁的小隐生活,而大隐也有枉道徇物之忧,中隐则巧妙地融洽喧嚣与冷落、忧患与冻馁的矛盾,将政治上的穷通、经济上丰约融通其中,成为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白居易虽未彻底放弃社会责任,但更为关注个人身心安闲泰适的享乐体验。松浦友久先生就发现白诗中大量使用“适”字,且频繁用来指身与心的舒适。[9]白居易在《江州司马厅记》称:“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他在诗中也频频吟咏:“优哉分司叟,心力无苦辛”[4](P4996),“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4](P5114),“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4](P4992)。朱熹在《朱子语类•论文》中就剀切地指出:“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在白居易看来,隐逸心性自由的超越体验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放弃仕宦职位和丰裕的俸禄收入,最现实的就是“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的中隐生活。白居易的中隐淡化或抹煞了士人积极进取的担当精神和经世色彩,退为明哲保身、自得其乐的安闲逸乐。白居易中隐对仕隐两端利益的选择,也意味着隐逸纯粹性和超越精神的丧失,世俗的苟且意味增浓,反映出唐人在择尚隐逸时的现实功利态度和价值上的物质取向。

三、隐心不隐迹,却欲住人寰

传统隐逸多避世逃名,但在集权制的羁縻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抗志尘表却非易得,从东方朔“避世金马门”、嵇康被诛都可见这一点。在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下,传统隐逸开始向主体心性化方向发展。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时明确提出“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只要游外冥内,足性逍遥,隐逸形迹非必山林。这一主张使隐逸开始转而注重心灵的超越。

唐代隐逸注重心灵的超越和精神的闲适,其心性化特质缘于士人对三教的兼收并蓄和调和折衷。《北山录》卷一《圣人生第二》载中唐名僧神清云:“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沿浅以洎深,籍微而为着,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这种思想融渗使唐人立足儒学而兼取道释,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佛教,特别是禅宗,成为唐代士人隐逸正心修身之资。禅宗主张修行只在本心,即心成佛。《坛经》云:“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10](P71)“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10](P72)这种混同世间与出世间的“权善方便”和“不二法门”,为唐代士子居官如隐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昭示出唐代隐逸心性化的特质。

初唐士林的隐逸都是在玄学“有无双遣”的观念下保证在朝与在野的一致性。无论是王勃提出的“出处之情一致,筌蹄之义两忘”[3](P216),还是骆宾王主张的“宠辱两存,廊庙与山林齐致”[11](P314),都尚遗存有前朝玄学是非双遣、遗形存神的影响。

盛唐王维的隐逸则明显打上了佛禅印迹。王维晚年宦情日淡,“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8](P5052)他在《投道一师兰若宿》中明言:“迹为无心隐,名因立教传。”亦官亦隐成为他与统治者保持若即若离关系,解决仕隐矛盾的妙法。王维执著的是心隐而非身隐,关注的是隐的本质而非外在形迹。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说:“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思想,正是他亦官亦隐的理论根据。储光羲的“公府传休沐,私庭效陆沉”[4](P1416),祖咏的“田家复近臣,行乐不违亲”[4](P1336),更是王维“心隐”说的翻版。

安史之乱后,政局恶化,士人离心。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里,士人需要在精神上寻找一个支撑点来寄托心灵。注重探究心性、求得自性圆满和精神解脱的禅宗对大历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普遍视其为精神的避难所,他们的隐逸也因此打上了心性化的烙印,韦应物的郡斋之隐为其代表。从他的“道妙苟为得,出处理无偏”[4](P1962),“心绝去来缘,迹顺人间事”[4](P1920),“腰悬竹使符,心如庐山缁”[4](P1987),可以见出韦应物受佛禅影响,将明心见性的禅宗精神灵活地运用于繁杂的仕途生活中,形成了“出处似殊致,喧静两皆禅”[4]的吏隐处世态度。由于心灵的自我调节与超脱,他能处喧尘犹如居幽所,身处郡斋,隐于吏中,将世俗生活、济世职责与山林之乐、超世情怀完美地统一起来。他在仕途中虽含超世之念,但却不能真正忘却尘事,所以其诗作里出现了忧民自惭和忘世逍遥并存的现象。可见,以韦应物为代表的大历诗人虽强调了心灵的超脱,但也未能真正实现心迹合一。

真正代表隐逸心性化的是在园林中逍遥容与的中唐士大夫。他们看待隐逸与否不完全在于是否形迹,而在于内心是否能够超脱。白居易就声称:“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4](P4717)“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不安。”[4](P4738)白居易以牧守外郡能避祸且能尽享世乐的切身体会,以“隐在留司官”来平衡宦途事业与心性超越的矛盾。他的中隐有儒家独善其身的影响,但已丧失其守道修身的积极内核。他还汲取了道家知足省分之旨,但平添了遂性适意的思想。此外,他中隐的思想依据还有佛教禅法,特别是洪州禅法。贞元年间,马祖道一的洪州禅学兴盛,其核心是“触类是道而任心”、“平常心是道”。洪州禅突出强调了主体心性,肯定了日常生活和个人欲望。在其思想影响下,白居易以中隐而现世隐居。他以佛道义理寻求精神解脱,因为当下了悟、直证本心的佛学义理能为他破除执心,带来心灵上的安宁,不用弃世高蹈,身在俗世亦可随缘自足。白氏隐逸并融佛道为其所用,将释道委顺外部世界的空无思想并入儒家独善原则中。在集权制与士人相对独立的人格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之际,白居易以道禅为主要精神依据的中隐,完善了士人心灵的自我调节机制,同时也抛撇了隐逸的积极内核。

综上所述,唐代的时代精神造就了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隐逸风尚,它承传了前代的精神遗存,但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自有的隐逸风姿和诗歌话语,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的繁盛是基于对仕宦与隐逸的折衷调和,这既是注重心性的思想风潮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也最终造成了隐逸的世俗化,其背后折射出道统与政统的矛盾纠葛。表面上看,隐逸在消解仕隐矛盾冲突上更为灵活,在平衡集权制与士大夫的相对独立性的矛盾上更为变通,但实际上,隐逸也从抗争时政走向了与政统的妥协,其思想蜕变说明了士大夫相对独立的人格活性在集权专制压迫下日益萎缩。

[参考文献]

[1]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J].北京大学学报,2004,(3).[2]房玄龄,等.晋书(卷79)[M].北京:中华书局,1974.[3]蒋清翊.王子安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5]任爽.唐代隐士流变略论[J],学习与探索.1991,(6).[6]皮日休.皮子文薮(卷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王瑶.论希企隐逸之风[A],中古文学史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刘,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9]松浦友久.论白居易诗中“适”的意义—以诗语史的独立性为基础[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1).[10]郭朋.坛经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龙迪勇】

作者：李红霞

第三篇：试论唐代体育文学的发展与审美内容

摘要为了更好地研究唐代体育文学以及指导当今中国体育事业和体育文学的健康发展，本文结合历史史实、文学作品，运用理论阐释和事例分析，分析了中国唐代体育文学关于球类活动、胡旋西域舞、节令体育活动、女子体育活动的描述;分析了体育文学繁荣的原因在于经济政治繁荣稳定、民族间文化交流频繁、开明的科举制度，并指出中国唐代体育文学的价值意义，对今天的体育文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唐代体育文学审美内容原因价值意义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个朝代，其幅员辽阔、国富民强、社会稳定、文化昌盛，是历史上最强盛、最繁荣，也是最值得世人瞩目的朝代之一。众所周知，唐代诗歌成绩卓著，照耀古今，同样唐代的体育文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为强大的，它以独特的风貌展示出唐代体育活动发展的盛况。唐代体育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传承历史、反映时代的双重功效，唐代体育文学几乎含盖了唐朝所有的体育项目，对蹴鞠、游泳、踏青、彩球戏等体育活动的精彩描写，从宫廷体育到民间体育都有涉及，内容丰富，情趣高雅，令人读之悠哉乐哉，收益颇多。可以说当时的体育文学发展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总体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文学内在特质的丰富。笔者认为，唐代体育文学所显示出的多元文化内涵与审美属性是其它类别诗文所不可替代的。研究唐代体育文学对传播唐代体育，研究唐代文化、唐代社会面貌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中国的体育文化历史悠久，成绩卓著，中华文明气象万千，光彩夺目。

一唐代体育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审美品质，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开放人的思想，启迪人的智慧。当然，体育文学也不例外。于俊利老师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等文学元典中收录作品数量来看，体育诗歌共有1500余首，体育散文1000余篇;从包含的体育项目来讲，除了传统的蹴鞠、角抵、秋千、竞渡、弈棋、导引术和各种兵器武艺之外，还记录了不少女子体育项目，如女子蹴鞠、女子击鞠等。这些文学作品，弥补了唐代体育原始资料的不足，并与历史资料相互引证，对唐代体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文学中，精彩的体育活动描写不但能使人们对唐代的体育情况、社会风貌有清晰的了解，而且，在人们的品读过程中也会得到一种身临其境的审美体验，如《拔河赋》中有段这样的描述：“然而一鼓作气，再鼓作力……身挺拔而不动，衣帘袒以从风……可以挥落日而横天阙……”作者通过夸张、排比等手法把唐代的拔河比赛描写得精彩之极。另外，在体育文学作品中，作家通过对体育活动的描绘来表达自己或喜悦，或轻松，或自由，或激动，或闲适的感情，这也是体育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之一。例如，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在轻松愉悦的蹴鞠秋千活动中，作者的喜悦闲适之情自不待言。作者借助体育文学作品除了表达自己的感情，还传达着自己的思想，作者希望通过作品把自己的思想意志传达给读者，更渴望通过作品能使自己的思想观点长流于世，借此对世界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体育文学作品的深层价值得以体现。

二唐代体育文学的审美内容

在唐代体育文学作品中，有关于当时社会上几乎所有体育活动的精彩描述，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唐朝体育的盛况、唐朝人对体育活动的极度喜爱、唐朝人参与体育活动的高昂热情，这是历史上其他朝代所无法比及的，即使是在世界体育赛事举办如此频繁的今天也是很难见到的。在唐代体育文学的精彩描述中，我们可以尽情展望唐人的风采，领略唐人的英姿，回味唐朝盛世，聆听唐朝文化的最强音。

1 文学关于球类活动的描述

唐人酷爱球类运动，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球类活动有马球、蹴鞠、击鞠、击壤等，在《全唐诗》中就有一百多首诗歌对球类活动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和详细的研究，例如，有名的《打球篇》《幸梨园观打球应制》《观打球有作》《宫词一百首》等作品對唐代球类运动的发展情况、精湛技艺、观球宏伟场景、观球者的激动心情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描绘，可读性极强。球类运动出现较早，但基本上都是在唐朝发展完善成熟的，在《封氏闻见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唐太宗观看了西域人打马球后，非常感兴趣，就下令在全国推广。可见，唐代统治者对体育运动的支持和热爱。更有甚者，唐代的新及第进士都要参加马球比赛，在比赛中历练自己，培养斗智，增强勇气，在赛场有神策军既职业球手参与其中，比赛很是激烈，观看群众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场面极为宏大，这在唐代体育文学作品中有记载。上有统治者大力提倡，下有百姓的广泛参与，唐代球类运动的盛况可见一斑。

2 文学关于胡旋西域舞的描述

胡旋舞原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在唐代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体育健身项目。根据史料记载，唐明皇的宠妃杨贵妃精通音律、舞蹈，尤其擅长胡旋舞，她可在一个直径约二尺的木球上，来回滚动旋转地表演胡旋舞，速度如风，跳跃腾挪，进退自如，令观者目瞪口呆，深受君王喜爱。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元稹都对胡旋舞有过精彩的描绘，在白居易的《胡旋女》中是这样写的：“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这首诗描写了胡旋女在弦鼓声中跳舞的情境，表现了她舞姿的卓绝以及技艺的高超。另据记载，在唐代，胡旋舞已成为教坊女子的训练项目之一，学习胡旋舞的女子队伍很庞大，这些女子身穿艳丽的宫廷服装，同时在圆球上翩翩起舞，往返腾蹋，正如元稹《胡旋女》所言：“骊珠进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作者把胡旋者跳舞是的动作比作飞星、流电，可见她们的速度极快，技艺极高，令人难以置信，给人无尽快感。在唐代古都洛阳，满城尽是跳胡旋舞的人，胡旋舞的盛行自不待言，可惜，后人难见真言，只能通过体育文学作品一饱眼福，体育文学传承文化，传承快乐，功不可没。

3 文学关于节令体育活动的描述

唐代体育文学中关于节令体育活动描写的篇章很多，如重阳登高赋、阳春踏青拔河诗文、端阳龙舟赋文、秋千诗歌等作品，有几百首之多，这是唐代风俗节令体育文学繁荣的标志。其中不乏在文学界负有盛名的杰作，如《观拔河俗戏》《丽人行》《寒食城东即事》《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中记载了拔河、龙舟、踏青、秋千、跳绳等体育活动的盛貌，既有对这些活动具体的气势描写，又有对这些活动带给人的心理变化的精彩叙述，内容丰富，意蕴高远，值得深品。唐代体育节令文学作品中，有关龙舟竞渡的描述很多，借此表达对战国先人屈原的怀念与祭奠，同时也是表达时人对龙舟竞渡的热爱之情，在恢宏壮观的竞渡场面描写中，我们与先人同乐，共同感受这种体育活动的魅力。从唐代体育时令体育文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唐人节令文化极为发达，唐人生活的闲适与快乐，对体育活动的热爱之情。

4 体育文学关于女子体育活动的描述

中国女子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处于被约束被压迫的境地，极少参与社会活动，更不要说从事体育运动了;但唐朝是个例外，唐朝统治者极为开明，他们允许女子追求生活的乐趣，允许女子从事体育活动，因此，在唐代女子体育最为盛行，关于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文学作品也随处可见，品读唐代女子体育文学，可以品读出别样的风情，尽情欣赏唐女子的英姿飒爽。在唐代女子体育文学中有大量关于女子参与体育项目的描述，郊游、秋千、舞蹈、围棋等活动都是女子擅长的体育项目，这类作品有：《宫词》《哀江头》《春游吟》《丽人行》《美人宫棋》《秋千词》等，这些作品既有关于妃嫔宫女射猎活动的精湛技艺描述，又有普通女子结伴出游的快乐场景渲染，还有女子荡秋千是毫无畏惧、任意而为的可爱描写，内容精彩，读之忘忧，心境大开。这些女子体育文学是我国古代难得的文学珍品，它是唐代社会社会风尚的艺术写照。

三唐代体育文学繁盛的原因

唐代体育文学内容丰富，格调高雅，影响深远，是古代文学中的典范，它的兴盛与繁荣离不开唐朝经济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更离不开唐朝统治者的开明，制定开明的科举制度，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持。可以说是各方面共同作用、共同促进了我国唐朝体育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1 经济政治繁荣稳定推动体育文学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政治的繁荣稳定，体育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唐朝开国之初，统治者就以二世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戒制定了开明的政策，保证政治的稳定，并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农耕，鼓励商贾，大力发展经济。经过唐朝几代统治者的共同努力，唐朝成为历史上政治最开明、最稳定，经济实力也是最强的朝代，经济政治的繁荣稳定，促进文化的繁荣，儒、释、道思想在社会上普遍流行，人们的思想禁锢得以缓解，这时，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人才大量产生，体育文学在此基础上得以大力发展。

2 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频繁推动了体育文学的发展

唐王朝幅员辽阔，是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唐朝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也是很开明的，普遍采取对外文化的兼容政策，鼓励各民族，共同分享精神文化财富，这样，整个唐代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从生活情趣到文学艺术，其中对汉文化影响最大的是鲜卑文化和突厥文化。他们主张男女平等，鼓励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参与体育文化活动，这对中原文化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原女性的解放，女性体育开始盛行，这种开放思想对体育文学拓宽题材范围，增强文学情趣，提高文学风格，促进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意义重大。

3 体育文学的繁荣离不开人才的支持

唐朝的科举制度也很是开明，各种名目的科考有八九十种之多，除此之外，文人入仕还有多种途径，这些都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大量的进取机会。因此，唐代文人普遍存在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些寒门士人进入文坛之后，开始把文学体裁从单一的宫廷范围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文学描写市井，描写关山大漠，当然也描写寻常百姓的体育生活。这样，文学家的心胸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气度自然也就不凡，抱负也就更大，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体育文学作品的质量上乘，內容更为丰富，意境悠远，格调高雅，体育文学得以长足发展。

四结语

总之，唐代体育文学内容丰富，描写生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品，代表着古代体育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它反映了唐代社会体育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宣传唐人思想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传播着健康，传播着喜悦，传播着积极的认识态度，更传播着大唐辉煌的文明，它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不断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发出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 矫志庆：《唐代体育活动的发展与女性社会空间的拓展》，《曲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 井芳：《从“唐代体育题材诗歌”管窥唐代体育的繁荣》，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3] 詹永顺、张宝强：《唐代帝王热衷体育活动的原因初探》，《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4] 曹秋莲：《对中国女性参与竞技体育的历程及其伦理价值的探讨》，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5] 张宝强、陈小龙：《唐代体育诗略论》，《体育文化导刊》，2008年第6期。

[6] 赵小华：《唐代体育诗歌：体育的诗性存在》，《体育文化导刊》，2006年第9期。

[7] 余清风、张宝强：《唐代体育诗歌的勃兴及其原因初探》，《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8] 张连举：《论唐诗中所见的宫女体育活动》，《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9] 黄美琼：《唐代体育诗歌特点研究》，《体育科学研究》，2002年第3期。